明清汾河中游河湖环境与地方水利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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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问题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而环境问题中的水资源问题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对于山西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是当前和今后山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更影响到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能否顺利进行。鉴于此,本文利用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的考察尝试对明清时期汾河中游地区的河湖环境变迁进行梳理,并各选取自然和人文的一个方面,即从洪涝灾害的时空分布和水利建设的兴废这两方面对明清时期汾河中游地区的河湖环境变迁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为当前山西的水资源利用和水利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明清时期汾河中游的河湖环境表现出进一步的恶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河流水量减小,湖泊面积锐减;(2)河湖含沙量增大;(3)河流水情恶化,河道迁徙更加频繁。明清时期,在汾河中游地区河湖环境的剧烈演变的过程中,除自然因素外,人为因素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也愈加明显,尤其是大规模的土地开垦和水利建设所导致的植被大面积遭受破坏和严重水土流失对区内河湖环境的变迁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洪涝灾害时空分布的分析,表明该区域内在明请时期的540多年内,平均每2.5年就发生一次洪灾,清代该区域的洪灾发生更为频繁,并且大的洪涝灾害的发生在时间上相对集中,尤其是在十九世纪,几乎每隔十年之内就有至少4次洪灾发生。从洪灾的空间分布上看,太原盆地的中心部位及成了洪灾的多发地带,这与汾河干流的频繁决溢以及汾河与其支流间的乱流改道有重大关系,而汾河中游地区的边缘县区,如徐沟、寿阳,洪涝灾害的发生次数较少且多与山区暴雨或山区暴雨引发的汾河支流暴涨有关。
     明清时期,汾河中游地区的水利建设进入了封建时代的高峰。文章通过对该区域内水渠和堤坝两个重要因子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乾隆以后,汾河中游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水渠和堤坝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水渠的兴修对区内农业的灌溉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堤坝的建设对于区内农田和城镇的防护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土地开垦所加剧的河患对河渠和堤坝的建设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并给河渠和堤坝带来严重的破坏。
Environmental issues is the hotspot of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y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problems of water environment is especially the social focus of concern. For Shanxi province is concern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eral resources and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s the direc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rrently and in the future, and it aslo gives more influence to the adjustmen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Shanxi province. In view of this, by using historical document combined with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trys to recuperate the changes of river-lake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Fenhe river during Ming and Qing periods, and aslo gives a study on the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flood disast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is area. This paper will be favorable for decision-making on th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rough collecting and analysis on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found that the river-lake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Fenhe river worsened quickly during Ming and Qing period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1) runoff decreased and lakes disappeared quickly;(2)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ncreasing quickly;(3) frequent river diversion. In addition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natural factors, human factors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river-lake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Fenhe river during Ming and Qing periods, especially the critical ruin to the vegetation and seriously soil erosion caused by the extensive cultiv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hich g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iver-lake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Fenhe riv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temporal chang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flood disasters, it shows that there had a flood every2.5year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Fenhe river during Ming and Qing periods, and it becomes more frequently in Qing period. Further more, the big flood disasters often occurred in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n the time, especiall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was at least four flood disasters happened every ten years. Through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flood disasters, we can see that Taiyuan basin became to be the central place in where flood disasters often took place,and this is relevant with the frequent overflow of Fenhe river and its tributaries, but at the edge of this area, such as Xugou and ShouYang county, there was few flood disasters happened, and it also relevant with the heavy rain happened in the mountains.
     It goes to a pea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Fenhe river during Ming and Qing periods. Choosing tunnels and dams as two important factors, it shows that there was a large scale construction of tunnels and dams in this area during Ming and Qing periods, especially after Qianlong period. To some extent, building of the tunnels and dam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the field irrigation and city-agriculture protection, but the frequent flood disasters which caused by extensive cultivation aslo bring serious damage to them.
引文
①谭其骧:《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应山西史学会之邀在山西大学所作报告的记录》,《晋阳学刊》1981年第2期。
    ①对于二者的关系详细参见韩昭庆《中国环境史研究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载氏著《荒漠 水系 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06-324页。
    ①秦士勉译,[美]拉尔夫·亨·布朗著《美国历史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页。
    ②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二期;谭其骧:《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1984年;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口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张修桂:《太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9年第1期;张修桂:《上海浦东地区成陆过程辨析》,《地理学报》,1998年第3期;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③注:侯仁之先生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历史地理学理论与实践和城市历史地理,尤其是对于北京的历史地理变迁有巨大贡献,侯先生晚年力辟历史地理的新领域:沙漠历史地理,可以说侯先生的历史地理研究大多是对于历史时期的人居环境变迁的研究,其主要论文已经收录于他的主要书目之中。现仅举其代表性文章如:《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期:《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1期:《敦煌县南湖绿洲沙漠化蠡测》,《中国沙漠》,1981年:《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考古》,1973年第2期。
    死注:史念海先生作为中国历史地理的奠基者之一,其对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两方面的研究都是巨大的,在历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上主要是对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尤其是在黄河中游地区的侵蚀演变上面取得令人信服的可贵成果,其主要研究成果均已收入《河山集》。现仅举其环境变迁方面的主要论著如:《周原的历史地理与周原考古》,《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3期;《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87年第2期;《西安地区地形的历史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5年第4期;《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2年第2期;《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1年第3期:《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
    ②陈吉余等:《钱塘江河口沙坎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地理学报》,1964年第2期;《两千年来长江河口发育的模式》,《海洋学报》,1979年第1期;《长江三角洲江口段的地形发育》,《地理学报》,1957年第3期;《长江三
    角洲的地貌发育》,《地理学报》,1959年第3期。③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夏正楷:《第四纪环境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④田世英:《历史时期山西水文的变迁及其与耕、牧业更替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⑤靳生禾:《从古今县名看山西水文变迁》,《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⑥王尚义:《太原盆地昭余古湖的变迁及湮塞》,《地理学报》,1997年第3期。
    ⑦康玉庆:《汾涑流域古湖泊的沧桑变迁》,《太原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⑧张慧芝:《明代汾州“泄文湖为田”的负面影响》,《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5期。
    ⑨程森:《环境压力与土地利用形式的转变——以汾阳文湖变迁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9年第2期。
    ⑩吴朋飞:《山西汾涑流域历史水文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11孟万忠:《两千年来太原盆地古湖泊的水量平衡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8期;《古地图与现代空间数据的河道变迁研究——以清代潇河为例》,《测绘科学》,2011年第2期:《历史时期汾河中游河湖变迁研究》,陕西帅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12王尚义:《历史时期文峪河的变迁及其该流域水利事业的开发》,山西汾河流域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历史流域学研究成果汇编》第一辑,22-26
    13张杰:《潇河历史变迁初探》,《太原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张慧芝:《从地方志看明清时期潇河河道迁徙的原因》,《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6期;《明清时期潇河河道迁徙原因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5 年第2期。
    ①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上社会的权利和象征——以明清分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行龙:《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年第6期;胡英泽:《水井碑刻里的近代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利学版),2004年第2期、《凿池而饮: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7年第2期:张俊峰:《明清以来洪洞水案与乡村社会》,《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0100页;《明清时期介休水案与“泉域社会”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张俊峰、郝平:《唐北都晋阳城的水环境及其水源问题》,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7685页;周亚:《宋代以来太原城的水患及其防治》,《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95-103页。
    ②李嘎:《关系千万重:明代以降吕梁山东麓三城的洪水灾害与城市水环境》,《史林》,2012年第2期:《明清时期山西的城市洪灾及其防治——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6期即刊;周亚:《明清以来晋南山麓平原地带的水利与社会—基于龙祠周边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11年第3期。
    ①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山西省自然地图集》,1984年,上海中华印刷厂。
    ①清代寿阳改隶平定州。
    ①祝彻敏,赵浚等:《诗经译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0贝。
    ①陈桥驿较,郦道元著:《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2页。
    ②注:邬泽实质是昭余祁古湖分割的一部分,前面提到班固所说的“九泽”即是汾河的改道淤积而把昭余祁古湖分割成了多个面积较小的湖泊,这里所说的汾河的改到只是史书中记载道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里汾河亦屡次迁徙改道。
    ①即文湖,文湖的名称在历史上有变化,唐时称西河泊,宋称西和泺,明称潴城泺。
    ②中国地方志集成(乾隆)《汾州府志》卷四·山川,第80-81页。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26《应润庙祁雨记》。
    ①《山右石刻丛编》卷36《灵源公祁雨记》。
    ②对于太原盆地是明清时期“基本经济区”,这里是引用冀朝鼎的称法,冀氏对于“基本经济区”的称法主要从水利事业的发展的角度来看的,其实对于重农抑商的封建王朝来说,只要足水利事业发达,农业先进的完整的地理单元即可称为基本经济区。太原盆地虽然自汉代以来就进行水利建设,但是真正的大规模有组织管理的水利建设直到明清时期才实现的。
    ①翟旺,米文精.《山西森林与生态史》.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343.
    ①光绪《山西通志》卷40考二之山川考。
    ②文(峪)水和潇河足汾河的两大重要支流,文水位于汾河西侧自西北向东南注入汾河;潇河位于汾河的东侧, 自东北向西南注入汾河。受地形、河流流向等因素影响,明清时期汾水经常改道西移夺文水的河道,而潇河的河道改道更多地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大规模的十地开垦。
    ①嘉庆《山西通志》卷十七《山川》、乾隆《榆次县志》卷一《山川》、山西省图书馆编《山西历史地名录》34页。
    ②乾隆《汾州府志·山川》
    ③乾隆《汾州府志·山川》
    ④光绪《文水县志》
    ⑤光绪《汾阳县志·事考》
    ①由于旱涝灾害对明清之际汾河中游的河湖环境的影响很大,并且旱涝灾发生的背景也是河湖环境变迁的背景,它们之间是息息相通的,故而本论文特选取涝灾作为研究对象单独列为此章节内容。
    ①其中清源县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省入徐沟县,降为清源乡,1912年复置清源县,在此处按清源县与徐沟县并列。
    ①刘大鹏著,吕文幸、慕湘点校:晋祠志(下)卷四十一故事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755.
    ①其他三册分别是:冯贤亮:《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谢丽:《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生态环境的影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除此之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另有吴媛媛:《明清时期徽州的灾害及其社会应对》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学位论文,2007;赵艳萍:《民国时期蝗灾与社会应对》,2010,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等。
    ②刘炳涛:《1932年陕西省的霍乱疫情及其社会应对》,《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10,25(3);李嘎:《河患与官方应对:康雍乾时期的小清河治理及启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22(3);李嘎《“罔恤邻封”:北方丰水区的水利纷争与地域社会——以清前中期山东小清河中游沿线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4);吴启琳:《明清时期丰城水灾与灾后社会应对》,《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曾桂林:《云南的地震灾害与社会应对:1659-1949》,《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陈业新:《道光二十一年豫皖黄泛之灾与社会应对研究》,《清史研究》,2011(2);冯贤亮:《咸丰六年江南大旱与社会应对》,《社会科学》,2006(7)(针对某个区域的研究成果过多,在此不一一列出)
    ①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411.
    ②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利和象征----以明清分水流域的若十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胡英泽:《凿池而饮: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7年第2期;张俊峰:《明清以来洪洞水案与乡村社会》,《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油锅捞钱与三七分水: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的水冲突域水文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
    梁四宝、韩芸:《凿井以灌:明清山西农田水利的新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③张慧芝:《明代汾州“泄文湖为田”的负面影响》,《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5期;王尚义、张慧芝:《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与民间控制》,《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
    ①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②山西汾涑流域历史水文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③山西的农业灌溉区域主要集中在太原盆地和临汾盆地,这组数据均来自冀朝鼎的统计,虽然不能完全说明太原盆地的灌溉也的发达,但也能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来。
    ④吴朋飞,山西汾涑流域历史水文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89页
    ⑤张慧芝,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帅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79页。
    ①(同冶)《榆次县志》,卷六之《堤堰》。
    ②(康熙)《清源乡志》,卷三《水利》
    ①据吕文幸、慕湘点校本《晋祠志》,此处“张”为花塔村张姓村民,这里的北河都渠长由花塔村的张姓轮流充应。这里需要注意,对于分水过程中的分水多少、分水时间的长短,地方L家族势力的强大与否与其有着重要关系,这也是导致各家族之间争水的原因之一,各家族势力的强弱也常常表现在分得用水的多少上。
    ②刘大鹏著,吕文幸、慕湘点校《晋祠志》卷三十三之河例之《上下两河使水程期》
    ③(乾隆)《太原府志·水利》
    ①张俊峰,《油锅捞钱与三七分水: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的水冲突域水文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②至于堤坝什么时候开始在太原盆地出现的,我们不能得出确切的答案,但是据《史记·夏本纪》记载,早在禹时,山西就是治水的重要区域,《尚书·禹贡》中也有记载,“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据此可以推测可能早在春秋战国之时的太原盆地就有防治水患的堤坝了。
    ③《晋祠志》卷三十四河例记载提到堤坝崩溃的七大危害:一害农;二害稼;三害工;四害磨;五成灾;六渔利;七启讼。从以上七点也能看出修筑堤坝的目的:保护农田灌溉;保护区内的工业如水磨业、造纸业等;维护区内的社会稳定,减少社会纷争。
    ④《晋祠志》卷第三十四河例之《堤溃修筑》
    ①《晋祠志》卷第三十四例之《堤宜改修》
    ② (乾隆)《太原府志·水利》
    ①(乾隆)《太原府志·水利》
    ②按此处实际上是清源城附近的白石堰,而非徐沟城。
    ③(明)关廷访撰、张慎言修《太原府志》卷二十四之桥梁
    ①(光绪)《汾阳县志》卷十三之艺文
    ②(乾隆)《太原府志》卷十水利
    ③(乾隆)《太原府志》卷十水利
    (说明:参考文献排序以在论文中出现先后次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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