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相异性
|
摘要
本文通过对1910-1920年《小说月报》中与“异域”相关的文本的梳理与分析，试图回答文化“他者”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被表述的这一核心问题，从而引导人们关注中国新文化孕育成型时期各种中外文化基因相互渗透的复杂态势。
《小说月报》对“异域”的表述是通过对翻译文本的策略性调配达成的。栏目的设置与调整、为翻译小说配写序跋或按语等是最直接的表现方式。而影响这一表述过程及其实践效果的因素则非常复杂。简言之，其至少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是《小说月报》作为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招牌文学刊物，其风格必须与商务“义”、“利”双赢的基调保持一致。而编辑人员本身的性格特质、兴趣爱好，对传统文学、西方文化所持的不同观念也会直接影响《月报》对“异域”的表述；其次，作者群的喜好与读者群的需求；再次，重大历史事件的促发；第四，时人对“异域”形象、观念的固定想象与理解；第五，各种文本之间意义互相激发、补充或消解产生的边际效应。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presentational strategy of the image of cultural Other during a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by analyzing all the texts on "foreign lands" in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1910-1920) as a whole, in the purpose of presenting an original scene through which a complicated process of cultural conflux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can be retrieved and studied with extended detail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ign lands" are fulfilled by the strategically arrangement of a variety of translated scripts, some of which are novels while the rest can be categorized as news reports, essays and brief information respectively. Photos and drawings showing different aspects of Western societies are also included.
Yet this representational process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cultur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Other held by different authors or editors, the needs and aesthetic tastes of the readers, the unexpected influence of incidents of great historical importance and the cultural "stereotypes" toward foreigners hidden with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小说月报》对“异域”的表述是通过对翻译文本的策略性调配达成的。栏目的设置与调整、为翻译小说配写序跋或按语等是最直接的表现方式。而影响这一表述过程及其实践效果的因素则非常复杂。简言之，其至少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是《小说月报》作为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招牌文学刊物，其风格必须与商务“义”、“利”双赢的基调保持一致。而编辑人员本身的性格特质、兴趣爱好，对传统文学、西方文化所持的不同观念也会直接影响《月报》对“异域”的表述；其次，作者群的喜好与读者群的需求；再次，重大历史事件的促发；第四，时人对“异域”形象、观念的固定想象与理解；第五，各种文本之间意义互相激发、补充或消解产生的边际效应。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presentational strategy of the image of cultural Other during a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by analyzing all the texts on "foreign lands" in the Short Story Magazine (1910-1920) as a whole, in the purpose of presenting an original scene through which a complicated process of cultural conflux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can be retrieved and studied with extended detail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ign lands" are fulfilled by the strategically arrangement of a variety of translated scripts, some of which are novels while the rest can be categorized as news reports, essays and brief information respectively. Photos and drawings showing different aspects of Western societies are also included.
Yet this representational process i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cultur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Other held by different authors or editors, the needs and aesthetic tastes of the readers, the unexpected influence of incidents of great historical importance and the cultural "stereotypes" toward foreigners hidden with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引文
[1]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 1988年，第73页
[2] 王晓明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社 1999年
[3] 潘建国的《由〈申报〉所刊三则小说征文启示看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参见《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1期
[4]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年，第41页
[5] 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万象》第4年3期(1944年9月)
[6] 时萌，《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第420页
[7]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湾麦田人文出版社 2002年，第3页
[8] 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29页
[9] 我这里借用了刘禾提出的概念。她在论述其“跨语际实践”的理论时，即特别使用“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来取代“本源语”与“译体语”这对被权力话语“污染”的词语．参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 2002年，第35-38页
[10] [英]斯图加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
[11]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 2004年，第241页
[12] “表述”与“言说”的差异也就在于，“表述”偏重于强调“表述”的结果，而“言说”则更倾向于对“言说者”一方主体性的强调。
[1] 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 1993年，第335页
[2] 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年版，第138、144页
[3]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 1992年，第106页
[4] 《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第21页
[5]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第124页
[6] 同上，第775页
[7] 同上，第415页
[8] 《商务印书馆一百年》，第540页
[9] 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18页
[10] 阿英，《晚清文艺期刊述略》，中华书局 1959年版，第59页
[11] 《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绣像小说》第一期
[12]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 1957年版，第109、129页
[13] 东尔，《林纾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 1987年1月版
[14] 关于《小说月报》究竟是不是一种鸳鸯蝴蝶派刊物，以及编辑王蕴章究竟属不属于鸳蝴派作家，几乎所有的《月报》研究者都有论及，这里我就不再赘述．对这个问题阐述得最清晰的，大概是柳珊的《1910-1920年问的〈小说月报〉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中的相关章节．这一章节也以《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吗?》为题，发表在《争鸣》1998年7期上．
[15] 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9页
[16] 对此，茅盾有这样一段回忆：“莼农说，他这样做，是冒了风险的。他对我表白：他对新旧文学并无成见，他觉得应该顺应潮流；他又自辩，他不是‘礼拜六派’，但因《小说月报》一向是‘礼拜六派’的地盘，他亦只好用他们的稿子；他现在这样改革，会惹恼‘礼拜六派’，所以他是冒了风险的．这番话，是真是假，我不去猜度．事实上，这半年来，《小说月报》的销数步步下降，到第十号时，只印二千册。这在资本家看来，是不够‘血本’的。王莼农之所以有上述之‘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的意图，还不是想增加销路么?然而，冶新旧于一炉，势必两面不讨好．当时新旧思想斗争之剧烈，不容许有两面派．果然象王莼农自己所说，他得罪了‘礼拜六派’，然而亦未能取悦于思想觉悟的青年．”(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63页)这段话除了生动地描述了王蕴章面临的困境之外，也揭示出文学内部集团利益争斗的残酷性．这是另话了．
[17] 《本月刊刷新内容增辟“小说新潮栏”预告!》，《小说月报》十卷十二号
[18] 《本社启事》，《小说月报》十一卷十号
[19] 陈江，《恽铁樵慧眼识鲁迅》，《文汇报》1981年9月3日
[20]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 1991年，第83页
[21] 1912年杂志前三期是否出自他手，还未有确切依据．因为那三期杂志的编辑一栏署名“小说月报社”，至第四期才直接署名“铁樵恽树珏”．邱培成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根据一些相关信患推测其即为那三期《月报》的编辑，我下面的论述也将取用这一观点．见邱培成，《前期〈小说月报〉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37页
[22] 陈江，《恽铁樵慧眼识鲁迅》，《文汇报》1981年9月3日
[23] 可参见范伯群，《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到恽铁樵的弃文从医———恽铁樵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期
[24] 考虑到1915年他还兼编《小说海》月刊(由商务印书馆兼并的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出版)，这种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就更加难能可贵了．1917年他辞去《月报》编辑职务，《小说海》也于同年停刊．
[25] 参见《编辑余谭》，《小说月报》五卷一期
[26] 参见《本社函件撮录》，《小说月报》六卷十二期，以及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小说月报》六卷七期
[27] 因此，对谢晓霞在其博士论文《过渡时期的杂志：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研究》中认为恽铁樵的编辑风格趋于保守的观点，我不能苟同．参见谢晓霞，《过渡时期的杂志：1910-1920 年的〈小说月报〉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2年
[28] 觉我，《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10期(1908年)
[29]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6页
[30] 林纾，《与唐蔚芝侍郎书》，《畏庐三集》，商务印书馆 1924年
[31]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第93页
[32] 吴绮缘，《〈小说季报〉序》，《小说季报》第一期，1918年8月
[33] 徐枕亚，《〈小说季报〉发刊弁言》，《小说季报》第一期
[34] 恽铁樵，《答某君书》，《小说月报》七卷二期
[35] 《本社特别广告》，《小说月报》三卷七期
[36] 觉我，《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10期
[37] 可参见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及《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的相关章节。
[38] 《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商务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第749页
[39] 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35页
[40]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年，第3页
[41]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18页
[42] 沈从文先生就曾一语中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见沈从文，《论“海派”》，载《大公报·文艺》1934年1月10日
[1]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第3页
[2] George Steina, After Bab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39
[3] 转引自王宁，《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收录于《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2年，P529
[4]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第一章中引用并解读了这个著名的案例。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 2002年，P14
[5]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第532页
[6] 同上，第244页
[7] 《海德格尔选集》下，第539页
[8] 卫茂平，《海德格尔翻译思想试论》，转引自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90-91页
[9]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转引自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家》，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第7页
[10] 参见谢天振，《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收录于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73-87页
[11] 黄振定，《解构主义的翻译创造性与主体性》，《中国翻译》2005年1月
[12] 关于原文和译文互相补充，创造出更为丰沛的意义这一观点，其实是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最早提出的。参见walter Benjamin，On Translation，Illumination德里达在他的《论巴别塔》中转引本雅明的话说：“这些语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在翻译中相互关联．它们互相补足，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完整性能够代替这样一种完整性，或者说这样象征性的互补性．”转引自刘禾著，宋伟杰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以及被译介的现代性》，三联书店，第21页
[13] 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175页
[14] 黄振定，《解构主义的翻译创造性与主体性》，《中国翻译》2005年1月
[15]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解构主义的此种颠覆过于彻底，对作者与原文意义的完全否定会对翻译实践产生负面影响，而认为原文与译文地位平等的言论，更有抹煞翻译行为之意义之嫌．参见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第187页．谢天振教授在他的《翻译研究新视野》一书的第四章中，运用读者接受理论专门对这一质疑作出了回应。可参见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出版社 2003年，第231-232页
[16] 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第159，162页
[17] 同上，第190页
[18] 同上
[19] 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第8页
[20] 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第94页
[21]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年，第35-36页
[22] 该理论首先在港台引起关注，2001年3期的台湾的《中外文学》杂志刊发了“多元系统理论特辑”．而大陆学界第一篇关于此理论的文章则是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张南峰教授翻译的《多元系统论》一文，刊登在2002年第4期的《中国翻译》上。张教授后来在他的《中西译学批评》中也对此理论作了专门的介绍与评价．参见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23] 埃文-佐哈尔著，《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0页
[24] 同上，第22页
[25] 同上
[26] 同上
[27]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15页
[28] 世，《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中外小说林》第二年第四期(1908年)
[1]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4页
[2] 转引自[德]胡戈·狄泽林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方维规译，《中国比较文学》1993 年1期
[3] [法]基亚，《〈比较文学〉序》，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
[4] 同上，第106页
[5]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155页
[6] 同上，第25页
[7] [德]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47页
[8]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157页
[9] 同上，第155页
[10] 同上，第156页
[11] 张隆溪，《论钱钟书的英文著作》，引自网页http://blog.hjenglish.com/dreamazing.articles/216871.html
[12] 周宁、宋炳辉，《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关于形象学学科领域与研究范型的对话》，《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第150-151页
[13] 同上，第152页
[14] 周宁编著，《2000年：中国看西方》，团结出版社 1999年版，第5页
[15]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台湾麦田人文出版 2003年，第330页
[16] 康有为著，《列国游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320页
[17]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上海长兴书局 1919年，转引自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第61页
[18] 康有为，《列国游记》，第264页
[19] 我在此借用了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中的概念．他用“科幻奇谈”来指称晚清以“稀奇怪异的物象与亦幻亦真的事件”为叙事动力的小说文类，旨在强调其混杂的特性。参看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湾麦田人文2003年，第330页
[20] 转引自王玉德著，《神秘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第28页
[21] 例如魏源曾经在《默觚·学篇》说过：“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可参见王玉德著，《神秘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第14-19页
[22] [日]井上圆了著，《怪妖学讲义》，蔡元培译，商务印书馆 1908年版。转引自陈应年，《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述要(上)》，《哲学译丛》2001年1期，第64-74页
[23] 井上的妖怪学中译本，当时出版过四种。如《妖怪百谈》、《哲学妖怪百谈》、《续哲学妖怪百谈》，1902—1903年出版)蔡元培的中译本出版后，曾重印五次。在此前后，国内还出版过《寻常小学妖怪学教科书》。(屠成立著，新中国图书社1902年版)可见这类妖怪学的启蒙读物在当时影响很不小。可参见陈应年，《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述要(上)》。
[24] 朱维铮先生在他的《晚清学术史论》中，将古代中国对“学”与“术”的区别概括为“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在晚清学人构建西学体系之时，“术”一度与“政”交替使用。受“道／器”二元思想体系的影响，中国人一直有重“学”(义理)轻“术”(技艺)的传统，许多“术”的建立与发展都以最终上升到“学”的地位为目的。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96年
[25] 见周瘦鹃译，《美人之头》，《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岳麓书社 1987年，第20页
[26] 周瘦鹃，《心碎矣·瘦鹃附识》，《礼拜六》1914年第十期
[27] 姚玳玫，《极致“言情”：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叙事策略与修辞效应》，《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1期
[28] 鲁迅，《有无相同》，《新青年》6卷6期，1919年11月1日
[29] 关于海派文化与鸳鸯蝴蝶派独特修辞方式之间的关系，请参见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30] 孔慧怡，《晚清翻译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2期
[3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卷一，中华书局(北京)1989年，第4页
[32] 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类纂》(台北：大通书局)甲集上，第18-24页，转引自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晚清中西文化观述论》，北京：新华书店 1995年．易鼐在文中还说到以强为弱的要点之一在于“合种以留种”，“何谓合种?黄人与白人互婚也。”
[33] 可参见唐才常的“通种说”，《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100-104页
[3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卷一，第4页
[35] 可参见夏晓虹的《晚清文人妇女观》，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7年，以及她的另一部著作《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6]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合集》卷七，第47页
[37] 中西通婚的现象初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1910年学部奏请禁止留学生与外国人结婚时，已渐成风习．初期多是西方女子嫁入华族，因为与西方世界接触最多的驻外使节以及留学生皆以男性居多．1902年11月28日的《中外日报》便对当时的驻法公使裕庚之子娶法女之事有详细报道：“星使本娶西妇为室，其次公子今亦娶一法国女子地拿斯。”可见出使人员的观念已经较国内精英阶层为开化．而“国际婚姻一语，尤为留学青年所艳羡，望风附和，接迹国中．”(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2115页)因此1910年，学部以防止留学生“乐居异域，厌弃祖国”为由，对留学生与外国人通婚作了严厉规定，“违者毕业时不给证明书，官费生追缴学费．”
[38] 而这场争论中最关键的一篇文章《论礼别男女》的一句话：“礼之所以别男女也，泰西人未尝泥之，而能合礼之本；中人则无不知之，而徒存礼之末。”可以说是框定了日后众多关于泰西女子举止失当之类挑衅之回应的论证理路。见《论礼别男女》，《申报》1878年8月9日．
[39] 1907年，伯的《义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具灌输社会感情之速力》的文章中有一段话颇具代表性：“艳情小说云者，非徒美人香草，柔肝断肠，导国民于脂粉世界中，作冥思寤想之讨生活已也．彼作者，固早挟一至情之主宰，借笔墨而形容之、流露之，以寄托其固结之爱情而已．盖天下有无名之英雄，决无无情之英雄．古往今来之伟大事业，孰非本其‘情’之一字造去．……苟如其情以善用之，虽家国之大，民族之繁，无不可以情通达者，即无不可以情结合者。以今日小说界上大放光明，多有借男女之浓情，曲喻英雄之怀抱者，中国近事，东、西洋译本，无以异也．又岂惟读苏菲亚、罗兰夫人遗传，始足生人爱国之心也哉!”(《中外小说林》第一年七期)
[40] 《月份牌》，上海《时报》1917年1月16日
[41] 可参见刘人鹏《“西方美人”与“二万万女子”——晚清的民族帝国主义与性想象》，登载于 《香港、澳门、台湾、大陆文化研究学术会议与学术交流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清华大学亚太／文化研究室主办，1998年版；另刘人鹏，《“西方美人”欲望中的“中国”与“二万万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国族与妇女》，《清华学报》新30卷1期，2000年，第1-47页
[42] 参见刘慧英，《20世纪中国女权启蒙中的救国女子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2期
[43] 虚无党中的“虚无”即“无政府主义”一词的别名。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是英国的霍德文和法国的施蒂纳，不过它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形成于19世纪，始祖是法国的蒲鲁东．在19世纪后期由于俄国特殊的社会条件，无政府主义思潮得到了广泛传播，俄国的巴枯宁及其后的克鲁泡特金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理论代表。19世纪70年代末，俄国一部分从“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出来的激进民粹主义者组成了“民意党”，提出推翻专制制度，召开立宪会议，要求民主自由，将土地分给农民的诸项纲领。“民意党”成立之后，曾多次暗杀沙皇及其大臣，并于1881年3月成功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此后，民意党人遭到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许多人被杀害、流放，或被迫亡命海外。尽管如此，一部分民意党人仍坚持斗争，在80-90年代先后成立了“民意党恐怖派”、“民意党南俄组织”和“民意社”等派别。民意党人的活动前后持续了近20年时间，对俄国及世界近代历史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参见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49-59页
[44]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45] 苏菲亚(全名索非娅·利沃夫娜·彼洛夫斯卡娅)是俄国民意当中的女英雄，因为参加了1881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而在当时中国进步青年中声名显著。参见刘慧英，第164页
[46] 任举几例。曾朴的《孽海花》(1904年)中讲述了一个俄国虚无党人夏雅丽的刺杀经历；1907年上海广智书局印行的《虚无党真相》一书([德国]摩哈孙著，芳草馆主人重译，披发头陀评订)，也塑造了一个被未婚夫送去敌营当诱饵的虚无党女英雄的故事。
[47] 《小说月报》三卷三期的《小说丛话》的作者即根据“书中有一二处，颇碍于理”判断《雌蝶影》一书为伪译之作。可见当时许多中国人伪作的外国故事，都在情节设计上因为胡乱拼凑而欠缺说服力。
[48] 参见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论述》，《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49] 冷风，铁樵，《吾血沸矣》，《小说月报》七卷二期
[1]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年，第191页
[2] 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年，第140页
[3] 以上数据来自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选编，《上海的外国人(189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第4-5页
[4] 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106页
[5] 唐文权编，《雷铁厓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第277页
[6] 王鸿泰，《社会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明清的信息传播与“公众社会”》，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第138、139页
[7] 参见邱培成，《前期〈小说月报〉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复旦大学2004年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第12-18页；或邱培成，《从前期〈小说月报〉看清末民初小说观念的演变》，《江淮论坛》2003年6期，第135-140页
[8] 瞿兑之，《一士类稿·瞿序》，《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年
[9] 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及启蒙表述中，“中国”始终必须努力奋进才能追赶上“世界”以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性”理念．相关分析可参见汪晖、罗志田及台湾学者刘人鹏的文章．
[10]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30页
[11]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七期
[12] 选自王美凝译，《经典爱伦坡悬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年1月版．下面的现代译本引文皆出自此选本．
[13] 此《玉虫缘》应是1905年由周作人翻译的，署名“碧罗”。
[14]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185-186页
[15] 《小说月报》六卷三期铁樵在译作《情量》的跋语中，谦虚地提及读者对其译文的夸赞：“冯君玉森读拙译情魔小影出山泉水诸篇，善之．远道自香港邮赠莫派桑所著短篇，曰：‘吾每以海滨杂志与足下所译者对照观之，辄觉译文为优．盍译名家小说当更有可观．’”但是，在这样的褒奖面前，恽氏却意识到其中暗示的翻译的陷阱：“夫文之佳者，必处处有我．今处处为原本束缚，不佳可知．冯君将何以教之耶．”可见，恽氏对翻译行为及其规范的认识是较为成熟周全的．
[1] 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第215-216页
[2] 包天笑著，《钏影楼回忆录》P358，大华出版社出版 1971年版，第154页
[3] 周瘦鹃、包天笑，《〈小说名画大观〉序》，胡寄尘编，《小说名画大观》，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2页
[4] 商务引进先进印刷设备的情况，可参考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 1993年版，第34页
[5] 阿英，《小说三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第126页
[6] [英]斯图加特·霍尔著，《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第83页]
[7] 转引自[英]斯图加特·霍尔著，《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84页
[8]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第136页
[9] 同上，第128页
[10]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卷三》，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20页
[1] 饶芃子等著，《中西小说比较》，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年
[2] 饶芃子、费勇合著，《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3] 费勇著，《言无言——空白的诗学》，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
[4] 饶芃子等著，《中西比较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5] 饶芃子著，《比较诗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6] [美]厄尔·迈纳著，《比较诗学》，王宇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
[7] 佩雷菲特·阿兰著，《停滞的帝国》，王国卿、毛凤芝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3年
[8] 张鸿雁著，《民族偏见与文化偏见》，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
[9] 周宁著，《幻想与真实》，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6年
[10] 史景迁著，《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11] 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12] 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13] 周宁编著，《2000年中国看西方》(上，下)，团结出版社 1999年
[14] 周宁著，《永远的乌托邦》，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15] 欧阳昱著，《表现他者》，新华出版社 2000年
[16]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17] 曼海姆·卡尔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 2002年
[18] 伊瑟尔·沃尔夫冈著，《虚构与想象》，陈定家、汪正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19] 姜智芹著，《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
[20]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 1984年
[21] 大塚幸男著，《比较文学原理》(第八章“译者与翻译”)，陈秋峰、杨国华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
[22]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年
[23] 孙改礼，《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译林出版社 1996年
[24] 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年
[25]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年
[26] 沈苏儒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8年
[27] 谢天振著，《译介学》，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1999年
[28] 刘宓庆著，《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年
[29] 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
[30] 孔慧怡、杨承淑编，《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31] 陈建华著，《“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32] 刘宓庆著，《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年
[33] 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
[34] 王宁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2年
[35]刘禾著，《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2年
[36] 谢天振主编，《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出版社 2003年
[37] 赵稀方著，《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38] Maria Calada Perez eds., Apropos of Ide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on Ideology—Ide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t. Jerome Publishing, Manchester, UK & Northampton MA 2003
[39] 张南峰著，《中西译学批评》，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0]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
[41] 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
[42] [加拿大]米列娜编，《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
[43] 王继权、周榕芳编选，《台湾·香港·海外学者论中国近代小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1年
[44] 戈宝权著，《中外文学因缘》，北京出版社 1992年
[45] 袁进著，《中国小说的进化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46] 颜廷亮著，《晚清小说理论》，中华书局 1996年
[47] 王锦厚著，《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年
[48] 袁进著，《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
[49] 王德威著，《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
[50] 武润婷著，《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
[51]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年
[52] 袁进著，《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53] 郭延礼著，《自西徂东：千哲的文化之旅》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4
[54] 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55] 方长安著，《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
[56] 刘良明等著，《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之研究》，武汉大学 2003年
[57] 郑家健著，《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3年
[58] 杨联芬著，《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59] 王德威著，《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宋伟杰译，台湾麦田人文出版社 2003年
[60] [美]韩南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年
[61] [法]罗兰·巴特著，《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62] [法]罗兰·巴特著，《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63] [荷]佛克马等著，《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64]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6年
[65] [法]罗兰·巴特著，《神化：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66] [美]斯坦利·费什著，《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67]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68] [美]约翰·费斯克著，《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
[69] [美]约翰·费斯克著，《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70] [英]斯图加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
[71]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 2003年
[72] 阿英著，《翻译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73] 阿英著，《小说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74] 马祖毅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年
[75] 陈玉刚著，《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年
[76] 钱钟书著，《林纾的翻译》，上海古籍书店 1994年
[77] 邹振环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年
[78] 郭延礼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
[79] David Pollard eds.,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8,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8
[80] 王宏志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9年
[81] 郭延礼著，《中西文化冲撞与近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82]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
[83] 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84] 邹振环著，《译林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年
[85] 郭延礼著，《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年
[86] 王建开著，《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译介史》(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年
[87] 卫茂平著，《德语文学汉译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年
[88] 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18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89]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中华书局 1960年
[90]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一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1984
[91]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92] 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翻译文学集》(三卷)，上海书店 1990年
[93] 魏绍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史料索引集》(两卷)，上海书店 1996年
[94] 陈平原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95] [日]樽本照雄编，《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 2002年
[96] 阿英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年
[97] 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
[98] 顾卫民著，《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5月
[99] 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年
[100]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
[101] [英]冯客著，《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
[102] 邹振环著，《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年
[103] 方晓红著，《报刊·市场·小说——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发展关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104] 王一川著，《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105] 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historical dynamics and cultufal innovations》，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106] 孙燕京著，《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107] 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 2003年
[108] 罗志田著，《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
[109] 陈平原著，《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
[110] 高瑞泉、[日]山口久和主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111] 李楠著，《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112] 鲁迅著，《鲁迅全集》(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
[113] 阿英著，《阿英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
[114] 粱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9年
[115] 胡适著，《胡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
[1] 柳珊，《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1999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 谢晓霞，《过渡时期的杂志：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研究》，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3] 谢菊，《转折时期的中国文学：1921-1931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2002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4] 董丽敏，《想象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2002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5] 邱培成，《前期〈小说月报〉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2004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6] 刘树森，《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研究》，北京大学1998年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
[7] 胡翠娥著，《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研究》，南开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
[2] 王晓明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社 1999年
[3] 潘建国的《由〈申报〉所刊三则小说征文启示看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参见《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1期
[4]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年，第41页
[5] 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万象》第4年3期(1944年9月)
[6] 时萌，《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第420页
[7]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湾麦田人文出版社 2002年，第3页
[8] 乐黛云等，《比较文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29页
[9] 我这里借用了刘禾提出的概念。她在论述其“跨语际实践”的理论时，即特别使用“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来取代“本源语”与“译体语”这对被权力话语“污染”的词语．参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 2002年，第35-38页
[10] [英]斯图加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
[11]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 2004年，第241页
[12] “表述”与“言说”的差异也就在于，“表述”偏重于强调“表述”的结果，而“言说”则更倾向于对“言说者”一方主体性的强调。
[1] 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 1993年，第335页
[2] 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年版，第138、144页
[3]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 1992年，第106页
[4] 《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第21页
[5]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第124页
[6] 同上，第775页
[7] 同上，第415页
[8] 《商务印书馆一百年》，第540页
[9] 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18页
[10] 阿英，《晚清文艺期刊述略》，中华书局 1959年版，第59页
[11] 《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绣像小说》第一期
[12]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 1957年版，第109、129页
[13] 东尔，《林纾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 1987年1月版
[14] 关于《小说月报》究竟是不是一种鸳鸯蝴蝶派刊物，以及编辑王蕴章究竟属不属于鸳蝴派作家，几乎所有的《月报》研究者都有论及，这里我就不再赘述．对这个问题阐述得最清晰的，大概是柳珊的《1910-1920年问的〈小说月报〉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中的相关章节．这一章节也以《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吗?》为题，发表在《争鸣》1998年7期上．
[15] 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9页
[16] 对此，茅盾有这样一段回忆：“莼农说，他这样做，是冒了风险的。他对我表白：他对新旧文学并无成见，他觉得应该顺应潮流；他又自辩，他不是‘礼拜六派’，但因《小说月报》一向是‘礼拜六派’的地盘，他亦只好用他们的稿子；他现在这样改革，会惹恼‘礼拜六派’，所以他是冒了风险的．这番话，是真是假，我不去猜度．事实上，这半年来，《小说月报》的销数步步下降，到第十号时，只印二千册。这在资本家看来，是不够‘血本’的。王莼农之所以有上述之‘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的意图，还不是想增加销路么?然而，冶新旧于一炉，势必两面不讨好．当时新旧思想斗争之剧烈，不容许有两面派．果然象王莼农自己所说，他得罪了‘礼拜六派’，然而亦未能取悦于思想觉悟的青年．”(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63页)这段话除了生动地描述了王蕴章面临的困境之外，也揭示出文学内部集团利益争斗的残酷性．这是另话了．
[17] 《本月刊刷新内容增辟“小说新潮栏”预告!》，《小说月报》十卷十二号
[18] 《本社启事》，《小说月报》十一卷十号
[19] 陈江，《恽铁樵慧眼识鲁迅》，《文汇报》1981年9月3日
[20]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 1991年，第83页
[21] 1912年杂志前三期是否出自他手，还未有确切依据．因为那三期杂志的编辑一栏署名“小说月报社”，至第四期才直接署名“铁樵恽树珏”．邱培成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根据一些相关信患推测其即为那三期《月报》的编辑，我下面的论述也将取用这一观点．见邱培成，《前期〈小说月报〉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37页
[22] 陈江，《恽铁樵慧眼识鲁迅》，《文汇报》1981年9月3日
[23] 可参见范伯群，《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到恽铁樵的弃文从医———恽铁樵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期
[24] 考虑到1915年他还兼编《小说海》月刊(由商务印书馆兼并的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出版)，这种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就更加难能可贵了．1917年他辞去《月报》编辑职务，《小说海》也于同年停刊．
[25] 参见《编辑余谭》，《小说月报》五卷一期
[26] 参见《本社函件撮录》，《小说月报》六卷十二期，以及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小说月报》六卷七期
[27] 因此，对谢晓霞在其博士论文《过渡时期的杂志：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研究》中认为恽铁樵的编辑风格趋于保守的观点，我不能苟同．参见谢晓霞，《过渡时期的杂志：1910-1920 年的〈小说月报〉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2年
[28] 觉我，《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10期(1908年)
[29]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6页
[30] 林纾，《与唐蔚芝侍郎书》，《畏庐三集》，商务印书馆 1924年
[31]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第93页
[32] 吴绮缘，《〈小说季报〉序》，《小说季报》第一期，1918年8月
[33] 徐枕亚，《〈小说季报〉发刊弁言》，《小说季报》第一期
[34] 恽铁樵，《答某君书》，《小说月报》七卷二期
[35] 《本社特别广告》，《小说月报》三卷七期
[36] 觉我，《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10期
[37] 可参见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及《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的相关章节。
[38] 《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商务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第749页
[39] 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35页
[40]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年，第3页
[41]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18页
[42] 沈从文先生就曾一语中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见沈从文，《论“海派”》，载《大公报·文艺》1934年1月10日
[1]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第3页
[2] George Steina, After Bab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39
[3] 转引自王宁，《文化研究语境下的翻译研究》，收录于《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2年，P529
[4]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第一章中引用并解读了这个著名的案例。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 2002年，P14
[5]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第532页
[6] 同上，第244页
[7] 《海德格尔选集》下，第539页
[8] 卫茂平，《海德格尔翻译思想试论》，转引自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90-91页
[9]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转引自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家》，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第7页
[10] 参见谢天振，《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收录于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73-87页
[11] 黄振定，《解构主义的翻译创造性与主体性》，《中国翻译》2005年1月
[12] 关于原文和译文互相补充，创造出更为丰沛的意义这一观点，其实是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最早提出的。参见walter Benjamin，On Translation，Illumination德里达在他的《论巴别塔》中转引本雅明的话说：“这些语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在翻译中相互关联．它们互相补足，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完整性能够代替这样一种完整性，或者说这样象征性的互补性．”转引自刘禾著，宋伟杰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以及被译介的现代性》，三联书店，第21页
[13] 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第175页
[14] 黄振定，《解构主义的翻译创造性与主体性》，《中国翻译》2005年1月
[15]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解构主义的此种颠覆过于彻底，对作者与原文意义的完全否定会对翻译实践产生负面影响，而认为原文与译文地位平等的言论，更有抹煞翻译行为之意义之嫌．参见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第187页．谢天振教授在他的《翻译研究新视野》一书的第四章中，运用读者接受理论专门对这一质疑作出了回应。可参见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出版社 2003年，第231-232页
[16] 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第159，162页
[17] 同上，第190页
[18] 同上
[19] 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第8页
[20] 费小平，《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第94页
[21]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年，第35-36页
[22] 该理论首先在港台引起关注，2001年3期的台湾的《中外文学》杂志刊发了“多元系统理论特辑”．而大陆学界第一篇关于此理论的文章则是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张南峰教授翻译的《多元系统论》一文，刊登在2002年第4期的《中国翻译》上。张教授后来在他的《中西译学批评》中也对此理论作了专门的介绍与评价．参见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23] 埃文-佐哈尔著，《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0页
[24] 同上，第22页
[25] 同上
[26] 同上
[27]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15页
[28] 世，《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中外小说林》第二年第四期(1908年)
[1]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4页
[2] 转引自[德]胡戈·狄泽林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方维规译，《中国比较文学》1993 年1期
[3] [法]基亚，《〈比较文学〉序》，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
[4] 同上，第106页
[5]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155页
[6] 同上，第25页
[7] [德]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47页
[8]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157页
[9] 同上，第155页
[10] 同上，第156页
[11] 张隆溪，《论钱钟书的英文著作》，引自网页http://blog.hjenglish.com/dreamazing.articles/216871.html
[12] 周宁、宋炳辉，《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关于形象学学科领域与研究范型的对话》，《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2期，第150-151页
[13] 同上，第152页
[14] 周宁编著，《2000年：中国看西方》，团结出版社 1999年版，第5页
[15]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台湾麦田人文出版 2003年，第330页
[16] 康有为著，《列国游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320页
[17]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上海长兴书局 1919年，转引自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第61页
[18] 康有为，《列国游记》，第264页
[19] 我在此借用了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中的概念．他用“科幻奇谈”来指称晚清以“稀奇怪异的物象与亦幻亦真的事件”为叙事动力的小说文类，旨在强调其混杂的特性。参看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湾麦田人文2003年，第330页
[20] 转引自王玉德著，《神秘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第28页
[21] 例如魏源曾经在《默觚·学篇》说过：“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可参见王玉德著，《神秘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第14-19页
[22] [日]井上圆了著，《怪妖学讲义》，蔡元培译，商务印书馆 1908年版。转引自陈应年，《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述要(上)》，《哲学译丛》2001年1期，第64-74页
[23] 井上的妖怪学中译本，当时出版过四种。如《妖怪百谈》、《哲学妖怪百谈》、《续哲学妖怪百谈》，1902—1903年出版)蔡元培的中译本出版后，曾重印五次。在此前后，国内还出版过《寻常小学妖怪学教科书》。(屠成立著，新中国图书社1902年版)可见这类妖怪学的启蒙读物在当时影响很不小。可参见陈应年，《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述要(上)》。
[24] 朱维铮先生在他的《晚清学术史论》中，将古代中国对“学”与“术”的区别概括为“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在晚清学人构建西学体系之时，“术”一度与“政”交替使用。受“道／器”二元思想体系的影响，中国人一直有重“学”(义理)轻“术”(技艺)的传统，许多“术”的建立与发展都以最终上升到“学”的地位为目的。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96年
[25] 见周瘦鹃译，《美人之头》，《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岳麓书社 1987年，第20页
[26] 周瘦鹃，《心碎矣·瘦鹃附识》，《礼拜六》1914年第十期
[27] 姚玳玫，《极致“言情”：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叙事策略与修辞效应》，《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1期
[28] 鲁迅，《有无相同》，《新青年》6卷6期，1919年11月1日
[29] 关于海派文化与鸳鸯蝴蝶派独特修辞方式之间的关系，请参见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30] 孔慧怡，《晚清翻译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2期
[3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卷一，中华书局(北京)1989年，第4页
[32] 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类纂》(台北：大通书局)甲集上，第18-24页，转引自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晚清中西文化观述论》，北京：新华书店 1995年．易鼐在文中还说到以强为弱的要点之一在于“合种以留种”，“何谓合种?黄人与白人互婚也。”
[33] 可参见唐才常的“通种说”，《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0年，第100-104页
[3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卷一，第4页
[35] 可参见夏晓虹的《晚清文人妇女观》，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7年，以及她的另一部著作《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6]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合集》卷七，第47页
[37] 中西通婚的现象初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1910年学部奏请禁止留学生与外国人结婚时，已渐成风习．初期多是西方女子嫁入华族，因为与西方世界接触最多的驻外使节以及留学生皆以男性居多．1902年11月28日的《中外日报》便对当时的驻法公使裕庚之子娶法女之事有详细报道：“星使本娶西妇为室，其次公子今亦娶一法国女子地拿斯。”可见出使人员的观念已经较国内精英阶层为开化．而“国际婚姻一语，尤为留学青年所艳羡，望风附和，接迹国中．”(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2115页)因此1910年，学部以防止留学生“乐居异域，厌弃祖国”为由，对留学生与外国人通婚作了严厉规定，“违者毕业时不给证明书，官费生追缴学费．”
[38] 而这场争论中最关键的一篇文章《论礼别男女》的一句话：“礼之所以别男女也，泰西人未尝泥之，而能合礼之本；中人则无不知之，而徒存礼之末。”可以说是框定了日后众多关于泰西女子举止失当之类挑衅之回应的论证理路。见《论礼别男女》，《申报》1878年8月9日．
[39] 1907年，伯的《义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具灌输社会感情之速力》的文章中有一段话颇具代表性：“艳情小说云者，非徒美人香草，柔肝断肠，导国民于脂粉世界中，作冥思寤想之讨生活已也．彼作者，固早挟一至情之主宰，借笔墨而形容之、流露之，以寄托其固结之爱情而已．盖天下有无名之英雄，决无无情之英雄．古往今来之伟大事业，孰非本其‘情’之一字造去．……苟如其情以善用之，虽家国之大，民族之繁，无不可以情通达者，即无不可以情结合者。以今日小说界上大放光明，多有借男女之浓情，曲喻英雄之怀抱者，中国近事，东、西洋译本，无以异也．又岂惟读苏菲亚、罗兰夫人遗传，始足生人爱国之心也哉!”(《中外小说林》第一年七期)
[40] 《月份牌》，上海《时报》1917年1月16日
[41] 可参见刘人鹏《“西方美人”与“二万万女子”——晚清的民族帝国主义与性想象》，登载于 《香港、澳门、台湾、大陆文化研究学术会议与学术交流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清华大学亚太／文化研究室主办，1998年版；另刘人鹏，《“西方美人”欲望中的“中国”与“二万万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国族与妇女》，《清华学报》新30卷1期，2000年，第1-47页
[42] 参见刘慧英，《20世纪中国女权启蒙中的救国女子形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2期
[43] 虚无党中的“虚无”即“无政府主义”一词的别名。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是英国的霍德文和法国的施蒂纳，不过它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形成于19世纪，始祖是法国的蒲鲁东．在19世纪后期由于俄国特殊的社会条件，无政府主义思潮得到了广泛传播，俄国的巴枯宁及其后的克鲁泡特金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理论代表。19世纪70年代末，俄国一部分从“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出来的激进民粹主义者组成了“民意党”，提出推翻专制制度，召开立宪会议，要求民主自由，将土地分给农民的诸项纲领。“民意党”成立之后，曾多次暗杀沙皇及其大臣，并于1881年3月成功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此后，民意党人遭到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许多人被杀害、流放，或被迫亡命海外。尽管如此，一部分民意党人仍坚持斗争，在80-90年代先后成立了“民意党恐怖派”、“民意党南俄组织”和“民意社”等派别。民意党人的活动前后持续了近20年时间，对俄国及世界近代历史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参见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49-59页
[44]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45] 苏菲亚(全名索非娅·利沃夫娜·彼洛夫斯卡娅)是俄国民意当中的女英雄，因为参加了1881年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而在当时中国进步青年中声名显著。参见刘慧英，第164页
[46] 任举几例。曾朴的《孽海花》(1904年)中讲述了一个俄国虚无党人夏雅丽的刺杀经历；1907年上海广智书局印行的《虚无党真相》一书([德国]摩哈孙著，芳草馆主人重译，披发头陀评订)，也塑造了一个被未婚夫送去敌营当诱饵的虚无党女英雄的故事。
[47] 《小说月报》三卷三期的《小说丛话》的作者即根据“书中有一二处，颇碍于理”判断《雌蝶影》一书为伪译之作。可见当时许多中国人伪作的外国故事，都在情节设计上因为胡乱拼凑而欠缺说服力。
[48] 参见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论述》，《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49] 冷风，铁樵，《吾血沸矣》，《小说月报》七卷二期
[1]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年，第191页
[2] 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年，第140页
[3] 以上数据来自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选编，《上海的外国人(189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第4-5页
[4] 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106页
[5] 唐文权编，《雷铁厓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第277页
[6] 王鸿泰，《社会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明清的信息传播与“公众社会”》，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第138、139页
[7] 参见邱培成，《前期〈小说月报〉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复旦大学2004年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第12-18页；或邱培成，《从前期〈小说月报〉看清末民初小说观念的演变》，《江淮论坛》2003年6期，第135-140页
[8] 瞿兑之，《一士类稿·瞿序》，《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年
[9] 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及启蒙表述中，“中国”始终必须努力奋进才能追赶上“世界”以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性”理念．相关分析可参见汪晖、罗志田及台湾学者刘人鹏的文章．
[10]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30页
[11]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七期
[12] 选自王美凝译，《经典爱伦坡悬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年1月版．下面的现代译本引文皆出自此选本．
[13] 此《玉虫缘》应是1905年由周作人翻译的，署名“碧罗”。
[14]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185-186页
[15] 《小说月报》六卷三期铁樵在译作《情量》的跋语中，谦虚地提及读者对其译文的夸赞：“冯君玉森读拙译情魔小影出山泉水诸篇，善之．远道自香港邮赠莫派桑所著短篇，曰：‘吾每以海滨杂志与足下所译者对照观之，辄觉译文为优．盍译名家小说当更有可观．’”但是，在这样的褒奖面前，恽氏却意识到其中暗示的翻译的陷阱：“夫文之佳者，必处处有我．今处处为原本束缚，不佳可知．冯君将何以教之耶．”可见，恽氏对翻译行为及其规范的认识是较为成熟周全的．
[1] 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第215-216页
[2] 包天笑著，《钏影楼回忆录》P358，大华出版社出版 1971年版，第154页
[3] 周瘦鹃、包天笑，《〈小说名画大观〉序》，胡寄尘编，《小说名画大观》，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2页
[4] 商务引进先进印刷设备的情况，可参考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 1993年版，第34页
[5] 阿英，《小说三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第126页
[6] [英]斯图加特·霍尔著，《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第83页]
[7] 转引自[英]斯图加特·霍尔著，《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第84页
[8]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第136页
[9] 同上，第128页
[10]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卷三》，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20页
[1] 饶芃子等著，《中西小说比较》，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年
[2] 饶芃子、费勇合著，《本土以外——论边缘的现代汉语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3] 费勇著，《言无言——空白的诗学》，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
[4] 饶芃子等著，《中西比较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5] 饶芃子著，《比较诗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6] [美]厄尔·迈纳著，《比较诗学》，王宇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
[7] 佩雷菲特·阿兰著，《停滞的帝国》，王国卿、毛凤芝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3年
[8] 张鸿雁著，《民族偏见与文化偏见》，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
[9] 周宁著，《幻想与真实》，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6年
[10] 史景迁著，《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廖世奇、彭小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11] 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12] 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13] 周宁编著，《2000年中国看西方》(上，下)，团结出版社 1999年
[14] 周宁著，《永远的乌托邦》，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15] 欧阳昱著，《表现他者》，新华出版社 2000年
[16]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17] 曼海姆·卡尔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 2002年
[18] 伊瑟尔·沃尔夫冈著，《虚构与想象》，陈定家、汪正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19] 姜智芹著，《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
[20]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 1984年
[21] 大塚幸男著，《比较文学原理》(第八章“译者与翻译”)，陈秋峰、杨国华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
[22]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年
[23] 孙改礼，《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译林出版社 1996年
[24] 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年
[25]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7年
[26] 沈苏儒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8年
[27] 谢天振著，《译介学》，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1999年
[28] 刘宓庆著，《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年
[29] 谢天振主编，《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
[30] 孔慧怡、杨承淑编，《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31] 陈建华著，《“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
[32] 刘宓庆著，《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年
[33] 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
[34] 王宁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2年
[35]刘禾著，《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2年
[36] 谢天振主编，《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出版社 2003年
[37] 赵稀方著，《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38] Maria Calada Perez eds., Apropos of Ide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on Ideology—Ide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t. Jerome Publishing, Manchester, UK & Northampton MA 2003
[39] 张南峰著，《中西译学批评》，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0]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
[41] 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
[42] [加拿大]米列娜编，《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
[43] 王继权、周榕芳编选，《台湾·香港·海外学者论中国近代小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1年
[44] 戈宝权著，《中外文学因缘》，北京出版社 1992年
[45] 袁进著，《中国小说的进化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46] 颜廷亮著，《晚清小说理论》，中华书局 1996年
[47] 王锦厚著，《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年
[48] 袁进著，《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
[49] 王德威著，《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 1998年
[50] 武润婷著，《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年
[51]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年
[52] 袁进著，《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53] 郭延礼著，《自西徂东：千哲的文化之旅》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4
[54] 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55] 方长安著，《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
[56] 刘良明等著，《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之研究》，武汉大学 2003年
[57] 郑家健著，《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3年
[58] 杨联芬著，《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59] 王德威著，《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宋伟杰译，台湾麦田人文出版社 2003年
[60] [美]韩南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年
[61] [法]罗兰·巴特著，《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62] [法]罗兰·巴特著，《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63] [荷]佛克马等著，《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64]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6年
[65] [法]罗兰·巴特著，《神化：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66] [美]斯坦利·费什著，《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67]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68] [美]约翰·费斯克著，《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
[69] [美]约翰·费斯克著，《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70] [英]斯图加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
[71] [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 2003年
[72] 阿英著，《翻译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73] 阿英著，《小说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74] 马祖毅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年
[75] 陈玉刚著，《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年
[76] 钱钟书著，《林纾的翻译》，上海古籍书店 1994年
[77] 邹振环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6年
[78] 郭延礼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
[79] David Pollard eds.,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8,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8
[80] 王宏志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9年
[81] 郭延礼著，《中西文化冲撞与近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82]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汉口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
[83] 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84] 邹振环著，《译林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年
[85] 郭延礼著，《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年
[86] 王建开著，《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译介史》(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年
[87] 卫茂平著，《德语文学汉译考辩》(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年
[88] 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1898-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89] 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中华书局 1960年
[90]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一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1984
[91]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92] 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翻译文学集》(三卷)，上海书店 1990年
[93] 魏绍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史料索引集》(两卷)，上海书店 1996年
[94] 陈平原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95] [日]樽本照雄编，《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 2002年
[96] 阿英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年
[97] 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
[98] 顾卫民著，《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5月
[99] 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年
[100]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
[101] [英]冯客著，《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
[102] 邹振环著，《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年
[103] 方晓红著，《报刊·市场·小说——晚清报刊与晚清小说发展关系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104] 王一川著，《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105] 陈平原、王德威、商伟编，《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historical dynamics and cultufal innovations》，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106] 孙燕京著，《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107] 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 2003年
[108] 罗志田著，《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 2003年
[109] 陈平原著，《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
[110] 高瑞泉、[日]山口久和主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111] 李楠著，《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112] 鲁迅著，《鲁迅全集》(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
[113] 阿英著，《阿英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
[114] 粱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9年
[115] 胡适著，《胡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
[1] 柳珊，《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1999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 谢晓霞，《过渡时期的杂志：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研究》，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3] 谢菊，《转折时期的中国文学：1921-1931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2002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4] 董丽敏，《想象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2002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5] 邱培成，《前期〈小说月报〉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2004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6] 刘树森，《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研究》，北京大学1998年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
[7] 胡翠娥著，《文学翻译与文化参与：晚清小说翻译研究》，南开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