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不仅是两国统治阶级政治同盟的象征,而且也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桥梁。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很大程度上只流于形式上,主要表现为“朝贡”、“册封”等仪式,因而显得十分松散。但是,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与日本的崛起,曾经是“遁隐之国”的朝鲜开始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朝鲜半岛成为列强争衡的战略据点。以清政府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与西方列强及日本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朝鲜半岛迎送相撞。作为东方文化圈联系纽带的中朝宗藩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危机日益加剧,直至最终全面崩溃。
中朝宗藩关系的崩溃,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所指的内因包括维系这一关系的双方,即行将没落的清政府与朝鲜李氏王朝;外因是指对这一关系构成威胁的外部因素,主要是西方列强及日本。从中朝宗藩关系崩溃的历史进程考察,外因处于主动,而内因则处于相对被动。这一现象根源于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以利益为导向的西方式开放文化,对外具有强烈的扩张性;而以“内圣外王”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与统治危机日益加剧的双重打击下,丧失了“内圣”的环境,也就限制了“外王”的张力,呈现出非扩张与内敛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朝宗藩关系的崩溃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就内因而言,在理论上清政府与朝鲜李氏王朝两者的力量及其整合程度,起到加速或延缓中朝宗藩关系崩溃的历史进程。但是,由于两国统治集团过于保守、腐朽,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文化选择与政治权力结构的二元性,这无疑削弱了中朝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力量,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整合的难度。
从总体上看,袁世凯就是以中朝实力的整合者的身份而出现的,因此从袁世凯登陆朝鲜的那一刻起,他的使命就是挽救危机日益加剧的中朝宗藩关系。但是从结果上看,袁世凯并没有完成这一使命,中朝宗藩关系也以一场战争失败者的身份不体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到底怎样公正地评价袁世凯在朝期间的所作所为?袁世凯在朝期间的所作所为对中朝宗藩关系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文章共分四章,紧紧围绕中朝宗藩关系这一主题,以对一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甲午战争)为线索,分析了清政府、日本及西方列强在朝势力的动态发展过程。同时,对袁世凯在每一个重大事件的过程中的活动作了重点叙述,旨在揭示其强化宗主权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影响。
第一章:袁世凯入朝 这一章要点是有两方面,一是概述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东亚局势及中朝传统宗藩关系,二是袁世凯入朝之后在壬午兵变中的表现。从文章的总体上看,这部分仅是一个背景性介绍,即将中朝宗藩关系放到当时的东亚局势中加以考察,一方面为袁世凯入朝提供一个大舞台,另一方面也试图为全文的论点(中朝宗藩关系的终结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作一个铺垫。
第二章:袁世凯与甲申政变 这一章围绕甲申政变展开,对袁世凯在甲申政变之后果断出击给予了积极评价。但是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失策,并没有将袁世凯在前方的胜利转化为谈判桌上有利的筹码,而是采取了“外须和戎”的妥协退让政策,重蹈了在越南战争中不败而败的覆辙,《朝日汉城条约》与《中日天津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在现代国际法角度上获得了与清政府平等享有在朝特权,从而为甲午战争埋下了祸根。
第三章:袁世凯强化宗主权 甲申政变之后,日本获得了与清政府平等享有在朝特权,李鸿章逐渐意识到日本已经成为中朝宗藩关系的最大敌人,这是袁世凯强化宗主权的前提。袁世凯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其出发点是加强宗主权,以排斥日本。从主观上讲,袁世凯强化宗主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受到种因素的限制,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技术性失误,导致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不相吻合。
第四章:袁世凯与甲午战前的中朝宗藩关系 这一章中主要内容是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夕为挽回局势所作的最后努力。
第五章:袁世凯与中朝宗藩关系的终结 这一章主要是探讨袁世凯在中朝宗藩关系终结的历史进程所处的地位,在袁世凯维持中朝宗藩关系这个大方向上给予了肯定,同时指出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袁世凯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误。
特别要指出的是,本文之所以以“余论”作为全文的结尾,在于避免重复。由于本文在第五章中就探讨了袁世凯在中朝宗藩关系终结的历史进程所处的地位问题,这实际上就已经是本文的结论了。但是,作者为了将结论进一步引申,同时对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于是补充了“余论”部分。
China and Korea are joine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the friendship of the two peoples is of long standing. The Sino- Korean suzerain-vassal state relationship, which had taken its shape in history, was not only a symbol of the political ally of the ruling class in both countries, by also a bridge for the friendly communication of the two peoples. Prior to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 the Sino-Koreann suzerain-vassal state relationship was, to a certain extent, a matter of form, mainly shown by some rituals, such as “tribute”, “confer”, etc..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was very loose. However, with the east-coming of western powers and the growing-up of Japan, Korea, once “Hermit Country”, began to be entangled in the capitalistic world market. Korea Peninsula became the strategic beachhead for the balance of the powers. The Eastern cultural circle, which centered on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and the Western cultural,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Western powers and Japan, clashed on Korean Peninsula. It wa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crisis of the Sino-Korean suzerain-vassal state relationship, as the tie of the Eastern cultural circle, pricked up increasingly, and finally collapsed.
The collapse of the Sino-Korean suzerain-vassal state relationship was the result of the effects of both intrinsic factor and extrinsic factor. Herein the intrinsic factor includes both parties that maintained the relationship – the declining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and Lee Dynasty of Korea; the extrinsic factor refers to the external factors that threatened the relationship, mainly Western powers and Japan. If the collapse is reviewed from its historical course, the extrinsic factor was active while the intrinsic factor was comparatively passive. The phenomenon rooted in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benefit-oriented Western culture was open and strongly characterized by its outward expansion; on the contrary, under the duple strike of Western culture and increasingly deteriorated reign crisis,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whose core was “saint home and king abroad”, lost the environment for “home saint” and its expansion as “abroad king” was limited, therefore, it was characterized by its non-expansion and restraint. In this sense, the collapse of the Sino-Korean suzerain-vassal state relationship wa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clash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it is historically ineluctable.
In terms of intrinsic factor, the strength of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and Korean Lee Dynasty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it was integrated, in theory, accelerated or delayed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collapse. However, as the ruling blocs of the two countries were too conservative and corrupted, under th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 the duality of cultural op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existed in both countries in different degrees. This undoubtedly crippled the strengths of both countries in their ally to oppugn the invasion; simultaneously, it made their integration very difficult.
As a whole, Yuan Shikai was identified as the integrator of the Sino-Korean strength. Therefore, since the moment he landed on Korea, he began his mission to save the increasingly deteriorated Sino-Korean suzerain-vassal state relationship. But as a result, Yuan failed to fulfill this miss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sers of the war disgracefully retreated from the arena of history. How can Yuan’s doings in Korea be fairly evaluated? What effect did his doings in Korea take on the Sino-Korean suzerain-vassal state relationship? These are the matter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is paper,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focusing on the subject of Sino-Korean suzerain-vassal state relationship and taking as clues the events (Renwu Mutiny, Jiashen Coup d’etat and Jiawu War) that are significant to the relationship, analyzes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forces in Korea of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Japan and Western power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relates Yuan’s activities in the proces
引文
[1] 参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下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参见陈伟芳:《甲午战前朝鲜的国际矛盾与清政府的失策》,载于《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齐鲁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张存武著:《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3页。
《清太宗实录》卷三三,崇德二年正月。
根据张存武先生的考证,清朝与朝鲜形成的宗藩体制主要体现在册封与朝贡两项行为上,此外在司法、军事、外交等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参见《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第73—77页。
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5页。
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5页。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七,第36页。
王绍坊著:《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3页。
同上,第1页。
参见[苏]纳罗奇尼茨基等著:《远东国际关系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88页。
李鸿章三次致李裕元的信函,参见梁嘉彬:《李鸿章外交与中日间朝鲜交涉》,载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1)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ㄍ迳涛裼∈楣?986年版,第135—136、138、141—143页。
金允植:《云养集?天津谈草》卷十五,第16页;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210页。
[韩]金在善:《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26页。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宗藩体制源于“夷夏”观念,在夏代就有了“华夏”族群的形成,而标志着民族在文化上自觉的“华夏”观念出现于西周时期,参见陈致:《夷夏新辨》,载于《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朝]李清源著:《朝鲜近代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8页。
《江华条约》全文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34—137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第31页。
《啬翁自订年谱》上卷,第25页。
鱼允中:《从政年表》,转引自《三韩扶桑所见袁世凯关系史料》,载于吴湘湘编著:《中国现代史丛刊》第四册,(台北)正中书局1962年版,第427页。
沈宪祖等编篡:《容庵弟子记》,载沈云龙主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第九册《容庵弟子记洹上私乘》,台湾文海出版社1913年校印,第15页。
同上,第10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第25页。
金昌熙:《东朝迎接录》,转引自《三韩扶桑所见袁世凯关系史料》,载《中国现代史丛刊》第四册,第433页。
同上,第431页。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十四,第19、27—29页。
金昌熙:《东朝迎接录》,转引自《三韩扶桑所见袁世凯关系史料》,载《中国现代史丛刊》第四册,第431页。
王彦威辑、王亮编、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卷三十,第7页。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四十五,第7—12页。
金昌熙:《东朝迎接录》,转引自《三韩扶桑所见袁世凯关系史料》,载《中国现代史丛刊》第四册,第428页。
同上,第429页。
同上。
同上,第431页。
参见王薇等著:《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页。
[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第13—14页。
《近代朝鲜外交史研究》第209页;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专刊(26),1970年版,第52页。
有关甲申政变的起因、经过及开化派与日本政客相勾结的史料,详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28—260页之金玉均《甲申日记》。
金玉均:《甲申日记》,转引自林明德著:《袁世凯与朝鲜》,第45页。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10—11页。
同上。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10页。
同上。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第30页。
《容庵弟子记》,第19页。
《容庵弟子记》,第19—20页。
《近代日鲜关系研究》上卷,第915—976页;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58—59页。
《容庵弟子记》,第19页。《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218页。
《日本外交文书》卷十七;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218页。
事后竹添称:“会接手翰,未及拆封,贵国兵队闯入宫门,乱发小枪。”吴兆有在复函中明确记录此函为“十九日辰刻投函贵公使……待至日夕,未奉回书。”另据袁世凯在向李鸿章报告甲申政变的全过程的信函中则有“于巳刻致书竹添……待至申刻不报,乃带兵闯入”云云。上述引文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220、221、224页。
《清季外交史料》卷五十,第32页。
纪能文:《关于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历史考察》,载《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23页。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6页。
参见米庆余:《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社会和战争的基本原因》,载于戚其章主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文集》,齐鲁书社出版社1986年版,第77—78页。
日本直到1886年到1889年间,才对兵制和军备进行全面改革,进行扩军备战。参见[日]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一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98—200页。
《容庵弟子记》,第24—25页。
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他们抛弃日本与亚洲地理相近、人种亲近、文化认同等方面的连带关系,认为日本只能是“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强调亚洲的“守旧”与日本的“文明” 之间的对立。
金玉均:《甲申日记》,转引自《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236页。
[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6—17页。
《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卷六,第32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四,第24页。
同上,第23页。
同上。
同上,第24页。
《清季外交史料》卷五十,第17—19页。
《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卷六,第27—29页。
《日韩外交资料集成》第三册,第64—66页;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71页。
梁嘉彬:《李鸿章外交与中日间朝鲜交涉》,载于《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1)《中日甲午战争》,第182—183页。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269—270页。
同上,第282页。
《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14页。
《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六,第42页。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六,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62页。
杨天石:《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捌浞绮ā罚赜凇督费芯俊?994年第3期,第184页。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六,第5249—5250页。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三,第9页。
《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14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第17—18页。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11页。
有关德尼、墨贤里等人破坏中朝宗藩关系的阴谋,参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26—329页。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13—114页。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10页。
同上,第12—13页。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1页。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47—50页。
同上,第 50—51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第39—40页。
所谓“挪用军饷”,即袁世凯在甲申政变之后,为了抚恤在政变中遇难的事大党家属,仓促间曾挪借军饷,并禀请李鸿章“作正开销”。事后被吴兆有等所悉,遂加以揭发。
金允植:《云养集》卷三,第16页;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77页。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六,第5286页。
参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第17—18页。
《容庵弟子记》,第31页。
李鸿章曾私下里对吴大澄说:“吴大人一向称幼樵(张佩纶字)为天下奇才,依老夫看,这天下奇才的名头,得属袁慰亭(袁世凯字慰亭)才是啊!” 见《容庵弟子记》,第32页。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58—59页。
同上,第60页。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十五,第7页。
《清德宗实录》卷二一六,光绪十一年九月下。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第19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第34—35页。
1885年10月(光绪十一年九月),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回国期间,以穆麟德与“朝俄要结”阴谋有关联为由,要求朝鲜政府革罢穆氏。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76—177页。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二,第446—449页;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81页。
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82页。
同上,第191页。
《容庵弟子记》,第42页。
参见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99页(表8)。
《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六卷,第289—292页;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227页。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十三,第50页。
同上,第50—52页。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26—27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第31页。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七,第5280—5282页。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228页。
《日本外交文书》卷十八,第140—146、160—161页;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229页。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十七,第5288页。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一,第208—210页;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234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一,第12—14页。
据李鸿章于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六日致译署的电函称:“袁世凯十四来电,朝电已通。”见《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六,第22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九,第30页。
《容庵弟子》,第46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四,第21—22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二,第12页。《容庵弟子记》,第53页。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206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六,第24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一,第12—13页。
法国领事馆的朝鲜籍雇工在外殴打朝鲜官员,法国驻朝代总领事葛林德拒绝将该佣交出。后因朝鲜官吏闯入该馆缉拿,引起纠葛。参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一,第12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第27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一,第28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一,第29—30页。
《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十六,第10—12页。
同上,第12页。
参见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40页。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38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六,第37页。
所谓改道要求,即朝鲜以“贡道”不便为由,要求改变路线:去程不变,回程则改由天津迳返,而不由陆路(经凤凰城)。参见《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九,第13页。
所谓李应浚行贿案,即清廷要求朝鲜在十五年春遣使入贺慈禧的大寿庆典,朝鲜则表示自己已经派遣冬至使兼各项陈贺使来华。为了免去往返奔波之苦,于是派李应浚向礼部行贿,免除再派专使。参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一,第4页;《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一,第4—6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一,第30页。
同上,第45—46页。
《容庵弟子记》,第50页。
同上。
参见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45—146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第25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九,第25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七,第25页。
有关袁世凯的《朝鲜大局论》内容,参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篇)卷十七,第5290—5299页。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20—26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四,第51页。
同上,第49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第4页。
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转引自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295页。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6页。
同上,第627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五,第24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八,第32页。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四卷,第2358页;转引自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237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八,第35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九,第1页。
同上,第6—7页。
同上,第23页。
参见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239页。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256页。
有关朝俄密约事件的进展情况,详见《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5—12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第21页。
李鸿章敦促朝鲜方面解决这一事件的要点是:一、促请美国教习早赴朝鲜,以杜俄人借口;二、金镛元等赴海参崴与俄订密约一事,既无全权文凭,可作废纸论;三、穆麟德揽权生事,应予惩办。参见《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八,第32—33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九,第2页。
同上,第9—10页。
同上,第15页。
《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6页。
同上,第7页。
同上,第8页。
同上,第7页。
同上,第11—12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七,第31页。
《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3—4页。
同上,第10—11页。
同上,第11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七,第33页。
刘忠兰:《19世纪中后期美国对朝鲜的政策》,载于《延边大学学报》2001年第9期,第91页。
参见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283页。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一,第8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九,第26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八,第14页。
参见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285页。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11、13、15页。
转引自刘忠兰:《19世纪中后期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延边大学学报2001年第9期,第91页。
[日]内藤顺太郎:《袁世凯》;转引自王薇等著:《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页。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18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二,第16页。
同上,第23页。
同上,第24页。
同上,第27页。
同上,第28页。
同上,第29页。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页。
同上。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30页。
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撤军的信函,参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31页。
同上,第32页。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20—21页。
同上,第21页。
伊藤博文曾经向国会提议,在中日两军共同平定朝鲜内乱之后,为改革朝鲜内政起见,由中日两国向朝鲜派出若干名常设委员,调查该国财政概况,淘汰中央及地方官吏,设置必要的警备兵,以维护国内安宁;整顿该国财政,尽可能的募集公债,以便用于兴办公益事业。而且伊藤博文为了实现上述改革,还提出了两项附加条件:一、不问与中国政府的商议能否成功,在获得结果以前,我国决不撤回目下在朝鲜的军队;二、若中国政府不赞成同日本提案时,帝国政府当独立使朝鲜政府实现上述之改革。上述材料参见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22—23页。
《日本外交文书》,第234页;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37页。
《日本外交文书》,第237页;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38页。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29页。
王炳耀:《中日战辑》卷一;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40页。
《红档》中译本,第27页;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47页。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七,第284页;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46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六,第12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29—30页。
根据陆奥宗光的提法,日本共两次向清政府递交所谓的“绝命书”。1894年6月22日陆奥宗光照会汪凤藻,以朝鲜“变乱弥久弥亟,故非设法办理,期保将来邦安而政得宜”为借口,声称“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陆奥的这个照会蛮横无理,而暗藏杀机,故自称为“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的第一次绝命书”。参见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26、43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32页。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56—57页。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45页。
同上,第48页。
陆奥宗光对谭恩(美国驻日公使)说:“朝鲜内乱表面虽已平定,而祸根尚未完全芟除,尤以想到中国一贯施展谲诈阴险的手段,日本政府若不详审将来之形势如何,轻易撤兵,并非保护东亚和平之道。”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48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第12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五,第37页。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七,第172—174页;转引自《袁世凯与朝鲜》,第355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五,第36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第14页。
同上。
《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十七,第204—206页;转引自《袁世凯与朝鲜》,第357页。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34页。
李鸿章不但向日方保证此后将不再增兵,而且电令原计划中的增援部队暂停出动,甚至命令叶志超军队:“速调所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以便派商轮往接。”参见《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上卷,第242—243页;转引自《袁世凯与朝鲜》,第358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第16—17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五,第45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第20—21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3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五,第58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六,第4—5页。
同上,页5。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十六,第25页。
侯宜杰著:《袁世凯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此外,持这种观点的文章还有[韩]金在善:《袁世凯与十九世纪末的朝鲜》,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6期。
参见纪能文:《关于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历史考察》,载于《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清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三九,第12页;卷六八,第22页。
参见吴福环:《中日甲午战争与清王朝宗藩体系的崩溃》,载于《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四,第35页。
姚锡光:《尘牍丛钞·再密呈经划朝鲜说帖》。转引自吴福环:《中日甲午战争与清王朝宗藩体系的崩溃》,载于《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页。
参见陈伟芳:《甲午战前朝鲜的国际矛盾与清政府的失策》,载于《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0—31页。
有关日本在1880—1893年间军费开支情况,详见米庆余:《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社会和战争的基本原因》,载于《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76页。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第2675页。
《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十九,第43页。
王承仁、刘铁君著:《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98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四,第43、51—52页
《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53、554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一十五,第49页。
《中日战争》第二册,第556页。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59页。
苑书义著:《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转引自苑书义著:《李鸿章传》,第178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四,第66页。
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27页。
同上,第198页。
同上,第202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六,第37页。
袁世凯与历任美国驻朝大使不睦,详见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283—288页。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099页;转引自《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第442页。
从现有的材料看,还不能证明“金玉均被刺”与袁世凯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金玉均流亡的过程中,袁世凯确实存在催促朝鲜政府引渡金玉均,甚至从幕后策动刺杀金玉均的证据。有关李鸿章、袁世凯幕后策动朝鲜方面两次(第一次为甲申政变之后,第二次为1894年春)派遣刺客行刺金玉均的材料,参见《李鸿章全集·电稿》,李鸿章与袁世凯来往电函。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330页。
《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97页。
《中日战争》第二册,第137页。
其实,“朝俄要结”是否属实一直就存在争议,从现有的材料看,袁世凯没有掌握朝鲜正式向俄求助的正式照会及其他有力证据。因此,有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认为,“朝俄要结”实际上并不存在,袁世凯之所以在此事件上大做文章,是为了向朝鲜方面施加压力,以树立自己的威信。见《三韩扶桑所见袁世凯关系史料》,《中国现代史丛刊》第四册,第435—436页。又见《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页。
有学者指出,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之前对日本出兵的真正企图并不了解,给李鸿章提供了不确切的情报,以致于对李鸿章的决策产生了极大的偏差,甚至到了“遗误军机”的地步。参见侯宜杰:《袁世凯与甲午战争小议》,载于《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27页。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395页。
《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八,第5页。
参见王承仁、刘铁君著:《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第140—189页。梁嘉彬:《李鸿章外交与中日间朝鲜交涉》有关‘李鸿章外交之特质’的内容。
梁嘉彬先生对李鸿章拥有巨大财产的来源提出了质疑,并指出了其存在收受贿赂的行为。参见梁嘉彬:《李鸿章外交与中日间朝鲜交涉》,载于《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11)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20页。
有关光绪皇帝与李鸿章在甲午战前后对日交涉的基本态度,参见苑书义:《李鸿章与甲午战争》,载于《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61页。
参见金在善:《袁世凯与十九世纪末的朝鲜》,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6期;侯宜杰:《袁世凯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礼恒:《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载于《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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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韩]金在善:《袁世凯与十九世纪末的朝鲜》,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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