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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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商业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区域内逐渐发展起来的。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其发展为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全文共分三章:
第一章从边区基本商业政策、边区商业管理机构的建立与演变、税收政策、边区政府其他私营商业政策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边区的私营商业政策。
第二章从商业领域、商人商户、商会、集市贸易四个方面分析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状况。私商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边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而且便利了边区军民的日常生活,促进了边区经济的繁荣。
第三章分析了边区私营商业的特点。由于战争、地域限制、政府政策导向等等因素的影响使边区私营商业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主要有:门类多、规模小、专业性不强;与边区公营商业相比,私商在数量上占优势,但资本大小却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商业资本与土地关系密切;商业的战时化等。
During he Anti—Japanese War, the private business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er Region develops in 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 and the particular region gradu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business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ant perfection of the New Democratic Economy. And its developmen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and accumulates experience.
The full text is divided into 3 chapters.
ChapterⅠ,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4 aspects: the basic policy of the border,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border business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tax policy and the other private business policy, analyses the private business policies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er Reg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apterⅡ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private business from 4 aspects: business field, merchants and busines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fair trad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business will not only help to break the economic blockade imposed by the KMT, but also to facilitate the daily live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promote economic prosperity of the border.
ChapterⅢ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rder private business. There are 6 main features: multi—category, small—scale, relational weak professional; compared with the border public business, the private is superior in numbers, but the capital var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regions; imbalance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commercial capital and land are a close relationship; business of the wartime.
第一章从边区基本商业政策、边区商业管理机构的建立与演变、税收政策、边区政府其他私营商业政策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边区的私营商业政策。
第二章从商业领域、商人商户、商会、集市贸易四个方面分析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状况。私商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边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而且便利了边区军民的日常生活,促进了边区经济的繁荣。
第三章分析了边区私营商业的特点。由于战争、地域限制、政府政策导向等等因素的影响使边区私营商业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主要有:门类多、规模小、专业性不强;与边区公营商业相比,私商在数量上占优势,但资本大小却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商业资本与土地关系密切;商业的战时化等。
During he Anti—Japanese War, the private business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er Region develops in 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 and the particular region gradu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business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ant perfection of the New Democratic Economy. And its developmen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and accumulates experience.
The full text is divided into 3 chapters.
ChapterⅠ,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4 aspects: the basic policy of the border,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border business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tax policy and the other private business policy, analyses the private business policies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er Reg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apterⅡ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private business from 4 aspects: business field, merchants and business,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fair trad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business will not only help to break the economic blockade imposed by the KMT, but also to facilitate the daily live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promote economic prosperity of the border.
ChapterⅢ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rder private business. There are 6 main features: multi—category, small—scale, relational weak professional; compared with the border public business, the private is superior in numbers, but the capital var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regions; imbalance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commercial capital and land are a close relationship; business of the wartime.
引文
①指国民党配发的军饷和爱国人士的捐款,是皖南事变前边区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皖南事变前四年边区财政开支中有51.7%—85.8%依靠外援,平均每年71.3%。据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②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09—211页。
①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2页。
②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页。
①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7-168页
②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页。
③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页。
①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12页。
①任弼时:《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3页。
①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布告——关于调整税款问题》,1940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56页。
①据1942年货物税条例与1944年货物税条例对比得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8-309页。
②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9页。
③《南汉宸黄亚光与外国记者阿特丽、窦丁、史坦因等谈话提纲》,1944年2月26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档案馆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5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1页。
①按这个税率推算,纯收益七千六百至七千九百元者,税率已经为21%,纯收益九千七百至一万元者,税率上升到28%,而一万元者又征收20%,造成大商税轻,中小商人税重。陕甘宁边区政府:《布告》坚字第58号,1941年1月1日。
②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页。
③财政税务局编写组:《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业税收长编——陕甘宁边区部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280页。
④就延安说,农民与商人每人负担的比较是四与一之比。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1页。
⑤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62页。
①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59页。
②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
③边区税务总局:《营业税、临时营业税、牲畜税、斗佣工作的初步总结》,1945年8月,财政税务局编写组:《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业税收长编——陕甘宁边区部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295页。
①《瓦窑堡会议摘录》,1935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档案馆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8页。
③《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计划》,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4页。
④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24页。
①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36页。
②叶季壮:《物资政策问题》,1943年5月10日,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03页。
①期买指先行交易,然后定期付款。付款的时期,每年中按四季分为春标、夏标、秋标、冬标。每季付款一次,叫做标期,标期结算是一种信用度很高的合同经营。
②东路:(1)太原—临县—自第八堡过河—大会坪(颜料、文具、纸张等日用品);(2)离石、柳林(山西敌区)—后河底过河—石岔(颜料、牙膏、毛巾等日用品)。见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1页。
③南路:(1)西安—三原—延安—绥德(布匹、洋纱、颜料、日用品等);(2)韩城—宜川—临镇—延长—延川—清涧(棉花)。见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0页。
④北路:(1)榆林、镇川—米脂—石岔、绥德、吉镇—螅镇(生熟碱、洋火、颜料、布匹、洋纱、少量水烟、大米等);(2)榆林—石湾(子洲)—周家岘—三皇峁—双湖峪—绥德(大盐、麻油)。见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0页。
⑤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⑥作坊性商业:是以边区农牧业产品为原料,或对边区工业产品进行再加工,是一种农业和商业、手工业和商业相结合的自产自销的商业行为。
①星光,张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1988年,第95页。
②延安市政府:《延安市商业调查》,1945年1月,《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299页。
①黄孟复,张之龙,王以铭:《中国商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80页。
②延安市政府:《延安市商业调查》,1945年1月,《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299页。
①陕西档案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甘宁边区各县(市)商会组织章程草案》,1944年6月19,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5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页。
②陕西档案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甘宁边区各县(市)商会组织章程草案》,1944年6月19,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5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页。
①边区税务总局:《关于税务问题的报告》,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7页。
②边区税务局:《两年来的税收工作总结》,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6页。
③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对延市税局调查总结》1943年9月。
①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1页。
①《民国以来创举,本市骡马大会闭幕》,《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日。
②《延安骡马大会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3年11月6日。
③《定边骡马大会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8日。
①任中和:《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演变概述》,《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
①定边在清末时期就是陕北地区重要的商业城镇,抗战时期边区发展盐业,由于其紧邻花马池产盐区,而成为边区重要的口岸城镇。参见张萍:《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博士论文),第133页。
②延安地区商业局:《延安地区商业志》,延安:延安日报社印刷厂,1995年,第14页。
①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第15-34页。
②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第3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16页。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4.谢觉哉:《谢觉哉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5.任弼时:《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6.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
7.张闻天:《张闻天文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
8.朱德:《朱德自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
9.陈云:《陈云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10.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
11.《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延安:解放社出版,1940年。
12.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陕甘宁边区政策条例汇集/续编》,出版地不详,1944年。
13.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14.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
15.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
17.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18.陕西档案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4册,第5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19.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3辑,第7辑,第9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
20.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37-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1986年。
21.财政税务局编写组:《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长编——陕甘宁边区部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
22.陕西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北京:,1991年。
23.延安地区商业局:《延安地区商业志》,延安:延安日报社印档案出版社刷厂,1995年。
24.中共绥德县委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绥德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25.定边县志编纂委员会:《定边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
26.《解放日报》(1941年——194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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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
29.南开大学:《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
30.星光,张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1988年。
31.宋金寿:《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
32.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
33.郭林,阎树声主编:《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34.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35.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36.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37.国世平,郭建宁:《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39.金冲及主编:《陈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40.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41.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42.李祥瑞:《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概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4月。
43.刘昭豪:《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构成及其性质和特点》,《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4期。
44.刘秉扬:《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财政》,《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45.任中和:《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演变概述》,《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
46.李俊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商业税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47.阎庆生:《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资本主义工业》,《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48.阎庆生,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税收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49.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50.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51.徐秀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商业政策》,《北京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52.杨青:《抗战时期党的私营工商业政策与抗日根据地的私营工商业》,《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3.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54.王致中,魏丽英:《伟大的历史性创造——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私营工商业政策与实践》,《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55.许建平:《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56.马军涛,陈志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原因》,《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57.陈志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因素》,《社会科学家》,2003年总第104期。
②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09—211页。
①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2页。
②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页。
①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7-168页
②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页。
③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页。
①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12页。
①任弼时:《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3页。
①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布告——关于调整税款问题》,1940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56页。
①据1942年货物税条例与1944年货物税条例对比得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8-309页。
②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9页。
③《南汉宸黄亚光与外国记者阿特丽、窦丁、史坦因等谈话提纲》,1944年2月26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档案馆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5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1页。
①按这个税率推算,纯收益七千六百至七千九百元者,税率已经为21%,纯收益九千七百至一万元者,税率上升到28%,而一万元者又征收20%,造成大商税轻,中小商人税重。陕甘宁边区政府:《布告》坚字第58号,1941年1月1日。
②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页。
③财政税务局编写组:《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业税收长编——陕甘宁边区部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280页。
④就延安说,农民与商人每人负担的比较是四与一之比。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1页。
⑤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62页。
①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59页。
②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
③边区税务总局:《营业税、临时营业税、牲畜税、斗佣工作的初步总结》,1945年8月,财政税务局编写组:《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业税收长编——陕甘宁边区部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295页。
①《瓦窑堡会议摘录》,1935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档案馆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1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8页。
③《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计划》,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4页。
④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24页。
①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36页。
②叶季壮:《物资政策问题》,1943年5月10日,星光,张杨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03页。
①期买指先行交易,然后定期付款。付款的时期,每年中按四季分为春标、夏标、秋标、冬标。每季付款一次,叫做标期,标期结算是一种信用度很高的合同经营。
②东路:(1)太原—临县—自第八堡过河—大会坪(颜料、文具、纸张等日用品);(2)离石、柳林(山西敌区)—后河底过河—石岔(颜料、牙膏、毛巾等日用品)。见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1页。
③南路:(1)西安—三原—延安—绥德(布匹、洋纱、颜料、日用品等);(2)韩城—宜川—临镇—延长—延川—清涧(棉花)。见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0页。
④北路:(1)榆林、镇川—米脂—石岔、绥德、吉镇—螅镇(生熟碱、洋火、颜料、布匹、洋纱、少量水烟、大米等);(2)榆林—石湾(子洲)—周家岘—三皇峁—双湖峪—绥德(大盐、麻油)。见严艳:《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与产业布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00页。
⑤闫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1937——1945)》,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⑥作坊性商业:是以边区农牧业产品为原料,或对边区工业产品进行再加工,是一种农业和商业、手工业和商业相结合的自产自销的商业行为。
①星光,张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1988年,第95页。
②延安市政府:《延安市商业调查》,1945年1月,《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299页。
①黄孟复,张之龙,王以铭:《中国商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80页。
②延安市政府:《延安市商业调查》,1945年1月,《史料摘编·商业贸易》,第4编,第299页。
①陕西档案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甘宁边区各县(市)商会组织章程草案》,1944年6月19,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5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页。
②陕西档案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甘宁边区各县(市)商会组织章程草案》,1944年6月19,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5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页。
①边区税务总局:《关于税务问题的报告》,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7页。
②边区税务局:《两年来的税收工作总结》,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6页。
③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对延市税局调查总结》1943年9月。
①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1页。
①《民国以来创举,本市骡马大会闭幕》,《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日。
②《延安骡马大会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3年11月6日。
③《定边骡马大会盛况空前》,《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8日。
①任中和:《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演变概述》,《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
①定边在清末时期就是陕北地区重要的商业城镇,抗战时期边区发展盐业,由于其紧邻花马池产盐区,而成为边区重要的口岸城镇。参见张萍:《明清陕西商业地理研究》(博士论文),第133页。
②延安地区商业局:《延安地区商业志》,延安:延安日报社印刷厂,1995年,第14页。
①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第15-34页。
②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第3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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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觉哉:《谢觉哉日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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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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