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地方行政运作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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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综合分析传世文献与出土史料,探索了两晋地方行政运作的若干微观层面。本文认为269-271年间,282-290年间,西晋帝国是按照“十六州”的制度设计常轨运转的,共计10年之久,占武帝整个25年统治时间(265-290)的五分之二。“八王之乱”是在武帝“经制”下受到遏抑的第一群人与武帝暮年改动“经制”时受到边缘化的第二群人之间,基于武帝遗留的帝国政治地理模板(“(二陕→)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的多元复合控制)乃至政治文化论说(discourse),因缘附会,燃起的政治斗争风暴。而排挤异姓功臣这个事项反过来汇流于前揭的两群人动乱中,加速了晋帝国的沦落。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是基于不同层面对晋帝国“天下”的三次界划,彼此之间是一种平行、而非隶属的关系,这是晋武帝的第一块控制结构,此外,晋武帝又用“封国”与“五等爵”之制布置了第二块、第三块控制结构。“封国”乃是三块控制结构的中轴,如何通过经营“封国”格局改写历史进程,乃是武帝长久措意的真正“核心”。武帝欲以“封国”之制为中轴,三块控制结构并进,统御天下方略。概括而言,武帝的三块控制结构合为一事,即树立“藩屏”体系。而此体系统摄和掌控整个晋帝国的运转朝向：亦即“废方任”。
武帝制度设计虽在其身后很快异化并趋于落空,“废方任”遂成纸上空谈之理想。但是在另一方面,晋武帝的帝国设计直接孕育了“三窟”之计的产生,进而关联到东晋的成立,开出了“南北朝”的基本政治形态。汉唐之间制度延展的一大变革,实系于晋武帝的“国策”这一线索。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about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also unearthed materials, try to discover several microcosmic elements of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Period. The author dig out that 16 municipalities was a key institution within central-regional executive design of Western Jin Empire, and together with two Premiers→four kommandaturas→eight military areas(→sixteen municipalities), compounded with temporal political culture discourse, Western Jin formed a very complex and dynamic management network (also geographical framework). The network was full of self-fulfillment and self-improvement. But three different groups:1, the group who were restrained by the network during its routine function and circulation; 2, the group who were checked when the Emperor try to overwrite the ordinary institution orbit,3, the meritorious minister (they actually came from different tribes) who thought they were treated unfairly; they combine together and created a social unrest. Although this network was totally broken down through the "Eight Kings rebellion", but we can definitely trace its substantial impact and influential legacy when we rethink Eastern Jin's foundation. The author using "three hideouts" as a specific case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rdinary orbit of Western Jin and the new phase in Eastern Jin, which means Northern China vs. Souther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fundamental change during Han to Tang period, was somewhat strictly bound with Western Jin's institution design. The later contributed some valuable clues to the former.
武帝制度设计虽在其身后很快异化并趋于落空,“废方任”遂成纸上空谈之理想。但是在另一方面,晋武帝的帝国设计直接孕育了“三窟”之计的产生,进而关联到东晋的成立,开出了“南北朝”的基本政治形态。汉唐之间制度延展的一大变革,实系于晋武帝的“国策”这一线索。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about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also unearthed materials, try to discover several microcosmic elements of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Period. The author dig out that 16 municipalities was a key institution within central-regional executive design of Western Jin Empire, and together with two Premiers→four kommandaturas→eight military areas(→sixteen municipalities), compounded with temporal political culture discourse, Western Jin formed a very complex and dynamic management network (also geographical framework). The network was full of self-fulfillment and self-improvement. But three different groups:1, the group who were restrained by the network during its routine function and circulation; 2, the group who were checked when the Emperor try to overwrite the ordinary institution orbit,3, the meritorious minister (they actually came from different tribes) who thought they were treated unfairly; they combine together and created a social unrest. Although this network was totally broken down through the "Eight Kings rebellion", but we can definitely trace its substantial impact and influential legacy when we rethink Eastern Jin's foundation. The author using "three hideouts" as a specific case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rdinary orbit of Western Jin and the new phase in Eastern Jin, which means Northern China vs. Souther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fundamental change during Han to Tang period, was somewhat strictly bound with Western Jin's institution design. The later contributed some valuable clues to the former.
引文
3平成20(2008)年9月印出。
4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
5北,花木兰出版,2009。
6北,学生书局,1992年。
7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8(第二版),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2年。
9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1,No.1(《哈佛东方学报》四十一卷一期)(1981)。
10《东洋史研究》,48卷2期。
11收于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12李济沧译,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30期,2002年12月。
13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0年。
14孙同勋教授指导,台北,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2005年。
15 Grafflin,Dennis(1980)"Social Order in the Early Southern Dynasties: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ern Chin." Ph.D.dissertation,Havard University.陈启云教授指导。
16邱添生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
17林小先生并不知名于学界,但其一直致力于研究“八王之乱”相关史事,颇有心得(曾一度受祝总斌先生邀请,在北京大学访问研究)。笔者自本科起多次致信向其请教,收获不小,其专著有《“八王之乱”从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25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上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274页,做过与本文相同的资料搜集,但并未给出结论。
26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3页。
27金毓黻：《东北通史》,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127页。
28宁梦辰等：《东北地方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7页。
29杨德华：《论两晋时期宁州的设置及变动》,《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持见亦同。另还可参阅郭秀琦等：《西晋泰始七年设置宁州原因辨析》,《南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另外,还有美国学者Victor Cunrui Xiong持见同,参阅其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edieval China, The Scarecrow Press, Inc.,2009, p381.
30胡三省曾社《资治通鉴》卷三十七的一个注里,说“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其说准确,《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载：“司马彪《战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后来曹魏又废平州合于幽州。
31胡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以此条材料为可信。
32如宦荣卿：《(释名>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
33《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三月,丙戌,司空、臣鹿公裴秀薨”,八月,“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宁州”。
34《晋书·地理志》：“晋平蜀,以蜀建宁太守霍式遥领交州,得以便宜选用长吏”,当时吴国也有交州剌史设置,《晋书·武帝纪》：泰始五年(269)十月,“吴将顾容寇郁林,太守毛炅大破之,斩其交州刺史刘俊、将军修则”,毛炅即为霍弋部将。
35这个结论比陈连开先生所持268-271年见解又缩短了,一年。可参阅陈连开：《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地图集——裴秀(禹贡地域图)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36史念海：《论班固以后迄于魏晋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0年第1期。但史先生认为梁州置十泰始三年,故“所谓《十四记》,应指泰始三年前事”,此点本文不能同意。
37辛德勇：《两汉州制新考》,原刊《文史》2007年第1期,收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未名中国史：2001-2007(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8按,魏舒本为寒门人士,曾“为左仆射,领吏部”,汪征鲁先生认为一在于其有任“大事”方面的才十,二在于其为司马氏旧吏,可参阅氏著：《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386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37-138页。
43陈仲安：《汉唐间中央行政监察权力的分合》,收于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唐长孺教授八十大寿纪念专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
44此外,西晋州行政长官多称刺史,惟首都洛阳所在的司州多称牧,以示尊崇。可参见胡阿祥：《六朝骊域与政区研究》,北京,学苑版社,2005年,192页。
45《晋书·舆服志》：“武帝时,护军羊琇乘羊车,司隶刘毅纠劾其罪”。
46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315页。
47可参阅杨鸿年：《汉魏制度从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299-308页。
48可参阅辛德勇：《两汉州制新考》,“结语”部分。
49《晋书·裴秀传》记载：“可隶校尉李意复上言,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李憙曾为魏、晋“二代同隶,朝野称之”,其《晋书》本传云：李憙在“泰始初”上言：“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故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贬谥”。此与李憙上言裴秀当为一事。
50“十三州”是个例外,多有“汉武置十三州”的表述。
51《晋书·文帝纪》：咸熙元年(264)七月,“帝(司马昭)奏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晋书·地理志》：“晋文帝为晋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晋书·非裴传》：秀“创制朝仪,广陈邢政,朝延多遵用之,以为故事”。
52郑钦仁等编著：《魏晋南北朝史(增订本)》,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116贝。另可参阅唐长孺：《魏晋州郡兵的设置和罢废》,收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此外,近期有论者认为,罢州郡兵政策的执行是相当彻底的,可参阅书琦辉：《再议晋武帝罢州郡兵问题》,《理论界》,2008年第6期。
53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0-121页。
54严耕望先生曾作出总结：“自魏迄晋初,都督与刺史例各用人,惟亦偶有以都督领刺史耳。盖至太康中始有严格之规制,二者必各用人,不得兼领”,“但太康至惠帝末不过二十余年,自此以后凡都督必领治所之刺史矣”,西晋时,“都督持节统军,威权日隆,时间既久,其刺史间之统隶关系逐渐定型化,故刺史常事退避以免冲突”,“都督既渐能控制刺史,故遂亦有越权兼理民事者”,见氏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9、105页。就此我们可以看出,晋武帝平吴后原初的政治设计中,虽然“诏罢州郡兵”,但并不希望天下皆“以都督领刺史”,而赋予州刺史、太守以监察、民政之权。
55据《晋书·地理志》,291年,“有司奏,荆、扬二州疆土广远,统理尤难,十是割扬州之豫章、潘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则292年时应共有18州(含司州),但此处既“前以冒丧婚娶伤化悖礼，下十六州推举”,可知“下十六州推举”在江州设立之前。
56《南齐书·州郡志》所载亦同,可参阅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244-245页。
57同样也是在惠帝初,同隶校尉傅咸曾直言“行马”内外官员均系百官之列,都是同隶校尉监察的对象。此事具体经过,可参阅李凭：《秦汉至明清的选官制度和监察制度》,收于氏著《北朝研究存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58关于此点,还可参阅胡志佳：《西晋建国前司马氏的发展》,台中,《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10期,2005年6月。 59关于西晋这个短暂统一帝国的国家性质,可参阅[日]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版会,2003年。如其中《西晋武帝好色考》一文曾指出,有关武帝“掖庭殆将万人”的论述是夸张之词,而晋武帝之“好色”,是因皇太子司马衷无能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武帝采女”之事实际上发生于泰始九年,存在着扩张外戚群体,巩固权力的政治目的。关于武帝立储问题,国内韩树峰、仇鹿鸣、鲁力、范兆飞等学者有所探讨。
60《晋书·乐志》载：泰始中,新制《鼙舞》之辞,歌诗五篇,《大晋篇》有“赫赫大晋,于穆文王。荡荡巍巍,道迈陶唐。世称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九德克明,文既显,武又彰。思弘六合,兼济万方。内举元凯,朝政以纲。外简武臣,时惟鹰扬。靡顺不怀,逆命斯亡。仁配春日,威逾秋霜。济济多士,同兹兰芳。唐虞至治,四凶滔天。致讨俭钦,罔不肃虔。化感海内,海外来宾。献其声乐,并称妾臣”,按八元八凯,合之即所谓“十六相”。另据黎东方,相的字义,原为国君朝聘宴飨时之傧相,本非常设之官,亦不具有若何威权,见其《中国L古史八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144页。。
61传统观点认为,《晋书》之开始并非以武帝而以宣帝,盖宣帝及其两了虽掌魏之政权,然并未能独自建国,始建国者由于武帝,此盖用陆机《晋纪》专记三主之例,不欲将武帝以前事列入魏朝,故不得不加之于晋史之前耳。参阅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1964年,171页。
62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尚书》尧舜“朝廷”有“四岳”、“十二牧”的职官设计,王仲孚曾指,《尚书》载尧舜朝廷的整齐官名,自不免引起后人的怀疑,其实这些名称诚然是后起的,但也不能即因此而否定其时的人与事的存在,见氏著：《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台北：五南图书,1996年,314-315页。
63可参阅赵立新硕士学位论文：《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的“分陕”政治——分权化现象下的朝廷与州镇》,陈弱水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9年,41页。
64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正如唐长孺先生指出的那样,早在曹魏末年,司马氏为取代曹魏准备条件,已经分派了弟占据了曹魏境内几个最重要地区的都督职位,泰始元年继续留任。可参阅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收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65理论上讲,司州名位,应以一位武帝很喜欢的,同时又对惠帝绝对不构成威胁的王居之(或者已经夭折),但吴廷燮《晋方镇年表》曾明言：“司、充二州不置督”,具体仍待进一步考证,尤其需要结合司马氏家族内部权势分配格局(帝系诸王与宗室旁支)的变动与迁转。
66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149-150页。
67前揭刘琳、杨德华等皆持此意见,但金毓黻则认为“或谓平州罢于是时,后又复置,非也”。
68范兆飞等：《东夷校尉与汉晋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
69吴恂：《汉书注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85页。
70据前引《晋书·刘毅传》,可知严询事迹大略。另据《宋书·符瑞志》,“晋武帝泰始八年十月,白鹿见扶风,雍州剌史严询获以献”,可知《晋书》载“今询管四十万户州”,所指就是雍州。
71参阅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上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273页。
72参阅马长寿：《乌桓与鲜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87页。
73[韩]卢泰敦：《高句丽史研究》,张成哲译,台北：学生书局,2007年,13页。并可参考李迺扬：《韩国通史(一)》,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36-37页。
74参阅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515页。
75《华阳国志》卷四与《肇域志》卷四十五均有相关记载。参阅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72-173页。
76参阅赵红梅：《“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论慕容廆时期前燕的中华认同》,《东北师大学报》,2009 年第4期。
77参阅李海叶：《慕容氏辽东政权咸康四年“王国官”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8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41-42页。
79参阅赵红梅：《夫余与玄兔莬关系考略》,《满族研究》,2009年第2期。
80参阅朴真爽：《关于德兴里志铭主人公镇的生平——以幽州刺史为中心》,《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2009年。
81收入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从刊·第五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685页。
82吴士鉴等《晋书斟注》指出：“《世说·贤媛篇》曰：‘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誉,案,杨晫疑即羊晫,杨为羊之譌’”。
83《晋书·怀帝纪》载此为：“太熙元年(290),封(司马炽)豫章郡王’
84《晋书·怀帝纪》还有如此记载,值得关注：“帝初诞,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气者云‘豫章有天了气’,其后竟以豫章王为皇太弟”。
85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曾论及此人。与“赵王伦篡位,孙秀专政”的孙秀并非同一人。
86葛洪《抱朴了外篇·自叙》有可以佐证之材料。可参阅李海默未刊稿《东晋初基奠定与所谓“三窟”之计》注释15。
87可参阅李海默未刊稿《从王衍“三窟”到周札献城——以元帝为中心再论东晋国家的成立》。
88李培栋：《陶侃评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89当然,也可以解释成庐江人,这有待史料进一步丰富,不过于整个结论似无妨碍。
90杨耀坤：《陶侃论》,收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
97可参阅张兴成：《西晋王国职官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张兴成：《两晋宗室官员佐官、属吏试探》,《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1期,等专门论文。
92孔祥军：《<晉书·地理,志>政区断代考》,《书品》,2007年第3期。另李海默有未刊稿《<晋书.地理志>略说》,曾通过一个细节验证孔说不谬。
93平成20(2008)年9月印出。
94林校生：《西晋“八王”幕佐分府考录》,《宁德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林校生先生一直钻研八王之乱相关史事,其提供数据我曾多次验算,绝大多数都经得起推敲。
95关于张昌之乱,可参阅龙显昭：《西晋末年荆湘地区流民起义的一些问题》,《西华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刘九生：《张昌起义的文化考察》,《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笫2期。
96可参阅杨洪权：《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08年,47页。
97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22页。
98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韩昇教授指导。
99同上注。
100承仇鹿鸣先生提示,西晋王三国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一般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非诸侯王自命,因此我这个推测还不一定准确,有待进一步史料说明。
101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2此处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本。
103可参阅朱智武：《从墓志地名看东晋南朝陈郡谢氏之浮沉——南京出土6方谢氏墓志所载地名汇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04同上注。
105可参阅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刊于《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106另,史籍有“宣城内史”一职数见,但时间都与豫章国并不符合,故不需考虑。此外,尚有“临川内史”谢摛,按史料所载此人事迹,亦与豫章国时间无涉。
107黄厚生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州区划及沿(?)》,《南昌高专学报》,2005年第5期。
108谭图标示此二郡成立于282年,不知何故,应不确。
109孙坚死后,长了孙策率领出部到江东,逐步削平各郡的割据势力,取得吴、会稽等五郡,不久又袭破庐江郡,夺得袁术部曲三万多人,孙策依靠南、北上族支持,在江东建立孙吴政权。
110可参阅谭图三国·西晋时期,7-8页图。
111可参阅江田祥：《两晋寻阳郡领县与辖区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5年4月号。
112司上注。
113可参阅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青云谱梅湖东晋纪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12期：王上海、李国利：《试析南昌青云谱梅湖东晋纪年墓铭文砖》,《文物》,2008年12期。
114《“豫章国”寻踪》,载《江南都市报》,2008年2月3日。
115仇鹿鸣先生审读本文后指出,东晋的诸侯王一般是认为没有实封的,但是否有豫章国之名,由于这块铭文砖的出土,可以有进一步的考虑,这样的说法笔者比较认同。不过笔者仍认为豫章国之名应大会存在于当时政治背景下。
116可参阅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长沙,岳簏书社,2008年。
117可参阅吴庆硕士学位论文《东晋公爵阶层研究》,张金龙教授指导,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5月。
118可参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119可参阅唐长孺：《西晋分封和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阎步克氏所撰《变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一章的第二节《专制官僚政治的维系和进展》。
120可参阅卢云：《汉晋文化地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121丁宏武《(抱朴了外篇)所载东晋初年<庚寅诏书)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另可参考丁宏武博士学位论文《葛洪及(抱朴子外篇)考论》,赵逵夫教授指导,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年5月。
122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三“元帝不急于践阼改元”条中看得很清楚：“东晋之基,成乎一年之需待,此人情天理之极致。其让也,即国之所以立也”。
123可参阅方亚光《释“百六掾”——兼论北方士族晋初政治》,《江苏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124冷鹏飞《释“东南有天子气”——秦汉区域社会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第4辑,1997年8月。
125可参阅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113-118页。
1262001年,温峤的墓志亦已在南京出土,可参阅杨映琳：《南京出土的东晋温峤墓评析》,《广西社会科学》, 2003年第5期。
127但需要指出的是,仇鹿鸣先生审读本文,认为笔者论述的理由只有在喻檐或者改葬他的人是。与怀帝有关或者是较为重要的政治人物时才有可能成立,但目前看不出有这样的身份。一般市井小民,用偶尔听闻的一些官职名号地位来自高,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128转引自郑樵《通志·氏族略》。
129引自《晋书·齐王攸传》。
130可参阅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9-13页。
131见周振鹤：《遥领、虚封与侨置：虚幻畸形的地方行政区划》,载《中国方域》,1998年第3、4期。
132祝总斌：《材不材斋文集》下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159-167页。
133关于此,最可参阅的是[日]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3年。
134本文已通过《宁德师专学报》刊登审查,预计2011年出刊。
135王伊同：《五朝门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页。
136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48-53页。
137苏绍兴：《两晋南朝的士族》,台北：联经出版,1987年,3-5页。
138尤其此三家之论存在一相互关联的递进演进。
139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22页。
140[英]鲁惟一(Michael Loewe)：《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王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74-175页。
141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除了王国视封土大小拥有为数不多的军队以外,西晋分封与东汉并无二致。参阅氏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53页。许倬云先生则曾指,秦汉时代形 成的中国文化秩序,其实并没有因为东汉帝国的分裂而有根本性的改变,见氏著：《万古江河：中国厉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台北：英文汉声出版,2006年,147页。
142[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90页。
143参阅[日]谷川道雄：《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与东亚世界的成立》,收入《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刊行会编：《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7年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44皇权、礼仪方面的研究显示两汉时期所谓国家之制,连皇帝在国家的领域中也不得报私恩,这种状况在强调“孝治天下”的西晋政权时明显受到冲击,以至被改动,参阅甘怀真： 《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财团法人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年,140页。法制史方面的研究也显示出相同的结果,如论者发现,武帝朝的恩赦,关于赎刑的法制化一点,是明显突破两汉皇帝的,可参阅陈俊强：《魏晋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2页。又如两汉礼刑合—原理的运用,到西晋泰始律令制定时,明显改为礼主刑辅原理,可参阅高明上：《法文化的定型：礼主刑辅原理的确立》,收入柳立言主编：《中国史新论(法律史分册)》,台北：联经出版,2008年。
145张军指出,新莽时期公府地方化、将军号增殖、州牧制度的建立等变化也正是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制度的渊源所在,见其论文《新莽时期公制、将军制与州制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此外,王莽代汉,废除了二十等爵制,代之以五等爵。可参阅[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武尚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46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229-231页。
147阎步克先生就曾指出,晋武帝的统治一向被说成是士族门阀的政治代表,然而晋武帝在维系专制官僚制 上，绝非无所作为,对事功派的激烈言论,包括对九品中正制的批评,他都加以赞扬。参阅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9页。
148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395-397页。
149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75-76页。
150黄彰健：《武王伐纣年新考并论<殷厉谱)的修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100,1999年,103页。
151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台北：云龙出版,2004年,578页。
152王瑞杰：《西周封国之自主与交融——周代封建性质的再检讨》,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25页。
153可参阅李久昌：《虢国建国考》,《北方论从》,2007年第3期。
154按李峰先生的研究,“三监之乱”是武王母弟管叔、蔡叔联合最后一位商王的儿了武庚所发动,可参阅氏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6页。
155可参阅许倬云：《西周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18页。
156陈来指出,周公应即是荀子所说的“法后王”的后王的代表,可参见其《“儒”的自我理解——荀子说儒的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57吕文郁曾指出,西周初期周王朝在王畿之外大规模地分封诸侯的同时,在王畿内也着手大批地分封采邑。见氏著：《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20页。
158其中鲁名义上分封给周公,实际就国的是周公长子伯禽(鲁国本为西周初年周公的封国,周公留在朝中,由长了伯禽就国,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6页)。李峰认为,这16个诸侯国既是在周一份名单中被提及,说明它们可能处在同一等级,或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可参阅氏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7页。何炳棣《(古本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一文指出,伯禽初封为鲁侯时应正值壮年,并且指在武王克商一事具体系年上,只有《古本竹书纪年》与《史记·鲁周公世家》是周代两个系统不同的原始资料,其余所有根据新莽刘歆“三统历”及唐代一行的“大衍历”推算的都是二、三手资料,原始资料之可贵在存真,二、三手资料之有害在乱真。何先生此文收入刘翠溶主编：《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台北：允晨文化,2006年。
159可参阅杨绪敏等编：《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385页。
160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244页。
161朱正义：《关中方言古词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页。
162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第一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415页。
163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36-137页。
164邵望平：《考古学上所见西周王朝对海岱地区的经略》,收入《燕京学报》(新十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其中说道：“成、康之世陆续有所封建,姬姓封国的数日或谓53,或谓55”。
165张传玺：《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上)》,《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
166张光裕：《(?)簋铭文与西周史事新证》(《文物》,2009年第2期)—文认为,周公摄政时应未曾称王。
167东征后,周成王王为表彰周公的卓越功勋,将其初封于奄地。因为周成王年幼，周公要辅佐成王处理王室的一切事务,只得派长子伯禽就封,建鲁国于曲阜。可参阅杨朝明：《姬姓宗邦,诸侯望国——鲁国》,《文史知识》,2008年第8期。
168有些论者如许倬云先生则倾向认为,夏、商、周三者之间是相互学习,而不是延续,参阅氏著：《傅钟回响：许倬云先生台大讲学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158页。
169可参阅[德]施耐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关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95页。
170可参阅胡天生：《聃国的地望与兴灭》,《文史知识》,2010年第1期。
171李峰：《西周的政体》,胡晓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二联书店,2010年,35-36页。
172可参阅杜氏《周代封建的建立》一文,转引自王瑞杰：《西周封国之自主与交融——周代封建性质的再检讨》,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33页。
173彭丰文：《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79页。
174陈珈贝：《商周南土政治地理结构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151页。
175西周所对付的敌国,除东方殷族势力外,主要是西北的獬狁、鬼方后来的犬戌,南方的淮夷、荆楚、虎方等,可参阅王贵民：《商周制度考信》,台北：明文书局,1989年,117页。
176如咸宁三年,晋将文鸯统凉、秦、雍州诸军进攻树机能,将其击败,诸胡20万人内附降晋。魏晋禅代前后,另有其他类似事件多起,可参阅陈琳国：《西晋内迁杂胡与杂胡化趋势》,《学术月刊》,2007年10月号。
177可参阅氏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3-84页。
178可参阅氏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7页。
179李峰：《西周的政体》,胡晓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254页。
180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238页。
181沈长云等学者认为,周人国家建立的标志是周文王王权的确立,文王为周人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见氏著：《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303-304页。
182可参阅赵立新硕上学位论文：《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的“分陕”政治——分权化现象下的朝廷与州镇》,陈弱水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9年。
183皮锡瑞断南北朝为“经学分立时代”,周先生亦并不完全认可,认为并没有追踪到问题根本。
184《考信录·丰镐考信别录卷二》。
185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页。
186可参阅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6-78页。
187可参阅[日]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李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50-153页。
188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63页。
189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51页。
190可参阅[日]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78页。
191“周至太王亶父时,已甚强大；又见殷商之衰,及文王之才,与是始有翦商之志”。在孟世杰《先秦文化史》(文化学社发行,1929年,206页)中便这样写道。
192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03页。
193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204页。
194但这个问题又有很深的厉史背景,不易轻下结论。一般都认为,晋文帝司马昭存废长立幼之心,埋下晋武帝与齐王攸斗争的祸根.西晋开国之初就酝酿着晋武帝维护血脉传承与齐王攸觊觎皇权的激烈斗争,这是西晋政治发展的暗流,若隐若现。可参阅范兆飞等人论文。另,刘驰《晋惠帝白痴辨》值得参考,收与氏著《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
195据雷闻整理的“天宝七载先代帝王祭祀表”,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帝、汉高祖、后汉光武皇帝、魏武皇帝、晋武帝依次在列,晋武帝祭祀地点在洛阳。可参阅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4页。
196陈珈贝：《商周南土政治地理结构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51-52页,及151页。
197[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页。
198[日]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221页。
199正如J. A. G Roberts所述：The establishment of Zhou Dynasty provides the first example of the right of a dynasty to rule being based on an ethical justification见氏著A History of China, Macmillan Press LTD,1999,p8.此外,正如不少论者(杨光辉、阎步克等)所指,当时士大夫的理想,是建立以周礼为典范的制度体系,让国家运作的各方面都能依照儒家理念来运行,如“撰《周官》为(诸侯律)”即为一例。可参阅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历史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191页。
200可参阅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8页。
201可参阅乔治忠校注：《众家编年休晋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3-5页。
202黄忠贤等：《(晋书·习凿齿传)述评》,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一十四辑,2008年。
203可参阅宋战利：《曹操历史形象的演进》,《文史知识》,2010年第3期。
204胡阿祥：《司马氏晋国号考说》,《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205徐冲先生最近指出,“为断”、“开元”、“起年”等等所谓“立《晋书》限断”,指的是在西晋王朝的国史书写之中,从何时开始废弃曹魏王朝纪年,而改用晋之纪年。曹魏王朝纪年指的自然是魏帝所行之年号；晋之纪年在晋王朝正式成理之后所指当然也是晋帝所行年号,而在此之前则应采取如“晋元年”、“晋二年”的纪年方式(也可能是“高祖元年”、“晋公二年”之类)。所谓“用正始开元”,是指在西晋国史《高祖本纪》的书写中,自正始元年司马懿就任辅政之职后,就废弃曹魏王朝年号纪年,而改用“晋元年”或“高祖元年”这样的晋之纪年。“宜嘉平起年”所指与此相类。而所谓“从泰始为断”,则是指在国史书之中,在武帝司马炎受魏禅、新王朝正式成立之后,才开始以晋之年号“泰始”纪年。在此之前,仍然要社曹魏王朝年号纪年之下书写“三祖”之本纪。虽然出现一定争议,但西晋国史书写所实践的乃足“从泰始为断”。这是一个很好的例了,显示晋对魏室“承认原有特权”。参阅徐冲：《“禅让”与“起元：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替与国史书写》,《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另可参阅徐冲：《“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史书写》,阎步克教授指导,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206李源澄先生曾指出,魏武之政治,大异于汉者三三：一曰一之于法,一曰惟才是举,一曰绝朋党毁誉。见氏著：《李源澄著作集(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603页。
207[日]津田资久：《曹魏符瑞与司马懿的政治地位》,收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9年。
208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19页。
209 Harold Miles Tanner曾指出:The first Sima Jin emperor's technique of enfeoffing(授予封,授予领,授予邑)his relatives as princes in order to defend the interests of the clan came back to haunt his successors,见氏著China:A History, Hackett Pub. Co.,2009, p145.
210可参阅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211可参阅李书吉：《关于魏孝文帝托周改制的一些认识》,收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9年。李先生认为：孝文帝为什么要用周典化体制进行改制,这是由北魏自身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首先是对当时情况的一种适应。
212王立群曾制《项羽分封诸王表》,可供参阅。
213可参阅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34页。
214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89-94页。
215可参刘王培利：《浅析楚亡汉兴的行政区划原因》,《历史教学》,2009年第18期。
216可参阅邵台新等：《秦汉史》,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188-189页。
217谭其骧：《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0页。
218可参阅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174-175页。
219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175页。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谭其骧先生就认为,三国魏蜀吴三方共有十七州,见氏著：《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24页。但是需注意,就连谭先生自已,也确曾在一些场合说过：“三国合计凡16州”,参阅梁允麟：《三国地理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5页。
220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历史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38页。
221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厉史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45页。
22王鸣盛：《十七史商鹤榷》,南京：凤凰出版,2008年,248页。
223西晋代魏后,鉴于曹兽氏孤立而亡,大封同姓诸王，允许封王设置军队、任命官吏,欲以此屏藩王室。但总的看来,封国的力量仍很弱小,“未有成国之制”。可参阅姚念慈等：《西晋都督制度演变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224王有领地,但不过一郡而已”。见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177页。
225周国林：《西晋诸侯四分食一制考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26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3-54页。
227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78-79页。
228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329页。
229胡先生统计数字为23人,盖误。
230其中司马洪存在过继关系,生父司马望。
231另,当时诸藩王家人的衣食费用尽由国家负担,他却主动提出自己家人费用社自己封国中解决,以减轻朝廷负担。
232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4页。周先生社本文预答辩时也指出：“封王乃不得已,故先封而再解决”。
233李晓杰：《体国经野：历代行政区划》,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63-64页。
234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4-55页。
235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4页。
236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31页。
237自出《晋书·荀勖传》。
238可参阅姚念慈等：《西晋都督制度演变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239张兴成：《晋宋宗室与地方政治》,收入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240比如卫广来先生观察到的,东汉光武所开爵官分离之体制,经数百年演化,至晋武帝立国时又复合而为一,参阅氏著：《汉魏晋皇权嬗代》,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年,370页。另如至西晋武帝司马炎时始于诸王设师、友、文学。此事亦有“多元复合”之意味,参阅唐春生博士学位论文：《南朝宗王属吏研究》,杨耀坤教授指导,”四川大学厉史文化学院,2002年。
241[法]米歇尔·克罗齐埃：《科层现象》,刘汉全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68页。
242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81页。
243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厉史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40-42页。
244朱维铮先生也曾提到：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为了成全其父“翦商”之志而“三以天下让”,泰伯幼弟的长子文王成为叛商诸侯众望所归的领袖,仍克尽臣道,孔子是否认为泰伯、文王的德行高尚程度,己超过尧舜禹?不得而知。但孔子至少认为泰伯、文王的德行乃汤、武所不及。孔子称道古圣前修,并不以为近古必定不如远古。见朱维铮：《壶里春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72-73页。
245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46可参阅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1页。王连龙的考证指出,汲冢书出十太康元年,太康二年开始整理汲冢书,见其《汲冢(周书)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
247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37-38页。
248李峰：《西周的政体》,胡晓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292页。
249陈恩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250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0页。
251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21-23页。
252曹文柱就曾指出,不应假设齐王司马攸承位会使西晋免于速亡,因司马攸只是一派人的领袖,根本无法制服朝内扰攘的群雄,很难控制武帝身后的西晋政局。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119页。
253刘啸：《再论晋初太子之争——以太子太傅、少傅、詹事的设置为中心》,《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2期。
254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台北：编译馆中华从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3-4页。
255仇鹿鸣：《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学术月刊》,2008年11月号
256柳春藩先生也曾指出,咸宁三年的政策变动,使诸王的食邑户数由泰始年间的不规则数变为咸宁年间的规则整数,参阅氏著论文：《曹魏西晋的封国食邑制》,《史学集刊》,1993年笫1期。
257周国林：《西晋分封制度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
258罗自强：《西晋内乱和宗室关系分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景蜀慧教授指导,2004年6月。
259可参阅鲁力：《魏晋封建主张及相关问题考述》,《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60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陈启云文集(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99页。
261黄惠贤：《魏晋南北朗隋唐史研究与资料》,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90-195页。
262当然,另一个方面也值得关注。门下省长官为侍中,此职汉魏以后,地位渐隆,唯晋武帝时,中书、门下虽较尚书亲近君主,,然其权位犹不能凌驾尚书之上。可参阅郑钦仁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台北：联经出版,1982年,98页。
236周振鹤：《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历史地立》,第二十辑(2004年)。
264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89页。
265可参阅乔伟：《中国法制通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184页。
266张小稳：《魏晋南北朝地方官等级管理制度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51-52页。
267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89页。
268可参阅周伟洲：《汉赵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1-32页。
269参阅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123-124页。另可参阅陈勇：《汉赵国胡与屠分治考》,《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270《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三年“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许辉先生以此条史料为可信,参阅氏著：《评刘猛、树机能反晋——兼评晋武帝实施的民族政策》,《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Nicola Di Cosmo曾指出,the probable cause for the emergence of a statelike structure lay in a political mechanism already in existence within the tribal society of the nomads, which allowed for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 at times of crisis, 见其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315.
271可参阅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收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72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是邺在魏郡,与司马伦封国之间隔着一个广平郡,后来司马伦起兵时,“以世子荂为太子,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诩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按之于台湾学者的的研究,则晋延有欲利用司州行政区划,控制华北新生精华仁区——邺区四郡之企图,有“邺区纳于司州”之施政安排,参阅张正田：《汉晋之际郡县变动与地方统治关系——-以司州为例(A.D.189-300)》,台北：《中华人文社会学报》,2005年第2期,3月。
273西晋并州风气,仍前代尚武之田。可参阅范兆飞博士学位论文：《中古太原士族研究》,韩昇教授指导,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7年。
274在此,武帝或多或少向司马亮示好,因为由于司马亮的迁转,导致司马柬的随之转迁。
275王连儒曾制有《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袭一览表》,可资参阅,见其《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综论》,《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76《晋书·司马洪传》：“(洪)咸宁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
277可参阅陈琳国等：《可汗的子孙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23页。
278《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六年“以汝阴王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
279按,据《晋书》相关史料,司马孚之子司马珪曾“武帝受禅,封南阳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户。历北中郎将、督鄴城守诸军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郛孚年高,乞留供养”,是即司马孚一系曾据有邺城名位。
280罗自强：《西晋内乱和宗室关系分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景蜀慧教授指导,2004年6月
281由于都督兼领州牧、刺史以及郡守,地方遂形成两套班子,一是军府的长史、司马、参军等等,一是州府之别驾、治中、从事等等,如果以诸王兼都督、刺史,则其属官将有国官、府僚和州佐等三驾马车。可参阅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8页。
282参阅张军：《汉魏晋军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162页。
283《晋书》武帝本纪泰始五年“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卫璀都督青州诸军事,东莞王伷为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
284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编：《两晋南北朝十史补编(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566页。
285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150-151页。
286因此处称“扶风王亮”,笔者怀疑宗师之设在司马亮转徙汝南王之前,《晋书》及其他相关史料次序,亦为如此。
287辞海编纂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页。
288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239页。
289[日]山口晃：《曹魏西晋时期的都督与将军》,收入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辑,2003年12月。
290有论者推定其时设置有小国16,见盂昭毕等：《中国厉代国家机构和行政区划》,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192页。笔者不知此数何以得出,猜测论者是以27-5-6,然而这样的计算方法明显不正确。
291即权臣贾充,仇鹿鸣曾就此分析：贾充当时采取了主动请辞,以退为进的策略。武帝当然小愿意开罪这位功勋卓著的元老,除了慰留之外,在调整分封时,“唯特增鲁公国户邑”,以示恩宠。
292平原王司马十似乎长期有病在身。
293青州治所化齐国中。
294即东莞国。
295《晋书》司马望本传：武帝受禅,封义阳王,邑万户,给兵二千人,《太平寰宇记》卷132载：“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割南阳之东鄙,复置义阳郡,封安平献王孚次了望为义阳王”。武帝太康九年(288)时,“义阳王奇有罪,黜为三纵亭侯”,“徙章武王威为义阳王,按,司马奇为司马望之孙,而马威之父司马洪实际也是司马望之子。司马威在章武王名位上待了11年。
296冯尔康先生认为,宗师之设,肇始于西晋,宗师没有机构,以此不同于宗正。见氏著：《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410页。
297《晋书·清惠亭侯京传》载：“机之国,咸宁初征为步兵校尉,以渔阳郡益其国,加侍中之服”。佟洵指“燕国是西晋时北方最大的封国”,见氏著：《北京地方史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9页。尹钧科指咸宁初以渔阳郡益燕国后,燕国是个大诸侯王国,见氏著：《北京建置沿革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45页。并可参阅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62-63页。
298如杨伟立：《论魏晋时期的分封制》,收入四川省史学会：《四川省史学会史学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399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案武帝纪咸宁三年八月徙北海王陵为任城八传云泰始三年转封,未审准是。
300《晋书·司马遂传》称：武帝受禅,(遂)封济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耽、缉。耽嗣立,咸宁三年徙为中山王。是年薨,无子,缉继。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一)》,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82页,载有与司马遂相关之事迹。
301《山右石刻从编》著录有西河缪王司马斌(司马子政)碑一方,中云：“王以咸宁三年,改命爵十”,关十此碑,,另可参阅施蛰存：《水经注碑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43-44页。《水经注》卷六载：“晋徙封陈王斌于西河,故县有西河缪王司马子政庙”,指同一事。
302胡阿祥先生也认为,陈王司马斌为西河王后,陈国当十是时除为陈郡或省并。参阅氏著：《宋书州郡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112页。
303仇鹿鸣博士学位论文《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复旦,2008),120页。
304武帝后来还曾一度考虑在司马柬与惠帝二者之间择定其一为帝位继承人。
305司马裕先封始平王,随即去世,司马玮遂继任为始平王。
306仇鹿鸣博士学位论文《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复旦,2008)。
307吴廷燮在其《晋方镇年表》中已指出,司、充二州,例不置督。
308可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309清河国也距离齐国不远。
310《晋书》本传载：“咸宁初,以齐之梁邹益封,因之国,服侍中之服”。
311转引自[英]科林·斯科特等著：《监管政府：节俭、优质与廉政体制设置》,陈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03页。
312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帝之所以敢于把帝国遗业交给司马衷,也是因为他对于自己奠立的“经制”与常轨有足够信心。西晋覆亡后,东晋得以延续,部分也是由于“经制”的效力使然。
313张传玺：《从“协和万邦”到“海内一统”：先秦的政治文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9-70页。
314叶达雄：《西周王权与诸侯权的关系》,收入《张以仁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99年。另可参阅叶氏：《西周政治史研究》,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
315加上司马辅是从“镇北”职任的综合设置出发考虑。
316276-277年间,司马辅曾以南中郎将都丐督沔北诸军事。
317卢云：《汉晋文化地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14页。李源澄先生也指,蜀亡之后,蜀人在政治上受不平等之待遇,遂无为反抗,见氏著：《李源澄著作集(四)》,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1628页。
318可参阅胡阿祥等：《论蜀汉灭国后其上层侨寓集团之解体分流》,收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6年。
319从清河国出发,经平原国与济南郡,便至齐国。
320这恐怕也是以东莞益仙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321法家观念落实下来辐辏于秦王朝”。参阅朱晓海：《汉赋史略新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31页。
322参阅王东洋：《(晋辟雍碑·碑阴)所反映的几个问题》,《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23石苞出身寒微,是其一大特点,参阅熊德基：《六朝史考实》,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216页。
324王惟贞：《魏明帝曹叡之朝政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136-137页。
325可参阅柳春新：《论晋武帝的治国之策》,收入氏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
326李治安主编：《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200-201页。
327常镇宛城,可参阅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5页。宛城在南阳国境,司马柬也许对此都督区有一定之影响力。
328黄惠贤先生曾指出,泰始八年(272)西陵督步阐叛吴,九月降晋。围绕着争夺西陵要塞,吴陆抗、晋羊祜展开激战,后以晋败吴胜告终。晋武帝司马炎有灭吴志,泰始五年(269)以羊祜都督荆州、镇襄阳,卫璀都督青州、镇临菑,司马仙都督徐州,镇下邳；泰始八年又留王浚为益州刺史,使治水军。但是,晋武帝的意见与执政贾充、荀勖、冯紞相左,伐吴之举,迟迟不能施行。见氏著论文：《对三国史研究的一点意见》,《襄樊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329当然,司马亮,司马仙和司马骏都有针对孙吴的活动。
330可参阅庞骏：《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331[日]小尾孟夫：《六朝都督制研究》,日本：溪水社,2001年；另可参阅牟发松先生相关介绍论文。
332[英]罗素(Bertrand Russell)：《权威与个人》,储智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80页。
333姜剑云：《(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334王文进：《三分归晋前后的文化宣言——从左思<三都赋>谈南北文化之争》,收入台北,《汉学研究集刊》,创刊号。
335《晋书·地理志》云：“晋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孙氏,凡增置郡国二十有三”,从钱大听起,已有许多学者指出此记载有重大谬误,可参阅王东洋：《(晋辟雍碑·碑阴)所反映的几个问题》,《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36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历史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45页。
337涉及到泰山、济北、乐陵、城阳等郡国的职官设置与人员配备。
338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31-38页。
339参阅董慧秀：《释“山少傅名言”：“为国者不可以忘战”》,《史学月刊》,2010年第11期。
340韦琦辉：《再议晋武帝罢州郡兵问题》,《理论界》,2008年第6期。
341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51-152页。周先生并指出,西晋之州专以刺史为长宫,其下属则有别驾从事,治中从事,诸曹从事等员。其次又有主簿、门亭长、录事、记室书佐、诸曹佐、守从事、武猛从事等职。
342楼劲等：《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284-288页。
343陶新华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阎步克教授指导,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0年6月。
344李治安主编：《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200-201页。
345陶新华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阎步克教授指导,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0年6月。
346陈玉屏：《“晋武帝罢州郡兵说”是如何形成的》,《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笔者比较赞同陈先生的考订,但此文在学术界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另,黄惠贤先生亦有类似论说。
347杨光辉：《晋武帝“悉去州郡兵”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
348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另可参阅祝总斌：《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349可参阅林石：《西晋八王事行系年》,《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笫2期。
350参阅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张军：《汉魏晋军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191页。张兴成：《两晋宗室司衮要论》,《阅江学刊》,2011年第1期。
351曹文柱：《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亦可参阅韩树峰：《武帝立储与西晋政治斗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352参阅吴延燮《晋方镇年表》。可参阅林石：《西晋八王事行系年》,《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张兴成：《晋宋宗室与地方政治》,收入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王蕊认为：自武帝太康元年争晋忠帝元康元年,琅邪王伷、下邳王晃、梁王肜相继出任青徐都督,这三任青徐都督设置于灭吴战争开始至结束后的十年间。设置青徐都督的原因应是晋武帝担心江南地区地方势力在孙吴被灭后发生动乱,加强界吴地区的军事统治以备不测。参阅氏著论文：《青徐充地方军政长官与西晋后期政局》,《东岳论从》,2009年第10期。还可参阅工蕊博士学位论文《三、四世纪青徐充地域政局研究》,张金龙教授指导,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5月。该博士论文经修改后以《魏晋十六国青徐究地域政局研究》为题出版,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
353杨鸿年等：《中国政制史(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285页。
354可参阅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9页。
355林校生：《漫议“八王之乱”的“名”与“实”》,《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另可参阅氏著：《“八王之乱”丛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356林校生：《西晋“赵王伦起事”社会基础辨略》,《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57前述司马顒因叔父司马辅徙封为太原王而转河间王,但太康五年司马辅死后,·司马顒没有得回太原王名位。
358张鹤泉：《西晋大都督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4期。
359《晋书》司马洪本传只载二子威、混。而司马冏之一子叫司马英,此事甚有意趣,待详考。笔者猜测其间可能存在过继关系。
360新都工司马该太康四年去世。太康四年(283)新都国除,复为新都郡,太康六年省为县,属广汉。参阅胡阿祥：《(宋书)卷三十八(州郡四)献疑》,收入《历史地理》,第二十辑(2004年)士人常骞曾为司马该之内史,参阅曹书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后贤志)讹误考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361但《北堂书钞》卷七十载：“晋官品令大云,太康十年,皇子三人为郡王,皆五万户”
362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83页。
363仇鹿鸣博士学位论文《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复旦,2008),184页。
364不知何故鲁先生认为司马遐未有之国,笔者以为此事待进一步考察。
365鲁力：《“八王之乱”成因新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66《晋书·武帝纪》则称：冬十月壬子,徙南宫王承为武邑王,不知孰是。按,司马承亦为司马孚之孙。
367据张兴成的整理,司马肜在287-290年三年间以梁王都督豫州诸军事。参阅氏著：《晋宋宗室与地方政治》,收入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368平吴后,镇南逐渐由豫州移至荆州。
369据张兴成的整理,司马玮于289-291间,一年半左右都督荆州,并逐步由平南转镇南将军。参阅氏著：《晋宋宗室与地方政治》,收入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370武帝特别钟爱司马衷此子。
371还可参阅郭鹏主编：《汉中地区志(第4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2076页,2172页。
372司马颖何以封国户邑数特多,仇鹿鸣先生曾有相应分析。
373杨光辉指出武帝这次改封是对西晋封爵制度的一次重要变革,在原来的郡王之上，增设国王一级,其所拥有的土地、人口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体制。
374某种意义上,武帝在太康十年授予司马颖封邑十万户,却不给予实质性使命,适足以得到启人野心之反效果(side effects)。后来随着赵王伦称帝的尝试,激起了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顒、成都王司马颖的三王起义,司马颖列名三王中,乃有远因。按,以成都及蜀郡为封地,实始于司马颖封王时。参阅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8页。另可参阅胡守为等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237页。
375《晋书·武帝纪》：太康十年四月,“太庙成。乙巳,迁神主于新庙”,王隐《晋书》亦有相关记载。
376当然,太康十年所封郡公6人,县公21人,合共27人,比泰始元年与咸宁三年都要多,五等爵总数亦以97而多于泰始元年与咸宁三年,随后武帝崩,爵制在惠帝以后即趋于紊乱,参阅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历史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42-43页,及所附西晋五等封爵人数表(上册,49页)。仇鹿鸣先生所云“希望通过众建诸侯的方式,在其身后收到巩卫皇室的效果”,大致应无误。
377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274-275页。
378陈启云：《治史体悟——陈启云文集(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04-106页。
379又如日本学者渡边义浩指出,统一三国的西晋调整史官制度,由著作局或者著作省著作郎、佐著作郎编辑国史,目的是集中“史”的文化价值于国家。参阅氏著论文《“史”的自立》,收入日本东方学会等编：《第一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80曾说武帝“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曾指出,使用《晋书》时,必须把“它是按李世民意图改修的”这点考虑进去,见氏著论文：《论唐修(晋书)的性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值得参阅的还有杨联陞先生的论文《晋代经济史释论》,收于氏著：《国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381本文已通过台湾大学《史原》刊登审查,预计2012年出刊。
382赵立新硕士学位论文《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的“分陕”政治——分权化现象下的朝廷与州镇》,陈弱水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9年。
383马以谨博士学位论文《东晋初期政治势力的成形与推移》,孙同勋教授指导,台北,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2005年。
384 Grafflin, Dennis (1980) "Social Order in the Early Southern Dynasties: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ern Chin.' Ph.D. dissertation, Havard University.
385侯旭东《对读“王与马共天下”与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有感》,2001年4月17日发表于往复论坛。
386胡宝国《我读<东晋门阀政治>》,2001年4月13日发表于往复论坛,后以同名刊发于中华书局《书品》2002年第2期。
387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二卷)：中国史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860页。
388[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39页。
389请参见王德权《“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理论的检讨——关于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形成的一点思考》,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2006年5月。
390 David A. Graff, Medieval Chinese Warfare,300-900,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谢伟杰有书评发表于《汉学研究》第20卷第2期,2002年12月。前文提到的Dennis Grafflin亦曾撰书评发表于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第34卷第3期,2004年冬季。此外,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刻石文：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材料自容庚《秦始皇刻石考》),西晋初年刘颂赞美晋武帝,说：“人迹所及,皆为臣妾”,两相比照,亦可见模型之传承,请参阅廿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财团法人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年,103-104页。[日]渡边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一文的研究也表明了此点,其文中译本见[[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孙歌等译《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391引自《晋书·顾荣传》。
392语出《晋书·陆机传》。
393《晋书·陆机传附孙拯传》载拯“能属文,仕吴为黄门郎。孙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与顾荣以智全”。后孙拯追随二陆,惨死监狱。
394曹道衡先生指出,陆机在永康元年(300)写了《叹逝赋序》,其时入洛正好十年,陆机感叹：“所曾共游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内,索然己尽。以是思哀,哀可知矣”,陆机虽然坚持北仕,亦深受晋帝国崩解日甚一日的影响。见曹道衡《中古文史从稿》,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188页。按顾农《陆机生平著作考辨三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一文所做考察,早在太康五年(284),陆机即以处理堂叔陆喜后事之缘故首次入洛。
395[粱]萧统《文选·赠答》收有《陆士衡增顾交阯公真》诗一首。唐李善注云：“《晋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顾秘,字公真”。顾秘被推为首,似与吴郡甲族的出身与任职吴兴的经厉相关。
396引自《资治通鉴·晋纪七》。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载：”昔太安中,石冰作乱,六州之地,柯振叶靡,违正党逆。义军大都督邀洪为将兵都尉,累见敦迫,既桑梓恐虏,祸深忧大,古人有急疾之义,又畏军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数百人,与诸军旅进”,此“义军大都督”即顾秘。关于葛洪从军事,可参阅李慕如《试论葛洪之习武与治军》,台北,《建国科大学报》(人文类),第二十四卷第三期,2005年。程喜霖《葛洪生卒年及隐居罗浮考》,《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笫6期亦有涉及。
397《晋书·惠帝纪》,太安二年(303)十一月“癸亥,东海王越执长沙王又,幽十金墉城”。
398在参加讨、平石冰的队伍中,有“前南、平内史二王矩”。按《晋书·长沙王又传》,司马颖“遣刺客图又”,长沙国左常侍王矩杀刺客。在又被幽禁数日后的太安二年十一月丙寅,矩与周玘、顾秘起兵讨石冰。长沙王又力量的余部似在图谋借江东留存实力。《太平御览》卷379：“《晋中兴书》曰：‘王矩字令武,美容貌,每出行,观者盈路’”,或即此王矩。
399“二陆”死后,王澄以司马颖从事中郎身份“劝颖杀(孟)玖,颖乃诛之”。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讨颖,移檄天下,亦以机、云兄弟枉害罪状颖云”(《晋书·陆云传》)。及颖败亡于司马越,澄入越府,“越请为司空长史”。
400陈敏曾代表刘准势力乃至司马颖阵营吴士相交通这一点,也很重要。
401按之十《晋书》,封义兴有二种说法,一为《地理志》,时在永兴元年(304),《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同于这种说法,如此说正确,那么该是“荡阴之役”以前,否则缺乏一个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段；一为《周玘传》,时在“三定江南”而又“期年之问”,即在310-311年年初左右,《资治通鉴·晋纪九》同于这种说法,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31页持310年说。前一种似更可信,清人洪亮吉在《东晋疆域志》中,陈桥驿主编《浙江古今地名词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中,王铿先生在《东晋南朝时期“三吴”的地理范围》(《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陈刚在《西汉至六朝时期丹阳郡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8年第2辑)一文中均持同样观点。
402石冰乱平后,顾秘那股力量中的吴士多入于正崛起的越幕,如华谭、甘卓、顾荣等人。但纪瞻、薛兼等早识越幕不可久留之士人,仍与义兴周氏一道,守十江东。
403尤其刘准,其所部精华陈敏已与司马越合作,更无能为力。
404此时序按照《资治通鉴·晋纪八》,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同于此,见其12页。
405乔同样在讨灭张昌中立下大功,继又站在司马顒一方与司马越对抗。
406张傧生《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179-180页,“刘乔阻兵抗越”小节；184页,“陈敏乘机叛变”小节,认为“是时间、东海相持,中原继续混战,敏遂趁机据历阳而叛”
407司马光在《稽古录》卷十三中系此事于永兴二年之秋,见[美]王亦令点校之《稽古录点校本》,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336页。
408永兴元年(304),刘弘与部将陶侃击灭张昌。永兴二年(305)十二月,司马颖进据洛阳,刘弘“按兵不能御”(按《三国志》刘馥传注引晋诸公赞,“于时弘有刘景升保有江汉之志,不附太傅司马越”),《晋书·刘弘传》：“成都王颖南奔,欲之本国,弘距之”,颖南奔欲之本国,事在光熙元年(306)五月后。此二事对照,可知越击破刘乔,促使弘投向越方。相较于刘弘的转向,刘准当时似乎没有那么明显。
409《资治通鉴·晋纪八》载：陈敏自率万余人讨甘卓,甘卓部下“军人隔水语敏众：‘本所以戮力陈公者,正以顾丹阳、周安丰尔；今皆异矣,汝等何为?”’,周安丰，周玘,因其曾官安丰太守。
410纪瞻,入洛时陆机曾亲加策问,予以引荐,按林校生先生《西晋“八王”幕佐分府考录》(《宁德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的研究,其人在永宁几年(301)左右仕宦于齐王司马冏幕中,次年司马同被击灭,而瞻则入于司马越府,再过一年,也就是二陆殒命前后,弃职南归。
41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页。
412循亦有北仕经历,其北仕是二陆举荐吴士的典型事例之一(顾荣亦曾表荐循,参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2页)。然不曾事越幕,石冰乱时,以前侍御史身份起兵于会稽,响应周、顾。循系盖世之儒,精于礼学,著作传世,有笃行之风,其闻赵王伦废惠帝即南归的事迹足为明证：又,循父为孙皓惨杀,他和顾荣之流对陈敏等次低劣,远远不及孙权文治武功的现象必然观感不同,在顾荣等人心目中,如孙氏政权般的政治实体当是最好归宿,贺循却是以晋室为本位。
413这是王永平在《吴上与陈敏之乱关系考实》一文中的说法,而且,即使说四五人也有问题,如《晋书·贺循传》说：“惟循、吴郡朱诞不预其事”,但《华谭传》所录华谭致顾荣等书中说到：“永长宿德,情所素重；彦先垂发,分著金石；公胃早交,恩纪特隆；令伯义声,亲好密结”,永长,据《太平广记》卷473,即朱诞之字,则朱诞的行迹都值得怀疑。
414戴渊,字若思,其父戴昌稍涉品题谈论,一度与陆云并称,渊“少好游侠,不拘操行”,后为陆机启发,捐弃前行,亦习谈论,并由机荐于赵王伦,为伦辟后,既有劝机还吴之事,又复“除沁水令,不就”,“往武陵省父”,后来“累转”入司马越幕中。
415这从后来华谭在甘卓、周馥之战中的表现,及向元帝力陈周馥非叛等事也可看出。毕氏曾至洛阳阳应武帝对策,发主张用吴人论调之先声。收入越府不久逢陈敏之乱,站在司马越的立场上致书顾荣等谴责陈敏叛逆,造成吴王倒戈。谭虽有此举动,却并不以吴王为敌,甚至可说甘卓归于敏受了谭的帮助,《华谭传》：“甘卓尝为东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诛之,卓投谭而免”。华谭一书唤起江东阵营倒戈击敏,实质是吴王整合其一致利益的企求使然。
416据《建康实录》,石冰作乱,焚烧吴太初宫荡尽,陈敏平石冰,据扬州,因太初故基,创造府舍,司马睿渡江,居此地。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09-110页,以此条材料为可信。是可推知陈敏之志。
41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1页注一。
418在陈敏占据江东期间,司马越继续推进逐鹿中原的步伐,光熙元年(306)五月,惠帝还洛,十月,杀司马颖,十一月,越谋害惠帝而立怀帝(据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十二月,越杀司马顒。
419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8页,注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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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周馥当时表现还算中立,而司马越早在所谓“迎大驾”时就有“以馥为中领军”的打算。相形,刘准既无陈敏之助,又有力量坐大(刘机来投),与吴士交通之嫌,遂为越以周馥代之。
42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页,注二。
423可参阅胡志佳《惠帝羊皇后与西晋政局——兼论羊氏家族的发展》,台中逢甲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8期,2004年5月。
424参见胡阿祥《东晋南朝的守国形势——兼说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立》,《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
425王汝涛《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312页,认为邵、硕一音之转,上文提到裴硕即此裴邵。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书的研究未及此。
426据《晋书·纪瞻传》,同舟东归者尚有陆机从弟陆玩,所授职务,查《资治通鉴》,知足“辟为掾”,稍低。
427纪瞻与周玘都被诏为尚书郎,散骑郎则后者有前者无。一般认为,尚书郎在西晋时期属于清流官。
428孙惠杀掉佞小牙门将梁俊后出逃,“改姓名以遁”,司马越荡阴败后“举兵下邳”时,化名投书“干越”。
429关于刘弘死后安葬问题,日本学者葭森健介先生曾做过很精密的研究,其文《魏晋时期的中央政界与地方社会——围绕西晋刘弘墓的发掘问题》,发表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1995年9月,湖北襄樊。
430陶侃出身潘阳宗部,曾扭转了弘对张昌初战的败局,赢得荆州暂时安定。
431此时序参考范兆飞《永嘉乱后的并州局势——以刘琨刺并为中心》, 《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
432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433当陈敏割据江东败象渐露时,晋廷布署于江南之二员镇将,镇寿春的刘准并无逆司马越之意行事,只因没有明显归向,司马越恐其在陈敏乱平后与江东士族结合,遂以周馥代之,并将镇下邳的司马容的“都督扬州诸军事”职衔转给周馥；倒向司马越方的襄阳镇将刘弘已死,司马略代其镇,刘弘麾下主将陶侃征入司马越幕。如此做法,难以说是全盘整合。
434《晋书·袁甫传》：袁甫曰：“寿阳已东皆是吴人”。卢云《汉晋文化地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21页以此条材料为可信。
435青州当琅邪之北,镇青州可以藩卫之；同时由后来司马容渡江,王敦自青来扬可以推知,王敦可以任意穿越徐州,我推测王敦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被赋予牵制周馥的任务使命。
436此前他们仍在下邳。
43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9页。
438鲁力《东晋的“五马”与谯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4期。
439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4-15页。
440毛汉光《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441“衍有重名于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尤重澄及王敦、庾敳”,“时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皆为衍所亲善,号为四友”(按《晋书·胡毋辅之传》,此四友是王澄、王敦、庾敳与胡毋辅之),衍研《易》“终莫悟”,敦向其进阮修,“及与修谈,言寡而旨畅,衍乃叹服焉”。
442[日]谷川道雄《六朝贵族的家庭生活及在社会政治上的作用》,收于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二联书店,2004年。其文据《颜氏家训》引申出“公务”与“私情”的概念,前者指为了维护整个家族的生存所作的一些事情,具体体现落实十“重责”二字,后者指兄弟间各自都倾向于自己妻子一侧的心情,落实于“薄意”二字,公与私相对立的过程中,公必须真正超越了私才能成立。又据《三国志·夏候玄传》,引申出家政“公务”与国政“公务”,认为二者密切相连。谷川先生这一看法在他此前文章《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中已有表达：“家族意志的统一,亦即家族各人都站在公的立场是必要的,否则要向家族、乡党仲手是不可能的。名望家支配是通过名望家之家族内部公私的纠葛、公克服了私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能够超越私而从事公,可以说是具有名望家层的荣誉”,该文收在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笫二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还可参见氏著《六朝峙代の宗
44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9页。
444初,司马容向朝廷请求移镇江东,主意就出自与敦、导同为王览之孙的王旷。
445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笫1期。
446《晋书·王廙传》。
447《资治通鉴·晋纪八》胡三省注。可参阅张鹤泉《西晋水嘉、建兴年间都督诸州军事制度探讨》,《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
448[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44-145页。
449林校生《西晋末司马睿府佐吏考略》,《宁德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另外,薛兼此时任睿府军咨祭酒,周玘任睿府仓漕属,后虽玘对睿大有恶感,可他峰持不为越所辟而投睿节度,本来就说明他的倾向。
450《晋书·元帝纪》：“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
451另外,永嘉六年(312),敦版虞潭为湘东太守,潭以疾辞。潭后来在王含、沈充攻逼建康时,于养病告归之地聚兵勤王,被晋明帝紧急乎诏委任为会稽内史,或能算作又一例。
452可参考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339-34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453作者认为,认为荆州比青州史重要在当时政治地理格局下无可厚非但司马越、王衍的问题在于过分轻视了东部这一窟的价值,同时对于长江一线各政治势力乃至荆州窟本身,都没有能进行实质性的必要整合。
454苟晞来并未由“名号”既厚而不生“祸患”,最终仍公开向越发难。
455潘滔与司马越有着深厚异常的关系,《晋书·刘舆传》：“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刘舆长才,婓邈清才”,关于此“三才”,可参阅王晓毅先生《西晋贵无思想考辨》(《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2期)一文中的研冗。依《晋书》诸纪传所载,潘滔贯与敦有嫌隙,而司马越为保潘滔，曾不惜与晞结下仇怨,直到越身死之永嘉五年(311),犹有“东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情事。
456王蕊博士学位论文《二、四世纪青徐充地域政局研究》,张金龙教授指导,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5月,97页。该博士论文经修改后以《魏晋十六国青徐充地域政局研究》为题出版,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
457《晋书·裴邵传》。
458大约在此前后,司马越遣王旷任准南内史,加强裴氏武装,但效果不明显。
459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460《晋书·应詹传》。另可参阅韩国磐先生《谈谈刘弘》一文,发表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1995年9月,湖北襄樊。韩先生指出,陶、应二人作为刘弘重臣,在晋室南渡后继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是很值得重视的。
46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18页。
462可参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13页。
463[日]中村圭尔《关十南朝贵族地缘性的考察——以对侨郡县的探讨为中心》,该文最初载于日本《东洋学报》第64卷第1·2期,1983年,刘驰将其译作中文发表在《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另可参阅中村圭尔《东晋时期扬州的流民问题及其历史意义》,收十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三出达彦有《东晋的琅邪王皇位继承》一文刊于日本《集刊东洋学》第96号(2006年),考察了东晋时期皇太子以外的皇位继承者限十琅邪王这一特殊现象,该文也很值得关注。
464张学锋《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墓主身份蠡测》,《文史》,2008年第1辑。
465王晓毅《西晋贵无思想考辨》,《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2期,曾申此义。
466此次平定之后,“百姓饥馑,盗贼公行”,可见破坏力不小。
467《太平御览》卷200引《晋中兴书》云：“元帝以佐命功封周玘乌程公,又封王敦武昌公”。
468与王敦视洛阳为畏途相对的是王澄“率众军,将赴国难”之举。永嘉四年(310)十月,司马越“羽檄征天下兵”,澄自江陵率师北上,与九刀起事于宛的王如遭遇(参见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一文注六十,《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桂蕤二人“并遣兵援京师”,在王澄之前己与王如交锋,皆败,王澄后至,又中如党之计,“闻襄阳陷,以为信然,散众而还”,“竞不能进”(引自《晋书·王澄传》),《晋书·怀帝纪》：“及如战于宛,诸军皆大败”。
拍9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5页。
470《晋书·怀帝纪》：“徐州监军王隆自下邳弃军奔于周馥”。
471《晋书·杜夷传》。
472至此,“二陆”当年在司马颖幕中建立起的吴士小群体骨干殆尽。
473[韩]金民寿《东晋政权の成立过程—司马容(元帝)の府僚(?)中心(?)(?)て》指出孙惠对司马越的支持之重要性,《东洋史研究》,48卷2期,1989年9月。
474从某种意文上说,刘弘主要依靠的是陶侃,而刘准主要依靠的足陈敏。
475瞻在永嘉六年石勒军南下侵扰还师时,奉睿命追击石虎,获大胜。
476《太平御览》卷69“洲”条引《荆州吲经》云：“襄阳县南八里,岘山东南一里,江中有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居,宗族强盛,共保蔡洲,为王如所没,一宗皆尽”。襄阳蔡氏此时仍是地方上首屈一指的大族,参阅邓振男硕士学位论文《三至六世纪江汉地方豪族的发展历程：以襄阳、江陵为中心的探讨》,邱添生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48页。
477可参阅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杨洪权《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指出其时一流高门皆择南迁。
478在司马顒与司马越之争中,王浚之于马越相当于张方之于司马顒,参见牟润孙《论西晋王朝的崩溃》,收于《海遗杂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
479可参阅唐长孺《王敦之乱与所谓碎之政》,《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480如鲁力《“八王之乱”成因新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4期。
481[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83请参阅牟发松先生《魏晋南北朝的天下二分之局试析》,《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1期。从一个史长远的方向来看,东一西二元已成历史运展的阻碍,建兴元年(313),晋愍帝谋划“分陕”,“令幽、并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右承相宜帅秦、凉、梁、雍武旅三十万,径诣长安。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分遣前锋,为幽并后驻。赴同大限,克成元勋”,并不成功,而后来王敦借荆州重镇与司马容之建康相抗,更欲谋求新版“分陕”,则已演成东晋政治史L一大问题症结。关十晋代“分陕”,详可参阅傅乐成先生《荆州与六朝政局》,《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4期,1952年。收于王健文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从·政治与权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与赵立新硕士学位论文《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的“分陕”政治一分权化现象下的朝廷与州镇》,陈弱水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9年。此外,韩国学者洪延妸刊于《东洋史学研究》第93辑(2005年12月)的《两晋交替期的“制州”——以荆、扬对立局面的形成过程为中心》,也值得参考。
484参阅吴慧莲《东晋刘宋时期之北府》,台湾大学文史从刊第70号,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5年6月,附“北府攻守形势图”。
485伊懋可(Mark Elvin)所指的资源边疆(resource frontiers),也就是探讨在时间过程中那些地区的土地、木材和其他生产因素相对的丰富,可参见氏著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中文名《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486伊懋可(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文名《中国过去之模式》),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481康达维(David Knechtges)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都持此见,可参阅宇文所安与盛韵的对谈录,《东方早报》,2009年3月8日上海书评。
488我觉得有一个不知道能否成立的假说?中国史上,进入南方开发的阶段后,只有明与民国是从长江中游一线而起,进而获得统一,但明与中华民国都不是在南北对立政情下起来的,也就是说,我认为如果东晋能够一统中原,那整个国家体制是否存在与隋唐帝国模式有别的发展路径?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我们理解宋朝“转向内在”就容易了,那更多是在南宋偏安格局下被逼出来的,也就是说长期北胜南格局导致了绝对专制体制的稳定与自我更新,但是遏制了别的可能因素?我这样推测可能过十僭妄,也不一定有道理,我只是觉得如果按照伊懋可那样的看法去观察,被动利用与主动更革应该是有区别的,在东晋门阀政治里可能有一种改写秦汉帝国基本走向的因素在?
489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228页。指出：晋武帝对自己亲手建构的政治权力秩序感到比较放心。我认为作为东晋缔造者的司马睿也有相似。此外,从陈寅恪先生开始,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正始党争”中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成员的地域分野,现一般认为,前者成员集中在黄河以南地区,而后者成员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地区,就这点来看,立国江东对于司马氏家族整体政治底蕴而言,有着非常大跨度的地理阻力,这也许是司马睿面临的又一难题,牵着他的注意力。
490[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举前史》,京都,同朋舍,1956年,233-246页。又,吴慧莲《六朝时期的君权与政制演变》,《汉学研究》,21卷第1期,2003年6月,也注意及此。
491赵立新硕士学位论文《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的“分陕”政治—分权化现象下的朝廷与州镇》,陈弱水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9年,158页。张兴成在《晋宋宗室与地方政治》一文中指出：元帝、元帝时期,宗室成员无一人担任地方官员,担任过都督只有司马承一人,而司马承还是司马睿为防备王敦而起用(我有另文详说之)。此文收于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492请参见王德权《“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理论的检讨——关于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形成的一点思考》,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2006年5月。
493景蜀慧先生曾指出,陶渊明《读<山海经>》第六首,有暗指东晋初建国时期政象之兴盛,“野无遗才”,同时藉此批判演化至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晋宋交替纷扰时代)的政治现实的寓意,见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29-230页。
494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为晋室南渡后忠君观念的转强(参见王心扬《家与国的抉择——东晋上人对忠君观念的提倡》,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编《台大历史学报》,第三十九期,2007年6月)提供一些解释。
495[法]菲迪南·罗特《古代世界的终结》,王春侠、曹明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22页。
496在政治制度史的层面,其实也有相似的情况。张军在《汉魏晋参军一职考论》(收于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文中指出：参军署曹从司马越府中开始萌芽,昭示着军府制度的演化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制书上对参军署曹有明确说明司马睿府为首见也最详细,诸曹设置相当完备。
497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01页。
498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
499郭湖生《台城辩》,《文物》,1999年第5期。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2、103页分别对郭文中的宋齐与梁陈建康宫城图做了修订。
500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3-84页。
501按,据南朝刘宋时期学者山谦之的《丹阳记》,东吴时,石头城城墙为土筑,东晋义熙年间才用砖作城。
502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503李金堂《“石头城”纵论》,《东南文化》,2005年第1期。
504熊清元《南朝之扬州刺史及其治所考析》,《黄冈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
505按《元和郡县志》等史料,东晋建国,筑城于青溪东南,临淮水上,名东府城,琅邪王氏兄弟创扬州刺史所治之州廨于台城西,后司马道了十东府城领州,遂别旧治为西州城,同时,“西州”二字,道了之前已有,可参阅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87-88页。
506我读书所见最好的图是收在郭湖生《台城辩》中,《文物》,1999年第5期。
507如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不过王树民先生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校证本是正确的。
508按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73-74页,冶城为建康城秦汉以前遗迹中之最古者。
509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87-88页,《晋书》札记,西州条。
510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51-252灭。
511按周书的前言,其完成于81年,而谭图出第一版则在1982年,故周书恐怕未必直接使用谭图,据仇鹿鸣先生提示,周先生可能是看了谭图此前出的内部版,或者就是根据一般印象而言。
512关于中古时期沔水流域的都督区军事政治设置,严耕望曾有很精准的分析。近年,蒋福亚指导的学生.高峰曾对东晋的沔中都督区设置做过比较好的重新整理。
513陈冠球编注：《谢宣城全集》,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年,285页。
514《南齐书·明帝纪》。
515《南史·齐本纪》。
516可参阅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六章《梁失汉中与梁魏三十年战争》。
517《梁书·萧景传》。
518可参阅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374-375页。
519但这也是好景不长的,549年,西魏宇文泰政权派遣大将杨忠自南阳盆地进入随枣走廊地区,先后攻克随郡、安陆、竟陵,与梁湘东王、荆州刺史萧绎约和,“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可参阅石泉《粱陈之际长江中游地区地理形势之巨变》,收于氏著《石泉文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520《六朝通鉴博议》卷十。
52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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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1,No.1(《哈佛东方学报》四十一卷一期)(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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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济沧译,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30期,2002年12月。
13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2000年。
14孙同勋教授指导,台北,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2005年。
15 Grafflin,Dennis(1980)"Social Order in the Early Southern Dynasties: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ern Chin." Ph.D.dissertation,Havard University.陈启云教授指导。
16邱添生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
17林小先生并不知名于学界,但其一直致力于研究“八王之乱”相关史事,颇有心得(曾一度受祝总斌先生邀请,在北京大学访问研究)。笔者自本科起多次致信向其请教,收获不小,其专著有《“八王之乱”从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25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上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274页,做过与本文相同的资料搜集,但并未给出结论。
26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修订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年,3页。
27金毓黻：《东北通史》,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127页。
28宁梦辰等：《东北地方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7页。
29杨德华：《论两晋时期宁州的设置及变动》,《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持见亦同。另还可参阅郭秀琦等：《西晋泰始七年设置宁州原因辨析》,《南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另外,还有美国学者Victor Cunrui Xiong持见同,参阅其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edieval China, The Scarecrow Press, Inc.,2009, p381.
30胡三省曾社《资治通鉴》卷三十七的一个注里,说“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其说准确,《三国志·魏书·蒋济传》载：“司马彪《战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后来曹魏又废平州合于幽州。
31胡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以此条材料为可信。
32如宦荣卿：《(释名>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
33《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三月,丙戌,司空、臣鹿公裴秀薨”,八月,“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宁州”。
34《晋书·地理志》：“晋平蜀,以蜀建宁太守霍式遥领交州,得以便宜选用长吏”,当时吴国也有交州剌史设置,《晋书·武帝纪》：泰始五年(269)十月,“吴将顾容寇郁林,太守毛炅大破之,斩其交州刺史刘俊、将军修则”,毛炅即为霍弋部将。
35这个结论比陈连开先生所持268-271年见解又缩短了,一年。可参阅陈连开：《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地图集——裴秀(禹贡地域图)初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36史念海：《论班固以后迄于魏晋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从》,1990年第1期。但史先生认为梁州置十泰始三年,故“所谓《十四记》,应指泰始三年前事”,此点本文不能同意。
37辛德勇：《两汉州制新考》,原刊《文史》2007年第1期,收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未名中国史：2001-2007(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8按,魏舒本为寒门人士,曾“为左仆射,领吏部”,汪征鲁先生认为一在于其有任“大事”方面的才十,二在于其为司马氏旧吏,可参阅氏著：《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386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37-138页。
43陈仲安：《汉唐间中央行政监察权力的分合》,收于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唐长孺教授八十大寿纪念专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
44此外,西晋州行政长官多称刺史,惟首都洛阳所在的司州多称牧,以示尊崇。可参见胡阿祥：《六朝骊域与政区研究》,北京,学苑版社,2005年,192页。
45《晋书·舆服志》：“武帝时,护军羊琇乘羊车,司隶刘毅纠劾其罪”。
46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315页。
47可参阅杨鸿年：《汉魏制度从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299-308页。
48可参阅辛德勇：《两汉州制新考》,“结语”部分。
49《晋书·裴秀传》记载：“可隶校尉李意复上言,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李憙曾为魏、晋“二代同隶,朝野称之”,其《晋书》本传云：李憙在“泰始初”上言：“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故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贬谥”。此与李憙上言裴秀当为一事。
50“十三州”是个例外,多有“汉武置十三州”的表述。
51《晋书·文帝纪》：咸熙元年(264)七月,“帝(司马昭)奏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晋书·地理志》：“晋文帝为晋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晋书·非裴传》：秀“创制朝仪,广陈邢政,朝延多遵用之,以为故事”。
52郑钦仁等编著：《魏晋南北朝史(增订本)》,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116贝。另可参阅唐长孺：《魏晋州郡兵的设置和罢废》,收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此外,近期有论者认为,罢州郡兵政策的执行是相当彻底的,可参阅书琦辉：《再议晋武帝罢州郡兵问题》,《理论界》,2008年第6期。
53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0-121页。
54严耕望先生曾作出总结：“自魏迄晋初,都督与刺史例各用人,惟亦偶有以都督领刺史耳。盖至太康中始有严格之规制,二者必各用人,不得兼领”,“但太康至惠帝末不过二十余年,自此以后凡都督必领治所之刺史矣”,西晋时,“都督持节统军,威权日隆,时间既久,其刺史间之统隶关系逐渐定型化,故刺史常事退避以免冲突”,“都督既渐能控制刺史,故遂亦有越权兼理民事者”,见氏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9、105页。就此我们可以看出,晋武帝平吴后原初的政治设计中,虽然“诏罢州郡兵”,但并不希望天下皆“以都督领刺史”,而赋予州刺史、太守以监察、民政之权。
55据《晋书·地理志》,291年,“有司奏,荆、扬二州疆土广远,统理尤难,十是割扬州之豫章、潘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则292年时应共有18州(含司州),但此处既“前以冒丧婚娶伤化悖礼，下十六州推举”,可知“下十六州推举”在江州设立之前。
56《南齐书·州郡志》所载亦同,可参阅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244-245页。
57同样也是在惠帝初,同隶校尉傅咸曾直言“行马”内外官员均系百官之列,都是同隶校尉监察的对象。此事具体经过,可参阅李凭：《秦汉至明清的选官制度和监察制度》,收于氏著《北朝研究存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58关于此点,还可参阅胡志佳：《西晋建国前司马氏的发展》,台中,《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10期,2005年6月。 59关于西晋这个短暂统一帝国的国家性质,可参阅[日]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版会,2003年。如其中《西晋武帝好色考》一文曾指出,有关武帝“掖庭殆将万人”的论述是夸张之词,而晋武帝之“好色”,是因皇太子司马衷无能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武帝采女”之事实际上发生于泰始九年,存在着扩张外戚群体,巩固权力的政治目的。关于武帝立储问题,国内韩树峰、仇鹿鸣、鲁力、范兆飞等学者有所探讨。
60《晋书·乐志》载：泰始中,新制《鼙舞》之辞,歌诗五篇,《大晋篇》有“赫赫大晋,于穆文王。荡荡巍巍,道迈陶唐。世称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九德克明,文既显,武又彰。思弘六合,兼济万方。内举元凯,朝政以纲。外简武臣,时惟鹰扬。靡顺不怀,逆命斯亡。仁配春日,威逾秋霜。济济多士,同兹兰芳。唐虞至治,四凶滔天。致讨俭钦,罔不肃虔。化感海内,海外来宾。献其声乐,并称妾臣”,按八元八凯,合之即所谓“十六相”。另据黎东方,相的字义,原为国君朝聘宴飨时之傧相,本非常设之官,亦不具有若何威权,见其《中国L古史八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144页。。
61传统观点认为,《晋书》之开始并非以武帝而以宣帝,盖宣帝及其两了虽掌魏之政权,然并未能独自建国,始建国者由于武帝,此盖用陆机《晋纪》专记三主之例,不欲将武帝以前事列入魏朝,故不得不加之于晋史之前耳。参阅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1964年,171页。
62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尚书》尧舜“朝廷”有“四岳”、“十二牧”的职官设计,王仲孚曾指,《尚书》载尧舜朝廷的整齐官名,自不免引起后人的怀疑,其实这些名称诚然是后起的,但也不能即因此而否定其时的人与事的存在,见氏著：《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台北：五南图书,1996年,314-315页。
63可参阅赵立新硕士学位论文：《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的“分陕”政治——分权化现象下的朝廷与州镇》,陈弱水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9年,41页。
64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正如唐长孺先生指出的那样,早在曹魏末年,司马氏为取代曹魏准备条件,已经分派了弟占据了曹魏境内几个最重要地区的都督职位,泰始元年继续留任。可参阅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收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65理论上讲,司州名位,应以一位武帝很喜欢的,同时又对惠帝绝对不构成威胁的王居之(或者已经夭折),但吴廷燮《晋方镇年表》曾明言：“司、充二州不置督”,具体仍待进一步考证,尤其需要结合司马氏家族内部权势分配格局(帝系诸王与宗室旁支)的变动与迁转。
66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149-150页。
67前揭刘琳、杨德华等皆持此意见,但金毓黻则认为“或谓平州罢于是时,后又复置,非也”。
68范兆飞等：《东夷校尉与汉晋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
69吴恂：《汉书注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85页。
70据前引《晋书·刘毅传》,可知严询事迹大略。另据《宋书·符瑞志》,“晋武帝泰始八年十月,白鹿见扶风,雍州剌史严询获以献”,可知《晋书》载“今询管四十万户州”,所指就是雍州。
71参阅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上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273页。
72参阅马长寿：《乌桓与鲜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87页。
73[韩]卢泰敦：《高句丽史研究》,张成哲译,台北：学生书局,2007年,13页。并可参考李迺扬：《韩国通史(一)》,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36-37页。
74参阅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515页。
75《华阳国志》卷四与《肇域志》卷四十五均有相关记载。参阅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72-173页。
76参阅赵红梅：《“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论慕容廆时期前燕的中华认同》,《东北师大学报》,2009 年第4期。
77参阅李海叶：《慕容氏辽东政权咸康四年“王国官”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8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41-42页。
79参阅赵红梅：《夫余与玄兔莬关系考略》,《满族研究》,2009年第2期。
80参阅朴真爽：《关于德兴里志铭主人公镇的生平——以幽州刺史为中心》,《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2009年。
81收入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从刊·第五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685页。
82吴士鉴等《晋书斟注》指出：“《世说·贤媛篇》曰：‘逵及洛遂称之于羊晫、顾荣诸人,大获誉,案,杨晫疑即羊晫,杨为羊之譌’”。
83《晋书·怀帝纪》载此为：“太熙元年(290),封(司马炽)豫章郡王’
84《晋书·怀帝纪》还有如此记载,值得关注：“帝初诞,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气者云‘豫章有天了气’,其后竟以豫章王为皇太弟”。
85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曾论及此人。与“赵王伦篡位,孙秀专政”的孙秀并非同一人。
86葛洪《抱朴了外篇·自叙》有可以佐证之材料。可参阅李海默未刊稿《东晋初基奠定与所谓“三窟”之计》注释15。
87可参阅李海默未刊稿《从王衍“三窟”到周札献城——以元帝为中心再论东晋国家的成立》。
88李培栋：《陶侃评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89当然,也可以解释成庐江人,这有待史料进一步丰富,不过于整个结论似无妨碍。
90杨耀坤：《陶侃论》,收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
97可参阅张兴成：《西晋王国职官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张兴成：《两晋宗室官员佐官、属吏试探》,《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1期,等专门论文。
92孔祥军：《<晉书·地理,志>政区断代考》,《书品》,2007年第3期。另李海默有未刊稿《<晋书.地理志>略说》,曾通过一个细节验证孔说不谬。
93平成20(2008)年9月印出。
94林校生：《西晋“八王”幕佐分府考录》,《宁德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林校生先生一直钻研八王之乱相关史事,其提供数据我曾多次验算,绝大多数都经得起推敲。
95关于张昌之乱,可参阅龙显昭：《西晋末年荆湘地区流民起义的一些问题》,《西华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刘九生：《张昌起义的文化考察》,《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笫2期。
96可参阅杨洪权：《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08年,47页。
97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22页。
98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韩昇教授指导。
99同上注。
100承仇鹿鸣先生提示,西晋王三国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一般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非诸侯王自命,因此我这个推测还不一定准确,有待进一步史料说明。
101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2此处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本。
103可参阅朱智武：《从墓志地名看东晋南朝陈郡谢氏之浮沉——南京出土6方谢氏墓志所载地名汇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104同上注。
105可参阅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刊于《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106另,史籍有“宣城内史”一职数见,但时间都与豫章国并不符合,故不需考虑。此外,尚有“临川内史”谢摛,按史料所载此人事迹,亦与豫章国时间无涉。
107黄厚生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州区划及沿(?)》,《南昌高专学报》,2005年第5期。
108谭图标示此二郡成立于282年,不知何故,应不确。
109孙坚死后,长了孙策率领出部到江东,逐步削平各郡的割据势力,取得吴、会稽等五郡,不久又袭破庐江郡,夺得袁术部曲三万多人,孙策依靠南、北上族支持,在江东建立孙吴政权。
110可参阅谭图三国·西晋时期,7-8页图。
111可参阅江田祥：《两晋寻阳郡领县与辖区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5年4月号。
112司上注。
113可参阅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青云谱梅湖东晋纪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12期：王上海、李国利：《试析南昌青云谱梅湖东晋纪年墓铭文砖》,《文物》,2008年12期。
114《“豫章国”寻踪》,载《江南都市报》,2008年2月3日。
115仇鹿鸣先生审读本文后指出,东晋的诸侯王一般是认为没有实封的,但是否有豫章国之名,由于这块铭文砖的出土,可以有进一步的考虑,这样的说法笔者比较认同。不过笔者仍认为豫章国之名应大会存在于当时政治背景下。
116可参阅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长沙,岳簏书社,2008年。
117可参阅吴庆硕士学位论文《东晋公爵阶层研究》,张金龙教授指导,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5月。
118可参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119可参阅唐长孺：《西晋分封和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阎步克氏所撰《变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一章的第二节《专制官僚政治的维系和进展》。
120可参阅卢云：《汉晋文化地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121丁宏武《(抱朴了外篇)所载东晋初年<庚寅诏书)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另可参考丁宏武博士学位论文《葛洪及(抱朴子外篇)考论》,赵逵夫教授指导,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年5月。
122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三“元帝不急于践阼改元”条中看得很清楚：“东晋之基,成乎一年之需待,此人情天理之极致。其让也,即国之所以立也”。
123可参阅方亚光《释“百六掾”——兼论北方士族晋初政治》,《江苏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124冷鹏飞《释“东南有天子气”——秦汉区域社会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第4辑,1997年8月。
125可参阅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113-118页。
1262001年,温峤的墓志亦已在南京出土,可参阅杨映琳：《南京出土的东晋温峤墓评析》,《广西社会科学》, 2003年第5期。
127但需要指出的是,仇鹿鸣先生审读本文,认为笔者论述的理由只有在喻檐或者改葬他的人是。与怀帝有关或者是较为重要的政治人物时才有可能成立,但目前看不出有这样的身份。一般市井小民,用偶尔听闻的一些官职名号地位来自高,也并非是不可能的。
128转引自郑樵《通志·氏族略》。
129引自《晋书·齐王攸传》。
130可参阅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9-13页。
131见周振鹤：《遥领、虚封与侨置：虚幻畸形的地方行政区划》,载《中国方域》,1998年第3、4期。
132祝总斌：《材不材斋文集》下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159-167页。
133关于此,最可参阅的是[日]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3年。
134本文已通过《宁德师专学报》刊登审查,预计2011年出刊。
135王伊同：《五朝门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页。
136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48-53页。
137苏绍兴：《两晋南朝的士族》,台北：联经出版,1987年,3-5页。
138尤其此三家之论存在一相互关联的递进演进。
139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22页。
140[英]鲁惟一(Michael Loewe)：《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王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74-175页。
141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除了王国视封土大小拥有为数不多的军队以外,西晋分封与东汉并无二致。参阅氏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53页。许倬云先生则曾指,秦汉时代形 成的中国文化秩序,其实并没有因为东汉帝国的分裂而有根本性的改变,见氏著：《万古江河：中国厉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台北：英文汉声出版,2006年,147页。
142[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90页。
143参阅[日]谷川道雄：《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与东亚世界的成立》,收入《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刊行会编：《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7年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44皇权、礼仪方面的研究显示两汉时期所谓国家之制,连皇帝在国家的领域中也不得报私恩,这种状况在强调“孝治天下”的西晋政权时明显受到冲击,以至被改动,参阅甘怀真： 《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财团法人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年,140页。法制史方面的研究也显示出相同的结果,如论者发现,武帝朝的恩赦,关于赎刑的法制化一点,是明显突破两汉皇帝的,可参阅陈俊强：《魏晋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52页。又如两汉礼刑合—原理的运用,到西晋泰始律令制定时,明显改为礼主刑辅原理,可参阅高明上：《法文化的定型：礼主刑辅原理的确立》,收入柳立言主编：《中国史新论(法律史分册)》,台北：联经出版,2008年。
145张军指出,新莽时期公府地方化、将军号增殖、州牧制度的建立等变化也正是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制度的渊源所在,见其论文《新莽时期公制、将军制与州制述论》,《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此外,王莽代汉,废除了二十等爵制,代之以五等爵。可参阅[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武尚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46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229-231页。
147阎步克先生就曾指出,晋武帝的统治一向被说成是士族门阀的政治代表,然而晋武帝在维系专制官僚制 上，绝非无所作为,对事功派的激烈言论,包括对九品中正制的批评,他都加以赞扬。参阅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09页。
148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395-397页。
149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75-76页。
150黄彰健：《武王伐纣年新考并论<殷厉谱)的修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100,1999年,103页。
151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台北：云龙出版,2004年,578页。
152王瑞杰：《西周封国之自主与交融——周代封建性质的再检讨》,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25页。
153可参阅李久昌：《虢国建国考》,《北方论从》,2007年第3期。
154按李峰先生的研究,“三监之乱”是武王母弟管叔、蔡叔联合最后一位商王的儿了武庚所发动,可参阅氏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6页。
155可参阅许倬云：《西周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18页。
156陈来指出,周公应即是荀子所说的“法后王”的后王的代表,可参见其《“儒”的自我理解——荀子说儒的意义》,《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57吕文郁曾指出,西周初期周王朝在王畿之外大规模地分封诸侯的同时,在王畿内也着手大批地分封采邑。见氏著：《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20页。
158其中鲁名义上分封给周公,实际就国的是周公长子伯禽(鲁国本为西周初年周公的封国,周公留在朝中,由长了伯禽就国,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6页)。李峰认为,这16个诸侯国既是在周一份名单中被提及,说明它们可能处在同一等级,或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可参阅氏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7页。何炳棣《(古本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一文指出,伯禽初封为鲁侯时应正值壮年,并且指在武王克商一事具体系年上,只有《古本竹书纪年》与《史记·鲁周公世家》是周代两个系统不同的原始资料,其余所有根据新莽刘歆“三统历”及唐代一行的“大衍历”推算的都是二、三手资料,原始资料之可贵在存真,二、三手资料之有害在乱真。何先生此文收入刘翠溶主编：《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台北：允晨文化,2006年。
159可参阅杨绪敏等编：《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研究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385页。
160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244页。
161朱正义：《关中方言古词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页。
162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第一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415页。
163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36-137页。
164邵望平：《考古学上所见西周王朝对海岱地区的经略》,收入《燕京学报》(新十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其中说道：“成、康之世陆续有所封建,姬姓封国的数日或谓53,或谓55”。
165张传玺：《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上)》,《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
166张光裕：《(?)簋铭文与西周史事新证》(《文物》,2009年第2期)—文认为,周公摄政时应未曾称王。
167东征后,周成王王为表彰周公的卓越功勋,将其初封于奄地。因为周成王年幼，周公要辅佐成王处理王室的一切事务,只得派长子伯禽就封,建鲁国于曲阜。可参阅杨朝明：《姬姓宗邦,诸侯望国——鲁国》,《文史知识》,2008年第8期。
168有些论者如许倬云先生则倾向认为,夏、商、周三者之间是相互学习,而不是延续,参阅氏著：《傅钟回响：许倬云先生台大讲学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158页。
169可参阅[德]施耐德：《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关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95页。
170可参阅胡天生：《聃国的地望与兴灭》,《文史知识》,2010年第1期。
171李峰：《西周的政体》,胡晓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二联书店,2010年,35-36页。
172可参阅杜氏《周代封建的建立》一文,转引自王瑞杰：《西周封国之自主与交融——周代封建性质的再检讨》,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33页。
173彭丰文：《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79页。
174陈珈贝：《商周南土政治地理结构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151页。
175西周所对付的敌国,除东方殷族势力外,主要是西北的獬狁、鬼方后来的犬戌,南方的淮夷、荆楚、虎方等,可参阅王贵民：《商周制度考信》,台北：明文书局,1989年,117页。
176如咸宁三年,晋将文鸯统凉、秦、雍州诸军进攻树机能,将其击败,诸胡20万人内附降晋。魏晋禅代前后,另有其他类似事件多起,可参阅陈琳国：《西晋内迁杂胡与杂胡化趋势》,《学术月刊》,2007年10月号。
177可参阅氏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3-84页。
178可参阅氏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7页。
179李峰：《西周的政体》,胡晓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254页。
180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238页。
181沈长云等学者认为,周人国家建立的标志是周文王王权的确立,文王为周人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见氏著：《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303-304页。
182可参阅赵立新硕上学位论文：《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的“分陕”政治——分权化现象下的朝廷与州镇》,陈弱水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9年。
183皮锡瑞断南北朝为“经学分立时代”,周先生亦并不完全认可,认为并没有追踪到问题根本。
184《考信录·丰镐考信别录卷二》。
185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页。
186可参阅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6-78页。
187可参阅[日]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李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50-153页。
188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63页。
189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51页。
190可参阅[日]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78页。
191“周至太王亶父时,已甚强大；又见殷商之衰,及文王之才,与是始有翦商之志”。在孟世杰《先秦文化史》(文化学社发行,1929年,206页)中便这样写道。
192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03页。
193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204页。
194但这个问题又有很深的厉史背景,不易轻下结论。一般都认为,晋文帝司马昭存废长立幼之心,埋下晋武帝与齐王攸斗争的祸根.西晋开国之初就酝酿着晋武帝维护血脉传承与齐王攸觊觎皇权的激烈斗争,这是西晋政治发展的暗流,若隐若现。可参阅范兆飞等人论文。另,刘驰《晋惠帝白痴辨》值得参考,收与氏著《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
195据雷闻整理的“天宝七载先代帝王祭祀表”,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帝、汉高祖、后汉光武皇帝、魏武皇帝、晋武帝依次在列,晋武帝祭祀地点在洛阳。可参阅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4页。
196陈珈贝：《商周南土政治地理结构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51-52页,及151页。
197[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页。
198[日]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221页。
199正如J. A. G Roberts所述：The establishment of Zhou Dynasty provides the first example of the right of a dynasty to rule being based on an ethical justification见氏著A History of China, Macmillan Press LTD,1999,p8.此外,正如不少论者(杨光辉、阎步克等)所指,当时士大夫的理想,是建立以周礼为典范的制度体系,让国家运作的各方面都能依照儒家理念来运行,如“撰《周官》为(诸侯律)”即为一例。可参阅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历史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191页。
200可参阅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8页。
201可参阅乔治忠校注：《众家编年休晋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3-5页。
202黄忠贤等：《(晋书·习凿齿传)述评》,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一十四辑,2008年。
203可参阅宋战利：《曹操历史形象的演进》,《文史知识》,2010年第3期。
204胡阿祥：《司马氏晋国号考说》,《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205徐冲先生最近指出,“为断”、“开元”、“起年”等等所谓“立《晋书》限断”,指的是在西晋王朝的国史书写之中,从何时开始废弃曹魏王朝纪年,而改用晋之纪年。曹魏王朝纪年指的自然是魏帝所行之年号；晋之纪年在晋王朝正式成理之后所指当然也是晋帝所行年号,而在此之前则应采取如“晋元年”、“晋二年”的纪年方式(也可能是“高祖元年”、“晋公二年”之类)。所谓“用正始开元”,是指在西晋国史《高祖本纪》的书写中,自正始元年司马懿就任辅政之职后,就废弃曹魏王朝年号纪年,而改用“晋元年”或“高祖元年”这样的晋之纪年。“宜嘉平起年”所指与此相类。而所谓“从泰始为断”,则是指在国史书之中,在武帝司马炎受魏禅、新王朝正式成立之后,才开始以晋之年号“泰始”纪年。在此之前,仍然要社曹魏王朝年号纪年之下书写“三祖”之本纪。虽然出现一定争议,但西晋国史书写所实践的乃足“从泰始为断”。这是一个很好的例了,显示晋对魏室“承认原有特权”。参阅徐冲：《“禅让”与“起元：魏晋南北朝的王朝更替与国史书写》,《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另可参阅徐冲：《“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史书写》,阎步克教授指导,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206李源澄先生曾指出,魏武之政治,大异于汉者三三：一曰一之于法,一曰惟才是举,一曰绝朋党毁誉。见氏著：《李源澄著作集(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603页。
207[日]津田资久：《曹魏符瑞与司马懿的政治地位》,收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9年。
208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19页。
209 Harold Miles Tanner曾指出:The first Sima Jin emperor's technique of enfeoffing(授予封,授予领,授予邑)his relatives as princes in order to defend the interests of the clan came back to haunt his successors,见氏著China:A History, Hackett Pub. Co.,2009, p145.
210可参阅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211可参阅李书吉：《关于魏孝文帝托周改制的一些认识》,收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9年。李先生认为：孝文帝为什么要用周典化体制进行改制,这是由北魏自身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首先是对当时情况的一种适应。
212王立群曾制《项羽分封诸王表》,可供参阅。
213可参阅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34页。
214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89-94页。
215可参刘王培利：《浅析楚亡汉兴的行政区划原因》,《历史教学》,2009年第18期。
216可参阅邵台新等：《秦汉史》,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188-189页。
217谭其骧：《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0页。
218可参阅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174-175页。
219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175页。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谭其骧先生就认为,三国魏蜀吴三方共有十七州,见氏著：《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24页。但是需注意,就连谭先生自已,也确曾在一些场合说过：“三国合计凡16州”,参阅梁允麟：《三国地理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5页。
220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历史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38页。
221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厉史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45页。
22王鸣盛：《十七史商鹤榷》,南京：凤凰出版,2008年,248页。
223西晋代魏后,鉴于曹兽氏孤立而亡,大封同姓诸王，允许封王设置军队、任命官吏,欲以此屏藩王室。但总的看来,封国的力量仍很弱小,“未有成国之制”。可参阅姚念慈等：《西晋都督制度演变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224王有领地,但不过一郡而已”。见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177页。
225周国林：《西晋诸侯四分食一制考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26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3-54页。
227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78-79页。
228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329页。
229胡先生统计数字为23人,盖误。
230其中司马洪存在过继关系,生父司马望。
231另,当时诸藩王家人的衣食费用尽由国家负担,他却主动提出自己家人费用社自己封国中解决,以减轻朝廷负担。
232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4页。周先生社本文预答辩时也指出：“封王乃不得已,故先封而再解决”。
233李晓杰：《体国经野：历代行政区划》,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63-64页。
234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4-55页。
235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4页。
236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31页。
237自出《晋书·荀勖传》。
238可参阅姚念慈等：《西晋都督制度演变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239张兴成：《晋宋宗室与地方政治》,收入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240比如卫广来先生观察到的,东汉光武所开爵官分离之体制,经数百年演化,至晋武帝立国时又复合而为一,参阅氏著：《汉魏晋皇权嬗代》,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年,370页。另如至西晋武帝司马炎时始于诸王设师、友、文学。此事亦有“多元复合”之意味,参阅唐春生博士学位论文：《南朝宗王属吏研究》,杨耀坤教授指导,”四川大学厉史文化学院,2002年。
241[法]米歇尔·克罗齐埃：《科层现象》,刘汉全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68页。
242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81页。
243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厉史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40-42页。
244朱维铮先生也曾提到：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为了成全其父“翦商”之志而“三以天下让”,泰伯幼弟的长子文王成为叛商诸侯众望所归的领袖,仍克尽臣道,孔子是否认为泰伯、文王的德行高尚程度,己超过尧舜禹?不得而知。但孔子至少认为泰伯、文王的德行乃汤、武所不及。孔子称道古圣前修,并不以为近古必定不如远古。见朱维铮：《壶里春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72-73页。
245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46可参阅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1页。王连龙的考证指出,汲冢书出十太康元年,太康二年开始整理汲冢书,见其《汲冢(周书)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
247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37-38页。
248李峰：《西周的政体》,胡晓军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292页。
249陈恩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250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0页。
251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21-23页。
252曹文柱就曾指出,不应假设齐王司马攸承位会使西晋免于速亡,因司马攸只是一派人的领袖,根本无法制服朝内扰攘的群雄,很难控制武帝身后的西晋政局。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119页。
253刘啸：《再论晋初太子之争——以太子太傅、少傅、詹事的设置为中心》,《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2期。
254王恢：《汉王国与侯国之演变》,台北：编译馆中华从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3-4页。
255仇鹿鸣：《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学术月刊》,2008年11月号
256柳春藩先生也曾指出,咸宁三年的政策变动,使诸王的食邑户数由泰始年间的不规则数变为咸宁年间的规则整数,参阅氏著论文：《曹魏西晋的封国食邑制》,《史学集刊》,1993年笫1期。
257周国林：《西晋分封制度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
258罗自强：《西晋内乱和宗室关系分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景蜀慧教授指导,2004年6月。
259可参阅鲁力：《魏晋封建主张及相关问题考述》,《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60陈启云：《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陈启云文集(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99页。
261黄惠贤：《魏晋南北朗隋唐史研究与资料》,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90-195页。
262当然,另一个方面也值得关注。门下省长官为侍中,此职汉魏以后,地位渐隆,唯晋武帝时,中书、门下虽较尚书亲近君主,,然其权位犹不能凌驾尚书之上。可参阅郑钦仁主编：《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台北：联经出版,1982年,98页。
236周振鹤：《中国历史上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历史地立》,第二十辑(2004年)。
264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89页。
265可参阅乔伟：《中国法制通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184页。
266张小稳：《魏晋南北朝地方官等级管理制度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51-52页。
267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89页。
268可参阅周伟洲：《汉赵国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1-32页。
269参阅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123-124页。另可参阅陈勇：《汉赵国胡与屠分治考》,《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270《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三年“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许辉先生以此条史料为可信,参阅氏著：《评刘猛、树机能反晋——兼评晋武帝实施的民族政策》,《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Nicola Di Cosmo曾指出,the probable cause for the emergence of a statelike structure lay in a political mechanism already in existence within the tribal society of the nomads, which allowed for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 at times of crisis, 见其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p315.
271可参阅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收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72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是邺在魏郡,与司马伦封国之间隔着一个广平郡,后来司马伦起兵时,“以世子荂为太子,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军、广平王,诩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按之于台湾学者的的研究,则晋延有欲利用司州行政区划,控制华北新生精华仁区——邺区四郡之企图,有“邺区纳于司州”之施政安排,参阅张正田：《汉晋之际郡县变动与地方统治关系——-以司州为例(A.D.189-300)》,台北：《中华人文社会学报》,2005年第2期,3月。
273西晋并州风气,仍前代尚武之田。可参阅范兆飞博士学位论文：《中古太原士族研究》,韩昇教授指导,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7年。
274在此,武帝或多或少向司马亮示好,因为由于司马亮的迁转,导致司马柬的随之转迁。
275王连儒曾制有《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袭一览表》,可资参阅,见其《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综论》,《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76《晋书·司马洪传》：“(洪)咸宁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
277可参阅陈琳国等：《可汗的子孙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23页。
278《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六年“以汝阴王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
279按,据《晋书》相关史料,司马孚之子司马珪曾“武帝受禅,封南阳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户。历北中郎将、督鄴城守诸军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郛孚年高,乞留供养”,是即司马孚一系曾据有邺城名位。
280罗自强：《西晋内乱和宗室关系分析》,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景蜀慧教授指导,2004年6月
281由于都督兼领州牧、刺史以及郡守,地方遂形成两套班子,一是军府的长史、司马、参军等等,一是州府之别驾、治中、从事等等,如果以诸王兼都督、刺史,则其属官将有国官、府僚和州佐等三驾马车。可参阅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8页。
282参阅张军：《汉魏晋军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162页。
283《晋书》武帝本纪泰始五年“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卫璀都督青州诸军事,东莞王伷为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
284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编：《两晋南北朝十史补编(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566页。
285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150-151页。
286因此处称“扶风王亮”,笔者怀疑宗师之设在司马亮转徙汝南王之前,《晋书》及其他相关史料次序,亦为如此。
287辞海编纂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页。
288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239页。
289[日]山口晃：《曹魏西晋时期的都督与将军》,收入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辑,2003年12月。
290有论者推定其时设置有小国16,见盂昭毕等：《中国厉代国家机构和行政区划》,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192页。笔者不知此数何以得出,猜测论者是以27-5-6,然而这样的计算方法明显不正确。
291即权臣贾充,仇鹿鸣曾就此分析：贾充当时采取了主动请辞,以退为进的策略。武帝当然小愿意开罪这位功勋卓著的元老,除了慰留之外,在调整分封时,“唯特增鲁公国户邑”,以示恩宠。
292平原王司马十似乎长期有病在身。
293青州治所化齐国中。
294即东莞国。
295《晋书》司马望本传：武帝受禅,封义阳王,邑万户,给兵二千人,《太平寰宇记》卷132载：“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割南阳之东鄙,复置义阳郡,封安平献王孚次了望为义阳王”。武帝太康九年(288)时,“义阳王奇有罪,黜为三纵亭侯”,“徙章武王威为义阳王,按,司马奇为司马望之孙,而马威之父司马洪实际也是司马望之子。司马威在章武王名位上待了11年。
296冯尔康先生认为,宗师之设,肇始于西晋,宗师没有机构,以此不同于宗正。见氏著：《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410页。
297《晋书·清惠亭侯京传》载：“机之国,咸宁初征为步兵校尉,以渔阳郡益其国,加侍中之服”。佟洵指“燕国是西晋时北方最大的封国”,见氏著：《北京地方史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9页。尹钧科指咸宁初以渔阳郡益燕国后,燕国是个大诸侯王国,见氏著：《北京建置沿革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45页。并可参阅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62-63页。
298如杨伟立：《论魏晋时期的分封制》,收入四川省史学会：《四川省史学会史学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399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案武帝纪咸宁三年八月徙北海王陵为任城八传云泰始三年转封,未审准是。
300《晋书·司马遂传》称：武帝受禅,(遂)封济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耽、缉。耽嗣立,咸宁三年徙为中山王。是年薨,无子,缉继。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一)》,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82页,载有与司马遂相关之事迹。
301《山右石刻从编》著录有西河缪王司马斌(司马子政)碑一方,中云：“王以咸宁三年,改命爵十”,关十此碑,,另可参阅施蛰存：《水经注碑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43-44页。《水经注》卷六载：“晋徙封陈王斌于西河,故县有西河缪王司马子政庙”,指同一事。
302胡阿祥先生也认为,陈王司马斌为西河王后,陈国当十是时除为陈郡或省并。参阅氏著：《宋书州郡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112页。
303仇鹿鸣博士学位论文《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复旦,2008),120页。
304武帝后来还曾一度考虑在司马柬与惠帝二者之间择定其一为帝位继承人。
305司马裕先封始平王,随即去世,司马玮遂继任为始平王。
306仇鹿鸣博士学位论文《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复旦,2008)。
307吴廷燮在其《晋方镇年表》中已指出,司、充二州,例不置督。
308可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西晋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309清河国也距离齐国不远。
310《晋书》本传载：“咸宁初,以齐之梁邹益封,因之国,服侍中之服”。
311转引自[英]科林·斯科特等著：《监管政府：节俭、优质与廉政体制设置》,陈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03页。
312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帝之所以敢于把帝国遗业交给司马衷,也是因为他对于自己奠立的“经制”与常轨有足够信心。西晋覆亡后,东晋得以延续,部分也是由于“经制”的效力使然。
313张传玺：《从“协和万邦”到“海内一统”：先秦的政治文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9-70页。
314叶达雄：《西周王权与诸侯权的关系》,收入《张以仁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99年。另可参阅叶氏：《西周政治史研究》,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
315加上司马辅是从“镇北”职任的综合设置出发考虑。
316276-277年间,司马辅曾以南中郎将都丐督沔北诸军事。
317卢云：《汉晋文化地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14页。李源澄先生也指,蜀亡之后,蜀人在政治上受不平等之待遇,遂无为反抗,见氏著：《李源澄著作集(四)》,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1628页。
318可参阅胡阿祥等：《论蜀汉灭国后其上层侨寓集团之解体分流》,收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06年。
319从清河国出发,经平原国与济南郡,便至齐国。
320这恐怕也是以东莞益仙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321法家观念落实下来辐辏于秦王朝”。参阅朱晓海：《汉赋史略新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31页。
322参阅王东洋：《(晋辟雍碑·碑阴)所反映的几个问题》,《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23石苞出身寒微,是其一大特点,参阅熊德基：《六朝史考实》,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216页。
324王惟贞：《魏明帝曹叡之朝政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136-137页。
325可参阅柳春新：《论晋武帝的治国之策》,收入氏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
326李治安主编：《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200-201页。
327常镇宛城,可参阅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5页。宛城在南阳国境,司马柬也许对此都督区有一定之影响力。
328黄惠贤先生曾指出,泰始八年(272)西陵督步阐叛吴,九月降晋。围绕着争夺西陵要塞,吴陆抗、晋羊祜展开激战,后以晋败吴胜告终。晋武帝司马炎有灭吴志,泰始五年(269)以羊祜都督荆州、镇襄阳,卫璀都督青州、镇临菑,司马仙都督徐州,镇下邳；泰始八年又留王浚为益州刺史,使治水军。但是,晋武帝的意见与执政贾充、荀勖、冯紞相左,伐吴之举,迟迟不能施行。见氏著论文：《对三国史研究的一点意见》,《襄樊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329当然,司马亮,司马仙和司马骏都有针对孙吴的活动。
330可参阅庞骏：《西晋士族掌军权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331[日]小尾孟夫：《六朝都督制研究》,日本：溪水社,2001年；另可参阅牟发松先生相关介绍论文。
332[英]罗素(Bertrand Russell)：《权威与个人》,储智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80页。
333姜剑云：《(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334王文进：《三分归晋前后的文化宣言——从左思<三都赋>谈南北文化之争》,收入台北,《汉学研究集刊》,创刊号。
335《晋书·地理志》云：“晋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孙氏,凡增置郡国二十有三”,从钱大听起,已有许多学者指出此记载有重大谬误,可参阅王东洋：《(晋辟雍碑·碑阴)所反映的几个问题》,《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36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历史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45页。
337涉及到泰山、济北、乐陵、城阳等郡国的职官设置与人员配备。
338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31-38页。
339参阅董慧秀：《释“山少傅名言”：“为国者不可以忘战”》,《史学月刊》,2010年第11期。
340韦琦辉：《再议晋武帝罢州郡兵问题》,《理论界》,2008年第6期。
341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51-152页。周先生并指出,西晋之州专以刺史为长宫,其下属则有别驾从事,治中从事,诸曹从事等员。其次又有主簿、门亭长、录事、记室书佐、诸曹佐、守从事、武猛从事等职。
342楼劲等：《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284-288页。
343陶新华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阎步克教授指导,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0年6月。
344李治安主编：《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200-201页。
345陶新华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阎步克教授指导,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0年6月。
346陈玉屏：《“晋武帝罢州郡兵说”是如何形成的》,《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笔者比较赞同陈先生的考订,但此文在学术界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另,黄惠贤先生亦有类似论说。
347杨光辉：《晋武帝“悉去州郡兵”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
348祝总斌：《“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另可参阅祝总斌：《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349可参阅林石：《西晋八王事行系年》,《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笫2期。
350参阅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张军：《汉魏晋军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191页。张兴成：《两晋宗室司衮要论》,《阅江学刊》,2011年第1期。
351曹文柱：《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亦可参阅韩树峰：《武帝立储与西晋政治斗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352参阅吴延燮《晋方镇年表》。可参阅林石：《西晋八王事行系年》,《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张兴成：《晋宋宗室与地方政治》,收入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王蕊认为：自武帝太康元年争晋忠帝元康元年,琅邪王伷、下邳王晃、梁王肜相继出任青徐都督,这三任青徐都督设置于灭吴战争开始至结束后的十年间。设置青徐都督的原因应是晋武帝担心江南地区地方势力在孙吴被灭后发生动乱,加强界吴地区的军事统治以备不测。参阅氏著论文：《青徐充地方军政长官与西晋后期政局》,《东岳论从》,2009年第10期。还可参阅工蕊博士学位论文《三、四世纪青徐充地域政局研究》,张金龙教授指导,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5月。该博士论文经修改后以《魏晋十六国青徐究地域政局研究》为题出版,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
353杨鸿年等：《中国政制史(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285页。
354可参阅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9页。
355林校生：《漫议“八王之乱”的“名”与“实”》,《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另可参阅氏著：《“八王之乱”丛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356林校生：《西晋“赵王伦起事”社会基础辨略》,《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57前述司马顒因叔父司马辅徙封为太原王而转河间王,但太康五年司马辅死后,·司马顒没有得回太原王名位。
358张鹤泉：《西晋大都督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4期。
359《晋书》司马洪本传只载二子威、混。而司马冏之一子叫司马英,此事甚有意趣,待详考。笔者猜测其间可能存在过继关系。
360新都工司马该太康四年去世。太康四年(283)新都国除,复为新都郡,太康六年省为县,属广汉。参阅胡阿祥：《(宋书)卷三十八(州郡四)献疑》,收入《历史地理》,第二十辑(2004年)士人常骞曾为司马该之内史,参阅曹书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后贤志)讹误考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361但《北堂书钞》卷七十载：“晋官品令大云,太康十年,皇子三人为郡王,皆五万户”
362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83页。
363仇鹿鸣博士学位论文《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复旦,2008),184页。
364不知何故鲁先生认为司马遐未有之国,笔者以为此事待进一步考察。
365鲁力：《“八王之乱”成因新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66《晋书·武帝纪》则称：冬十月壬子,徙南宫王承为武邑王,不知孰是。按,司马承亦为司马孚之孙。
367据张兴成的整理,司马肜在287-290年三年间以梁王都督豫州诸军事。参阅氏著：《晋宋宗室与地方政治》,收入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368平吴后,镇南逐渐由豫州移至荆州。
369据张兴成的整理,司马玮于289-291间,一年半左右都督荆州,并逐步由平南转镇南将军。参阅氏著：《晋宋宗室与地方政治》,收入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370武帝特别钟爱司马衷此子。
371还可参阅郭鹏主编：《汉中地区志(第4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2076页,2172页。
372司马颖何以封国户邑数特多,仇鹿鸣先生曾有相应分析。
373杨光辉指出武帝这次改封是对西晋封爵制度的一次重要变革,在原来的郡王之上，增设国王一级,其所拥有的土地、人口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体制。
374某种意义上,武帝在太康十年授予司马颖封邑十万户,却不给予实质性使命,适足以得到启人野心之反效果(side effects)。后来随着赵王伦称帝的尝试,激起了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顒、成都王司马颖的三王起义,司马颖列名三王中,乃有远因。按,以成都及蜀郡为封地,实始于司马颖封王时。参阅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8页。另可参阅胡守为等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237页。
375《晋书·武帝纪》：太康十年四月,“太庙成。乙巳,迁神主于新庙”,王隐《晋书》亦有相关记载。
376当然,太康十年所封郡公6人,县公21人,合共27人,比泰始元年与咸宁三年都要多,五等爵总数亦以97而多于泰始元年与咸宁三年,随后武帝崩,爵制在惠帝以后即趋于紊乱,参阅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历史考察》,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42-43页,及所附西晋五等封爵人数表(上册,49页)。仇鹿鸣先生所云“希望通过众建诸侯的方式,在其身后收到巩卫皇室的效果”,大致应无误。
377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274-275页。
378陈启云：《治史体悟——陈启云文集(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04-106页。
379又如日本学者渡边义浩指出,统一三国的西晋调整史官制度,由著作局或者著作省著作郎、佐著作郎编辑国史,目的是集中“史”的文化价值于国家。参阅氏著论文《“史”的自立》,收入日本东方学会等编：《第一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80曾说武帝“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曾指出,使用《晋书》时,必须把“它是按李世民意图改修的”这点考虑进去,见氏著论文：《论唐修(晋书)的性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值得参阅的还有杨联陞先生的论文《晋代经济史释论》,收于氏著：《国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381本文已通过台湾大学《史原》刊登审查,预计2012年出刊。
382赵立新硕士学位论文《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的“分陕”政治——分权化现象下的朝廷与州镇》,陈弱水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9年。
383马以谨博士学位论文《东晋初期政治势力的成形与推移》,孙同勋教授指导,台北,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2005年。
384 Grafflin, Dennis (1980) "Social Order in the Early Southern Dynasties: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ern Chin.' Ph.D. dissertation, Havard University.
385侯旭东《对读“王与马共天下”与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有感》,2001年4月17日发表于往复论坛。
386胡宝国《我读<东晋门阀政治>》,2001年4月13日发表于往复论坛,后以同名刊发于中华书局《书品》2002年第2期。
387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二卷)：中国史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860页。
388[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39页。
389请参见王德权《“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理论的检讨——关于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形成的一点思考》,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2006年5月。
390 David A. Graff, Medieval Chinese Warfare,300-900,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谢伟杰有书评发表于《汉学研究》第20卷第2期,2002年12月。前文提到的Dennis Grafflin亦曾撰书评发表于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第34卷第3期,2004年冬季。此外,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刻石文：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材料自容庚《秦始皇刻石考》),西晋初年刘颂赞美晋武帝,说：“人迹所及,皆为臣妾”,两相比照,亦可见模型之传承,请参阅廿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财团法人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年,103-104页。[日]渡边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一文的研究也表明了此点,其文中译本见[[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孙歌等译《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391引自《晋书·顾荣传》。
392语出《晋书·陆机传》。
393《晋书·陆机传附孙拯传》载拯“能属文,仕吴为黄门郎。孙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与顾荣以智全”。后孙拯追随二陆,惨死监狱。
394曹道衡先生指出,陆机在永康元年(300)写了《叹逝赋序》,其时入洛正好十年,陆机感叹：“所曾共游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内,索然己尽。以是思哀,哀可知矣”,陆机虽然坚持北仕,亦深受晋帝国崩解日甚一日的影响。见曹道衡《中古文史从稿》,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188页。按顾农《陆机生平著作考辨三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一文所做考察,早在太康五年(284),陆机即以处理堂叔陆喜后事之缘故首次入洛。
395[粱]萧统《文选·赠答》收有《陆士衡增顾交阯公真》诗一首。唐李善注云：“《晋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顾秘,字公真”。顾秘被推为首,似与吴郡甲族的出身与任职吴兴的经厉相关。
396引自《资治通鉴·晋纪七》。葛洪《抱朴子外篇·自叙》载：”昔太安中,石冰作乱,六州之地,柯振叶靡,违正党逆。义军大都督邀洪为将兵都尉,累见敦迫,既桑梓恐虏,祸深忧大,古人有急疾之义,又畏军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数百人,与诸军旅进”,此“义军大都督”即顾秘。关于葛洪从军事,可参阅李慕如《试论葛洪之习武与治军》,台北,《建国科大学报》(人文类),第二十四卷第三期,2005年。程喜霖《葛洪生卒年及隐居罗浮考》,《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笫6期亦有涉及。
397《晋书·惠帝纪》,太安二年(303)十一月“癸亥,东海王越执长沙王又,幽十金墉城”。
398在参加讨、平石冰的队伍中,有“前南、平内史二王矩”。按《晋书·长沙王又传》,司马颖“遣刺客图又”,长沙国左常侍王矩杀刺客。在又被幽禁数日后的太安二年十一月丙寅,矩与周玘、顾秘起兵讨石冰。长沙王又力量的余部似在图谋借江东留存实力。《太平御览》卷379：“《晋中兴书》曰：‘王矩字令武,美容貌,每出行,观者盈路’”,或即此王矩。
399“二陆”死后,王澄以司马颖从事中郎身份“劝颖杀(孟)玖,颖乃诛之”。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讨颖,移檄天下,亦以机、云兄弟枉害罪状颖云”(《晋书·陆云传》)。及颖败亡于司马越,澄入越府,“越请为司空长史”。
400陈敏曾代表刘准势力乃至司马颖阵营吴士相交通这一点,也很重要。
401按之十《晋书》,封义兴有二种说法,一为《地理志》,时在永兴元年(304),《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同于这种说法,如此说正确,那么该是“荡阴之役”以前,否则缺乏一个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段；一为《周玘传》,时在“三定江南”而又“期年之问”,即在310-311年年初左右,《资治通鉴·晋纪九》同于这种说法,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31页持310年说。前一种似更可信,清人洪亮吉在《东晋疆域志》中,陈桥驿主编《浙江古今地名词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中,王铿先生在《东晋南朝时期“三吴”的地理范围》(《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陈刚在《西汉至六朝时期丹阳郡政区变迁与区域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8年第2辑)一文中均持同样观点。
402石冰乱平后,顾秘那股力量中的吴士多入于正崛起的越幕,如华谭、甘卓、顾荣等人。但纪瞻、薛兼等早识越幕不可久留之士人,仍与义兴周氏一道,守十江东。
403尤其刘准,其所部精华陈敏已与司马越合作,更无能为力。
404此时序按照《资治通鉴·晋纪八》,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同于此,见其12页。
405乔同样在讨灭张昌中立下大功,继又站在司马顒一方与司马越对抗。
406张傧生《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179-180页,“刘乔阻兵抗越”小节；184页,“陈敏乘机叛变”小节,认为“是时间、东海相持,中原继续混战,敏遂趁机据历阳而叛”
407司马光在《稽古录》卷十三中系此事于永兴二年之秋,见[美]王亦令点校之《稽古录点校本》,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336页。
408永兴元年(304),刘弘与部将陶侃击灭张昌。永兴二年(305)十二月,司马颖进据洛阳,刘弘“按兵不能御”(按《三国志》刘馥传注引晋诸公赞,“于时弘有刘景升保有江汉之志,不附太傅司马越”),《晋书·刘弘传》：“成都王颖南奔,欲之本国,弘距之”,颖南奔欲之本国,事在光熙元年(306)五月后。此二事对照,可知越击破刘乔,促使弘投向越方。相较于刘弘的转向,刘准当时似乎没有那么明显。
409《资治通鉴·晋纪八》载：陈敏自率万余人讨甘卓,甘卓部下“军人隔水语敏众：‘本所以戮力陈公者,正以顾丹阳、周安丰尔；今皆异矣,汝等何为?”’,周安丰，周玘,因其曾官安丰太守。
410纪瞻,入洛时陆机曾亲加策问,予以引荐,按林校生先生《西晋“八王”幕佐分府考录》(《宁德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的研究,其人在永宁几年(301)左右仕宦于齐王司马冏幕中,次年司马同被击灭,而瞻则入于司马越府,再过一年,也就是二陆殒命前后,弃职南归。
41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页。
412循亦有北仕经历,其北仕是二陆举荐吴士的典型事例之一(顾荣亦曾表荐循,参陈寅恪《读书札记二集》,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2页)。然不曾事越幕,石冰乱时,以前侍御史身份起兵于会稽,响应周、顾。循系盖世之儒,精于礼学,著作传世,有笃行之风,其闻赵王伦废惠帝即南归的事迹足为明证：又,循父为孙皓惨杀,他和顾荣之流对陈敏等次低劣,远远不及孙权文治武功的现象必然观感不同,在顾荣等人心目中,如孙氏政权般的政治实体当是最好归宿,贺循却是以晋室为本位。
413这是王永平在《吴上与陈敏之乱关系考实》一文中的说法,而且,即使说四五人也有问题,如《晋书·贺循传》说：“惟循、吴郡朱诞不预其事”,但《华谭传》所录华谭致顾荣等书中说到：“永长宿德,情所素重；彦先垂发,分著金石；公胃早交,恩纪特隆；令伯义声,亲好密结”,永长,据《太平广记》卷473,即朱诞之字,则朱诞的行迹都值得怀疑。
414戴渊,字若思,其父戴昌稍涉品题谈论,一度与陆云并称,渊“少好游侠,不拘操行”,后为陆机启发,捐弃前行,亦习谈论,并由机荐于赵王伦,为伦辟后,既有劝机还吴之事,又复“除沁水令,不就”,“往武陵省父”,后来“累转”入司马越幕中。
415这从后来华谭在甘卓、周馥之战中的表现,及向元帝力陈周馥非叛等事也可看出。毕氏曾至洛阳阳应武帝对策,发主张用吴人论调之先声。收入越府不久逢陈敏之乱,站在司马越的立场上致书顾荣等谴责陈敏叛逆,造成吴王倒戈。谭虽有此举动,却并不以吴王为敌,甚至可说甘卓归于敏受了谭的帮助,《华谭传》：“甘卓尝为东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诛之,卓投谭而免”。华谭一书唤起江东阵营倒戈击敏,实质是吴王整合其一致利益的企求使然。
416据《建康实录》,石冰作乱,焚烧吴太初宫荡尽,陈敏平石冰,据扬州,因太初故基,创造府舍,司马睿渡江,居此地。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09-110页,以此条材料为可信。是可推知陈敏之志。
41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1页注一。
418在陈敏占据江东期间,司马越继续推进逐鹿中原的步伐,光熙元年(306)五月,惠帝还洛,十月,杀司马颖,十一月,越谋害惠帝而立怀帝(据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十二月,越杀司马顒。
419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8页,注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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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周馥当时表现还算中立,而司马越早在所谓“迎大驾”时就有“以馥为中领军”的打算。相形,刘准既无陈敏之助,又有力量坐大(刘机来投),与吴士交通之嫌,遂为越以周馥代之。
42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页,注二。
423可参阅胡志佳《惠帝羊皇后与西晋政局——兼论羊氏家族的发展》,台中逢甲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8期,2004年5月。
424参见胡阿祥《东晋南朝的守国形势——兼说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立》,《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
425王汝涛《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312页,认为邵、硕一音之转,上文提到裴硕即此裴邵。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书的研究未及此。
426据《晋书·纪瞻传》,同舟东归者尚有陆机从弟陆玩,所授职务,查《资治通鉴》,知足“辟为掾”,稍低。
427纪瞻与周玘都被诏为尚书郎,散骑郎则后者有前者无。一般认为,尚书郎在西晋时期属于清流官。
428孙惠杀掉佞小牙门将梁俊后出逃,“改姓名以遁”,司马越荡阴败后“举兵下邳”时,化名投书“干越”。
429关于刘弘死后安葬问题,日本学者葭森健介先生曾做过很精密的研究,其文《魏晋时期的中央政界与地方社会——围绕西晋刘弘墓的发掘问题》,发表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1995年9月,湖北襄樊。
430陶侃出身潘阳宗部,曾扭转了弘对张昌初战的败局,赢得荆州暂时安定。
431此时序参考范兆飞《永嘉乱后的并州局势——以刘琨刺并为中心》, 《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
432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433当陈敏割据江东败象渐露时,晋廷布署于江南之二员镇将,镇寿春的刘准并无逆司马越之意行事,只因没有明显归向,司马越恐其在陈敏乱平后与江东士族结合,遂以周馥代之,并将镇下邳的司马容的“都督扬州诸军事”职衔转给周馥；倒向司马越方的襄阳镇将刘弘已死,司马略代其镇,刘弘麾下主将陶侃征入司马越幕。如此做法,难以说是全盘整合。
434《晋书·袁甫传》：袁甫曰：“寿阳已东皆是吴人”。卢云《汉晋文化地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21页以此条材料为可信。
435青州当琅邪之北,镇青州可以藩卫之；同时由后来司马容渡江,王敦自青来扬可以推知,王敦可以任意穿越徐州,我推测王敦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被赋予牵制周馥的任务使命。
436此前他们仍在下邳。
43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9页。
438鲁力《东晋的“五马”与谯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4期。
439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4-15页。
440毛汉光《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441“衍有重名于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尤重澄及王敦、庾敳”,“时王敦、谢鲲、庾敳、阮修皆为衍所亲善,号为四友”(按《晋书·胡毋辅之传》,此四友是王澄、王敦、庾敳与胡毋辅之),衍研《易》“终莫悟”,敦向其进阮修,“及与修谈,言寡而旨畅,衍乃叹服焉”。
442[日]谷川道雄《六朝贵族的家庭生活及在社会政治上的作用》,收于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二联书店,2004年。其文据《颜氏家训》引申出“公务”与“私情”的概念,前者指为了维护整个家族的生存所作的一些事情,具体体现落实十“重责”二字,后者指兄弟间各自都倾向于自己妻子一侧的心情,落实于“薄意”二字,公与私相对立的过程中,公必须真正超越了私才能成立。又据《三国志·夏候玄传》,引申出家政“公务”与国政“公务”,认为二者密切相连。谷川先生这一看法在他此前文章《六朝时代的名望家支配》中已有表达：“家族意志的统一,亦即家族各人都站在公的立场是必要的,否则要向家族、乡党仲手是不可能的。名望家支配是通过名望家之家族内部公私的纠葛、公克服了私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能够超越私而从事公,可以说是具有名望家层的荣誉”,该文收在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笫二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还可参见氏著《六朝峙代の宗
44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9页。
444初,司马容向朝廷请求移镇江东,主意就出自与敦、导同为王览之孙的王旷。
445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笫1期。
446《晋书·王廙传》。
447《资治通鉴·晋纪八》胡三省注。可参阅张鹤泉《西晋水嘉、建兴年间都督诸州军事制度探讨》,《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
448[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44-145页。
449林校生《西晋末司马睿府佐吏考略》,《宁德师专学报》,2005年第2期。另外,薛兼此时任睿府军咨祭酒,周玘任睿府仓漕属,后虽玘对睿大有恶感,可他峰持不为越所辟而投睿节度,本来就说明他的倾向。
450《晋书·元帝纪》：“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
451另外,永嘉六年(312),敦版虞潭为湘东太守,潭以疾辞。潭后来在王含、沈充攻逼建康时,于养病告归之地聚兵勤王,被晋明帝紧急乎诏委任为会稽内史,或能算作又一例。
452可参考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339-34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453作者认为,认为荆州比青州史重要在当时政治地理格局下无可厚非但司马越、王衍的问题在于过分轻视了东部这一窟的价值,同时对于长江一线各政治势力乃至荆州窟本身,都没有能进行实质性的必要整合。
454苟晞来并未由“名号”既厚而不生“祸患”,最终仍公开向越发难。
455潘滔与司马越有着深厚异常的关系,《晋书·刘舆传》：“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刘舆长才,婓邈清才”,关于此“三才”,可参阅王晓毅先生《西晋贵无思想考辨》(《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2期)一文中的研冗。依《晋书》诸纪传所载,潘滔贯与敦有嫌隙,而司马越为保潘滔，曾不惜与晞结下仇怨,直到越身死之永嘉五年(311),犹有“东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情事。
456王蕊博士学位论文《二、四世纪青徐充地域政局研究》,张金龙教授指导,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5月,97页。该博士论文经修改后以《魏晋十六国青徐充地域政局研究》为题出版,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
457《晋书·裴邵传》。
458大约在此前后,司马越遣王旷任准南内史,加强裴氏武装,但效果不明显。
459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460《晋书·应詹传》。另可参阅韩国磐先生《谈谈刘弘》一文,发表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1995年9月,湖北襄樊。韩先生指出,陶、应二人作为刘弘重臣,在晋室南渡后继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是很值得重视的。
46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18页。
462可参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13页。
463[日]中村圭尔《关十南朝贵族地缘性的考察——以对侨郡县的探讨为中心》,该文最初载于日本《东洋学报》第64卷第1·2期,1983年,刘驰将其译作中文发表在《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另可参阅中村圭尔《东晋时期扬州的流民问题及其历史意义》,收十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三出达彦有《东晋的琅邪王皇位继承》一文刊于日本《集刊东洋学》第96号(2006年),考察了东晋时期皇太子以外的皇位继承者限十琅邪王这一特殊现象,该文也很值得关注。
464张学锋《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墓主身份蠡测》,《文史》,2008年第1辑。
465王晓毅《西晋贵无思想考辨》,《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2期,曾申此义。
466此次平定之后,“百姓饥馑,盗贼公行”,可见破坏力不小。
467《太平御览》卷200引《晋中兴书》云：“元帝以佐命功封周玘乌程公,又封王敦武昌公”。
468与王敦视洛阳为畏途相对的是王澄“率众军,将赴国难”之举。永嘉四年(310)十月,司马越“羽檄征天下兵”,澄自江陵率师北上,与九刀起事于宛的王如遭遇(参见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一文注六十,《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桂蕤二人“并遣兵援京师”,在王澄之前己与王如交锋,皆败,王澄后至,又中如党之计,“闻襄阳陷,以为信然,散众而还”,“竞不能进”(引自《晋书·王澄传》),《晋书·怀帝纪》：“及如战于宛,诸军皆大败”。
拍9陈苏镇《司马越与永嘉之乱》,《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5页。
470《晋书·怀帝纪》：“徐州监军王隆自下邳弃军奔于周馥”。
471《晋书·杜夷传》。
472至此,“二陆”当年在司马颖幕中建立起的吴士小群体骨干殆尽。
473[韩]金民寿《东晋政权の成立过程—司马容(元帝)の府僚(?)中心(?)(?)て》指出孙惠对司马越的支持之重要性,《东洋史研究》,48卷2期,1989年9月。
474从某种意文上说,刘弘主要依靠的是陶侃,而刘准主要依靠的足陈敏。
475瞻在永嘉六年石勒军南下侵扰还师时,奉睿命追击石虎,获大胜。
476《太平御览》卷69“洲”条引《荆州吲经》云：“襄阳县南八里,岘山东南一里,江中有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居,宗族强盛,共保蔡洲,为王如所没,一宗皆尽”。襄阳蔡氏此时仍是地方上首屈一指的大族,参阅邓振男硕士学位论文《三至六世纪江汉地方豪族的发展历程：以襄阳、江陵为中心的探讨》,邱添生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3年,48页。
477可参阅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杨洪权《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指出其时一流高门皆择南迁。
478在司马顒与司马越之争中,王浚之于马越相当于张方之于司马顒,参见牟润孙《论西晋王朝的崩溃》,收于《海遗杂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
479可参阅唐长孺《王敦之乱与所谓碎之政》,《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480如鲁力《“八王之乱”成因新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4期。
481[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83请参阅牟发松先生《魏晋南北朝的天下二分之局试析》,《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1期。从一个史长远的方向来看,东一西二元已成历史运展的阻碍,建兴元年(313),晋愍帝谋划“分陕”,“令幽、并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右承相宜帅秦、凉、梁、雍武旅三十万,径诣长安。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分遣前锋,为幽并后驻。赴同大限,克成元勋”,并不成功,而后来王敦借荆州重镇与司马容之建康相抗,更欲谋求新版“分陕”,则已演成东晋政治史L一大问题症结。关十晋代“分陕”,详可参阅傅乐成先生《荆州与六朝政局》,《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4期,1952年。收于王健文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从·政治与权力》,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与赵立新硕士学位论文《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的“分陕”政治一分权化现象下的朝廷与州镇》,陈弱水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9年。此外,韩国学者洪延妸刊于《东洋史学研究》第93辑(2005年12月)的《两晋交替期的“制州”——以荆、扬对立局面的形成过程为中心》,也值得参考。
484参阅吴慧莲《东晋刘宋时期之北府》,台湾大学文史从刊第70号,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5年6月,附“北府攻守形势图”。
485伊懋可(Mark Elvin)所指的资源边疆(resource frontiers),也就是探讨在时间过程中那些地区的土地、木材和其他生产因素相对的丰富,可参见氏著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中文名《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486伊懋可(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中文名《中国过去之模式》),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481康达维(David Knechtges)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都持此见,可参阅宇文所安与盛韵的对谈录,《东方早报》,2009年3月8日上海书评。
488我觉得有一个不知道能否成立的假说?中国史上,进入南方开发的阶段后,只有明与民国是从长江中游一线而起,进而获得统一,但明与中华民国都不是在南北对立政情下起来的,也就是说,我认为如果东晋能够一统中原,那整个国家体制是否存在与隋唐帝国模式有别的发展路径?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我们理解宋朝“转向内在”就容易了,那更多是在南宋偏安格局下被逼出来的,也就是说长期北胜南格局导致了绝对专制体制的稳定与自我更新,但是遏制了别的可能因素?我这样推测可能过十僭妄,也不一定有道理,我只是觉得如果按照伊懋可那样的看法去观察,被动利用与主动更革应该是有区别的,在东晋门阀政治里可能有一种改写秦汉帝国基本走向的因素在?
489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228页。指出：晋武帝对自己亲手建构的政治权力秩序感到比较放心。我认为作为东晋缔造者的司马睿也有相似。此外,从陈寅恪先生开始,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正始党争”中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成员的地域分野,现一般认为,前者成员集中在黄河以南地区,而后者成员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地区,就这点来看,立国江东对于司马氏家族整体政治底蕴而言,有着非常大跨度的地理阻力,这也许是司马睿面临的又一难题,牵着他的注意力。
490[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举前史》,京都,同朋舍,1956年,233-246页。又,吴慧莲《六朝时期的君权与政制演变》,《汉学研究》,21卷第1期,2003年6月,也注意及此。
491赵立新硕士学位论文《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的“分陕”政治—分权化现象下的朝廷与州镇》,陈弱水教授指导,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9年,158页。张兴成在《晋宋宗室与地方政治》一文中指出：元帝、元帝时期,宗室成员无一人担任地方官员,担任过都督只有司马承一人,而司马承还是司马睿为防备王敦而起用(我有另文详说之)。此文收于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从》,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492请参见王德权《“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理论的检讨——关于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形成的一点思考》,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2006年5月。
493景蜀慧先生曾指出,陶渊明《读<山海经>》第六首,有暗指东晋初建国时期政象之兴盛,“野无遗才”,同时藉此批判演化至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晋宋交替纷扰时代)的政治现实的寓意,见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29-230页。
494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为晋室南渡后忠君观念的转强(参见王心扬《家与国的抉择——东晋上人对忠君观念的提倡》,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编《台大历史学报》,第三十九期,2007年6月)提供一些解释。
495[法]菲迪南·罗特《古代世界的终结》,王春侠、曹明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22页。
496在政治制度史的层面,其实也有相似的情况。张军在《汉魏晋参军一职考论》(收于张金龙主编《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文中指出：参军署曹从司马越府中开始萌芽,昭示着军府制度的演化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制书上对参军署曹有明确说明司马睿府为首见也最详细,诸曹设置相当完备。
497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101页。
498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
499郭湖生《台城辩》,《文物》,1999年第5期。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02、103页分别对郭文中的宋齐与梁陈建康宫城图做了修订。
500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3-84页。
501按,据南朝刘宋时期学者山谦之的《丹阳记》,东吴时,石头城城墙为土筑,东晋义熙年间才用砖作城。
502冯君实《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503李金堂《“石头城”纵论》,《东南文化》,2005年第1期。
504熊清元《南朝之扬州刺史及其治所考析》,《黄冈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
505按《元和郡县志》等史料,东晋建国,筑城于青溪东南,临淮水上,名东府城,琅邪王氏兄弟创扬州刺史所治之州廨于台城西,后司马道了十东府城领州,遂别旧治为西州城,同时,“西州”二字,道了之前已有,可参阅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87-88页。
506我读书所见最好的图是收在郭湖生《台城辩》中,《文物》,1999年第5期。
507如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不过王树民先生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校证本是正确的。
508按朱偰《金陵古迹图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73-74页,冶城为建康城秦汉以前遗迹中之最古者。
509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87-88页,《晋书》札记,西州条。
510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51-252灭。
511按周书的前言,其完成于81年,而谭图出第一版则在1982年,故周书恐怕未必直接使用谭图,据仇鹿鸣先生提示,周先生可能是看了谭图此前出的内部版,或者就是根据一般印象而言。
512关于中古时期沔水流域的都督区军事政治设置,严耕望曾有很精准的分析。近年,蒋福亚指导的学生.高峰曾对东晋的沔中都督区设置做过比较好的重新整理。
513陈冠球编注：《谢宣城全集》,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年,285页。
514《南齐书·明帝纪》。
515《南史·齐本纪》。
516可参阅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六章《梁失汉中与梁魏三十年战争》。
517《梁书·萧景传》。
518可参阅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374-375页。
519但这也是好景不长的,549年,西魏宇文泰政权派遣大将杨忠自南阳盆地进入随枣走廊地区,先后攻克随郡、安陆、竟陵,与梁湘东王、荆州刺史萧绎约和,“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可参阅石泉《粱陈之际长江中游地区地理形势之巨变》,收于氏著《石泉文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520《六朝通鉴博议》卷十。
52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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