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地区西南部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人地关系发展阶段的量化研究
摘要
本文以环境考古的视角，通过大量古环境、考古学研究资料的环境考古信息提取，经过系统归纳总结、对比分析，以定量、半定量的创新性量化研究方法开展了有重要考古学研究价值的中国东北地区西南部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人地关系发展阶段的环境考古研究，并获得以下几方面的认识。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大趋势推动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考古学领域的密切结合产生了充满活力的环境考古学，它在解决现代考古学有关古代人地关系等方面的重要考古学问题中起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环境考古研究广泛深入的开展，既有利于考古学的健康发展，也将为现代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地关系哲学反思的启示。
人地关系发展阶段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以气候条件为主的环境较明显变化，人类自然属性的降低与社会属性的提高主要以技术进步为前提，以资源环境作保障。人类所处生存环境的低压态势是诱发人类通过文化适应获得进步的动因。
人地关系发展阶段量化研究有力地推动环境考古学的进步。古环境评价具有考古学意义和实际研究工作的可操作性。可视化研究成果的展示将有利于揭示更多环境考古现象和规律。建立在人地关系量化研究、古环境质量评价和可视化研究方法基础上的遗址预测更具有科学性，将很好地服务于区域考古调查与研究。
考古学文化及其地方类型的空间分布与自然资源环境背景条件有很强的相关性，重要矿冶遗址的分布往往与该类型矿产的空间分布向一致。石器原料的选择性和利用能力影响到石质工具的功效，进而影响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人类对环境恶化带来的不利因素的文化适应能力。
除了对辽西地区的环境考古研究的系统总结和较详尽的细化研究之外，还对以往环境考古研究的空白区下辽河区及辽东区进行了初步的人地关系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形态的确立，生业模式的选择与当时、当地所处气候为主的环境条件和资源空间配置有密切关系。
在论文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围绕东北地区环境考古工作成果的综述性研究，发现今后开展工作的新生长点，使东北地区未来环境考古工作的发展方向更明确。
From the viewpoint of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the cultures of man from the Paleolithic Period to the Bronze Ag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of climate and geological background. 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gions of agricultural origin and propagation in China, the southwest part of northeast China should be deeply studi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man from the Paleolithic Period and the Bronze Age.
The quantizing research on the stages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evaluation of ancient environment are successfully done.
The stag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ma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bviously changes of climate.
The distribution of archeological cultures and their subtypes is related to the g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backgrounds, especially the climate condition.
The economic formations and the models of living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limate condition and types and distributions of soil resources.
The lower ecologic pressure stimulates the greater progress of man through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The rational selection of rocks and minerals for making tools has directly influence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tools, and further on the man’s adaptability to the worsened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Paleolithic sites could be found in southern part of Jilin province.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大趋势推动下，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考古学领域的密切结合产生了充满活力的环境考古学，它在解决现代考古学有关古代人地关系等方面的重要考古学问题中起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环境考古研究广泛深入的开展，既有利于考古学的健康发展，也将为现代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地关系哲学反思的启示。
人地关系发展阶段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以气候条件为主的环境较明显变化，人类自然属性的降低与社会属性的提高主要以技术进步为前提，以资源环境作保障。人类所处生存环境的低压态势是诱发人类通过文化适应获得进步的动因。
人地关系发展阶段量化研究有力地推动环境考古学的进步。古环境评价具有考古学意义和实际研究工作的可操作性。可视化研究成果的展示将有利于揭示更多环境考古现象和规律。建立在人地关系量化研究、古环境质量评价和可视化研究方法基础上的遗址预测更具有科学性，将很好地服务于区域考古调查与研究。
考古学文化及其地方类型的空间分布与自然资源环境背景条件有很强的相关性，重要矿冶遗址的分布往往与该类型矿产的空间分布向一致。石器原料的选择性和利用能力影响到石质工具的功效，进而影响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人类对环境恶化带来的不利因素的文化适应能力。
除了对辽西地区的环境考古研究的系统总结和较详尽的细化研究之外，还对以往环境考古研究的空白区下辽河区及辽东区进行了初步的人地关系研究。研究发现经济形态的确立，生业模式的选择与当时、当地所处气候为主的环境条件和资源空间配置有密切关系。
在论文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围绕东北地区环境考古工作成果的综述性研究，发现今后开展工作的新生长点，使东北地区未来环境考古工作的发展方向更明确。
From the viewpoint of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the cultures of man from the Paleolithic Period to the Bronze Ag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of climate and geological background. 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gions of agricultural origin and propagation in China, the southwest part of northeast China should be deeply studi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man from the Paleolithic Period and the Bronze Age.
The quantizing research on the stages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evaluation of ancient environment are successfully done.
The stag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ma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bviously changes of climate.
The distribution of archeological cultures and their subtypes is related to the ge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backgrounds, especially the climate condition.
The economic formations and the models of living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limate condition and types and distributions of soil resources.
The lower ecologic pressure stimulates the greater progress of man through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The rational selection of rocks and minerals for making tools has directly influence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tools, and further on the man’s adaptability to the worsened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Paleolithic sites could be found in southern part of Jilin province.
引文
[1]周昆叔，2000. 《中国环境考古的回顾与展望》，《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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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立兵，1997.时空解释新手段——欧美考古GIS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考古，1997年第7期，89页
[6]杨志荣、索秀芬，2000.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南部环境考古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8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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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孔昭宸等，1991，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距今8 000—2 400年间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 112～115页
[9]许清海等，2002. 《赤峰地区孢粉分析预先民生活环境初探》，《地理科学》，第22卷第4期，453～457页
[10]王惠德，1998. 《西辽河流域上古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5期，1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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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邓辉，1997. 《全新世大暖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第52卷第1期，6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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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周延儒，1984.《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册，科学出版社，157页
[19]杨秉赓、孙肇春、吕金福，1983.《松辽水系的变迁》，地理研究，第2卷第1期，48～56页
[20]张文芬，1993.《大兴安岭》，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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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汤卓炜、盛之翰、赵明星、张海英，2004. 《内蒙古喀拉沁旗大山前遗址动物考古研究》，《大山前——青铜至战国时代聚落遗址发掘研究报告》（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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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李水城，2002. 《西拉木伦河流域古文化变迁及人地关系》，《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69～288页
[90]郭治中、包青川、索秀芬，1991. 《林西县白音长含遗址发掘述要》，《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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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1964. 《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64年1期，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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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吕军、栾兆鹏，2000. 《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综述》，《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总第63期），6～11页
[96]朱永刚，2004. 《东北考古》（讲义）
[97]周昆叔等，1984. 《中国北方全新统花粉分析与古环境》，《第四纪孢粉分析与古环境》，北京：科学出版社，25～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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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杨文才，1990.《下辽河平原第四纪海、陆变迁》，《中国东北平原第四纪自然环境形成与演化》，哈尔滨地图出版社，pp.169～170
[103]黄锡荃、苏法崇、梅安新，1995. 《中国的沿海河流》，《中国的河流》，北京：商务印书馆，165～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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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刘观民、徐光翼，1981. 《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两种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年
[109]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 《克什克腾旗关东车遗址考古调查与试掘》，《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
[110]王立新、齐晓光，2002. 《龙头山遗址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002年第1期（总第69期），15～23页。
[111]索秀芬，2003. 《西辽河流域全新世人地关系》，居延考古学术研讨会稿件（待刊）
[112]许清海等，《孢粉分析定量重建燕山地区5000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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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荆志淳，1991. 《西方环境考古学简介》，《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3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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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惠德，1998. 《西辽河流域上古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5期，12～16页
[11]胡金明、崔海亭、李宜垠，2002. 《西辽河流域全新世以来人地系统演变历史的重建》，《地理科学》，第22卷第5期，535～542页
[12]邓辉，1997. 《全新世大暖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第52卷第1期，6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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