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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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鲁艺音乐教育既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的一个篇章,也是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开创了中国现代革命音乐教育的先河。
     鲁艺音乐教育的创办是中日民族矛盾、国共政党矛盾、社会阶级矛盾、音乐发展需要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政治因素的融入和影响下,鲁艺音乐教育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了中国抗战的实际,顺应了人民群众对音乐的渴求,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融入在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经与音乐教育结合,就产生了革命的、大众的音乐;鲁艺音乐教育一经与政治因素融合,其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就得到大幅提升,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通过对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具体入微的分析可以发现,政治因素的融入主要体现在鲁艺音乐系的创立过程、办学方针、人才培养、教育学制与内容安排以及音乐作品等诸多方面。
     政治因素对鲁艺音乐教育的融入,实现了中国革命音乐教育空前的繁荣。主要表现在:音乐社会功能的提升、音乐审美范畴的表现、音乐教育模式的创新、音乐创作题材的丰富。上升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音乐文化之后,鲁艺音乐教育开创了中国革命音乐教育的先河,奠定了此后中国音乐事业的基础。
     然而,政治与音乐教育虽然同属于意识形态,但毕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性和内在规律,混淆二者的界限则不仅会对政治本身产生消极影响,也会导致音乐纯美属性的淡化、音乐人文功能的弱化、音乐艺术品格的俗化,从而影响音乐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十一世纪是激烈变革的世纪,是“知识授予型”向“知识创造型”转换的重要变革时期。值得我们对音乐教育深刻反思的问题是:音乐教育如何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变幻无常、竞争激烈的世界作出贡献?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关系到音乐教育发展进步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对鲁艺音乐教育中政治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推进音乐教育事业的进程中把握自主与使命、当前与长远、普及与提高、个性与共性这几对矛盾关系,从而正确处理音乐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慎选音乐教育的发展路径,谋划音乐教育的人才培养战略,推进音乐教育的学科拓展提升,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我国音乐教育新的繁荣。
Lu Yi music education is a chapter in the magnificent Chinese revolution history,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tage in the music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for which has created a precedent for music education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he foundation of Lu Yi music education based on many factors such as China-Japanese ethnic conflicts, contradictions Communist political parties, social and class contradictions, needs of music developmen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factors and under its'influence, Lu Yi music education conformed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ide, complied with the actual wa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nd complied with the people's thirst for music. Therefore, it achieved a great success. For the political factors reflects the CCP's political views, representing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broad masses,once combined with music education there would be a music of the revolution, of the mass. And also once combined with political factors,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function of music education would be greatly enhanced, making its due contribution for the history mis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me of the times. By analyzing the political factors of Lu Yi music education in-depth, We may find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factors mainly embodies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e Music Department of Lu Yi, school policy, personnel training, education system and contents of arrangements as well as music and many other aspects.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factors has made the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usic education, such as the enhance of the music social functi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usic aesthetic aspects, the innovation of the music education model, the enrichment of the music themes. After becoming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opular music culture, Lu Yi music education created a precedent of China's revolution music educatio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Chinese music.
     Nevertheless, though both belonging to the field of ideology, politics and music education have their ow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ent laws. Confusing their boundaries would pro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n politics itself, desalinate music aesthetic, weaken the music humanities function, secularize music art character, thus affecting the health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music education.
     With intense transformations Twenty-first century is during an important transforming period when the "knowledge granted" is converted to the "knowledge-creation". The question worth our deep reflection is how the music education make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nation who is self-independent in the changeable and competitive world? It is an important actual issue which concerns the prosperity of Chinese 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usic education. Studying the political factors in Lu Yi music education would be helpful for us to grasp several groups of contradictions in advancing the cause of music education, such as autonomy and selection, the current and long-term,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mprovement, the individuality and universality. Therefore, we can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education and politics, carefully choose the developing path for music education, plan the personnel training, promote scientific extension of music education, and achieve the prosperity of our country's music education in the new starting point.
引文
[1]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史料专题组整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纪事》,北京,1988年4月,第2页。
    [1]艾克恩编纂《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937年1月-1948年3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87年1月第1版。
    [2]贺志强、段国超、张来斌、冯望岳、段志西、梁建邦箸《鲁艺史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3]钟敬之著《延安鲁艺----我党创办的一所艺术学院》,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4]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主编《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纪念延安鲁艺成立六十周年》,1998年5月于北京。
    『5]谷音、石振铎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文献),1986年8月。
    『6]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鲁艺史料专题组整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纪事》(19381946),1984年10月于北京。
    『7]杨福印、李自敏主编《陕西革命文化史料(陕甘宁边区文化艺术资料选编)》第二集,西安:陕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延安地区文化文物局1992年。
    [l]《吕骥文选》,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
    [2]中国音乐家协会选编《冼星海选集》,北京:音乐出版社,1957年。
    [3]黄翔鹏、齐毓怡编辑,《冼星海专辑》(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丛刊一),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出版,1962年6月第1版。
    [4]黄翔鹏、齐毓怡编辑,《冼星海专辑》(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丛刊二),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出版,1962年11月第1版。
    [5]李群选编《李焕之音乐论文集》(上、下册),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6]李焕之、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音乐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7]苏一平、陈明主编,延安文艺丛书《秧歌剧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8]丁毅、苏一平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歌剧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9]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10]葛一虹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戏剧集》(19371949,上下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11]鲁艺编委会编印《鲁艺周年纪念创作选集——音乐之部》,延安,1939年5月。
    [12]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艾克恩主编《延安艺术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曾刚编《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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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于蓝著《苦乐无边读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3]王培元著《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4]唐晓飞著《延安鲁艺歌曲研究》,北京:中央音乐学院2004级硕士学位论文。
    [5]李业道著《吕骥评传》,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北京第1版。
    『6]伍雍谊编著《人民音乐家吕骥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7]黄柯仁著《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8]冯光钰著《走向音乐家的道路——马可生平与创作》,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9月版。
    [9]谌亚选《音乐家冼星海》,北京:北京出版社,1957年5月第1版。
    [10]丁雪松《作曲家郑律成》,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
    [11]马可著《冼星海是我国杰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家》,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年7月。
    [12]杨桂欣著《丁玲与周扬的恩怨》,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1]徐庆全著《周扬与冯雪峰》,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2]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第一、二、三、四卷),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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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曲士培著《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2版。
    [5]一凡编著《延安丽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6]靳卯君著《情系音乐》,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7]黄柯仁著《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8]王云风主编《延安大学校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9]刘建德、廉振民编纂《延安大学英才录》第一辑,延安,2007年8月。
    [10]郝怀明著《如烟如火话周扬》,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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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汪毓和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14]李双江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北京:解放区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15]梁茂春主编《中国音乐通史教程》,北京:中央音乐出版社,2005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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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马东风著《音乐教育史研究》,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18]余甲方著《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第1版。
    [19]董宝良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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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张静蔚选编《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论文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22]刘新科、栗洪武、田建荣主编《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l]计晓华《延安鲁艺一革命歌曲的摇篮》,《乐府新声》,2007年第4期。
    [2]计晓华《延安鲁艺时期秧歌研究》,《乐府新声》,2007年第3期。
    [3]计晓华《试论延安鲁艺时期中国化的音乐创作》,《乐府新声》,2004年第2期。
    [4]计晓华《延安鲁艺时期的合唱作品研究》,《乐府新声》,第2004年第4期。
    [5]计晓华《延安鲁艺时期的民间音乐研究》,《乐府新声》,2008年第1期。
    [6]计晓华《延安鲁艺时期歌剧研究》,《乐府新声》,2007年第3期
    [7]白玮《“鲁艺”与中国大学精神塑造》,《乐府新声》,2006年第4期。
    [8]白玮《鲁艺与鲁艺精神评析》,《乐府新声》,2008年第2期。
    [9]白玮《鲁艺的新音乐教育与新音乐风格》,《乐府新声》,2004年第3期。
    [10]魏艳《延安鲁艺音乐教育体制初探》,《音乐研究》,2008年7月第4期。
    [11]朱鸿召《延安“鲁艺”教育模式解析》,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第6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12]《中国现代音乐家论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参考资料之二),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1962年5月。
    [13]沈洽《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中国音乐学》,1996年3期。
    [14]宋祥瑞著《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与问题—兼论当代的“接轨情结”与中国现代学术的性质及任务》,《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5]《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学术思想的转型》,伍国栋著《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传统音乐》,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8-14页。
    [1]高尚斌、杨延虎著《中国共产党延安时代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2]肖思科著《延安红色大本营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3]高杰、刘建德著《扭转乾坤——延安岁月纪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4](美)白修德、贾安娜著, 端纳译《中国的惊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
    [5](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汉译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6]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7]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印刷厂、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刷,1957年第一次印刷。
    [8]郭必选、杨延虎、任学岭著《延安精神探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9]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10]郭必选主编《延安学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11]《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
    [1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3]《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1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周扬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l]《马志尼和拿破仑》,《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50页。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64页。
    [1]1927年,萧友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创办国立音乐院,1929年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1]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华北沦陷区进行奴化教育并从事间谍活动的组织,于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后在华北各省、市、县设立了分会。
    [2]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中向沦陷区人民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的一个机构。
    [3]这是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帝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满支提携”即日本、伪满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反共,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中国。
    [4]朱德《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引自金紫光、雷加、苏一平编辑《文艺理论卷》(延安文艺丛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104—107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277页。
    [1]《鲁迅文集》第一卷,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7页。
    [2]毛泽东《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659页。
    [3]毛泽东《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669页。
    [4]毛泽东《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658页。
    [1]《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化部党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页。
    [2]《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宣言》,文化部党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4页。
    [1]金紫光、雷加、苏一平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204页。
    [2]金紫光、雷加、苏一平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205页。
    [1]金紫光、雷加、苏一平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492页。
    [2]金紫光、雷加、苏一平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社.1984年4月第1版.第504页。
    [3]金紫光、雷加、苏一平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502页。
    [4]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纪念馆。
    [1]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纪念馆。
    [2]金紫光、雷加、苏一平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502页。
    [3]“边区既然以世界上最科学的马列主义艺术理论为基础,因而它就很快地能够建立全国音乐运动的中心。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我们把握着正确的理论,便能起很大的领导作用。音乐干部既然集中在边区,它也就成为全国音乐干部的中心。通过他们的活动,影响广大的群众。”(金紫光、雷加、苏一平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504页。)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7页。
    [2]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丛刊《冼星海专辑》(一),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1962年6月第1版:第52页。
    [1]《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4页。
    [2]《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0页。
    [1]王云风主编《延安大学校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7-18页。
    [1]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2]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11月22日在保安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丁玲任主任。
    [3]《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第1版:第3-4页。
    [1]该剧由沙可夫执笔,沙可夫、朱光和左明集体讨论,沙可夫主演主角张太雷,此外,仉平和莫耶等参加了演出。
    [2]该剧由沙可夫执笔,由沙可夫、任白戈、左明、朱光、徐一新集体创作,朱光、左明编导,孙维世、左明、江青、仉平、翟强等人参加演出。剧本的主角原型为抗日英雄胡阿毛。胡阿毛是上海一个汽车司机,被日军抓去运军火,他将装满日军军火的汽车开进黄浦江壮烈牺牲。
    『3]鲁艺发起人名单: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林伯渠、成仿吾、艾思奇、周扬。鲁艺校董委员会名单:毛泽东、洛甫、王明、周恩来、康生、凯丰、徐特立、林伯渠、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陈立夫、于右任、郭沫若、茅盾、田汉、洪深、许广平、潘梓年、周扬、成仿吾。
    [1]照片来源于延安大学校史馆.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50、51页。
    [2]《中国共产党鲁艺总支部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敬告全校教职学员书》(1941年1月10日)中说:“鲁艺不仅是未来艺术的苗圃,也是既成花木的花园。不但对于未来艺术的繁荣,我们有责任,对于目前全国艺术的发达,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的党在这种困难时期来办这个学院的道理,也是我们党的中央,对于我们给予重大的关心的原因。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下,鲁艺党的任务,也非常的特殊和艰巨。党要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也要保障创作和研究活动的方向的正确。在鲁艺,我们容许创作上的各种不同的样式,和研究上各种不同的主张。但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的事,不是袖手旁观者,我们要说明,马列主义是人类智慧的最佳果实,只有把握了他,消化了他,艺术家才能创造最深刻动人、最能反映时代的艺术。向我们现在和未来的艺术工作者,指出这条艺术和思想的大路,并且在这条路上,作为经常的响导者,是鲁艺党的中心任务。”“为着达到我们的任务,对于所有的共产党员,我们有这样的要求。他们要安心的工作,不要轻视分给他们的任何工作。他们要努力学习,不要放松一分钟学习的机会。在工作中,在学习上,他们要做全院最好的模范。他们要和所有非党的同志携着手的把艺术公约,把刻苦、虚心、紧张、严肃的校训,真正、切实的实行在日常生活中,在艺术活动上,为创造新民主主义的艺术而共同努力。”(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80、81页。)
    [3]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纪念馆。
    [4]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纪念馆。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23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第一版重排本:第495页。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35页。
    [2]一凡著《延安丽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08-209页。
    [3]李伯钊在1938年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为了欢迎国际学联,我和吕骥、向隅等合作创造、演出了新歌剧《农村曲》。毛主席和我坐在一起在抗大看了演出。毛主席评价这出新歌剧是‘亭子间来的与农民的结合(艾克恩主编《延安艺术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2页。)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18页。
    [2]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35页。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第1版重排本:第492页。
    [1]照片来源于延安大学校史馆。
    [2]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历史纪念馆。
    [3]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历史纪念馆。
    [1]鲁艺音乐系创办之初,正值中国革命风云变幻之时。日寇大举入侵,给本已极度恶化的国共两党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国民党却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失民心、逆潮流的政治主张,企图借解决民族问题之机先期解决共产党这个心腹大患。而中共在此形势下,毅然举起“救亡图存”的民族大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全国民众,乃至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支持。
    [2]龚育之著《党史札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78页。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80页。
    [2]冼星海来到鲁艺音乐系后,不仅自己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常和学生一起听有关马列主义的课程,而且也鼓励他的妻子钱韵玲(鲁艺音乐系第二届音乐高级班学员,1938年11月至1939年1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在离开延安赴苏联的途中,于1940年5月16日给钱韵玲的家信中写道:“我去后你要加强政治学习,政治的基础是每个艺术人材必须具备的,我希望你能彻底了解马列主义并且应用它。等我回来时,大家互相讨论!互相研究!尽可能你要争取学习时间……”(《冼星海专辑》(二),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内部参考资料158号,1962年12月第1版,第178页。)在1940年6月14日给钱韵玲的信中他写道:“有余闲时你可多看《中国文化》、《解放》、《联合党史》、《论共产党》,这类的书是可以帮助你的。《唯物史观》这本书非常好,你可买一书或借一书去读,并且要慢慢的读,同时又要做笔记……”(《冼星海专辑》(二),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内部参考资料158号,1962年12月第1版,第184页。)1940年7月20日的信:“我觉得你进步了,以后还是多看书……不但可以解寂寞,而且可以学习不少东西。‘马列主义’无论如何你要设法用功……”(《冼星海专辑》(二),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内部参考资料158号,1962年12月第1版,第190页。)1940年8月2日的信中说,“你如果有多余的钱的时候,你可买《解放》、《唯物史观》及最近出版的《马恩论文艺》等书来看……”2。(《冼星海专辑》(二),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内部参考资料158号,1962年12月第1版:第194页。)
    [1]照片来源于延安大学校史馆。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第1版:第755、756、758页。
    [1]《鲁艺第二期教育计划草案》,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7页。
    [1]1941年改订的《鲁迅艺术学院第四届教育计划》中规定的教学原则就比较有代表性。该文件共涉及七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第五方面的内容为教育原则,具体内容如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教学之最高原则Ⅰ、理论课的讲授必须多举具体材料并联系到当前实际问题,力排教条主义、公式主义。Ⅱ、理论的学习一般地当由具体历史知识进到一般原则问题,尤须着重于中国化,即能将一般原则具体运用于中国实际环境,忌盲目崇拜以搬运外国知识,忽视本国好的及民间的文化艺术的研究。Ⅲ、理论问题必须联系当前政治上文化上的具体策略,力戒理论上的空谈倾向。Ⅳ、技术的讲授,必须尽可能作正确的理论上的解释,并注意实际需要和应用。Ⅴ、有计划的定期出外实习,作实习表现或展览,并经常的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加强与民众联系,从他们中间获得经验与批评。(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96页。)
    [2]《鲁艺第二期教育计划草案》,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96页。
    [3]参见《鲁艺的教育方针与怎样实施教育方针》, 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50-51页。
    [4]《鲁艺第二届概况》,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18页。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7月第1版:第165页。
    [2]照片来源于延安大学校史馆。
    [1]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性质的界定和诠释还有艺术认识论(反映论)、艺术生产论以及艺术是现实的特殊掌握方式论等。
    [1]张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新华文摘》2009第15期第88、89、90页。
    [2]毛泽东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毛泽东认为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包括如下内容:首先,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的源泉,文艺是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创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其次,艺术反映是经过创作者的头脑加工并改造而成的。这是明确了艺术源泉的唯一性的前提下,同时重视反映主体的作用。艺术反映的内容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即“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 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因此,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表现出它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论。再次,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的。毛泽东还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超阶级、超政治的艺术是不存在的,这是文艺作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从而明确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揭示了政治在意识形态(文化)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中介作用。毛泽东在关于文学事业和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关系上,对列宁的“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的原则作了精辟的阐述和补充;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是毛泽东对列宁的文学“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原则的发展。
    [1]文化部党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鲁艺史料专题组整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纪事》,1988年10月:第7页。
    [1]金紫光、雷加、苏一平编辑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72页。
    [2]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写了一篇较长的序。他在序言中写道: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的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而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本书就是企图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来编纂的。这个讲话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指导的线索。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理论的正确。贯串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这同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中心思想,而他的更大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把列宁的原则具体化了,丰富了它的内容,使它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他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许多根本的问题,首先是明确地全面地解决了革命作家人生观的问题,并且把这些问题作为全部文艺问题的出发点,同时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恰是纠正了过去革命作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疏忽和不理解。我不准备在这里对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中的各种问题一一加以说明,我现在只想说明下面的三个根本问题:一、什么叫‘大众化’?二、提高与普及的关系。三、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这三个问题我们过去从没有解决过,至少没有完全解决过,有的甚至从没有提出来过。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革命文艺的基本原则,基本方针。”(金紫光、雷加、苏一平编辑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206、207、211、212页。)处处长、鲁艺院长,表明整风后,他的地位显著提高。
    [3]延安大学为延安的八所高校合并而成,周扬作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并兼任延安大学校长、教务
    [1]李波《黄土高坡闹秧歌》,曾刚编《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46-247页。
    [2]李波《黄土高坡闹秧歌》,曾刚编《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47、248页。
    [3]照片来源于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
    [4]鲁艺音乐系第六届与戏剧系第六届合并为戏音系,鲁艺秧歌队的成员主要由戏音系的师生组成。
    [5]李波《黄土高坡闹秧歌》,曾刚编《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48页。
    [1]李波《黄土高坡闹秧歌》,曾刚编《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47页。
    [2]艾克思《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419页。
    [3]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纪念馆。
    [1]孟波《采风与文艺的大众化》,选自艾克恩主编《延安艺术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91页。
    [1]参见:(1)钟敬之《延安鲁艺——我党创办的一所艺术学院》,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81年8月第1版:第2--3页。(2)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鲁艺史料专题组整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纪事》,1988年4月10日:第8页。
    [2]参见钟敬之、延安鲁艺——我党创办的一所艺术学院》,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81年8月第1版:第6页。
    [1]文参见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鲁艺史料专题组整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纪事》,1988年4月10日:第44页。
    [2]“在延安旧城北门外一里多路西侧的一个山洼的半山坡上,选定了校址。这里原来有上下两排二十余孔东南朝向的土窑洞。师生员工又自己动手,在半山坡盖起了十多间简陋的平房,在西侧山腰新挖了两排土窑洞。山下有一处凹凸不平的旧文庙,经过平整,用来作为进行教学活动的场所。”(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第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12月第1版。)
    [3]笔者于2008年7月和2009年8月两次去延安鲁艺旧址,东山与西山的窑洞基本塌陷,只有教堂与当年音乐系和戏剧系学生居住的两排有着圆拱式的玻璃窗户的石窑至今安然无恙,教堂顶端有两个高耸入云的塔尖,两个塔尖上各有一个十字架,在夏日的阳光下巍然屹立,足见其建筑之坚固。
    [1]照片来源于延安鲁艺革命纪念馆。
    [2]照片来源于于延安鲁艺革命纪念馆。
    [3]贺志强、段国超等主编《鲁艺史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6页。
    [4]2008年7月笔者于延安桥儿沟鲁艺旧址前,空军某部干事王书南摄。
    [1]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新文化史料丛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5页。
    [1]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既有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也有国共两党之间的政党矛盾,有新旧军阀的矛盾,还有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也有意识形态领域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论争。
    [2]参见中国延安鲁迅校友会编《延安鲁迅文艺学院校友录》,1995年9月于北京:第12-33页。
    [3]参见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友会编《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建院50周年纪念》,1988年5月4日于北京:第9页。
    [1]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新文化史料丛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5页。
    [1]《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2]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新文化史料丛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页。
    [3]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新文化史料丛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4页。
    [1]延安鲁艺实力不断壮大之后,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鲁艺分院:1939年5月,鲁艺音乐系的一些师生与鲁艺其它专业部分师生在延安开始组建晋察冀鲁艺分校部分,即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艺部),随即于1939年7月开赴晋察冀敌后根据地;1939年底在晋冀鲁豫边区的中心地带晋东南建立了晋东南鲁艺分校:1940年11月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始筹办,于1941年2月8日建立了华中新四军鲁艺分院;1942年9月19日,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开始筹建晋西北鲁艺分院;1947年6月,在冀察热辽解放区创办冀罕热辽鲁艺分校。这些依托鲁艺成立的分支机构和文艺团体,当然也离不开鲁艺音乐系师生的帮助,在工作指导思想上与鲁艺一脉相承,在服务中心上与鲁艺既有区别又互为补充。
    [2]贺志强、段国超等著《鲁艺史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155页。
    [3]毛泽东《欢迎科学艺术人才》,金紫光、雷加、苏一平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203页。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52页。
    [2]《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259-260页
    [3]鲁艺津贴的基本标准是教师10至16元,院长、部处长和助教6至10元,科长5元,研究人员4元,科员3元,学生1至2元。除了1942年,边区经济最困难时停发一段时间津贴外,师生员工每月都能领生活津贴。1941年鲁艺的一份“术字第19号通告”的文件规定教师、助教和兼课者一律另加讲课津贴2元。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37页。
    [2]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37页。
    [3]作为鲁艺音乐系第一期的老师向隅就是在当时任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的影响下,放弃去比利时著名的布鲁塞尔音乐学院深造的机会,来到急需各方面专门人才的延安的。当他来到鲁艺音乐系任教后,看到学院仍然缺少音乐老师,便把还在长沙抚养幼子的妻子唐荣枚女士请来延安鲁艺音乐系教学,唐荣枚忍痛把幼子托付给大伯只身前往延安,于1938年3月进入鲁艺音乐系任教。冼星海在动员妻子钱韵玲一起去鲁艺音乐系的信中写道:“我想到不久要到陕北的时候,那边给我们多少伟大的前途和希望!我也希望你一样地不和我分离,同在艰苦中奋斗,同在炮火中生长。”“我们到陕北去吧!那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勇气,那里可以使我们更了解真正的爱,再这样去创立我们的事业和将来。”1938年11月3日,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下,他们到达延安鲁艺,受到鲁艺师生的热烈欢迎。
    [4]1940年2月,瞿维和马可由山西来到延安鲁艺音乐系。鲁艺音乐系第三期的毕业生汪鹏从小就开始学习月琴和小提琴,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后,师从清华大学音乐部俄罗斯小提琴家托洛夫学习小提琴,并成为北平音乐界知名小提琴演奏家。平津失陷后,逐渐了解到延安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等情况后,便放弃国民党预备52师薪水很高的少校英语翻译的职务,经过几番周折和努力,于1938年4月到达延安。由于鲁艺音乐系的入学要求很高,许多报考鲁艺音乐系的热爱音乐的青年虽然没有成为鲁艺音乐系的学生,但也都就读于中共创办的其他学校,成为革命的新鲜血液。还有相当一部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等学校有文艺特长的学生,纷纷转校或重新考入鲁艺音乐系。鲁艺音乐系第一期学生薄平(当时叫陈文斐),就是1938年3月从陕北公学毕业后进入鲁艺音乐系学习的;音乐系第三期学生汪鹏来到延安后,是在陕北公学的关中分校学习了半年以后,考入鲁艺音乐系的;音乐系第五期学生孟于,是在女子大学学习了一年多后,考入鲁艺的。
    [1]《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第1版:第655页。
    [2]照片来源于延安鲁艺革命历史纪念馆。
    [3]照片来源于延安鲁艺革命历史纪念馆。
    [4]汪毓和《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作曲家冼星海》,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第一卷,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632页。
    [5]“鲁艺的秧歌队,刘炽经常是领头。以前抗战剧团每年都要闹秧歌。刘炽在抗战剧团就会跳秧歌舞,最后一个节目是大秧歌。旧秧歌第一个是老农民,拿把伞,是指挥,第二个是个丑妇女,两块圆圆的红脸,红嘴唇,拿两个梆锤,穿很宽大的衣服。1937年,人民抗日剧社排秧歌的时候,就把前面那个人换成工人,拿的是锤子,第二个是农民,拿的是镰刀。舞蹈跳到最后,摆一个图案,即镰刀、斧头的图案。所以鲁艺 秧歌队一出来就采用人民剧社的形式,刘炽演工人,一个女的拿镰刀。”(2009年8月26日刘烽访谈录。)
    [1]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第235页。
    [1]王培元著《延安鲁艺风云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第79页。
    [2]参见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80页。
    [3]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118-119页。
    [1]参见《少艺班计划草案》,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15页。
    [2]照片来源于延安大学校史馆。
    [1]朱德《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的提纲》,金紫光、雷加、苏一平编《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106页。
    [2]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53页。
    [3]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54页
    [4]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52页.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53页。
    [2]宋侃夫《一年来的政治教育的实施与作风的建立》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55页。
    [3]宋侃夫《一年来的政治教育的实施与作风的建立》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56页。
    [4]贺志强、张来斌等编《鲁艺史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44页。
    [5]毛泽东《欢迎科学艺术人才》,金紫光、雷加、苏一平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204页。
    [1]贺志强、张来斌等编《鲁艺史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154页。
    [2]照片来源于延安鲁艺革命历史纪念馆。
    [1]参见何其芳《记贺龙将军》,《何其芳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第298页。
    [2]鲁艺音乐系第三届学员。
    [3]照片来源于延安大学校史馆。
    [1]《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化部党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页。
    [2]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8月第1版:第326页。
    [1]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纪念馆。
    [2]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31页。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31页。
    [2]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66页。
    [3]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31页。
    [4]第一、二届学制为“三三制”。学员学习时间为六个月,即入学后先在校学习三个月,然后到前方实习三个月,之后再返校学习三个月,第三届学制为“四四制”,学员学习时间为四到八个月,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学习四个月后实习四个月,然后再返校进入高级班继续学习四个月。实行这种短期培训式学制,以保证在短期内快速向前线输送音乐干部。
    [1]参见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5、77、84页。
    [2]参见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1986年8月:第4、76、77、87、88页。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122页。
    [2]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124页
    [1]参见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221页。
    [2]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纪念馆。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176、177页。
    [1]贺志强、张来斌等编《鲁艺史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87页。
    [2]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纪念馆。
    [3]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纪念馆。
    [1]1石等于10斗,1斗等于30斤,1石公粮相当于300斤公粮。
    [2]苗延秀《延安情》,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新文化史料丛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586页。
    [3]苗延秀《延安情》,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新文化史料丛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586页。
    [4]马可《从歌剧到<白毛女>》,艾克恩主编,《延安艺术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52页。
    [5]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纪念馆。
    [6]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纪念馆。
    [1]照片来源于延安桥儿沟鲁艺革命纪念馆。
    [2]黄钢《平静已经过去了!——延安鲁艺整顿学风的辩论》,《解放日报》,1942年8月4日。
    [3]黄钢《平静已经过去了!——延安鲁艺整顿学风的辩论》,《解放日报》,1942年8月4日。
    [1]《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
    [2]1943年鲁艺并入延安大学,改为鲁迅文艺学院后,将音乐部和戏剧部合并为戏剧音乐部,下设戏剧音乐系,简称戏音系。
    『31赵泮滨《整风随想》,见《延安岁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0页。
    [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39页。
    [1]李业道著《吕骥评传》,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58页。
    [1]参见:(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4页。(2)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鲁艺史料专题组整理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纪事》,1984年10月:第5页。
    [2]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24页。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82页。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87、88页。
    [2]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11页。(该书认为这是第二届共同必修课,但笔者从其内容来看,从其《文艺新方向》的内容是“以文艺座谈会讲话
    [1]照片来源于延安鲁艺桥儿沟革命历史纪念馆。
    [2]向隅《一年来的鲁艺音乐系》(1939年5月),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66页。
    [1]文化部党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鲁艺史料专题组整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院纪事》,1988年4月10日:第11页。
    [1]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鲁艺史料专题组整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纪事》,1988年4月:第76页。
    [1]以应时性、时事性为特征的戏剧类型。演出时,常把人物漫画化,并插有宣传性的议论。这类剧目就像“活的报纸”,多在街头、广场演出,也可在剧场演出,能及时反映时事以达到宣传的目的。
    [2]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25页。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21页。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127页。
    [l]由于当今许多音乐类书籍对鲁艺音乐系创作的一部分经典作品(如《黄河大合唱》、《白毛女》等)分析得较多,本文对这些作品不作过多赘述。
    [2]照片来源于延安大学校史馆。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22页。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23页。
    [2]郑律成(19181976)原籍朝鲜,于1918年8月13日出生于朝鲜金罗南道光州杨林町一个农民家庭。年幼时受音乐熏陶,学习六弦琴。他的两位哥哥均献身于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他自幼就受到哥哥们的影响。1933年来中国,参加朝鲜的抗日团体义烈团在南京创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他在李公朴的资助下,前往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由于具有良好的音乐方面的才能,他考入了鲁艺音乐系,成为鲁艺音乐系第一届学员,毕业后被鲁艺音乐系聘为助教,后来还担任鲁艺音乐系的声乐教授。1942年在被派往太行山担任华北朝鲜革命军政治学校教务长。抗战胜利后,他回国工作。先后担任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兼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等职务。1950年定居中国,以后一直在中央乐团从事创作工作。他的音乐创作在鲁艺音乐系时期达到巅峰。代表性作品有:《延安颂》(1938年)、《延水谣》(1939年)、《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1939年)、《寄语阿郎》(1939年)、《伐木歌》(1940年)、《准备反攻》(1941年)等。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2129-130页。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78页。
    [2]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88页。
    [1]刘炽(19211999),原名刘德荫,陕西西安人。少年时代人事当地的民间戏曲表演工作,1936年到延安,先在人民剧社工作,1939年后一直在鲁艺学习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院、辽宁歌剧院工作。“文革”结束后在煤矿文工团担任领导。
    [2]道情原属于曲艺的一种演唱形式,渊源于唐代的《承天》、《九真》等道曲。原为“徒歌”(即不用任何乐器作伴奏的歌唱),南宋时开始用渔鼓、简板等乐器击节伴奏,又称为“道情渔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地民间音乐的结合,其题材扩大,形成了同源异流的多种曲艺形式,如陕北道情、神池道情、江西道情、湖北渔鼓、湖南渔鼓、四川竹琴等。道情多以唱为主,说为辅,也有只唱不说的,唱腔各不相同,表演形式有坐唱、站唱、单口、对口等形式。《翻身道情》所依据的《陕北道情》,是只唱不说,以单口为表演形式的一种。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184-185页。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186页。
    [2]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187页。
    [1]由于种种原因,《凤凰涅槃》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1942年在延安演出后就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直到1989年吕骥80寿辰时重新演出,后来制作了录音带和激光唱片,1992年其总谱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2]参见陈志昂著《抗战音乐史》,济南:黄河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143页。
    [3]郑律成《歌唱革命》,见《作曲家郑律成》,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第289页。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123页。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124-125页。
    [2]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125页。
    [3]照片来源于延安大学校史馆。
    [l]王震《怀念郑律成同志》,见《作曲家郑律成》,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第1、2页。
    [2]冼星海《创作杂记》所附《生产大合唱》座谈记录。引自《冼星海全集》第一卷第138页。
    [1]安波(19151965),山东牟平人。1935年入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入陕北公学第一期学习。1938年3月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任学院教务科长、研究员等职。1942年8月任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理事,负责有研究部的工作。1945年后,先后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冀察热辽军区文艺工作团团长。1949年任东北文工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东北地区艺术及文化部门重要领导职务及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他在鲁艺音乐系期间创作的作品还有《拥军花鼓》、《游击队》、《夜摸营》、《张老三》、《识字小调》、《缴公粮》、《朱德投弹手》、《开会来》、《一支枪》、《贺龙投弹手》、《拥军花鼓》、《八路军开荒歌《怎么办》等
    [2]《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羊路由编剧。是新秧歌运动中的第一部新秧歌剧,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新秧歌剧。
    [3]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84页。
    [1]马可(19181976),出生于江苏徐州一个基督教家庭,他从小对音乐兴趣浓厚。1935年考入开封河南大学化学系,入学三个月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这促使他走进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大潮并一发不可收。1937年他受来开封的上海演剧第二队的感召,于这一年的12月参加河南抗敌后援会演剧第三队,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于1940年到达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和工作。他在鲁艺音乐系期间的作品主要有《吕梁牧歌》、《吕梁道情》、《老百姓总动员》、《新时代进行曲》、《肃清亲日派》、《南泥湾》等。
    『2]三年前,南泥湾还是荒草遍野的穷山秃岭。可是,在毛主席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下,三五九旅的战士们用勤劳的双手,使南泥湾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
    [3]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138页。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21页。
    [1]艾克恩编纂《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第419页。
    [2]《解放日报》,1943年4月25日社论。
    [1]时乐濛《关于创作生活的几点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三卷,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222页。
    [2]金紫光、雷加、苏一平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193页。
    [3]金紫光、雷加、苏一平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194页。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9页。
    [2]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载《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108页。
    [3]笔者于2009年8月27日访谈鲁艺第四届学员孟于。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175-176页。
    [2]清政府虽然是外敌入侵建立的政权,但满人已逐步汉化,满族也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1]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21、122页,
    [2]2009年8月26日刘烽访谈录。
    [1]《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4页。
    [2]《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0页。
    [1]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83页。
    [2]照片来源于延安大学校史馆。
    [3]过去农民的秧歌队去地主家拜年时都要赞好话,这是在“骚情地主”(骚情即拍马屁之意),因此,过去的秧歌也叫“骚情秧歌”、“溜沟子秧歌”
    『1]刘炽当时为鲁艺音乐系学生。
    [2]引自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7年4月第1版:第79页。
    [1]引自丁毅、苏一平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歌剧卷,第八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32页。
    [2]引自丁毅、苏一平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歌剧卷,第八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26页。
    [3]《李伯钊口述:我的戏剧之路》,李伯钊、陈强、新凤霞等口述,廉静、陆华、郭锦华等整理《我们的演艺生涯》,北京:中国书店出版,2008年1月第1版,第80页。
    [1]陈志昂著《抗战音乐史》,济南:黄河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136页。
    [2]莫耶《<延安颂>创作的经过》,《作曲家郑律成》,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第163页。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第1版,第804页。
    [1]谷音、石振铎合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1986年8月,第5页。
    [2]2009年8月26日刘烽访谈录。(刘烽是刘炽的弟弟,当时是抗战剧团成员,后来到鲁艺的部干班学习。)
    [1]郑律成《歌唱革命》,原载1963年5月16日《北京晚报》,引自丁雪松著《作曲家郑律成》,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第289页。
    [2]节目有吕骥就郭沫若的长诗谱曲的《凤凰涅槃》大合唱、苏联名曲《布琼尼进行曲》、《我们是红色的战士》、《人民进行曲》、《穿过海洋、穿过波浪》、《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此外,还有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小提琴独奏、独唱等,参加演出的有吕骥、向隅、杜矢甲、唐荣枚、郑律成、张贞黻、任虹、李焕之、时乐濛等十五人。
    [1]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478页。
    [1]李泽厚《美学三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46页。
    [1]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页。
    [1]冼星海《救亡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冼星海专集》(一),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出版,1962年6月第1版:第47页。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第1版:第805页。
    [1]李劫夫著《劫夫歌曲选·前言》,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64年3月第1版:第27页。
    [1]马可《从秧歌剧到<白毛女>》,艾克恩主编《延安艺术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53页。
    [2]马可《从秧歌剧到<白毛女>》,艾克恩主编《延安艺术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53页。
    [1]曾遂今著《中国大众音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第212页。
    [2]《开荒》这首歌曲由吕骥作曲,天蓝作词,1939年春天作于延安。
    [3]马可《从秧歌剧到<白毛女>》,原载1962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引自曾刚编《山高水长》,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90页。
    [1]1938年4月作于延安,郑律成作曲,莫耶作词。
    [2]公木《<八路军大合唱>是怎样产生的》,引自曾刚编《山高水长》,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334、335页。
    [3]李焕之《向往与追求》,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286页。
    [1]于蓝著《苦乐无边谈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42-43页。
    [2][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1]季羡林著《季羡林谈写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啊3月第1版:第84页。
    [1]王光祈《德国人之音乐生活·音乐中之民族主义》,转冯文慈、俞玉滋选注《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2]马思聪《新音乐的新阶段》,《新音乐》(泸版),1947年第7卷第2期:第27页。
    [3]萧友梅《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这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1937),《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2期。
    [4]萧友梅《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音乐月刊》1938年第1卷第4号:第76页。
    [1]杨辛、甘霖著《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57页。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教育科技司编《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简史集》,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第282页。
    [2]参见“广州音乐院”条目,《中国音乐辞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131页。
    [1]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新文化史料丛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页。
    [2]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新文化史料丛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页。
    [1]蒋玉衡《回忆延安鲁艺第五期音乐系》,载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编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90-391页。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第1版:第815页。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第1版:第818页。
    [1]汪毓和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第347页。
    [2]江超中编《解放区文艺概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10月第1版:第32页。
    [3]王大化《从<兄妹开荒>的演出谈起》,引自曾刚编《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14页。
    [1]艾克恩编撰《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第版:第121-122页,
    [2]《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1][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2]转引梁茂春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中国音乐论辩》,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第150页。(麦新《创作不是少数人的事情》,《民族音乐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1942年9月》)
    [1]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2]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
    [3]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的始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1]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92页。
    [1]何兆武著《历史与历史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28页。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4页。
    [2]在延安鲁艺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5月第1版:第823页。)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56页。
    [1]转引自《邓小平文艺思想论稿》,邱明正、蒯大申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40、141、142页。
    [1]刘再生《评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兼论新音乐的历史观》,《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第75、76页。
    [2]王安国《中国当代音乐理论概貌三议》,《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第95页。
    [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第33页。
    [1]新中国成立后,鲁艺师生们随军进入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群、音乐艺术及教育部门等各条战线上,几乎都有鲁艺音乐系师生的足迹。他们主要从事音乐事业的组织领导、教育、创作、表演和编辑出版等工作,是新中国音乐事业的中坚力量,对中国当代的主流音乐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著名的有李焕之、安波、马可、郑律成、张鲁、刘炽、时乐潆、关鹤童、庄映、梁寒光、卢肃、李鹰航、陈紫、李滏、莎莱、李群、黄准、张棣昌、王莘、李波、王昆、李凌、王久鸣等。
    [2]高天、杲晟编著《战火中的歌声——抗战歌曲百首回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3]梁茂春编《民族战歌——抗战歌曲一百二十首》,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演出家协会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歌曲集》,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5]湖北人民出版社编《抗日歌魂》(19311945),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6]孙慎主编《抗战名曲100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5年3月第1版。
    [7]李泯主编《抗战歌曲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8]吕骥、冯光钰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音乐集》(19371949),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1]雷默著,熊蕾译《音乐教育的哲学》,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2]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0页。
    [1]廖家骅《音乐的哲学思考》,《音乐研究》,1992年第1期。
    [22] David J. Elliott著,谢嘉幸译《新音乐教育哲学的起步》,《中国音乐》,1998年第4期。
    [3]管建华先生在他的《“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一文中指出:“当代音乐教育是注重人与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音乐交流和相互理解,而并非是一种主体对客体审美的固定学习模式,理解音乐是理解音乐的存在(即人与文化、人与世界、人与社会)而非只理解存在中的‘作品’,理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管建华《“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中国音乐》,2005年第4期。)
    [4]冼星海《边区的音乐运动——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40年8月,见金紫光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第507页。
    [5]冼星海《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见《中国现代音乐家论民族音乐》,第220页。
    [6]刘金冬《解放区前期诗歌研究1936-1942》, 第70页。
    [7]萧三《可喜的转变》,《解放日报》,1943年4月11日。
    [1]谢丽《抗战时期延安解放区新秧歌论》,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3页。
    [2]张庚《我在鲁艺所学到的》,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延安鲁艺回忆录》组委会编《延安鲁艺回忆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13页。
    [3]谢丽《抗战时期延安解放区新秧歌论》,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6页。
    [1]乔建中《序》,引自乔建中编著《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6页。
    [1]《中国音乐教育》,2008年第4期第4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58页。
    [1]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34页。
    [1]徐楠、尚纪元、齐山源作词,谷建芬作曲。
    [1]蔡元培兼任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负责实际工作。
    [1]《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1]《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1]艾伯利斯、霍弗、克劳特曼合著,刘沛主译,《音乐教育的理论基础》,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第78-79页。
    [1]转引自管建华《后哲学文化与音乐教育文化哲学》,《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2]日本、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国家的中小学音乐课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音乐教育跨学科的教学内容。我国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了“提倡学科综合”、“音乐教学的综合包括音乐教学不同领域之间的综合”、“音乐与舞蹈、戏剧、影视、美术等姊妹艺术的综合”和“音乐与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综合”等教育理念。
    [1]《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60、61、62页。
    [1]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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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彭永启主编《沈阳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成立20周年暨音乐研究室成立55周年音乐研究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22、董蓉《发扬鲁艺学术传统倡导严谨治学精神》,《乐府新声》2005年第4期。
    23、林理明《鲁迅方向与延安文艺》,《延安文艺研究》1989年第1期。
    24、唐晓飞《延安鲁艺歌曲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04级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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