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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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劳资矛盾不断加剧,国内学术界对于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分化、劳资关系、劳动制度等方面的关注不断升温(佟新,2008:237-254)。不过,很少有学者在劳动关系领域的研究中将底层工人的抵抗与沉默,地方政府的干预与协调以及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与政策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为了弥补这个方面的不足,我们的分析将首先从对一个区级工会的参与式观察开始,调查不仅涉及政府工会内部的行政部门、下级街道镇以及工业园区工会,而且我们还将深入到政府工会辖区内各种非公有制企业,并对企业内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篇论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人以及他们法定的代表组织——全国中华总工会以及各级派出机构——在现阶段劳动关系中的地位、角色与作用;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政权建设要素的作用下,职工的行动空间是得到了扩展还是压缩,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通过哪些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本文将用七章的篇幅展开对中国劳动关系现状的描述以及深层次变化的讨论:
     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论准备部分,我们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作为本文的分析框架,这既是中国威权式国家权力结构的反映,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转向。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共产党政权逐步丧失了革命政权时期的合法性基础开始建立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新的合法性目标。这一转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的变化,同时还需要构建起一个稳定的法律实体为以合同关系为核心的商业交易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因此国家中心主义有助于解释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
     第二章运用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梳理了中国劳动关系体制从工人阶级产生直到现今的演变。随着政权的更迭以及社会变迁,中国工会的角色、劳动法律以及劳动条件也随之改变,但它们仍然是我们理解现阶段工人与国家关系的基础。
     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目前中国劳动关系的体制,我们将在第三章通过对一个区级政府工会的深入分析,将《工会法》唯一指定的工人代表组织——全国中华总工会以及下属各级派出机构——的组织架构以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被国家赋予的新的角色功能呈现出来。我们的研究表明,虽然全总以及下级机构是法定的社会组织,但是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它们无法摆脱政治体制的影响,反而是越来越陷入双重领导的束缚。另一方面,劳资矛盾的激增以及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大,政府工会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动员组织向以社会稳定为目标的矛盾协调与利益分配的职责转变。
     第四章对企业工会的建立方式进行了专题研究。以一手调查访谈为主结合二手材料,我们将90年代末由全总发起的工会组建运动下的企业工会成立分为三种类型:自上而下,合作主义以及自下而上。总体看来,虽然政府推动下的企业工会的出现是工会成立的主流,但是在这种模式下形成的工会很难发挥真正的作用。合作主义代表了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营者对更优化的管理,更广泛的社会承认以及更紧密的政企合作的一种尝试,不同于西方福利主义工会,合作主义与国家力量的干预是密不可分的。另外,这也为工人自下而上的组建方式提供了可能,工人依法要求上级工会指导成立企业工会,并在劳资矛盾爆发时,寻求官方力量的协调,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尽管如此,工人并不总是顺从的,在第五章中,我们将通过两个个案展现不同工人群体在面对集体劳资纠纷时所采用的集体行动策略。随着劳动法律不断完善,工人的抗争也逐步向依法维权的方向转变。虽然,经过计划经济洗礼的老一代城市工人还会在行动中沿用社会主义传统作为抗争的武器,但他们也同样重视法律作为行动合法性重要支持,不过不同于农民工群体的抗争,他们将生存伦理、政治伦理与市场经济下的法律相结合,重新唤起他们在新的体制下应该享有的正义与公平。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劳动法律的启蒙下,生成了遵循法律的集体抵抗。在国家治理方式发生改变的背景下,运用国家正式制度和规则,依照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将政治风险最小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抗争方式。
     第六章主要是展现在制度歧视下工人进行自救的新的抗争模式。由于制度的歧视与地方政府对保护外来劳工权益的忽视,长期以来珠三角的农民工权益普遍受到漠视,因此在这些地区民间的法律援助组织或者个人应运而生,他们为农民工维权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实际上,劳工NGO的出现是伴随着中国劳动法律不断完善,工人依法维权、依法抗争的结果。在中国,他们不仅要符合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而且要达到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随着维护农民工权益上升到了国家政策层面,组织通过自我合法化的努力,其辅助地方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角色暂时性地得到了承认,他们沿着国家制定的依法治国的治理轨迹在法律的框架下把分散的缺乏理性和法律常识的外来劳工组织起来,逐步改变珠三角劳资关系的生态环境。
Since the late 1990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reforms and aggravating social conflict, researches on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rkers, employers and state have been multiplied.But little studies are focused to create a link between the tolerance and the protesting of workers in the grassroots, the intervention of local authority in the middle level and the promulgation of politics and laws from the macroscopic view.
     To fill this gap, firstly we start fro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a local union at the district level.Then we extend our research to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official unions at lower level, those in private companies and with mixed capital,managers and skilled or unskilled workers. Then, the rich empirical materials let us arrive to two main issues:on one hand,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wh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action space of workers and what role has trade union play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reason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se chang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conflicting results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s which have helped and hindered the expansion of action space of workers.
     This means that this thesis not only seeks to describe the changes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which took place in China through the field work in a district of Shanghai,but also we propose to study the transitions which the system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s facing from 4 angles:
     1)We must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leg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mplemented since 1978, which bring major changes to the system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2)And since then the transition of the role that the ACFTU played also took place. What relationship the ACFTU and its local branches have created with their union branches in enterprises? Can they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workers, and how?
     3) Under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and legal reform, the workers' action space is also extended compared to the period of planed economy without respect to rules. How do they defend their rights? We will show this by workers'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enterprises, workers'protests against employers'infringement, activities of trade union branches in enterprises and NGOs which help workers outside enterprises to demand their legal rights.
     4)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must be considered.The state is not as almighty as before. It retreats from some social areas, establishes rules and governs society indirectly with them;however the promulgation of rules is not enough. Good laws are still anticipat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is still a big problem. With more and more manifestations, how the government responds to the social crisis? What strategies do workers use against violations of labor rights by employers?
     With these analyses, the framework of the system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progressively come out, which frames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actors, every unique enterprises and regions with familiar arrangements.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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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全总第六届执委会第二次全体大会的报告。
    ②工会排在共产党干部、管理干部、工程师之后。
    ①在1952年底,私有制经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还高达79%转引自,“第一个五年计划”,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5-10/07/content_3590223.htm。
    ①上海市P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P区志(1991-2003)》,方志出版社,2007年,pp.2-6。
    ①2008年11月3日与工会干部小赵的访谈。
    ②信息来源与2008年12月与P工会负责财务方面的人员的访谈。
    ③这包括政府机关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等)以及区辖国有企业。
    ④一份来自P工会的2005年度工会收缴报告显示,总计1068万工会经费收入中,只有189万是来自于各街道镇从建立工会的非公有企业内收缴的经费,剩下的将近900万都是来自于本级政府机关各部门、下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其中区教育工会和区医务工会的经费数额为170万和175万。
    ①2008年12月7日与P工会干部小赵的访谈。
    ②2008年7月5日与C镇工会干部小魏的访谈。
    ①2008年10月21日与P工会干部小吴的访谈。
    ①2008年8月20日与P区工会干部小杨访谈。
    ①2008年12月20日与P工会培训中心主任的访谈。
    ②《P区总工会保障部2008年工作要点》
    ①根据《工会法》第三条规定。
    ①在这里是指那些能够根据P工会要求开展活动的企业。
    ②2007年9月与P区工会干部李先生的访谈。
    ①虽然全总发文禁止公司人力资源经理担任工会主席,但P区总工会仍然默许Tesco公司的做法。
    ②钱培坚,"TescoL集团工会推行维权听证会制度”,《工人日报》,2008年8月15日。
    ③钱培坚,“上海P区探索特大型外资企业工会工作模式”,《工人日报》,2009年10月20日。
    ④Harold Meyerson, "Wal-Mart Loves Unions (In China)",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2004.
    ①熊海鸥,“遭遇亚洲欠薪门后,Tesco在华引入工会”,《北京商报》,2009年10月15日。
    ②黄亚生,“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Financial Times,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461?page=2, 2009-11-02.
    ①2007年11月与SNS公司工人杨林的访谈。
    ②2006年8月与SNS公司工人马杰的访谈。
    ③2007年11月与SNS公司工人杨林的访谈。
    ④2006年8月与SNS公司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①2006年8月与SNS公司工人刘康的访谈。
    ②2006年8月与SNS公司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①2006年8月与SNS公司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②2007年11月与SNS公司工会委员王新的访谈。
    ①2006年8月与SNS公司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①1996年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第411页;2004年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505页。(转引自,刘平、王汉生、张笑会,2008)
    ②根据刘平等人的研究(2008),在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中,职工对国家的依赖转变为单位的依赖,在这种新型单位体制下,企业为固定合同职工提高高额的待遇和福利。
    ③1983年的2月,劳动人事部下发了《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对试行劳动合同制提出了要求。其目的是打破“铁饭碗”、“大锅饭”,调动职工劳动积极性。几年以后,国务院在1986年以国发[1986]77号文件的方式颁布了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四个重要规定,即:《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
    ①《原H电影院职工的申诉信》,2005年10月28日。
    ①2009年8月与Z电影院退休职工张春予的访谈。
    ②《关于H电影院改制违反法律规定的说明》(标题为作者所加),2006年3月15日。
    ①2009年9月与P总工会干部黄老师的访谈。
    ②2009年8月与退休职工张小妹的访谈。
    ①《关于Z电影院群体性矛盾处置情况的报告》,P总工会,(2008)信7号。
    ①P总工会《关于Z影剧院情况的汇报》,2006年4月3日。
    ②P总工会《关于Z影剧院情况的汇报》,2007年2月15日。
    ①2006年8月与SNS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①胡亚柱,“每年三万断指案,珠三角繁荣的代价?”,南方农村报,2008-7-10。
    ①“华南劳工NGO脸谱”,《南方人物周刊》,2007-12-12.
    ②至少有3名劳工机构发起人的工伤诉讼是由周立太律师代理的,在与周立太的交往中他们学到了大量的法律知识,也接触到一些来自外部的劳工支持机构。
    ①有调查表明,根据我国既定的劳动争议“一裁两审”制,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花费时间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还不包括农民工的住宿、吃饭、交通等费用。而工伤案件的处理程序更为复杂,最多可达19道程序,需要3年半时间。资料来源,张军、秦亚洲,“‘公民代理人’的是是非非”,《瞭望》,2007-10-30.
    ②这一数据缺少官方的统计,媒体的报道在500-1000之间浮动。数据来源:“深圳劳工维权人士近期屡屡被砍伤”,《南都深度》,2007年12月17日。张军、秦亚洲,“‘公民代理’的是是非非”,2007年10月30日,《瞭望》,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0/30/content_6973228.htm。
    ①参见:黄岩(2006)和和经纬等(2009)关于劳工NGO的研究,其中部分机构的信息无法获得核实,因此没有被采纳。
    ②这部分内容重点参考了黄岩(2006)关于劳工NGO的研究。
    ①2008年10月9日与CB组织工作人员华先生的访谈。
    ②2009年9月20日与XZ组织工作人员小娜的访谈。
    ③2009年9月14日与SX组织工作人员燕子的访谈。
    ④2009年9月19日与QB组织负责人李女士的访谈。
    ①2009年9月14日与SX组织工作人员燕子的访谈。
    ②《(要求退还合法财产的)行政复议申请书》,2007年1月12日。资料来源:春风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负责人张治儒博客。
    ③2009年9月22日与ZS组织黄老师的访谈。
    ①2009年9月22日与ZS组织黄老师的访谈。
    ②徐春柳,《珠三角“劳工维权NGO”举步维艰》,《新京报》2008年2月21日。
    ①2008年10月9日与CB组织负责人章先生的访谈。
    ①2009年9月19日与QB组织负责人李女士的访谈。
    ②2009年9月23日与HL组织工作人员小美的访谈。
    ③2009年9月19日与QB组织负责人李女士的访谈。
    ④2008年10月9日与CB组织负责人章先生的访谈。
    ①2009年9月19日与QB组织负责人李女士的访谈。
    ②2009年9月14日与SX组织工作人员燕子的访谈。
    ①资料来源,张军、秦亚洲,“‘公民代理人’的是是非非”,《瞭望》,2007-10-30.
    ①2009年9月22日与ZS组织黄老师的访谈。
    ②2009年9月14日与SX组织工作人员燕子的访谈。
    ①秦海峡,劳动违法举报信,2006,http://xiongwukequmo.m.oeeee.com/blog/archive/2010/1/11/779563.html。
    ①2009年9月14日与SX组织工作人员燕子的访谈。
    ①2009年9月20日与XZ组织工作人员小玲的访谈。
    ②2009年9月20日与XZ组织工作人员小玲的访谈。
    ①2009年9月14日与SX组织工作人员燕子的访谈。
    ②2009年9月17日与ZD组织工作人员小于的访谈。
    ③2009年9月19日与QB组织负责人李女士的访谈。
    ①2009年9月20日与XZ组织工作人员小玲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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