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代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中转时期,文官政治、城市繁荣、平民文化、儒学更新运动等种种因素使理学迅速发展。宋代书论是这个时代美学思潮的浓缩,并折射出时代精神。在宋学内部,关学、洛学、濂学、蜀学、新学都具有复兴儒学的理性精神,从重视天道到重视人道,将伦理意义提升到宇宙本体,使一切艺术都作为人格精神的象征。以苏、黄为首的蜀学书论,直接原始儒家的伦理精神,注重生命体验和艺术实践,博采众长,文道并重,在诗书画及理论方面贡献突出,代表了宋学的基本精神。北宋书论从注重外在的“意气”到注重内在的“韵趣”转换,是理学家“内圣”之学逐渐盛行的表征。
南宋书论相对于北宋书论而言,面临着另一种转型。理学的成熟,政治的偏安,江湖文化的特色等,使“内圣之学”尤其发达。南宋书家具有理学家兼文艺家的双重身份,使书论更有高明纯一之境。理学家自觉加入到文艺创作中来,并有论书语录。无论是理学家还是文艺家,都不可避免的会带有时代的转型特点。朱熹、魏了翁等理学家的“醇儒”思想影响尤大,主张文从道出,使书论走向深刻而单纯。他们重视书品与人品特别注重书论的伦理道德内容,“心画论”等尤其发达。这种批评方法奠定了元明清书论的批评模式。尤其是两宋所开创的理性精神,注重将书品与人品结合起来的论书模式,对后世产生了巨深远的影响。同时,在“道术”的分合时期,我们也应看到一个时代的多元化现象。
理学作为宋代哲学的最高成就,其发生、发展、转型的本身对文艺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理学被“官方”接纳以后,道术合一,必然左右文艺思想发展的方向,理学前后时期不同的内涵,对书论产生了正、负面影响,我们应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
In Song dynasty, the climacteric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the government of civilian, prosperity of cities, culture of commonalty and the re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became the simulative of Neo-Confucianism's rapid development.
The calligraphy theory of Bei Song, the condensate of this era's aesthetics, reveal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Zeitgeist. In the school of Song, the school of Guan, Luo, Nian, Shu and Xin were all had the rational spirits to revive the Confucianism. They paid attention to humanism instead of heaven, upgraded the meaning of ethic to the level of universe's noumenon. They made Confucianism consciously attended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left their comment about calligraphy. Whether Confucianism or artists they were, they had the characteristic of era's transformation. The "pure Confucianism" thought of some Neo-Confucianism like Zhu Xi、Wei Liao Weng made especially great effect They advocated that the literary come from creed and they made the calligraphy go to profundity and purity. They also paid attention to the moral of calligraphy works and person himself simultaneously. The "soul art theory", which takes care of the calligraphy's content about ethic greatly got especial development. This theory established the criticism mode of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y's calligraphy. The rational spirits which founded at Songs paid attention to make comment by moral of works corresponding to person's and multiple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came from so.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catch a phenomena of pluralism in that era—during it, skill and creed combine and separate ever and ayah.
To be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of Song dynasty's philosophy, Neo-Confucianism's arising, advance and transformation influenced the literature thoughts enormously. Especially when they got they official acceptance, skill and creed combined. The Neo-Confucianism controlled dominated the direction of literature thinking consequentially and this case made block. We should see the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 Neo-Confucianism in different era and it's different fluence to calligraphy in a historical vision.
引文
[1]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表现,涉及到诸多方面与前代不同,如从弃文习武到重文轻武,用文治手段来化解武功兵事的转向;再如理学转向、艺术变革、文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自由、学术精神的独立、书院的发达、禅宗发展、城市俗文化的繁荣等等,都使宋代的文化有别于唐,出现所谓追求内足的精神境界的“宋型文化”。请参看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187-197页。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
[2]“平民”本是泛指,古指平善之民,也指“庶人”。《榖梁传》成公元年条曰:“上古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古代“四民”指士、农、工、商,宋代以后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平民主要指市民,包括士、工、商,工商者的地位得到提高,改变了生产力的关系,士逐渐演变为“四民”之首。姚瀛艇《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7页。
[3]余英时对“士”作了考察,最初“士”指最低级的贵族,各时期“士”的内涵不同。从古代的“武士”(游士)到“儒士”(“名士”、“文士”),从贵族低级阶层到精英文化的代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顾颉刚先生《武士与文士的蜕变》认为古代“士”是文武兼包之人,后来分向发展。《说文》训“士”为“事”,言士为“有职之人”。士人与“道”的关系分不开,中国知识人最后成为文化价值的维护者。《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6页、610页。
[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21页。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173页。
[2]一般分中国历史为上古、中古、近古时期,上古为东汉前(纪元前?-纪元190年),中古为东汉建安至五代(纪元191-959年),近古自北宋至清代中叶(纪元960-1839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持此分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小史》认为从秦始皇到宋真宗为中国的中古时代。
[3]“文化转型”指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同一民族文化体系内所发生的明显变异。吕耀怀先生认为:文化转型一般是指一种新的文化方式替代旧的文化方式。《越轨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82页。吕进先生认为:文化转型包括三个方面的变革,器物层面的变化、体制层面的转换和意识层面的更新。直言之,文化结构的质变是其根本特征,文化转型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关系密切。见《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吕进主编,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4-6页。
[4]关于“宋型文化”可参考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4-18)页。该书从民族本位的理学、美学上的理趣、文化传承主体、俗文化观念、文道合一、审美人格理想、以禅喻诗等方面与唐型文化作了比较。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博士(1866-1934)是比较早提出“唐宋变革”的人,而较早明确提出“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人,可能是台湾学者博乐成教授,他在1972年发表了《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大体说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各派思想渐趋一统,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产生,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宋型文化”与“宋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各不相同。
[1]王运熙、顾易生主编《清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256页。
[2]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版,1页。其“理学文化”是“在我们的关注和析说范围内,简言之,是指理学的影响圈与文学理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理学文化是就哲学层面而言,包括理学影响圈和文化影响圈。本文依据这一思维模式来界定其下属分支概念“理学书论”。同时,在许总《理学文艺史纲》中有“理学诗论”、“理学词论”等,基本上也采取这一定义,理学书论与此对应。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关于“儒”的研究,有多种说法。胡适的《说儒》认为“儒”最初是殷民族的教士,孔子的贡献在把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老子是正宗的儒,颇有影响。胡适《中国哲学史》下,中华书局1996年版,615页。关于儒的起源说法甚多,但基本认同早期儒是从事祭丧、婚庆等活动的术士,即是以相礼或从事文化教育的人。《说文》曰:“儒,柔也,术士之称也”。自孔子后,儒成为儒生的专有名词。
[4]赵壹《非草书》。《历代书法论文选》,华东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选编、校点,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1页。
[5]索靖《草书势》。《历代书法论文选》,20页。此文《晋书.索靖传》作《草书状》,全篇载入。《墨池编》作《书势》。
[6]卫铄《笔阵图》。《历代书法论文选》,21-23页。
[1]邓广铭《略谈宋学》认为,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漆侠先生《宋学的发展和演变》认为,汉儒治经,从章句训诂等微观方面入手;宋儒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等宏观方面入手,开创了新局面,宋学的核心是理学,但宋学不等于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5页。
[2]南怀瑾《中国文化泛言》专谈“理学与禅学”,认为“理学”之名来源于南朝梁武帝时期达摩大师所提出的“理入”,天台、华严等宗建立了“理”观念,经过了五百年的互相激荡,形成了宋儒“理”的种种思想。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90页。本文所言理学指与魏晋玄学、汉唐经学相分立而强调义理的学术思想。
[3]王攸欣着《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戴逸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版,3页。
[4]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认为,宋以前,“实学”与“虚学”相对。宋元明清时期,实学就是“实体达用之学”,实体分为宇宙实体和心性实体。朱熹《中庸章句序》云:“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们认为,相对佛老虚妄之学而言,理学等更为实际,所以称为实学。
[5]这里指宋代四川蜀学的书论,主要指苏黄为首的蜀学士人的书论,与洛学形成了不同的文艺观。后有专论。
[6]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人称“鹤山先生”,邛州蒲江人(今四川蒲江人)。与真德秀齐名,是朱熹之后的理学后劲,也是宋代四川理学的集大成者,对程朱理学进入政统意识形态功绩尤大,创立“鹤山学派”,其书论融合了洛学、蜀学和闽学的观点,所谓“醇儒”之论。《中图书画全书》第一册《鹤山题跋》,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
[1]罗大经《鹤林玉露·忧乐》专论“忧乐”,他记载了魏了翁等论“忧乐”之诗,认为“圣贤忧乐二字,并行不悖”。“忧乐互摄”是儒家的艺术精神之一,忧道与乐道都需要以道德节制欲望,以理智统帅情感。与孔子所谓“穷通”之理相似,所谓“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孟子·梁惠王下》也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之句。
[2]吕进主编《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6页。
[3]韩经太认为“理学文化”是:在我们的关注和析说范围内,简言之,是指理学的影响圈与文学思想理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理学文化与义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版,1页。这里“文学思潮”应包括文艺思潮,是总指。
[4]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208页。《宋史?特辟“道学传”收入24人,加上“儒林传”的陆九渊、吕祖谦等人,宋代理学家的队伍非常庞大。元明清受此影响的理学家更多,不复赞述。
[1]《朱子语类选注》卷137,龙文玲等编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021页。
[2]《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3]《书林藻鉴·书林纪事》,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115页。
[4]宋人文人的理性精神的高扬很明显。据沈括《梦溪笔谈·续笔谈》载:太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中国哲学是重情理合一的,情感是理性的实现或作用。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21页。
[5]北宋“士风四变”导致文风四变:第一阶段:宋初为文恬武嬉,四六文体的“时文”流行,以杨亿、刘筠为代表。下层的柳开、王禹偁提倡古文,欲革弊复古:第二阶段:庆历a政前后。宋初到仁宗的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圣,遂追三代之隆,以范仲淹、欧阳修、苏洵、梅尧臣、石延年等为代表;第三阶段:熙宁变法前后;“王氏之学”开始影响变化的时期。以王安石、苏轼、苏辙为代表,也包括司马光、周敦颐、张载、二程等,各有主见,议论不齐,道学逐步成熟,文艺蔚为高峰,成果丰硕。第四阶段:北宋末年,衰世之文,物极而衰。朝廷以经义取士,儒者以语录为文,蜀学苏轼之后尚多英才,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等努力复兴斯文,多才多艺,惜生不逢时。
[6]此话为张载《符范巽之书》中语,见《张载集》附《文集佚存》,中华书局1978年版。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详细分析了“道统”与“学统”的对立,参看278-298页。
[7]关于“道统”,一般是指儒家传授思想的系统。此说由韩愈首先提出,并将帝王系统与儒家系统相结合,他在《原道》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珂”。宋朱熹对“道统”加以发挥,将周敦颐、程颢、程颐纳入“道统”,上接孟子,以续千载不传之绪。见《诸子百家大辞典》,黄开国等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25页。
[1]李泽厚先生认为:无论庄、易、禅,中国哲学的趋向和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它即世间而超世间,超感性却不离感性;它到达的制高点是乐观积极并不神秘与大自然相合一的愉快。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220页。
[2]“元典”或称“经典”、“原典”,有最初典籍和生发的意义。指那些具有深刻而广阔得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的书籍方可称为元典。《说文》云:“元,始也。”儒家元典主要指宋以后汇集的“十三经”。参考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页。
[3]“四端”指恻隐、是非、羞恶、恭敬四心。《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4]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565页。
[5]徐复观《谈礼乐》。他说:由此尽性至命,是有其具体的内容、历程,而能证验于现实生活之中,以昂扬充实现实生活的。《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241页。
[6]傅小凡《宋明道学新论》第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认为“道学”更为符合实际,本文不赞同此观点。虽然道学是主体,但道学毕竟不等同于理学,前后明间的内涵都不相同。此存其疑,以为后文阐述之便也。“新儒学”原本为三四十年代冯友兰、陈寅恪等先生一度采用,如冯氏之《中国哲学史》下册中使用过。究其含义,乃是指称宋代开始出现的,有别于先秦原儒,汉唐经儒的新的儒学形态。至于“道学”名称出现最早,最早是从北宋庆历、皇佑年间的王开祖《儒志》篇最末章开始使用的。“新儒学”的外延过于宽泛,既可指宋代所有的理学派别,包括“宋初三先生”,也指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哲学家。所以,田浩先生在《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指向:新儒学与道学之间差异的检讨》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这些名称所带来的复杂性,本身与宋学的复杂性是同理的。见(美)田浩编、杨立华译《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版,77页。
[7]徐洪火《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4页。
[1]刘子建《作为超越道德主义的新儒家:争论、异端和正统》。见(美)田浩编,杨立华等译《宋代思想史论》2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冯友兰不称“理学”称“道学”。冯友兰先生认为:理学这个名称出现比较晚,大概出现在南宋。我们作历史工作的人,要和一个名称,最好是用出现最早的,还是用道学这个名称比较合适。见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册,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0页。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用法。“理学”包含的内涵更广,非道学所能概括,可参看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245页。
[4]“义理”就是“理之义”,是指本然的义理。旧时学问分义理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冯友兰《贞元六书》上《新理学》,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151页。
[5]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册,225页。该文探讨了理学为什么浓缩为“内向的伦理心性之学”。不过,理学形成学派与产生事实是两回事,因理学到北宋末南宋初才形成,所以,在北宋学术界还不存在“理学家”这一学派。
[6]《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中国书局1991年版,143页,见《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一文。
[1]秦观对于老师的成就,秦观怕人误解,专门写信反驳:“苏氏之道,最深于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尔”!这从某方面说明了“蜀学”的学术旨趣与当时其它理学家颇多共通之处。
[2]张立文主编《儒学精华》中册,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影印本。
[3]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版,6页。“异儒”学派向来是指陆质学派而言。
[4]李学勤主编、朱汉民着《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63页。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道原编成《景德传灯录》,被认为是禅宗第一部以“灯录”命名的灯录体著作,也是禅宗有史以来关于传承世系,人物记录最完整最系统的著作。普济整理编成《五灯会元》,广泛流传,成为佛教禅学的重要典籍。
[5]“内丹学”相对于以身外的药物炼成的外丹而言,指以人体为炉灶,以身中精气为药物,在人体内炼成的丹叫内丹。唐末五代研讨内丹已成为一种风气,入宋后,更形成了金丹道的南北二宗。南宗以张伯端为祖,主张先命后性;北宗以王重阳为祖,主张性命双修,以修性为先。黄开国等主编《诸子百家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35页。
[6]《中国历代大儒》,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442页。又如龙门派修心积功的内丹心性之学,以丘处机、尹志平为首,尹在《北游录》提出“修行治心为重”,“此心既正,则外邪自轻”等语:丘处机在《真仙直指语录》中提出“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体,乃内日用”。《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下,779页。
[7]黄开国等主编《诸子百家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35页。
[8]罗大经《鹤林玉露·佛本于老庄》。《唐宋笔记史料》,中华书局1983年版,195页。
[1]徐洪火《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版,60页。
[2]《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上,江西教育出版2004年版,73页。
[3]《伊川击壤集》自序。《四部丛刊》本。
[4]《正蒙·作者篇第十》。《四库全书》本。
[5]《四库全书》本《正蒙·作者篇第十》。
[6]儒家讲“游于艺”,道家讲“逍遥游”、“心游万仞”。佛教则吸所道家的精神,提出更多概念,如宋宏智正觉以“默照禅”称名于当时与后世。他提出了“道游”、“禅游”、“智游”、“默游”等概念,多层面、多角度地提示了“游”的丰富内涵与深遽意蕴。刘方先生《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302-309页,有详细的分析。
[1]黄开国等主编《诸子百家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470页。
[2]“内圣”与“外王”相对,最初从“内省”开始。《论语·述而》云:“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后发展为一门专讲修身养性的学问。程朱之学皆为“为己之学”,讲求“贵于自得,非在外也”,甚至以此代替“外王”之学。
[3]南宋天台宗僧志盘《佛祖统纪》,撰于咸淳五年(1269)五十四卷,收入《大正藏》第四十册。景德元年(1004年),以编辑《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两昆派盟主杨亿,奉宋真宗之命率员裁定由法眼宗僧人道原编就的《景德传灯录》,杨亿等用一年多时间修订为三十卷,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官惨禅书,入藏流通,佛禅在宋朝的鸿运于此可见一斑。
[4]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首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15页。蔡绦《西清诗话》载:“元丰间,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间亦俱味禅悦。公叹息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5]《四库全书》本《陵阳集》卷 。《宋代文艺理论集成》,583页。
[6]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中华书局本。又见《宋代文艺理论集成》,549页。
[1]宋神宗熙宁年间二年(1069年)起,神宗排众议而重用王安石为相,王开始创制变法,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后遭到失败。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是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的第二阶段,也是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在权力世界正式发挥作用的时期。《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19页。
[2]《中国古代蒙书精萃》之《千家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1996年第1版,85页。
[3]“理趣”在佛教中也有此概念。理学中一般指“义理的趣味”,指超越于感官之上的一种高尚的情趣。聂振斌《儒学与艺术教育》,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190页。
[4]冷金成《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385页。
[5](宋)庄绰《唐宋史料笔记·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1版,108页。宋庄绰《鸡肋编》卷下载:熙宁初,有士子上书迎合时宰,遂得堂除。苏长公以俚语戏之曰:“有什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而其后禅林子趋利谀佞,又有甚焉。懒散杨岖续成一绝云:“当时选调出常调,今日僧家胜俗家”
[6]《宋代文学研究》上册,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1版,292页。
[7]《二程遗书》卷十八。
[8]《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325页。
[1]《白居易全集》丁如明、聂世美校点,上海古篇出版社1999年版,647页。
[2]《孟子·尽心上》:“故士穷布失义,达不离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3]朱义禄撰《孟子答客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85页。
[4]郭豫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747页。
[5]《伊川击壤集》序,《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52页。
[6]《伊川击壤集》序,《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52页。
[7]罗大经《鹤林玉露.优乐》。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1983年版,273页。关于“忧患”之说,《孟子.离娄下》曰“君子有终身 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对于中华文化的性质,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称为“忧患文化”,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概括为“乐感文化”。“乐道”与“忧道”的目的同一,都包括“忧乐”的辨证转换。
[1]冷金成《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年2004版,382页。
[2]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78页。
[3]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69-71。释“理性”曰,西方哲学谈理性,是指人的理智能力,包括形而上学的思辨能力,其特点是概念化、形式化、逻辑化.中国儒家哲学的理性主要指义理、性理,近似于康德的“实践理性”,但又不相同。儒家的理性是道德理性,与生命情感相关联,不是纯粹的形式理性。
[4]“老熟”有“烂熟”之意,包括技巧的老练,形式的普遍,有过分成熟之意。在宋文艺理论中体现为过度变调的内省意识。而在书论中如东坡所谓“绚烂之极,复归平淡”,在主体情感方面有着十分成熟的审美取向。史鸿文《中国艺术美学》,335页。作者在论述宋元艺术美学时认为,中国的艺术实践至宋元时已在境界上日趋老热,由于封建士人文化由烂熟而变调,市民文化迅速崛起,艺术美学也成为广大民众的生存情调。高雅艺术在境界上抛开了唐代的雄强博大而更趋于飘逸淡雅,整体上透露出一种过度变调的内省意识。南宋书论中多用“精熟”一词。
[5]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1版,576页。仅此章所提到的词、曲、小说,刻帖、考证、书画、塑像、天算、算学、地志、地图、磁器、火器、磁针、织布、饯币及米场、养济院等就有数十种之多。
[6]张燕瑾 吕薇芬主编《宋代文学研究》上册,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100页。
[1]史鸿文《中国艺术美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336页。
[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十几,《答李大临学士书》。文曰:“夫穷天下之物,物不得其欲者,富贵者之乐也。至于荫长松,藉丰草,听山溜之潺湲,饮石泉之滴沥,此山林者之乐也”。作者强调后者之“寓意乐心”之作用。
[3]《宋代文学研究》上册,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52页。
[4]《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381页。
[5]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13页。
[1]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13页。
[2]《渑水燕谈录》记载,元丰五年(1082),文彦博留守西京,便聚洛中士大夫贤而老自逸者,与(富)韩公第置酒相乐,时人称为“洛阳耆英会”,其中有较大年龄的富弼,文彦博,王尚恭、司马光、王慎、王拱辰等人。中华书局1981年版,49页。
[3]《东坡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266页。
[4]《诗词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年第1期,384页。
[5]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2版,2-4页。
[6]《宋代文学研究》上,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215-216页。
[7]《宋代文学研究》上,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219-226页。
[1]张仲谋《近古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11页。
[2]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四川)巴蜀书社2004年版,347-350页。
[3]《中国书画丛书-唐五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89页。
[4]《唐五代画论》,何志明 潘运告编著,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257页。
[5]《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75页。
[1]《宣和画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211页。
[2]《梦溪笔谈全译》卷十七《书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528页。
[3]刘方《宋型文化和宋代美学精神》,(四川)巴蜀书社2004年版,360页。
[4]《二程遗书》卷二。《四库全书》本。
[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276页。
[1]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品日》。
[2]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魏国公韩琦(稚圭)在论画时,也强调以“真”为上:“观画之术,唯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绝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矣”。俞建华《中国画论类编》上册,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41页。
[3]郭熙 郭思《林泉高致·山水训》提出“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韩拙《山水纯全集.论山》也提“三远”:分别谓之阔远、迷远、幽远。两人所取对象和视角不同。
[4]《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962页。
[5]樊波《中国书画美学史纲》,吉林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1版,503页。
[6]樊波《中国收画美学史纲》,吉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508页。
[7]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1987年版,278页。
[8]汝信 张道一主编《美学与艺术研究》论丛第二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194页。
[1]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173页。
[2]或称“宋朝四大书”,除《太平广记》为五百卷外,其余三部为1000卷。依上序分别载百家、小说、文章、史事,都在太宗、真宗朝完成。宋儒个人著作之富,也是引人注目的,涉及面广,思想深邃,为这个时代之整体特点。收藏家要依据拓片来鉴定真伪,同时也增加了“金石学”、“版本学”、“文献学”等许多学问,使宋人的眼光和鉴赏力有了前所末有的高度。
[3]李学勤主编《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下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610页。
[4](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1版,1843页。“金”主要指商周时铜器,铜器铭文往往称之为“吉金”;“石”主要指秦汉后刻石,古代石刻文有时称为“乐石”、“贞石”等。郑樵《通志·金石略序》云:“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
[5]汪圣铎《中华历史通览--两京梦结》,中华书局2001年版,200页。
[1]李学勤主编《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590页)。关于北宋四大书院,众说还有出入,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7页)认为吕祖谦称嵩阳、白鹿洞、应天府、岳麓为四大书院。马端临《文献通考》则易嵩阳为石鼓,与前书所云略异。甚者以为有“六大书院”、“八大书院”之说。姚瀛艇主编的《宋代文化史》又认为睢阳、嵩阳、鹿洞、岳麓为“北宋四大书院”,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6页。
[2]《遗书》卷第四载:谢良佐将归应举,程颐说:“何不试于太学?”显道对曰:“蔡人鲜习礼记,决科之利也”。程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于尧舜之道矣……有志于道者,要当去此心而后可语也”。《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69页。
[3]李学勤主编《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599页。
[4]如杨时作为程门大弟子,开启了湖湘学派,在常州建有毗陵书院、在无锡建有昆陵书院、东林书院。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湖南湘潭创碧泉书院,在衡山创文定书堂。
[5]《二程遗书》卷十八。
[6]《五峰集》卷三《碧泉书院上梁文》。
[7]魏了翁在跋《朱吕学规》中对二学规加以大赞:“白鹿之规五,温温乎先民之徽苦也。丽泽之规三,凛凛乎后学之大戒也。至矣,备矣。……学者诚能惟是之依五者,以事其心,三者以范其体,则犹稻梁之养正,药石之伐邪。凡皆足以康济吾身,不容一阙者”。《鹤山集》卷六十一。
[1]胡瑗(993-1058),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人称“安定先生”,创“安定学派”,为“宋初三先生”之一。学成后开办私学,在苏州、湖州、太学都曾讲学,出现“庆历兴学”局面,他提倡“明体达用之学”(以六经为体,以治理国家为用,实为“明经致用论”),所创“分斋教学法”(分设“经义”、“制事”二斋,因人而教),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具有积极的实用价值,北称为“苏、湖教法”。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42-45页。
[1]宋代考试科目虽多,但莫重于进士一科。仁宗前,进士省试分试诗赋、试论、试策、试帖经四场。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殿试进士,罢诗、赋、论三题,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后几经反复,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规定殿试试策,终南宋之世,不再更改。范仲淹、王安石、章惇等改革观点不同,但重视经义的观点相似。姚瀛艇《宋代文化史》,99-102页。
[2]黄宾虹 邓实编《美术丛书》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版,658页。
[3]“书意”与“书法”相对,指点画之间所蕴含的意趣。传王羲之《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等著述中有“书意转深”、“意在笔前”、“字字意别”等句。“书意“或称“书神”,是书艺的本质问题。书之为道在于“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也就是表现“风骚之意”,“天地之心”。韩玉涛《写意--中国美学之灵魂》,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2-8页。“意趣”包括“意气”和“韵趣”两个方面。“意气”偏外,“韵趣”偏内,意趣的含义并不是梁巘《评书帖》所谓的“尚意”概念。“韵”指和谐、清雅的声音,即韵律之韵。《说文》训韵为“均”,或指既形象又超形象的意味,最早用来品评人物神态风度,其后才逐渐扩大到书画中,井成为写意艺术充派的风神卓然的理想美。“韵”在书法中,通常指一种以书写者主观审美体验为主,或生动自然,或缜密洗炼,或委婉含蓄的意味无穷的艺术氛围。陶明君《中国书论辞典》,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16页。“趣”,《说文》训“疾也”。《集韵》云“趣”通“趋”。在书法中“趣”强调自然性,崇尚真。可组成“意趣”、“清趣”、“真趣”、“雅趣”等。陶明君《中国书论辞典》,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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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浩《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1979年版,276页。
[2]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凡好词工书,皆病癖也”。
[3]“天理”在宋以前多指自然规则,即天道或天性。如《礼记.乐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庄子·天运》:“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宋代理学家把封建伦理看着永恒的客观道德法则,称之为天理。
[4]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1979年版,155页。
[5]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1979年版,146页。
[6]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1979年版,146页。
[7]张怀瓘《六体书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1979年版,212页。
[8]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1979年版,145页。
[1]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1979年版,146页。
[2]张怀瓘《评书药石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1979年版,230页。
[3]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1979年版,204页。
[4]张怀瓘《文字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210页。
[5]张怀瓘《文字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209页。
[6]张怀瓘《文字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209页。
[7]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149页。
[8]张怀瓘《文字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211页。
[9]张怀瓘《文字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209页。
[10]赵孟坚(1199-1295),南宋书画家。字子固,号彝斋居士,浙江糊州人。《论书法》云:“态度者,书法之余也:骨骼者,书法之祖也。今未正骨格,先尚态度,几何不舍本而求末耶?”《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58页。
[1]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始吾幼且小,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笱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以为能也。”
[2]汉唐“经学”重在经世务和经世,宋明“理学”理在理性情和治心,经学重“外王”,理学重“内圣”。宋代经学实际上就是理学,因为它杂糅了佛道思想。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7页。
[3]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90页。
[4]刘勰著、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858页。
[5]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156页。
[6]王通《中说》卷二、卷三,《四库全书》子部。
[7]《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408页。
[8]《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74页。
[9]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216页。
[2]《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传》上。
[3]《孙明复小集》二。四库全书本。
[4]《周子通书.文辞》第二十八。
[5]《大戴礼记》卷十《文王官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汉语大词典》所载“文艺”条 如下:1、指撰述和写作方面的学问。《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有隐于知理者,有隐于文艺者”。2、指文学创作。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养气》:“是以吐纳文蓺,务在节宣。”3、官名。即唐代所置之文学。宋赵令畤《畤鲭录》卷二:“王钦若仲至,仁宗时名儒,原叔之子,大臣荐文艺,召试学士院。”4、纪传体史书的一部分。宋孙奕《履斋示儿编·史体因革》:“传之为体,大抵记公卿之行事,晔始传文苑,隋曰文学,唐曰文艺。”《新唐书》、《金史》均有“文艺传”,记文艺家事迹。5、文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
[6]德清胡渭撰《大学翼真》卷二。
[7]《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524页。
[8]朱熹等编《近思录》卷四《存养篇》。
[1]刘方《文化视域中的宋代文论》,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246页。
[2]《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3]罗大经《鹤林玉露·文章正邪》。中华书局1983年版,193页。原文真德秀评诗有“此人大非端士,笔头虽写得数句诗,所谓本心不正,脉理皆乱,读之将恐染神乱志,非徒无益。”充分肯定了“作文先作人”、“作文先存道”之观点。
[4]《鹤山集》卷五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伊川击壤集》卷十一《善赏花吟》。
[1]《伊川击壤集》序。《四部丛刊》本。
[2]《伊川击壤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
[3]《击壤集》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4]《伊川击壤集》序。《四部丛刊》本。
[5]《伊川击壤集》卷十八。《四部丛刊》本。
[6]《伊川击壤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后来范温《潜溪诗眼》将“韵”释为“有余味”,似乎受此影响。
[7]《伊川击壤集》卷十八。《四部丛刊》本。
[8]同上。
[1]《周子通书·文辞第二十八》。《四部备要》本。
[2]《周子通书·论乐第十八》。《四部备要》本。
[3]《周子通书·论乐第十九》。《四部备要》本。周敦颐《读英真君丹诀》云:“始观丹诀信希夷,益得阴阳造化机。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会后更知微。”《周敦颐集》卷三《杂著、诗》。可见他对道家典籍得重视。
[4]《周敦颐集》卷二《通书·理性命第二》。
[5]《周敦周集》卷二《通书·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
[6]张载《正蒙·中正篇第八》,四库全书本。张立文主编《儒学精华》中册,北京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1102页。
[1]张载《正蒙·乐器篇第十五》,四库全书本。张立文主编《儒学精华》中册,北京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1121页。
[2]张载《正蒙·有德篇第十二》,四库全书本。张立文主编《儒学精华》中册,北京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1115页。
[3]《张横渠集》。正谊书院本。《宋代文艺理论集成》,189页。
[4]《张横渠集》。正谊书院本。《宋代文艺理论集成》,189页。
[5]《张子全书》。《四部备要》本。《宋代文艺理论集成》,189页。
[6]《性理拾遗》。又见《张载集》,374页。
[7]张载《正蒙·诚明篇第六》。张立文主编《儒学精华》中册,北京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1098页。
[8]张载《正蒙·诚明篇第六》。张立文主编《儒学精华》中册,北京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1098页。
[9]张载《正蒙·诚明篇第六》。张立文主编《儒学精华》中册,北京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1099页。
[1]《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七。中华书局本。欧阳修曾在《赠王介甫》对其赞颂:“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却说:“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年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其以道自许的精神,可见一斑。对待文艺的态度在退居金陵的时候最为明显。
[2]《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七。中华书局本。
[3]《临川集》卷八十二《虔州学记》。四部备要本。
[4]《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四。中华书局本。
[5]《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五。中华书局本。
[6]《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中华书局本。
[7]《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中华书局本。
[1]《二程全书》。《四部备要》本。《宋代文艺理论集成》,215页。
[2]《二程全书》。《四部备要》本。《宋代文艺理论集成》,216页。
[3]《二程全书》。《四部备要》本。《宋代文艺理论集成》,216页。
[4]《二程遗书》卷十八。
[5]《二程遗书》卷十八。
[6]《二程遗书》卷十二。
[7]《二程遗书》卷十二。据《甕牖闲评》载:程伊川一日见少游,问“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公词否?少游意伊川赏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辱之?”少游惭而退。丁傅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三,中华书局2003年版,659页。这里可见程颐的刻板,不懂文艺与哲学的区别,可笑,但秦观的“惭而退”也无东坡之壮气也。
[8]《二程遗书》卷十二。
[9]《二程遗书》卷一。
[1]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66页。
[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三。
[3]《温公易说》卷三、卷四。四库全书影印本8-621。
[4]《集玄太注经》卷一《玄测·中》。
[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一。
[6]《温公易说》卷三,四库全书影印本8-594。
[7]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中,四库全书影印本。
[1]《温图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三。《四部丛刊》本。
[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上部丛刊》本。
[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才德论》。
[4]《扬子〈法言〉注》卷二《吾子篇》,四库影印本696-284。
[5]《宋代文艺理论集成》解题,183页。
[6]赵善璙《自警编.接物篇》,《四库全书精品文存》第四卷,北京出版社影印本。
[7]《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216页。
[8]朱熹《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205页。
[9]《中国文化要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358页。
[10]袁枚《随园文集》卷十八《宋儒论》。
[1]周汝昌着、周伦玲编《神州自有连城璧--中华美学特色论丛八目》,见《中国文论(艺论)三昧篇》,153页。
[2]苏轼赞米莆之文曰:“岭海八年,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迈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沈瘴毒,今真见之”。佚名《京口耆旧传》卷二。而《丹徒县志》卷三三曰:“元章奔逸绝尘之气,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绝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尽。”略有不同。《米芾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18-219页。
[3]周煇《清波杂志》载:苏轼教人作文曰:“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盖以意为主。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299页。
[4]魏了翁《邵氏击壤集序》,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281页。金代赵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提出“文以意为主,词以达意而已”可作注脚,同上273页。
[5]冯友兰在《新理学》绪论中指出,理世界在逻辑上先于实际世界,而实际世界中的人以理世界为价值目标。人一方面顺应实际世界,这叫做“道中庸”,另一方面力图超越实际世界向理世界迈进,这叫做“极高明”,这两方面的完美统一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人,即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但将“高明”与“中庸”统一起来,各家各派都没有获得成功。《贞元六书》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707页。
[1]徐洪火《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61页。
[2]《欧阳修论稿》,刘德清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61页。该书将其一生平分为青少年、初入仕途、庆历新政、十年辗转、重返朝廷五个时期,指出他在文学、经学、史学、金石学、书论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
[3]石介《怪说》。《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80页。
[1]《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191-1192页。
[2]石介《徂徕集》卷二《答欧阳永叔书》。
[3]欧阳修《与石介官第二书》。《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1192页。
[1]欧阳修《与石介官第二书》。《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1214页。
[2]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3]《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三《欧阳修卷》,2538页。
[4]《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三《欧阳修卷》,2533页。
[5]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条“欧阳公多谈吏事”条详载张芸叟与欧公对话。
[6]《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见《唐僧怀素法帖跋》,1663页。。
[7]《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1678页。
[8]《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三《欧阳修卷》,2536页。
[9]《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1656页。
[10]《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1658页。
[1]《洪州新建尚书白公祠堂之记》。《徐公文集》卷第二八。四部丛刑本。
[2]《贻陈季和书》。田锡《咸平集》卷二,四库全书本。
[3]刘方《文化视域中的宋代文论》,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190页。
[4]《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1522页。
[5]《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之《明用》,1052页。
[6]《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之《明用》,1053页。
[7]《宋代书论》,水采田译注,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4页。
[8]《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173页。
[1]《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1678页。
[2]《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1538页。
[3]《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1103页。
[4]《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498页。
[5]《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1656页。
[6]《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三《欧阳修卷》,2536页。
[7]《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1634页。
[8]《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1681页。
[1]《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1691页。
[2]《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欧阳修卷》,1692页。
[3]《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三《欧阳修卷》,2531页。
[4]蔡方鹿《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27-130页。该书认为二程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融通合一与体用二分”、“性、理有恶和性无不善”、“守约内求与积累、内外结合”等方面的区别,而相同处甚多。
[1]《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全书本。关于程颢程颐与书法的关系,在南宋魏了翁的《跋遂宁傅氏所藏濂溪伊川真迹》所谓“得其只辞断册,犹宝之”,记载了周敦顾、二程入蜀所留下的书法作品,内容为《和邵子打乖吟》后一章,《鹤山集》卷六十一。
[2]《二程遗书》卷十二。四库全书本。
[3]《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4]二程这种思想的来源,我认为是受《庄子外篇·天地》的影响,其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观二程多有此类思想,尽管已非孟子原意。
[5]《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232页。
[6]《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408页。
[7]《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629页。
[8]朱长文《续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18页。
[9]朱长文《续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13页。
[1]《四库全书》本《二程遗书》卷一.
[2]《四库全书》本《二程遗书》卷十一。
[3]《黄庭坚全集》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720页。
[4]“技进于道”并非儒家所有。《庄子.天地》篇亦云:“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天下。”他认为“行于万物者,道也;通于天下者,德也;上治于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儒家“道”的内涵多指人道。
[5]蔡襄《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51页。
[6]苏轼《评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54页。
[7]《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62页。
[8]“天机”基本意义有三:一是指灵性,谓人的天赋灵机。《庄子·大宗师》:“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二谓天之机密,犹如天意。陆游《醉中草书因戏作此书》:“稚子问翁新悟处,欲言直恐泄天机”。三是指国家的机要事宜。《三国志·吴志·孙权》:“君临万国,秉统天机”。四指星宿名,即“斗宿”。《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1379页。张耿光《庄子全译》谓“天机”为“天生的神智”。贵州人民出版社年1991版,101页。
[1]《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2]《二程遗书》卷十一,《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3]《二程遗书》卷十一,《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4]蔡襄《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50页。
[5]欧阳修《试笔》。《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10页。
[6]《历代笔记书论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11页。
[7]“理一分殊”最初由周敦颐《通书》提出:“二殊五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理一”指整体或一般,代表世界统一性“分殊”指个别或部分,代表世界多样性。此与佛教哲学有密切联系。
[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198页。“释回”不知何意,疑为“施肥”?
[9]聚珍版丛书本《柯山集》卷九。
[1]《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之《山谷论书》,61页。
[2]“心统性情”最早由张载提出。《张载集.性理拾遗》曰:“心统性情者也。有形则有体,有性则有情。发于性则见于情,发于情则见于色,以类应之也。”因为张载接着提出“成人成性”、“穷神知化”说,暗含“存理灭欲”之说。朱熹加以发挥:“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张子语录.后录下》)。此是说心有体有用,性情皆从心发出,人心能驾驭、主宰性和情,能够存心养性,以性统情,以理制欲。《中国理学大辞典》,112页。
[3]《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4]《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5]《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6]《二程遗书》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7]《二程遗书》卷十二。《上库全书》本。朱熹在诠释《诗经》时提出“感物道情”说,发挥了二程的“感通说”。
[1]《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73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51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25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25页。”心通说”见于程颐《与朱长文书》中。
[5]《宣和书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59页。
[6]陈师道《后山集》卷二十。
[7]《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8]《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9]《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205页。
[10]《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133页。
[2]《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614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24-325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24-325页。
[5]《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28页。
[6]《二程遗书》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7]《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8]《文心雕龙·原道》。
[1]《历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23页。
[2]《历代书论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54页。
[3]《中庸》本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子注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见朱熹《四书集注》,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19页。
[4]黄伯思《东观余论》。《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87页。
[5]朱熹《中庸章句》认为:“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二程也有“性其情”之说,就是要用性理约束情感。
[6]《二程遗书》卷十一。
[7]《二程遗书》卷十一。
[1]朱长文《续书谱》。《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30-332页。
[2]《山谷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45-355页。
[3]项穆《书法雅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512页。
[4]项穆《书法雅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513页。
[5]《中庸》第十七章。关于“德”的内涵,儒道释各家所言不同,“德”在各时期也不同。道家说“德”是就形而下方成说,德者得也,其性、命与德意义相同,其上为道。见冯友兰《贞元六书》上册“新理学”篇,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90页。徐复观认为“天理”一词,似乎最先见于《庄子》。见《中国人性论史》,225页。
[6]《二程遗书》卷二。四库全书本。
[7]《二程遗书》卷二。四库全书本。
[1]《二程遗书》卷三。四库全书本。“作书惟敬”这一点,明代文征明作字惟敬是学、从不应付的观念即来源于此。
[2]《姑溪居士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74页。
[3]黄裳《书颜鲁公遗帖后》。《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335页。
[4]朱熹《语类》卷九十四中认为“得气之精英者为人,得其渣滓者为物”,对人与物的区别颇为明显。
[5]陆九渊《语录》云:“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罢了”(《象山全书》卷三十五),他认为“情感”与“性理”是同一物事,情感即性理。心学从本体论出发,将心理情感直接上升为道德理性即本心。其实孟子本来就认为情感是道德理性的发端,如“四端说”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后来程、朱心性之学也强调了情感与理性的合一,心学走得更远而已。蒙培元《情感与理性》,135-137页。
[1]在佛教经书中有《般若理趣经》,尽管与儒家之“理趣”内涵不同,但字面上的巧合值得深思。此经为智慧修密法,能速疾成佛,为般若与密乘的结合。见《诸子百家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435页。
[2]《图画见闻志》卷一《论妇女形相》。《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64页。
[3]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281页。
[4]朱熹《答许顺之》中提出“理趣”一词。《朱熹集》,1768页。
[5]《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89页。
[6]《儒学精华》卷一。张立文主编,北京出版社影印1996年版。
[7]《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10页。
[8]《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89页。
[9]《宣和书谱》卷十九。桂第子译注,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352页。
[1]《米芾集.杂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99页。米芾之书论后有专论。《庄子.渔父》里所谓:“真者,精诚之至也”,“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等思想,在米芾书论中可见其影子,如“真意”、“真率”、“圆活逼真”等。
[2]袁宏道认为“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肯浅”,“入理愈深,然去趣愈远矣”。(《叙陈正甫会心集》)他认为趣与理互相排斥,趣与理无涉,趣在于有天真之心。
[3]《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61页。
[4]孔颖达《周易正义·系辞上疏》。张载认为“一阴一阳部可以形器拘,故谓之道,屹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横渠易说·系词上》)关于“道器”论,清王夫子《思问录.内篇》则提出“天者道,人者器”的主张,与此论不同。
[5]《范文正公文集》卷六之《四德说》云:“行此者谓之道,述此者谓之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违,而况于人乎?况于万物乎!”
[6]《二程遗书》卷十八。朱熹的“道器一也”的观点最为典型,道不离器,道在器中,道为道理,器为形迹,皆以道为体器为用,道为本器为末。见《朱子语类》卷七十五。
[7]《二程遗书》卷十一。
[8]《二程遗书》卷三。
[1]《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中华书局排印本。
[2]董逌《广川书跋》。《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23-124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90页。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89页。
[2]《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603页。
[3]《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630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218页。清梁巘《评书帖》、冯班《钝吟书要》都提出了“宋尚意”的观点。“尚意”的提法,最早见于明人董其昌在《容台集》中提出了:“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梁巘《评书帖》、冯班《钝吟书要》则曰“尚意”,有所发挥,但对“意”未作阐述。
[5]《诸子百家大辞典》476页。“意”为梵文MANA(末那)的意译,指心识能思量、思虑的功能、小乘一般指第六意识,也泛指一切心理、精神活动:大乘唯识学唯以第七末那识为意。
[6](宋)朱熹《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5页。《大学》中有“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之句,朱子注曰:“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于善而无欺也”。
[7]《诸子百家大辞典》,476页。“意”为梵文MANA(末那)的意译,指心识能思量、思虑的功能。小乘一般指第六意识,也泛指一切心理、精神活动:大乘唯识学唯以第七末那识为意。道家讲“意守丹田”为内丹渐法的入门途径:丹家又将通任督二脉叫做“意导”,即用意来导气,其对“意”的阐述及如何用意的问题,很多为现代气功锻炼所继承。
[8]《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128-129页。
[9]《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211页。
[1]《宣和书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34页。
[2]胡道静等译注《梦溪笔谈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528页
[3]周汝昌着 周伦玲编《神州自有连城壁--中华美学特色论丛八目》,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1页
[4]周汝昌着 周伦玲编《神州自有连城壁--中华美学特色论丛八目》,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8页。
[5]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现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89页。
[6]《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141页。
[7]《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87页。
[1]陶明君《中国书论辞典》,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16页。
[2]《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508页。
[3]《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508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76页。见《姑溪居士论书》之《跋君谟荔枝帖》。
[5]姜夔《续书谱》。《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88页。
[1]《黄庭坚全集》第二册《正集卷》第二十六。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683页。
[2]冯友兰《贞元六书.新理学》,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36页。
[3]赵构《翰墨志》。《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71-372页。
[4]《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5]《宣和书谱》卷八。
[6]东坡《评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54页。
[1]董逌《广川书跋》。《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40页。
[2]《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311页。
[3]张耿光《庄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05页。在《庚桑篇》中也有“心之与形,吾不知其意也,而狂者不能自得”之句,译者译为“把持”之意。同上409页。其实,从此词的出现看,最早在《礼记.中庸》曰:“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意谓自己有“心得体会”。《史记.管晏传》有“意气扬扬,甚自得也”之句,意谓“自感得意”。
[4]佛教“开悟”为心开意解,悟佛法义理。《法华经·序品》云:“照明佛法,开悟众生”。禅宗称顿悟自心佛性为开悟。禅宗有“顿悟”与“渐修”之别。“顿悟”谓顿然获得对空性、真如得了悟:“渐修”谓逐渐修行。禅宗还有“解悟”、“证悟”等多种形式。《诸子百家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1999年版,282页、431页、476页。
[5]陶明君编着《中国书论辞典》,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364页。
[6]《二程遗书》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1]《正蒙·大心篇第七》。《四库全书》本。
[2]《宋人书论》。《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62页。
[3]《广川书跋》。《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19页。
[4]《山谷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54页。
[5]《四库全书》本《文忠集》卷十六。
[6]《宣和书谱》卷四。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1090页。
[2]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板,390页。
[3]《二程遗书》卷十八。朱熹在诠释《诗经》时采用了“讽诵涵泳”的方法论,包括“虚心静虑”、“玩味体验”、“悟道融通”三个心理流程,发展了程颐的”涵养论”。邹其昌《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128页。
[4]《涅般无名论》曰:“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带有道佛两种思想痕迹。
[5]《法华经.序品》所谓“照明佛法,开悟众生”等,禅宗称顿悟自心佛性为开悟.。黄开国等主编《诸子百家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82页。至于“妙悟”连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重提到:“哲学的有‘妙解'、‘妙觉'、‘妙悟';自然与艺术的有‘妙赏':这种种又靠着‘妙心'”可作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31页。关于“妙悟”的争论颇多,我比较倾向于“妙悟”是道佛思想的混合体的说法,道家玄学说“妙”,佛家真谛曰“妙谛”,所谓“妙悟”还有“悟妙”的意思。参考张毅主编《宋代文学研究》上,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275页。
[6]《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四十。《四部丛刊》本。
[7]《二程遗书》卷十二,四库全书本。
[8]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3页。
[9]《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91页。
[1]《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232页。
[2]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655-657页。严羽的“妙悟”有四个特点:一是“妙悟”出自性情;并非出自学问;二是“妙悟”出自兴致,并非出自苦吟;三是“妙悟”出自“自然”,并非出自强求;四是“妙恬”自有一套形象与情感运行机制,“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在钱钟书《谈艺录》中有“妙悟与参禅”一节。引陆桴亭《思辨录辑要》论“妙悟”为“格物致知”,须“工夫不断”“躬行力学”乃可。中华书局1984年版,99页。
[3]《后山集》卷二十。四部备要本。
[4]《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5]《黄庭坚全集》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764页。
[6]《黄庭坚全集》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755页。
[7]《范成大佚著辑存》。中华书局本。
[8]吕本中《夏君父集序》。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414页。
[1]吕本中《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415页。
[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缀法二十一》云:“吾谓书法亦犹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证于心源,妙于了悟,至其极也,亦非口手可传焉”。
[3]《二程遗书》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4]《二程遗书》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5]张载《正蒙·大心篇第七》。四库全书本。
[6]朱熹释曰:“中,其处之也;正,其发之也;仁,其裁之也;义,盖一动一静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而无所亏焉”。江永《近思录》卷一。
[1]《宋人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64页。
[2]《晦庵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232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56页。
[4]赵孟坚《论书法》。《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5页。
[5]朱长文《续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24页。
[6]《续书谱·真书》。中国书店影扫叶山房本《佩文斋书画谱》卷七。
[1]《二程遗书》卷十八。
[2]此为朱熹论书语。《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235页。
[3]《二程遗书》卷三。
[4]《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66页。
[5]《水心文集》卷之六。据中华书局本《叶适集》。
[6]《鹤山集》卷六十四《题跋》。
[7]《鹤山集》卷六十四《题跋》。
[8]冯友兰着《贞元六书》上册《新理学》篇,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204页。
[1]《二程遗书》卷十八。
[2]《山谷题跋》卷七。《津逮秘书》本。
[3]《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58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159页。
[5]《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90页。
[6]《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146页。
[1]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20页。对于“圣人”所追求的人格,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标准。《庄子·天下篇》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讲此道之学问他称为“道术”。《天下篇》说:“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高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向秀、郭象注云:“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异”。当然,圣人还是与其它三者不同。见冯发兰《贞冗六书.新原道》绪论,709页。这与后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泛圣论不同。
[2]“内圣外王”出自《诘子.天下》篇,不见于儒家经典,而见与道家典籍,令人深思。《易传》则重天更重人,将儒家关注的仁道,扩展为对天道、地道和仁道的广泛思考。主要体现在中和之美,阳刚与阴柔之美及博采众美上。曹利华《中国传统美学体系探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24页。
[3]蔡方鹿《程颞程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20页。
[4]《大学》主张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个人内心修养的阶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之道。圣的本义即为通。《国语·楚语》“其圣能光远宣朗”,注云:“圣,通也”,谓沟通天人之际。
[5]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年1991版,28-29页。
[6]道家得理想人格是“神人”、“真人”等类型,具有超越性和神异性相统一的特点,是自然道德的人格,强调合人天,任自然。佛教的理想人格带有幻想特征,通过出家修持,超凡脱俗,进入涅槃之境。其“四圣六凡”的等级观念,也与儒道有共同之处。罗炽、白萍《中国伦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31-133页。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39页。
[2]《二程遗书》卷十八。
[3]《二程遗书》卷二十五。四库全书本。
[4]《二程遗书》卷二十五。四库全书本。
[5]朱熹 吕祖谦编 叶采集解《近思录》卷三《致知》篇。
[6]《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载:(朱熹)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可见朱熹态度之坚定。
[7]《米芾集》之《书画论集·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139页。
[8]《六先生画像赞·明道先生》。《朱熹集》,4385页。
[1]《四书章句集注》之《论语·述而第七》,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106页。
[2]《鹤山集》卷六十二《跋朱文公所与任伯起枢密柬》。
[3]《太极图说·志学第十章》。
[4]《太极图说·志学第十章》。可参看《论语·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朱熹对程子之言不敢妄说,而言“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见朱熹《四书集注》之《论语章句》,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5]《二程遗书》卷十二。
[6]《朱文公文集》四十一,《答程允夫》四。
[7]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343页。
[8]《孟子·梁慧王下》。
[9]《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三《欧阳修·杂体》。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536页。
[10]《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三《欧阳修·杂体》。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536页。
[1]《宣和书谱》卷十三。
[2]《孟子·公孙丑上》。朱熹集注曰:“言气虽可以配乎道义,而其养之之始.乃由事皆合义,自反常直,事以无所愧怍,而此气自然发生于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于义.便可掩袭于外而得之也。”
[3]《太极图说·志学第十章》。
[4]《正蒙至当篇第九》。张立文主编《儒学精华》中册,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影印本,1110页。
[5]明代吕坤在《呻吟语·圣贤篇》云:“浩然之气,孔子非无,但用的妙耳。孟子一生受用全是这两字。我尝云:‘孟子是浩然之气,孔子是浑然之气'。浑然是浩然的归宿,浩然是浑然的作用。惜也!孟子来能到浑然耳”。《呻吟语·菜根谈》,明吕坤、洪应明著,吴承学 李光摩校注,上海古藉出版社2000年版,220页。
[1]《宋代文艺理论集成》,335页。黄裳(1043-1139),字冕仲,南平人(今福建)人。元丰进士,与山谷同时。官至礼部尚书,喜欢道家玄秘之书,自称紫元翁,诗文骨力坚劲,偶而论书画,亦有可观。有《演山集》存世。
[2]中华书局本《陆游集·渭南文集》卷十三。
[3]陆游在《方德亨诗集序》中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非养气之全,能如是乎?”之句,同上卷十四。
[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173页。
[5]朱子注《孟子·尽心上》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关于“心”有三种含义:一是道德之心,以孟子为代表;二是理智之心,以荀子为代表;三是虚灵明觉之心,以佛道为代表,在理学中这三种含义被综合发展了。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95页。
[6]《正蒙·诚明篇》第六。
[7]方东美《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年1996版,378页。
[8]冷金成先生将苏轼的人格境界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在黄州之前心灵的写照。这一时期苏轼思治天下,探询人生,未有所突破;第二时期与黄州的思想实践恰好相符,通脱旷达,“幽怀”破散,不再追求世俗功利和恪守传统的价值标准;第三时期则正是岭海时期的天地境界,从现实人生走向审美人生,把现实的苦难化解于无形,使人不去走向矫情的寂灭,而是对苦难人生领之如饴。《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320-340页。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177页。
[2]《鸡肋集》卷三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朱熹《语类》卷二十七载程颐提出的理学命题:“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理一为“理”,万物为“分殊”。
[4]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年1996版,118页。
[1]《广川书跋》,《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18页。
[2]《广川书跋》,《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31页。
[3]《广川画跋》,《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842页。
[4]《广川画跋》,《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838页。
[5]《广川画跋》,《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842页。
[1]《汉语大辞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19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24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28页。
[5]《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18-138页。
[6]《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835页。
[7]《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816页。
[8]《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816页。
[1]《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25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09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08页。
[4]《二程遗书》卷十一《易传》卷四。《周易·系辞》所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论语·阳货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5]《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河北人民出版社年1995版,1719页。
[6]《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河北人民出版社年1995版,1419页。
[7]《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54-55页。
[1]《黄庭坚全集》第三册《题跋类》,1243页。
[2]《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87页。
[3]《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287页。
[4]《宣和书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260页。
[5]《宣和书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161页。
[6]《宣和书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246页。
[1]《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87页。
[2]《米蒂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137页。
[3]《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86页。
[4]米蒂《宝晋英光集》卷三。
[5]《米蒂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03页。
[6]《宝晋英光集》补遗,《涉闻梓旧》本。
[7]黄休复《益州名画录·逸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广义的“道统”指道的传授系统。为了论证道的内涵和道的传授系统.便形成了道统论.儒家之道主要涵义指仁义、忠恕、礼乐等伦理道德规范及治理国家的原则。韩愈提出了这个观点,而宋儒并没有将他作为道统的沿续者看待,将他排斥在道统之外。蔡方鹿《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2页。
[1]《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553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74-75页。
[3]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第四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306页。
[4]《张载《正蒙·中正篇第八》.
[5]范百禄《墓志铭》.此书见文同《丹渊集》附录《诸公书翰诗文》,文字与此略异。《宋史》本传误为文彦博书。
[6]《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964页。
[7]《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480页。 464门岿主编《二十六史精梓今译》第3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1891页。
[2]文同《丹渊集》卷二十二。
[3]《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760页。
[4]《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202页。
[5]《宝晋英光集》卷七.《涉闻梓旧》本.又《米蒂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95页。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18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24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24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25页。
[5]米蒂《智衲草书》亦云“我知醉素心通天”,也与“心通说”意同。
[6]《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25页。
[7]朱熹 吕祖谦编 叶采集解《近思录》卷三《致知》。
[1]《二程遗书》卷二。文洲阁四库全书本。
[2]《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202-210页。
[3]《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226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36页。
[5]《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317页。
[6]《墨池编》卷一。
[7]《二程集》之《与朱长文书》。此书中程颐首先提出“心通说”,朱氏以此论书。
[8]《广川书跋》.《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816页,“县(悬)解”出于《庄子·养生主》:“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故者谓是帝之悬解”。“悬解”是指对于生死观念的解脱。这里“帝”指天,“帝之悬解”指“自然解脱”,犹如解脱了倒悬之苦,从中能看到理学精神的辨证法思想的闪光。
[1]《广川书跋》。《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23-124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38页。
[3]《宋人论画》,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93页。
[4]《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842页。
[5]《宣和书谱》卷三,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58页。《宣和书谱》是一部法书着录著作,凡二十卷,著录宋徵宗时御府所藏书迹。此书应为宋徽宗时内臣奉敕所撰,所记为当时内府所藏名书墨迹。上起汉、魏,下迄赵宋,每家作品前均冠以叙论及书家小传。《四库全书提要》或以为:“遗文轶事,赖之以传,并兼论书法,颇有精义,宋人之书,终于蔡京、蔡卞、米蒂,殆即三人所定欤?芾、京、卞书法旨工,芾尤善于辨别,均为用其所长,故宣和之政无一可观,而赏鉴则为独绝”,此聊备一说,不可简单否定。虽不收苏黄之名,但却有其思想含于其中,而其理学思想成分也非常明显。、黄之名,但却有其思想含于其中,而其理学思想成分也非常明显。
[6]《宣和书谱》卷十三,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248页。
[7]《宣和书谱》卷三,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65页。
[1]《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49-51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49-51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49-51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50-51页。
[1]蔡方鹿《程颢 程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28页。
[2]《宣和书谱》卷十一。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212页。
[3]《宣和书谱》卷十二。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222页。
[4]《宣和书谱》卷十九。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354页。
[5]《宣和书谱》卷七。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142页。
[6]《宣和书谱》卷十三。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250页。
[7]《宣和书谱》卷十六。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302页。
[1]《宣和书谱》卷十七。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313页。
[2]《宣和书谱》卷一。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12页。
[3]《宣和书讲》卷四,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75页。
[4]《宣和书谱》卷十七。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305页。
[5]《宣和书谱》卷五。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102页。
[1]《宣和画谱》卷七。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146页。
[2]《宣和画谱》卷五。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109页。宋真宗时期的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提出了“逸、神、妙、能”及对“逸”的内涵作了阐发。如定为唯一逸格的孙位“性情疏野,襟抱超然”,后来的邓椿《画继》记载徽宗“乃以神、逸、妙、能”为次。宋徽宗主持画院,专尚法度而不喜欢“拙规矩”,“鄙”精研的“逸”格,造成院体画处于主导地位。
[3]《墨庄漫录》卷十。四库全书本。
[1]胡道静等译注《梦溪笔谈全译》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987页。由推崇“传神”,他又生出“天趣”之说。他提出“神领意造”、“随意命笔”、“境旨天成”而成“活笔”,借相类者以资暗示,谓动表象联想力与形象创造力,无疑是对创作论的一个贡献。
[2]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492-493页。
[3]胡道静等译注《梦溪笔谈全译》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529-536页。
[4]胡道静等译注《梦溪笔谈全译》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529-536页。
[5]胡道静等译注《梦溪笔谈全译》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529-536页。
[6]于民 孙通海编着《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713页。
[7]《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61页。
[8]《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63页。
[9]《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62页。
[10]《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62页。
11《宝晋英光集》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
[1]《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395页。
[2]《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398页。
[3]《宝晋英光集》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
[4]《中国历代画家大观--宋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115页。
[5]《宝晋英光集》补遗。《丛书集成初编》本。
[6]《宝晋英光集》卷二。
[1]《论草书》。《米芾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版,111页。
[2]《书史》。《米芾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版,137页。
[3]本人认为“误读”是有意的误解,根据自己的需要而片面褒贬。而不是滕守尧先生所认为的:“误读”非“误解”,是在充分了解和融会贯通异文化后的一种“新生”,因而是一种真正的“理解”。《文化的边缘》,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240页。
[4]《米芾诗卷一》。《米芾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30页。
[5]《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51页。
[6]《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235页。
[7]《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84页。
[1]《历代书法论文先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85-87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85-87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84页。
[4]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139页。
[5]沈括著、胡道静等译注《梦溪笔谈全译》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986页。
[6]沈括著、胡道静等译注《梦溪笔谈全译》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590页。
[7]沈括著、胡道静等译注《梦溪笔谈全译》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541页。
[8]沈括著、胡道静等译注《梦溪笔谈全译》下.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986页。
[9]《墨庄漫录》卷十。四库全书本。
[1]《墨庄漫录》卷十。四库全书本。
[2]《墨庄漫录》卷十。四库全书本。
[3]《墨庄漫录》卷十。四库全书本。
[4]《四库全书精品文存》第十九卷。
[1]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222页。
[2]《黄庭坚全集》第三册,1228页。
[3]《东观余论·论书六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86-87页。
[4]转自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141页。
[5]《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苏轼序跋》,5548页。
[6]《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5487页。
[7]《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5606页。
[1]《黄庭坚全集》第三册,1401页。
[2]《黄庭坚全集》第三册,1582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08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09页。
[5]《东坡诗·山谷诗》,贯三校点,岳麓书社1991年版,478页。《东坡诗》卷二十五。
[6]《宝真斋法书赞》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5497-5498页。
[2]《黄庭坚全集》第三册,1568页。
[3]《黄庭坚全集》第三册,1608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25页。
[5]《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84页。
[6]《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23页。
[7]《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24-125页。
[8]《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32页。
[9]《孙明复小集》。问经精舍本。《宋代文艺理论集成》,58页。
[1]《米芾集》之《文集》,111页。
[2]《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5498页。
[3]《颜氏家训全译》,程小铭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85页。
[4]《黄庭坚全集》第三册,1247页。
[5]《黄庭坚全集》第三册,1630页。
[6]《历代书法论文选》,324页。
[7]《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27页。
[8]《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28页。
[1]《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75页。
[2]《米芾集》,191页。
[3]《米芾集》,123页。
[4]《米芾集》之《海岳题跋》,200页。
[5]《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52页。
[6]《演山集》卷三十五。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7]《宝真斋法书赞》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明清书法论文选》,崔尔评选编、点校,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991页。在此书中,郑孝胥先生评学生临颜书作品多次提出上述概念,如说:“颜书之妙,在于雄强朴茂,顾其失,则为粗犷臃肿。同时他也提出了“柳书近匠气”、“学兰亭易俗”等观点,可谓新见,不同时流。
[1]冷金成《券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20页。“蜀学”一词,早在东晋常壉《华阳国志》之《蜀志》等处就有记载,如说“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等语,道出了文翁兴学,首创蜀邯学堂,影响极大。后来历朝历代以此为基础都建有成都官学,人们也称为“蜀学”。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将蜀学限定为“宋代四川儒学”或苏氏义理之学,正符合宋学之概念和精神。
[2]“杂学”之称最早来自朱熹批评苏学所用称呼。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认为“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不列入正式学案,仅作《苏氏蜀学略》附于学案之末。这是一种偏见。李学勤认为,蜀学融合三教是时代思潮使然。且其虽“对佛道思想取益甚多,但始终坚持儒家伦常的核心地位”。朱汉民等着《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上,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36-138页。
[3]冷金成《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19页。
[4]李学勤主编、朱汉民等著《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上,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40页。
[5]冷金成《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22页。
[1]“洛学南传”的影响,对蜀文化影响甚大,促进了洛蜀会同。邵雍之子邵伯温,张载后裔亦流落于蜀,司马光之学,王安石之学等选后对蜀学产生了影响。川人傅耆、张宗范、谯定、张浚等数十位学者相与文学,代代根传,形成了具有全国影响的“涪陵学派”。张栻的“湖湘学派”、魏了翁的“鹤山学派”与理学的关系更为密切。
[2]“会同”与“会通”略同,指对经书中各家学说作了融会贯通之后,萌生新思想的一种思维方法,与“守一”、“守成”相对。见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320-321页。南北学术之融合,如蜀人魏了翁的思想明显融合了苏辈、朱学的特点。朱熹之内弟程洵终身雅好苏学,专着《三苏纪年》,发明苏学甚多。
[3]罗大经《鶴林玉露》甲编,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
[4]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8-20页。
[1]《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13页。
[2]《苏轼的哲学观与艺术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15页。
[3]《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刘德清前言。
[4]《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993页。
[5]《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421页。
[6]《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034页。
[1]《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中华书局排印本。
[2]《苏轼文集》卷六十四.中华书局排印本。
[3]《苏轼文集》卷十.中华书局排印本。
[4]《历代纪事本末》之《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97年版。
[1]田锡(940-1000),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四川洪雅)人,以直言切谏垂名史册.在《答何士宗书》提出“以六经魏寰区,以史籍为藩翰……右执文章之鞭弭”等文道并重思想,在《贻宋小着书》中又强调“自然为文”观和“广益多师”观,为苏洵、苏轼的文艺思想提供了参照。祝尚书《宋代巴蜀文学通论》,(四川)巴蜀书社年版2005年,10页。
[2]《二程遗书》卷十八。程子曰:“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又说:“(张横渠之书)只是中间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又圭角,英气甚害事”。宋儒反对“英气”,提倡“和气”是普遍倾向。
[3]《二程遗书》卷二。
[4]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市民的生活则是“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衙,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这些“繁华”之境一“节物风流,人情和美”,在“道学家”看来是有些触目惊心。二程面对这种局面是非常惊奇的。《四库全书精品文存》卷二十七。
[1]《宋朝诸臣奏议》下册,(宋)赵汝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699页。
[2]华人德主编《历代笔记书论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69页。
[3]徐复观对“礼”的内涵和演变作了详细的陈述。礼在春秋时代前,主要指祭祀的仪节。礼与彝关系密切。殷礼专指祭神,殷彝专指威仪法典。春秋时代是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从宗教转为生活,许多道德观念都由礼加以统摄。所谓人文,乃道德的性格,所以神的人文化即表现为对人文的道德的凭依。《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大2005年版,26-34页。
[4]《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631页。
[5]余英时先生认为,西方所说之“经验”,在中国大体称之为“人情”。所以中国人同时兼顾情和理两方面。如戴震所谓“理”是“人心之所同好”,“理者,情之不爽失也”。《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5-6页。
[6]《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504页。
[1]“存理灭欲望”论最初出现在《乐记·乐象篇》中提出“以道制欲”论,在《乐记·乐本篇》提出“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其作者,一般认为是荀子所作,如聂振斌《儒学与艺术教育》(南京出版社2006念版),009页。而易存国《乐神舞韵--华夏艺术美学精神研究》文献篇认为《乐记》是西汉刘德作或战国公孙尼子作,他将此文收入先秦文献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52页。
[2]《朱熹集》卷三十。又《苏轼文集》卷三十二。
[3]《朱熹集》卷三十。《苏轼文集》卷三十二。
[4]《历代纪事本末》之《宋代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97年版,1381页。
[5]蒙培著《理学范畴系统》,(北京)人民出版社1909年版,255页。
[6]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年1997版,339页。
[7](清)毕沅《续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417页。
[8]《二程遗书》卷十八。
[1]钱穆《国史大纲》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596页。
[2]陈钟凡曾罗列出程颐评佛法之谬有六:绝人伦、自私、出世、住空说、理障说、忘是非;评老庄之谬有四:权诈、愚、言天道、齐物。但实际上,理学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对佛老学说自有其融合吸收之处。《两宋思想述评》,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124-126页。
[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225页。
[4]《宋史》下册,浙江古篇出版社1998版,1247页。
[5]冷金成《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280-284页。
[1]《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536页。
[2]《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661页。
[3]如二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理”或“天理”,渊源于佛教的真如佛性;“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的命题,实即华严宗“理事说”的儒家版;朱熹所说:“心包万理”,渊源于佛教之“心生万法”等,不胜枚举。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28页。
[4]近年来出版的冷金成的《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宋元卷》等书,才真正以学术的眼光,重新审视“蜀学”对“宋学”和“宋型文化”的意义,使学术界有了新的研究视野。
[5]蜀学书论分为两部分,一是东坡早期的比较注重“意气”和以佛禅论书的书论,如“取其意气”说、“无法之法”论等,山谷早期也有;二是山谷晚期和苏门诸君子受理学影响,会同蜀洛而注重“韵趣”的书论,基本接近理学书论,如后所论。整体来说,蜀学书论与理学关系密切,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地方。
[6]《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中华书局排印本。
[7]《苏轼文集》卷五。中华书局排印本。
[8]《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中华书局排印本。
[1]《豫章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
[2]《苏轼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排印本。
[3]《四部丛刊》本《张右史文集》卷五十一。
[4]《鸡肋集》巷三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栾城集·栾城三集》卷八。中华书局排印本。
[6]《栾城集》卷二。中华书局排印本。
[7]《东坡序跋》。《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582页。
[8]《东坡序跋》之《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5583页。
[9]《东坡题跋》。《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5602页。
[10]《东坡题跋》。《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5611页。
11《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274页。
[1]《东坡序跋》。《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5501页。
[2]《东坡序跋》。《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三,5605页。
[3]《栾城集》卷二十二,中华书局排印本。
[4]黄宝华选编《黄庭坚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380页。
[5]《黄庭坚全集》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24页。
[6]《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416页。
[7]《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66页。
[8]《黄庭坚全集》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84页。
[9]《鸡肋集》卷三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杨时《龟由集》卷二十五《冰华先生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鶴山集》卷六十由《题跋》。
[3]《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348页。
[4]《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317页。
[5]《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357页。
[1]《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432页。
[2]《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433页。
[3]《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4503页。
[4]《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457页。
[1]《豫章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
[2]《姑溪居士后集》卷三十八。《粤雅堂丛书》本。
[3]《姑溪居士后集》卷十七。《粤雅堂丛书》本。
[4]《姑溪居士后集》卷四十。《粤雅堂丛书》本。
[5]《姑溪居士后集》卷四十。《粤雅堂丛书》本。
[6]《姑溪居士后集》卷十匕。《粤雅堂丛书》本。
[7]《姑溪居士后集》卷三十八。《粤雅堂丛书》本。
[8]《姑溪居士后集》卷三十八。《粤雅堂丛书》本。
[1]《姑溪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姑溪居士文集》卷十七。《粤雅堂丛书》本。
[3]《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一。《粤雅堂丛书》本。
[4]《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二。《粤雅堂丛书》本。
[5]《宋代文艺理论集成》,见《跋少游所书诗词跋尾》,624页。
[6]《古翰墨真迹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淮海集》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
[1]《淮海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本。
[2]《淮海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本。
[3]《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九,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552页。
[4]《庚子销夏记》卷一。四部丛刊本。孙承泽又在卷一后附《黄山谷论回书帖》,与少游所论略同,于“不好处”下加“更觉妩媚,求一点一画俗气不可得”等字,不知何意。今查《黄庭坚全集》四卷本未见此条,应为少游书论,他转述了部分山谷论书语而已。刘琳等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5]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134页。
[6]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134页。
[7]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134页。
[1]《淮海集》卷三十九。《四部丛刊》本。
[2]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二。
[3]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二。
[4]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二。
[5]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二。
[1]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二。
[2]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二。
[3]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二。
[4]《后山集》卷九。《四部备要》本。
[1]《后山集》卷十一。《四部备要》本。
[2]《后山诗话》卷五。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
[3]晁补之《鸡肋集》卷八之《跋董元画》等。《四库全书》本。
[4]晁补之《鸡肋集》卷八。《四库全书》本。
[5]《海山仙馆丛书》本《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在邓椿《画继》卷三中载有晁补之的一首诗:“胸中正可吞云梦,笺底何妨对圣贤。有意清秋入卫霍,为君无尽写江天”。《图画见闻志·画继》,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295页。
[6]晁补之《鸡肋集》之《跋董元画》等。
[1]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三。四库全书本。
[2]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三。四库全书本。
[3]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三。四库全书本。
[4]晁补之《鸡肋集》卷八。四库全书本。
[5]《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416页。
[1]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三。四库全书本。
[2]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三。
[3]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134页。
[4]蔡方鹿《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35-43页。
[1]《淮海集》卷三十。《四部丛刊》本。
[2]《淮海集》卷三十。《四部丛刊》本。
[3]《淮海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本。
[4]《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614页。
[5]《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748页。
[6]《后山诗话》。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
[7]傅山《霜红龛书论》。《明清书法论文选》,崔尔平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452页。
[8]《后山诗话》。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又见《宋代文艺理论集成》,409页。
[1]《后山集》卷十一。《四部备要》本。
[2]《后山集》卷十一。《四部备要》本。
[3]《荐布农陈师道状》。《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866页。据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载,东坡尝称称陈师道诗云:“凡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今君诗不惟可恶却可幕;不惟可幕却可妬”。中华书局1984年版,117页。陈氏可能受此启发,而作“四宁四毋”之论。
[4]《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二。《粤雅堂丛书》本。
[5]《二程遗书》卷一。
[1]《东坡题跋》。《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618页。
[2]《东坡题跋》。《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六,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783页。
[3]《东坡题跋》。《唐宋八大家散文总艇》卷八,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610页。
[4]《东坡题跋》。《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503页。
[5]《东坡题跋》。《可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593页。
[6]《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366页。
[7]《与李方叔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
[8]《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65页。
[9]《黄庭坚全集》第三册,1317页。
[1]《黄庭坚全集》第三册,1304页。
[2]《黄庭坚全集》第三册,1630页。
[3]《黄庭坚全集》第三册,1686页。
[4]《东坡题跋》,《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5602页。
[1](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济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1版,299页。
[2]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方东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378页。
[3]《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364页。
[4]《黄庭坚全集》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570页。
[5]《鹤林玉露》,(南宋)罗大经著,中华书局1983年版,285页。
[6]《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688页。
[7]《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688页。
[1]山谷在《论书》一则中完整的表达了自己的书学思想:“士大夫学荆公书,但为横风族雨之势;至于不着绳尺,而有魏晋间风气,不复仿佛。学子瞻书,但卧笔取妍;至于老大精神,可与颜、杨方驾,则朱之见也。余书姿媚而乏老气,自不足学,学者辄萎弱不能立笔。虽然,笔墨各系其人工拙,要须其韵胜耳。病在此处,笔墨虽工,终不近也。又学书端正则窘于法度,侧笔取妍,往往工左尚病右。正书如右军《霜寒表》、大令《乞解台职状》、张长史《郎官庭壁记》,皆不为法度病其风神。至于行书,则王氏父子随肥瘠皆有佳处,不复可置议论。近世惟颜鲁公、杨少师特为绝伦,甚妙于用笔,不好处亦妩媚,大抵更无一点一画俗气。比来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遒。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247-1248页。
[2]《乐静集》卷九。《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3]《历代笔记书论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76页。
[4]《庄子·田子方》:“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胸次”指胸间或胸怀。
[1]《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570页。
[2]《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402页。
[3]《黄庭坚全集》第四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79页。
[4]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48-253页。
[5]丁宝书《安定言行录》。
[6]《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张载集》,281页。
[7]《黄庭坚全集》第三册之《答秦少章帖》之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66页。
[8]《黄庭坚全集》第三册之《答秦少章帖》之五,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67页。
[1]《黄庭坚全集》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75页。
[2]《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66页。
[3]《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69页。
[4]《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34页。
[5]《黄庭坚全集》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506页。
[6]《黄庭坚全集》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656页。
[7]《黄庭坚全集》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676页。
[8]《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688页。
[9]《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32页。
[10]《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70页。
11《黄庭坚全集》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362页。
[1]李洋厚《神意盎然》云:“苏轼不是佛门弟士,也非漆园门徒,他的生活道路、现实态度和人生理想,仍然是标准的儒家。与其说是宋明那些大理学客、哲学家,还不如说是苏轼,更能代表宋元以来的已吸取了佛学禅宗的华夏美学。《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320页。
[2]《黄庭坚全集》第二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775页。
[3]《南涧甲乙稿》卷十六。《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722页。
[4]《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116页。
[5]赵峰《朱熹的终极关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导论3-5页。书中所谓“终极关怀”就是一种信仰、一种追求、一种寻觅。一句话,终极关怀即是人的精神归宿。即信仰某种强大得足以使自己放心的把整个生命托付给它的终极力量,追求某种由终极力量决定的值得自己为之献身的价值理想,它决定着人的价值判断和生活态度,并构成了人的生命深度。
[6]“情本论”接近李泽厚所讲的“新感性”,即通过“内在的自然的人化”而建立起心理本体。心理本体则是人类(历史总体)积淀 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化成为人性的东西。《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287页。
[1]《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167页。
[2]《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十八,《粤雅堂丛书》本。
[3]《东坡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211页。
[4]苏轼卷《题跋》类,《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八,5522页。
[5]《鸡肋集》卷三十三。《四部丛刊》本。
[1]《黄庭坚全集》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710页。
[2]《豫章先生文集》卷二十九。《四部丛刊》本。
[3]《二程集》第393页。《外书》卷七。
[4]《豫章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山谷.《与王复观书一》论文语:“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往《题李白诗草后》云“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黄庭坚全集》第二册,656页)后来魏了翁则以此语论书,将山谷论之发扬光大。
[5]张海鹏 臧宏主编《中国传统文化论纲》,安徽教育出版社年1996版,127页。
[6]《东坡诗·山谷诗》之东坡《赋诗王晋卿作烟江叠嶂图》。贯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211页。
[1]《象山先生全集》卷七。又见《宋代文艺理论集成》,912页。
[2]“鹅湖之会”是以朱熹、陆九渊、吕祖谦为首的南宋理学三大学派举行的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研讨会。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由吕祖谦牵头,邀请朱陆两派代表和弟子等众多士人雅集江西信州(今上饶)铅山之鹅湖寺,自由讨论了十余日,讨论的内容广泛,中心议题是如何认识事物和如何治学。如朱熹着重“道问学”,主张“即物穷理”;陆九渊着重“尊德性”,主张“发明本心”。虽然最后并意见未达成一致,但意义和影响相当深远。
[3]丁傅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载《癸辛杂识》所录:南渡以来,太学文体三变;“乾淳体淳厚,“淳祐体”全尚性理,“咸淳体”倡为变体。1091页。载《宋稗类抄》所录:道学盛于淳熙,被此文归咎于“万事不理,丧身忘国”,“道学之祸甚于典午之清谈”,1113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4]许总主编《理学文艺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151页。
[5]《图画见闻志·画继》,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421页。
[1]《陈亮集》卷十三《英豪录序》。
[2]张栻《南轩集》卷十九《奇周子充尚书》第二书。
[3]周密在《浩然斋雅谈》卷上中云:“诸老率性理,卑艺文。朱氏主程而抑苏,吕氏《文鉴》多去取来意,故文字多遭遗落者,极可惜。水心叶适‘洛学兴而文字坏',至哉亩乎!”这说明了理学兴起的两面性。
[4]“内圣”是宋儒在“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莫法实现的时候,专一向内省发展,梁启超先生《儒家哲学》说:“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诸子百家大辞典》,33页。
[5]“异端”是儒家对儒以外的学说、学派的称谓。《论语,为政》云:“攻乎异端,斯害也己。”认为一心去钻研儒家以外的学说(指杨朱、墨翟的学说),就会受其影响而不能自拔,这是一种祸害。朱熹集注曰:“攻,专治也。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焦循补疏:“异端者,各为一端”。异端还引申为自认为正统派的人或细织对异己的思想和理论的称呼。宋儒将佛老思想排斥为异端。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31页。
[1]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488页。
[2]张毅主编《宋代文学研究》下,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926-927页。
[3]敬,主要指精神的诚敬专一。《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孔子将敬作为君子的特征之一。宋儒用“主一”来解释“敬”。程颐说:“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二程遗书》卷十一)张栻说“害敬莫甚于人欲”(《南宣集·敬简堂记》)。宋儒的主静,要人们专注于天理,专心于道德实践,言行合乎礼的规范。
[4]明正德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见《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版,987页。
[5]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410页。
[6]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四川)巴蜀书社2004年版,112页。
[1]《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五。
[2]徐建融《宋代名画藻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139页。作者以山水画为例,纵观山水画史的发展嬗递和审美境界,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北宋侧重于物境美,故以丘壑为胜;南宋、元人侧重于心境美,故以人品为尚;明清侧重于笔墨美,故以传统为宗,而心境和笔墨的创作归根到底又是以物境为根本的。所以,宋人的成就对于整个中国山水史的发展,实有创业垂统的重大意义。
[3]“醇儒”一词最初出现在《汉书·贾山传》:“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醇儒”。《南史,何佟之传》:“佟之师心独学,强力专精,初为国子助教,委曲诱诲,都下称其醇儒”。宋人对此有所发展。这是二程、朱熹等追求圣贤气象而获得的最高境界。如《中庸》所谓所谓“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也。朱熹面对陈亮倡导的英雄人格,规劝他“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实际上要求他“去欲存理”。可参考程颐《明道先生行状》。
[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58页。
[5]张仲谋《近古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277页。
[6]何俊认为,南宋思想用“儒学”较“理学”为妥。南宋的思想家毕竟是以儒学为价值的前设目标。《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引言。但我认为这只可作为一说而存论,理学一词的内涵有特殊的意义。
[1]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85页。
[2]《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986-994页。
[3]《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986-994页。
[4]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文物出版社1904年版,144页。
[5]吴泳《陈侍郎文集序》云:“古之人抱道含章”,推重文道并举,更能形容宋末蜀中之士的文艺观。
[1]蔡方鹿《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16页。
[2]《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25-28页。
[3]《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34页。
[4]《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42-52页。
[5]“道南学派”是二程弟子杨时所创。南渡后杨时被称为“洛学正宗”。程颢最喜杨时的悟性。杨时归南方时,大程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道南学派由此而来。杨时面后,罗从彦、王蘋、张九成值得注意,罗从周传弟子李侗,李侗传弟子朱熹。故杨时、罗从周、李侗被后人视作道南学派中的主脉。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5-26页。“湖湘学派”是胡安国所创,其子胡寅、胡宏等完善之,而使其派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胡宏下传张栻,使此派开始影响全国。因张早逝,湖湘学统谓朱熹所掩盖。同上《南宋儒学建构》,66页。
[6]《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95页。
[7]“杂学”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显学:“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尉缭子.治本》云:“野物不为牺牲,杂学不为通儒”。朱熹所谓“杂学”如苏学、新学就是杂有佛老思想的学派,不是纯儒,不能代表儒家正统。
[8]朱熹对批评苏学的主要内容:一是苏学杂有佛老纵横思想;二是其性命之理沦于异端;三是苏学缺乏主敬持养这一涵养之功,无礼法,好放肆;四是先文后道、即文求道的思想违反了为学次序;五是苏学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朱学与苏学区别的核心在于性命义理。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68页。
[9]《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
[1]朱熹与四川理学的关系,早期在拜李侗之前,师事四川涪陵学者胡宪、刘勉之等,这两位是程门一大宗谯定的得意弟子:中期与蜀中理学家张栻交往,长期讨论学术问题,朱熹、张栻、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晚期在吕祖谦去世后,接收了宋之源、度正等蜀中门人,并与刘光祖、李壁等川籍朋友交往,将自己的学术渗透入蜀。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129-131页。
[2]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版,1-3。
[3]《张栻全集》之《南轩易说》卷一,17页。
[4]《宋元学案》卷八十《鹤山学案》。关于范氏之学之渊源及对蜀中士人之影响,同时可参考邹重华 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36页。
[5]《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898页。
[1]《鹤山集》卷六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鹤山集》卷六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鹤山集》卷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鹤山集》卷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鹤山集》卷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李泽厚认为:乐感文化为中国文化心理不以另一个超验世界为指归,它肯定人生为本体,以身心幸福地生活在这个 世界为理想、为目的。中国哲学各派都极端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它的目标是审美的而不是宗教的,审美是积淀着理性的感性。“乐感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被称为“罪感文化”而言。“实用理性”即“实践理性”,就是“经验合理性”的概括或提升。它相当于“思辩理性”而言,也区别于“实用主义”,它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历史意识的发达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3页、354页。《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288-290页。
[7]《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313页。
[8]《鹤山集》卷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83页。
[2]《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十五、别集十五《鹤山全集》提要云:“(魏了翁)所作醇正有法,而纡徐宕折,出乎自然,绝不梁挟游士叫嚣狂诞之风,亦不染讲学诸儒空疏拘腐之病”。此评价甚高。
[3]“践履”在宋儒来说就是道德实践。朱熹《答吴晦叔》云:“故大学之书,虽以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涵养践履,而直从事于此也”。(《朱子文集》卷四十二)
[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65页。
[5]《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553页。
[6]《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626页。
[7]《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960-977页。
[8]《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960-977页。
[1]《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见《放翁题跋》,748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76页。
[3]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人(今福建)人。是南宋末年江湖派的著名诗人,也是南宋文学批评的一位大家。信仰理学,崇拜朱熹,受业于真德秀。他在《后村书画题跋》卷111和卷130中提出“艺未有不习而工者”、“然艺不习而不工”等观点,与理学家的论书观点并不完全相同。
[4](台湾)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249页。
[5]《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
[6]《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204页。
[7]《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218页。
[8]《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二十七。明正德本。
[9]《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二十七。明正德本。
[1]《龙川集》卷十六。四库全书本。
[2]《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306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68页。
[4]《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296页。
[5]《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090页。
[6]《佩文斋书画谱》卷七。中国书店影扫叶山房本。
[7]《南轩集》卷十九。朱熹与南轩最初是比较积极入世的。朱熹《感怀》诗云:“经济夙所尚,隐沦非夙期”。李心传据此写了一篇《晦庵先生非素隐》来详引朱熹一生的政治活动,惋惜他志在“得君行道”而“朱得其方”。李心传《朝野杂记》乙集卷八。
[1]龙文玲等编着《朱子语类选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85页。其实批王的目的也在批评神宗,因为神宗对佛禅之学很信奉,理宗更是遵崇三救,所以使“道学”家们更需加强“内圣”之学来维护政统的安定。“得君行道”是他们共同的理想。朱熹《感怀》诗云:“经济夙所尚,隐沦非夙期”。李心传据此写了一篇《晦庵先生非素隐》来详引朱熹一生的政治活动,惋惜他志在“得君行道”而“未得其方”。李心传《朝野杂记》乙集卷八。
[2]朱熹在建立“道统”的过程中,一方面面对来自理学中讲求功利和实用的思潮,如陈亮的“事功派”,主张“义利双行,王霸井用”;另一方面来自极力主张内心超越的心学家陆九渊,主张“心即理”,专讲“尊德性”而忽略“道问学”。朱熹对过分偏于实用策略的“救溺”行为抱有警惕;朱熹对陆氏的内求之学进行批评,严防人心堕于“物欲之私”,实际都是理学内部的分歧。他们凸显一个抽象的“理”,就是为了有一个超越政治和权力的批评与监督的正当性理由。都在提倡一种高调的道道理想主义和严厉的文化保守主义。朱熹思想资源的隐患之一,即把知识领域的事情都归入人格涵养和心灵境界,将学术的终极意义定在“为己”,特别影响了中国士人对形而下自然现象的无端轻蔑,和对形而上的道德理想世界的过度崇尚。在当时陆学宣扬普遍真理的存在,所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更有普及的意义。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48-353页。
[3]《广川书跋》。《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26页。
[4]费衮《梁溪漫志》。《历代笔记书论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75页。
[1]《象山先生全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本。
[2]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253页。
[3]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65年版,253页。
[4]林存阳 刘中建《中国之伦理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21页。
[5]《佩文斋书画谱》卷十五《方士闲居士小稿》。中国书店影扫叶山房本。
[6]《东海集序》。见《宋代文艺理论集成》,1231页。
[7]《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744页。
[8]《宋化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225页。
[1]《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十二。《四部丛刊》本。
[2]傅小凡《宋明道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126页。
[3]《朱子语类》卷九,朱子在《答郑子上》云:“此心之灵,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与上述同理。
[4]《朱子语类》卷九。
[5]《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6]《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7]《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训门人》。
[1]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764页。
[2]《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868页。
[3]《宋子语类》卷五。
[4]《宋文公文集》四十三,《答李伯谏》之一。
[5]《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十一。《四部丛刊》本。
[1]《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十二。《四部丛刊》本。
[2]《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618页。
[3]《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
[4]戴震在《孟子字义疏正》中云:“宋以来儒者,举凡饥饿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实则绝情欲之感耳”。冯友兰认为这里有些误解了朱子的原意。《贞元六书》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108页。
[5]《四书今译》之《孟子章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513页。《孟子·尽心下》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
[1]《荀子·乐论》。
[2]朱熹《四书集注》之《孟子集注》卷十一。
[3]《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869页。
[4]《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873页。
[5]朱熹《四书集注》第三十三章,(南京)凤凰凰出版社2005年版,548-550页。
[6]朱熹《四书集注》,(南京)凤凰凰出版社2005年版,393页。
[7]朱熹《四书集注》之《孟子集注》卷十四,(商京)凤凰凰出版社2005年版,393页。
[8]《论语集注》卷四(述而第七》。
[9]《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在批书卷一有云:“文章一小技耳,以言乎述则不足以治己,以言乎远则无以及人。”
[1]《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869-870页。
[2]《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3]《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4]《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232页。
[5]《二程遗书》卷十八。
[6]《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233页。
[7]《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七十。《四部丛刊》本。
[1]《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四十一。《四部丛刊》本。
[2]《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六十四。《四部丛刊》本。
[3]《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4]刘方《文化视域中的宋代文论》,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255页。
[5]《朱文公文集》卷七十,800页。四部丛刊本。
[6]《四部丛刊》本《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七十。
[7]《朱子语类》鉴一百三十九。
[1]《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
[2]邓乔彬《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上海教育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18页。
[3]马宗雀《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43页。
[4]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43页。
[5]《宋代文学研究》下,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1101-1102页。
[6]《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27-331页。
[7]《文集》七十二《杂学辨·苏黄门老子解》。
[8]朱熹思想的转变受李侗的影响,绍兴23年癸酉(朱子弟24岁)初遇李侗开始。至同安任满后戊寅(朱子29岁)再见李侗之时基本完成。朱熹的儒家式的终极关怀,激发出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推动他们积极投身于现实世务。而其理学式的终极关怀,解决“性与天道”的问题,在个体本位型终极关怀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之基础上,重建群体本位型终极关怀,以期最终建成一种真正圆满的天人合一的新文化体系。赵峰《朱熹的终极关怀》,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023-028页。
[1]《朱子全书》卷一。四库全书本。
[2]明钟人杰《性理会通》。《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233页。
[3]明钟人杰《性理会通》。《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235页。
[4]《朱子语类》卷一三四。
[5]《朱子全书》卷五十九。
[6]《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47页。
[7]钱钟书认为:“朱子虽学道,性质欠和平中正。张南轩、吕东莱与朱子书,屡以争气伤急为诫。《朱文公集》卷五《答择之》云:“长言三复尽温纯,妙处知君又日新。我亦平生伤褊迫,期君苦口却谆谆”。《语类》卷一百四亦谓:“某气质有病,多在忿懥。绰有自知之明。”《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85页。
[8]《朱子全书》卷六十五。四库全书本。
[9]《朱子全书》卷一。四库全书本。
[1]《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854页。
[2]《晦庵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44-146页。
[3]《朱子全书》卷一。四库全书本。
[4]《朱子语类》卷十二《学六·持守》。
[5]《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864页。
[6]《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7]《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44页。
[1]朱熹的“和”还是儒家的中和思想。“中和”源出《礼记·中庸》。朱熹注“中和”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儒家认为“中和”作为一种美德,它源于内心的仁德。中和有两个特点:一是“和而不同”,二是“过犹不及”。“和”来源于《礼记》之《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孟子·公孙丑下》“地利不如人和”加以引申;孔子以“中庸”为最高的德行,而朱熹《四书集注》认为“中和”与“中庸”相通。朱熹加以发挥到人伦之间的和谐关系,故朱注“人和”为“得民心之和”。他在《中庸章句》引程颐的话:“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道者,天下之定理”。当然他也不反对“天人合一”之“中和”。
[2]《宋代文艺理论集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863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45页。
[4]《朱子语类》卷百二十。朱熹在文艺评论中提出了“虚心精虑”、“虚明纯一”、“虚心游意”、“虚心涵泳”等命题。在《朱子全书》卷一中云:“盖观于外者,虽足以识其崇高巨丽之为美,孰若入于其中者能使真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层累结架之所由哉”。四库全书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47页。
[5]《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六。在《中和旧说序》,《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等文里,朱熹阐述了自己的“乙丑之悟”与“庄敬涵养”之功夫的关系,提出了上述种种概念,充分强调了“敬中须有体察功夫”之重要性。
[6]《朱子全书》卷六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282页。《鹤林玉露·观山水》载:朱文公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比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引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
[8]张瑞璠主编《中国教育哲学史》第二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22页。
[1]冷金成《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478页。
[2]张立文在《朱熹思想的主体精神特征》中肯定了朱熹理学柚神,如求理精神、主体精神、忧患精神、力行精神、求实精神、道德精神.作者并谈到文化精神的转生问题。《中国思想史与思想家评传》,中华书局2002年版,132页。
[1]范成大论书多“终难精进”、“精严意度”、“得其精微”等语。但他也强调“佳趣”,如《跋〈跋兰亭〉帖》,强调“神动天随,泊穆无间”(《跋御书》)。中华书局本《范成大佚著辑存》。《宋代文艺理论集成》,793-795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65-366页。
[1]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提出“世人所难得者唯趣”,与宋人以理为生,以趣为辅不同,强调了“趣”的审美情趣,是性灵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趣是深层次的精神愉悦,与理无涉。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871页。《说文》释“趣”为“疾”也,通“趋”。后引申言众心所共者。
[2]《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66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69页。
[4]《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265页。
[5]《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71页。
[6]《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67页。
[7]《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68-369页。
[8]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序》以富盛相夸。周密《武林纪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张镃《齐东墅语》等都记载了南宋城市的物质方面的繁荣。从南宋书画、金石、斗茶、赏诗,结社、评文等方面可见南宋士人精神生活的雅化。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122-125页。
[1]祝尚书《宋代巴蜀文学通论》,(四川)巴蜀书社2005年版,416页。
[2]陶宗仪《书史会要》,上海书店1984年版,286页。
[3]《鹤山题跋》卷之三。《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07页。
[4]《鹤山题跋》卷之三。《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07页。
[5]《鹤山题跋》卷之三。《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07页。
[1]《鹤山题跋》卷之一。《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00页。
[2]《鹤山题跋》卷之五。《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22页。
[3]《宝真斋法书赞》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宝真斋法书赞》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宝真斋法书赞》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钱仲联校注、陆游《剑南诗稿》卷五十二《暇日弄笔戏书》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钱仲联校注、陆游《剑南诗稿》卷七十《自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钱仲联校注、陆游《剑南诗稿》卷七十《学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陆游在《学书》中他更是坚定了他学书的决心:“九月十九柿叶红,闭门学书人笑翁。世间谁许一钱值,窗低自用十年功。老蔓缠松饱霜雪,瘦蛟出海拏虚空。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
[2]《陆游集·剑南诗稿》卷十八。中华书局本。
[3]《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二十一。中华书局本。
[4]《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二十一。中华书局本。
[5]《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二十五。中华书局本。
[6]《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五十。中华书局本。
[7]《陆游集·剑南诗稿》卷四十二。中华书局本。
[8]《陆游集·剑南文集》卷十三。中华书局本。
[1]同上。
[2]《朱文公文集》五十《答程正思》八。
[3]《陆游集·渭南文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本。
[4]《陆游集·渭南文集》卷二十八。中华书局本。
[5]《后村书画题跋》卷一百三。《宋代文艺理论集成》,1090页。
[6]《后村书画题跋》卷一百一。《宋代文艺理论集成》,1009页。
[7]《后村书画题跋》卷一百三。《宋代文艺理论集成》,1090页。
[1]《后村书画题跋》郑一百四。《宋代文艺理论集成》,1090页。
[2]《后村书画题跋》卷一百七《题杨补之词画》。《宋代文艺理论集成》,1091页。
[3]《后村书画题跋》卷一百四。《宋代文艺理论集成》,1091页。
[4]《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五。《四部丛刊》本。《宋代文艺理论集成》,1081页。
[5]王运熙 顾易生生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65页。
[6]《鹤山题跋》卷之四。《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13页。
[1]《鹤山题跋》卷之二。《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06页。
[2]《鹤山题跋》卷之二。《中国书面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09页。
[3]《鹤山题跋》卷之四。《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16页。
[4]《鹤山题跋》卷之四。《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917页。
[5]《梅溪王先生文集》卷十四。《四部丛刊本》本。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371页。
[2]俞建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69页。
[3]俞建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73页。
[4]《翰墨志》.《历代书法论文选》,370页。
[5]《陆游集·剑南诗稿》卷十四《草书歌》。中华书局本。
[6]《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四《草书歌》。中华书局本。
[1]《陆游·剑南诗稿》卷七《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中华书局本。
[2]《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二十一《醉中作行草数行》,中华书局本。
[3]《陆游集·剑南诗稿》,卷五十五.中华书局本。
[4]据《津遠秘书》本《老学庵笔记》卷五。
[5]《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八,中华书局本。
[6]《宝真斋法书赞》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宝真斋泫书赞》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宝真斋法书赞》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宝真斋法书赞》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赵孟坚《论书法》。《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56页。
[5]赵孟坚《论书法》。《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59页。
[6]《宣和书谱》卷十八。桂第子译注,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328页。
[7]《宣和书谱》卷十八。桂第子译注,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342页。
[1]《扬子法言·问神卷五》曰:“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这里之“书”、“言”不指书法,而是泛指文学.李轨注曰:“声发成言,画纸成书,书有文质,言有史野.二者之来,皆由于心。”《诸子集成》之《扬子法言》,上海书店年1986版,14页。陈望衡先生认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将艺术的本质定在表现上,强调了文品与人品的统一。《中国古典美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258页。
[2]《鹤山题跋》卷之三。《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06页。
[3]《鹤山题跋》卷之三。《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3000年版,906-907页。
[4]《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五。《四部丛刊》影宋本。
[5]《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六。《四部丛刊》影宋本。
[6]《鹤山题跋》卷之五。《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20页。
[7]《鹤山集》卷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鹤山题跋》卷之二。《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02页。
[1]《鹤山题跋》卷之二。《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02页。
[2]《鹤山题跋》卷之二。《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04页
[3]《鹤山题跋》卷之三。《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11页。
[4]《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542页。
[5]蔡方鹿《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第1版,292页。
[6]《鹤山集》卷六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鹤山集》卷六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388页。
[2]赵晓岚《姜羹与南宋文化》,388页。关于姜夔被视为“晋宋人物”,赵晓岚在书中已进行了辨正。她指出,姜夔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主要是在于其外貌、风度、气质及出众的才华,终身未仕的经历,但因其儒学报柢,理学影响,流落江湖,不忘君国,毕竟不能以真正的“晋宋人物”目之,并作以偏概全的阐释、演绎。《齐东野语》所引自叙,应是更近于一个完整的姜夔。他对当年皇帝下诏允试一事念念不忘,《卜算子》所云“细草藉金舆,岁岁常吟想”。可见因为姜夔身上并没有晋人那种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思想上的大自由.参见《姜夔与南宁文化》,501页。
[3]姜夔《续书潜》.《历代书法论文选》,384页。
[4]姜夔《续书谱》.《历代书法论文选》,391页。
[1]《宋代文学研究》下,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1084页。
[2]《宋代文学研究》下,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1090页。
[3]马克斯·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221页。
[4]《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一.《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306页。
[5]《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一.《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308页。
[1]《宝真斋法书赞》卷九.《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235页。
[2]《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303-304页。
[3]《宝真斋法书赞》卷十一,《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243页。
[4]《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303页。
[5]“骨骼”或同“骨格”,本指书法之骨力、结构。与传统文论中的“气骨”、“风骨”有部分相近处,都强调“刚健”、“遒劲”、“有力”的内涵.赵孟坚受理学思想影响,所谓“骨格”更象征书家之气节、骨气,带有明显的喻指作用。
[1]赵孟坚《论长法》.《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56-159页。
[2]赵孟坚《论书法》.《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56-159页。
[3]赵孟坚《论书法》.《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56-159页。
[4]赵孟坚《论书法》.《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56-159页。
[5]赵孟坚《论书法》.《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56-159页。
[1]赵孟坚《论书法》.《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56-159页。
[2]赵孟坚《论书法》.《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56-159页。
[3]赵孟坚《论书法》.《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56-159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156-159页。
[5]《宋史》卷一百五十八《选举志》三所载颇详,可参看。
[6]《彝斋文编》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156-159页。
[1]韩玉涛《写意--中国美学之灵魂》,(深圳)海天出版1998年版,44页。韩先生认为,王羲之的书风是“雄强”、“浓郁”的,在于发扬了汉魏风骨:“右军风骨,从汉魏风骨中出来,它还脱不尽汉魏的凝重与浓郁,它还脱不尽汉魏的莽苍之气”。我认为这是颇有道理的。
[2]《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156-159页。
[3]徐建融《宋代名画藻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版,245-248页。
[4]《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641页。
[5]《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638页。
[1]《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637页。
[2]张仲谋《近古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2页。
[3]赵构《翰墨志》,《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69页。
[4]赵构《翰墨志》,《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368页。
[1]赵构《翰墨志》,《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369页。
[2]《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243页。
[3]《宝真斋法书赞》卷五。《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203页。
[4]《宝真斋法书赞》卷七。《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229页。
[5]《宝真斋法书赞》卷十九。《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294页。
[6]《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302页。
[7]《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302页。
[1]《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302页。
[2]《宝真斋法书赞》卷十九.《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294页。
[3]《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三.《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320页。
[4]《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三。《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320页。
[5]《宝真斋法书赞》卷八.《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224页。
[6]《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一。《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306页。
[7]“江湖”文化在南宋有特定意义:一是版图狭小,士人没有北宋那样可隐居逍遥,只能在江湖之间奔走;二是士人人格退化,干谒之风盛行,江湖气息浓厚,江湖一词从江湖诗派等处可见.含有贬义.实为中性词。反映了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士人心态。
[8]《宋代文学研究》下册,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1086页。
[9]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77页。
[10]《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87页。
[1]《放翁题跋》卷四,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函出版社2000年版,740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84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84页。
[4]《姜夔与南宋文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164页。在此书中,独列“姜羹与朱熹”一节,主要分析了“涵养、为学、气象”,“观世与观人”,“诗教观”,“复古与尚雅”“,主虚静”几方面朱学对姜夔的影响。
[5]《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320页。
[6]《宋代文学研究》下册,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1084页。
[1]《负暄野录》.《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版,376页。
[2]《负暄野录》.《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版,379页。
[3]《负暄野录》.《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版,380页。
[4]《负暄野录》.《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版,379页。
[5]《负暄野录》.《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版,377页。
[6]《负暄野录》,《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版,378页。
[7]《负暄野录》.《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版,377页。
[1]《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50页。
[2]《鹤山集》卷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鹤山集》卷六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韩玉涛《写意--中国美学之灵魂》,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26页。
[5]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28页。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89页。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92页。
[3]《鲁斋遗书》卷十一《病中杂言》。四库全书本.如许衡的诗“直需眼孔大如轮,照得前途远更真.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千载亦皆人”,直接推进了程朱理学的文本化和世俗化过程。葛兆光认为许衡是元代思想史上使程朱理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枢轴式人物.《中国思想史》第二卷,394页.郝经(1223-1275),字伯,泽州陵川人(今山西)人,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其文丰蔚豪宕,善议论,撰有《续后汉书》、《陵川集》、《太极演》等,提出著名的“内游说”影响颇大。见《中国古典美学举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620-622页。
[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89页。
[5]《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431页。
[6]明成祖永乐皇帝为加强思想统治,永乐十二年至十三年(1414年-1415)纂修并颁布了《五经大全》154卷、《四书大全》36卷、《性理大全》70卷三部大书,合计260卷,此三书的颁布,表明统治者选择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标志着明代朱学统治的确立.自此以后,学者“不必再论,只遵闻行知可也”.“八股取士”又称“制艺”、“时文”、“八比文”,是明清用于科举取士的考试方式之一.考试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试文的文体也有一定的结 构格式,如分破题、承题、起讲、领题, 再进入主要部分,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每股又分为二段,共计八股。
[1]“实学”在各时期的内涵不同,宋代二程提出“治经,实学也”(《粹言》卷六),主张道之在经,由经穷理。朱熹提出“吾儒万理皆实”(《朱子语类》卷一二四)。他的“实理”指“天地万物之理,人伦日用当然之事”。程朱针对佛教学说的“虚空”而言,自认为实理,强调“力行”、“践履”的实功,而且也强调“经世济物”。明清实学讲自己的“考据之学、史学、经学或科学等称为“实学”,儒戴震把宋学视为“虚学”,而把专务训诂名物的汉学称为“实学”。明清哲学主要针对理学末流的“空谈心性”而言。而清顾炎武则提出:“理学,经学也”的命题。所以明清实学较为复杂。不过其中的批评精神、经世思想、科学精神、启蒙意识更为强烈。葛晋荣《中国实学文化导论》,133-136页。
[2]关于“儒家文化核心”问题,张岱年《文化与哲学》认为是“刚健中正精神”,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认为是“实用理性精神”,徐复观先生《中国意艺术精神》认为是“忧患意识”,林语堂《中国人》认为是“人文精神”。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儒家文化的核心应该是这几者的总和,我们不好分开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
[3]《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563页。
[4]《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990-992页。
[5]《朱文公集》卷十三《辛丑延和奏札之二》。
[6]朱熹对“欲”与“人欲”作过区分。“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可见他并不否定“欲'的正常要求,而反对过分的要求。
[7]《鹤山集》卷六十二。四库全书本。
[1]《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70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187页。
[3]《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175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561页。
[5]转引自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334页。
[6]《历代书法论文选》,518页。
[1]《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598页。
[2]《历代书法论史选》,上海书画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691页。
[3]石涛(1642-1707),清初著名画家、绘画美学家。原姓朱,名若极,明靖江王五十世孙。明亡出家为僧,法名原济,字石涛,号随时变,有“小乘客”、“大涤子”、“苦瓜和尚”等名号。其《画语录》的“一画观”是由佛入道,也有部分儒家思想。
[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40页。
[5]周积寅编著《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574页。
[6]周积寅编著《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575页。
[1]《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75页。
[2]姜澄清《文人、文化、文人画》,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355页。
[3]“典范”广义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因此可以称为“学科的型范”.狭义的“典范”则指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余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版,285页。
[4]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31页。
[5]高瑞泉著《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1-5页。现代哲学家经常把20世纪前的时代称为“经学时代”,而把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叫做“后经学时代”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与社会生活发生的剧烈变动相适应,经学时代的主导精神就是独断论。
[6]王俊才《明清之际理学的特点及其流派》认为:明清之际理学可分为理学创新派、理学正绕派、理学末流派。创新派生命力最强,给传统理学注入活力,正统派影响最大,势力最强,是传统理学调整总结的主要力量;末流派已披时代潮流所冲击,成为其他两派的共矢之的.《探古集》,沈长云等编著,中华书局2002年版,464页。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174页。
[2]《朱子语类》卷四十。
[3]《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847页、856页。
[4]“存理去欲”说从张载、程颐开端,朱熹作了详细的说明,经过罗顺铁、王夫之的补充发挥,达到了相当圆满的程度。“存理去欲”不是西方的禁欲主义,而是节欲主义.王夫之赞许胡宏“天理人欲同行异情”之说,最后用公理公欲把孟子之说统一起来,深化俩朱熹“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的理论。《探古集》,413页。见张恒寿文《论宋明哲学中的“存天理,灭人欲”说》。
[1]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20页。
[2]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118页。
[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55页.“理性”从广义上说,是指人的意识的自觉,包括对情感和意志的超越.狭义的说,理性同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智主义和理性主义相联结.见周昌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92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497页。
[5]《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497页。
[6]“吴门书派”和“吴门画派”都在明代中期兴起于苏州一代。“吴门书派”以文征明、祝允明、王宠、陈淳等为代表.论书强调“自娱”、“寄情”、“独创”等,重视笔墨表现,承继了宋元文人们的陶情冶性思想,反对“成教化助人伦”等道学观。对后来的董其昌、徐渭等晚明书家颇有影响。
[1]理学最初也是“实学”,如朱熹《中庸章句》认为《中庸》理事统一,“其味无穷,皆实学也”.讲求“经世致用”是正统理学的基本精神,不应将“理学”与“实学”对立.《探古集》见王俊才文,中华书局2002年版,458页。
[2]周忠昌《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29页。
[3]《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423页。
[4]《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451页。
[5]傅山《霜红龛集》。《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454页。
[6]姚孟起《字学忆参》。《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909页。
[1]宋末四川的理学家魏了翁,将词发展到以“寿词”为主,表明词这种紧贴民间生活、长于抒情的音乐文学,在文人手中已严重的趋于形式化、典雅化,词的生命力也不复存在,祝尚书《宋代巴蜀文学通论》,巴蜀书社2005年版,482页。书法的程序化体现在过分平正的形式,趋于末流,南宋书法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巨作,也可视为单一的形式。
[2]郝经(1223-1275),字伯常,元学者、理学家、书画家。其人为人尚气节,为学务有用.字画高古,俊逸遒劲。有《郝文忠公陵川集》传世.论书之语主要见于《叙书》与《移诸生论书法书》两篇。其曰“心正则气定”“以技进道”、“盖皆以人品为本,其书法即心法也”等语,带有明显的程朱理学的特点.《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169-175页。“心法”在佛教中指经典以外传受之法,以心相印证,或相对色法而言,即指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惑识、末那识、阿赖识八种心法。如叶梦得《石林诗话》评俞紫芝“得浮图心法,所至脩然,而工于作诗”,在理学中泛指授受的重要心得和方法。朱熹《中庸章句》:“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汉语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公司。
[3]《书法雅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512页。
[1]米芾《书史》.《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974-975页。
[2]《临池管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26页。
[3]《临池管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22页。
[1]洪亮吉《北江诗话》.转自《中华书法篆刻大字典》,李国钧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28页。
[2]祝嘉《书学史》,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329页。
[3]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82页。
[4]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84页。
[1]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84页。
[2]《徐无闻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307页。
[3]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456页。如无锡华夏所辑刻的《真赏斋帖》、文征明父子撰集、摹刻的《停云馆帖》、吴廷《余清斋帖》、邢侗选辑的《来禽馆法帖》、董其昌《戏鸿堂法帖》、章藻的《墨池堂选帖》等数十种私家刻帖。
[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549页。
[1]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05页。
[2]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07页。
[3]郭尚先《芳坚馆题跋》。
[4]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14-115页。
[5]韩玉涛《写意-中国美学之灵魂》中《反中和论》提出王羲之发扬了“草意十足”的汉魏风骨,具有“雄强浓郁”的风格,尤其是《丧乱帖》所代表的雄强与惨淡之美。(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44-46页。
[1]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21页。乾隆、嘉庆以后,对书画的重视更为厉害,不仅皇帝本人的实践和褒扬,使馆阁体走向定型和受到广泛重视,而且他命人编纂了《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等书画着录,而且摹刻了《三希堂法帖》、《重刻淳化阁帖》等法帖,影响极大。这些编纂大臣受其影响而书风工整精细、圆润均匀,功力深厚而乏情趣。弘历的趣味在赵体的平正典雅、饱满圆润,凡学其它书体者都将被纳到“颜底赵面”、“欧底赵面”的轨道中去,形成了普遍的风气。
[2]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22页。
[3]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23页。
[4]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25页。
[5]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27页。
[6]钱泳《书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627页。
[7]周星莲《临池管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25页。
[8]《郑板桥集》补遗之《诗钞》、《四子书真迹序》、《跋临兰亭序》。
[9]《宋明道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386页。
[1]《郑板桥集·家书》。
[2]张之屏《书法真诠》.崔尔平选编、校点《明清书法论文选》,1018页。
[3]崔尔平选编、校点《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1040页。
[4]《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722页。
[5]《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549页。
[6]梁其超在《新民说》中欲以西方现代的新伦理来补充和刷新中国的旧伦理,以造成独立、自由、自尊的新人格.新伦理之分类就是“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本,12页。
[7]余英时《〈现代儒学论〉自序》.《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266页。
##无参考文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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