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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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是一个人文传统深厚的国家。“尊德性”亦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的科学时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有识者开始对中国文化作全面的反省及价值的重估。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究竟如何定位，成为这一时代的中心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乃一学人群在1940年代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这是一份在战时及战后的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同人刊物。刊物高悬一个目标，即“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这是刊物核心撰述人张其昀、张荫麟、钱穆、谢幼伟、郭斌稣、贺麟、朱光潜等七人及其他作者所秉持的一个信念。按其主编张其昀所言即为：“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努力的方向。具体的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
     本文的论述即以此展开。第一章介绍《思想与时代》月刊之创办。一刊物得以创办最重要的因素乃人的因素与时代的因素。张其昀与张荫麟欲意创办刊物建设学术的抱负，与1940年代抗战建国民族复兴的主题相契合，成为刊物得以创办的关键。第二章是对《思想与时代》月刊作者群及刊物内容作全面剖析。尤其关注核心撰述人群体的形成与作用。第三章至第六章，则依照刊物“科学人文化”的主旨，从“融贯新旧”——文化观；“沟通文质”——科学观；“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教育观；“学术与政治的互动”——政治言说四个部分依次展开论述，目的在于阐释刊物同人提出的“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究竟为何，意义何在。
     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办的一份刊物，《思想与时代》月刊积极谋求的即为总结前一时代的文化(中国的人文传统)，代表此一时代的思潮(科学时代的精神)，并欲意为后一时代播种(科学人文化的现代教育)。是故，《思想与时代》月刊在时代意义、媒介意义、学术及思想意义三个层面具有深意，应该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 deep humanistic tradition. "Respect Ethics" is one of the core values of Confucian culture. Facing the coming of Modern Civilization, especially in the scientific era of the 20~(st) century, some wise Chinese thinkers began to reflect over the values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How to locate science and culture was a key problem at that time.
    The object of this research is the monthly periodical Thought and times (1941-1948) carried out by a group of scholars in the 1940s, and with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s at that time. The tenet of this periodical was "Humanism in scientific time",a principle also maintained by the core authors of the periodical including Zhang Qiyun, Zhang Yinlin, Qian mu, Xie Youwei, Guo Binhe, He lin, Zhu Guangqian and other authors. According to Zhang Qiyun's interpretation, chief editor of Thought and times, "Humanization of science is a big problem in modern education, and is also the orientation of this journal. It includes syncretiz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ulture, communicating culture and science, making a guide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the foundation of democracy." My research is focusing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se principle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origin of Thought and times. Considering that starting a public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s having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 and the people. Zhang Qiyun and Zhang Yinlin made the decision to start a cultural review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buliding of learning as well as expanding the idea of the ris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1940's. The second chapt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group of authors of Thought and Times and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publication. From the third to six chapter, our research develop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re principle hold by the periodical, "humanization of science", from the cultural, scientific, educational and political approach.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ovide a further explanation about the sense and meaning of what the periodical holds as "Humanism in scientific times".
    As a journal published in the 1940's, Thought and Times try at the same time to summarize the culture of the former times (the Chinese humanistic tradition), to represent the trend of the times holding a scientific spirit, as well spread the seeds of modern education value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Consequently, we can affirm that the periodical Thought and Times possesses a strong meaning of the times in both aspects: as a media itself, and as a vehicle of learning and thought.
引文
1 张其昀：《复刊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1期，1947年1月，页1。
    2 关于晚清的两学传播，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3 康有为撰，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191。
    4 姜义华认为，康有为是最早注意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在结构揭示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各主要特征的思想家，“在中国，正是康有为第一个注意到这一根本区别”。参见氏著：《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页141。
    1 严复著，周振甫选注：《严复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页61—62。
    2 [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页175。
    3 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页67。
    4 韦政通将传统文化的特征概括为“泛道德主义”，所谓“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越位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丁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姜义华通过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厘清，得出了与韦氏相同的论断：“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当时《礼记·中庸》中所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一思维方式，中心是道德本体土义。‘尊德性’成为全部认识活动或思维活动的总前提。”参见韦政通：《儒家与现代化》，台北：水牛出版社，1978，页85；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序，页5。
    5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乔港中文大学，1993，页 214。
    1 段治文的《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考察了五四至抗战前，“科学”及其实践在这一阶段是如何演变和发展的，亦为纠正学界对于“唯科学主义”研究的偏颇之处。段氏的研究揭示了“经过1923年‘科玄论战’之后，虽然科学的含义受到了限制，但科学的影响却更为深入人心。随着科技在教育、科学研究等各方面的开展，二三十年代中国成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参见氏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322—323。
    2 [美]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17，158。
    3 [美]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页153。
    4 林毓生：《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义[增补]——时民国十二年“科学与玄学”论争的省察》，收入氏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页311。
    5 林毓生：《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义[增补]——时民国十二年“科学与玄学”论争的省察》，收入氏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页329—330。
    1 叶其忠：《1923年“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台北，1996年12月，页181—234。
    2 叶其忠：《1923年“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页182。
    3 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收入氏著：《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上卷)，北平：再社，1935，页121—144。
    4 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1923年5月5日，原载《时事新报·学灯》，后收入亚东图书馆编：《科学与人生观》(《民国丛书》第一编·3)，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页1—4。
    5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页1—42。
    6 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一名《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7 周策纵著，杨默夫编译：《五四运动史》，台北：龙田出版社，1981，页475—480。
    8 唐君毅：《从科学与玄学论战谈君劢先生的思想》，《传记文学》，卷28第3期(1976年3月)，页17—19。
    9 林毓生：《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义[增补]——时民国十二年“科学与玄学”论争的省察》，收入氏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页300—328。
    10 张灏著，林镇国译，《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收入氏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页93—95。
    1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入氏著：《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页214—215
    1 在考察了西方的科学史及科学哲学之后，叶其忠认为就事实和理论而言，科学并没有破产，不但没有破产，它的功能已不能以万计，而且越来越不可阻挡。叶氏进一步指出：“其实，破产的是‘科学全能’(the omnipotence of science)而不是‘科学万能’(the myriad potencies of science)。”叶氏指出，对西方人而言，“科学全能”是指与上帝比高低，企图取而代之的野心。这个极乐观的、乌托邦式的科学主义想法，在早期的科学崇拜者中曾一度流行，但在十九世纪末以来，己没有真正的科学家相信它，虽然这仍是科学崇拜者之梦。参见氏著：《1923年“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页226。
    2 叶其忠：《1923年“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页226。
    3 叶其忠：《1923年“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页227。
    4 叶其忠：《1923年“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页227。
    5 叶其忠：《1923年“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页 228。
    1 汪晖：《科学世界观的分化与现代性的纲领——张君劢与“人生观之论战”的再研究》，《学人》(第11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页219—220。
    2 姜义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时空内涵》(讲稿)，2005年9月19日。
    3 张灏将1895—1920年初的大约25年的时间，称作“转型时代”，即“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参见氏著：《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收入氏著：《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页109。
    4 张灏：《转型时代住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收入氏著：《张灏自选集》，页109。
    1 [意]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页1。
    2 [意]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页1。
    3 [意]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页3。
    4 萨义德总结了葛兰西与班达对于知识分子的不同看法后，为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10)’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参见：[关]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页17。
    5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自序，页2。
    6 《论语·泰伯第八》。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页3。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页10。关于此点，杨念群认为：“余英时也许过度强调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道统’超越性，而多少忽视了‘士’之经世致用的政治功利性格的一面。余英时之‘道统’论一方面承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可以在超越阶级局限的基础上去持守自己的‘道统’和‘思想上的信念’，另一方面这种信念除自身的道德资源外无任何组织化、制度化的保证。”杨氏由此认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拥有“以道抗势”与“以道附势”的双重文化性格。参见氏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页30—32。
    3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页2。
    4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页9。阎氏亦指出，相对士大夫而言，“绅士”或“乡绅”强调的主要是士大夫在社区之中的地位与功能。对于绅士的研究，张仲礼先生在关于19世纪中国绅士的一项研究中，用翔尽的资料以说明19世纪中国社会中绅士阶层的整个状况，以及绅士阶层与国家的关系，特别值得关注。参见氏著，李荣吕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5 [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324。
    1 韦伯认为，“士大夫基本上是受过古老文学教育的一个有功名的人，但丝毫没有受过行政训练；他根本不懂法律，但却是写文章的好手，懂八股，擅长古文，并且能诠释讲解。在政治服务方面，他不具有任何重要性。”参见氏著(彼时译为马克斯·韦贝尔)，姚曾廙译：《世界经济通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页287。
    2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页10。
    3 具体研究可参见：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此外，杨国强先生的《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述及晚清民国以来士大夫到知识分子嬗蜕，其中涉及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名臣及20世纪初的文化论争。
    4 罗志田：《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原刊《现代评论》第二辑。后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页193。
    5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221。
    6 关于这些重要思想人物的研究，学界成果已到数不胜数之程度，然那些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仍对今日深具意义：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萧公权先生全集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美]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姜义华著：《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以及氏著：《章炳麟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美]格 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等等。
    1 需要说明的是，本项研究涉及到的《思想与时代》月刊中的作者，相当部分均为学术上有卓越成就之学者或科学家。惟人数较多，相关之研究成果亦相当庞杂，恕不一一列出。此部分仅以7人核心撰述人为主，作一学术史之回顾。其他相关作者研究状况在论文主体部分中亦有所论及。
    2 颜十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2卷，第3期，1998年9月，页56。
    3 韩光辉：《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中国科技史料》第18卷，第1期，1997年，页38。
    4 王继训：《论谢幼伟对中国现代学术的理解与贡献》，《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页61—71，117：此外，此作者又有《谢幼伟<现代哲学名著述评>里的中西哲学的歧义与会通》一文，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页18—21。
    5 王继训：《谢幼伟<现代哲学名著述评>里的中西哲学的歧义与会通》，页18。
    6 研究专著有陈勇：《钱穆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汪学群：《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美]邓尔麟著，蓝桦译：《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罗义俊：《钱穆学案》，收入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学案》(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传略》，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95。此外，余英时为纪念老师所写作的《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书局，1991)，亦为了解认识钱氏的一部佳作。此书后以《钱穆与中国文化》为题由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出版，但内容略有增删。另有研究论文近60篇，论文中大都是就钱氏的学术思想及成就所作的讨论，绝少有涉及到钱先生与《思想与时代》月刊之关系。
    1 关于钱穆文化观之研究，成果较多，可参见翁有为：《钱穆文化思想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4期，1992年7月，页45—51；罗义俊：《论钱穆与中国文化》，《史林》，1996年4期，页84—94；徐国利：《钱穆的历史文化构成论及其中西历史文化比较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3年2期，页55—61；陈勇：《从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春之卷，页22—29；曾议汉：《钱穆“文化学”思想初探》，台湾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刊稿)，1995年；蔡慧崑：《钱穆<论语>学研究》，台湾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未刊稿)，2003年。
    2 李洪岩：《论张荫麟及其“新史学”》，《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页216—234。
    3 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刊稿)，1981。
    4 欲对贺麟生平及学术思想有较详实深刻了解，可参见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王思隽、李肃东著：《贺麟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等等。
    5 关于朱光潜的研究，可参看王攸欣：《朱光满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蒯大中：《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宛小平：《边缘整合：朱光潜和中西美学的思想关系》，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等等。
    1 [美]费约翰著，李霞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页308。
    2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33。
    3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页34。
    4 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页248—249。
    1 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页5—6。此外，对于学衡派的研究，亦可参见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张宇：《欧文·白璧德与<学衡>知识分子群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未刊稿)，2003。最近有围绕南高史地研究会及《史地学报》展开的研究，参看吴忠良：《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未刊稿)，2005。
    2 赵立彬：《“论”与“派”：文化论战中的全盘西化思潮》，《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页97。另有氏著：《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是书重在揭示全盘西化思潮发生、成潮、高涨、式微的阶段变化，描述思潮内部的不同人物和群体间立论的差异及复杂表现，试图把握全盘西化思潮的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之特性。
    3 郭正昭：《“中国科学社”与中国近代科学化运动(1914—1935)——民国学会个案探讨之一》(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九次学术讨论会记录)，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一辑)，台北，1989，页235。
    4 张剑：《民国科学社团与社会变迁——中国科学社科学社会学个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未刊稿)，2002，结语，页5。
    5 Chen Shiwei, Government and Academy in Republican China: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1927-1949, (Unla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8．除此博士论文外，陈氏亦有一篇与此相关的中文论述，亦值得关注。参见氏著：《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 的职业化，1927—1937年》，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15辑)，2003年第3期，页173～213。
    1 Xu Xiaoqun, State and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Rise of Shanghai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1912-1937,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2 林志宏：《战时中国学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与时代>为中心》，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刊稿)，1997。
    3 据林氏言：“本文所参考的资料，主要系出版了52期的《思想与时代》月刊。这一份期刊后来经由张其昀在台重新装订影印后，委名以文化大学华冈出版部出版，共分为两大册。惟须指出的是，该二册内容仅止于第50期以前，止于第51至52期，今则尚存在台北国家图书馆。”参见氏著：《战时中国学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与时代>为中心》，页10—11。
    1 彭嫒嫒：《<思想与时代>的思想文化价值趋向研究》，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5。
    2 颜士之、许为民在论述浙大史地系创办的学术刊物时说到，“1941年8月张其昀与梅光迪、钱穆、谢幼伟等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月刊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该刊编辑部即设于浙江大学文学院，其每一期均有该院各教授的论著。”参见氏著：《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页58。在黄群、尹瑞华所撰一文中，介绍了浙大在遵义出版的刊物，并认为“其中《思想与时代》是浙大文学院主编的，文章的作者大部分是浙江大学和两南联大文科教授，常有见解精辟、启迪思想的佳作，成为西南一带具有相当影响的人文社科学术性刊物。”参见氏著：《遵义抗战文化述析》，《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卷，第4期，2000年12月，页2—3。这两篇论文都认为《思想与时代》是当时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但并未具体论述其影响性何在，且论述中尚有不准确之处。
    3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Oct., 1958), Vol. 1, No. 1, pp. 11, 7.
    4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前言，页1。此书是陈氏在其1998年的硕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此外，陈氏的博士论文以此为拓展，对于整理国故运动作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参见氏著：《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发展与流衍》，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未刊稿)，2001。
    2 关于大学的个案研究，较为出色的有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苏云峰两卷本著作《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国高等教育研究》(1911—1929)、(1928—193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等等。
    3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三联书店，2005。
    4 许小青：《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博士论文(未刊稿)。
    5 Mary G. Mazur, "Intellectual Activism in China during the 1940s." Wu Han in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Democratic League", China Quarterly (Mar., 1993), No. 133, pp. 27-55.
    6 具体研究可参看藏明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心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未刊稿)， 2004：储德天：《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共同体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未刊稿)，2005。此外，田亮天于抗战时期史学的研究已于近日出版，可参见氏著：《抗战时期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 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发展与流衍》，前言，页2。
    2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首。
    3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收入氏著：《钱宾四先生全集5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页412。
    1 [美]本杰明·史华兹：《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收入韦政通编：《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选集》，台北：大林出版社，1981，页314。
    1 姜义华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媒体有八类：书籍；报纸；杂志：电话与电报；广播；电影；电视；网络，且媒体在中国思想世界演进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主要表现为八大系统：信息交流与扩散系统；知识传授与传播系统；意识形态灌输与教化系统；舆论导引与控制系统；精神动员与思想论争系统；休闲娱乐与文化享受系统；人才培育系统：经济牟利系统。参见：氏著：《媒体在中国思想世界中的角色估定》，“中韩近代舆论媒体研究现况与展望”研讨会发言稿，2006年1月5日。
    2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页33。
    1 张其昀：《六十自述》，《传记文学》(台湾)，第47卷，第3期，1985年9月，页22。
    2 二顾乃指顾炎武(亭林)(1613—1682)的史学和顾祖禹(景范)(1631—1692)的地理学。
    3 张其昀：《吾师柳翼谋先生》，《传记文学》，第12卷，第2期，1968年2月，页41。又收入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页110— 116。
    1 郑师渠认为，“《学衡》的创意始于梅光迪，但它得以成立，却是得力于梅在美国西北大学的同学、在东南大学主持工作的刘伯明诸人的支持。”参见氏著：《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2001，页62。
    2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页227—228。
    3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4 对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素有研究的沈松侨即认为，“学衡派的主要成员大都受过完整的新式教育，对西方文化有相当的认识。他们虽然致力于维护传统，而其手段及观点，却是崭新的。”参见氏著：《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页248—249。
    5 吴宓对于柳诒徵即相当推崇，认为“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论现时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参见氏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页228。
    6 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 第一册 远古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61，自序，页4。后此文以《六十自述—<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为题，刊载于《传记文学》第47卷，第3期，1985年9月，页21—27。又收入潘维和主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台北：中 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页21—30。
    1 李刚：《论<学衡>的作者群》，《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18卷第1期，2002年3月，页76—77。另据郑师渠的研究，列出撰稿较多的21人，虽未标明具体撰稿篇数，然亦有梅光迪、缪风林、刘永济、张荫麟、郭斌龢几人。参见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页65。
    2 对于研究《史地学报》著力较多的彭明辉，言及张其昀在《史地学报》中的影响时云：“分析《史地学报》所刊载张其昀论著的内容，他很可能是史地研究会的理论中心”；又云：“《史地学报》第2卷和第3卷的主要负责人可能就是向达、张其昀和郑鹤卢，而因为负责人前后毕业离校，使得史地研究会和《史地学报》无以为继”。参见氏著：《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页102、89。
    3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页104。
    4 尽管张其昀对于引介西学相当用力，然其亦在《史地学报》上发表了14篇与中国史学有关的文章，可以看出张氏不仅对提倡章学诚的史学用力甚勤，对历史地理学亦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见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页103—104，
    1 宋晞：《张其昀》，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页273。
    2 关于《史地学报》与《学衡》之异同，新近就有研究者指出，尽管史地学派与学衡派的作者阵营中有不少交叉，如柳诒徵、缪凤林、徐震堮、张其昀、郑鹤声即是如此，然二者之区别同样存在：“南高史地学派纯为史地专业性的流派，学衡派则更多地属于思想文化流派”，参见吴忠良：《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未刊稿)，2005，页34。
    3 《张其昀》，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129)，载《传记文学》第47卷第4期，1985年10月，页132。
    1 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 第一册 远古史》，自序，页4。
    2 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 第一册 远古史》，自序，页4。
    3 有研究认为“前者对于当时的政坛上讨论热烈的政治体制设计不断建言，后者主张民族学术文化救国，均对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与政治的关系抹上了独特的色彩。”许小青：《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9，页20。
    4 许小青：《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页20。
    5 有研究者即言：“在史地研究会消解及原学生会员骨干毕业散居社会各界后，柳诒徵更成为该派重新积聚的一面旗帜。在他的引领下，该派人员不仅以中国史地学会和南京中国史学会的社团名义，长期活跃于史地学界。1932年，又结为国风社，由柳诒徵任社长，创办《国风》半月刊并成立钟山书局，以倡导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和介绍世界最新学术为任，继续标帜该派一以贯之的学术文化宗旨。可见，在史地学派的形成和整个活动中，柳诒徵确起了领袖群伦的作用”参见吴忠良：《南高史地学派研究》，页22。
    1 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1932年7月9日，收入氏著《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序拔函札类(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页11571。
    2 《国风》半月刊，第2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3 许小青：《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页28—31。
    4 彭雷霆：《“五四”后迟来的批评——从<学衡>到<国风>时期的柳诒徵》，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未刊稿)，2005，页28。
    1 关于“权势网络”之建构，可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4期，页33—54。
    2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二版。
    3 又曰：“他(张荫麟)给我一信曾说：‘地理与历史可称为姐妹科学，其相辅相成之处甚多，治一时代之史而不明其地理环境，犹演戏之无配景，乌乎可?弟深愧于地学毫无素养，他日必先于本国地址地势稍加考究，并恣游秦晋宋鲁之故墟，然后敢下笔写国史也。在此种预备中，其有需于吾兄他山之助，从可知也。’”参见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二版。
    4 据张荫麟弟子徐规考证，此书主要是完成于抗日战争的前夕(止于东汉初，共十一章)，大部分曾陆续登载于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中。重庆青年书店1940年6月首次加以汇集出版。1940年秋至次年夏，张荫麟在遵义浙大讲授中国上古史课程时，将该书石印五百册(止于第八章“秦汉之际”)作为学生参考书。1942年夏秋间，张荫麟重病中，仍对该书初版略加增删，改正笔误和勘误多处，并添入第九章至第十一章。10月张荫麟病逝。1947年，此修改稿经徐规整理，交于张其昀设法印行。1948年4月，由南京中正书局出版。参见张荫麟著，徐规校：《中国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说明。
    5 关于对张荫麟《中国史纲》之评介，可参见周忱选编：《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页
    1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古篇)，上海：正中书局，1948，初版自序，页1。
    2 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傅斯年全集》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134。
    3 张其昀：《张荫麟先生追悼会致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1943年1月，页27。
    4 吴晗：《记张荫麟》，原载《大公报》(天津)，1946年12月13日：又见氏著：《史事与人物》，上海：生活书店，1948，页81。
    1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页12。
    2 即如黎华赵先生言：“二十三年春夏间，张氏与钱穆相识，时二人‘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参见黎华赵：《张荫麟研究》，页84。
    3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页171。
    4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第二版。
    5 张荫麟：与张其昀书，1933年3月7日自美国斯丹福大学，收于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页319。
    1 张荫麟：与张其昀书，1933年3月7日自美国斯丹福大学，收于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页319。
    2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二版。后刊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张荫麟先生纪念号》，页26。又收录于周忱选编：《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页172—173。
    3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二版。
    4 张其昀：《张荫麟先生追悼会致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1943年1月，页28。
    1 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 第一册 远古史》，自序，页4。
    2 陈时伟：《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1927—19372，页211。
    3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二版。
    1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页108。
    2 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1932年7月9日，收入氏著《张其昀先生文集》第二十一册·序拔函札类(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页11571。
    3 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1936年5月17日，收入氏著《张其昀先生文集》第二十一册·序拔函札类(二)，页11573。
    4 陈训慈言：“总的说，他(张其昀)对台湾文化出版事业影响不小。这种在去台后期的表现，就其倡导沟通海峡文化这一点来看，还是有所贡献的。”参见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收入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页17。
    1 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收入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页13。
    2 竺氏在1944年7月13日的日记中言：“今日寄陈叔谅(即陈训慈)入国民党申请书。余对国民党并不反对，但对于入党事极不热心，对于国民党各项行动只有嫌恶憎恨而已。因余已允于前，故不能不寄此入党申请书。近来党中人处处效法德国纳粹，尤为余所深恶而痛绝。”参见氏著：《竺可桢日记》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768。
    3 《教育部直属机关学校主要人员登记表·张其昀》，1942年10月24日，浙江省档案馆，53—1—894，页27—28。
    4 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收入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页14。
    5 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收入浙江省政协丈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页15，当时具体情况亦可参见《竺可桢日记》第一册，页625。
    1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二版。
    2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41年3月17日，页496。
    3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41年6月14日，页515。
    4 张其昀：《追念陈布雷先生》，《中央星期杂志》，1964年12月13日，页2。
    5 张其昀：《追念陈布雷先生》，《中央星期杂志》，1964年12月13日，页2。
    6 陈布雷的至交陶希圣对于陈氏一生有过盖棺定论的评价，陶氏言：“布雷先生是一个书生。他继承了醇谨俭约的家风。他研读了经史和历代文学的典籍。他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礼和五四运动的震荡。他鼓励了国民革命，参加了国民革命。他是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一个书生。”参见陶希圣：《布雷先生的忧郁性格》，出自徐詠平著：《陈布雷先生传》，台北：正中书局，1977，页302。
    7 与陈布雷共事多年的张道藩曾言：“如果布雷先生稍有政治野心，他真可以在二十年的时间中，布置一个完备周密的干部网于全国各部门，成为一个有力的派系领袖。但是布雷先生不屑做这类事情。他只知道爱党国爱领袖。”参见张道藩：《纪念陈布雷先生》，出自徐詠平著：《陈布雷先生传》，页305。
    1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通过陈果夫等关于确定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收录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二编 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页1。
    2 1935年1月10日，由王新命等十位教授提出《中国本文的文化建设宣言》，即可视为一种文化自持论。邓元忠先生认为，“(此宣言)立场大抵与上述国民党者(指蒋介石等)相同。可视为在科学主义的潮流中对自身文化的某种坚持，这种坚持实是在文化创新的理念下所作的选择。”参见邓元忠：《科学主义在中国——从九一八～七七》，中国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一三五次学术讨论会记录，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十三辑，台北，1989，页327。
    1 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收录于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页15。
    2 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张其昀先生文集续编》(第一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95，页436。
    3 以上几种于1940年代后期创办的刊物，罗义俊先生将其纳入新儒学的范围加以讨论，认为其足以表明第二代当代新儒咏的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与开展新儒学的使命感。尽管这几种刊物维时不长，“但它的实际意义，却是五十年代开始的更自觉更集中、影响也更大的当代新儒家发展的酝酿与前奏。”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与时代》月刊亦被罗氏纳入当代新儒学的范畴中加以考察。参见氏编著：《评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页11
    1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41年6月14日，页515。
    2 陈训慈：《先兄畏垒杂忆》，收录于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页15。
    1 谢幼伟：《张荫麟》，中华学术院中国文化综合研究专集编集委员会编印：《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后收录于李毓澎编：《张荫麟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集前言。因此二书均未寻得，此言转引自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页131。
    2 谢幼伟：《张荫麟》，转引自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页131。
    3 张其昀：“复刊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1期，1947年1月。
    4 关于缪钺执教浙大一事，在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先生于1938年应聘为浙大中文系副教授，两年后升任教授，后随浙大迁至贵州遵义。时浙大在竺可桢校长的执掌下，人才济济，与先生往来最密者有郭斌和、谭其骧、萧璋、钱宝琮、黎子耀、章俊之、陈逵等，外来学者至浙大短期讲学与先生相得其契者有马一浮、刘永济、钱穆诸人。抗战胜利以后，先生因江浙物价昂贵，难以养家，未能随浙大迁返杭州，而应华西协合大学之聘，到成都任该校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此一记述中，可见《思想与时代》月刊同人之聚首，实以浙大为平台。参见缪元朗、景蜀慧：《通贯古今，回翔文史——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收入张世朴编：《学林往事》(下册)，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页1103—1121。
    1 关于竺氏担任浙大校长一职之经过，除《竺可桢日记》第一册中有较详细之记述，陈训慈先生亦有较详实之论述，可参见陈训慈：《竺可桢出长浙大由来及其他》，《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丈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页21—31。
    2 《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36年3月10日，页19。
    3 原信未得，转引自《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36年3月6日，
    4 在张期昀写给陈训慈的信中云：“竺师前日有一手谕，知浙大已通过成立国文、史地二系，史地系嘱赞兄与弟任之。弟本思自费赴英读书一年，现遵师嘱，延期至明秋。”参见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1936年5月17日，收入氏著：《张其昀先生文集》第二十一册·序拔函札类(二)，页11573。
    1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原刊《中央日报》副刊，1985年11月11日，后收入氏著：《钱宾四先生全集5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8年5月初版，页410。
    2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钱宾四先生全集5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页411。
    3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钱宾四先生全集5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页412。
    4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钱宾四先生全集5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页412。
    1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页180。
    2 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钱宾四先生全集5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页411。另据钱氏在《师友杂忆》中云：“余来浙大，晓峰外，谢幼伟已先识，郭斌龢谬彦威乃新交。余常与彼等四人往来，相谈甚欢”。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244。
    3 《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3年3月8日，页660；此外，据陶飞亚关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研究，亦对此阶段钱穆之工作有所交待：“1941年下半年起顾(指顾劼刚)离成都赴重庆，指导学术研究，但仍以部分时间在国学所工作。1942年4月辞去在齐鲁大学的任职，主持中国历史学会的‘中国历史研究计划’，钱穆接任国学所主任。”参见氏著：《哈佛燕京学社与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收入氏著：《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161。
    4 《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6年1月12日，页899。
    1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0期，1943年3月，页15。
    2 谢幼伟：《怀黑德之生平与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3期，1948年11月，页2。
    3 贺麟：《我和胡适的交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28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页165。
    4 张祥龙：《贺麟传略》，收入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页61—62。
    5 周辅成：《哲学、文化与民族——我所了解的贺麟先生》，收入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店，1993，页12。此外，周氏在此文中亦对此编译委员会多有肯定：“这个编译会，确实作了一些好事，团结了不少学人，尤其是培养了不少青年学者。……我记得在五十年代，贺先生把他所组织翻译的Rand编的‘The Classical Moralists’(改名《西洋伦理学名著选辑》)的译稿交我，好像托孤一样，要我整理，直到合乎解放后要求，并出版。这些译稿，大多都是西南联大时期哲学糸的学生和研究生们译的， 我看到这些译稿和一小部分校样，不仅有贺先生亲自改较的笔迹，而且大部分译稿，都经过几个校阅者仔细校阅过，有的几乎是十分之八九的改动。”
    1 谢幼伟：《抗战七年来的哲学》，收入孙本文等著：《中国战时学术》(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文化运动丛书第八种)，重庆：天地出版社、重庆：正中书局，1945年，页18。
    2 谢幼伟：《抗战七年来的哲学》，收入孙本文等著：《中国战时学术》，页17—18。
    3 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编，鲁一士(Josiah Royce)著、谢幼伟译：《忠之哲学》，(赣)商务印书馆印行，1944年，译序，页1。
    4 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编，鲁一士(Josiah Royce)著、谢幼伟译：《忠之哲学》，译序，页1。
    1 《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3年2月28日，页659。
    2 曾有论著提及于此，然不确切：“1941年，朱光潜与一批倾向于在传统文化中发掘理想文化因素的学者组成《思想与时代》杂志编委会，这些人包括张其昀、郭斌龢、冯友兰、贺麟、钱穆等。”参见王攸欣著：《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页83。
    3 商金林：《朱光潜先生学术传记》，《文献》，1992年第2期，页125。另据朱氏自己回忆：“第一次欧战刚刚完结，教育部在几个高等师范学校里选送了二十名学生到香港大学去学教育，我是其中之一。”参见朱光潜：《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文学创刊》第3卷第1期，1944年5月。后收入氏著：《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页183。关于入香港大学一事，朱光潜的同窗好友高觉敷在自传中亦曾言及：“一九一八年，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英国公使朱尔典要求我国北洋政府选送全国高师学生二十名报考香港大学，于是我进入了香港大学文学院教育系学习。”参见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四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页308。
    4 朱光潜：《加快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朱光潜全集》第九卷，页184。
    1 郭奉杕：《郭斌龢教授传略》，收入刘蜀永主编：《一枝一叶总关情》(增订版)，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99，页68。
    2 朱光潜：《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朱光潜全集》第九卷，页186—187。
    3 朱光潜：《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朱光潜全集》第九卷，页187。
    4 郭奉杕：《郭斌龢教授传略》，收入刘蜀永主编：《一枝一叶总关情》(增订版)，页68。
    5 章学清：《学贯中西、文通今古的郭斌龢先生》，中央大学校友会编：《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75—83。
    6 朱光潜在那篇回忆港大的文章中，曾云：“最后，我应该特别提起你，奥穆先生，你种下了我爱好哲学的种子。你至今对于我还是一个疑迷。牛津大学古典科的毕业生，香港法院的审判长，后来你回了英国，据郭秉和(即郭斌龢)告诉我，放下了独身的哲学，结了婚，当了牧师。你的职业始终对于你是不伦不类。你是雅典时代的一个自由思想者，落在商业化的大英帝国，还缅怀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在学园里从容讲学轮到的那种生活，我相信你有一种无可告语的寂寞。”朱氏在文中又言，从自己后来的教学生涯中，亦体味到与奥穆师同样的寂寞。参见朱光潜：《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朱光潜全集》第九卷，页186。
    1 郭斌龢：《寄怀朱孟实光潜爱工程》，《学衡》第55期，1926年7月，“文苑·诗录”，页5。
    2 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黄河》1994年第1期，页142。
    3 钱穆：《八十忆双新 师友杂忆》，页237。
    1 朱光潜：《致金耀基》，1982年，收入氏著《朱光潜全集》(第十卷)，页643。
    2 “朱光潜钱穆喜重逢”(报道)，《文汇报》(香港)，1982年3月27日，转引自《文教资料》(双月刊)，1986年第3期，页15。
    3 是指者发表文章属于的类型：A—时论；B—文化思想B1—中西文化B2—中西哲学；C—科学新知；C1—科学哲学C2—科学新知：D—史学：E—文学艺术：F—其他(纪念文字)，具体分析见下节。
    1 此一分析方法参见苏云峰：《民初之知识分子(1912—1928)》，收入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主编：《第一届历史与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台北：编者印行，1982，页379—380。原文查找未果，转引自林志宏：《战时中国学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与时代>为中心》，页115。另，沈松侨在对《学衡》杂志的作者群作年龄结构层的统计时，亦采取苏云峰的这一统计方法。参见氏著：《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页80。
    1 止如罗志田所言：“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即两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也随之而变。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读书人社群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社会进程，正始于改科考、兴学堂到废科举这一制度变革。”参见氏著：《清季科举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页186。
    2 王汎森则认为，科举制的废除，同时造成社会上出现了大批的“自由流动资源”，而这种流动又促成了包括新事物在内的诸多可能性。参见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页221。
    1 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2期，页189—203。
    1 从著名词人、学者夏承焘(1900—1986)的日记中亦可印证此原由。夏氏原在上海之江大学任教，1942年11月末赴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从夏氏1942年12月的日记中，可频频窥见其阅读《思想与时代》月刊的笔记与心得，有数处之多，较多论及的有冯友兰、钱穆、贺麟、谢幼伟、郭斌龢、朱光潜等人的文章。1943年7月，夏氏离开龙泉浙大分校返回温州老家，其日记中亦极少有关阅读《思想与时代》月刊的记载。直至夏氏1946年离温赴杭，再次任教于浙大后，在其1947年的日记中始见关于阅读《思想与时代》月刊的记载。而夏氏任教浙大后，亦在《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3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诗人之贞介——陈后山》，亦可见《思想与时代》月刊除了核心撰述人之外，亦为一浙大同人刊物。参见吴无闻辑：《夏承焘教授学术活动年表》，收入氏编，《复承焘教授纪念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页211—303：另可见夏承焘著：《天风阁学词日记》(二)，收入《夏承焘集》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1 《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36年5月2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39。
    2 关于竺氏为浙大招揽良才，在其日记中多有反映。如1946年人类学家吴定良希望任教浙大时，竺氏即为允许：“上午吴均一来谈，渠愿至浙大。余告以浙大并无人类学上之设备，且助教只限一人，教课须每周九小时，渠亦首肯。盖定良自研究院停办人类研究所后大受打击，欲至中大，曾被正之拒绝，此时正所饥而来归。但其造诣，在人类学、统计学上均极可观，不应使之走投无路，故允其至浙大。”参见氏著：《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6年7月26日，页952。吴氏此后亦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发表了唯一一篇论述人类学之意义与范围之文章，还在浙大筹办了人类学研究所。
    3 “征稿启事”，《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
    1 张其昀：《复刊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1期，1947年1月。
    2 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后收入潘维和主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页27。
    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7(1938—1949)》，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页539。
    4 关于此一研究的最新成果，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 详见：林志宏：《战时中国学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与时代>为中心》，页100。
    1 按照现代学科体系把科学新知类文章加以分类，可以发现，这些文章涉及科学学、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生物学、农学、天文学、数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营养学共计15门学科，涉及学科领域之广泛可见一斑。而其中又以科学学文章居多，共20篇，占科学新知类文章的23％。
    1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第二版。
    2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0期，1943年3月，页15。
    3 谢幼伟：《张荫麟》，转引自黎华赵：《张荫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学》，页131。
    4 谢幼伟：《张荫麟先生言行录》，初刊于《东南日报》(杭州)，后收入伦伟良编《张荫麟文集》，台湾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转引自《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页216—217。
    5 实际上刊物第15期即于1942年10月出版，而此期刊物最后已登载第16期内容预告，是故张荫麟在重病之时，有已编好第16期之可能，然，亦不排除张其昀、郭斌龢、谢幼伟等浙大同人在其重病阶段替其编辑之可能。
    6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42年10月18日，页621。
    7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42年10月19日，页621。
    8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42年10月23日，页621。
    1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第二版。
    2 管佩韦：《张荫麟教授的最后岁月(1940—1942D，收入《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页241。但据管氏回忆，张荫麟于10月25日病情恶化，当夜去世。
    3 冯友兰：《新原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自序。
    4 贞元六书概指：《新理学》(1939)、《新事论》(1940)、《新世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4)、《新知言》(1946)等六书，冯友兰曾对“贞元”作过阐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米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参见氏著：《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页259。
    1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页263。
    2 冯氏刊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的这些文字亦得到相当关注。夏承焘在日记中对冯氏之文多有记载，云：“冯友兰论才命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之分，后二者不受才命之限制，得精神之自由，颇能令人发奋。”但对冯氏文字颇有微辞：“冯友兰文字则故为拙硬，有太繁复处，可以去甚多。”参见参见氏著：《天风阁学词日记》，1942年12月12日、12月16日，收入《夏承焘集》第6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页438、440。
    3 诸如张荫麟：《评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大公报·文学副刊》第9期，1928年3月5日；《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7期，1928年7月9日，《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76、177期，1931年5月25日、6月1日；《代戴冻原灵魂致冯芝生先生书》，《大公报·世界思潮》第14期，1932年12月3日；《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清华学报》第10卷3期，1935年7月。
    4 李洪岩：《论张荫麟及其“新史学”》，《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页218。
    5 蔡仲德著：《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257。
    1 《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3年2月19日，页656。
    2 《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3年11月6日，页711。
    3 据陈训慈晚年之回忆，在张其昀赴美讲学之后，《思想与时代》月刊由郭斌龢任主编。参见氏著：《先兄艮垒杂忆》，收录于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页15。
    1 张其昀：《复刊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1期，1947年1月。
    1 在此期刊物最后，有一则编者启事云：“张荫麟先生殁后，承其生平知交远道寄文悼念，现已收到冯友兰、萧一山、贺昌群、吴晗、容肇祖、张君川、丁则良、徐规、管佩韦诸先生文字，本刊因限于篇幅，不克于本期刊出，殊以为谦。以上悼文及挽诗挽联慕志铭祭文等，将另印增刊，(由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刊印)，俟出版后再行公告。”参见《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1943年1月。
    2 “《思想与时代》社东莞室征求图书启事”，《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1943年1月。
    1 张效乾：《怀念张荫麟先生》，《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年7月，页116。
    2 除浙大同人所做的悼念活动外，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诸友亦曾召开追悼会，吴晗、贺麟、冯友兰等友人曾筹款在清华大学设立张荫麟纪念奖学金，后因货币贬值过速未果。参见《吴宓日记》1942年12月4日；吴晗：《记张荫麟》，《大公报》(天津)，1946年12月13日；又见氏著：《史事与人物》，上海：生活书店，1948，页81。
    3 吴晗：《记张荫麟》，《大公报》(天津)，1946年12月13日；又见氏著：《史事与人物》，页78。
    4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6年4月5日，页923。
    1 梅李今英：《哭迪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6期，1947年6月，页17。
    2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5年12月31日，页891。
    3 “追悼梅迪生先生专辑”，《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140期，1946年2月1日，页1—10。
    1 贺麟等著：《儒家思想新论》，上海：正中书局，1948。
    1 张其昀等著：《现代思潮新论》，上海：正中书局，1948。
    2 谢幼伟等著：《哲理与心理》，上海：正中书局，1948。
    3 竺可桢等著：《科学概论新篇》，上海：正中书局，1948。
    1 朱光潜等著：《政治与教育》，上海：正中书局，1948。
    2 惟须说明的是，此一丛刊的发现是在本文已经写作进行当中，五种丛刊亦是渐渐浮出水面的，目录的编写则是在论文主体部分写完后进行的。是故论文的写作仍以五十三期《思想与时代》月刊为基本资料，而在完成之后却发现其中主要讨论的部分与丛刊主旨有不谋而合之处，可算巧合焉?
    1 贺昌群：《哭梅迪生先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6期，1947年6月，页13。贺昌群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学衡派”作了双方面的阐释：“‘五四’运动所攻击的，是儒家思想的时代的部分，这是曾经历代帝王政治利用、墨守、假借，成了一种虚伪的古典的形式主义，演成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的种种腐败与停滞，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应当绝对排斥的，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五四’运动所做的是这个破坏工作，我们现在还需要继续做这个工作，要紧的是我们须具备超高的贯通古今的鉴别能力，才能认得清应当攻击应当破坏的目标，再不能做玉石俱焚的勾当了。‘学衡社’所欲发扬的，是那超时代的部分，那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石，终古常新，虽打而不能倒，因为我们自身与古代即在这个同样的时间空间内，怎能跳得出这个文化圈外去?”贺昌群亦对二者抱有“同情之了解”：“不过‘五四’运动的攻击得其时，‘学衡社’的发扬非其时，须知在一个深厚的文化基业上，没有破坏，如何能先言建设?于是一般遂加‘学衡社’以‘顽固’之名，是极不清楚的看法。当时双方恐怕都不曾互相了解这些意思。”参见氏著：《哭梅迪生先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6期，页13。贺昌群的这种认识，贺麟亦同样赞成。
    2 韦政通认为，1920年代，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为儒家复兴的先驱之作，“科玄论战”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导发的。姜义华认为：“30年代儒学的重构，始于1926年戴季陶以孙中山接续儒家道统，将三民主义孔学化。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首先是蒋介石，他提倡《中庸》与《大学》，以前者为本体论，以后者为方法论。在学界，代表人物是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位学者在论及1940年代儒学复兴的状况时多语焉不详，韦氏认为儒家复兴的主要理论来自牟宗三和唐君毅：“二氏思想发轫于中、日战争期间，成熟于大陆变色前后，三十多年来，已在港、台两地，建立了新儒家学派”；姜氏亦论及：“50年代末及60年代，以儒学的重构为己任的是生活于港台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东方美等。”实际上，1940年代以《思想与时代》月刊为平台，贺麟、朱光潜、谢幼伟等人已经开始尝试对于儒学的重构。参见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页180—186；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页123。
    1 张其昀：《复刊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1期，1947年1月，页1。
    2 贺吕群：《哭梅迪生先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6期，1947年6月，页13—14。
    3 朱光潜大概在1943年开始写作《陶渊明》一文，是文全面研究陶氏的身世、生活、人格和风格，至1945年完成。《陶渊明》1946年分上、下两篇发表于《大公报·星期文艺》，后又增入《诗论》的第二版，作为第十三章。参见《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1946年10月13日、10月20日，星期日，第六版，又参见王攸欣：《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页76。
    4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第7期，1942年2月，页1。
    1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第7期，页2。
    1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第7期，页4。
    2 夏承焘对于朱氏所言乐与礼的关系颇为认同，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此点的主旨，最后云：“从心所欲不踰距，是孔子老年混化礼乐之境界”。后夏氏又在浙大龙泉分校纪念周上讲作诗与做人之关系时云：“诗通乐，作人即礼教。礼乐调和，乃成完全人格……自审平日言动，和而成流，当牢记外诗内礼之学，以自格持”。从中亦看见朱氏礼乐之说的影响与夏氏个人为学的领悟。参见参见氏著：《天风阁学词日记》，1943年1月27日、2月15日，收入《夏承焘集》第6册，页457、463。
    1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第7期，页4。
    2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第7期，页5。
    3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第7期，页7。
    4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第7期，页10。
    1 王攸欣：《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页83。
    2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页150。
    3 罗义俊在选编有关新儒家的代表论文时，关于贺麟与冯友兰曾有如此论述：“贺麟在抗战初曾发表《儒学思想之开展》，明确提倡‘新儒家思想’、‘新儒学运动’。冯友兰曾企图建立‘理性论新儒学’。但他们后来不再坚持或放弃了原持的‘新儒学’立场与思想。因此，暂不收入对他们专论的文章。”但关于贺氏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罗氏则以此文在当代新儒学思想史上值得注意与重视，所以仍予收入其所编著的集子中。参见罗义俊：《评新儒家》弁言，页3。
    4 与大陆学者的认识不同，海外学者对于“新儒家”有着特定的涵义与定位。张灏认为，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上发表的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宣言，乃活跃于当代中国海外思想界的保守思潮的重要大纲，张氏称之为“新儒家“(New Confucianism)。张氏还认为，“新儒家并不是1949年后突然出现在思想界的新现象，而是五四以来长期发展的一种趋势”，其源头可以追溯至1920年代早期。参见Hao Chang，“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in Charlotte Furth(ed．)，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p．276～277．余英时认同于张灏关于新儒家的定位，并对新儒家作了进一步的限制：“严格言之，‘新儒家’主要即是指熊十力的哲学流派”。从这个意义上说，余氏认为钱穆生前并不认同于“新儒家”的称号，亦不应算作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参见氏著：《钱穆与新儒家》，《新亚学报》(第十六卷下)，香港：新亚研究所，1993，页1—31。韦政通则认为，“当代新儒家依照目前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者的看法，大抵包括粱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这些人物和思想。”参见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页214。
    5 在评述当代新儒学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人物与事件时，罗氏再次提及贺麟此文及《思想与时代》月刊：“民国三十年(1941)八月，在张其昀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杂志创刊号上， 贺麟发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也就是民族文化复兴的新机述，概述儒家思想新开展当取的途径，提出‘新儒家思想’的概念。越三年，钱穆先生在三十二期(1944年4月)发表《中国近代儒学之趋势》，概述民国后儒学所取的和会融通与剖析鞭驳齐头并进的路数，提出‘中国近代儒学’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与现在流行的‘当代新儒家’及‘当代新儒学’实是同一个意义。这两文都可视作当代新儒学往途的小结，来途的昭示。”参见罗义俊：《当代新儒家的历程和地位问题——代编序》，《评新儒家》，页9。
    1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页14。
    1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16。
    2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16。
    3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16。
    4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页16。
    5 周辅成：《哲学、文化与民族——我所了解的贺麟先生》，载宋祖良、范进编：《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页7—8。
    6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页18。
    1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页123。
    2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页151。同时，有论者指出，1958年，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等明确倡导的“新儒学”实非一种“全新的现象”，而仅是1920年代初期兴起的中国保守主义思潮主流的发展。详见：Hao Chang, "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t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76-302.
    3 郭斌龢：《读儒行》，《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1942年月，页6。
    4 据郭斌龢自述，“先嗣父郭镇藩，字淑芬，清末贡生，沙洲县杨舍镇人。清代末年，倡议维新，废科举，办学校。”在郭氏晚年回忆其嗣父一生的成就时，曾以此为豪：“先嗣父任梁丰校长垂四十载，廉洁奉公，告退之时两袖清风，而学校由小学为初中，为高中。当时学校仪器、标本、图书比较充实，教学质量较高，群众举为‘江阴东南乡最高学府’，周围三十里咸来就读。初中毕业生考入省内外重点高中者甚多；高中毕业生考入省内外重点大学者亦甚多。目前梁丰校友遍及全球，此不仅梁丰一校之大事，亦沙洲全县之大事也。”参见氏著：《先嗣父淑芬公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沙州县委员会史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内部发行)，1982，页95。
    1 林子勋：《永怀哲人——悼念谢幼伟教授》，《中外杂志》第21卷，1977年第1期，，页48—49。
    2 王邦雄：《哲人其萎 永怀吾师》，《鹅湖》第2卷第5期，1976年11月，页2。
    3 《鹅湖》月刊于1975年7月在台北创刊，以弘扬中国哲学、重振传统文化为使命。罗义俊认为：“《鹅湖》月刊是比《民主评论》专业性、哲学性更强的当代新儒家的新阵地。随着当代新儒家进入第三历程，《鹅湖》对当代新儒学的延续、发扬和进一步拓展，所发挥的作用与地位，日益显著，日益重要。”参见氏编著：《评新儒家》，自序，页16—17。
    4 林子勋：《永怀哲人——悼念谢幼伟教授》，《中外杂志》第21卷，页52。
    1 若据余英时的看法，“新儒家”主要是指熊十力的哲学流派，那么谢幼伟更应位列其中。早在1940年代，谢幼伟与熊十力之间情谊密切，可谓“忘年之交”。1947年谢氏著述《现代哲学名著述评》出版，熊氏曾为是书写序，称“幼伟思睿而识卓，学博而量宏。海内谈哲学者或喜有所标揭以自异，而幼伟独不尔。惟脚踏实地，虚怀以读中西哲学之书。不为苟同，不妄立异。其评论各书，皆有精鉴，异乎以矜心浮气轻持短长者矣。”参见氏著：《现代哲学名著述评》，正中书局，1947，熊序。可见熊氏对谢氏评价甚高。二人曾有关于“玄学方法”讨论的通信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2年12月。除了学问上的交流，1948年2月，时任浙江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的谢幼伟，亦聘请熊十力来浙大任教，并为熊氏住房等事与校长竺可桢协商。参见《竺可桢日记》第二册，页1120，1148。
    2 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谢氏著述计有，《伦理学大纲》，正中书局，1941；《辩证法论丛》，独立出版社，1941；《忠之哲学》，商务印书馆，1944；《中国战时学校》，正中出版社，1946；《现代哲学名著述评》，正中书局，1947；《哲理与心理》，正中书局，1948；《论共产主义》(与张其昀合著)，华夏图书出版公司，1948。
    3 谢幼伟：《柏烈得莱的伦理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期，1941年9月，页22—35。谢氏这篇写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文章，40年后在大陆选编的西方伦理学家评传中再次出现，可谓历史的尘埃总无法掩埋具有真知灼见之思想。可参见周辅成主编：《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663—678。
    4 谢幼伟：《鲁一士的伦理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期，1941年11月，页33—45。
    5 谢幼伟：《克罗齐的伦理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9期，1942年4月，页34—42。
    1 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1942年9月，页1。
    2 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页1。
    3 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页1。
    4 《孝经·开宗明义章》。
    5 《孝经·庶人章》。
    6 宋·戴溪：《石鼓论语答问卷上·学而第一》
    7 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页1。
    1 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页2。
    2 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页2。
    1 李石岑言：“……我们可以想见孔子所以提倡孝的一番深意。孔子以为封建组织欲求完备，当令一切人的生活全从孝的唯一观念引中而出。”参见氏著：《中国哲学十讲》，世界书局，1935，页51。
    2 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页5。
    3 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1942年9月，页6。
    1 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页144。
    2 郭斌龢：《<孝与中国文化>附言》，《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1942年9月，页8。
    1 郭斌龢：《<孝与中国文化>附言》，《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页9。
    2 郭斌龢：《<孝与中国文化>附言》，《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页9。
    3 郭斌龢：《<孝与中国文化>附言》，《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页9。
    4 认同孝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的，绝非仅仅谢氏、郭氏二人。时任教浙大的夏承焘亦在日记中记载了谢氏此文的要旨，并称“郭恰周附言一首亦好”。参见氏著：《天风阁学词日记》，1942年12月21日，收入《夏承焘集》第6册，页442—443。此亦可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仍抱有认同的学人对于孝的作用亦相当肯定。
    5 [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页153。
    1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4年2月25日，页740。
    2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1942年6月，页1。
    3 此文后更名为《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收入氏著：《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十章，上海：正中书局，1948，页161—181。
    4 钱穆：《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2期，1944年3月，页1。
    1 值得注意的是，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的相对应篇章中，钱氏将此“传统文化”更加明确的表达为“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或可表明钱氏在修改此文时更加突出中国农业文明的特色，以此与西方工业文明作对比。其深意何在?可参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页162。
    2 钱穆：《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2期，页1。
    3 钱穆：《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2期，页2。
    4 钱穆：《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页36。
    5 钱穆：《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思想与时代》月川第1期，页36。
    1 钱穆：《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36。
    2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1942年6月，页1。
    3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页1。
    1 柳诒徵：《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学衡》第27期，1924年3月，“通论”，页4—5。后收入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224—230。
    2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筹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页2。
    3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页2。
    1 尽管亚里士多德生前撰写过相当多的伦理学对话和其他著作，他名下流传至今的伦理学著作只有三部：《尼各马可伦理学》、《欧台谟伦理学》(Ethica Eudemia)和《大伦理学》(Magna Moralia)。据多数研究者的意见，前两部伦理学是据亚里士多德的授课讲义整理而成的，《大伦理学》则是由亚里士多德后学编写的前两部伦理学的提要，且《尼各马可伦理学》较之《欧台谟伦理学》更为系统，思想更为成熟。至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亚里士多德欲以此书纪念父亲老尼各马可(Nicomachus，father of Aristotle)，二是因此书经亚里士多德的儿子小尼各马可(Nicomachus，son to Aristotle)之手编辑而成。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译注者序，页1—2。
    2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页2。
    3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页2。
    4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页3。
    5 张氏的科技史著述有：《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1924年6月，页38—69；《纪元后二世纪间我国第一位大科学家——张衡》，《东方杂志》第21卷23号，1924年12月，页89—98；《张衡别传》，《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述学”，页1—13；《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A．C．Moule撰，张荫麟译)，《清华学报》第2卷1期，1925年6月，页457—467：《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清华学报》第2卷2期，1925年12月，页635—642；《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J．J．L．Duyvendak撰，张荫麟译)，《学衡》第58期，1926年10月，“述学”，页1—12；《九章及两汉之数学》，《燕京学报》第2期，1927年12月，页301—312；《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燕京学报》第3期，1928年6月，页359—381；《沈括编年事辑》，《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1936年4月，页323—358。另据黎华赵的研究，张荫麟共有十篇科技史方面的著述，其中《李俨著<中算输入日本之经过>》为评价提要，刊载于《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上。
    1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页3。
    2 钱穆：《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2期，页6。
    3 钱穆：《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2期，页7。
    1 钱穆：《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2期，页7。
    2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21。
    3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筹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1942年6月，页3。
    1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页4。
    2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筹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页5。
    1 钱穆：《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2期，页2。
    2 贺昌群：《哭梅迪生先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6期，页15。
    3 黄尊生作为国际世界语运动的耆宿，亦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甲期推动者，1955年当选为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抗战时期，1939—1945年，黄氏曾在浙江大学文学院任教六年，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亦对黄氏赞赏有加，称其为不可多得之人才。可参见：黄尊生：《我与世界语运动》，收入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40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页84—85：黄尊生：《太平日子——在浙大台湾校友会年会上的讲话》，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涯赤字情——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页318 —319：《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6年8月9日，页956。
    1 黄尊生：《谈西洋文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1期，1943年4月，页36。
    2 黄尊生：《谈西洋文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1期，页37。
    3 黄尊生：《谈西洋文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1期，页37。
    1 黄尊生：《谈西洋文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1期，页38。
    2 黄尊生：《谈西洋文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1期，页38。
    3 黄尊生：《谈西洋文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1期，页39。
    4 黄尊生：《谈西洋文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1期，页39。
    1 黄尊生：《谈西洋文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1期，页40。
    2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15。
    3 郭斌龢：《观代生活与希腊理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页28。
    1 郭斌龢：《现代生活与希腊理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28。
    2 郭斌龢：《现代生活与希腊理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28。
    3 郭斌龢：《现代生活与希腊理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28。
    4 钱穆：《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页37。
    5 钱穆：《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37。
    6 钱穆：《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38。
    7 钱穆：《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38。
    1 钱穆：《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38。
    2 谢幼伟：《论人类与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1947年3月，页29。
    1 谢幼伟：《论人类与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页30—31。
    2 谢氏将卡西尔译作“克西亚”，他所用的《论人》一书由1944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全称为：An Essay on Man，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国内学者甘阳曾依据此版本译出中文版，译名为《人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出版。
    3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在他煌煌三大卷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和详尽的阐发。而《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一书，是他晚年到美国以后，在英、美哲学界人士的一再要求下，用英文简要地阐述《符号形式的哲学》基本思想的一本书。该书历来被人们看作一方面是《符号形式的哲学》一书的提要，另一方面又是最足以反映卡西尔晚年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正因为如此，该书是卡西尔著作中被译成外文文种最多、流传最广、影响甚大的一本。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中文本译序，页4。
    4 谢幼伟：《论人类与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页31。
    5 谢幼伟：《论人类与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页32。
    6 《孟子·告子章句上》。
    1 谢幼伟：《论人类与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页33。
    2 谢幼伟：《论人类与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页33。
    3 谢幼伟：《论人类与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1947年3月，页34。
    4 谢幼伟：《论人类与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页34。
    5 汪晖在其著作中言及1920—1940年代时云：“正是欧洲国家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刻，科学世界观在中国社会确立其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及“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有组织的或民族——国家的高技术暴力震惊世界之时，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为民族解放而奋斗，那些针对科学霸权及其技术运用的反思性的思想和概念没有引起人们的丝毫兴趣。”以此言或可反观谢幼伟对科学及人类文化所持有的危机感。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下卷 第二部 科学话语共同体》，北京：三联书店，2004，页1402。
    1 Hao Chang, "New Confucianism and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p. 301.
    1 [美]郭颖颐着，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17，158。
    2 郭正昭：《“中国科学社”与中国近代科学化运动(1914—1935)——民国学会个案探讨之一》，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九次学术讨论会记录，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一辑，页225，259。
    3 邓元忠：《科学主义在中国——从九一八～七七》，中国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一三五次学术讨论会记录，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十三辑，台北，1989，页294。
    4 邓元忠：《科学主义在中国——从九一八～七七》，页327—328。
    5 刘青峰：《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二十一世纪》1991年7月号，第4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页46。
    6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下卷 第二部 科学话语共同体》，北京：三联书店，2004。
    7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下卷 第二部 科学话语共同体》，页1402。
    1 [美]费正清 费维恺编 刘敬坤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409-477。
    2 [美]郭颖颐着，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页153。
    3 刘青峰：《二十1纪中国科学主义的两次兴起》，《二十一世纪》1991年7月号，第4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页41。
    4 事实上，以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为己业的这一学人群关于科学的态度及观点，在上章关于《思想与时代》月刊文化观的讨论中，已多有涉及。故此处不赘。
    1 Andrew Nathan,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12;转引自：林志宏：《战时中国学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与时代>为中心》，页115。
    1 樊洪业根据20世纪中国科学走过的实际历程，将具有以下系列资格者列为中国科学精英：1．1935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2．1940年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评议员；3．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4．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5．1957、1980、1991年增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5．1957、1980、1991年增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6．1993年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其昀符合第一项资格，应属于中国科学精英。参见：樊洪业：《20世纪中国科学精英的年龄分布状况及其教育背景考察》，收录于王渝生主编：《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页155。
    2 吴相湘：《张其昀的治学与兴学》，《民国百人传》，后收录于潘维和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页645。另，在张其昀亲笔填写的履历表“经历”一栏中填有：“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廿四年至廿九年”，参见：《教育部直属机关学校主要人员登记表·张其昀》，1942年10月24日，浙江省档案馆，53—1—894，页27—28。
    3 Joseph Needham, "Science in Kweichow and Kuangsi", Nature, Vol. 156, No. 3965 (October 27, 1945), pp. 496—497.
    1 张其昀：《论现代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期，1941年9月，页41。
    2 张其昀：《论现代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期，页42。
    3 林肯·巴勒特：《宙与爱因斯坦》，收录于任鸿隽译著：《爱因斯坦与相对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页15。
    4 张其昀：《论现代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期，页45。
    1 张其昀：《论现代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期，页45。
    2 张其昀：《论现代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期，页47。
    3 [英]罗素(Russel，B．)著，陈启伟译：《罗素自传》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349。
    4 张其昀：《罗素论西方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4期，1947年4月，页1。
    1 [英]罗素著，马元德译：《西方哲学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页394。
    2 张其昀：《论现代精神(续)》，《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期，1941年10月，页44。
    3 张其昀：《论现代精神(续)》，《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期，页46。
    1 张其昀：《论现代精神(续)》，《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期，页46。
    2 金观涛、刘青峰：《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6期(2004年12月)，页150。
    3 张其昀：《论现代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期，页47。
    4 洪谦早年曾在德国学习物理、数学、哲学，1928年，来到维也纳，成为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的学生，并在石里克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的博士论文，1934年荣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洪谦1937年初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哲学系讲师。1940—1945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任教授。抗战胜利后，从1945年到1947年，在英国牛津新学院任研究员。回国后，从1948年到1949年，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综观洪谦一生的学术生涯，1940年代这十年，是洪谦在学术上最活跃、论著最丰硕的十年。正如他的学生和后辈所评价的：“在这些论著中，洪谦介绍了维也纳学派的科学观、哲学观和科学世界观，同时发扬分析哲学的批判精神，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康德的先天论、现象论和精神科学派、马赫的实证论哲学以及冯友兰的新理学，也介绍了维也纳学派内部的争论，因而在中国哲学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为逻辑经验论和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卓越贡献”。参见：范岱年、胡文耕、梁存秀：《逻辑经验论在中国的传播——维也纳 学派成员洪谦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3期，页66。后以《洪谦和逻辑经验论》为题收录于洪谦着；范岱年，梁存秀编：《论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 洪谦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发表了8篇文章，分别是《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第十五期，1942年10月)、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书评)(第二十四期，1943年7月)、《逻辑实证论的基本思想》(第二十五期，1943年8月)、《科学与哲学》(第二十六期，1943年9月)、《维也纳学派与现代科学》(第二十八期，1943年11月)、《石里克的人生观》(第三十期，1944年1月)、《释学术》(第三十一期，1944年2月)、《维也纳学派与现象学派》(第三十五期，1944年6月)。此外，他还在《哲学评论》上发表了三篇文章：《维也纳学派与玄学问题》(8卷3期，1943年)、《或然性的逻辑分析》(9卷1期，1944年)、《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10卷1期，1946年)，在《学原》上发表了《康德的先天论和现代科学》(1卷6期，1947年)这些文章构成了《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的主要部分。《论逻辑经验主义》一书的附录中收录了“洪谦论著目录”，但未收入《释学术》这篇文章。新近出版的《洪谦选集》(韩林合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中附录的“洪谦论著目录”仍采用以前版本，未收录此篇文章。
    2 洪谦：《释学术》，《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1期，1944年2月，页35。
    3 洪谦：《释学术》，《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1期，页36。
    1 洪谦在德国及维也纳时，都曾努力学习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他的博士论文《物理学中的因果性概念》就是从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出发，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因果性问题，在当时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论文曾经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海森伯审阅。因此，洪谦的学术训练不同于中国传统学者，他的哲学理论完全是以现代科学为思想背景的。参见范岱年、胡文耕、梁存秀撰《逻辑经验论在中国的传播——维也纳学派成员洪谦教授》一文，刊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3期，页67。
    2 洪谦：《释学术》，《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1期，页37。
    3 关于“李约瑟难题”较近的研究成果，参见：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此外由李约瑟文献中心编，不定期出版的《李约瑟研究》集刊上设有“李约瑟难题”专栏，专门发表相关论文。书中附录还有“近代中国科学落后问题基本论著索引(1915—2002)”。
    4 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第44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页19—21。
    1 竺在日记中写到(1941年5月9日)：“晨六点起。今日未至学校，预备《近代科学之精神》演讲，计自晨至晚写八页。参考书有：1)Poincare：《科学之基础》，2)Harvey Gibson：《两千年来之科学》，3)Jeans和Bragg等人：《科学发展讲义》，4)Thomas，Case，F．Gotch等人：《科学方法讲义》。下午六点至何家巷十五号教室演讲，听讲者六十人左右。余首引贝尔纳(Bernal)《科学对于社会之机能》书中关于近世科学在中国之段。”参见：《竺可桢日记》第一册，页509。
    2 竺可桢：《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页1。后收入《科学概论新篇》(正中书局，1948)及《现代学术文化概论》(华夏图书公司，1948)，又收入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页539—544。；又见：[英]J．D．贝尔纳著，陈体芳译，张今校：《科学的社会功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297；译文略有出入。
    3 竺可桢：《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3。
    4 竺可桢：《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3。
    1 竺可桢：《科学与社会》，《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4期，1943年7月，页1。本文原系作者在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训练班的演讲词(1942年4月2日)。初以《科学与现代思想》为题刊于该训练班编印的《科学概论》(1943年6月)。后经修改，以《科学与社会》为题刊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4期，后收入《科学概论新篇》。又收入《竺可桢全集》第2卷，页567—575。
    2 竺可桢：《科学与社会》，《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4期，页1。
    3 竺可桢：《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国风》7卷4期，1925年11月1日，页6。后收入《竺可桢全集》第2卷，页259—263。
    4 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科学》28卷3期，1946年4月，页141。后收入《竺可桢全集》第2卷，页628—635。关于此文，范岱年先生的研究较为详细，此处不赘。
    5 竺可桢：《科学与社会》，《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4期，页8。
    6 这一观点与谢幼伟对于人类与现代科学的诘难不谋而合。参见谢幼伟：《论人类与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页34。
    7 竺可桢：《科学与社会》，《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4期，页8。
    1 钱宝琮：《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5期，1947年5月，页4—5。最近有刘兵：《钱宝琮：在中国介绍研究新人文主义的先驱》，《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对钱宝琮写这篇文章的始末及相关内容有详细论述，可参阅。
    2 关于此种观点，陈立除了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发文阐述外，亦在浙大纪念周的演讲上有所论述。1944年5月29日，竺可桢在日记中云：“请陈卓如(即陈立)讲《近世科学与中国社会》。述中国社会系宗法家庭制度之社会，故作事往往以命令式行之，不能完全理解；又客观少而主观多：又无科学方法各点。”参见《竺可桢日记》第二册，页758。
    3 陈立：《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科学与技术》第1卷，第4期，1944年7月，页6—7。后此文收录于陈立：《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页687—704。
    1 陈立：《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科学与技术》第1卷，第4期，页11。
    2 陈立于半个多世纪后曾对此篇文章作出说明，对于其写作之因缘及竺可桢、李约瑟等人均有涉及：“当时我在遵义，在重庆的挚友涂长望要我写篇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催稿很急，我即在两夜写成一文，只是说科学不发达，随便想出几条仓卒应命。92年我满九十岁，几个部门为我出选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钟少华，是北师大钟敬文之子，他父是我在广东认识的，居然找出此文给我的文选的编者，我已早忘了。当年浙大在贵州遵义时，竺校长看过，即对我说，“大作”我已拜读，并约我在总理纪念周会上要我为学生讲。我当时住在石家堡，涉水过去(因为过桥太远)，总理遗嘱已经念过了，正要散会，我恰到了，才用宗法社会这个字[词]为题。这个刊物大概没有出几期，我也就忘了这个刊物的名称，是钟少华检出来才选入论著选的。所以我并不是科学史家。李约瑟，我在剑桥做研究时，只知道他是胚胎学化学的权威。我看见过他那三部钜著，名字是知道的，他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是后来才知道的，没有交面过。”参见许康：《陈立教授关于<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一文的复函》，《中国科技史料》第24卷第2期，2003，页182。
    3 竺可桢在日记中对李约瑟来访均有详细记载，短短四五天内，科学社及浙大同人多次与李约瑟一行开讨论会或举行演讲，对于科学问题多有论及。参阅：《竺可桢日记》第二册，页788—791。还可参阅：范岱年：《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页19—21。
    1 贝尔纳是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科学学的奠基者。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是一门以科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科学理论。科学学奠基性著作就是这本《科学的社会功能》，首次出版于1939年1月。书的副标题“科学是什么?科学能干什么?”概括了全书的主题。这部巨著的重要意义，很快被全世界公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书曾再版过四次。1946年，它又一次再版。此后，它被译成日文、阿拉伯文和几种欧洲文字，其影响力超乎寻常。参见：[英]M．戈德史密斯、A．L．马凯主编，赵红州 蒋国华译：《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序，页1。此书是由世界著名科学家，为纪念贝尔纳的科学学奠基性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发表二十五周年撰写的论文集，英文版见：M. Goldsmith & A. L. Mackay (Ed.), The Science of Science-Society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 Souvenir Press, 1964.
    2 参见：竺可桢：《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1。竺可桢在这篇文章中开篇即提到贝尔纳的这部书，他使用的是伦敦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出版社1938年的版本，疑是有误，《科学的社会功能》实初版于1939年。
    3 卢于道：《贝纳儿<科学之社会作用>》，《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0期，1942年5月，页47-51。
    1 卢于道：《贝纳儿<科学之社会作用>》，《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0期，页50。
    2 [英]C．P斯诺：《贝尔纳其人》，收入[英]M．戈德史密斯 A．L．马凯主编，赵红州 蒋国华译：《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页19—20。
    3 在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卢于道于1943年加入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4年参加许德珩、褚辅成领导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改为民主科学社)。1946年起参与发起组织九三学社，并当选为监事。1949年3月以中国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参加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制定《共同纲领》。10月1日，与毛泽东和其它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53年参加以贺龙为团长的第4次赴朝慰问团。从朝鲜回国后，又参加访苏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了“苏联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等单位，汲取苏联“科普”工作经验。参见：李正兴：《先驱——纪念科普前辈卢于道教授》，《科学生活》(上海)，1995年8月号，总第150期，页6。
    4 卢丁道早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后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在世界著名神经解剖学家Judson Herrick教授指导下攻读神经解剖学，1926年获得博士学位。卢于道于1930年回到祖国，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积极提倡科学运动，为中国的科普事业竭尽心力。1933年，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画报》创刊，卢于道常为其撰稿，并参与编辑工作。1941年秋至1942年，卢于道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教授，曾担任该社代理总干事，四十年代中期，他还担任过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总编辑，并撰写了一批科普文章。参见：戴鸿佐：《卢于道先生小传》，《中国神经科学杂志》2000年12月，第16卷，第4期，页388。
    5 《科学概论》一书分为十四章，分别是：科学定义和特征、科学的发展、宇宙体系、宇宙运动、地球、物质元素、光与辐射、新量子论、生命、生长与发展、进化理论、人类史、人为的进化、科学与社会。参见：卢于道：《科学概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民国丛书第四编88卷。
    6 卢于道：《科学概论》，序，页2。
    1 卢于道：《我国科学之新时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期，1941年11月，页22。
    2 详见郭正昭：《“中国科学社”与中国近代科学化运动(1914—1935)——民国学会个案探讨之一》，页233—271。
    3 卢于道：《我国科学之新时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期，页24。
    1 陈立：《科学之社会背景》，《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1期，1947年1月，页20。
    2 陈立：《科学之社会背景》，《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1期，页20。
    3 此赫胥黎(Julian Huxley)是天演论原著者Thomas Huxley的嫡孙，英国伦敦大学动物学教授，曾被推举为联合国文教科学会第一任的理事长。参见陈立：《赫胥黎论文教与科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1947年3月，页29。
    4 第一类是背景科学Background science，住意识中是没有任何实用目标的，如理论物理与实验胚胎学。第二类是基础科学Basic science，它们虽然是根基本的，但其远景是实用的，例如土壤学、气象学等。这两者或者就是普通所称为纯粹科学的。第三类为种种实际的研究，都有极现实的目标的，如真空管的改良，疟疾的疗治。第四类为发展的或“引港”的研究Pilot Research，即研究如何将实验室中的方法变成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后面两种显然可以称 为应用科学。但这四种科学仍有不少的交互联系。这种分类可以凸现出科学中各个部分的位置与分工，而不是将科学研究视为一个总体。参见：陈立：《赫胥黎论文教与科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页27。
    1 陈立：《赫胥黎论文教与科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页28—29。
    2 陈立：《赫胥黎论文教与科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页29。
    3 张其昀：《论现代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期，页44。
    1 洪谦：《释学术》，《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1期，页39。
    2 洪谦：《释学术》，《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1期，页39。
    1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144。
    2 钱穆：《理想的大学教育》，《民主评论》(香港)一卷十五期，1950年1月，后收入氏著：《钱宾四先生全集41文化与教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页219。
    1 关于全盘西化思潮的研究，可参见赵立彬：《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 钱穆：《理想的大学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文化与教育》，页219。
    3 钱穆：《理想的大学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文化与教育》，页225。
    1 钱穆：《理想的大学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文化与教育》，页225。
    2 钱穆：《理想的大学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文化与教育》，页226。
    3 钱穆：《理想的大学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41文化与教育》，页226。
    4 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大公报》(重庆)，第二版(星期论文)，1940年12月1日。
    5 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大公报》(重庆)，第二版(星期论文)，1940年12月1日。
    1 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大公报》(重庆)，第二版(星期论文)，1940年12月1日。
    2 钱穆：《理想的大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0期，1943年3月，页1。
    3 钱穆：《理想的大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0期，页3。
    1 钱穆：《理想的大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0期，页4。
    2 钱穆：《理想的大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0期，页3。
    1 钱穆：《择术与辨志》，《新亚生活双周刊》1卷21期，后收入氏著：《钱宾四先生全集25中国学术通义》，页370。
    2 钱穆：《招生简章节录》，后收入氏著：《钱宾四先生全集50新亚遗铎》，页3。
    1 应该指出的是，本节所使用的“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语，较为准确的翻译应是“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这个概念正式出现于罗马时代，但其精神则可追溯至希腊时代。从毕达哥拉斯到苏格拉底再到柏拉图，都对后世博雅教育体系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简单的说，博雅教育的目的不在训练专业技术能力，而在培养广博通达的智慧。它透过基础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教导，使受教者具备良好的表达、推理、反省能力。与此相较，现在较为流行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个词是20世纪才开始流行的术语，主要是用来指涉“专业教育”(disciplinary education or specialized education)之外的修习课程。参见江宜桦：《从博雅到通识：大学教育理念的发展与现况》，《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台北)第14期，2005年9月，页37—64。本章的“通才教育’砚实为具有‘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涵义，但为保持论述的一致性，使用“通才教育”一语。
    2 A. N. Whitehead, The Aims of Education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47, p. 71.
    3 此书序言还特别提到吴宓于此书译述的贡献：“是书之译，吴雨僧先生实主张之。译后又取各英文译本暨希腊文原本，详为之注，期不通西文者皆能窥见原书精采而无遗。补其罅漏，其劳实多。”由此亦可见吴宓对于柏拉图著述翻译出版极为关注，而其与郭氏的关系亦可见一斑。参见[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龢、景吕极译：《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国立编译馆，1933，序，页1。
    1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1941年12月，页3。
    2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3。
    3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4。
    4 郭氏认为，柏氏的人性论是其政治见解的扩人。柏氏对于国家组织所需要的人才，即从人性的三种特性出发。第一种工作者为农工商，其欲念居先，故志在牟利，以求欲念之满足；第二种工作者为兵士，兵士有血性、重意气荣誉、拔剑而起，虽死不怨；第二种工作者为哲学家，哲学家天性爱智，平日祈向，在乎真理。柏氏的教育理念主要是针对第二与第三种工作者，而对于第一种则认为并无教育的必要。这种教育观用现在眼光观之，自然为不平等之象征，然郭氏提醒我们应该了解彼时希腊社会与时代特征，此观念同为时代观念所折射。参见：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4。
    1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4。
    2 [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龢、张竹朋译：《理想国》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页138。
    3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6。
    4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6。
    5 钱穆认为，中国人所谓法律，多偏指刑罚而言。钱氏曾言：“中国人对于刑法之观念，则毋宁谓其偏于罪恶之惩罚，而不在权利之保障。故西方之法律观念常为‘权力’的，而中国之法律观念则为‘道德’的。”参见氏著：《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思想与时代》月刊第8期，1942年3月，页13。
    6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7。
    1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7。
    2 [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龢、张竹朋译：《理想国》，译者前言，页ⅲ—ⅳ。
    3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8。
    4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8。
    5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8。
    6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8。
    1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8。
    2 关于中国儒家礼乐教育所内涵的深意，朱光潜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参见氏著：《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月刊第7期。
    3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9。
    4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10。
    5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10。
    6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10。
    1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10
    1 谢幼伟：《怀黑德之生平与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3期，1948年11月，页1。大约谢氏发表此文的同一年，在英国Mind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追念怀氏生平的文章，对其亦有相当高之赞誉：“无论智慧或是人格，怀特海都同样伟大。他亦是优秀文明中所结出的最好果实之一，尽管这一文明在英国两次惨胜德国的战争中已渐渐枯萎衰亡。”参见C．D．Broad，“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Mind，New Series，Vol．57，No．226(Apr．，1948)，p．145．
    2 谢氏言：“入怀氏课堂，听怀氏讲演，吾人所见，乃动作中之思想，乃创造中之思想。彼之讲演，非绝无准备，然一登台致辞，则如源泉涓涓，柳暗花明，忽又一村。有时听者，若置身云雾，莫测怀氏之命意。有时听者，又若有大刀者，负之而趋，置身于一种不同之世界，乐而忘倦。听怀氏演讲，有如读怀氏书，若入宝山，决不空手而回。”参见谢幼伟：《怀黑德之生平与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3期，1948年11月，页2。
    3 谢氏曾回忆当时聚会之情况：“当怀氏任教哈佛时，始则每星期晚，即则每星期五晚，其查理士河畔之公育，常有一二十青年之足迹。若是之集会，作者尝数度参加。怀氏蔼然儒者，和善可亲。周旋于多人中，有问必答，毫无倦容。吾人所谈，不必为哲学，若政治，若宗教，若历史，若艺术，几于无所不谈。其心慈，其意诚，其思想，其人格，自将与宇宙同不朽。”参见谢幼伟：《怀黑德之生平与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3期，1948年11月，页2。
    4 贺麟回忆于此，曾言：“在哈佛大学时，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曾经拜访过一位英国籍的名教授怀特海。他是研究数学、哲学的，是著名的哲学和逻辑学家罗素的老师，也是当时世界公认的懂得相对论的十二人之一。我们谈了许多问题。怀特海教授说：‘前些时你们中国出了个年轻人胡氏，他反对中国传统的东西，什么都反对，连孔子也反对了。你们可不要像他那样，文化思想是有连续性的，是不可割断的、’还说：‘我将要出版我的哲学书，我的书西洋人是不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但你们中国人和印度人可能会理解和接受。’可以想见在那个时期，胡氏的学说在欧美已引起了重视和异议。”参见贺麟：《我和胡适的交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28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页165。
    5 《教育目的论文集》是怀特海1929年完成的，1932年第一版出版，谢幼伟所他用的是1947年第五次印刷的本子。
    1 A. N. Whitehead, The Aims of Education and Other Essays, Preface, p. 1.
    2 A. N. Whitehead, The Aims of Education and Other Essays, p. 1.
    3 酣幼伟：《怀黑德论教育》，《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2期，1943年5月，页17。
    4 谢幼伟：《怀黑德论教育》，《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2期，页17。
    5 A. N. Whitehead, The Aims of Education and Other Essays, p. 77。
    6 A. N. Whitehead: The Aims of Education and Other Essays, p. 1-2.
    1 [英]A．N．怀特海著，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页188。
    2 [英]A．N．怀特海著，何饮译：《科学与近代世界》，页189。
    3 谢幼伟：《怀黑德论教育》，《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2期，页19。
    4 谢幼伟：《怀黑德论教育》，《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2期，页16。
    1 陈立：《大学入学考试废止后之招生办法》，《教育通讯》第6卷，第18期，页。
    2 陈立：《大学与大学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9期，1943年12月，页36。
    3 陈氏列举两文分别为钱穆：《理想的大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0期，1943年3月，页1—4；谢幼伟：《怀黑德论教育》，《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2期，1943年5月，页16—23。
    4 陈立：《大学与大学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9期，1943年12月，页36。
    5 陈立：《大学与大学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9期，页36。
    1 陈立：《大学与大学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9期，页37。
    2 陈立：《大学与大学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9期，页38。
    3 陈立：《大学与大学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9期，页39。
    1 陈立曾言：“大学入学考试每年靡费数逾若干百万(据可靠估计，30年度仅四校联合招考之公私费用至少达一百数十万元)，事实上已有负担不了行不通也之势。”参见氏著：《中等教育之革命》，《教育通讯》第6卷，第6期，1943年2月28日。后收入氏著：《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页542。
    2 据陈氏言：“事属草创，一切皆待筹划与创制，校长乃聘组一招生研究委员会，由教务长任主席，而教务处亦成立一新单位，负责统计事项，初由教育系五年级同学林荣曾君负实际责任，而我则备咨询而已。”参见氏著：《审查成绩招收新生办法研究报告》，《贵州教育》第5卷，第7—8期合刊，1943年9月，页22。此期合刊乃“高中学生毕业升学联合考试专号”。后此文后收入氏著：《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页543—547。
    3 陈氏详细叙述了章同学论文中的统计标准，现简述如下：“根据各该生之毕业学校等第及在原校之名次，利用立所假拟之一统计公式，算出一理论分数。该项理论分数一方面根据于学校等第，一方面根据于学生名次，故可纳全体学生于同一标准。故，该项理论分数可与各生在大学成绩(一年级成绩，取可比较项)求相关。最后求得该项相关系数为0.50．较入学 考试与大学成绩之相关为0.25，及中学成绩与大学成绩之相关系数0.22高出许多。可见其相对可信度较高。”参见氏著：《审查成绩招收新生办法研究报告》，《贵州教育》第5卷，第7—8期合刊，页22。
    1 陈立：《审查成绩招收新生办法研究报告》，《贵州教育》第5卷，第7—8期合刊，页23。
    2 据陈氏言，此次录取的保送生80名，实到50名，实到率63％：审查成绩生291名，实到112名，实到率39％。参见氏著《审查成绩招收新生办法研究报告》，《贵州教育》第5卷，第7—8期合刊，页23。
    3 此表亦根据陈立给出的表格简单化之，因拙稿只根据最后成绩作一讨论，故将具体的考试及心理测验的成绩略去。参见氏著：《审查成绩招收新生办法研究报告》，《贵州教育》第5卷，第7—8期合刊，页23。
    1 陈立：《审查成绩招收新生办法研究报告》，《贵州教育》第5卷，第7—8期合刊，页24。
    2 关于中国史学的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刘龙心即认为：“经过整理国故运动以后，现代中国史学的学科独立意识益形确立，除外部界域的改变之外，一种由‘时间’入手，强调在特定‘空间’范围内，解释各种社会人群发展现象的学科性质亦隐然成形。”参见氏著：《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0年，页277。此博士论文已由远流出版公司(台北)2002年出版。
    1 张其昀：《我与浙大史地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涯赤字情——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页5。
    2 张其昀：《时代观念之认识》，《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页40。
    3 张其昀：《我与浙大史地系》，《天涯赤字情——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页5。
    4 竺氏在5月9日的日记中云：“……次讨论外国语文系改称文学系案，陈嘉颇不赞同。决议设立中国文学系，设立史地学系案末讨论通过”，此后半句话颇易引起歧义，似“史地学系案未通过”之意。但据5月13日竺氏日记云：“……第二点则上星期六已通过国文系及史地系之设立”，故9日的日记则应理解为“史地学系案未经讨论而通过”，大致无误。参见《竺可桢日记》第一册，页36、37。
    5 《竺可桢日记》第一册，1936年5月27日，页39。
    6 《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50期，1936年5月23日。后收入氏著《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页347。
    1 《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6年7月25日，页952。
    2 竺可桢：《中央大学地学系之前途》，《地理杂志》第1卷1期，页3—5。后收入氏并《竺可桢全集》第一卷，页589。
    3 所谓地学二元观念(Dual Conception)，即以自然地理学程入于理科，区域地理学科入于文科。但竺氏认为此足以限制地学之发展。参见竺氏：《中央大学地学系之前途》。
    4 竺可桢：《中央大学地学系之前途》，页589。
    1 《附录：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史地杂志》，第1卷3期，1940年9月，页63。
    2 《附录：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史地杂志》，第1卷3期，1940年9月，页63。
    1 据1990年代统计，浙大史地学系在遵义毕业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中有学部委员五人：叶笃止，谢义炳、施雅风、陈述彭、毛汉礼。参见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页110。
    1 么枕生：《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浙江大学在遵义》，页117。
    2 么枕生：《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浙江大学在遵义》，页118。
    3 《1949年解放后浙江大学组织系统图》，《浙大组织机构系统情况》，浙江省档案馆，浙大全宗：53—1—4085，页13。
    4 据竺可桢1949年9月21日日记记载：“知叶左之(即叶良辅)已于本月十四号在杭去世。此次浙大改组，变动颇大。左之向来身体瘦弱，不能胜繁剧，而这次竞被聘为地系主任，每日须到校办公。这真不啻代他掘了坟墓，所谓爱之即所以害之也。”参见《竺可桢日记》第二册，页1287。
    1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1941年12月，页9。
    2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9。
    3 徐畅：《抗战后期建都之争》，《民国档案》，2004年3月号，页106。
    4 社评：《战后国都宜在北方》，《大公报》(重庆)，1943年9月25日，星期六，第二版。
    5 《大公报》曾两次发表社评，表明报社同人于战后建都之意见。参见社评：《战后国都宜在北方》，《大公报》(重庆)，1943年9月25日，星期六，第二版；社评：《重献建都北平之议》，《大公报》(重庆)，1945年10月17日，星期三，第二版。
    1 就今日查询可得：新中华杂志社编：《中国战后建都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44；独立出版社资料室编：《建都问题论集》，重庆：独立出版社，1944；康国栋：《战后建都论丛》，重庆：人文书店，1944；孙公达：《战后之建都》，永安：中华出版社，1944；梅盒：《中国战后建都问题》，南平：总动员出版社，1944；王克编：《建都论战》，上海：经纬书局，1946。
    2 关于此书的评介及研究可参见：钟少华：《中国首都研究的近代观》，《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页21—23。另有徐畅：《抗战后期建都之争》，《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页106—112，对此一时期之建都论战作了概论性的分析，亦可参考，然两文均未论及《思想与时代》月刊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
    3 徐畅：《抗战后期建都之争》，《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页106。
    4 此四篇文章分别为：《建国规模与国都》，南京金陵大学演讲稿，1946年12月22日：《定都南京之十大理由》，《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4月28日；《南京乎?北平乎?》，《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3月28日；《金陵与钱塘》，《东南日报》(杭州)，1947年1月5 日。
    1 钱穆，张其昀：《论建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1941年12月，页10—11。
    2 钱穆，张其昀：《论建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页11。
    3 陈英士：《陈英士致黄克强书》，民国四年春书，见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之附录，后收入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民智书局，1930，页508—509(亦入《民国丛书》第二编90)。
    4 关于孙中山建都南京之原由，详见于明德：《孙中山与南京建都》，《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页34—40。
    1 钱穆，张其昀：《论建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1941年12月，页12。
    2 钱穆，张其昀：《论建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1941年12月，页12—13。
    3 张其昀：《定都南京之十大理由》，《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5月2日，星期四，第三版。
    4 张其昀：《南京乎?北平乎?》，《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3月26日，星期二，第三版。
    1 钱穆，张其昀：《论建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1941年12月，页14。
    2 张其昀：《定都南京之十大理由》，《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5月2日，第三版。
    1 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2年12月，页11。
    2 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页11。
    1 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页12。
    2 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页6。
    3 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页7。
    1 有学者研究钱穆史学，认为钱先生在史学领域的基本理论主张是以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为中心的民族文化生命史学，故“生命史学”可作为钱氏史学特质之要素。相关著述可参阅徐国利：《钱穆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0。此博士论文已由商务印书馆(台北)2005年出版。
    2 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2年12月，页12。
    3 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2年12月，页13。
    1 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2期，页26。
    2 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2期，页26。
    3 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2期，页26。
    1 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2期，页28。
    2 贺氏言，古所谓河北，指今日河北全省，河南山东北部一带而言。参见氏著《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2期，页28。
    3 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2期，页29。
    4 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2期，页29。
    5 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2期，页29。
    1 贺吕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2期，页26。
    2 1947年1月，停刊近两年的《思想与时代》月刊出版，是为第41期，首页曾刊登张其昀撰写的《复刊辟》。当时《思想与时代》社随浙大已迁回杭州。张氏仍任职浙大。故此后的《思想与时代》月刊应均为张氏主编。
    3 钱穆，张其昀：《论建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1941年12月，页15。
    1 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2年12月，页13。
    1 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2年12月，页13。
    2 贺吕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2期，页28。
    3 沙学浚：《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续)，《大公报》(重庆)，1944年2月7日，星期一，第三版。
    4 沙学浚：《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续)，《大公报》(重庆)，1944年2月7日，第三版。
    1 沙学浚：《建都论战之批判》，收入新中华杂志社编：《中国战后建都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44，页38—44。
    2 钱穆在《战后新首都问题》中言：“中国地形，西北高而东南下，山脉河流，全从西北趋向东南。”参见《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2年12月，页6。
    3 沙学浚：《中国之中枢区域与首都》，《大公报》(重庆)，1943年12月19日，星期日，第2版。
    4 这里似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沙学浚的学术背景。沙氏1926年入南京金陵大学，后转入中央大学教育学系，兼修地理学，受业于张其昀。1932—1936年，沙氏在德国留学。先入莱比锡大学研读地理专攻地图学。其间得地理学教授须密特之介，到莱比锡地理博物馆学地图绘制方法。后又在柏林入德国最著名之印刷学校，实习印图技术。1933年又转学到柏林大学研究地理学，并在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地理机构德国测量局制图科学习。1936年，沙学浚以在德课业已告结束，乃转往巴黎继续研究地理与法文，并在法国陆军测量局学习制图。由此可知，沙氏由教育学出身，后专攻地理学，并尤重理论与实物结合，于地理学之研究及对制图技巧之精进，卓然有成。1936年8月，沙氏学成归国，先在中山大学地理系任教，不久回故乡任江苏省地政局副局长，并在中央大学兼课。1937年抗战爆发，沙学浚携眷直达重庆，应聘于北碚复旦大学任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应恩师张其昀之邀，转赴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讲授中国区域地理、政治地理、地图学等课程。1942年秋，沙学浚就任重庆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兼任中央大学史地系教授。抗战胜利后，沙学浚随中大复员南京，1947年，沙学浚兼任中央大学训导长。1949年沙学浚任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74年自师大退休后，移居美国。1998年2月16日，病逝纽约，享年92岁。 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中日关于钓鱼台列屿归属问题发生争执，沙氏以其坚实的地理学基础，旁徵博引，□集证据，先后发表“钓鱼台属中国不属琉球之史地根据”、“日本虚构事实向美国诈骗钓鱼台”、“钓鱼台属中国之历史、地理与法律根据论丛”等鸿文，对日本严加驳斥，1985年的一次校友会，他给与会校友送了一份他收藏的慈禧太后的诏书影印，证明台湾及钓鱼台岛早是中国领土。 关于沙氏生平简介，大陆传记资料鲜有记载。拙稿引用资料为汗清澄撰：“沙学浚”条目，收入孙文治主编：《东南大学校友业绩丛书》(第一卷)，2002，电子版： http://seuaa.seu.edu.cn/book/detail.asp?id=266
    1 据竺氏在日记中记载，1943年5月11日，“午后作《战后首都与陪都之意见书》，乃王雪艇为设计局所托也。”至5月12日，竺氏已将此文写好，主要见解记录在当天日记中。参见《竺可桢日记》第二册，1943年5月11日，页679：5月12日，页680。此次演讲稿大意则与5月所写文章阐述之意相同。
    2 竺可桢：《关于战后国都及陪都问题之意见》，收入氏著《竺可桢全集》第2卷，页581。
    1《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22期，1943年8月10日。页2。
    2 关于此次讲习会之内容，可参见《竺可桢日记》，1943年7月14日，页693。
    3 参见竺可桢：《关于战后国都及陪都问题之意见》一文的编者注，收入氏著《竺可桢全集》第2卷，页581。
    1 张其昀：《我国宪法草案之重要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l期，1941年8月，页11。
    2 张其昀：《我国宪法草案之重要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页12。
    3 张其昀：《行政中枢论》，《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六期，1942年1月，页2。
    4 张其昀：《行政中枢论》，《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六期，页2。
    1 陈之迈：《最近五十年中国政治的回顾》，《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3期，1942年8月，页20。
    2 丁学良：《共产主义后与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页11。
    1 陈之迈：《最近五十年中国政治的回顾》，《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3期，页23。
    2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东方杂志》41卷6期，1945年3月。后收入氏著《钱宾四先生全集40政学私言》，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页11。
    3 钱穆：《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思想与时代》月刊第8期，1942年3月，页13。
    1 关于这一观点的典型论述，参见William A．Robson的研究著作《文明与法律的成长》(Civilisation and the Growth of Law，[New York，Macmillan，19351)。转引自[美]D·布迪、C·莫里斯著，朱勇译：《中华帝国的法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5。
    2 《荀子》卷八·君道篇卷第十二。
    3 钱穆：《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思想与时代》月刊第8期，1942年3月，页16。
    4 钱穆：《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思想与时代》月刊第8期，页14。
    1 钱穆：《理想的大学教育》，《民主评论》(香港)一卷十五期，1950，后收入氏著，《钱宾四先生全集41 文化与教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219页。
    1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75。
    2 黄克武：《钱穆的学术思想与政治见解》，《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5期，1987，页394。
    3 黄克武：《钱穆的学术思想与政治见解》，《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5期，页394—395。
    4 朱光潜：《政与教》，《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三期，1941年10月，页13。
    5 朱光潜：《政与教》，《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三期，页14。
    1 张荫麟：《哲学与政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二期，1941年9月，页16。
    2 张荫麟：《哲学与政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二期，页17。
    3 张荫麟：《哲学与政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二期，页15。
    1 钱穆：《政治家与政治风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0期，1942年5月，页1。
    2 钱穆：《政治家与政治风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0期，页1。
    3 钱氏认为唐太宗高出千古者，就在其当时领导了一个花团锦簇的政府：“贤相如房玄龄、杜如晦，净臣如魏征、王珪、戴胄、马周，兼资文武如李靖、李勣，其他名将能臣，举朝不可胜数。登瀛洲十八学士，辉印史册，前后无比。”这样的政治集团，在钱氏看来，即彰显了唐太宗作为政治家的伟大地位。故大政治家之成就，并不专在其自身，更要者，则在其攀龙附凤之一集团。参见氏著：《政治家与政治风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0期，页2。
    1 钱穆：《政治家与政治风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0期，页2。
    2 郭斌龢：《人治与法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5期，1944年6月，页1。
    3 郭斌龢：《人治与法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5期，页5。
    4 郭斌龢：《人治与法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5期，页6。
    1 郭斌龢：《人治与法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5期，页6。
    2 郭斌龢：《人治与法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5期，1944年6月，页6。
    3 张荫麟写作此稿时，已重病在卧，其学生对当时情况有所回忆：“1942年5月开始，……张先生在身体更加虚弱的情况下，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消除一切顾虑，写就《修明政治的途径》一文，投寄重庆《大公报》，多么希望中国政治开明。(此文在1942年10月25日张先生去世后，《大公报》连同一篇社论和张其昀先生的一篇悼念张荫麟教授的纪念文章，在同一天发表。”参见管佩韦：《张荫麟教授的最后岁月(1940—1942)》，收入《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页240。
    4 张荫麟：《论修明政治的途径》，《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三版。
    1 张荫麟：《论修明政治的途径》，《大公报》，1942年10月27日。
    2 董国强：《论“独立评论时期”陈之迈的政治思想》，《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11月号，总第20期。
    1 陈之迈之生平简介，可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页1009。
    2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一册)，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序，页1。
    3 陈之迈：《最近五十年中国政治的回顾》，《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十三期，页19。
    4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一册)，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序，页1。
    5 吴相湘：《张其昀治学与兴学》，原刊于《民国百人传》，后收入潘维和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页651。
    6 1949年之前张其昀的政治身份可参见：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页615、616、617、627、655。
    1 黄克武：《钱穆的学术思想与政治见解》，《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页407。
    2 [美]萨义德(Said，E．W．)：《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页17。
    1 [美]保罗·博维：《权力中的知识分子：批判性人文主义的谱系》，萧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中文版前言，页16。
    1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1941年12月，页9。
    2 张其昀：《时代观念之认识》，《思想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页41。
    3 张其昀：《时代观念之认识》，《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页42。
    1 贺麟：《学术与政治》，收入氏著：《文化与人生》，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页202。
    2 贺麟：《学术与政治》，收入氏著：《文化与人生》，页205—206。
    3 张其昀：《学术与国运》，《大公报》(天津)1948年11月18日，星期四，第三版。后刊于 《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3期。
    1 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全集》卷四，上海，中央书店，1935，页118。
    2 洪谦：《释学术》，《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1期，1944年2月，页35。
    3 张其昀：《国立浙江大学》，原刊于《中华民国大学志》，后收入潘维和主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页453。
    1 张其昀：《国立浙江大学》，原刊于《中华民国大学志》，后收入潘维和主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页453。
    2 林志宏：《战时中国学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与时代>为中心》，页80—81。
    3 罗义俊：《评新儒家》，页9。
    1 [美]C·E·布莱克著，段小光译：《现代化的动力》，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页7。
    2 [美]C·E·布莱克著，段小光译：《现代化的动力》，页11。
    3 张其昀：《复刊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1期，页1。
    1 [德]伽达默尔著，薛华等译：《科学时代的理性》，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作者自序，页1。
    2 张其昀：《论现代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期，页47。
    3 钱宝琮写有介绍萨顿著作《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一书的文章，刊登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5期。另据钱宝琮在1955年的交代材料中言，此书是张其昀从美国买回来，要钱氏写一个书评。参见：刘兵《钱宝琮：在中国介绍研究新人文主义的先驱》，《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页50—53。
    4 Dorothea Singer; Charles Singer: "George Sarton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sis, Vol. 48, No. 3, The George Sarton Memorial Issue (Sep., 1957), p. 306.
    5 Eugene Garfield: "George Sarton: The Father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Part 1. Sarton's Early Life in Belgium", Essays of an Information Scientist, Philadelphia: ISI Press, 1985, Vol. 8, p. 242.
    [1] [美]包华德主编，沈自敏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四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文献》杂志编辑部、《图书馆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记丛书)第8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3] 《中国科学家辞典》编委会：《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第五分册)，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4] 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5] 晋阳学刊编辑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八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6] 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四辑、第十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1987。
    [7] 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8]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一册、第三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
    [9] 王明根主编：《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10]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2] 《1949年解放后浙江大学组织系统图》，《浙大组织机构系统情况》，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号：53—1—4085。
    [13] 《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各系学程上课时间表》，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号：53—1—699。
    [14] 《教育部直属机关学校主要人员登记表·张其昀》，1942年10月24日，浙江省档案馆，53—1—894。
    [15] 《浙江大学教职员调查表》(1935年至1937年)，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号：53—1—4086—2。
    [16] 《浙江大学久任教职员》(1947年7月至1948年4月)，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号：53—1—172。
    [1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二编 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28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1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40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沙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 辑》第2辑(内部资料)，1982。
    [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涯赤字情——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4] 中央大学校友会编：《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5]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26] 潘维和主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
    [27] 亚东图书馆编：《科学与人生观》(《民国丛书》第一编第3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
    [28] 陈立：《大学与大学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9期，1943年12月。
    [29] 陈立：《赫胥黎论文教与科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1947年3月。
    [30] 陈立：《科学之社会背景》，《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1期，1947年1月。
    [31] 陈立：《审查成绩招收新生办法研究报告》，《贵州教育》第5卷，第7—8期合刊，1943年9月。
    [32] 陈立：《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科学与技术》第1卷第4期，1944年7月。
    [33] 陈之迈：《最近五十年中国政治的回顾》，《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3期，1942年8月。
    [34] 郭斌龢：《<孝与中国文化>附言》，《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1942年9月。
    [35] 郭斌龢：《柏拉图之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1941年12月。
    [36] 郭斌龢：《读儒行》，《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1942年月。
    [37] 郭斌龢：《寄怀朱孟实光潜爱丁堡》，《学衡》第55期，1926年7月。
    [38] 郭斌龢：《人治与法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5期，1944年6月，页1。
    [39] 郭斌龢：《现代生活与希腊理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
    [40] 贺昌群：《哭梅迪生先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6期，1947年6月13。
    [41] 贺昌群：《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2期。
    [42]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
    [43] 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0期，1943年3月。
    [44] 洪谦：《科学与哲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6期，1943年9月。
    [45] 洪谦：《逻辑实证论的基本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二25期，1943年8月。
    [46] 洪谦：《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4期，1943年7月。
    [47] 洪谦：《石里克的人生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0期，1944年1月。
    [48] 洪谦：《释学术》，《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1期，1944年2月。
    [49] 洪谦：《维也纳学派与现代科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8期，1943年11月。
    [50] 洪谦：《维也纳学派与现象学派》，《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5期，1944年6月。
    [51] 黄尊生：《谈西洋文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1期，1943年4月。
    [52] 卢于道：《贝纳儿<科学之社会作用>》，《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0期，1942年5月。
    [53] 卢于道：《我国科学之新时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期，1941年11月。
    [54] 梅李今英：《哭迪生》，《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6期，1947年6月。
    [55] 钱宝琮：《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5期，1947年5月。
    [56] 钱穆，张其昀：《论建都》，《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1941年12月。
    [57] 钱穆：《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2期，1944年3月。
    [58] 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大公报》(重庆)，第二版(星期论文)，1940年12月1日。
    [59] 钱穆：《理想的大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0期，1943年3月。
    [60] 钱穆：《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
    [61] 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2年12月。
    [62] 钱穆：《政治家与政治风度》，《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0期，1942年5月。
    [63]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东方杂志》41卷6期，1945年3月。
    [64]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
    [65] 钱穆：《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思想与时代》月刊第8期，1942年3月。
    [66] 钱穆：《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思想与时代》月刊第8期，1942年3月。
    [67] 沙学浚：《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续)，《大公报》(重庆)，1944年2月7日，星期一，第三版。
    [68] 沙学浚：《中国之中枢区域与首都》，《大公报》(重庆)，1943年12月19日，星期日，第二版。
    [69] 谢幼伟：《柏烈得莱的伦理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期，1941年9月。
    [70] 谢幼伟：《怀黑德之生平与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3期，1948年11月。
    [71] 谢幼伟：《克罗齐的伦理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9期，1942年4月。
    [72] 谢幼伟：《鲁一士的伦理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期，1941年11月。
    [73] 谢幼伟：《论人类与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3期，1947年3月。
    [74] 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4期，1942年9月。
    [75] 张其昀：“复刊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1期，1947年1月。
    [76] 张其昀：《定都南京之十大理由》，《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5月2日，星期四，第三版。
    [77] 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二 版。
    [78] 张其昀：《六十自述》，《传记文学》(台湾)，第47卷，第3期，1985年9月。
    [79] 张其昀：《论现代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期，1941年9月。
    [80] 张其昀：《论现代精神(续)》，《思想与时代》月刊第3期，1941年10月。
    [81] 张其昀：《罗素论西方文化》，《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4期，1947年4月。
    [82] 张其昀：《南京乎?北平乎?》，《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3月26日，星期二，第三版。
    [83] 张其昀：《时代观念之认识》，《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
    [84] 张其昀：《我国宪法草案之重要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
    [85] 张其昀：《吾师柳翼谋先生》，《传记文学》，第12卷，第2期，1968年2月。
    [86] 张其昀：《行政中枢论》，《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六期，1942年1月。
    [87] 张其昀：《学术与国运》，《大公报》(天津)，1948年11月18日，星期四，第三版。
    [88] 张其昀：《学术与国运》，《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3期，1948年11月。
    [89] 张其昀：《张荫麟先生追悼会致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1943年1月。
    [90] 张其昀：《追念陈布雷先生》，《中央星期杂志》，1964年12月13日。
    [91] 张荫麟(素痴)：《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76期，1931年5月25日，星期一，第十版。
    [92] 张荫麟(素痴)：《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续)，《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77期，1931年6月1日，星期一，第十版。
    [93] 张荫麟：《代戴东原灵魂致冯芝生先生书》，《大公报·世界思潮》第14期，1932年12月3日，星期六，第八版。
    [94] 张荫麟：《纪元后二世纪间我国第一位大科学家——张衡》，《东方杂志》第21卷23号，1924年12月。
    [95] 张荫麟：《九章及两汉之数学》，《燕京学报》第2期，1927年12月。
    [96] 张荫麟：《李俨著<中算输入日本之经过>》，《清华学报》第3卷2期，1926年12月。
    [97] 张荫麟：《论修明政治的途径》，《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27日，星期二，第三版。
    [98] 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1期，1942年6月。
    [99] 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清华学报》创刊号，1924年6月。
    [100] 张荫麟：《评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大公报·文学副刊》第9期，1928年3月5日，星期一，第九版。
    [101] 张荫麟：《评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7期，1928年7月9日，星期一，第九版。
    [102] 张荫麟：《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清华学报》第10卷3期，1935年7月。
    [103] 张荫麟：《沈括编年事辑》，《清华学报》第11卷2期，1936年4月。
    [104] 张荫麟：《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清华学报》第2卷2期，1925年12月。
    [105] 张荫麟：《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清华学报》第2卷1期，1925年6月。
    [106] 张荫麟：《张衡别传》，《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
    [107] 张荫麟：《哲学与政治》，《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二期，1941年9月。
    [108] 张荫麟：《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燕京学报》第3期，1928年6月。
    [109] 张荫麟：《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学衡》第58期，1926年10月。
    [110] 朱光潜：《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思想与时代》第7期，1942年2月。
    [111] 朱光潜：《政与教》，《思想与时代》月刊第三期，1941年10月。
    [112] 朱光潜：《陶渊明》(上)，《大公报》(天津)，1946年10月13日，星期日，第六版。
    [113] 朱光潜：《陶渊明》(下)，《大公报》(天津)，1946年10月20日，星期日，第六版。
    [114] 竺可桢：《科学与社会》，《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4期，1943年7月。
    [115] 竺可桢：《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期，1941年8月。
    [116] 竺可桢：《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国风》第7卷第4期，1925年11月1日。
    [117] 《<思想与时代>社东莞室征求图书启事》，《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1943年1月。
    [118] 《附录：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史地杂志》，第1卷3期，1940年9月。
    [119] 《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120] 《张其昀》，《传记文学》第47卷第4期，1985年10月。
    [121] 《中华民国名人传》，《传记文学》(台北)第47卷第3期，1985年9月。
    [122] 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一二九)·张其昀》，《传记文学》第47卷第4期，1985年10月。
    [123] 林子勋：《永怀哲人——悼念谢幼伟教授》，《中外杂志》第21卷，1977年第1期。
    [124] 柳诒徵：《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学衡》第27期，1924年。
    [125] 王邦雄：《哲人其萎 永怀吾师》，《鹅湖》第2卷第5期，1976年11月。
    [126] 张效乾：《怀念张荫麟先生》，《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年7月。
    [127]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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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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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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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25中国学术通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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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50新亚遗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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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张其昀等著：《现代思潮新论》，上海：正中书局，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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