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變及其对晚唐文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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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甘露之變是發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唐文宗和李訓等朝臣謀劃誅除宦官,卻被宦官集團反戈一擊,屠殺了四位宰相及數千名朝臣。這一政治慘劇使得中晚唐政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并影響了唐代歷史的走向;同時,甘露之變也對晚唐文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是中晚唐政治與文學的一個轉折交滙點。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探討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出發,以甘露之變這一具有中晚唐轉折點意義的重大政治事件為中心,考查這一時期文人心態與文學是如何變化遷轉的。分馬上下兩編。
     上編對甘露之變的發生經過,及其前因後果作一探討。第一章對大和年間的大宦官王守澄的政治生涯作一個案研究,通過對他一生仕歷的分析,試圖展現大和初年宦官專權的過程以及宦官集團的大致面貌。第二章通過分析發生在大和五年的宋申錫事件中不同黨派人物的不同反應,來討論朝官和宦官之間的關係,以及這兩個集團之間矛盾的具體表現。在這一基礎上,第三章通過考證對事變所涉及到的人物的處境与行動,以及事變發生經過中所涉及到的各種問題。皇帝居於宦官和朝臣中間,在二者之間求得平衡,内外相制,而權出於己。為了維護皇權以及自身的安全,皇帝在執政過程中該如何選擇,本文第四章主要對文宗對宦官專權的態度及所采取的措施作一探讨。國家政治構成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藩鎮,藩鎮和宦官集團,和朝臣之間的關係又如何。本文第五章主要以澤潞節度使劉從諫為例,通過考查唐武宗討伐澤潞這一事件的起因,從而探討甘露之變發生後南衙北司之爭的發展演變。
     下編考查甘露之變對於晚唐文士的影響。第六章以下,以甘露之變為點而延及前后,選取了一些較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張祜、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白居易、劉禹錫、賈島、姚合、許渾等文人,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政治階層与年龄階段,都耳聞、目睹了甘露之變這一慘劇,通過考查他們對於甘露之變的反應,從而探討這一事件對他們的政治命運、人生境遇以及心態所產生的影響,并進而討論他們在詩文創作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Gan Lu incident occurred in the ninth year of Dahe in the Tang dynasty. This event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tries to have a full discussion of this incident.
     This paper a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ormer part consists of five parts'in which discusse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ninth year of Dahe, which includes the cause and effect,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event itself. Chapter one dicusses the overall position of the eunuch group, take Wang Shoucheng as the object of study. Chapter two analysis the Song Shenxi event happened in the fifth year of Dahe. Chapter three investigates the course of events. Chapter four analysis the role of the emperor Tang Wenzong in the event. Chapter five explores the counter-insurgency war occurred in the third year of Huichang, and then discusses the role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event.
     In the later part I selected several representative literators who had lived through the tragedy. Includes Bai Juyi,Liu Yuxi,Zhang Hu,Du Mu,Li Shangyin,etc. In those chapters I analysis their views on the political tragedy, and the changes of their mentality and how their official career and their writing style affected by the political tragedy. Thus the effect of this event can be find out accordingly.
引文
1恩格斯《致约·布洛赫》。朱光潛譯文:“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结果——由斗争取得胜利的阶级所建立的各种宪章等等——各种法律形式,乃至这一切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各种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以及各种宗教观点及其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教义体系,——也都要对各种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見朱光潜著《西方美學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11页。
    2胡可先著《唐代重大歷史事件舆文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方堅铭著《牛李黛爭與中晚唐文學》,北京:中國社含科學出版社,2009年。
    1前人研究成果將在正文作具體討論時加以引證。
    2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1年。
    3唐長孺在其《唐代的内諸司使》(收入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及《唐代内諸司使及其演變》(收入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中對宦官内諸司使進行了全面考查,對神策中尉、樞密使、宣徽使及其所統領内諸司使的設置、職掌進行了探討,並對内諸司使在五代至宋初的演變作了分析。此外,將這一問題繼續深入討論的還有加藤繁《內莊宅使考》(《中國經濟史考證》,第1卷,吳傑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室永芳三《唐代內侍省的宦官組織》(《日野開三郎頌壽紀念論集》,中國書店,1987年)及《唐末内侍省内養小論》(《社會科學論叢》43輯,1991年),趙雨樂《唐代内諸司使的構造》(《東洋史研究》,1992年第50卷第4號),王永平《論唐代宣徽使》(《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1期),賈豔紅《試談唐中後期的内諸司使》(《齊魯學刊》,1997年第4期)等文。
    4關於樞密使,日本學者著手較早,矢野主稅有《唐代樞密使制的發展》(《長崎大學人文社科研究報告》,1953年第3期);國内學者也相繼進行了深入探討,研究成果主要有賈憲保《唐代樞密使考略》(《唐史論叢》,第2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鴻賓《唐代樞密使考略》(《文獻》,1991年第9期),王永平《論樞密使與中晚唐宦官政治》(《史學月刊》,1991年第6期),戴顯群《唐代的樞密使》(《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袁剛《唐代的樞密使》(《山東教育學院學報》,1994年第3期)等。專文討論神策中尉的,有黄修明《唐代後期的宦官典軍制度》(《南充師院學報》,1988年第1期)及《唐代神策中尉考論》(《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王守棟《唐代神策軍中尉考》(德州學院學報),2003年2月),等;對於監軍使的研究,則有矢野主稅《唐代監軍使職的確立》(《西日本史學》,1954年第4期)等,其他研究宦官政治的文章也大多都有涉及。
    1日本的矢野主稅在其《唐代宦官權勢獲得因由考》(《史學雜誌》第63编第10號,1954年)一文中指出,宦官諸職制和假子制是宦官獲得權勢並能長久持續的原因;討論這一問題的還有,雷家驥、黃梅淑《唐代宦官的婚姻與收養關係》(《鵝湖》第3卷2、3期,1997年8月),胡如雷《略談唐代宦官濫收假子的現象》(《河北師院學報》1996年第2期),陳仲安《唐代後期的宦官世家》(《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杜文玉《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陝西師大學報》1998年第2期)、《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研究》第4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唐代宦官的文化素質和思維觀念》(《河南師大學報》1997年第6期),《唐代宦官的籍貫分佈》(《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3期)、《唐代長安城的宦官住宅與墳塋分佈》(《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4期),《唐代宦官傣祿與食邑》(《唐都學刊》,1998第2期)等。
    2陸揚的《九世紀唐代宦官官僚化探微——以梁守謙為中心》就著眼於此而作的研究,條件所限,這篇文章僅見到摘要部分,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議論文集》,2007年10月。
    3參見陳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贊同者,如傅樂成《唐代宦官與藩鎮的關係》(收入《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在此說的基礎上,對於宦官與士大夫以及藩鎮之間的互相糾結,剖析甚詳。反對者則有何燦浩《牛李黨爭和内廷之爭的關係辨析》(《寧波師專學報》,1983年第3期),認為宦官内廷之爭與朝官朋黨之爭是兩條獨立的平行發展線索。
    1王壽南(《唐代藩鎮與宦官》,《思與言》第7卷第1期,1969年)、傅樂成《唐代宦官與藩鎮之關係》、齊陳駿《唐代宦官述論》(《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1期)等文,都認為藩鎮與宦官互相鉤結,藩鎮赖宦官以鞏固其割據,宦官倚藩鎮而維持其竊權,因此宦官愈盛而藩鎮亦愈強;牛志平《略論唐代宦官》(《陝西師大學報》1985年第1期)、黃永年《唐代的宦官》(《文史知識》1987年第4期)、何敦樺《唐代宦官集團勢力及其在藩鎮監軍的影響》(《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1989年第1期)等,則認為宦官對於控制藩鎮割據的積極作用不能抹煞。
    2參見趙榮蔚《甘露之變與白居易後期詩歌創作》,《鹽城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8月;《甘露之變與劉禹錫後期詩歌創作》,《鹽城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
    1參見趙木蘭《李商隱政治詩中的“甘露之變”》,《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學院學院》,2001年第2期。
    2參見郭其雲《剛直奇節見風骨——從杜牧對“甘露事變”的態度看他的人品》,《桂海論叢》,1996年第4期。
    1所引劉黃對策見[後晋]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以下版本相同,不再注出),第5064页至5077页。
    1《资治通鑒》卷二六三昭宗天復三年正月“臣光日”,第8598页。
    1[宋]司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大和元年四月。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版(下同),第7854页。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编:《偃師杏園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2《新出石刻與唐代文學研究》,收入逢甲大學國文系編:《六朝隋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版。
    3見徐松撰、趙守儼點校:《登科記考》卷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36頁。
    4《舊唐書》第5077頁。
    5《新唐書》卷一七八《劉黃傳》,第5306页。
    1《唐故梁國劉府君墓銘有序》:“府君諱珵,字美玉,梁郡人。……曾祖晃,皇江陵府司錄參軍。相倪,皇滑州胙城縣丞。烈考諱黃,皇祕書郎貶官,累遷灃州員外司戶。……先人稟气勁挺,臨文益振。奮筆殿廷,眾鋒咸挫。雖以直窒仕,而以名垂芳。”收入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四,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頁。
    2見劉學鐺《李商隐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元年正月行踪考述》,《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
    3見劉學鐺《李商隱開成末南游江鄉說再辨正補證》,《文史》第40輯。
    4見胡可先《唐大和二年制科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社會科學戰綫》,2003年第4期。
    5[唐]闕名撰《玉泉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頁。
    1兄前引《登科記考》卷二十,第733—736页。
    2杜牧《樊川文集》卷十《池州重起萧丞相樓記》。兄吴在庆撰《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第801页。
    3参見《舊唐害》卷一六三《虚筒求傅》,第4271至4273页。
    1見《舊唐害》卷一六九《鄭注傅》载畏度年間,“國政多尊於守澄”,第4399頁。
    2周绍良主编:《唐代墓誌彙编》大和012《梁守謙墓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下同),第2102至2104页。
    1據《劉宏規墓誌》載:“俄而淄青干紀,兵集淮海,以公累護戎事,尤邃武經,出爲淮南監軍……元惡既殲,復掌樞密。”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编續集》大和00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第882至884頁。
    2見《唐代墓志續編》大和024,第2113至2114页。
    1[宋]王欽若编,周勳初等校訂《冊府元巍》卷六六九“内臣部贪货”王践言、李國澄條。南京:凰凰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第7771页。
    2《舊唐書》卷一六五《王正雅傅》载,王正雅爲汝州刺史時,因不堪監使怙權專政而辞官,見該書第4296页。又《册府元龜》卷六七○“内臣部誣耩”薛盈珍、高重昌、許遂振條,载褚宦官為监軍使時欺淩镇将。
    3[宋]欧赐修、宋祁撰《新唐害》卷七《德宗纪》载,贞元十四年三月,凰翔監軍使西門去奢毅害镇将夏侯衍。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下同),第201页。
    1在所統計的28個宦官中,只有兩位比較特殊,一個是梁守謙,元和十一年討淮西,他以知樞密充任監軍使,歸朝后昇任右軍中尉;另一位馬存亮是長慶四年以左軍中尉出任淮南監軍使,歸朝后為内飛龍使。應該屬于特殊情况。
    2唐長孺《唐代的內諸司使及其縯變》,收入其所著《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44頁。
    3有關莊宅使和閑廄使的設置,可參考仲亞東《唐代宦官諸使研究》一文中的相關討論,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3月。
    4參見杜文玉《唐代内諸司使考略》,《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9月。
    1客省使、禮賓使的研究,可參考前引仲亞東《唐代宦官諸使研究》一文相關討論。
    2關于武德使接管掖廷局部分執掌,可參考前引杜文玉《唐代內諸司使考略》一文相關討論。
    3《文献通考》卷五十八職官考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26頁。
    4見其《論唐代宣徽使》,《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
    5[五代]孫光憲撰,賈二強點校《北夢瑣言》卷六内官改創職事條。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41頁。
    6《冊府元龜》六六五内臣部載:“文宗以寶曆二年十二月即位,增右軍中尉梁守謙食實封三百户,左軍中尉魏宏簡進階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楊承和、飛龍使韋元素進,弓箭庫使崔潭峻加上將軍,並賞功也。”據鳳凰出版社標點本錄文,第7673頁。筆者重新標點。此段文字文意不通,疑“飛龍使韋元素進”下闕載所進宫,或者“進”為衍字。
    1[宋]王溥撰《唐會要》卷三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第687頁。
    2左右監門衛將軍之職,據(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二五載:“掌諸門禁衛門籍之法。凡京司應以籍入宮殿門者,皆本司具其官爵姓名以移牒其門。若流外官承脚色。並具其年紀、顏狀,以門司送于監門勘同,然後聽入。凡財物器用應入宮者,所由以籍傍取。左監門將軍判門司檢以入之應出宮者,所由亦以籍傍取。右監門將軍判門司檢以出之,其籍月一换。若大駕行幸,則依鹵簿之法,率其屬於牙門之下,以為監守。中郎將掌監諸門及巡警之法,凡宮殿門及城門皆左入右出,其監門官司檢校者聽從便門出入。”見陳仲夫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40頁。但是此職此時似乎已具有散官職的傾向,比如仇士良,元和十五年為右監門衛將軍,但其具體職位卻為内外五坊使。
    3《舊唐書》卷一六九,第4399頁。
    4《冊府元龜》卷六六五内臣部總序,第7673頁。“劉光奇”,兩《唐書》等寫作“劉光琦”, 後人大多沿用,據其子劉漢涮墓誌中載其父名為“劉光奇”,應以“奇”為正。
    1分別見《資治通鑒》第7194頁、7648頁。
    2早年的研究,將樞密使設置時間確定在永泰二年,如王永平《論樞密使與中晚唐宦官政治》(《陝西師大學報》,1991年4月)一文,以及趙雨樂《唐宋變革期之軍政制度》之《唐代内諸司使之權力構造》(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都認為代宗永泰二年設置樞密使之職。之後學者進一步考證,將設置時間確定在元和初年,如袁剛《隋唐中樞體制的發展演變》(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一文則認為憲宗朝正式設置樞密使;戴顯群《唐五代政治中樞研究》(厦門:厦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認為樞密使設置在元和元年,劉光琦先為樞密使,後又增置一員,以梁守謙任,遂成二人定制;李鴻賓《隋唐五代諸問題研究》之《唐代樞密使考略》(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關於設置時間、形成二人定制時間的考證,無論結論還是具體考證都和戴顯群文大致相同。也有的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模糊處理,如黄潔瓊《唐代樞密使與神策中尉之比較研究》(《福建論壇》,2005年第12期)一文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宦官掌樞密之職在憲宗朝已確定下來。”
    3《唐代樞密使考略》,史念海王编《唐史論集》第二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4《唐史十二講》第176頁至178頁。
    5载於《唐代墓誌續編》會昌008,第2216頁至2217頁;又見於《全唐文補遺三》,第212 页。
    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下同),第7294页。
    1神策軍之成為禁軍是魚朝恩的功勞,但是魚朝恩後來過于跋扈,代宗便衹好殺掉他;憲宗很寵信吐突承璀,但是其權勢過大,遭到朝臣的彈劾,憲宗也衹好妥協,并表明對其寵信祇是因其侍從已久之故。
    2《舊唐書·穆宗紀》“史臣曰”,第504頁。
    3《舊唐書·敬宗紀》“史臣曰”,第522頁。
    4《新唐書·宦者上》第5870頁至5871頁。
    5盧諫卿撰《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二正部尚書守右领軍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盧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赠太子少保何公墓誌銘並序》,《全唐文補遗一》,第282—286頁。
    1《舊纪》载:長慶四年四月“己亥,九仙門等監共三十五人並笞之。辛丑,染坊使田晟、段政直流天德,以張韶染坊役夫故也。”第509页。
    2《舊唐書》卷一七一《李渤傳》,第4441頁。
    3《舊唐書》卷一六七《李逢吉傳》,第4366页。
    1《舊唐書》卷一六四《王播传》,第4275頁。
    2有關澤潞的情况參見本文第五章。
    3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50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4李珏撰《故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铭(并序)》,载《全唐文》卷七百二十,第7406页。
    1《资治通鑒》卷二四三寶曆二年十二月,第7852頁。
    2《冊府元龜》卷六六五内臣部恩寵,第7673頁。
    3據宦官《吳德鄘墓誌》載:“會文皇禦極初年,受莊宅使。將軍齊公辟請充内孔目,旋又左神策護軍、開府韋公輟請充軍孔目……”,此“韋公”即韋元素,當在大和元年六月魏弘簡致仕後即接任左軍中尉。墓志转引自景亚鹏《唐代后期宦官世家考略》,收入《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论文集》,2007年10月,第180頁。
    4據《冊府元龜》卷六六七内臣部、《舊唐書·穆宗紀》、《舊唐書·李宗閔傳》、《新唐書敬宗紀》等文獻記載。
    5據《舊唐書·憲宗紀》、《舊唐書·元稹傳》、《舊唐書·崔元略傳》、《资治通鑒》大和七年六月、八月等文獻記載。
    1《新唐書》卷五十《兵制》,第1330页。
    2齊勇锋《說神策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3《新唐書·兵志》,第1334页。
    4[日]圓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183頁。
    5《资治通鉴》载,贞元十四年八月,時禁軍赏赐優厚,褚将多請遥隸神策軍,稱行管,皆统於中尉。第7580页。
    6《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大和元年四月,第7854頁。
    1《舊唐書·王叔文传》,第3735頁。
    2可参阅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第五章“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永贞内禅个案研究”,台湾商务印書馆,1990年3月。
    3《唐史十二講》第九講《唐代的宦官》,中華書局,2007年版(下同),第177页。
    1《舊唐書·憲宗纪》,第429页。
    2《新唐書》卷二○七《馬存亮傳》,第5871页。
    3参《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五月、六月紀事。第7904頁。
    4如《唐語林》卷七所载李膠求官事,《玉堂闲话》所载馮宿為相事等。
    5如《唐摭言》卷三所载裴思谦中第事。
    6《新唐書·仇士良傅》,第5874页至5875頁。
    1《舊唐書》卷一六六《元稹傳》,第4333页。
    2《舊唐書》卷一五八《武儒衡傳》,第4162页至4163页。
    3《资治通鉴》卷二四二長慶元年十月,第7802页。
    4關於這個問题,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五章相關討論。
    5参见第二章相關討論。
    1《新唐害》卷一六九《鄭注傅》,第4399頁。
    2《资治通鉴》第7892頁至7893页。
    1《资治通鑒》第7904页。
    2《蕾唐害·文宗纪》,第559页。
    1史秀莲文载《唐都學刊》,1999年7月;卞孝萱文载《揚州大學學報》,2001年5月。
    2宰相在位畴間,参考《唐會要》卷二“帝號下”、《新唐書·宰相表》及两《唐書》相关纪傳。
    3按:《新唐害》及《资治通鑒》作“路隋”,其他作“路随”。
    1《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第7852页。
    2以上所引《舊唐書·韋處厚傅》,見該書第4183页至4194頁。
    3《舊唐書》卷一百七十《裴度傳》,第4434页至4435页。
    1據《舊唐書·裴度傳》載,裴度開成四年薨,年七十五,則大和初已六十餘歲。
    2《舊唐書》卷一六七,第4364頁。
    3《舊唐書》第4374頁。
    4《资治通鑒》卷二四三敬宗寶曆二年十二月,第7852頁。
    5《新唐書》卷一四二《路隋傳》“贊”,第4678頁。
    6按:路随文宗即位後才為翰林承旨,且在相位不足六年。参见《舊唐書·文宗紀》及《新唐書·宰相表》。
    1《舊唐書》卷一六四《王播傳》,第4277页至4278页。
    2《舊唐書》卷一七六《李宗闵傳》,第4553页。
    3《新唐書》卷一七三《裴度傳》,第5217页。
    4《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大和四年正月,第7869页。
    5《舊唐書》卷一七六《李宗閔傳》,第4552页。
    1《舊唐書》卷一六七《宋申锡傳》,第4370頁至4372页。
    2見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九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333页。
    3《舊唐書》卷一六七《宋申锡傳》,第4370页。
    4《舊唐書》卷一七五《怀懿太子傳》,第4537页。
    5《新唐書》卷八十二《怀懿太子傳》,第3631页。
    6《新唐書》卷一五二《宋申锡傳》,第4845页。
    1《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大和四年七月,第7871页至7872页。
    2《新唐書》卷一七九《王璠傅》,第5323页。
    3《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八年十二月,第7900页。
    4[宋]李昉等编《太平廣記》卷一二二引,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864页。
    5《冊府元龜》卷六七○内臣部誣構。第7220页。
    1見卞孝萱前引文。
    2《舊唐書》卷一六七《宋申錫傳》,第4370頁。
    3《舊唐書》卷一六九《王墦傳》,第4406頁。
    4《新唐書》卷一七九《王墦傳》,第5323頁。
    5《新唐書》卷一七九《李訓傳》,第5309頁。
    6《舊唐書》卷一六七《李逢吉傳》,第4366頁。《資治通鑒》辨證此說之非,認為李逢吉内結王守澄是真,但未必通過李訓。見卷二四三長慶三年九月考異,第7828頁。但是,李訓與鄭注相善應是事實。
    1兩《唐書·王璠傳》。
    2《新唐書》卷一七九《李训傳》,第5313页。
    3《册府元龜》卷六七○内臣部诬構。第7720页。
    1《冊府元龜》卷六七○内臣誣構。鳳凰出版社標點本,第7719頁至7720頁,此段文字標點有數處不通,筆者重新做了標點,末句“實敬則”之“實”當為“晏”字之誤。
    2载《中华读書报》,2007年8月。
    3《舊唐書》卷一七五《莊恪太子傳》,第4540頁。
    4《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大和六年十月,第7880頁。
    1《舊唐書》卷一七五《悼懷太子傳》,第4538頁。
    2參見陳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李樹桐《唐代皇位繼承之研究》,《史學集刊》第4期,1972年。
    4《唐朝皇帝制度的發展與完備》,《南京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
    5《唐代皇位繼承不穩定的原因及其影響》,收入张国刚主编《中國中古史論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6《舊唐書》卷一七九《懷懿太子傳》,第4537頁。
    7《資治通鑒》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四月,第7902頁。
    8《李德裕年譜》大和九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至239页。
    1《冊府元龜》卷六七○内臣部誣構。第7720頁。
    2《全唐文》卷七五五杜牧撰《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赠太尉牛公墓誌銘(並序)》。第7825頁。
    3《資治通鑒》卷二四五開成元年九月,第7927页。
    1《舊唐書》卷一六七《宋申锡傳》,第4372页。
    2《资治通鉴》卷二四五開成元年九月,第7927頁。
    3《舊唐書》卷一六七《宋申锡傅》,第4372頁。
    4《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四月,第7903页。
    5《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八月丙申,第7906页。
    1《舊唐書·文宗纪》,第564页。
    2《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六月,第7904页。
    3鱼弘志之名,史書记载或为“鱼弘志”,或为“鱼志弘”,一書之中也常自相混淆。
    4《新唐書·劉克明傳》,第5884页。
    1《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112頁。
    1参見《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及《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大和六年十一月相關纪事。
    2《资治通鑒》卷二四四大和五年九月,第7878页。
    3《資治通鉴》卷二四四大和六年十一月,第7880页。
    4《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大和七年二月,第7883页。
    1《资治通鑒》卷二四四大和七年三月,第7884頁。
    2《资治通鑒》卷二四四大和七年十一月,第7893页。
    3《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大和七年九月,第7893頁。
    4《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八年八月,第7897页至7898頁。
    5《舊唐書》卷一七三《鄭覃傳》,第4490页。
    6《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大和七年六月,第7885页。
    7《舊唐書》卷一七三《李珏傳》,第4504页。
    1傅璇琮著《唐翰林學士傳論》,遼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頁.
    2《舊唐書》第553頁。
    3《新唐書》卷一六四《王源中傳》,第5044頁。
    4《四部叢刊三编》,影宋本。
    5《唐翰林學士傳論》,遼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
    6《資治通鑒》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四月,第7903頁。
    7《新唐書》卷二百《許康佐傳》,第5722頁。
    8《唐翰林學士傳論》,第24頁。
    9呂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
    1英國學者崔瑞德即認爲,宋申錫事件之後,文宗意識到朋黨和宦官專政必須同時予以擊敗,否則將一事無成;必須建立第三種勢力既不受朝中朋黨也不受各自宦官盟友控制的人物,李訓、鄭注兩人雖然並不理想,但是兩人膽大而有謀略,文宗認為有改變一下政局的可能性。見崔瑞德編,中國科學院歷史所譯《劍橋中國隋唐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02頁。
    2宋人孔文仲語,見宋王遽編《清江三孔集》卷二《李訓論》。孔永选校点本,济南:齐鲁書社,2002年版,第26頁。
    3 《資治通鑒》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四月,第7903頁。
    4據[明]徐應秋撰《玉芝堂談蒼》卷四“兄弟十龍”載:“唐李修子李亮、李訓、李叔、李秀皆狀元及第。”轉引自[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卷十九,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797頁。可知李訓父修,有兄亮,弟叔、秀。又《新唐書.李訓傳》載甘露之變後,宦官“殺訓弟仲褒、元皋。”可知又有弟仲褒、元皋。見該書第5313頁。又《新唐書·劉稹傳》载:“李仲京,訓之兄,為蕭洪府判官,擢監察御史。”可知又有一兄仲京。見該書第6019頁。
    5見《登科記考補正》卷十九,第797頁。
    6《舊唐書·李訓傳》稱逢吉在東都,令其賂注。據《舊唐書·李逢吉傳》載,逢吉為東都留守在大和五年八月;而《通鑒》大和八年七月載李訓“既除服”,則其丁母憂當在大和五年至八年。
    7《通鑒》卷二四五大和八年七月,載在李逢吉為東都留守時,見該書第7896頁。
    1《資治通鑒》認為李訓與文宗密謀在大和九年四月,見該書大和九年四月考異,第7903頁。
    2鄭注為昭義節度副使及被征入京時間,諸書記載不一。以《資治通鑒》所載為正,但《資治通鑒》大和七年十二月、八年九月,兩次記鄭注由昭義入京。岑仲勉先生據《考異》等改其重複,見氏著《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鄭注征入之重複”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78頁至279頁。
    3詳見下編李商隱一章所討論。
    4“小人”之說見胡如雷《试论唐朝甘露之变中文宗和南衙朝官失败的主要原因》,收入朱雷主編:《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4月;“妄人”之說見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三編,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頁。
    5[宋]王明清撰《玉照新志》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8册,第623页。
    1《清江三孔集》卷二,第26頁。
    2[清]王嗚盛著,陳文和點校《十七史商榷》卷九一“訓注皆奇士”。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648頁。
    3[清]李慈銘著《越縵堂讀書記》八《文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5頁至1006頁。
    4《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頁。
    5如田廷柱《為李訓、鄭注的是非一辨》,《遼寧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1參《冊府元龜》卷四八一臺省部譴責,第5445頁;《舊唐書·文宗紀》,第559頁。
    2《资治通鑒》卷二四五:“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詔以為浙西觀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鍊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3《舊唐書》卷一六九《李孝本傳》,第4410頁;《舊唐書·文宗紀》,第561頁。
    4《舊唐書》卷一六九《郭行餘傳》,第4409頁。
    5《舊唐書》卷一六九《王墦傳》,第4406頁至4407頁。
    6《舊唐書》卷一六九《羅立言傳》,第4410页。
    1《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九月,第7909页。
    2《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十一月,第7910页。
    3《冊府元龜》卷九十一帝王部赦宥。據鳳凰出版社標點本錄文,第1005页,并重新校點。
    1《冊府元龜》卷九三五總錄部構患。據鳳凰出版社標點本錄文,第10831頁至10832頁,并重新校點。
    2據《新唐書·李貞素傳》,左金吾大將軍李貞素事變后十二月被殺,罪名是“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應參與了事變。見該書卷一七九,第5326頁。
    1《舊唐書·文宗紀》,第562頁。
    2《冊府元龜》卷七○七令長部黜責。第8154頁。陳尚君先生《<本事詩>作者孟啟家世生平考》一文已指出這一點,載《新國學》第六卷,巴蜀書社,2006年。
    3《冊府元龜》卷九三五總錄部構患。第10832頁。
    4《舊唐書》第4410頁。
    5《冊府元龜》卷九三五總錄部構患。第10832頁。
    6事在七年九月至八年九月之間,見《資治通鑒》該年紀事。但是否如《資治通鑒》所說劉從諫此舉是欲殺鄭注,很值得懷疑,岑仲勉先生已有考論,可參看氏著《通鑒隋唐記比事質疑》“鄭注征入之重複”條,第278—279页。
    1《新唐書》卷二百七《宦者上》,第5873頁。
    2《資治通鑒》卷二四五開成元年二月,第7923頁。
    3甘露餘黨逃亡澤潞,最終在平定澤潞時為劉稹部下郭誼所殺,此事見《新唐書·劉稹傳》、《资治通鑒》及《唐大詔令集·誅張穀等告示中外敕》等文獻記載,包括李訓兄仲景,郭行餘男台,王涯姪孫羽,韓約男茂章、茂實,王播男涯等。
    4[宋]宋敏求编,洪丕謨等點校《唐大詔令集》卷一二七政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85頁。
    5《舊唐書》第4397頁。
    6《新唐書.鄭注傳》:“(注)請寮屬於訓,訓與舒元輿謀終殺注,慮其豪俊爲助,更擇臺閣長厚者。”見該書第5315頁至5316頁。《資治通鑒》卷二四五大和九年七月載:“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同年九月下:“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势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並圖注也。”見該書第7906頁、7908頁。
    1《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一“訓注皆奇士”條載:“訓本因注進,又媢功先發,是其罪也。若用注策,因羣閤會送王守澄葬,以鎮兵擒誅之,何難?”第648頁。
    2《新唐書》卷一七九《鄭注傳》,第5316頁。
    3《資治通鑒》大和九年十一月,第7910頁。
    4見《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宦官黨之口吻”條。又同書“考異辨誤之措辭不明”條亦說:“《通鑒》二四五大和九年九月‘丁卯,以固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為鳳翔節度使’。考異曰:‘《開成紀事》,注引舒元舆、李訓俱擢相庭,注自詣宰臣李固言求鳳翔節度,固言剛勁,不許,唯王涯、賈鍊贊從。其事九月二十五日,紀事誤,今從實錄。’按:‘其事九月二十五日’一句,由文義觀之,應指《開成紀事》而言,但《通鑒》書丁卯,亦是二十五日,何以考異認紀事為錯誤?措辭殊不明瞭。揣司馬氏之意,可有兩解:一、殆謂固言亦同日出鎮,彼不復是相臣:然求調非即日下詔,注求調於下詔之前,則固言仍爲宰相。二、殆謂元輿及訓命相之曰為二十七己巳,在命訓(按:應為注)出鎮之後,時序不符:又須知訓、注之謀,必早有安排,雖相差一兩日,注似事前參與計劃。守澄賜死後五日,注以十月十三(乙酉)始赴鎮(注當預謀),又如九月二十六(戊辰),命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通鑒》亦言訓、注為文宗定謀,可相例也。總言之,大和誅宦事前之各項布置,注當參與策劃,而發表則有先後,《開成紀事》之記載,大體盡不誤,吾人不必泥求於数日之差矣。”見該書第281—282頁。
    1呂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339頁。
    2田廷柱《為李訓、鄭注的是非一辨》,《遼寧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3《樊川文集》卷五,第92頁。
    4可參考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中的唐代藩鎮類型。
    5關於神策軍外鎮名目,《資治通鑒》卷二三七元和二年四月甲子胡注列十三鎮;同書卷二四一元和十五年十月癸未胡注又記共八鎮。
    6《資治通鑒》卷二四五大和九年九月,第7908頁。
    7據《舊唐書·文宗紀》、《資治通鑒》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十一月、《冊府元龜》卷七百三十幕府部等相關記載。
    1胡如雷《試論唐朝甘露之變中文宗和南衙朝官失敗的主要原因》,收入朱雷主编:《唐代的歷史與社會》,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4月。
    2分別見于盧向前文:《“甘露之變”前後鄭注行踪考辨》,《文史》,1999年1月;《李訓鄭注矛盾與甘露之變》,《文史》,2001年3月。
    3《通鑑唐紀比事質疑》,第282頁。
    4《冊府元龜》卷九三五總錄部構患。第10832页。
    1《资治通鉴》卷二四五,第7918页至7919页。
    2《唐大詔令集》。第636页至637页。
    1《冊府元龜》卷九三五總錄部構患。第10832页。
    2《新唐書》卷一七九《鄭注傳》,第5316頁。
    3[唐]李吉甫撰,贺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二。1983年版,第40页。
    4《元和郡縣科志》卷二。第42頁。
    5《唐六典》第80页。
    1《舊唐害》第4401页。
    2《册府元龜》卷九三八總缘部奸佞。第10852页。
    3《册府元龜》卷九三五總缘部構患。第10832页。
    4《资治通鉴》第7913页。
    1《舊唐書》卷一七二《令狐楚傳》,第4462页。
    2《资治通鑒》第7918页。
    3《新唐書·鄭注傳》,第5316页。
    4《新唐書·鄭注傳》,第5316页。
    1《清江三孔集》卷二。第26页。
    2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339页。
    3《新唐書》第5326页。
    4胡如雷《試論唐朝甘露之燮中文宗和南衙朝官失败的主要原因》,收入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4月。
    5本節所引陳寅恪先生觀點忷其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115—116页。
    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339頁。
    2如王壽南先生認為“倚仗無能的金吾衛兵和烏合的河東、邠寧兵而欲完成一次政變,事實證明終歸失敗。”參見王壽南《論甘露之變》,收入《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持類似觀點者還有雷巧玲《甘露之變發微》,《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9月。
    3王萌《金吾衛軍與甘露之變》,《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
    4参見王壽南前引文。
    1參見前引王壽南《論甘露之變》等文。
    2被殺有十一家與十七家兩種說法,兩《唐書》等記被殺王涯等十一家,《改元天復赦》稱“王涯以下一十七家”,不知是如何計算的。
    3《舊唐書》卷一六九《王涯傳》:“涯子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孟堅、太常博士仲翔,其餘稚小妻女連襟,係頸送入兩軍,無少長盡誅之。”
    4《資治通鑒》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十一月:“王涯有再從弟沐,……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見該書第7917頁。
    5《舊唐書·李訓傳》:“訓弟仲景、再從弟尸部員外郎元皋,皆伏法。”見該書第4398頁。
    6《舊唐書·王墦傳》:“墦子遐休,直弘文館。李訓舉事之日,……悉為亂兵所執。……獨執遐休誅之。”見該書第4407頁。
    7見《唐大詔令集》卷一二七《誅張谷等告示中外敕》。第685頁。敕中原為“王播男掘”,當有誤,應以《新唐書·劉稹傳》及《冊府元龜》卷五三帝王部所載為正。《新唐書·劉稹傳》王渥、賈庠、甄戈諸人,不知和王涯等人是何種關係。
    1《冊府元龜》卷九三五總錄部構患,第10832頁。
    2《資治通鑒》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十一月,第7915頁。
    3《資治通鑒》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十一月,第7919頁。
    4《冊府元龜》卷九三五總錄部。
    5見《新唐書》卷一七九《顧師邕傳》,第5325頁。
    6見《舊唐書》卷一六九《王涯傳》,第4405頁。
    7見《新唐書》卷一七九《李貞素傳》,第5326頁。
    8《唐代墓誌滙编》開成003,第2170頁。
    9《冊府元龜》卷九三五總錄部構患:九年十一月“庚午(二十九日),咸陽縣令武公緒,詔京兆府杖殺之,以其與李孝本路糧錢三千。”第10833頁。
    10《資治通鑒》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十一月,第7914頁。
    11盧仝是否死於甘露之變很有爭議,參見姜光斗、顾启《卢仝罹甘露之禍說不可信》,《学漫录》第七期:劉曾遂《盧仝不死于“甘露之變”辨——兼考盧仝生卒年》,《杭州大學學報》,1983年第三期;黃永年《<纂異記>和盧仝的生卒年》,收入《唐代史事考釋》,聯經,1998年;卞孝萱《<噴玉泉幽魂>新探》,载《唐傳奇新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余 才林《<纂異記>和盧仝死因》,《文學遺產》,2004年第1期等。否定盧仝死於甘露之變的觀點多由於對賈島《哭盧仝》詩“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一句理解有誤,黃先生辨之最詳,因此,仍以《南部新唐書》所載盧仝死於甘露之變為是。
    1[宋]錢易著、黃壽成點校《南部新書》卷壬,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40頁。
    2黃永年《<纂異記>和盧仝的生卒年》,收入《唐代史事考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版。
    3《全唐文補遺三》,第242頁至243頁。
    1在討論甘露之變的一系列論文中,涉及到文宗在其中作用的主要有:賈憲保《甘露之變剖析》(《唐史論叢》第三輯,1987年),王素《甘露之變是怎麼回事》(《文史知識》,1987年第4期),王壽南《論甘露之變》(收入《第一届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1989年),何燦浩《甘露之變性質的探析》(《寧波師院學報》,1990年第1期),田廷柱《唐文宗谋剪宦官与甘露之变》(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馬淅軍《略論甘露之變》(收入《唐文化研究論文集》,1994年11月),雷巧玲《甘露之变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對於文宗的討論多有重合之處,主要圍繞文宗預謀與否及是否要全部清除宦官來進行。以下對這些觀點不一一列舉,在具體分析過程中涉及到時再加引證。
    2[唐]蘇鹗撰《杜陽雜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2册,第613页。
    1《舊唐書》第580頁。
    2《資治通鑒》卷二四三寶曆二年十二月,第7853頁。
    3《資治通鑒》卷二四三大和元年三月,第7854頁。
    4《新唐書》卷一七八《劉黃傳》,第5306頁。
    5《舊唐書》卷十七《文宗紀》下“史臣曰”,第580頁。
    6《新唐書》卷一四二《韋處厚》,第4675頁。
    7宋孫甫《唐史論斷》卷下“不能制内臣”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5冊,第693頁。
    8明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三唐文宗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5冊,第179頁。
    9如宋胡宏《知言》卷五載:“唐文宗讀書耻為凡主,及不能行其政令,而飲醇酒求醉,是自棄者也。若憤悱自强,乾乾惕厲,廣求賢聖以自輔,則可以有為於天下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3冊,第139页。
    1《资治通鑒》卷二四五開成元年九月,第7927頁。
    2參見徐樂帥《唐代皇位繼承的不穩定極其影響》,收入《中國中古史論集》,天津古籍,2003年9月。
    3《資治通鑒》卷二四四大和六年十月,第7880頁。
    4杜牧撰《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樊川文集》卷八,第729页。
    1王民信《唐文宗莊恪太子暴薨真相》(收入唐史論叢編纂委員會編《春史卞麟錫教授還曆紀念文集》,韓國:慶北大丘圖書出版成進,1995年5月,非賣品)對莊恪太子之死進行了討論,據向群為其所寫書評介紹,該文分析了文宗太子永之死因,係綠於其母德妃寵衰,而楊賢妃恩渥方深,遂以讒言誣陷太子,最後鉤結楊嗣復、劉弘勉(按應爲逸)等謀害之。載榮新江等主編《唐研究》第四卷,第528頁。因條件所限,未見此文,此處討論如有重合之處,敬請諒解。
    2《舊唐書》第583頁。
    3《舊唐書》第4542頁至4543頁。
    4《舊唐書》第584页。
    1《冊府元龜》卷二五七儲宮部建立。第2929頁。
    2《舊唐書》第4542頁。
    3見《舊唐書》卷一七一《高元裕傳》,第4452頁。
    4見《舊唐書》卷一七二《蕭倪傳》,第4479頁。
    5《舊唐書》卷一六八《韋溫傳》,第4379頁。
    6《舊唐書》卷一七五《安王溶傳》載“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為嗣”。第4538頁。
    7《舊唐書》卷一七六《楊嗣復傳》載武宗對宰相說:“嗣復嘗與妃書云:‘姑姑何不斆則天臨朝?’”第4559页。
    1《舊唐書》卷一七六《杨嗣復傳》,第4559页。
    2《舊唐書》第584页。
    3《新唐書》卷二○七《宦者上》,第5874页。
    4《资治通鑒》卷二四六阴成四年五月,第7939页。
    5《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八月,第7907页。
    1《舊唐書》卷一七五《荘恪太子傳》,第4541頁。
    2《舊唐書》第4396頁。
    3[宋]計有功著,王仲镛校笺《唐詩纪事校笺》卷二。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版,第36页。
    4贾憲保《甘露之變剖析》,《唐史論叢》第三辑,1987年。
    5雷巧玲《甘露之变发微》,《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1《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十一月,第7913页。
    2田廷柱《唐文宗谋剪宦官与甘露之变》,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3《唐會要》卷六十五内侍省,第1337页。
    4雷巧玲《甘露之燮發微》,《陕西师大學報》,1995年9月。
    1見田廷柱前引文。
    1贾憲保《甘露之變剖析》,《唐史論叢》第三辑,1987年。
    1[唐]蘇鹗撰《杜陽雜编》,影印《文渊閣四庫全書》第1042冊,第613页。
    2[唐]李濬编《松窗雜錄》,影印《文渊閣四庫全書》第1035冊,第560页。
    1[唐]高彦休撰《唐闕史》,影印《文渊阁四庫全書》第1042册,第793頁至794页。
    2黄永年《唐代的宦官》,收入《唐史十二講》,第179页。
    1收入黄永年著《六至九世纪中國政治史》第十五章。上海:上海害店出版社,2004年版。
    2見雷巧玲前引文。
    3《資治通鉴》卷二四六舍昌元年三月,第7949页。
    1《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寶曆二年十二月,第7851页。
    2《新唐書》卷二O八《宦者下》,第5883页至5884页。
    3《舊唐書》第522页。
    4《舊唐書》第522頁。
    5兄《舊唐害·文宗纪》,第524頁。
    1《舊唐書·文宗纪》,第523页。
    1《冊府元龜》卷三九帝王部睦親。第417页。
    2《蕾唐害》卷五十二《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傅》,第2197页。
    3《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寶曆二年十二月,第7852页。
    4《新唐書》卷二百八《宦者下》,第5884页。
    5《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寶曆二年十二月,第7852页。
    1《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十二月,第7919页。
    2《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十二月,第7918頁。
    3《资治通鉴》卷二四六開成三年正月,第7931頁。
    4《南部新書》卷甲。第4页。
    1此處分類根據張國刚《唐代藩镇研究》之《唐代藩镇的類型分析》所提出的分類方法。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
    2《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昭羲到司徒害》,第836页。
    3嗣於昭羲镇的忠羲性格,張正田著《唐代昭羲軍研究》第五章《中央與昭義軍的互勤》有詳细的分析,可参閱。台北:稻鄉出版社,2007年版。
    4《舊唐書》卷一六一《劉悟傳》,第4231页。
    1[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卷三《討劉稹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頁至31頁。
    2關於此事,可參閱《資治通鑒》“寶曆元年九月”,兩《唐書·劉悟傳》。
    3《新唐書》卷二百十四《劉悟傳》:“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第6014頁至6015頁。
    4《舊唐書》卷十七上《文宗紀》,大和二年五月:“王廷湊出兵侵鄰藩,欲撓王師,以援李同捷。昭義劉從諫請出軍討之。”見該書第528頁。《新唐書》卷八《文宗紀》:“八月己巳,王廷湊反。壬申,義武軍節度使柳公濟及廷湊戰于新樂,敗之。己卯,劉從諫又敗之於臨城。辛巳,史憲誠及李同捷戰于平原,敗之。癸未,劉從諫及王廷湊戰于昭慶,敗之。”見該書第231頁。同書卷二百十四《劉悟傳》載,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引鐵騎黄頭郎救之,聽免。”見該書第6014頁。
    1《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十五《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狀》,第277頁。
    2《資治通鑒》卷二四四大和七年正月载:“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見該書第7882頁。
    3《資治通鑒》卷二四七會昌三年四月,第7979頁。
    4如《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八《代李彥佐與澤潞三軍書》所說:“從諫志在倡狂,招致亡命,逆人親党,遊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于大將之上”,見該書第150頁。又如同書卷九《誅張穀等告示中外敕》說:“頃者劉從諫與李訓、鄭注結刎頸之交,濟其奸謀,以圖不軌,張惶兵力,脅制朝廷,自擅一方,外為三窟。”第170頁。同書卷十五《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狀》:“爰自近歲,頗聚甲兵,招致亡命之徒,遂成逋逃之藪。怵於邪說,自謂雄豪。”第277頁至278頁。同書同卷《請賜仲武詔狀》:“從諫入覲之初,便與鄭注交結,因緣貨賄,濫授均衡,及歸鎮後,又與李訓結託,所謀狂險,中外具悉。自訓、注夷滅,心不自安,頗恃甲兵,轉懷悖慢。先朝外雖優寵,中實懷疑。”第289頁。
    5甘露餘黨逃亡澤潞,最終在平定澤潞時為劉稹部下郭誼所殺,此事見兩《唐書·劉從諫傳》、《资治通鑒》及《唐大詔令集·誅張穀等告示中外敕》等文獻記载。
    6《新唐書》卷二百十四《劉悟傳》,第6015頁。
    7《似先義逸墓誌》,載趙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下冊。北京:錢裝書局,2007年。
    8見《資治通鑒》卷二四五開成元年三月,第7924頁。9關於劉從諫與仇士良等宦官交惡的經過前人已有諸多討論,此不累述。劉從諫三次上書還是四次上書以及上書内容的問題,可參看盧向前《李訓鄭注矛盾與甘露之變》,《文史》2001年3月;劉從諫又因蕭本案激怒仇士良,可參看《新唐書本傳》、《資治通鑒》等記載,李文才《唐武宗平澤潞之再評價》(《晉陽學刊》1994年第四期),王國堯《李德裕與澤潞之役》(《唐研究》第十二卷)等文章都有詳細討論。
    1《资治通鉴》卷二四六舍昌二年十一月”,第7968頁。
    2宦官搽公乂墓誌载:“属劉徒辣跋扈之初,不供王職,泽民幼老,幾為匪人。”所說的“不供王職”大概就包括不纳赋税。見《唐代墓誌滙编》大中054,第2289页。
    3《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會昌三年四月,第7979页。
    4《资治通鉴》卷二四七會昌三年十二月,第7993页。
    5《新唐害》卷二百十四《劉稹傳》,第6017页。
    6《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武宗會昌四年八月,第8809页。
    1《通鑒》卷二四七武宗會昌三年四月,李德裕對武宗所說。第7983頁。
    2《李德裕文集校箋》卷十五《請賜仲武詔狀》,第289頁。
    3據李德裕文集中《李回宣慰三道敕旨》(見《校箋》卷七,第128頁)、《幽州鎮魏使狀》(《校箋》卷一五,第281頁)。
    4吳鋼主编《全唐文補遺》第七輯,令狐棠撰《唐故棣州刺史兼侍御史敦煌令狐公墓誌銘(並序)》,三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69頁。
    5《资治通鑒》卷二四七會昌三年四月:“上以澤潞事謀于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鵲餘燼未滅,邊境尤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情。’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第7980頁。
    6收入《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编》。
    1王國堯《李德裕與澤潞之役》,《唐研究》第十二卷。
    2《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第175页。
    3李文才《唐武宗平泽潞之再評價》,《晋陽學刊》1994年第四期。
    4《资治通鉴》卷二四七舍昌三年五月,第7980页。
    1《資治通鑒》卷二四七會昌三年五月,第7984頁。
    2《资治通鑒》卷二四七會昌三年七月:“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為權幸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為之奏雪。”第7987頁至7988頁。同書同卷“八月”:劉稹部將“薛茂卿破科鬥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才十餘襄。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第7989頁。同書同卷“十二月”:劉稹通過沼州刺史李恬致書其從兄李石,表示:“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李石以其書上聞,有納降之意。第7994頁。
    3《資治通鑒》卷二四七會昌三年十二月,第7994頁。
    4《資治通鑒》卷二四七會昌三年八月,第7989頁。
    5《資治通鑒》卷二四七會昌四年正月,第7995頁至7997頁。
    6李文才《唐武宗平澤潞之再評價》,《晉陽學刊》1994年第四期。
    7見《資治通鑒》卷二四六開成五年十一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内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瘤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瘤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婺州刺史。”第7948頁。
    8據《資治通鑒》載楊嗣復、李珏遭貶乃仇士良之所為,而李德裕等朝臣極力上諫,武宗才對其從輕發落。見該書卷二四六會昌元年三月,第7949頁至7950頁。但是,據李德裕的追隨者令狐梅的墓誌所載,則殺嗣復及珏為德裕之意,只是在令狐梅的勸說下才改為貶謫。墓誌見下文所引。
    1據《资治通鑒》載,會昌元年九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為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見該書卷二四六,第7955頁。前引杜牧撰《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赠太尉牛公墓誌銘(並序)》亦稱;“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為太子少師。”前引李珏撰《故丞相太子少師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銘(並序)》亦載:“屬大水壞居人廬舍,公以實上聞。仇家得以逞志,舉兩漢故事,坐災異策免,降授太子少師。”
    2王國堯《李德裕與澤潞之役》,《唐研究》第十二卷。
    3《資治通鑒》卷二四七會昌三年四月,第7983頁。
    4[日]圆仁撰,顧承甫、何泉達點校《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頁。
    5《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第179页。
    1見《資治通鑒》卷二四六會昌元年十一月:“上頗好田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上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横賜。”“上校獵咸陽。”第7956頁。
    2岑仲勉先生輯錄了有關回鹘之役的有關文字,見《李德裕“會昌伐叛記”编證上》,收入《岑仲勉史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又可參閱李文才《會昌伐叛考述》一文討論,載《大同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0年6月。
    1吴铜主编《全唐文補遗》第七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至170页。
    1《资治通鉴》第7961页。
    2《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二载“又聞新天子上位城中毅卻四千餘人,先帝畴承恩者也”第83页。
    1《资治通鉴》卷二十五阴成元年四月,第7924页。
    2可参閱何永成《唐代神策軍研究》第五章“神策軍與中晚唐政局——永貞内禅個案研究”,台湾商務印書馆,1990年3月。
    3《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第183頁。
    1《资治通鑒》卷二四四,第7885页。
    2李德裕和宦官楊欽義的關係歷來為學者所注意到,而他同劉行深的關係,據王國堯分析,由於李德裕文集中有為宦官劉宏規所作墓誌,而劉行深為劉宏規之子,因此李德裕與劉行深亦可以早就有來往,見《李德裕與澤潞之役》,《唐研究》第十二卷。
    3《资治通鉴》卷二四八會昌四年八月,第8009页。
    1《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编(下)》。
    2劉從諫甘露之變後的数次上書,不僅僅是針對仇士良,而是針對了整個宦官集團。他又收留甘露餘黨,更是公開對宦官集團提出了挑戰。宦官對澤潞的仇恨,有一件事可以看出來,前引《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載攻打澤潞時,左右神策軍將對於俘虜殺掉之後,還要割其眼肉吃。以至于“諸坊人皆云:今年長安人吃人。”
    3閱於這個問题,可參閱張國剛《唐代的神策軍》,張正田《昭義軍研究》等相關論述.
    4前引杜牧撰《韋溫墓誌》载:“囬鶻窺邊,劉稹繼以上黨叛,東征天下兵,西出禁兵”,將澤潞之役何討伐圓鵲合起來講,還無法判斷神策軍出征是單在討伐囬鶻還是兩次戰役都有。目前所見史料,僅此一處提及,暫且存疑。
    5《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第十三章。
    1岑仲勉《通鑑隋唐纪比事質疑》,第295页至296页。
    1载《西北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
    2喬長阜《張祜生卒年和三次入長安考》,《唐代文學研究》第一輯,1988年版。
    3吳在慶《增補唐五代文史叢考.張祜寓京三年之時間》,黄山書社,2006年版。
    4《張祜系年考》,張祜著,尹占華校注《張祜詩集校注》附錄二,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版。
    1前引《張祜詩集校注》卷八,第393頁。本章以下所舉張祜詩均引自此本。
    2呂婷《張祜研究》,貴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3[五代]王定保撰《唐摭言》卷十一薦舉不捷條。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162頁。
    4參見[元]辛文房著,傅璇琮等校箋《唐才子傳校箋》卷六“張祜”條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三册,第169页至170页。
    1《增補唐五代文史叢考》,第147頁。
    2《張祜诗集校注》附錄二,第626—627页。
    1[宋]計有功著,王仲鏮校笺《唐詩纪事校笺》,成都:巴蜀害社,1989年版,第1460页至1461页。
    2傅璇琮、吴在庆著《唐五代文學编年史(晚唐卷)》,遼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3《张祜詩集校注》卷四,第202页。
    4《張祜詩集校注》卷十,第512页至513页。
    1《增補唐五代文史叢考》,第148页。
    2载《安徽史學》,1960年第3期。
    3《張祜詩集校注》卷十《旅次岳州呈徐具外》,第504页。
    1《張祜詩集校注》卷十,第502页。
    2《張祜詩集校注》卷四,第202页。
    2關于此事經遇参見譚、尹、吴褚學者前述論文及《唐才子傅校笺》卷六“张祜”條。
    4事見《霎溪友議》卷中“钱塘输”。王定保《唐摭言》卷二“爭解元”、宋計有功《唐詩纪事》卷五二“徐凝”條封此事均有记载。
    1《舊唐書》卷一六七《宋申锡傅》,第4370頁。
    2《張祜詩集校注》,第628页。
    3引自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0页。
    4《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三《詠史》,第2082页。
    1《張祜诗集校注》卷十,第517页至520页。
    2所述与睿宗、玄宗朝宰相張說及其子均、洎的經歷相符,張祜當是張說之後。據《舊唐書》卷一二五《張說傳》,張說曾封為燕國公,其子張均曾在安祿山偽政權作過中書令,後被流放到合浦郡,洎也曾在安祿山偽政權任宰相,平叛時死於亂軍之中。
    1《張祜诗集校注》卷九,第440頁。
    2《资治通鉴》卷二四六,第7938页。
    1《舊唐書》卷一七○《裴度傅》,第4433頁。
    2《舊唐書·文宗紀下》、《资治通鉴》卷二四六。
    1胡可先《杜牧大和九年形跻思想新探》,《南京师範大學學報》,2002年5月。
    2繆钺《杜牧年譜》,收入《缪钺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頁至219页。
    1胡可先前引文《杜牧大和九年形跻思想新探》。
    2《舊唐書》卷一七二《牛僧孺傳》,第4470頁、4472页。
    1見《杜牧文集》卷一,第91頁至92頁。本章關於杜牧詩文的系年以繆钺《杜牧年譜》為基礎,參以曹中孚《杜牧詩文编年補遺》(《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王西平《杜牧詩文系年考辨》(《西北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郭文鎬《杜牧若干詩文系年之再考辨》(《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等。
    1《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第1362页。
    2《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
    3《资治通鑒》卷二四五大和九年,第7903页。
    4《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第7905页。
    5《樊川文集》卷七,第713页。
    1《舊唐書》卷一七一《李甘傳》,第4451页。
    2《新唐書》卷一一八《李甘傳》,第4291頁。
    3[唐]杜牧著,[清]馮集梧集注《樊川詩集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1《新唐書》卷一六六《杜牧傳》,第5097页。
    2《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五分司官條。第584頁。
    3王吉林《晚唐的社會與文化》,學生書局,1990年版,第244页。
    4《樊川剧集》,第1307页。
    5《樊川文集》卷一,第8页至9页。
    1《樊川文集》卷三,第331頁。
    1傅璇琮《唐代翰林學士傅論·晚唐卷》,遼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3見《唐會要》卷二七“行幸”。
    4《樊川文集》卷三,第332页。
    5《樊川文集》卷三,第327页。
    6《樊川文集》卷四,第552頁。
    7《樊川文集》卷一,第100頁。
    1參見吳在慶《試論杜牧與元白的公案》(《廈門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胡可先《杜牧大和九年形跡思想新探》、王相民《談談杜牧與白居易的矛盾糾葛》(《渭南師範學院學院》,2008年1月)等論文。
    2《樊川文集》卷九《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第743頁至745頁。
    1《舊唐書》卷一七一《李中敏傳》,第4450页至4451頁。
    1《新唐書》卷一一八《李中敏傳》,第4289页。
    3《资治通鑒》卷二四五大和八年六月,第7895页至7896頁。
    4《唐語林》第653页。
    5《唐才子傳校笺》卷六,第三冊,第158页。
    1《樊川文集》卷三,第329页。
    2《樊川文集》卷十六,第1008页。
    3《冊府元龜》卷七二九幕府部辟署。第8397页。
    1《樊川文集》卷三《题揚州禅智寺》,第344頁。
    2《樊川文集》卷一,第45页。
    3《樊川文集》卷一《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蹄宣州因题赠》,第151页。
    4《樊川文集》卷一《大雨行》,第148頁。
    5《樊川文集》卷一《白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蹄宣州因题赠》,第351頁。
    6《樊川文集》卷三《自宣城赴官上京》,第361頁。
    7《樊川文集》卷四《往年随故府吴具公夜泊燕湖口,今赴官西去,再宿燕湖,敢舊傷懷,因成十六韻》,第467页。
    8《樊川文集》卷四《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絕句》,第491页。
    1《樊川文集》卷十三《上池州李使君書》,第875页。
    2《樊川文集》卷二,第303页。
    1以上各派說法,見劉學锴《李商隱傳論(下)》第三章《李商隱與牛李黨爭》綜述。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21頁至523頁。
    2方堅銘《牛李黨爭與中晚唐文學》認為:“欲知李商隱詩文的真諦,非要對李商隱與牛李黨爭之關繫做一番探究不可,否則,很難理解其複雜心態、其詩文中的特別意蕴,以及詩歌藝術特質的成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頁。
    3《文学评论丛刊》第九辑,1981年。
    1参見劉學锴《李商隱傳論(下)》第四章。
    1本節所引李商隱詩皆錄自劉學锴、余恕誠著《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有感二首》見第121頁。
    2朱鶴龄、何焯等對此詩的討論均引自《李商隱詩歌集解》,此詩後所附箋評,第132頁至137页。
    1引自《李商隱詩歌集解》第255頁。
    2關於“惜訓惡注”的問題,盧向前曾撰文討論,可參看。見《“惜訓惡注”與時人心態》,《唐研究》第六卷,2000年,第233—254頁。
    3“蒼黃”句,《三國志》載曹操曾造五色棒警示犯禁者,并殺死了犯禁的宦官蹇碩的叔父。此處用指李訓等欲殺宦官,但是舉事過於倉促;古人謂陽氣初動為一陽生,甘露之變發生在十一月二十一曰,正當是年冬至,夜始短,晝始長。
    4引自《李商隱詩歌集解》第122页。
    1[宋]邵博撰《邵氏固兄後錄》卷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17页。
    2参見《李商隱傳論(下)》第四章。
    1引自《李商隐詩歌集解》第155页。
    2《舊唐書》第5312页。
    3《资治通鉴》第7914页。
    4《舊唐書》卷一五二《王茂元傅》,第4070页。
    1《舊唐書·文宗纪》,第563頁。
    2見《李商隐詩歌集解》第229页。
    3見《李商隐詩歌集解》第242页。
    4引自《李商隱诗歌集解》第238页。
    1見劉學错《李商隱開成末南游江鄉說再辮正》,载《文學遗産》1980年3期。
    1引自《李商隱詩歌集解》第768頁。
    2轉引自《李商隱詩歌集解》第771頁至772頁。
    3楊柳《關於李商隱的江鄉之行》,载《李商隱研究論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劉學鐺《李商隱開成末南游江鄉說再辮正》,載《文學遗產》1980年3期;《<李商隱開成末南游江鄉說再辮正>補證》,載《文史》40輯;《李商隱開成五年九月至會昌元年正月行蹤考述——對李商隱開成末南游江鄉說的續辨正》,載《文學遗產》,2002年2月。
    1引自《李商隱詩歌集解》第1048頁。
    2轉引自《李商隱詩歌集解》第1052頁至1053頁。
    3引自《李商隱詩歌集解》第1055頁。
    4見《李商隱詩歌集解》第1058頁至1059頁。
    5轉引自《李商隱詩歌集解》第1062頁。
    1李商隱有多首詩同情、支持、讚揚李德裕,而且都在李德裕遭受政治打擊之時。對此,王載源《牛李黨爭與李商隱的傾向》有所討論,可參看,載《中州學刊》,1986年第2期。
    2胡可先《唐代重大歷史事件與文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22頁。
    3李商隱作於開成二年元年的《上崔華州書》,自稱年二十五。
    1温庭筠著,劉学锴校注《温庭筠全集校注》卷七。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628页。以下所引温庭筠詩均出此本。
    2《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2月。
    1《溫庭筠全集校注》卷三,第259頁。
    2《唐宋詞人年譜》,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
    3《讀夏承燾先生的<溫飛卿繫年>》,收入氏著《宋詞散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2頁。
    4《唐代墓誌滙编》咸通027,第2398頁。
    5《溫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第1080頁。
    6《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2月。
    1《唐才子傅校笺·温庭筠》,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437页。
    2見陳尚君前引文。
    1牟懷川《温庭筠從遊莊恪太子考論》,载《唐代文學研究》,1988年3月。
    1安徽出版社,2000年版。
    2北京师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文學遗産》,2001年第3期。
    4《鹽城师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5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論文,2002年6月。
    2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5月。
    3劉禹錫《和樂天洛城春齊梁體八韻》,見陶敏等著《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第657頁。本章所引劉禹錫詩均錄自此本。
    4見趙建梅前揭文所引論。
    1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5-136頁;顧學頡、周汝昌著《白居易詩選·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褚斌傑《白居易評傳》,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2杗謙泰《論白居易思想轉變在卸拾遣任之際》,《文學遗產》1994年第6期。
    3張安祖《論自居易的思想創作分期》,《求是學刊》1996年第1期。
    4尹富《白居易思想轉變之再探討》,《求索》,2004年第1期。
    5陝西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6引自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自居易集箋校》卷三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8頁。本文所引白居易詩均錄自此本。
    7《白居易集箋校》卷三十二,第2227頁,何焯評語轉引自朱金城該詩箋證。
    1《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二,第2176页。
    2《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二,第2177页。
    3《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三,第2230页。
    4關於此詩,蘇轼《書樂天香山寺詩》、瞿佑《歸田詩話》、汪立名《白香山詩注》以至今天各家笺注,都指出白居易所表连的是一種慶幸心理。参見《白居易集笺校》第2231页至2232页。
    5《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十三,第2232页。
    1《白居易集箋校》卷三十三,第2082頁。各家箋注都將此詩系於開成元年前後,認為此詩是為甘露之變所作。《白居易集箋校》見該詩箋證。
    2《白居易集箋校》卷三十三,第2241頁。
    3《白居易集箋校》卷三十三,第2266頁。
    4于元元《自居易與牛李黨爭》,黑龍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
    5《唐代重大歷史事件與文學研究》第五章。
    1趙榮蔚《甘露之變與劉禹錫后期詩歌創作》,《鹽城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
    2見《劉禹錫全集编年校注》第627頁。
    3見《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第6288頁。
    4《赠樂天》,見《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第549頁。
    5見《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第1204頁。
    6《劉禹錫與令狐楚》,《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第一輯。
    7《唐人看甘露之變》,《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一輯。
    8此《集紀》,據陶敏考為開成五年所作,見《劉禹錫全集编年校注》第1272頁。
    1見《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第716頁。
    2見吳喬《圍爐詩話》卷三引,清借月山房彙鈔本。
    3許渾著,羅時進箋證《丁卯集箋證》卷七《別張秀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頁。
    4《唐代銓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
    5參戴偉華《唐代幕府与文學》,北京:現代出版社,1990年版。
    6《丁卯集箋證》卷二,第33頁。
    1《唐詩人行年續考·許渾》,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版。
    2《晚唐詩歌格局中的許潭创作論》,收入《唐詩演進输》,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181页。
    3《丁卯集笺證》卷九,第275頁。
    1《丁卯集笺證》卷四,第84頁。
    2董乃斌《唐詩人許渾生平考索》,《文史》第二十六辑,272页。
    3《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11期。
    4收入.《唐詩縯進論》。
    1陳貽焮主編《增定注釋全唐詩》第三冊許渾詩卷四羅時進注釋。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6页。
    2《丁卯集笺證》卷九,第261页。
    3《唐才子傳校笺》,第五册,第334页。
    1《唐才子傳校笺》,第五冊,第335页至336页。
    2《丁卯集笺證》卷八,第211頁。
    1《唐才子傳校笺》,第五冊,第334—335页。
    2《唐诗杂论·贾岛》,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3《李商隱傳論》第483—484页。
    4曹芳林《姚合年谱》,《成都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吴企明《唐才子傅校笺·姚合》;郭文鎬《姚合仕履考略》,《浙江學刊》,1988年第3期。
    1分別見《送殷堯藩侍御赴同州》、《送盛秀才赴舉》。前詩,《唐才子傳校箋·殷堯藩》,吳企明認為作於姚合在杭州任上;後詩有“重重吳越浙江潮,刺史何門始得消。”可定亦作於此時。
    2李嘉言《賈島年譜》、吳企明《唐才子傳校箋·賈島》等多根據贾岛和姚合有同時赠殷堯藩赴同州的詩歌,認為其大和九年秋在杭州訪姚合。陶敏則考證賈島大和九年無杭州之行,認為:“玩姚、賈送殷赴同州詩,無一語及杭州或江南風物,言其作於杭州,無據。且賈島亦無來杭訪姚合之舉。姚赴杭時,賈島有《送姚杭州》詩送,及合開成元年秋自杭歸京,島又作《喜姚郎中自杭州迴》詩云:‘一披江上作,三起月中吟。東省期司谏,雲門悔不尋。’其冬,島即貶長江主簿。蓋合返京時,島已罹讒謗,故深悔未從姚合赴杭州一遊越州之雲門寺。见《唐才子傳校箋》第五冊,第280頁。惟賈島當在開成二年冬赴長江任,非在開成元年。李嘉言《年譜》等即據島詩《赴長江道中寄令狐相公》、《觀冬設上東川楊尚書》、《謝令狐相公賜衣九事》、《寄令狐相公》等,考賈島赴長江主簿任在開成二年冬。
    3賈島著,李嘉言校《長江集新校》。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頁。
    4《長畏江集新校》第3頁。
    1[宋]王讜撰,周黝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6頁。
    2《唐大韶令集》卷五帝王。第32页。
    1《中唐政治與文學》,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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