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发展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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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相对于民营电影完全不同的一种经营模式，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在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历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在抗战时期的突出贡献更使他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旨在为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的发展梳理出较为清晰的线索，以唤起这段历史在电影史研究中的被重视。
本文以时间为序，依据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的发展将全文分成五章，分别叙述各个时期官营电影的状况和理论及创作实践活动：
第一章论述国民党政府发展官营电影的缘由及其思路。从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业进入一种恶性竞争的循环，外国电影业的剧烈冲击更使原本脆弱的中国民营电影受到严重的影响。国内民营电影业在竞争中的颓势促使国民党政府思考中国电影的出路，而三十年代初来自民营电影中的左翼倾向真正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对中国电影的高度重视，并意识到由官方创办电影事业的必要性。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是目前考证的最全面和详细论述发展官营电影的思路和步骤的理论著述。
第二章分为三个部分论述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的初步成型。首先考证了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的前身，即由少数国民党党员以个人名义从事的电影活动和后来发展为由军事机构及政府宣传部门从事的电影活动。第二部分考证了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行政体系的建立和相关电影制度的制订。第三部分分别考证了国民党政府专门的电影生产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和中国电影制片厂建成初期的电影活动。
第三章论述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的发展。抗战初期
门 J 年人 由于战争的影响，民营电影的生产进入一个暂时的真空
地带，官营电影相对稳定的经济扶持和代表国家电影的身份使其迅速发展，
并由此获得这个时期中国电影历史的主流叙述身份。抗战中期门 93 8八
年人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成为抗战电影的创作主体。在发行方面，由于抗
战故事片的大量制作和在观众中的影响力，官营电影改变原来由放映队免
费放映的方式，增加了营业的成分。抗战后期（194if94年人 由于物资
的缺乏，官营电影的创作也陷入无米下锅的尴尬境界。
第四章论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官营电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
政府开始对收复区的电影事业进行接收，经过接收狂潮，国民党政府官营
电影空前壮大。在抗战中后期己经出现的商业运作的痕迹在抗战胜利后更
加严重，附属于中央宣传部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干脆改为股份制的经营方式。
在电影创作上，商业电影的成分也在不断增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官
营电影的创作队伍除了原有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和中国电影制片厂，以及在
抗战后期成立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外，还增加
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上海实验电影工场等官营电影机构。
第五章考证了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的最终命运，分留在大陆的原国民
党政府的官营电影部分和分散在台湾的原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部分进行叙
述。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film industry, the state-owned films by KMT government(Kuomintang)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private ones. It played an important and unreplaceable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film industy. I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encourage the Chinese people to fight against Japanese's invasion. The thesis is aimed to sort out new evidence and calls attention to it. In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the article is de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o discuss the reason and the way of the state- owned films by KMT. The second chapter is to discuss its priliminary stage. The third chapter is to discuss the devopmen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fourth chapter is to discuss its devopment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fifth chapter is to discuss its fate.
本文以时间为序，依据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的发展将全文分成五章，分别叙述各个时期官营电影的状况和理论及创作实践活动：
第一章论述国民党政府发展官营电影的缘由及其思路。从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业进入一种恶性竞争的循环，外国电影业的剧烈冲击更使原本脆弱的中国民营电影受到严重的影响。国内民营电影业在竞争中的颓势促使国民党政府思考中国电影的出路，而三十年代初来自民营电影中的左翼倾向真正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对中国电影的高度重视，并意识到由官方创办电影事业的必要性。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是目前考证的最全面和详细论述发展官营电影的思路和步骤的理论著述。
第二章分为三个部分论述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的初步成型。首先考证了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的前身，即由少数国民党党员以个人名义从事的电影活动和后来发展为由军事机构及政府宣传部门从事的电影活动。第二部分考证了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行政体系的建立和相关电影制度的制订。第三部分分别考证了国民党政府专门的电影生产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和中国电影制片厂建成初期的电影活动。
第三章论述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的发展。抗战初期
门 J 年人 由于战争的影响，民营电影的生产进入一个暂时的真空
地带，官营电影相对稳定的经济扶持和代表国家电影的身份使其迅速发展，
并由此获得这个时期中国电影历史的主流叙述身份。抗战中期门 93 8八
年人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成为抗战电影的创作主体。在发行方面，由于抗
战故事片的大量制作和在观众中的影响力，官营电影改变原来由放映队免
费放映的方式，增加了营业的成分。抗战后期（194if94年人 由于物资
的缺乏，官营电影的创作也陷入无米下锅的尴尬境界。
第四章论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官营电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
政府开始对收复区的电影事业进行接收，经过接收狂潮，国民党政府官营
电影空前壮大。在抗战中后期己经出现的商业运作的痕迹在抗战胜利后更
加严重，附属于中央宣传部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干脆改为股份制的经营方式。
在电影创作上，商业电影的成分也在不断增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官
营电影的创作队伍除了原有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和中国电影制片厂，以及在
抗战后期成立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外，还增加
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上海实验电影工场等官营电影机构。
第五章考证了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的最终命运，分留在大陆的原国民
党政府的官营电影部分和分散在台湾的原国民党政府官营电影部分进行叙
述。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film industry, the state-owned films by KMT government(Kuomintang)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private ones. It played an important and unreplaceable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film industy. It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encourage the Chinese people to fight against Japanese's invasion. The thesis is aimed to sort out new evidence and calls attention to it. In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the article is de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o discuss the reason and the way of the state- owned films by KMT. The second chapter is to discuss its priliminary stage. The third chapter is to discuss the devopmen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fourth chapter is to discuss its devopment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fifth chapter is to discuss its fate.
引文
[1]：在关于中国电影史叙述较权威的书籍如程季华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这种分区域的叙述尤以抗战时期电影的描写最为明显。
[2]：为了有别于1912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的更加稳固的中央政府时期，人们将此期间的37年称为中华民国时期。(1)本文涉及的正是这一段时期的国民党官方电影发展简史。虽然民国37年经历了袁世凯时代(1912——1916年)、立宪共和国即北京政府时期(也是军阀时代即北京政府的政治与军人专制时期)(1916——1928年)、南京政府时期(1928——1949年)，但从政府出面兴办电影事业的开始国民党就已经成为执政的政党，故这一时期的官方电影实际就是国民党的官方电影。(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定义，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出版。)
[3]：当时中国的电影发行划分为六个发行区，一般一区一个拷贝，划分如下：华中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华北区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华西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东北区包括吉林、辽宁、黑龙江；华东区包括江苏、浙江、福建(不含上海)；华南区包括广东、广西、以及香港、澳门。
[4]：见《中华民国电影史》，杜云之著，123页。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民国77年(1988年)版。
[5]：《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郑峻生编述，第26页。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治训练处丛书，出版年不详。
[6]：《提倡国产影片的严重问题》，卢莳白著，第48-50页。载《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季会专刊》，1935年8月。
[7]：1934年3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集全国电影公司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会上陈立夫指出：“电影是需要着多量的资金与人力的。苏俄、意大利、德国，他们都是以国家的力量来经营电影。中国虽也是一个新兴的革命的国家，但目下还没有能力贯注于斯，不可不引为深深的遗憾”。“照现在国片经营的逐渐凋落的情形，是使人民投资的勇气日渐衰沉，而仅存的3、5家比较组织完备的公司，又多因为种种以外的刺激，受了实际的影响，到现在几有声嘶力竭、苟延残喘的趋势。所以，国片的前途是令人非常悲叹的。在这刻，政府既无力从事电影的实际工作，可是对于中国现有的由民众举办的电影事业，苟不是与政令有什么显著的冲突，必须尽力帮助，诚意合作。”(见《中国电影事业的展望》，陈立夫著。载《中国电影年鉴》，第1页，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鉴编撰委员会编，1934年版本。)
[8]：见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1933年4月3日鲁涤平关于挽救电影艺术为中共宣传呈(附《电影艺术与共产党》)于是，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加强电影的检查(注释9：1933年1月到11月1日期间，电影检查委员会禁演的有关阶级斗争及违反三民主义的影片有：《推凶残》(华电出品，检查日期33．10．19)、《歧路》(联星出品，检查日期33．11．11)、《色象世界》(派拉蒙出品，检查日期32．10．15)、《土国风光》(百代出品，检查日期32．9．8)、《社会之谜》(派拉蒙出品，检查日期32．8．12)、《假寐趣事》(英国出品，检查日期32．5．25)、《东方之巴黎》(FOX出品，检查日期32．7．20)、《争宠》(环球公司出品，检查日期32．1．21)、《四集乾隆游江南》(天一公司出品，检查日期32．4．28)、《五集乾隆游江南》(天一公司出品，检查日期32．10．27)，该会检查修剪的有关阶级斗争及违反三民主义的影片有：(1933年1月--1933年11月)：
片名 出品公司 修剪部分 备注
压迫 明星公司 大资本家作交易所压迫小资本家 寅生被资本家迫赴茶楼卖妻一段 85公尺
妹妹的悲剧 明星公司 (一)地主扣抑佃户(二)豪绅靶打黄包车夫(三)幼麟被刺 117公尺
挣扎 天一公司 (一)劣绅压迫佃户一段剪去改摄(二)劣绅杀人，法院审判情况一段剪去后改摄 18公尺
铁板红泪录 明星公司 (一)团丁枪击团总一段(二)加一字幕“国民革命军到来一切痛苦均告解除” 6公尺
三义路口 天北公司 “这些高房子都是我们穷人的血汗和生命，也是吃人的老虎”—字幕
该会检查的苏联电影(1932．12．1--1933．11．23)有：《人生大道》、《情人后会有期》、《铁骑12团》、《金山》、《旧俄夏宅琐记》，其中要求《金山》以及《情人后会有期》作修剪后方可放映，而这一年间电影检查委员会查禁了部分影片，并奉教育部372号密令调查影片制作成员中有无共产嫌疑，其中包括对《孽海双鸳》(天一)、《续故都春梦》(联华)、《城市之夜》(联华)、《狂流》(明星)、《失恋》(明星)、《天明》(联华)、《三个摩登女郎》(联华)、《尼之点生存》(艺华)、《肉搏》(艺华)。(见行政院档案，1933．12．2黄绍竑、王世杰致行政院呈)
[9]：见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1933年4月3日鲁涤平关于挽救电影艺术为中共宣传呈(附《电影艺术与共产党》。
[10]：见《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郑峻生编述，第31页。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治训练处丛书，出版年不详。
[11]：见《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郑峻生编述，第37页。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治训练处丛书，出版年不详。
[12]：《奖励电影事业办法》，1934年6月7日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二、四次常务备案。载《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1106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
[13]：《影戏年鉴》，上海电影周报社编，第81页，1936年版。
[14]：《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鉴编撰委员会编，第一页，1934年版。
[15]：《电影年鉴》，电影年鉴编撰委员会编，第3-11页，出版年不详。
[16]：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则另设有电影检查机构对租界内放映的中外影片自行审查，政府对其不能行使干涉。
[17]：见行政院档案，1933．4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修正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
[18]：《电影年鉴》，电影年鉴编撰委员会编，第16-18页，出版年不详。
[19]：《电影轨范》，陈鲤庭著。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1941年10月出版。
[20]：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二届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上通过了“电影事业之出路”的议题，确立了官方创办电影事业在教育和营业上应付的责任，其中在营业方面指出应由官方发展需要大量投资的有声电影。在《二十三年份国产电影发达概况》中也有提到“有声电影日益发达，设备奇昂，尚非中国一般影片公司资金所能及，故需有政府鼓励。”(见《二十三年份国产电影发达概况》，郭有守著，第9页，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5年版本)
[21]：《影戏年鉴》，上海电影周报社编，第42页，1936年版本。
[22]：《影戏年鉴》，上海电影周报社编，第81页，1936年版本。
[23]：《影戏年鉴》，上海电影周报社编，第255页，1936年版本。
[24]：《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鉴编撰委员会编，第11页，1934年版。
[25]：《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杨格著，第75、147页。
[26]：见《我所知道的中制、中电两大影剧厂》146-159页(陈兰荪著，载《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12月。)和《三年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郑用之著，载《抗战电影回展：重庆》，范国华编，重庆市文化局，1985年)第110-114页的相关叙述。
[27]：《日本探求自主：国家的安全与对外政策》，克劳力著，第338页。
[28]：《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下册，周晓明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3月版。
[29]：《中国电影日报》标题新闻，上海，1937年8月7日版。
[30]：《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下册，周晓明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3月版。
[31]：《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下册，周晓明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3月版。
[32]：第六处由田汉负责；所属第一科专管戏剧音乐，由洪深负责；第二科管电影制作和放映，由郑用之兼任；第三科管绘画木刻。
[33]：《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易劳逸著，第221页。
[34]：《民国财政史》，杨萌溥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本。
[35]：《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座谈会纪录》，载《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1．1。
[36]：《我所知道的中制和中电两大影制厂》，陈兰荪著。载《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第149页，成都出版社，1990年12月。
[37]：《三年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郑用之著。载《抗战电影回展：重庆》，范国华编，第111页。重庆市文化局，1985年版本。
[38]：《一切为了抗战》，通子著， 载《国民公报》1941年5月4日版。
[39]：中制在国内的发行仅限于西南西北几个大都市(仅占战前影院27％)的情况下作此统计(由放映总队担任的放映不计在内)。
[40]：《三年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郑用之著。载《抗战电影回展：重庆》，范国华编，第114页。重庆市文化局，1985年版本。
[41]：《抗建电影制作纲领》和《民族本位电影论》载《中国电影》第1卷第3期，1941年3月1日版。
[42]：《从<华北是我们的>与<好丈夫>说到我们抗战电影制作的路向》，葛一虹著，载《新华日报》1940年2月22版。
[43]：《漫谈东亚之光》达辛著，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3月7日版。
[44]：《东亚之光》海林著，《华商报》1941年12月6日版。
[45]：《血的史诗——胜利进行曲》江风著，重庆《国民公报》1941年4月13日版。
[46]：《关于<胜利进行曲>的摄制》史东山著，重庆《国民公报》1941年4月20日版。
[47]：孙瑜最初是加入了中电，准备筹拍空军影片《长空万里》，但中途因故停拍，于是就先拍了《火的洗礼》。
[48]：《编导者言——谈影片<火的洗礼>》孙瑜著，重庆《国民公报》1941年5月4日版。
[49]：《<火的洗礼>给我的启示》弘毅著，载《国民公报》1941日5月4日版。
[50]：《谈<胜利进行曲>与<火的洗礼>》凌鹤著，重庆《新蜀报》1941年5月3日版。
[51]：《<青年中国>外景队工作实录——血汗交织的镜头》吴茵著，载重庆《扫荡报》1941年8月20日版。
[52]：《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1937——1945)》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第451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7月版本。
[53]：《摄制<日本间谍>的经过》袁丛美著，载1943年中国电影制片厂《日本间谍》特辑。
[54]：《略评<日本间谍>》苏风著，载重庆《新民晚报》1943年4月23日版。
[55]：《<民族万岁>观后感》徐昌霖著，载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3月1日版。
[56]：《<孤岛天堂>观后》毕克尚著，载《新华日报》1939年10月18日版。
[57]：《我们怎样拍摄<白云故乡>》郑用之著，载《国民公报》1940年10月27日版。
[58]：《我们怎样拍摄<白云故乡>》郑用之著，载《国民公报》1940年10月27日版。
[59]：《<白云故乡>先睹记>韦亦坚著，载《扫荡报》1940年10月30日版。
[60]：《最艺术的作品是最现实的——<白云故乡>与<前程万里>观后》吴种著，分别刊载于《国民公报》1941年5月18日、25日和6月1日版。)。当然也有影评指出该片人物创造不够现实严谨，尤其是陈静芬这个人物。(注释60：《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1937——1945)》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第408-409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7月版本。
[61]：1940年12月17日沈西苓患伤寒在重庆去世，享年36岁。沈西苓在抗战爆发后转赴武汉再到重庆，1938年进入中电。
[62]：《中华儿女》小林著，《新蜀报》1939年9月21日版。
[63]：《我所知道的中制和中电两大影剧厂》陈兰荪著。载《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第154页，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64]：民国时期中国电影院有四种组织方式：一是有限公司，以上海居多，如上海经营大光明、国泰等的国光公司，以及经营南京、大上海、丽都的联怡公司，都是有限公司性质，对戏院的亏蚀负有限责任。二是无限公司，大都是由个人或数人合伙投资经营一个电影院或数个电影院，对戏院亏蚀负无限责任。在上海只有几家小组织采用这种方式，但象专映国产影片第一轮的金城影戏院就是柳氏兄弟独资创办的。三是自造戏院，分购地造屋和租地造屋两种，在上海，大光明和南京两家是租地造屋。由于内地地价便宜，内地戏院多是购地造屋。四是租赁戏院，是由影片公司向屋主租借房屋，一些有钱的地主开设戏院但没有经验也无兴趣经营，便将影院租给别人经营。另一种是经营上失败的，则将戏院租出去，如大上海影戏院就是由创办公司租给联怡的。)订立租片合约，使其能经常放映官营电影的出品。(注释49：同一部电影在影院放映有一、二、三轮的分别：同一个市镇上放映本市尚未映过的影片，如大上海、南京、国泰、大光明、金城等叫第一轮影戏院，第二轮影戏院是映第一轮的戏院映过的影片，其中隔开时期约1个月或两个月，如丽都、光陆等，第三轮第四轮则以此类推。
[65]：《论电影的国策——并呼唤迎接电影技术的大革命》罗静予著，原载《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版。
[66]：1940年9月郭沫若辞去总队队长职务，由何浩若接任。
[67]：《农村电影的制作问题》杨邨人著，原载《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版。
[68]：《中国电影史，1937-1945》，李道新著，第74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69]：见《抗战电影》杂志创刊号，“关于国防电影之建设”栏刊出的阳翰笙的文章。
[70]：《中国电影史，1937-1945》，李道新著，第75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71]：《电影国营论》，唐煌著。载重庆《国民公报》1939年2月12日版。
[72]：《三则建议》施焰，载重庆《扫荡报》1938年12月4日版。
[73]：《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座谈会纪录》，载《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年1月17日版。
[74]：《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座谈会纪录》载《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年1月17日版。
[75]：《抗战四年来的电影》罗学濂著，原载《文艺月刊》1941年8月版。
[76]：《抗战四年来的电影》罗学濂著，原载《文艺月刊》1941年8月版。
[77]：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其中CC是指在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周围结合的一帮人。
[78]：《还我故乡》木莹著，载《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1日版。
[79]：见行政院档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1945年8月30日。
[80]：上海的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1942年4月由张善琨出面，由新华、艺华、金星、国华、华新等12家影片公司组合而成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在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董事长林柏生(汪伪政府宣传部长)，副董事长川喜多长政(日)，总经理张善琨。下辖了5个摄影场。1942年5月到1943年4月的一年间共拍摄影片47部，其中多数以男女情爱、家庭纠葛为题材，如《香衾春暖》、《恨不相逢未嫁时》、《牡丹花下》、《香闺风云》、《水性扬花》、《红粉知己》、《情潮》、《断肠风云》、《寒山夜雨》、《良宵花弄月》等。1943年5月汪伪政府颁布《电影事业统筹办法》以实施所谓“三位一体电影国策”，将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影院公司合并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由汪伪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外交部长褚民谊任名誉董事，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任董事长，长川喜多长政(日)任副董事长，汪伪政府宣传部驻沪办事处处长冯节任总经理，张善琨、石川俊重(日)任副总经理。从1943年5月到1945年8月伪“华影”共摄80部影片，如《侬本痴情》、《歌衫情丝》、《恋之火》、《何日君再来》、《冤家喜相逢》、《摩登女性》等。
[81]：北平的伪“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39年1月，由伪满州映画协会、伪华北临时政府、日本兴亚院以及松竹、东宝等影片公司共同投资兴建，1940年底在北京新街口北大街建有摄影场。
[82]：《中国的政局》，储安平著，载《观察》第3页，1947年3月8日版。
[83]：《中电三厂周年纪念专刊》中电三厂宣传室编印，第31页。中华民国37年10月15日版。
[84]：《中电三厂周年纪念专刊》中电三厂宣传室编印，第30页。中华民国37年10月15日版。
[85]：《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则》，第1页，1937年8月1日版。
[86]：《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则》，第2-4页，1937年8月1日版。
[87]：《中电三厂周年纪念专刊》中电三厂宣传室编印，第31页。中华民国37年10月15日版。
[88]：《中电三厂周年纪念专刊》中电三厂宣传室编印，第31页。中华民国37年10月15日版。
[89]：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目录档案，民国36年4月16日至民国37年3月21日。
[90]： 同[89]。
[91]： 同[89]。
[92]： 同[89]。
[93]： 同[89]。
[94]： 同[89]。
[95]： 同[89]。
[96]： 《优秀的教育影片<喜迎春>》熊西佛著，载上海《大公报》1949年4月13日版。
[9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档案，“东北电影戏剧事业初步复业计划”。
[98]： 《中国电影的新路向》以群著，载上海《大公报》1947年11月12日、19日和26日版。
[99]： 见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
[100]：见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
[101]：以上资料出自《中华民国电影史》，杜云之著，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8年6月版本。
[1]： 《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周晓明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3月版。
[2]： 《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鉴编撰委员会编，1934年版。
[3]： 《民国财政史》，杨萌溥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本。
[4]： 《影戏年鉴》，上海电影周报社编，1936年版本。
[5]： 《电影轨范》，陈鲤庭著，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1941年10月出版。
[6]： 《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郑峻生编述，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治训练处丛书，出版年不详。
[7]： 《中华民国电影史》，杜云之著，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民国77年(1988年)版。
[8]： 《电影年鉴》，电影年鉴编撰委员会编，出版年不详。
[9]： 《抗战电影回展：重庆》，范国华编，重庆市文化局，1985年版本。
[10]：《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1937——1945)》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重庆出版社，1991年7月版本。
[11]：《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12]：《中国电影史，1937-1945》，李道新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3]：《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
[14]：《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
[15]：《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出版。
[16]：《中国电影史》，陆弘石、舒晓鸣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17]：《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学术论文集》，第七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执委会学术研讨部编，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18]：《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舒晓鸣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
[19]：《电影历史及理论》，李少白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20]：《浙江电影记事：1908-1990》，费静波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1]：《电影发达史》，徐公美著，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2]：《电影概论》，徐公美著，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3]：《电影与中国》，(意)萨尔地著，彭百川、张培荣译，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3年版。
[24]：《电影艺术》，殷作桢著，中国文化书局，1934年版。
[25]：《现代电影论》，杨骚编译，上海申报，1933年版。
[26]：《二十三年份国产电影发达概况》，郭有守著，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5年版。
[27]：《电影场》，徐公美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8]：《电影批评集》，古学琪著，出版地不详，1942年版。
[29]：《电影事业的出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3年版。
[30]：《电影界的新生活》，洪深著，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版。
[31]：《电影院经营法》，杨敏时著，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32]：《电影浅说》，沈西苓、凌鹤编，中华书局，1947年版。
[33]：《银国春秋》，江上欧著，出版地不详，1944年版。
[34]：《电影场观光记》，唐煌著，上海名山书局，1946年版。
[35]：《迁都重庆》，赵授承著，上海大成出版公司，1948年版。
[36]：《中央电影摄影场概况》，中央电影摄影场印，1947年版。
[37]：《电影艺术与新论：交叉与分离》，潘秀通、万丽玲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
[2]：为了有别于1912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的更加稳固的中央政府时期，人们将此期间的37年称为中华民国时期。(1)本文涉及的正是这一段时期的国民党官方电影发展简史。虽然民国37年经历了袁世凯时代(1912——1916年)、立宪共和国即北京政府时期(也是军阀时代即北京政府的政治与军人专制时期)(1916——1928年)、南京政府时期(1928——1949年)，但从政府出面兴办电影事业的开始国民党就已经成为执政的政党，故这一时期的官方电影实际就是国民党的官方电影。(参见《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定义，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出版。)
[3]：当时中国的电影发行划分为六个发行区，一般一区一个拷贝，划分如下：华中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华北区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华西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东北区包括吉林、辽宁、黑龙江；华东区包括江苏、浙江、福建(不含上海)；华南区包括广东、广西、以及香港、澳门。
[4]：见《中华民国电影史》，杜云之著，123页。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民国77年(1988年)版。
[5]：《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郑峻生编述，第26页。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治训练处丛书，出版年不详。
[6]：《提倡国产影片的严重问题》，卢莳白著，第48-50页。载《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季会专刊》，1935年8月。
[7]：1934年3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集全国电影公司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会上陈立夫指出：“电影是需要着多量的资金与人力的。苏俄、意大利、德国，他们都是以国家的力量来经营电影。中国虽也是一个新兴的革命的国家，但目下还没有能力贯注于斯，不可不引为深深的遗憾”。“照现在国片经营的逐渐凋落的情形，是使人民投资的勇气日渐衰沉，而仅存的3、5家比较组织完备的公司，又多因为种种以外的刺激，受了实际的影响，到现在几有声嘶力竭、苟延残喘的趋势。所以，国片的前途是令人非常悲叹的。在这刻，政府既无力从事电影的实际工作，可是对于中国现有的由民众举办的电影事业，苟不是与政令有什么显著的冲突，必须尽力帮助，诚意合作。”(见《中国电影事业的展望》，陈立夫著。载《中国电影年鉴》，第1页，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鉴编撰委员会编，1934年版本。)
[8]：见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1933年4月3日鲁涤平关于挽救电影艺术为中共宣传呈(附《电影艺术与共产党》)于是，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加强电影的检查(注释9：1933年1月到11月1日期间，电影检查委员会禁演的有关阶级斗争及违反三民主义的影片有：《推凶残》(华电出品，检查日期33．10．19)、《歧路》(联星出品，检查日期33．11．11)、《色象世界》(派拉蒙出品，检查日期32．10．15)、《土国风光》(百代出品，检查日期32．9．8)、《社会之谜》(派拉蒙出品，检查日期32．8．12)、《假寐趣事》(英国出品，检查日期32．5．25)、《东方之巴黎》(FOX出品，检查日期32．7．20)、《争宠》(环球公司出品，检查日期32．1．21)、《四集乾隆游江南》(天一公司出品，检查日期32．4．28)、《五集乾隆游江南》(天一公司出品，检查日期32．10．27)，该会检查修剪的有关阶级斗争及违反三民主义的影片有：(1933年1月--1933年11月)：
片名 出品公司 修剪部分 备注
压迫 明星公司 大资本家作交易所压迫小资本家 寅生被资本家迫赴茶楼卖妻一段 85公尺
妹妹的悲剧 明星公司 (一)地主扣抑佃户(二)豪绅靶打黄包车夫(三)幼麟被刺 117公尺
挣扎 天一公司 (一)劣绅压迫佃户一段剪去改摄(二)劣绅杀人，法院审判情况一段剪去后改摄 18公尺
铁板红泪录 明星公司 (一)团丁枪击团总一段(二)加一字幕“国民革命军到来一切痛苦均告解除” 6公尺
三义路口 天北公司 “这些高房子都是我们穷人的血汗和生命，也是吃人的老虎”—字幕
该会检查的苏联电影(1932．12．1--1933．11．23)有：《人生大道》、《情人后会有期》、《铁骑12团》、《金山》、《旧俄夏宅琐记》，其中要求《金山》以及《情人后会有期》作修剪后方可放映，而这一年间电影检查委员会查禁了部分影片，并奉教育部372号密令调查影片制作成员中有无共产嫌疑，其中包括对《孽海双鸳》(天一)、《续故都春梦》(联华)、《城市之夜》(联华)、《狂流》(明星)、《失恋》(明星)、《天明》(联华)、《三个摩登女郎》(联华)、《尼之点生存》(艺华)、《肉搏》(艺华)。(见行政院档案，1933．12．2黄绍竑、王世杰致行政院呈)
[9]：见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1933年4月3日鲁涤平关于挽救电影艺术为中共宣传呈(附《电影艺术与共产党》。
[10]：见《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郑峻生编述，第31页。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治训练处丛书，出版年不详。
[11]：见《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郑峻生编述，第37页。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治训练处丛书，出版年不详。
[12]：《奖励电影事业办法》，1934年6月7日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二、四次常务备案。载《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1106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
[13]：《影戏年鉴》，上海电影周报社编，第81页，1936年版。
[14]：《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鉴编撰委员会编，第一页，1934年版。
[15]：《电影年鉴》，电影年鉴编撰委员会编，第3-11页，出版年不详。
[16]：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则另设有电影检查机构对租界内放映的中外影片自行审查，政府对其不能行使干涉。
[17]：见行政院档案，1933．4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修正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
[18]：《电影年鉴》，电影年鉴编撰委员会编，第16-18页，出版年不详。
[19]：《电影轨范》，陈鲤庭著。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1941年10月出版。
[20]：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二届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上通过了“电影事业之出路”的议题，确立了官方创办电影事业在教育和营业上应付的责任，其中在营业方面指出应由官方发展需要大量投资的有声电影。在《二十三年份国产电影发达概况》中也有提到“有声电影日益发达，设备奇昂，尚非中国一般影片公司资金所能及，故需有政府鼓励。”(见《二十三年份国产电影发达概况》，郭有守著，第9页，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5年版本)
[21]：《影戏年鉴》，上海电影周报社编，第42页，1936年版本。
[22]：《影戏年鉴》，上海电影周报社编，第81页，1936年版本。
[23]：《影戏年鉴》，上海电影周报社编，第255页，1936年版本。
[24]：《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鉴编撰委员会编，第11页，1934年版。
[25]：《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杨格著，第75、147页。
[26]：见《我所知道的中制、中电两大影剧厂》146-159页(陈兰荪著，载《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12月。)和《三年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郑用之著，载《抗战电影回展：重庆》，范国华编，重庆市文化局，1985年)第110-114页的相关叙述。
[27]：《日本探求自主：国家的安全与对外政策》，克劳力著，第338页。
[28]：《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下册，周晓明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3月版。
[29]：《中国电影日报》标题新闻，上海，1937年8月7日版。
[30]：《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下册，周晓明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3月版。
[31]：《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下册，周晓明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3月版。
[32]：第六处由田汉负责；所属第一科专管戏剧音乐，由洪深负责；第二科管电影制作和放映，由郑用之兼任；第三科管绘画木刻。
[33]：《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易劳逸著，第221页。
[34]：《民国财政史》，杨萌溥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本。
[35]：《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座谈会纪录》，载《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1．1。
[36]：《我所知道的中制和中电两大影制厂》，陈兰荪著。载《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第149页，成都出版社，1990年12月。
[37]：《三年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郑用之著。载《抗战电影回展：重庆》，范国华编，第111页。重庆市文化局，1985年版本。
[38]：《一切为了抗战》，通子著， 载《国民公报》1941年5月4日版。
[39]：中制在国内的发行仅限于西南西北几个大都市(仅占战前影院27％)的情况下作此统计(由放映总队担任的放映不计在内)。
[40]：《三年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郑用之著。载《抗战电影回展：重庆》，范国华编，第114页。重庆市文化局，1985年版本。
[41]：《抗建电影制作纲领》和《民族本位电影论》载《中国电影》第1卷第3期，1941年3月1日版。
[42]：《从<华北是我们的>与<好丈夫>说到我们抗战电影制作的路向》，葛一虹著，载《新华日报》1940年2月22版。
[43]：《漫谈东亚之光》达辛著，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3月7日版。
[44]：《东亚之光》海林著，《华商报》1941年12月6日版。
[45]：《血的史诗——胜利进行曲》江风著，重庆《国民公报》1941年4月13日版。
[46]：《关于<胜利进行曲>的摄制》史东山著，重庆《国民公报》1941年4月20日版。
[47]：孙瑜最初是加入了中电，准备筹拍空军影片《长空万里》，但中途因故停拍，于是就先拍了《火的洗礼》。
[48]：《编导者言——谈影片<火的洗礼>》孙瑜著，重庆《国民公报》1941年5月4日版。
[49]：《<火的洗礼>给我的启示》弘毅著，载《国民公报》1941日5月4日版。
[50]：《谈<胜利进行曲>与<火的洗礼>》凌鹤著，重庆《新蜀报》1941年5月3日版。
[51]：《<青年中国>外景队工作实录——血汗交织的镜头》吴茵著，载重庆《扫荡报》1941年8月20日版。
[52]：《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1937——1945)》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第451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7月版本。
[53]：《摄制<日本间谍>的经过》袁丛美著，载1943年中国电影制片厂《日本间谍》特辑。
[54]：《略评<日本间谍>》苏风著，载重庆《新民晚报》1943年4月23日版。
[55]：《<民族万岁>观后感》徐昌霖著，载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3月1日版。
[56]：《<孤岛天堂>观后》毕克尚著，载《新华日报》1939年10月18日版。
[57]：《我们怎样拍摄<白云故乡>》郑用之著，载《国民公报》1940年10月27日版。
[58]：《我们怎样拍摄<白云故乡>》郑用之著，载《国民公报》1940年10月27日版。
[59]：《<白云故乡>先睹记>韦亦坚著，载《扫荡报》1940年10月30日版。
[60]：《最艺术的作品是最现实的——<白云故乡>与<前程万里>观后》吴种著，分别刊载于《国民公报》1941年5月18日、25日和6月1日版。)。当然也有影评指出该片人物创造不够现实严谨，尤其是陈静芬这个人物。(注释60：《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1937——1945)》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第408-409页。重庆出版社，1991年7月版本。
[61]：1940年12月17日沈西苓患伤寒在重庆去世，享年36岁。沈西苓在抗战爆发后转赴武汉再到重庆，1938年进入中电。
[62]：《中华儿女》小林著，《新蜀报》1939年9月21日版。
[63]：《我所知道的中制和中电两大影剧厂》陈兰荪著。载《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第154页，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64]：民国时期中国电影院有四种组织方式：一是有限公司，以上海居多，如上海经营大光明、国泰等的国光公司，以及经营南京、大上海、丽都的联怡公司，都是有限公司性质，对戏院的亏蚀负有限责任。二是无限公司，大都是由个人或数人合伙投资经营一个电影院或数个电影院，对戏院亏蚀负无限责任。在上海只有几家小组织采用这种方式，但象专映国产影片第一轮的金城影戏院就是柳氏兄弟独资创办的。三是自造戏院，分购地造屋和租地造屋两种，在上海，大光明和南京两家是租地造屋。由于内地地价便宜，内地戏院多是购地造屋。四是租赁戏院，是由影片公司向屋主租借房屋，一些有钱的地主开设戏院但没有经验也无兴趣经营，便将影院租给别人经营。另一种是经营上失败的，则将戏院租出去，如大上海影戏院就是由创办公司租给联怡的。)订立租片合约，使其能经常放映官营电影的出品。(注释49：同一部电影在影院放映有一、二、三轮的分别：同一个市镇上放映本市尚未映过的影片，如大上海、南京、国泰、大光明、金城等叫第一轮影戏院，第二轮影戏院是映第一轮的戏院映过的影片，其中隔开时期约1个月或两个月，如丽都、光陆等，第三轮第四轮则以此类推。
[65]：《论电影的国策——并呼唤迎接电影技术的大革命》罗静予著，原载《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版。
[66]：1940年9月郭沫若辞去总队队长职务，由何浩若接任。
[67]：《农村电影的制作问题》杨邨人著，原载《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版。
[68]：《中国电影史，1937-1945》，李道新著，第74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69]：见《抗战电影》杂志创刊号，“关于国防电影之建设”栏刊出的阳翰笙的文章。
[70]：《中国电影史，1937-1945》，李道新著，第75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71]：《电影国营论》，唐煌著。载重庆《国民公报》1939年2月12日版。
[72]：《三则建议》施焰，载重庆《扫荡报》1938年12月4日版。
[73]：《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座谈会纪录》，载《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年1月17日版。
[74]：《中国电影的路线问题——座谈会纪录》载《中国电影》第1卷第1期，1941年1月17日版。
[75]：《抗战四年来的电影》罗学濂著，原载《文艺月刊》1941年8月版。
[76]：《抗战四年来的电影》罗学濂著，原载《文艺月刊》1941年8月版。
[77]：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其中CC是指在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周围结合的一帮人。
[78]：《还我故乡》木莹著，载《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1日版。
[79]：见行政院档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1945年8月30日。
[80]：上海的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1942年4月由张善琨出面，由新华、艺华、金星、国华、华新等12家影片公司组合而成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在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董事长林柏生(汪伪政府宣传部长)，副董事长川喜多长政(日)，总经理张善琨。下辖了5个摄影场。1942年5月到1943年4月的一年间共拍摄影片47部，其中多数以男女情爱、家庭纠葛为题材，如《香衾春暖》、《恨不相逢未嫁时》、《牡丹花下》、《香闺风云》、《水性扬花》、《红粉知己》、《情潮》、《断肠风云》、《寒山夜雨》、《良宵花弄月》等。1943年5月汪伪政府颁布《电影事业统筹办法》以实施所谓“三位一体电影国策”，将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影院公司合并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由汪伪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外交部长褚民谊任名誉董事，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任董事长，长川喜多长政(日)任副董事长，汪伪政府宣传部驻沪办事处处长冯节任总经理，张善琨、石川俊重(日)任副总经理。从1943年5月到1945年8月伪“华影”共摄80部影片，如《侬本痴情》、《歌衫情丝》、《恋之火》、《何日君再来》、《冤家喜相逢》、《摩登女性》等。
[81]：北平的伪“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39年1月，由伪满州映画协会、伪华北临时政府、日本兴亚院以及松竹、东宝等影片公司共同投资兴建，1940年底在北京新街口北大街建有摄影场。
[82]：《中国的政局》，储安平著，载《观察》第3页，1947年3月8日版。
[83]：《中电三厂周年纪念专刊》中电三厂宣传室编印，第31页。中华民国37年10月15日版。
[84]：《中电三厂周年纪念专刊》中电三厂宣传室编印，第30页。中华民国37年10月15日版。
[85]：《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则》，第1页，1937年8月1日版。
[86]：《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则》，第2-4页，1937年8月1日版。
[87]：《中电三厂周年纪念专刊》中电三厂宣传室编印，第31页。中华民国37年10月15日版。
[88]：《中电三厂周年纪念专刊》中电三厂宣传室编印，第31页。中华民国37年10月15日版。
[89]：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目录档案，民国36年4月16日至民国37年3月21日。
[90]： 同[89]。
[91]： 同[89]。
[92]： 同[89]。
[93]： 同[89]。
[94]： 同[89]。
[95]： 同[89]。
[96]： 《优秀的教育影片<喜迎春>》熊西佛著，载上海《大公报》1949年4月13日版。
[9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档案，“东北电影戏剧事业初步复业计划”。
[98]： 《中国电影的新路向》以群著，载上海《大公报》1947年11月12日、19日和26日版。
[99]： 见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
[100]：见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
[101]：以上资料出自《中华民国电影史》，杜云之著，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8年6月版本。
[1]： 《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周晓明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3月版。
[2]： 《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鉴编撰委员会编，1934年版。
[3]： 《民国财政史》，杨萌溥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本。
[4]： 《影戏年鉴》，上海电影周报社编，1936年版本。
[5]： 《电影轨范》，陈鲤庭著，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1941年10月出版。
[6]： 《如何抓住电影这武器》，郑峻生编述，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治训练处丛书，出版年不详。
[7]： 《中华民国电影史》，杜云之著，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民国77年(1988年)版。
[8]： 《电影年鉴》，电影年鉴编撰委员会编，出版年不详。
[9]： 《抗战电影回展：重庆》，范国华编，重庆市文化局，1985年版本。
[10]：《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电影(1937——1945)》重庆市文化局电影处编，重庆出版社，1991年7月版本。
[11]：《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12]：《中国电影史，1937-1945》，李道新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3]：《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
[14]：《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
[15]：《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出版。
[16]：《中国电影史》，陆弘石、舒晓鸣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17]：《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学术论文集》，第七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执委会学术研讨部编，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18]：《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舒晓鸣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
[19]：《电影历史及理论》，李少白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20]：《浙江电影记事：1908-1990》，费静波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1]：《电影发达史》，徐公美著，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2]：《电影概论》，徐公美著，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3]：《电影与中国》，(意)萨尔地著，彭百川、张培荣译，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3年版。
[24]：《电影艺术》，殷作桢著，中国文化书局，1934年版。
[25]：《现代电影论》，杨骚编译，上海申报，1933年版。
[26]：《二十三年份国产电影发达概况》，郭有守著，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5年版。
[27]：《电影场》，徐公美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8]：《电影批评集》，古学琪著，出版地不详，1942年版。
[29]：《电影事业的出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3年版。
[30]：《电影界的新生活》，洪深著，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版。
[31]：《电影院经营法》，杨敏时著，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32]：《电影浅说》，沈西苓、凌鹤编，中华书局，1947年版。
[33]：《银国春秋》，江上欧著，出版地不详，1944年版。
[34]：《电影场观光记》，唐煌著，上海名山书局，1946年版。
[35]：《迁都重庆》，赵授承著，上海大成出版公司，1948年版。
[36]：《中央电影摄影场概况》，中央电影摄影场印，1947年版。
[37]：《电影艺术与新论：交叉与分离》，潘秀通、万丽玲著，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