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兰壮族铜鼓习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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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壮族铜鼓习俗是壮民族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民族文化艺术奇葩,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兰壮族铜鼓习俗是壮族铜鼓习俗的典型个案,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和较浓重的区域特色,是壮族铜鼓习俗一块“活化石”。
论文依托家乡民俗研究的优势,以民俗学为基本理论、兼从跨学科视角来进行交叉、重叠研究,对东兰壮族铜鼓习俗进行深入、细致、全面的田野考察,将东兰壮族铜鼓习俗放置于具体的生态时空中进行审视,梳理出“官方”、“民众”、“学者”在各个主要的历史时期对东兰壮族铜鼓习俗之表述,动态性、立体性地呈现了东兰壮族铜鼓习俗的“历史”与“现实”、“变迁”与“再生”的各种姿态;并从生态民俗学的视角探讨了东兰壮族铜鼓习俗所蕴涵的民俗功能及其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联,分析其“变迁”、“再生”的原因和文化意义及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认为东兰县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基础和铜鼓习俗具有的民俗功能之间的互动关联是东兰壮族铜鼓习俗生生不息地传承至今的源动力,铜鼓习俗之民俗功能的衰退和人们现实生产生活的实用需要发生转变是当下时代东兰壮族铜鼓习俗衰弱、变迁、再生的根本动力。东兰壮族铜鼓习俗之变迁与再生的姿态,对该习俗本身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东兰壮族铜鼓习俗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The custom of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 is Zhuang National- ity’s wonderful culture and arts,its’hestory has 2,000 years, is the national intang- 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of world significa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researched the custom of Dong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that based on the advantage of homeland’s folklore、the theory of folklore, and basic on crossing some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overlap studies; as deeper、more detailed、more exhaustive as possible to observed the custom of Don- g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Show that,how the“office- rs”、“peoples”、“academics”look the custom of Dong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 in the major historical periods,which wants to sh- ow the position of custom of Dong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 This paper reseached the custom of Dong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folk, f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 en this customs and the environment of natural geography、the environment of humanities;analyzed the reason of the custom’s changing and vicissitude also. Mo- reover,this paper have discussed that,how to protect this custom of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This paper think thar: it is very typical for The custom of Dong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which haved features of nationali- ty and area,is a living fossil.DongLan district’s nature、humanities and the custom-’s function is the power of inheritance. The function of cusmtom and people’s nee- ding became weak, is the reason of custom became weaken. The custom of Dong- 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 became weaken would prod- uce some influence, especially,it would produce good revelation for how to prote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论文依托家乡民俗研究的优势,以民俗学为基本理论、兼从跨学科视角来进行交叉、重叠研究,对东兰壮族铜鼓习俗进行深入、细致、全面的田野考察,将东兰壮族铜鼓习俗放置于具体的生态时空中进行审视,梳理出“官方”、“民众”、“学者”在各个主要的历史时期对东兰壮族铜鼓习俗之表述,动态性、立体性地呈现了东兰壮族铜鼓习俗的“历史”与“现实”、“变迁”与“再生”的各种姿态;并从生态民俗学的视角探讨了东兰壮族铜鼓习俗所蕴涵的民俗功能及其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联,分析其“变迁”、“再生”的原因和文化意义及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认为东兰县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基础和铜鼓习俗具有的民俗功能之间的互动关联是东兰壮族铜鼓习俗生生不息地传承至今的源动力,铜鼓习俗之民俗功能的衰退和人们现实生产生活的实用需要发生转变是当下时代东兰壮族铜鼓习俗衰弱、变迁、再生的根本动力。东兰壮族铜鼓习俗之变迁与再生的姿态,对该习俗本身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东兰壮族铜鼓习俗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The custom of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 is Zhuang National- ity’s wonderful culture and arts,its’hestory has 2,000 years, is the national intang- 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of world significa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researched the custom of Dong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that based on the advantage of homeland’s folklore、the theory of folklore, and basic on crossing some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overlap studies; as deeper、more detailed、more exhaustive as possible to observed the custom of Don- g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Show that,how the“office- rs”、“peoples”、“academics”look the custom of Dong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 in the major historical periods,which wants to sh- ow the position of custom of Dong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 This paper reseached the custom of Dong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folk, f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 en this customs and the environment of natural geography、the environment of humanities;analyzed the reason of the custom’s changing and vicissitude also. Mo- reover,this paper have discussed that,how to protect this custom of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This paper think thar: it is very typical for The custom of Dong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which haved features of nationali- ty and area,is a living fossil.DongLan district’s nature、humanities and the custom-’s function is the power of inheritance. The function of cusmtom and people’s nee- ding became weak, is the reason of custom became weaken. The custom of Dong- Lan district Zhuang Nationality using copper Drums became weaken would prod- uce some influence, especially,it would produce good revelation for how to prote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引文
①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②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③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2—184页。
①《壮族百科辞典》编纂委员会编:《壮族百科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0页。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河池市文化局合编:《广西旅行记》,广州: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六年(1935年),第198页,转引自《河池铜鼓》,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河池市文化局合编:《说铜鼓》,载于《太白月刊》,1935年12月,第530-534页,转引自《河池铜鼓》,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市县概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5—917页。
①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53页。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河池市文化局合编:《河池铜鼓》,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页。
②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概述部分第1页和大记事部分第1页。
③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市县概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5页。
④黄甫英,《东兰县黄冈家族腾龙公宗支族谱》,当地族谱,第16—24页。
⑤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河池市文化局合编:《河池铜鼓》,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②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页。
③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页。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合编:《河池铜鼓》,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①东兰壮族民众在白事(当地对丧葬活动的通俗说法)中是否使用铜鼓的问题,笔者暂时无法论证。笔者在田野考察中未曾发现有当地人使用铜鼓于白事中,该县志资料缘何有此记载不便于考证,且此对本论文选题研究之影响不大,故本论文暂且不进行考证;作此标注。
②兰阳乡,即今东兰县长江乡兰阳村。
③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0页。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河池市文化局合编:《河池铜鼓》,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市县概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22页。
③梁庭望编:《壮族风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01页。
④韦伟华先生简介:韦伟华,男,2010年满27岁,东兰县金谷乡人,中专文化,非铜鼓习俗传承人。
⑤韦庆海先生简介:韦庆海,男,2010年满55岁,年轻时曾做过乡民政处干事,后来不干了就回家经营农活,现为金谷乡牙能村林廷生产队队长。他在当地生活了几十年,对当地风俗颇有了解,且为人热情,德高望重,连续几届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干部,他自己同时也会敲击使用铜鼓,是东兰壮族铜鼓习俗的传承人之一;下同。
①乌丙安:《民俗文化新论》,沈阳市: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②当地方言壮语,意为“手不抓蚂虫另,不怕雷公劈”。
①周大鸣、吕俊彪:《珠江流域的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①找属鼠的日子,其寓意是在鼠日把老鼠给消灭了,老鼠被消灭了,粮食自然就少了一大天敌。
②王建刚:《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①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
②当地有一种民间信仰,即每个人出生以后,算命先生会根据这个人出生的年月和时辰,推算出此人的命相,写在一个小本子上,以便日后查看;有算命先生给此人推算出来的所谓命相就是此人的本命。
③“haeuj[hau3]”,当地壮语方言,近似于阴森、冷清、有寒气的意思。
①徐杰舜:《人类学教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4-15页。
②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①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①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31页。
①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理论——以天津、青岛、大连研究为例》,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②田茂军、吴晓玲:《发掘与重构:一种文化生态学的阐释——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几点思考》,《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第30卷第1期,第74页。
①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49、51页。
②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③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①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0页。
①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2年3月,第23页。
①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1-26页。
①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②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③周丹:《民族旅游与村寨文化变迁——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7年,第4页。
④高婕:《民族旅游发展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与保护研究——以黔东南苗寨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2009年,第14页。
①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教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②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①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哲学版),2002年3月,第23页。
②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哲学版),2002年3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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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⑤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①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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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婕:《民族旅游发展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与保护研究——以黔东南苗寨为例》[D],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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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臧晓曦:《民族文化的再生与认同——作为文化符号的铜鼓》[D],硕士学位论文,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
②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③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2—184页。
①《壮族百科辞典》编纂委员会编:《壮族百科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0页。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河池市文化局合编:《广西旅行记》,广州: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六年(1935年),第198页,转引自《河池铜鼓》,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河池市文化局合编:《说铜鼓》,载于《太白月刊》,1935年12月,第530-534页,转引自《河池铜鼓》,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市县概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5—917页。
①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53页。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河池市文化局合编:《河池铜鼓》,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页。
②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概述部分第1页和大记事部分第1页。
③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市县概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5页。
④黄甫英,《东兰县黄冈家族腾龙公宗支族谱》,当地族谱,第16—24页。
⑤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河池市文化局合编:《河池铜鼓》,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②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页。
③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页。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合编:《河池铜鼓》,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①东兰壮族民众在白事(当地对丧葬活动的通俗说法)中是否使用铜鼓的问题,笔者暂时无法论证。笔者在田野考察中未曾发现有当地人使用铜鼓于白事中,该县志资料缘何有此记载不便于考证,且此对本论文选题研究之影响不大,故本论文暂且不进行考证;作此标注。
②兰阳乡,即今东兰县长江乡兰阳村。
③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0页。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河池市文化局合编:《河池铜鼓》,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市县概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22页。
③梁庭望编:《壮族风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01页。
④韦伟华先生简介:韦伟华,男,2010年满27岁,东兰县金谷乡人,中专文化,非铜鼓习俗传承人。
⑤韦庆海先生简介:韦庆海,男,2010年满55岁,年轻时曾做过乡民政处干事,后来不干了就回家经营农活,现为金谷乡牙能村林廷生产队队长。他在当地生活了几十年,对当地风俗颇有了解,且为人热情,德高望重,连续几届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干部,他自己同时也会敲击使用铜鼓,是东兰壮族铜鼓习俗的传承人之一;下同。
①乌丙安:《民俗文化新论》,沈阳市: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②当地方言壮语,意为“手不抓蚂虫另,不怕雷公劈”。
①周大鸣、吕俊彪:《珠江流域的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①找属鼠的日子,其寓意是在鼠日把老鼠给消灭了,老鼠被消灭了,粮食自然就少了一大天敌。
②王建刚:《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①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
②当地有一种民间信仰,即每个人出生以后,算命先生会根据这个人出生的年月和时辰,推算出此人的命相,写在一个小本子上,以便日后查看;有算命先生给此人推算出来的所谓命相就是此人的本命。
③“haeuj[hau3]”,当地壮语方言,近似于阴森、冷清、有寒气的意思。
①徐杰舜:《人类学教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4-15页。
②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①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①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0-31页。
①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理论——以天津、青岛、大连研究为例》,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②田茂军、吴晓玲:《发掘与重构:一种文化生态学的阐释——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几点思考》,《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第30卷第1期,第74页。
①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49、51页。
②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页。
③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①东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兰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0页。
①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2年3月,第23页。
①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1-26页。
①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②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③周丹:《民族旅游与村寨文化变迁——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7年,第4页。
④高婕:《民族旅游发展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与保护研究——以黔东南苗寨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2009年,第14页。
①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教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②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①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哲学版),2002年3月,第23页。
②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哲学版),2002年3月,第23页。
③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转引自宗晓莲:《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3月,第22页。
④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⑤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①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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