臻于“悲剧”的生命与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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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现代情境下的王国维与鲁迅，以其生命历程所显示的强大
张力，塑造了其时知识者的典范形象，作为两种取径各异却归宿
相似的生命典范，他们各自影响、规定了后世知识者的人格追求
和立身方式；二人又因其思想的立意高远与规模宏大，构筑了中
国其时思想、诗学的主要骨架，作为两种近似与反差均同样巨大
的思想典范，二者不仅是进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有效参照，
也是中国思想、诗学未来发展可以获取动力的重要资源。王、鲁
二人这种生命与思想的典范性，使后人对他们的个案研究，可以
获得广泛的意义指涉和解说，而将二者进行“并置”考察，勾勒
其相似之点，彰显其相异之处，或许更能明晰中国近现代的思想
与诗学脉络。本文以描述王国维、鲁迅二人的思想轨迹(偏重文
学思想)为中心，其中又以揭示二人思想、诗学迁变的内在链接
为描述重点，兼及思想主体的生命选择，以学术、思想的“天下
意识”与“天下观”为切入点，凸显二者的社会、道德承担和思
想眼界的超越性，对比二人文学思想之工具论与本体论暨“无用
之用”与“善撄人心”、“境界”与“摩罗诗力”，解说“悲剧”在
二者思想构造中的中心意义，阐发这种臻于至境的美学“悲剧”
与二人臻于绝境的生命“悲剧”的同构与互动关系。总之，本文
通过某些关键点对二人进行“并置”研究，试图能够深入发掘某
些单独研究可能被遮蔽的潜在命题，并试图为中国近现代思想、
诗学研究确立较为确定的坐标与方向。
Wang Guowei and Lu Xun, known for their strong tension of their life journey, have portrayed two typical intellectual figures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times. As two typical life model that arrives the similar end through different roads, the have influenced and provided the intellectuals of later ages on moral quality and behavior. Also due to their profound thoughts, they build up the main frame of the thought and poetry study. Thus they have been th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people to study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learning and important resource for Chinese thought and poetry study to get motivation to develop. Study on the cases of their thought and life typicality can get wide comment. Juxtaposition of the two scholars can illustrate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o we can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read line of Chinese thought and poetry study.The article, focusing on the thought orbit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emphasizing the inter-link between the changes
of their thought, explaining the life choice of thought subject and taking the learning and thought idea of World Consciousness and World View as breakthrough points, depicts their social and moral bear and transcendality of their thought version. Contrasting their literary thoughts of organon and ontology with each other,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central role played by "tragedy" in their thought structure and homorganic and inter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ir best but last aesthetic "tragedy" and life "tragedy". In summary, this article tries to make a juxtapositional study through some strategic points, aims to dig out some potential proposition hidden under some individual study and also attempts to set a fix coordinate and direction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thought and poetry.
张力，塑造了其时知识者的典范形象，作为两种取径各异却归宿
相似的生命典范，他们各自影响、规定了后世知识者的人格追求
和立身方式；二人又因其思想的立意高远与规模宏大，构筑了中
国其时思想、诗学的主要骨架，作为两种近似与反差均同样巨大
的思想典范，二者不仅是进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有效参照，
也是中国思想、诗学未来发展可以获取动力的重要资源。王、鲁
二人这种生命与思想的典范性，使后人对他们的个案研究，可以
获得广泛的意义指涉和解说，而将二者进行“并置”考察，勾勒
其相似之点，彰显其相异之处，或许更能明晰中国近现代的思想
与诗学脉络。本文以描述王国维、鲁迅二人的思想轨迹(偏重文
学思想)为中心，其中又以揭示二人思想、诗学迁变的内在链接
为描述重点，兼及思想主体的生命选择，以学术、思想的“天下
意识”与“天下观”为切入点，凸显二者的社会、道德承担和思
想眼界的超越性，对比二人文学思想之工具论与本体论暨“无用
之用”与“善撄人心”、“境界”与“摩罗诗力”，解说“悲剧”在
二者思想构造中的中心意义，阐发这种臻于至境的美学“悲剧”
与二人臻于绝境的生命“悲剧”的同构与互动关系。总之，本文
通过某些关键点对二人进行“并置”研究，试图能够深入发掘某
些单独研究可能被遮蔽的潜在命题，并试图为中国近现代思想、
诗学研究确立较为确定的坐标与方向。
Wang Guowei and Lu Xun, known for their strong tension of their life journey, have portrayed two typical intellectual figures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times. As two typical life model that arrives the similar end through different roads, the have influenced and provided the intellectuals of later ages on moral quality and behavior. Also due to their profound thoughts, they build up the main frame of the thought and poetry study. Thus they have been th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people to study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learning and important resource for Chinese thought and poetry study to get motivation to develop. Study on the cases of their thought and life typicality can get wide comment. Juxtaposition of the two scholars can illustrate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o we can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read line of Chinese thought and poetry study.The article, focusing on the thought orbit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emphasizing the inter-link between the changes
of their thought, explaining the life choice of thought subject and taking the learning and thought idea of World Consciousness and World View as breakthrough points, depicts their social and moral bear and transcendality of their thought version. Contrasting their literary thoughts of organon and ontology with each other, the article explains the central role played by "tragedy" in their thought structure and homorganic and inter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ir best but last aesthetic "tragedy" and life "tragedy". In summary, this article tries to make a juxtapositional study through some strategic points, aims to dig out some potential proposition hidden under some individual study and also attempts to set a fix coordinate and direction for the study of modern thought and poetry.
引文
[1]杨钟羲，《诰授奉政大夫 赏食五品俸 南书房行走 特谥忠悫王公墓志铭》，《追忆王国维》，陈平原、王枫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5页。
[2][8][127][140][141][142][143][149][158]王国维，《静庵文集·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0—62页。《遗书》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原未标点，本文凡引均系论者自行酎情添加。以下凡见该书将不再注明版次。
[3]朱大可，《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书屋》2001年第5期，第51页。“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的其它六条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4][23]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美延编，第180页。
[5][166]王森然，《周树人先生评传》，《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262页。
[6]王国维，《苕华词·临江仙》、《苕华词·踏莎行》、《苕华词·浣
溪沙》，《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页，第3页，第4页。
[7]王国维，《静庵诗稿·偶成二首》，《静庵诗稿·来日二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13页，第114页。
[9]以上所引见于《野草》集的《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死后》各篇，是各篇起笔的首句。鲁迅，《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1973年版，第503页，第506页，第508页，第511页，第513页，第519页。以下凡引《鲁迅全集》不再注明版次。
[10]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卷一，第464页。
[11]鲁迅，《野草·影的告别》，《鲁迅全集》卷一，第468—469页。
[12]鲁迅，《野草·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卷一，第525页。
[13][177]鲁迅，《野草·墓碣文》，《鲁迅全集》卷一，第511—512页。
[14]王国维，《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95页。
[15]鲁迅，《热风·估<学衡>》，《鲁迅全集》卷二，第98页。
[16]鲁迅，《热风·不懂的音译》，《鲁迅全集》卷二，第120页。
[17]鲁迅，《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全集》卷三，第543页。
[1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鲁迅全集》卷六，第329—330页。
[19]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八号，1927年10月。
[20]陈守谦在《祭王忠悫公文》中凡四问即“何为而死"、“何为而自沉以死”，又“何为而自沉于裂帛湖以死”，更“何为而
必于天中节自沉裂帛湖以死”，于是“吾观死之地，与死之时，而知君之志矣。裂帛湖者，清时銮舆游幸之地也。天中节者，屈大夫怀忠抱愤自沉于湘之日也。”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初集弁言》亦云王国维是“效止水之节”。梁启超在《国学丛刊·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中言先生“一朝嫉俗，自湛于渊”，“充不屑不洁之量，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于此世，一死焉而清刚之气乃永在天壤。夫屈原纵不投汨罗，亦不过更郁邑佗傺十数年极矣，屈原自沈，我全民族意识上之屈原，曾沈乎哉?”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云，“……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题王观堂人间词及人间词话新刊本》云，“世运如潮又一时，文章得失更能知。沉湘哀郢都陈迹，胜话人间绝妙词。”吴宓挽王国维联即云，“离宫尤是前朝，主辱臣忧，泪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21]于国维尝在《教育小言》内表彰俞樾“之于学问固非有所心得，然其为学之敏与著书之勤，至耄而不衰，固今日学者之好模范也”，颇感慨于德清俞氏之死“社会上无铺张之者，亦无致哀悼之词者，计其价值乃不如以脑病蹈海之留学生。吾国人对学问之兴味如何，亦可于此观之矣。”此“以脑病蹈海之留学生”，疑即指陈天华。对二者之褒贬，可见王氏之旨意。梁巨川之死，虽有人多所瞩目，殆至王氏死后，亦时有人上挂下靠，如孙雄《<昆明湖曲吊王君静安>序》言，“吾因海宁王君静安之死，而怡及皋兰吴柳堂前辈与桂林梁君巨川，是皆能不求生以害仁，而知所恶有甚于死之义者。夫吴梁王三君，所处之时与地不同，而皆可以无死，然竟视死如归。彼
与人家国、某人军师，分宜握节死绥致命遂志者，反醌颜而偷生，甚或作桀犬之吠，卖主媚敌以求荣者，何可胜道。”但巨川终未获大声名。
[22]参见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一编之第二章“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王国维死因之探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04页。
[24]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遗书》第一册，第1—2页；《海宁王先生之碑铭》，《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6页；《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3页。
[25]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页。
[26]陈寅恪出生世家，先祖先父身际晚清诸般世变而未能申用事之志，时有攀天斫地、锥心泣血的家国之痛。寅恪晚年追记“三世及本身旧事之梦痕”，欲作“家史”兼“信史”，作《柳寒堂记梦》，欲以一生的体验来读懂种种如梦的个人与历史尘烟，惜乎未竞；而在备记寅恪一生辛酸血泪的《诗集》中，则是凡四十六见的“兴亡”、“家国”、“身世”、“乱离”四组词语，其间流露的大抵是兴亡之感、家国之思、身世之叹与乱离之悲所构成的历史情结。见刘梦溪，《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183页。作为一位对历史及文化的存亡绝续深为敏感的史家，强调个人的文化身份而忽略其私人情感成为其当然的史学思维。在陈寅恪避居岭南、生活困顿、失明膑足而又不忘河汾续命的晚年，其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
传》，流露出一种偏重私人情感的史学趋向，这本来可以与王国维之偏重“人间”进行有效的接洽，即其“艳魄诗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玉环已远端生近，瞑写南词破寂廖。一抹红墙隔死生，百年悲恨总难平。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之谓。但即便如此，也是“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依然是一种企图将个人纳入历史与文化的思路，而与王国维。这种过多地将个人生命切入历史纵深的思维固然可提升其生命的文化份量，但可能也会由此忽略个人生命的鲜活性与复杂性，由此可见陈氏的史学之思与王氏的文学之思到底也有不能完全沟通处。
[27]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清]王先谦、刘武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8页。
[28]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29]石介，《尊韩》、《与裴员外书》，正谊堂本《石徂徕集》上，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271页。
[30]孟子《公孙丑下》中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滕文公章句下》中言：“我亦
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并认为能言距杨墨，即是“圣人之徒”。唐韩愈则归结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的道学传承体系，以“孟子不能救其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的“不量其力”，欲“使其道由愈初传，虽灭死万万无恨”。而曾以文章高蹈一时的陈子昂则欲以文拯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所谓“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是也。北宋程颐以为乃兄明道先生程颢于“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的情境中，“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31]《论语·述而第七》：“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子罕第九》：“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32]《乙丙之际箸议第六》：“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页。
[33][美]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34]夏中义就曾对一种独立于“政统"、“道统”之外的现代“学统”有深切的几乎吁，并以此召唤一种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见《九谒先哲书——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黎明通知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35]“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考据与义理、辞章与经济本是治学求道的不同门径与手段，今人以为之真学是以实事求是、发掘真理为鹄的，而古之学者亦大多以“明道”相标致，作为一种预先假定的终极依据与真理标准，名义上本乎“自然”的“道”因其在最初设定时就注重与现实打交道，并且有着浓厚的道德与伦理意义从而与现代意义上的真理标准有所区别，然古人确乎是以“道”为“真理”，以“明道”为其学术之职志，讲究“道学双修"。
[36][114]王国维，《王国维遗书》未收，见《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3页。
[37]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十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第20—21页。
[38]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第27页。
[39]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教育小言十则》，《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56—57页。
[40][44][8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卷一，第270—275页。
[41]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8—19页。
[42]章太炎，《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晚清文选》
卷下，郑振铎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9页。
[43]鲁迅，《集外集·斯巴达之魂》，《鲁迅全集》卷七，第374页。
[45]汪晖，《死火重温——<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页。
[46]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作为思想史文献的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学术集林》卷十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5页。
[47]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二十四年冯世潋校刻本。严复，《论事变之亟》，《严复集》(“诗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48]“道器”、“体用”、“学”“术”之辨本属于思想争议的另一范畴，但其往往是“古今”、“中西”之辨的逻辑结果，也往往是学术眼力的贯彻与体现。
[49]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十三·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第16—17页。
[50]孟泽，《“古典”的芬芳与“近代”意味(代序)》，《人间词话·笠翁曲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页。
[51]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遗书》第一册，第1—2页。
[52]梁启超，《国学丛刊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宋元戏曲史》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50页。
[53][85]王国维，《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93—97页。
[54]王国维，《静庵文集·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97—100页。由言语而至逻辑，王国维这种知识进路
在胡适手中得以完成。胡适从来标榜在“整理国故”时不忘“输入学理”，强调动用新学理、新方法，其提出“整理国故”的三大策略云：“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理解”，几乎在其《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占代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想小史》等书中得到实现，而《先秦名学史》中对中国名学与逻辑思想的梳理尤其是对非儒学派的恢复，是为了“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文集》卷6，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55][88]王国维，《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第6—8页。
[56][84]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36—42页。
[57][59][71][78][79][80][96][97][107][109][163]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卷一，第55—102页。
[58]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卷三，第51页。
[60][69][106][108]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卷一，第38—54页。
[61]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鲁迅全集》卷二，第416页。
[62]在中国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的政治建构中，思想者与知识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不趋附王权，便是逃隐山林。这种或出或处、或进或退的二元立身方式是因为其时未有安全的批评空间和受保护的生存
空间使然。由这种活命方式，进而敷衍出一种“活命哲学”与一种隐逸传统，知识者与思想者的智慧则被牵引到修炼生存技术的方面。而在近代中国，由于天下一统的政治建构的丧失，近代日本乃至国中洋人之租界以及其后抗战时期、内战时期使知识分子客观上有足够的辗转自由和主义选择空间。
[63]近现代参与中国思想与社会运动的外来思潮大抵可分为日本改革思潮、英美自由主义及法俄革命思想等几类，它们在不同的时段曾主导过中国的社会与思想进程，由这几种思潮培养的中国思想者与社会活动家也曾各自有自身不同的对中国思想与社会的设计，比较它们之间的各自的合理性与偏差，应该是一个有意味的话题。
[6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篇·题记一篇》，73年版未收，《鲁迅全集》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页。
[65][67]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卷六，第547—550页。
[66]章太炎在《菿汉微言》跋自述思想迁变之迹及次第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前期“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虽尝博观诸子，略识微言，亦随顺旧义耳。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后期“重绎庄书，眇览《齐物》，芒刃不顿，而节族有间。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箸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睹。譬遘于两大之间，无术甚矣。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
不孙顺”。以至“乃若昔人所诮，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衡三老》称“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夫之)为最高”，说顾宁人(炎武)“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黄太冲(宗羲)“明夷待访”和船山居榛莽之地与群胡隔绝者不能相轩轾。而《悲先戴》中赞古文经大儒戴震为“孟轲之徒”、《哀后戴》又对今文经学派戴望表一种敬意。太炎为学沿袭俞樾古文经一脉，为人又不忘经世，此所以因倡言革命而遭德清俞先生“辞气陵厉”之斥时而不惜“谢本师”，耿耿于先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之言。总之，无论是其早期的“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还是晚年以“保国学于一线”自任，在“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的感慨系之中谨以圈学传人的自我任冕，均以其一生欲达之志即“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为理念支撑。
[68]鲁迅，《坟·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卷一，第29页。
[70]郜元宝，《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4页。
[72]对于回到尧、舜、禹“三代”甚至更加混沌的时间之初还是回到夏、商、周“三代”，师“前王”还是法“后王”，中国后世思想者有各自不同的考虑，但思路大体无异。
[73]魏源，《默觚》上《学篇》一、《论老子》二，《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页、第257页。
[74]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75]谭嗣同，《仁学》四十七，《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367页。中国哲学中儒、道二家立论的思维逻辑与处世的人生态度确实迥异，一者入世，一者出世；一者要“正名”、“正辞”、要“结构”，一者要“无名”、“无象”、要“解构”。而对终极的世界图像的设计与描绘，则同归于“解构”一途：“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此老子之言；孔丘虽因其出于其时礼崩乐坏的历史情境，出于现实的要求而罕言性与天道，然其美好的社会设计也不出此一端，其理想设计仍然是达到解构其努力“正名”、“正辞”的状态，要人忘其慈孝、友恭、倡随。
[76]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十·殷周制度论》，《王国维遗书》第二册，第2页，第15页。
[7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占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82]辜鸿铭，《清流党》，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158页。
[83]参见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373页。
[86][91]王国维，《静庵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00—102页。
[87]王国维，《静庵文集·教育偶感四则之四·文学与教育》，《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06—107页。
[89]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一)、(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27—28页。
[90]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22—27页。
[92]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三)、(六)、(七)》，《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28—29页。
[93]王国维《人间词话·五七》云：“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过半矣。”
[94]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卷一，第185页。
[95]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卷五，第106—107页。
[98]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卷六，第75—76页。
[99]李振声在《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书屋》2001年第7—8期，第40页)文中言及周氏这种与魏晋人士及其精神之间的关系，说“研究者之于他所研究的对象之间，总是一种双向互动、互相渗透和互为印证的关系，对象的隐秘含义，有待独具慧识者前去烛照唤出，而在烛照唤出的过程中，研究者投射其间的慧识，必将在其研究对象那里留下印记，意义并非现成先在，研究者同样也参与了意义的生成过程；另一方面，被从隐秘状态中照见和唤出的对象的含义，也将无形中给研究者的心智带来意想不到的诸多调整、提升和规范，实际上，被研究的对象也参与了对研究者心智重新型塑的过程；因此，潜心研究一个作家或一个文本秘密隐在的意义，终将变为研究者对自身心智构架的一种重新设定。”确实如此，“魏晋风度”因鲁迅而得以张扬、生发，“魏晋风度”也使鲁迅的精神气质得以提升和激活。
[100]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卷三，第491页。
[101][181]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六》，《鲁迅全集》卷二，第52—53页。
[102]鲁迅，《野草·一觉》，《鲁迅全集》卷一，第537页。
[103]鲁迅，《热风·无题》，《鲁迅全集》卷二，第106页。
[10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73年版未收，见《鲁迅全集》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105]鲁迅，《集外集·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卷七，第402—405页。
[110]鲁迅，《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全集》卷六，第45页。
[111]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页。
[112]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五)》，《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28—29页。
[113][120][123][124][126][129][139]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王国维遗书》第一五册，第1—9页。
[115][122][130][132]樊志厚(王国维)，《韶华词·前序》，《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3页。
[116][144][148]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8—21页。
[117][145]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页。
[118][121][152][153]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21—22页。
[119]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187页。
[125]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王国维遗书》第一五册，第73—74页。
[128]朱光潜在《诗论》中认为王国维的这种“有我之境”、“无我
之境”不如以“同物之境”与“超物之境”取而代之，“无我”与“有我”之区别即在于是否运用了“移情作用”。
[131]李泽厚即在其《意境浅谈》文中持“‘意境’二字就比似稍偏于单纯客观意味的‘境界’二字为更准确”之观点。
[133]佛典中有关“境界”的参悟如《五灯会元》卷一七青原惟信禅师所言的“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134]比如认识到西方“英雄史诗”的繁荣是因为其时人神未分以及书写工具的滞后，而中国(汉族)之缺乏“史诗”是由于人文主义的过早确立与历史意识的自觉，这种自觉造成了对公共的历史谱系的宏大抒写与对个人情感的诗歌抒写的分离而使二者各自得以充分地表达。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去除单向度地片面“苛求”，不去计较其“名”而重其“实”，并考量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与自足性，或许倒能重新获得文化自信。
[135]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去毒篇(雅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之注意)》，《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44—45页。
[136]王国维，《静庵文集·附静庵诗稿》，《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10—117页。
[137]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之三“王静安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页，第26页。
[138]王国维，《韶华词·浣溪沙又》，《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4页。
[146][184]王国维，《静庵文集·叔本华与尼采》，《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62—74页。
[147][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108页。
[150]与尼采有着同样的批判思路的雅斯贝尔斯在《悲剧的超越》书中以“悲剧”理念对西方世界与中国文化进行了判断，在对“悲剧前知识”进行某种似乎合乎事理逻辑的判断时雅斯贝尔斯亦直斥了其时两方业已萎缩为美学超然的伪悲剧(tragic pose)。在他渴慕心仪的古典悲剧时期，“悲剧内的解脱曾通过使人如透过玻璃般地洞穿悲剧，探视到无法形容无以描述是生命深处而得到超升”。然而当下所出现的悲剧“大都是华丽而矫揉造作的、徒然卖弄藻饰的展览品”，“悲剧之内的这一解脱，收缩为对那些仿佛戏剧人物一样乔装打扮起来的有关悲剧的哲学理论的领会”，“不仅是观众，就连诗人自己也丧失掉他们先前的严肃旨归”。这种来自西方的判断，也同样可与王氏之思路相契合。
[151]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王国维遗书》第一五册，第1页。
[154]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一四)》，《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30页。
[155]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一四)(一五)(一六)(一七)》，《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30—31页。
[156]王国维，《观堂别集·曲录自序·又》《王国维遗书》第四册，第16—17页。
[15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题记》，《鲁迅全集》卷九，第147页。
[159][16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人情小说》，《鲁迅全集》卷九，第383页，第388—389页。
[161][167][169]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卷一，第217—222页。
[162]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卷一，第177—181页。
[16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编序》，《且介亭杂文二集》卷六，第242页。
[165]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卷六，第365页。
[168]同[162]，鲁迅与王国维不同处，还有鲁迅对“喜剧”的认可，文中不论，但必须注意。
[170]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鲁迅全集》卷三，第47—49页。
[171]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卷五，第49—52页。
[172]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之二“略论暗暗的死”，《鲁迅全集》卷六，第503—505页。
[173]鲁迅，《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卷四，第29—38页。
[174]鲁迅，《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卷三，第52—55页。
[175]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64页。
[176]林语堂，《悼鲁迅》，《文人笔下的文人》，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8一10页。
[178]李欧梵，《来自铁屋子的声音》，《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页；郜元宝，《反抗“被描写”——现代中国的自我表达》，《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
店2000年版，第195—221页。
[179]鲁迅，《华盖集·苍蝇和战士》，《鲁迅全集》卷三，第43—44页。
[180]鲁迅，《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鲁迅全集》卷五，第484页。
[182]鲁迅，《野草·死后》，《鲁迅全集》卷一，第521页。
[183]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1、王国维著，《王国维遗书》全一六册，共收其作四十三种一百零四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本书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
2、王国维著，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
3、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4、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佛雏著，《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人间词话>及其评论汇编》，姚柯夫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版。
7、王攸欣著，《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属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8、夏中义著，《九谒先哲书——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黎明通知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9、鲁迅著，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鲁迅全集》共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0、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000年9月(增订本)北京第一次印刷。
11、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评论与记载)，上海书店根据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初版复印。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13、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刘再复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王乾坤著，《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7、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8、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0、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1—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1、葛兆光著，《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2、葛兆光著，《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版。
24、蒙培元著，《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5、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6、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7、侯外庐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8、陈伯海主编，《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
年版。
29、郭延礼著，《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0、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31、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2、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33、周春生著，《悲剧精神与欧洲思想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4、郜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35、陈鼓应著，《悲剧哲学家尼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6、[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7、[古希腊]柏拉图著，《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8、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9、[美]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8][127][140][141][142][143][149][158]王国维，《静庵文集·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0—62页。《遗书》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原未标点，本文凡引均系论者自行酎情添加。以下凡见该书将不再注明版次。
[3]朱大可，《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书屋》2001年第5期，第51页。“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的其它六条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4][23]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美延编，第180页。
[5][166]王森然，《周树人先生评传》，《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262页。
[6]王国维，《苕华词·临江仙》、《苕华词·踏莎行》、《苕华词·浣
溪沙》，《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页，第3页，第4页。
[7]王国维，《静庵诗稿·偶成二首》，《静庵诗稿·来日二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13页，第114页。
[9]以上所引见于《野草》集的《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死后》各篇，是各篇起笔的首句。鲁迅，《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1973年版，第503页，第506页，第508页，第511页，第513页，第519页。以下凡引《鲁迅全集》不再注明版次。
[10]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卷一，第464页。
[11]鲁迅，《野草·影的告别》，《鲁迅全集》卷一，第468—469页。
[12]鲁迅，《野草·这样的战士》，《鲁迅全集》卷一，第525页。
[13][177]鲁迅，《野草·墓碣文》，《鲁迅全集》卷一，第511—512页。
[14]王国维，《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95页。
[15]鲁迅，《热风·估<学衡>》，《鲁迅全集》卷二，第98页。
[16]鲁迅，《热风·不懂的音译》，《鲁迅全集》卷二，第120页。
[17]鲁迅，《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鲁迅全集》卷三，第543页。
[1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鲁迅全集》卷六，第329—330页。
[19]梁启超，《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八号，1927年10月。
[20]陈守谦在《祭王忠悫公文》中凡四问即“何为而死"、“何为而自沉以死”，又“何为而自沉于裂帛湖以死”，更“何为而
必于天中节自沉裂帛湖以死”，于是“吾观死之地，与死之时，而知君之志矣。裂帛湖者，清时銮舆游幸之地也。天中节者，屈大夫怀忠抱愤自沉于湘之日也。”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初集弁言》亦云王国维是“效止水之节”。梁启超在《国学丛刊·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中言先生“一朝嫉俗，自湛于渊”，“充不屑不洁之量，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于此世，一死焉而清刚之气乃永在天壤。夫屈原纵不投汨罗，亦不过更郁邑佗傺十数年极矣，屈原自沈，我全民族意识上之屈原，曾沈乎哉?”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云，“……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题王观堂人间词及人间词话新刊本》云，“世运如潮又一时，文章得失更能知。沉湘哀郢都陈迹，胜话人间绝妙词。”吴宓挽王国维联即云，“离宫尤是前朝，主辱臣忧，泪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21]于国维尝在《教育小言》内表彰俞樾“之于学问固非有所心得，然其为学之敏与著书之勤，至耄而不衰，固今日学者之好模范也”，颇感慨于德清俞氏之死“社会上无铺张之者，亦无致哀悼之词者，计其价值乃不如以脑病蹈海之留学生。吾国人对学问之兴味如何，亦可于此观之矣。”此“以脑病蹈海之留学生”，疑即指陈天华。对二者之褒贬，可见王氏之旨意。梁巨川之死，虽有人多所瞩目，殆至王氏死后，亦时有人上挂下靠，如孙雄《<昆明湖曲吊王君静安>序》言，“吾因海宁王君静安之死，而怡及皋兰吴柳堂前辈与桂林梁君巨川，是皆能不求生以害仁，而知所恶有甚于死之义者。夫吴梁王三君，所处之时与地不同，而皆可以无死，然竟视死如归。彼
与人家国、某人军师，分宜握节死绥致命遂志者，反醌颜而偷生，甚或作桀犬之吠，卖主媚敌以求荣者，何可胜道。”但巨川终未获大声名。
[22]参见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一编之第二章“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王国维死因之探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04页。
[24]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遗书》第一册，第1—2页；《海宁王先生之碑铭》，《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6页；《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3页。
[25]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页。
[26]陈寅恪出生世家，先祖先父身际晚清诸般世变而未能申用事之志，时有攀天斫地、锥心泣血的家国之痛。寅恪晚年追记“三世及本身旧事之梦痕”，欲作“家史”兼“信史”，作《柳寒堂记梦》，欲以一生的体验来读懂种种如梦的个人与历史尘烟，惜乎未竞；而在备记寅恪一生辛酸血泪的《诗集》中，则是凡四十六见的“兴亡”、“家国”、“身世”、“乱离”四组词语，其间流露的大抵是兴亡之感、家国之思、身世之叹与乱离之悲所构成的历史情结。见刘梦溪，《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传统的误读》，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183页。作为一位对历史及文化的存亡绝续深为敏感的史家，强调个人的文化身份而忽略其私人情感成为其当然的史学思维。在陈寅恪避居岭南、生活困顿、失明膑足而又不忘河汾续命的晚年，其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
传》，流露出一种偏重私人情感的史学趋向，这本来可以与王国维之偏重“人间”进行有效的接洽，即其“艳魄诗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玉环已远端生近，瞑写南词破寂廖。一抹红墙隔死生，百年悲恨总难平。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之谓。但即便如此，也是“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依然是一种企图将个人纳入历史与文化的思路，而与王国维。这种过多地将个人生命切入历史纵深的思维固然可提升其生命的文化份量，但可能也会由此忽略个人生命的鲜活性与复杂性，由此可见陈氏的史学之思与王氏的文学之思到底也有不能完全沟通处。
[27]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庄子集解·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清]王先谦、刘武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8页。
[28]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29]石介，《尊韩》、《与裴员外书》，正谊堂本《石徂徕集》上，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271页。
[30]孟子《公孙丑下》中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滕文公章句下》中言：“我亦
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并认为能言距杨墨，即是“圣人之徒”。唐韩愈则归结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的道学传承体系，以“孟子不能救其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的“不量其力”，欲“使其道由愈初传，虽灭死万万无恨”。而曾以文章高蹈一时的陈子昂则欲以文拯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所谓“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是也。北宋程颐以为乃兄明道先生程颢于“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的情境中，“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
[31]《论语·述而第七》：“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子罕第九》：“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32]《乙丙之际箸议第六》：“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页。
[33][美]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34]夏中义就曾对一种独立于“政统"、“道统”之外的现代“学统”有深切的几乎吁，并以此召唤一种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见《九谒先哲书——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黎明通知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35]“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考据与义理、辞章与经济本是治学求道的不同门径与手段，今人以为之真学是以实事求是、发掘真理为鹄的，而古之学者亦大多以“明道”相标致，作为一种预先假定的终极依据与真理标准，名义上本乎“自然”的“道”因其在最初设定时就注重与现实打交道，并且有着浓厚的道德与伦理意义从而与现代意义上的真理标准有所区别，然古人确乎是以“道”为“真理”，以“明道”为其学术之职志，讲究“道学双修"。
[36][114]王国维，《王国维遗书》未收，见《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3页。
[37]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十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第20—21页。
[38]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第27页。
[39]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教育小言十则》，《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56—57页。
[40][44][8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卷一，第270—275页。
[41]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8—19页。
[42]章太炎，《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晚清文选》
卷下，郑振铎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9页。
[43]鲁迅，《集外集·斯巴达之魂》，《鲁迅全集》卷七，第374页。
[45]汪晖，《死火重温——<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页。
[46]葛兆光，《“天下”“中国”与“四夷”——作为思想史文献的古代中国的世界地图》，《学术集林》卷十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5页。
[47]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二十四年冯世潋校刻本。严复，《论事变之亟》，《严复集》(“诗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48]“道器”、“体用”、“学”“术”之辨本属于思想争议的另一范畴，但其往往是“古今”、“中西”之辨的逻辑结果，也往往是学术眼力的贯彻与体现。
[49]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十三·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第16—17页。
[50]孟泽，《“古典”的芬芳与“近代”意味(代序)》，《人间词话·笠翁曲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页。
[51]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遗书》第一册，第1—2页。
[52]梁启超，《国学丛刊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宋元戏曲史》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50页。
[53][85]王国维，《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93—97页。
[54]王国维，《静庵文集·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97—100页。由言语而至逻辑，王国维这种知识进路
在胡适手中得以完成。胡适从来标榜在“整理国故”时不忘“输入学理”，强调动用新学理、新方法，其提出“整理国故”的三大策略云：“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理解”，几乎在其《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占代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想小史》等书中得到实现，而《先秦名学史》中对中国名学与逻辑思想的梳理尤其是对非儒学派的恢复，是为了“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文集》卷6，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55][88]王国维，《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第6—8页。
[56][84]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36—42页。
[57][59][71][78][79][80][96][97][107][109][163]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卷一，第55—102页。
[58]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卷三，第51页。
[60][69][106][108]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卷一，第38—54页。
[61]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鲁迅全集》卷二，第416页。
[62]在中国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的政治建构中，思想者与知识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不趋附王权，便是逃隐山林。这种或出或处、或进或退的二元立身方式是因为其时未有安全的批评空间和受保护的生存
空间使然。由这种活命方式，进而敷衍出一种“活命哲学”与一种隐逸传统，知识者与思想者的智慧则被牵引到修炼生存技术的方面。而在近代中国，由于天下一统的政治建构的丧失，近代日本乃至国中洋人之租界以及其后抗战时期、内战时期使知识分子客观上有足够的辗转自由和主义选择空间。
[63]近现代参与中国思想与社会运动的外来思潮大抵可分为日本改革思潮、英美自由主义及法俄革命思想等几类，它们在不同的时段曾主导过中国的社会与思想进程，由这几种思潮培养的中国思想者与社会活动家也曾各自有自身不同的对中国思想与社会的设计，比较它们之间的各自的合理性与偏差，应该是一个有意味的话题。
[6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篇·题记一篇》，73年版未收，《鲁迅全集》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页。
[65][67]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卷六，第547—550页。
[66]章太炎在《菿汉微言》跋自述思想迁变之迹及次第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前期“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虽尝博观诸子，略识微言，亦随顺旧义耳。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后期“重绎庄书，眇览《齐物》，芒刃不顿，而节族有间。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箸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睹。譬遘于两大之间，无术甚矣。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
不孙顺”。以至“乃若昔人所诮，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衡三老》称“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夫之)为最高”，说顾宁人(炎武)“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黄太冲(宗羲)“明夷待访”和船山居榛莽之地与群胡隔绝者不能相轩轾。而《悲先戴》中赞古文经大儒戴震为“孟轲之徒”、《哀后戴》又对今文经学派戴望表一种敬意。太炎为学沿袭俞樾古文经一脉，为人又不忘经世，此所以因倡言革命而遭德清俞先生“辞气陵厉”之斥时而不惜“谢本师”，耿耿于先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之言。总之，无论是其早期的“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还是晚年以“保国学于一线”自任，在“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的感慨系之中谨以圈学传人的自我任冕，均以其一生欲达之志即“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为理念支撑。
[68]鲁迅，《坟·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卷一，第29页。
[70]郜元宝，《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4页。
[72]对于回到尧、舜、禹“三代”甚至更加混沌的时间之初还是回到夏、商、周“三代”，师“前王”还是法“后王”，中国后世思想者有各自不同的考虑，但思路大体无异。
[73]魏源，《默觚》上《学篇》一、《论老子》二，《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页、第257页。
[74]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75]谭嗣同，《仁学》四十七，《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367页。中国哲学中儒、道二家立论的思维逻辑与处世的人生态度确实迥异，一者入世，一者出世；一者要“正名”、“正辞”、要“结构”，一者要“无名”、“无象”、要“解构”。而对终极的世界图像的设计与描绘，则同归于“解构”一途：“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此老子之言；孔丘虽因其出于其时礼崩乐坏的历史情境，出于现实的要求而罕言性与天道，然其美好的社会设计也不出此一端，其理想设计仍然是达到解构其努力“正名”、“正辞”的状态，要人忘其慈孝、友恭、倡随。
[76]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十·殷周制度论》，《王国维遗书》第二册，第2页，第15页。
[7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占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1页。
[82]辜鸿铭，《清流党》，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158页。
[83]参见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373页。
[86][91]王国维，《静庵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00—102页。
[87]王国维，《静庵文集·教育偶感四则之四·文学与教育》，《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06—107页。
[89]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一)、(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27—28页。
[90]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22—27页。
[92]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三)、(六)、(七)》，《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28—29页。
[93]王国维《人间词话·五七》云：“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过半矣。”
[94]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卷一，第185页。
[95]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卷五，第106—107页。
[98]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卷六，第75—76页。
[99]李振声在《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书屋》2001年第7—8期，第40页)文中言及周氏这种与魏晋人士及其精神之间的关系，说“研究者之于他所研究的对象之间，总是一种双向互动、互相渗透和互为印证的关系，对象的隐秘含义，有待独具慧识者前去烛照唤出，而在烛照唤出的过程中，研究者投射其间的慧识，必将在其研究对象那里留下印记，意义并非现成先在，研究者同样也参与了意义的生成过程；另一方面，被从隐秘状态中照见和唤出的对象的含义，也将无形中给研究者的心智带来意想不到的诸多调整、提升和规范，实际上，被研究的对象也参与了对研究者心智重新型塑的过程；因此，潜心研究一个作家或一个文本秘密隐在的意义，终将变为研究者对自身心智构架的一种重新设定。”确实如此，“魏晋风度”因鲁迅而得以张扬、生发，“魏晋风度”也使鲁迅的精神气质得以提升和激活。
[100]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卷三，第491页。
[101][181]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六》，《鲁迅全集》卷二，第52—53页。
[102]鲁迅，《野草·一觉》，《鲁迅全集》卷一，第537页。
[103]鲁迅，《热风·无题》，《鲁迅全集》卷二，第106页。
[10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73年版未收，见《鲁迅全集》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105]鲁迅，《集外集·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卷七，第402—405页。
[110]鲁迅，《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全集》卷六，第45页。
[111]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页。
[112]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五)》，《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28—29页。
[113][120][123][124][126][129][139]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王国维遗书》第一五册，第1—9页。
[115][122][130][132]樊志厚(王国维)，《韶华词·前序》，《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3页。
[116][144][148]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8—21页。
[117][145]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页。
[118][121][152][153]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21—22页。
[119]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187页。
[125]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王国维遗书》第一五册，第73—74页。
[128]朱光潜在《诗论》中认为王国维的这种“有我之境”、“无我
之境”不如以“同物之境”与“超物之境”取而代之，“无我”与“有我”之区别即在于是否运用了“移情作用”。
[131]李泽厚即在其《意境浅谈》文中持“‘意境’二字就比似稍偏于单纯客观意味的‘境界’二字为更准确”之观点。
[133]佛典中有关“境界”的参悟如《五灯会元》卷一七青原惟信禅师所言的“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134]比如认识到西方“英雄史诗”的繁荣是因为其时人神未分以及书写工具的滞后，而中国(汉族)之缺乏“史诗”是由于人文主义的过早确立与历史意识的自觉，这种自觉造成了对公共的历史谱系的宏大抒写与对个人情感的诗歌抒写的分离而使二者各自得以充分地表达。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去除单向度地片面“苛求”，不去计较其“名”而重其“实”，并考量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与自足性，或许倒能重新获得文化自信。
[135]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去毒篇(雅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之注意)》，《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44—45页。
[136]王国维，《静庵文集·附静庵诗稿》，《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110—117页。
[137]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之三“王静安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页，第26页。
[138]王国维，《韶华词·浣溪沙又》，《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4页。
[146][184]王国维，《静庵文集·叔本华与尼采》，《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62—74页。
[147][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108页。
[150]与尼采有着同样的批判思路的雅斯贝尔斯在《悲剧的超越》书中以“悲剧”理念对西方世界与中国文化进行了判断，在对“悲剧前知识”进行某种似乎合乎事理逻辑的判断时雅斯贝尔斯亦直斥了其时两方业已萎缩为美学超然的伪悲剧(tragic pose)。在他渴慕心仪的古典悲剧时期，“悲剧内的解脱曾通过使人如透过玻璃般地洞穿悲剧，探视到无法形容无以描述是生命深处而得到超升”。然而当下所出现的悲剧“大都是华丽而矫揉造作的、徒然卖弄藻饰的展览品”，“悲剧之内的这一解脱，收缩为对那些仿佛戏剧人物一样乔装打扮起来的有关悲剧的哲学理论的领会”，“不仅是观众，就连诗人自己也丧失掉他们先前的严肃旨归”。这种来自西方的判断，也同样可与王氏之思路相契合。
[151]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王国维遗书》第一五册，第1页。
[154]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一四)》，《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30页。
[155]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文学小言(一四)(一五)(一六)(一七)》，《王国维遗书》第五册，第30—31页。
[156]王国维，《观堂别集·曲录自序·又》《王国维遗书》第四册，第16—17页。
[15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题记》，《鲁迅全集》卷九，第147页。
[159][16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人情小说》，《鲁迅全集》卷九，第383页，第388—389页。
[161][167][169]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卷一，第217—222页。
[162]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卷一，第177—181页。
[164]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编序》，《且介亭杂文二集》卷六，第242页。
[165]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卷六，第365页。
[168]同[162]，鲁迅与王国维不同处，还有鲁迅对“喜剧”的认可，文中不论，但必须注意。
[170]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鲁迅全集》卷三，第47—49页。
[171]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卷五，第49—52页。
[172]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之二“略论暗暗的死”，《鲁迅全集》卷六，第503—505页。
[173]鲁迅，《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卷四，第29—38页。
[174]鲁迅，《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卷三，第52—55页。
[175]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64页。
[176]林语堂，《悼鲁迅》，《文人笔下的文人》，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8一10页。
[178]李欧梵，《来自铁屋子的声音》，《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页；郜元宝，《反抗“被描写”——现代中国的自我表达》，《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
店2000年版，第195—221页。
[179]鲁迅，《华盖集·苍蝇和战士》，《鲁迅全集》卷三，第43—44页。
[180]鲁迅，《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鲁迅全集》卷五，第484页。
[182]鲁迅，《野草·死后》，《鲁迅全集》卷一，第521页。
[183]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1、王国维著，《王国维遗书》全一六册，共收其作四十三种一百零四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本书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
2、王国维著，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
3、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4、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佛雏著，《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人间词话>及其评论汇编》，姚柯夫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版。
7、王攸欣著，《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属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8、夏中义著，《九谒先哲书——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黎明通知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
9、鲁迅著，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鲁迅全集》共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0、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000年9月(增订本)北京第一次印刷。
11、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评论与记载)，上海书店根据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初版复印。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13、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刘再复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王乾坤著，《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7、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8、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0、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1—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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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版。
24、蒙培元著，《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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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侯外庐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8、陈伯海主编，《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中心1997
年版。
29、郭延礼著，《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0、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31、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2、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33、周春生著，《悲剧精神与欧洲思想文化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4、郜元宝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35、陈鼓应著，《悲剧哲学家尼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6、[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7、[古希腊]柏拉图著，《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8、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9、[美]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