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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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绪论,首先阐明选题意义,指出《唐会要》对于包括社会经济史在内的唐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史学价值,因此本文从运用唐代社会经济基本史料的实际需要出发,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唐会要》作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对于促进唐代社会经济史料的基础研究当有裨益。接着作学术史回顾,说明基本思路、研究方法、拟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首先考述苏冕、苏弁的生平事迹。认为苏冕是典章制度专家、家富藏书,加上发展新体裁的典章制度专书是当时史学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苏冕在继承《周礼》、《春秋》、纪传体书志等前代史书的基础上,撰成历史上第一部会要体史书,开创了会要体史书这一新的史书体裁。
     第二章主要考证《续会要》诸修撰官的生平事迹,编撰始末、内容的截止时间,崔铉是否实际参与《续会要》修撰工作等问题。认为从已知《续会要》原文来看,《续会要》的体例基本承自苏冕《会要》。
     第三章先从《宋史·王溥传》驳正辑补、王溥的“茂学懿文”和学术交游三个方面考述王溥生平事迹。继而考察《唐会要》的成书,指出《唐会要》保留了《会要》门类的主体,大部分史料取自《会要》、《续会要》,王溥对这些史料进行了整理,但不是很深入。《唐会要》也有一定的创新,从《会要》、《续会要》到《唐会要》,会要体史书的体例、编撰思想有所变化。王溥新增入宣宗以后的典章制度,保存史料之功不可没。
     第四章主要考察唐宋以来会要体史书的发展,指出:官修会要体史书始于《续会要》,《宋会要》是官修会要体史书的高峰。私撰会要体史书始于苏冕《会要》,宋代徐天麟两汉《会要》更多采用苏冕《会要》旧例,清代出现私撰会要体史书的高潮,体例在徐天麟之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第五章分别论述学界尚未深入研究的《唐会要》史料来源问题;补充论述关于《唐会要》的版本流传以及通行的几个《唐会要》版本的优劣等问题。
     第六章先以经济史料为例,对《唐会要》经济史料的错误类型、致误原因进行分析;再以《群书考索后集》中的《会要》佚文与上海古籍版《唐会要》对校、以四库本与上海古籍版《唐会要》对校,探讨校读《唐会要》的几种方法。认为对校不同版本异同的对校法,仍是校读《唐会要》的基本方法。同时,利用《唐会要》本书互证的本校法,以他书证本书的他校法、以出土文物校传世文献都是适用的校勘法。《唐会要》涉及的典章制度类型非常广泛,校勘需要掌握比较深入的各项专门知识,由于一个人的学识有限,充分利用今人论著中关于唐代典章制度的研究成果,也是校勘《唐会要》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法。
This dissertation is an attempt to describe and highlight the academic value of historical data of economy in Tang Hui Yao by examining them in a view of philology.
     The dissertation begins with an introduction which includes an analysis of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Tang Hui Yao,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brief explanation on of main ideas and methods. Tang Hui Yao is the earliest extant institutional record of a reign body history book in our country.
     Chapter 1 examines the life stories of Su Mian and Su Bian. Su Mian was an expert in the field of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s. He compiled the first history book in Hui Yao style in the existing records and established the Hui Yao style, based on previous history books such as Zhou Li and Chun Qiu.
     Chapter 2 mainly explores the life stories of the compilers, the compiling process, and the problem whether Cui Xuan did take part in edition of Xu Hui Yao. Based on original text of Xu Hui Yao, it discuss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i Yao and Xu Hui Yao.
     Chapter 3 analyzes the life story of Wang Pu and compilation of Tang Hui Yao, focuses on examining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s of Tang Hui Yao, and commends Wang Pu's contribution to keep the historical data value of Tang Hui Yao.
     Chapter 4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books of Hui Yao style since Tang Dynasty, such as the first Officially Compiled book Xu Hui Yao in Tang Dynasty, the best Officially Compiled book Song Hui Yao and the outstanding privately-written book Hui Yao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upsurge of privately compiling history books of Hui Yao style in Qing Dynasty.
     Chapter 5 analyzes the source of historical data of Tang Hui Yao, which needs a deep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it also describes and compares several different editions of Tang Hui Yao.
     Chapter 6 examines errors and their causes of the economical records in Tang Hui Yao by taking assorted economical records for example, and provides some methods on proofreading Tang Hui Yao.
引文
[1]原载《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3月增刊,亦见《王云海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3-8页。
    [2]朱仲玉:《王溥和会要体史书》,《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
    [3]郑明:《<唐会要>初探》,《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
    [4]周殿杰:《关于<唐会要>的流传和版本》,《史林》,1989年第3期。周殿杰还参与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唐会要》的标校工作,该版《唐会要》前言也是在周殿杰的论文《关于<唐会要>的流传和版本》之基础上略有增补。
    [5]周少川:《约论会要体史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6]陕西师大出版社,1989版。2002年上海书店再版时有增补,黄永年单独署名。
    [7]宁学民:《<唐会要>简介与刍评》,《新疆图书馆》,1997年,第1期。
    [8]瞿林东:《苏冕与会要——为会要体史书创立1200周年而作》,《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
    [9]邢永革:《<唐会要>成书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
    [10]邢永革:《<唐会要>版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2期。
    11 郭金彬、陈玲:《中国古典科技思想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以<唐会要>为例》,《科学技术与辨证法》,2006年第4期。
    12 瞿林东:《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重读<唐会要·史馆杂录>》,《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
    13 王世英:《<唐会要>的编撰体例及其文献价值》,安徽大学硕上论文,2007年。
    [1]贺次君《<唐会要·节度使>考释》,《禹贡》,1936年第6期。
    [2]聂晓臻:《<唐会要>误记一则》,《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
    [3]文华:《<唐会要>纠缪一则》,《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4]陈冠明:《<唐会要>人名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
    [5]丁鼎:《<唐会要>校读札记一则》,《渭南师专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期。
    [6]涂家飞:《<唐会要>史实辩证一则》,《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
    [7]吴玉贵:《<唐会要>“四夷部”证误》,《文史》,2004年第3辑。
    [8]朱海:《<唐会要>献疑数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二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5版。
    [1]邢永革:《<唐会要>正文错误类型及成因探析》,《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2]邢永革:《<唐会要>讹误校订举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
    [1](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艺文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294页。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03页。
    [3](唐)李肇:《国史补》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5册,第443页。
    [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九《蒋又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28页。
    [5]“衮”当作“冕”,《旧唐书·苏弁传》误,据《新唐书·苏弁传》“又有称冕才者,帝悔不用”改。
    [6]《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别官判度支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6页)称:“(贞元十二年九月)苏弁除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副知度支。”又,以下未注明版本的《唐会要》,皆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简称上海古籍版。
    [7]据《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下》,苏弁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在贞元十三年(797)二月乙亥;改太子詹事则在贞元十四年(798)五月内午。《唐六典》卷三《户部》云,户部侍郎正四品下;卷二六《太子詹事府》云,詹事一人正三品,“职统东宫三寺十率府之政令,举其纲纪而修其职务”。
    [1]据严耕望考证,《旧唐书·宪宗本纪》称永贞元年九月,“丁丑,前户部侍郎蔡弁卒”,永贞元年即贞元二十一年(805),“蔡必苏之误,则苏弁卒于贞元二十一年(805)九月十一日丁丑。详见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十二《户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99页。
    [2]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四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210页。
    [3]《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别官判度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6页。
    [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4页。
    [5]《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贞元十二年九月)丙午,户部尚书、判度支裴延龄卒。”
    [1]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十二《户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99页。
    [2](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八三《邦计部·总序》,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770页。
    [3]《旧唐书》卷一三《德宗本纪》:(贞元十二年三月)乙巳,以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判度支。
    [1]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四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108页。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唐纪五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579页。
    [2]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四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3](唐)韩愈:《顺宗实录》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1]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二《表志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3页。
    [2]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92页。
    [3](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别集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4册,第252页。
    [4]《宋史》卷二○八《艺文七》记载的《贾至集》也只有十卷。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八《艺文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72页。
    [1](宋)王溥:《唐会要》卷二三《缘祀裁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页。
    [2](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升沈后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5册,第745页):“大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及汉公,尤为文林表式。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1]瞿林东提出苏冕《会要》成书的两个条件:唐初以来以《艺文类聚》、《政典、《通典》为代表的分门书和以《唐六典》为代表的官制书的发展;唐自开国以来的“国朝政事”的积累,这不仅提供了文献资料的保证,而且也决定了《会要》的内容和性质。在苏冕的史识方面,瞿林东认为苏冕具有进步的历史观,鲜明的批判意识,注意保存有关文献的原始面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部分史论虽有局限和不妥,但大醇小疵。该文见于《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
    [2](唐)林宝:《元和姓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90册,第562页。
    [3]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1]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会要》此处作“其后”,下文提及此版本《唐会要》时皆简称四库本,不另注。
    [3]瞿林东:《苏冕与会要——为会要体史书创立1200周年而作》,《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
    [1](宋)郑樵:《通志》卷六五《艺文略第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76页。
    [1](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奉第937册,第296页。
    [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序周礼废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页。
    [1](明)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七《国史》,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3626-3627页。
    [2]此处刘才邵还注意到了《会要》与《史记》、《汉书》等正史书、志之间的学术渊源,本章另有一节将考察这个问题。
    [3](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五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3册,第172页。
    [4](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五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3册,第381页。
    [5](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三《天官·小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5页。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神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76页。
    [2](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四百七十六《台省部·奏议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677-5691页。
    [1]左丘明:《春秋左氏传》 “传:昭公三十一年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26页。
    [1](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二《月蚀》“苏氏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95页。
    [2]瞿林东:《苏冕与会要——为会要体史书创立1200周年而作》,《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
    [3]下表从《史记》到《隋书》书、志名称的统计和表格的格式参考了瞿林东“正史”书志与《通典》门类对比表,详见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1](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三《内篇·书志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2页。
    [1](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四《内篇·论赞第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1页。
    [2](唐)段公路:《北户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89册,第38页。
    [1](唐)魏徵等:《隋书》卷三三《经籍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82页。
    [2]从苏冕编撰第一部会要体史书《会要》开始,会要体史书就作为集中考察一朝的典章制度沿革的专书,编撰目的主要是为便于处理朝政时寻检以前的典章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本来就是一种工具书。会要体史书被归入子部“类书类”或“类事类”,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1]周殿杰《关于<唐会要>的流传和版本》(《史林》1989年第3期):《宋史·艺文志》子部类事类著录陆机《会要》一卷,似西晋时已有会要体史书,但这是靠不住的。陆机《会要》不见于《隋书》及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宋时公私目录亦不见记载,唯独元修《宋史》有此目,其来历很成问题。陆机曾著有《要览》一书,隋唐以来诸目录书多有著录。王应麟《玉海》卷五四录其书云:“唐志杂家类作三卷,(中兴馆阁)书目作一卷。”又节录陆机自序:“直省之暇,乃集要述三篇,上曰连壁,染其嘉名,取共连类;中曰述闻,实述予之所闻;下曰析名,乃搜同辨异也”。据此,则此书南宋时仅剩一卷,其内容宜归入子部类事类。然宋志无《要览》。颇疑《会要》一卷乃《要览》一卷之误。要之,晋时尚无会要体史书,似可断言。
    [2]瞿林东:《苏冕与会要——为会要体史书创立1200周年而作》,安徽大学学报(哲社会版),2003年第5期。
    [3]朱仲玉《王溥和会要体史书》,《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
    [1]崔铉在武宗、宣宗朝皆曾为相,但《续会要》的编撰在宣宗朝。
    [1]据《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纪六十五》、《新唐书》卷八《武宗本纪》,大中九年(855)七月,崔铉罢相,充淮南节度使。
    [2]裴庭裕:《东观奏记》中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6页。
    [3](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十《石刻》,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4](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四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315页。
    [1](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七五《幼敏·崔铉》,《景印义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4册,第177页。
    [2]岑仲勉:《唐史余审·崔铉随父访韩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8页。
    [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2页。
    [4]《玉海》卷五一《艺文》亦载此份《续会要》修撰官名单,但《玉海》作“于球”,当以“于球”为是。
    [5]《旧唐书》卷一七六《杨嗣复传》:“嗣复与牛僧儒、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情谊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
    [6]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稿》第十八章《隋唐五代的文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1页。(日)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第五章《隋唐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等等。
    [1](宋)谈钥《吴兴志》卷十八《碑碣》(《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04册,第225页)称,郑言曾书文宣王新庙碑文,当时郑言为“浙江西道观察支使、试秘书省校书郎”。《东观奏记》卷中又称:“宣宗以左拾遗郑言为太常博士,郑朗自御史大夫为相;朗先为浙西观察使,左拾遗郑言实居幕中。朗议:以谏官论时政得失,动关宰辅,请移言为博士。”
    [2]据岑仲勉考证,咸通六年(865)正月十日,郑言自驾部员外郎充翰林学士。详见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60页。
    [3](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二六《人物类一·科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84册,第352页。
    [4](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八一引《卢氏杂说》,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51页。
    [5]郁贤皓:《唐剌史考全编》卷五八、卷一七三,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7页、第2500页。
    [6](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中册,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902页。
    [7](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中册,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905页。
    [1]“东蜀周丞相”当指周墀。《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本纪》称:“(大中三年三月)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汝南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周墀检校刑部尚书、梓州刺史,充剑南东川节度使。”
    [2]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9页。
    [3](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下册,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9页。
    [4]《唐六典》卷八《弘文馆》云:“弘文馆学士无常员”,“五品以上称学士,六品以下称直学士”。
    [1]瞿林东:《韩愈与<顺宗实录>》,《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2](宋)王应麟:《玉海》,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973页。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2页。
    [2]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1](宋)赵希弁:《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类书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4册,第401页。
    [1](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名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页。
    [2]李军:《五代三司使考述》,《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
    [1](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周世宗家人传第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1页。
    [2]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155页。
    [3](乾隆)《江南通志》卷六六《河渠志·颍州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08册,第850页。
    [1](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一○《周书一·太祖本纪第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2页。
    [2](宋)乐史《广卓异记》卷四《宰相有二亲》,齐鲁书社199年版,第541页。
    [3](宋)陶岳《五代史补》卷四《王仁裕贼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08册,第674页。
    [1](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四《衣冠盛事·王相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2](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九《冯道、王溥》,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404页。
    [1]樊文礼:《五代的枢密直学士》,《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
    [2](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七四《帝王部·命相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60页。
    [1](宋)乐史:《广卓异记》卷四《宰相有二亲》,齐鲁书社199年版,第541页。
    [1](宋)王得臣:《尘史》卷下《盛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1](宋)文莹:《玉壶清话》卷二《王宫保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页。
    [1]祝建平:《北宋官僚丁忧持服制度初探》,《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
    [1](清)厉鹤:《宋诗纪事》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2](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三,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309页。
    [1](宋)苏澈:《龙川别志》卷上,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2](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页。
    [3](宋)王稱:《东都事略》卷十八《范质传》,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141页。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太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页。
    [2](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九《冯道、王溥》。洪迈又称,王溥《自问诗》之“序见三朝史本传而诗不传”。(宋)乐史《广卓异记》卷四《宰相有二亲》所录王溥自序可与上述王溥自序文互相补正:“予年二十六,状元及第,榜下除秘书郎。其年从周太祖征河东。次年献捷阙下,除太常丞,加朱绂。又一年,留守判官,除密直学士,入翰林。又除端明殿学士。不日作相,自居廊庙几十年,历事四朝,除太子太保,罢相。十五年间,官荣过分。今甲子四十二年矣。时父祚宿州防御使、母吴国太夫人俱在。后父祚自防御使除左领军卫上将军致仕。在洛初入北阙,侍奉肃然,百僚下拜,兼座主王仁裕为太子太保在朝, 溥在翰林时有诗云:两制职官三十客,自怜荣耀老莱衣。”
    [1](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七四《帝王部·命相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60页。
    [2]《宋史·王溥传》
    [3](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80册,第521页。
    [4](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七四《帝王部·命相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60页。
    [5]《宋史·王溥传》
    [1](宋)叶梦得:《石林诗话》,《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版,第29页。
    [1]岑仲勉:《隋唐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5页。
    [2]蒲向明:《王仁裕生平著作考》,《甘肃高师学报》,2006年第3期。
    [3]《旧五代史》卷一二八《王仁裕传》注文称引自(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查中华书局1992年版《舆地纪胜》未见此段记载。
    [4]《宋史·李昉传》
    [5](元)脱脱:《宋史》卷○三《艺文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97页。
    [6](元)脱脱:《宋史》卷二○四《艺文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160页。
    [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经籍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14册,第426页。
    [1]《宋史·李昉传》
    [2]《宋史·王溥传》
    [3](宋)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卷一《小学类》,《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第390页。
    [1](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原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2]四库馆臣:“《太平广记》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4册。
    [3]《宋史》卷二六四《沈伦传》云:“太平兴国五年,史馆李昉、扈蒙撰《太祖实录》,伦以监修以献。”故此,《宋史》卷二○三《艺文二》“《宋太祖实录》”作“李沆、沈伦修”。
    [4](宋)李昉等:《文苑英华·纂修文苑英华事始》,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9页。
    [5]何振作:《简述扈蒙对宋初文化建设的贡献》,《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11期。
    [6]《(元)脱脱:《宋史》卷二四九《范质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793页。
    [1]王定保:《唐摭言》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5册,第695页。
    [2](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陶副车求荐见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6册,第140页。
    [1]即如《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所载,后唐长兴四年关于官品的敕令,主要制定依据就是唐《官品令》、《会要》和《续会要》。《旧五代史》卷一四二《礼志上》亦载,后晋天福七年七月,太常礼院奏按《会要》所载唐高祖故事,升祔先帝神主,从之。
    [2](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四七六《台省部·奏议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677-5691页。
    [3](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七○《掌礼部·作乐》,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856页。
    [4](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四五《乐志下》,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37页。
    [1]《宋史》卷二○七《艺文六》:“崔铉《弘文馆续会要》四十卷”,“苏冕《古今国典》一百卷、又《会要》四十卷”,“王溥《续唐会要》一百卷”。
    [2]邢永革:《<唐会要>成书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
    [1]郑明:《<唐会要>初探》,《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
    [2]《唐会要》中分上下的子目统一记为1目,各《杂录》皆记入总数,卷七至卷十后人补辑部分不计。
    [1]郑明:《<唐会要>初探》,《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页。
    [1]邢永革:《<唐会要>成书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
    [2](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八《圣文》,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555页。
    [1]邢永革:《<唐会要>成书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
    [2]王世英:《<唐会要>的编撰体例及其文献价值》,安徽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3](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五《太白山旧封公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3册,第52-53页。
    [1](宋)苏轼:《东坡全集》卷六六《奏议九首·代宋选奏乞封太白山神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页。
    [2]即如《唐会要》卷五九《主客郎中》:“隋为司蕃郎。皇朝为主客郎中。”《唐会要》卷六八《刺史上》:“(元和三年)国朝旧制,凡命都督刺史,皆临轩册命。”这些称“皇朝”、“国朝”之处,皆非引文,王溥作为宋人而不加修改,未为允当。
    [1](宋)马永易:《实宾录》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20册,第322页。
    [1](宋)王珪:《华阳集》卷四四《进国朝会要表》,《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版,第94页。
    [2](宋)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第938册,第224页。
    [1](宋)王溥:《五代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版。
    [1]王云海:《王云海文集·宋会要辑稿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1]王云海:《王云海文集·宋会要辑稿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陈智超:《解开<宋会要>之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3]王云海:《王云海文集·宋会要辑稿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6页。
    [4](宋)王应麟:《玉海》,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977页。
    [1](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三《诏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10册,第149页。
    [1]《明太祖实录》,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1410页。
    [2]周少川:《约论会要体史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3](宋)徐天麟《东汉会要·进东汉会要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宋)徐天麟:《西汉会要》“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5](宋)徐天麟:《东汉会要·进东汉会要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6]周少川《约论会要体史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东汉会要》以范哗《后汉书》为重点,又广泛搜取《东观汉记》、《汉官仪》、《汉杂事》、《汉旧仪》及司马彪《续汉书》、袁宏《后汉记》、 华桥《后汉书》、杜佑《通典》等有关材料,补充成书,所以《东汉会要》典章制度方面的记载许多超出了《后汉书》的范围。特别是有关食货、兵、刑、学校、选举这些《后汉书》“八志”中所缺内容,《东汉会要》“则详著本末”(《东汉会要》自序),其补撰之功,“实深有裨于考证。”
    [1]周少川:《约论会要体史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1](明)宋濂:《元史》卷一九○《周仁荣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46页。
    [2](清)钱仪吉《三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之所以选择钱仪吉《三国会要》,是因为钱氏在《三国会要略例》也谈讨过会要体史书的发展问题(详见下文),钱氏的观点极具参考价值。
    [4]徐天麟编撰《东汉会要》比《西汉会要》着力更多,即如以“臣天麟按”的形式撰写的史论性文字,《西汉会要》无而《东汉会要》有,故选取《东汉会要》更利于考察唐、五代以来私人所撰会要体史书的发展脉络。
    [1]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5页。
    [1](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地理类》,《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页。
    [2](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上海书店1984年版。
    [3](明)朱谋垔《画史会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6册。
    [4]《明史》卷二八二《王应电传》称:“时有李如玉者,同安儒生,亦精于《周礼》,为《会要》十五卷。”
    [5](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九十八《艺文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56页。
    [6]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四五《艺文一·春秋类》,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42页。
    [1]前所谓《高宗实录》三十卷止于乾封,刘知几、吴兢后续成高宗的实录三十卷。
    [2]刘知几记睿宗为太上皇时之事。
    [3]当为《建中实录》,建中(780~783)是唐德宗初期的年号。
    [4](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唐实录国史凡两次散失》,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211-212页。
    [5](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三七《明宗纪第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510页。
    [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三二《沈既济传》附“赞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42页。
    [7]据岑仲勉考证,今四库本《直斋书录解题》所称《唐武宗实录》三十卷,唐朝韦保衡监修,实由四库修书诸臣妄为注改。韦修《武宗实录》实为二十卷,在北宋时仅残余一卷。详见岑仲勉《唐史余审·武宗实录》,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4页。
    [1](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74页。
    [2](宋)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在外修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6页。
    [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84页。
    [1]当以《旧唐书·柳登传》“一百一十三卷”卷为是。
    [2]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9-130页。
    [1](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源委》,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210页。
    [1](唐)魏徵等:《隋书》卷三三《经籍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66页。
    [2](宋)王溥:《唐会要》卷五六《省号下·起居郎起居舍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7页。
    [1](唐)李浚《松窗杂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5册,第557页。
    [2](宋)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2页。
    [3](宋)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2页。
    [1](宋)王溥:《唐会要》卷三七《五礼篇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2](唐)萧嵩:《大唐开元礼》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6册,第19页。
    [1](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六《乐六·四方乐》,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63页。
    [1]四库本《唐会要》“邺都故事云”作“故事云”。
    [2](宋)郑樵《通志》卷六五《艺文略第三·史类第五》所载书名于《新唐书》略有差异,其文称:“《邺都故事》十卷,裴矩撰。”按:《新唐书》很可能是为了以示区别,将前者成为《裴矩邺都故事》。
    [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六三《裴矩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06页。
    [1]周殿杰:《关于<唐会要>的流传和版本》,《史林》,1989年第3期。
    [2](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八《焦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92页。
    [3](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77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295页。
    [4]《明史》卷九六《艺文志一》称:“延阁广内之藏竑迹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七《目录类存目》亦称:“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世以竑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
    [5]周殿杰《关于<唐会要>的流传和版本》,《史林》1989年第3期。
    [6]刑永革:《<唐会要>版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2期。
    [1](南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0册,第924页。
    [2]邢永革:《<唐会要>版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2期。
    [3](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五《<唐会要>跋》,《传世藏书》,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275页。
    [1]周殿杰还参与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唐会要》的标校工作,该版《唐会要》前言也是在周殿杰的论文《关于<唐会要>的流传和版本》之基础上略有增补,该版《唐会要》前言此处作“刻本”。刑永革在《<唐会要>版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2期)中指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只有前四种为刻本,其后都是活字印刷,故当作“活字本”。
    [2]刑永革《<唐会要>版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2期)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唐会要》前言皆作“同治年间”,笔者见文怀沙主编《隋唐文明》影印的江苏书局刻本牌记作“光绪甲申江苏书局开雕”(光绪十年,1884)。
    [3]周殿杰:《关于<唐会要>的流传和版本》,《史林》1989年第3期。
    [4]郑明:《<唐会要>初探》,见《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5]周殿杰:《关于<唐会要>的流传和版本》,《史林》1989年第3期。
    [1]邢永革:《<唐会要>正文错误类型及成因探析》,《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没有明确指出版本的都指这个版本。
    [2]卞孝萱:《唐代的度支使与支度使—新版《旧唐书》校勘记之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3]唐耕耦:《敦煌所出唐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粮计簿残卷》,《中国历史文物》,1987年版。
    [1]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281-287页。
    [1]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47页。
    [1]宁志新:《隋唐使职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5页。
    [1]武秀成:《旧唐书辨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2]四库本作“二三十万”。《玉海》卷一八三《食货·府库》亦载此条《会要》佚文,作“三二十万贯”。大盈库属于内库,供皇帝和皇室其他成员支用。在财赋归于左藏库之后,每岁须进纳大盈库的是钱(贯)还是帛(匹),数目是二三十万还是三五十万,上述各书的说法不一。《册府元龟》记载的诏文最详,从其所言“择精好之物”来看,此诏所指每岁须进纳大盈库的应该是帛。至于所纳数目,上述诸书大多记为“三五十万”。李锦绣在考察德宗朝的内库支出时,引用的就是上述《册府元龟》的记载,她认为“这三五十万匹应是内库支出的基本额”。详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五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91页。
    [1]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四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1]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1]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页。
    [1]岑仲勉:《隋唐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0页。
    [1]李志红:《唐长安城市景观研究》,郑州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http://www.cnki.com.cn/grid20/Detail.aspx?dbname=CDFD2006&filename=2006142628.nh)
    [1]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117页。
    [1]武秀成:《旧唐书辨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1]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1]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页。
    [1]宁志新:《隋唐使职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5页。
    [1]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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