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述“文学”的故事:民族的和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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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选择“重写文学史”为切入点,研究八十年代文学和文学史观念的状况。研究在“重写文学史”过程中提出的各种文学和文学史观念发生的结构性条件,讨论各种文学观念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如何提出,又如何存在,它们回答了什么问题,又遇到了哪些困难。本文的方法论主要是性结构性研究,即把历时性存在的观念放在一个结构平面上考察,思考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方法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我们在非本质的意义上,思考各种观念的具体存在情形,从而观察到观念的发生条件。此外,本文的论证过程还采用了文本材料和理论材料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大量阅读和收集原始的文本材料,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对材料中所隐含的观念形式进行结构性分析。收集材料的过程围绕研究的基本框架,寻找相关的原始素材,采用用相关的理论方法进行分析。
     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八十年代各种文学和文学史观念的提出及其存在形式,不能从观念自身出发去理解,必须放置于一种结构性关系中才能获得相应的理解。在这种结构关系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观念,包括“五四”时期、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出现的种种文学和文学史观念,这些在历时性存在的各种观念,落实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空间中,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与当年的各种问题性相互结合,形成了它们各自的内涵及其所能够回答的问题面。其中,建设现代中国“民族文学”作为一种核心的目标也是作为一种核心范畴,深刻限定了八十年代人们的提问和解答的基本视阈。这个问题视阈形成于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并且成为其核心目标。八十年代被称为“新启蒙”时代,期间形成的种种文学和文学史问题或观念最终都会与“民族形式”、“民族性”、“民族”等概念发生联系。这些联系深刻影响了当年人们对于“个人主义”、“纯文学”、“知识分子”、“乡村”和“世界”的理解与认知。
This paper selects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as the entry point to study the eighties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situation. Research in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made in the course of a variety the structural conditions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happened to discuss a variety of literary concepts in a particular structure of relations to how to raise, how exist, and they answered any questions, but also What are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This methodology is mainly of a structural study, namely,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cept took on a study on the structure of plane, consid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Significance of this method is of help to us at unessential sense, consider a variety of concepts specific circumstances exist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occurrence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concept. In addition, the process of argumentation in this article also uses the text material and the theoretical combination of Materials, through the substantial collection of reading and the text of original material, the use of structural analysis method for material implied by the concept of the form of structural analysis. The process of collecting materials aroun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research, looking for relevant original material, the use of relevant theoretical approaches used for analysis.
     Through research, think of this article, the eighties various literature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its form of existence, should not go from the concept of starting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must be placed in a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can be understood accordingly. In such a structure relations,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xist once the various concepts, including "54" period, the thirties Leftist period, the Yan'an period, seventeen year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and the various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During the existence of these various concep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iterature in the eighties space,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 and then all kinds of questions of each other to form their own connotation and be ab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Noodles. Among them,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literature" as a core goal of the core areas as a profoundly limited the eighties people's questions and answers to basic, as the threshold. The threshold question, as formed in the Chinese "modernity" Pursue the course and become its core objectives. Eighties, known as the "new enlightenment" time,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a variety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 or problem with the concept will eventually "national-form", "national character", "nationaliz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contact happened. These links to the time when a profound impact on people of "individualism", "pure literature", "intellectuals", "rural" and "world" of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引文
(1)、《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卷)唐強主编,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2)、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丛刊》1980年第4辑。
    (3)、姚雪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法》,《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 第5期。
    (4)、唐弢《严家炎〈求实集〉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5)、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王瑶认为:文学史是科学,不能用抽象的理论代替,反对研究鸳蝴派和旧体诗,强调了文学史研究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还提到了应借鉴外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辑。
    (6)、唐弢《在民族的道路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序〉》,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
    (7)、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起讫时间问题》,王瑶认为要从现代文学的历史特点出发,看到现代文学与此前文学的“根本性区别”,《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8)、王飙《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中国文学的性质与断代》,认为“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文学是文学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时代”,而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起讫时间问题》坚持“五四”起源,认为现代文学到1976年结束,1976年以后的文学还在变动中,不适于写入历史,《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刘再复也认为“五四”运动是对封建文、旧礼教一次彻底荡涤,也是新文学对传统旧文学(包括近代的旧体诗和文言文)发起的总攻击,因而近代文学仍以“五四”运动为下限比较合适,《中国文学的宏观描述》,《北京社会科学》创刊号。
    (9)、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10)《读书》编者按: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人今年五月联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建议在文学史研究中建立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其他方面一起)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民族及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新生并崛起的进程。”《读书》1985年第10期。此前,1982年“第一次近代:文学讨论会”,提出了百年文学格局的意见。
    (11)、《文学论争20年》,白桦编著,64页,华中师大出版社1998年。
    (12)、《文学研究工作要适应四个现代的需要--全国文学学科研究规划会议略记》《文学评论》1979年第2期。
    (13)、1983年7月至10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如何编写文学史的讨论。先后发表了宁宗一《文学史要探索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光明日报》1983年7月19日,张碧波《文学史研究断想》《光明日报》1983年8月2日等文章。
    (14)、李劫《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4)论略》,《黄河》1988年第1期。
    (15)、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16)、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同上)。
    (17)、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同上)。
    (18)、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同年陈思和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它并不是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多出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上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的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19)、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政治学与文学》,《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20)、丁玲《作家是政治了的人》,《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
    (21)、李葆炎、王保生《认真求实,共同探索--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22)、述哉《三个“崛起”的理论背离了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文章还明确指出:“与会同志指出,我们和‘崛起'论者的分歧,不是总目标一致下的艺术风格流派之争,也不是所谓‘代沟',而是有关文艺方向、道路、美学原则的根本分歧。”《青年文摘(红版)》1984年第1期。在1983-1984年间的“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中,“三崛起”被看作是有“代表”性的“错误理论”,认为它们“程度不同并越来越系统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路线,比起文学领域中其它的错误理论更完整、更放肆”,因而“不能低估”“它们给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的混乱和损 害” 《文艺报》1983年第12期。这期间对“崛起论”批评的重要文章,尚有《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郑伯农,《诗刊》1983年第6期,这篇文章又先后刊于《当代文艺思潮》、《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给徐敬亚的公开信》(程代熙,《诗刊》1983年第11期),《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柯岩,《诗刊》1983年第12期)等。
    (23)、1983年5月《文艺报》召开了座谈会,唐弢、王瑶、严家炎、袁良骏等参加,总结了过去经验,涉及的问题性包括文艺与政治关系、海外现代文学研究、什么是“现代”,“新文学整体”、革命传统等等。《文艺报》同年第8期还把主要人物的发言原文登录.袁良骏《评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史)》,介绍了该书进入中文世界的过程,以及该书的政治、宗教和历史偏见,《文艺报》1983年第8期。
    (24)、关于“一体”概念,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指出:“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50年代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而‘体制',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5)、黄修己说明了设立发展期的原因:“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文学革命的提出,马列主义学说及其他思想的传入,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以勇猛的姿态,彻底不妥协地批判封建旧文学,为年文学的诞生扫清道路……由于文学革命的成功,一九二一年后现代文学进入了发展期。”这个说明事实上重点突出的是“文学革命”的作用。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绪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以“1917年”为开端更早的提法出现在周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丹东师专学报》1981年第1期。
    (26)、《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指出:“周氏兄弟在本世纪初所提出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观,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文学观念。”《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27)、曾小逸在《序言》中充满激情地指出:五四一代的作家“他们所正在创造的、为中国所亘古未有的文学,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中国的新文学的创造者,他们也是世界的新文学的创造者”,“而未来的一体世界文学的特性,则将是对于各民族文学的特性的扬弃”。《走向世界--中国现代作家与 外国文学》,曾小逸主编,45页,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28)、陈泓、熊黎辉《关于“走向世界文学及其他》,把这种新的文学史自我封闭机制归结为”传统“的延续,文章说到”传统的强调“客观规律”的现代文学研究,“肢解地、庸俗地、迷信地、而不是清醒地、审慎地使用‘发展'、‘规律'的背后,存在着中国大一统文的造神趋向性。总希冀有一个能解释一切的、裁决一切的理论框架。”而“走向世界文学并不难理解和接受。问题在于这些观点背后藏匿着的、以世界文学为新的终极价值尺度的造神倾向。沾沾自喜地谈论走向世界文学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心理的不成熟性和追求大一统价值尺度的传统性”。《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29)、倪文尖、罗岗、蔡翔《八十年代文学的神话与历史》,《21世纪经济报道》(人文版),21世纪网2009年2月14日。
    (30)、施蛰存《文学史不需“重写”》1990年11月刊登在《文学报》,后收入《施蛰存七十年文存》
    (31)、丁亚平《重写与超越》,《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1)、刘再复《研究个性的追求和思维成果的吸收》,《丛刊》1985年第2期。
    (2)、王瑶《文学史著应该后来居上》,王瑶在文章中还提到:“现在大家在价值观念上也不尽相同。我觉得,只要在文学史研究的某一个方面有有所突破,有新的认识,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好的。”《上海文论》1989年第1期。
    (3)、杨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由〈青春之歌〉再评价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局限》,《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4)、李振声《历史与自我“深隐在〈女神〉诗境中的一种困难》,《上上海文论》1989年第5期。
    (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27页,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6)、李劫《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 1984)论略》,《黄河》1988年第1期.
    (7)、刘再复《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读书》1986年第8期。“文学是人学”是 当年的人们对新启蒙与文学的关系的基本理解。关于这一点,刘再复1985年前后,发表了多篇影响颇的言论。如《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第6期、1986第1期。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也收录在《性格组合论》当中。
    (8)、刘再复《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读书》1986年第8期。
    (9)、王雪瑛《论丁玲的小说创作》中认为,丁玲三十年代之后投身于自己不熟悉的、非个人的政治与革命题材,“失败是在所难免了”。《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而夏志厚则把曹禺看作“早衰的名家”,《曹禺:早衰的名家》,《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10)、查志华《对‘深入生活'这个口号的再认识》,《上海文学》1980年11月。
    (11)、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导论》2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12)、罗岗:《“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文学评论》1999年青年学者专号。
    (13)、李扬《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14)、吴亮《艺术使世界多元了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讨论了艺术创新和人们的审美习惯之间的联系,重点强调了“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如何突破艺术的常规,文章中的艺术常规很显然是指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革命文学意识形态。《上海文学》1981年第12期。
    (15)刘再复《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刘再复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了文革时期把“阶级观念极端,把人变成了‘非人'”。《读书》1986年第8期。
    (1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第6期和1986第1期.
    (17)、“接合”是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概念,主要是在人们思考后结构主义之后普遍性的陈述如何可能的问题过程,提出的概念。“接合”英语"articulation",原意是连接,并合,即使把一些东西通过某些环节结合在一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非、巴特勒包括齐泽克都对这个概念表示过浓厚的兴趣。他们由此把诸如普遍意义上的阶级意识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看作是在一种特殊历史和意识形态条件下的暂时性组合,一种反抗性经验的暂时性、策略性的组合。“接合”概念的意义主要在于使人们在后现代知识条件下,获得了进行普遍性言说的可能。比如,“阶级意识”作为一种普遍性意义上的陈述,按照拉克劳等人的意见,它的形 成取决于对广大零散的底层被压迫经验的成功“接合”--“也即是霸权的胜利”,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掌握着文领导权的社会空间里,“任何‘普遍阶级'都将是劳工运动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任何基础的自主而必然运动的结果。”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45页、47页,胡太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关于什么是阶级意识的“接合”,以及“接合”所产生的文政治意义,伯明翰学派的霍尔在一次访谈曾作过详细解释:“一个联结(接合)乃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个不同原素形成一个统一体的一种接合形式。这环扣并非永远都是必然的、被决定的、绝对的以及本质的……接合理论问的是一个意识形态如何发现其主体,而不是主体如何认定属于他的必然且不可避免的想法;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意识形态如何赋予人民力量,使他们开始对自己的历史情境有所意识或理解,而不会把这些理解型式约为他们的社经或阶级位置,或是其社会地位。”《后现代主义、接合理论与文研究--斯图加特·霍尔访谈录》,陈光兴等录,文研究网2003年8月26日。如果从“接合”的角度出发理解问题,那么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走到历史前台”的“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先验的、必然的阶级主体,而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的偶然的、策略性的“召唤”。与此相应的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中所表达的“底层主体意识及其经验”也是革命文艺“接合”的结果,而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鲜活、朴素的、生动的,是直接从底层和人性内部进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工农阶级”包括“农民阶级”是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陈述,同时又不是一个“天然”的底层想象维度。问题放到八十年代,我们知道,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思想无疑掌控了当年的文霸权,我们今天回顾那段文和思想历程,毫无疑问,80年代最响亮的口号“个人写作”(包括“纯文学”)确实排除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但是,正是在一切历史包括“人”和文学都被试图“国有”的历史空间中,“个人”(包括“纯文学”)等范畴获得了自身的反抗能量。因为,当时如果有底层,那么这个“底层”也许就是“个人”。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当时没有经济、政治等其它方面的不公正,而是在底层言说的普遍性、有效性层面上--“个人”话语已有效地接合了当时零碎的同时也是千差万别的被压抑经验,比如民间宗族祭祀、地方信仰等民间社会的集体反抗经验,也可以用个人信仰自由来有效表述。创作自由、文学的独立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个人”获得了被“统一”表述的可能性。
    (18)、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强调:“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 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做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在“文学主体性”理论中,刘再复还区分了“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概念,并对它们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繁杂的辨析。越过这些繁杂的理论推演,我们可以看到,其所提出的“主体性”原则最终都归结到“个人”身上--即文学创作必须尊重作家的精神自由:“作家从内外各种束缚、各种限制中超越出来,其结果就是获得一种内心的大自由……作家的主体力量获得充分的解放,这就形成了文学创造最好的内心环境.”《文学评论》1985第6期和1986第1期.
    (19)、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20)、李劫《关于建立文学语言学的断想--我的理论转折》,《上海文论》1987年第3期。
    (21)、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22)、黄万华《在治史的根本问题上重新发言--中国文学史(古、现、当代)研讨会侧记》,文章记录了当时一些青年批评家对文学史的看法,王晓明在会上提出了“必须抛弃以往文学史研究中非常普遍的机械进论,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可以写文学的停滞史,衰败史”。会上李劫还提出要“扬弃那些打着唯物旗号的实用主义传统,而以人类的历史在其本质上是精神活动的史,而文学史、艺术史是其最为精粹的部分作为建构文学史的出发点”,李劼的这个看法几乎相当于写文明史。《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23)、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
    (24)、刘再复所强调的“现代人”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所谓更注重“内在精神”、“内在意识”。《论文学的主体性》强调了一个“内宇宙”概念,《文学评论》1985第6期和1986第1期。《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则认为:“新时期的作家又进一步把人深,把人物性格深。我们看到人的内在性格世界,比起‘五四'时期那些作家笔下的人物,更加复杂了,也更具有现代人的意识了.”《读书》1986年第8期。
    (25)、朱光潜《诗论》313页,三联书店1998年。
    (26)、李劫所构想的“审美精神和语言能力的消长史”,从“五四”时期开始出现,后来失落,1985年在更高层次上回归。《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4)论略》,《黄河》1988年第1期。
    (27)、李劫、黄子平问答《文学史框架及其他》,《北京文学》1988年第7期。
    (28)、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29)、尹鸿《怎样重写“文学”史》,《北方论丛》1989年第2期。
    (30)、南帆《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序言》,《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三联书店1987年。
    (31)、南帆与黄子平在一次问答中,谈到了时代精神与艺术模式变革的关系。黄子平问:“理解当代对于小说的具体要求,亦即理解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小说艺术……如果我们把‘时代要求'看作于外在于小说艺术的,弄不好就会把它搞成同样是抽象的‘写中心'之类的强加的先验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南帆回答:“如何在社会历史符号与艺术符号关系中找到‘中介'?我把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看作‘中介'”,“社会历史的变迁在审美主体的接收与重新输出过程中悄然地改造了原有的艺术符号。”《北京文学》1988年第11期。
    (32)、陶东风《文学史:走出自律与他律的双重困境》,《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33)、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478页-4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34)、黄修己在这一句话的后面补充说明道:“但由于‘现代'这一概念含有特定的时代内涵,所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又是现代文学的主流,因而也是现代文学史的中心内容。” 《中国现代文学简史》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3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36)、王瑶《新文学史稿》(上册)15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37)、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204页-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38)、同上。
    (39)、《中国现代文学史》云南大学等十四院校编,第七章第一节专节评述了周作人,384页--385页,不仅明确肯定了艺术成就,而且还提别提到周作人的《平民文学》比“‘人的文学'具有更大的进步意义”,云南大学等十四院校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40)、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明确指出:除鲁迅外“语丝社其他散文作者中,以周作人的成就为突出”,并且用“开拓”这样的词句评价了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周作人散文中更能体现他的风格的小品文……以其趣味性和知识性来吸引人.这 对于白话散文的题材来说,也是一种开拓”而至于思想政治评价,只是轻描淡写地在后面提到,他的《吃茶》“这种闲适隐逸的情思,只能起到引导着人们脱离现实,玩物丧志的作用。”114页-11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41)、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23-12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42)、钱理群《动荡时代人生路的追寻与困惑》,《周作人--评说八十年》程光炜编,320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
    (43)、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认为,“只有拒绝了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依赖,坚持用个人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批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是从自我价值的确认到用个人的影响去推动社会进步之间,并不是一步就能跨过去的,这中间有个环节,那就是价值观念的转,即知识分子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关于这个价值观念,陈思和以西方知识分子为例,说明“近代知识分子与职业政治家的区别之一,是他们首先在专业上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他们是用另外一种价值标准(知识即理性精神)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很显然,根据这个界定是,文学知识分子首先要在“审美”方面获得成就,然后通过这个专业的“审美精神”来影响社会。而这种专业的“审美精神”如何推动社会进步,其基本的依托是“个人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
    (1)、王晓明《潜流与旋涡·序言》,《潜流与旋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1年。
    (2)、钱理群《返观与重构》,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3)、刘再复《“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文汇报》1989年4月22日。
    (4)、王培元《文学研究的个性与文学性--漫评赵园的现代文学研究》,文章认为:《艰难的选择》“由中国现代知识者的‘思想体系'、‘心灵历史'、‘精神史的特定角度,切入了整个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并采摘了丰美的学术硕果。选择知识分子者作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角,充分表明了作者深刻的识见和独到的眼光。”,《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
    (5)、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读书》1985年第10期。
    (6)、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指出:“启蒙与救亡(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文章发表在1986年《走向未来》的创刊号上。后来在王元主持下,《新启蒙》创刊于1988年10月,先后出版发行了4册,分别为《时代与选择》(1988年10月)、《危机与改革》(1988年12月)、《论异概念》(1989年2月)、《庐山会议教训》(1989年4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7)、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1985年7月8日《文汇报》。
    (8)、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描述了具有“主体性”的作家的精神“超常、超前、超我”等方面的特性,其中“超前性”是“具有巨大的历史穿透视力和预见性,能超越世俗世界的时空局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再复所期望的这种“主体性”浪漫主义特征相当鲜明。《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9)、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10)、(11)、(13)、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2)、该信写于1944年4月2日,发表于1982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一同发表的还有毛泽东写给茅盾等文艺界人士的其他几封信,时间跨度从1939年到1949年。
    (14)、转引自《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第42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同一时期,瞿秋白说道:“他们要改造这个世界,还要改造自己,改造广大的群众。他们要肃清统治阶级思想上的影响,肃清统治阶级的意识上的影响。现在剥削制度之下的一定的阶级关系,规定着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所以新兴阶级要革命,同时也就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这是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人生观的武器。”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现代》1932,1。
    (15)、关于阶级“接合”,“阶级性”作为一种普遍性意义上的“底层经验”表述,按照当代西方左派人物拉克劳等人的意见,它的形成取决于对前者的成功“接合”--“也即是霸权的胜利”,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掌握着文领导权的社会空间里,“任何‘普遍阶级'都将是劳工运动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任何基础的自主而必然运动的结果。”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45页、47页,胡太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16)、南帆《后革命的转移》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7)、(19)、钱理群《胡风与五四传统》,《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钱理群1989年发表的《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当年人们所理解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在“国家意识形态”(革命文学意识形态)之外提出的概念。钱在这里引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话说:“对‘国家主义'以至‘爱国主义'的批判,就成为五四新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恰恰是我们过去所严重忽视了的。《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18)、刘再复《“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文艺报》1989年4月22日、1989年4月29日。
    (20)、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文章发表在1986年《走向未来》的创刊号上面。
    (21)、李新宇《大众大众的冲突--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22)、李劼《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4)论略》,《黄河》1988年第1期。
    (23)、王晓明《潜流与旋涡·序言》,《潜流与旋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1年。
    (24)、顾颉刚《古史辩·自序》,《古史辩》(第1册)29页,朴社1926年。
    (25)、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序》,转引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6)、王富仁《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心态》,《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27)、谢冕《盗火者的悲凉》中认为:不仅有一个旧封建传统亟待清算,“而且还有一个以最时新的名目出现的新的封建意识需要清算。”赵园《由魏晋名士想到五四知识分子》中认为,魏晋名士好“‘清谈'并不只是‘智力游戏',‘语言游戏',而有其严重意味,是对于其作为士的生存方式的营造。”同见《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28)、关于“工具理性”增长所带来的文明后果,马克斯·韦伯说道“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42页-143页,于晓译,三联书店1987年。
    (29)、赵园《由魏晋名士想到五四知识分子》,《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30)、《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173页,(美)拉登·塞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31)、这一年受现代主义影响的文艺创作涉及整个文艺领域,在美术界通常称为“85新潮”。而在文学领域,李劼认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文学才开始真正彻底“结束了封闭状态”,见李劼、黄子平问答《文学史框架及其他》,《北京文学》1988年第7期。
    (32)、《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33)、何新认为,这个时代不需要《无主题变奏》的多余人,太奢侈,《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和多余者》,《读书》1985年第1期。
    (34)、(35)、(36)阳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文艺报》1988年月30日。
    (37)南帆《后革命的转移》2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8)、洪子诚《当代文学史》2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9)、洪子诚《当代文学史》2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0)、阳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文艺报》1988年月30日。
    (41)、王晓明这篇文章写于1995年9月,收入《思想与文学之间》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42)、《读书》杂志1985年组织了一次关于俗文学的座谈会,这是刘再复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刘再复在提到了俗文学的出现有利于审美的多样之后,指出俗文学在整个审美系统中,处于比较低级的审美层次,“带有原始思维的特点”、“艺术趣味很低”。《谈谈俗文学(记一个座谈会)》,《读书》1985年第5期。
    (43)、王蒙在《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中提到了三点,可以看作是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告诫:“一、不要企图人为地为人文精神奠定唯一的衡量标尺;二、不要企图在人文精神与非人文精神中间画出明确无疑的界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三、不要以假定的或者引进的人文精神作为取舍的唯一依据,就是说不要搞精神价值的定于一与排他性。”,《文汇报》1993年3月23日。
    (44)、王富仁《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心态》,《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45)、王晓明《思想与文学之间》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46)、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7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
    (47)、(48)、唐弢《严家炎<求实集>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49)、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丛刊》1980年第4辑。
    (50)、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51)、钱玄同《“黑幕”书》,《新青年》6卷1号。
    (52)、1914年《礼拜六》出版赘言描绘了一个轻松愉快地阅读小说的情景:“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礼拜六》杂志第1期1914年6月6日。
    (53)、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这样叙述“鸳鸯蝴蝶派”,“在民国初的七八年中,犹如政治上革命高潮的低落一样,晚清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主流也暂时退潮了,当时泛滥文坛的是喧嚣一时的反动逆流--‘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这里引的内容引自《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13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54)、引自《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14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55)、《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提到:“在这反动文学的汪洋大海包围中,现实主义文学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抗争,但也没有被消灭。这时期还是出现了一部分比较真实反映现实生活和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小说”,其中提到了周瘦鹃。引自《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16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56)、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57)、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三)481页,其中给予了《巷战之夜》和《八十一梦》很高的评价,比如认为《巷战之夜》“作品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日寇侵占天津时的狂轰滥炸和血腥杀戮,用满腔热情的笔触,刻划下层官兵与天津人民同心协力浴血奋战,抗击侵略者。这部中篇基本上没有鸳鸯蝴蝶派陈腔俗套,很是难能可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58)、《试论鸳鸯蝴蝶派》,江苏师院现代文学教研室集体研究,范伯群执笔,《丛刊》1981年第2期。
    (59)、袁进《觉醒与逃避--论民初言情小说》中明确给予了这个定位:“只要把民初言情小说放到晚清言情小说与五四爱情小说之间考察,我们便不难发现民初言情小说的过渡作用。”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109页。袁进这篇文章原来是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中的内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后来收入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中国出版集团2003年。
    (60)、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第一个十年第二章第一节《文学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中认为,对“鸳鸯蝴蝶派”等封建旧文学的批判“不是就事论事地否定个别具体作品,而是深挖‘文以载道'的、游戏消遣的种种传统文学观念的根源,揭露旧文学观念为封建制度及其整个思想体系服务的反动本质,充分显示了新的文学观念的思想威力”。《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61)、夏志清认为《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史》26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62)、黄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简史》还出现了新感觉派、九叶派、钱钟书等人。关于张爱铃的评价见《中国现代文学史简史》35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63)、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传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颜纯均1982年发表于《文学评论丛刊》15 辑的《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应该是新时期第一篇比较严谨充实地评论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文章。
    (64)、正如王宏志所概括:“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大部分文学史著基本没有脱离黄修己的论述模式。大抵来说,差不多所有在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里出现的讨论,重点都是放在张爱玲的小说的内容上。”见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27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65)、唐小兵《蝶影花影惜分飞》,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110页-116页,中国出版集团2003年。
    (66)、李欧梵《晚清文、文学与现代性》,上传日期:2003-4-20,http://www.liyangwz.com。此外,李欧梵《上海摩登》谈到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还指出:“作为‘想象性社区'民族之所以成为可能,不光是因为像梁启超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倡言了新概念和新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大众出版业的影响。”《上海摩登》56页,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7)、(68)、王宏志《张爱玲与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书写》,收入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这两条引用内容见该书276页,28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69)、温儒敏《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文章见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这条引用内容见该书2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70)、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586页--58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71)、温儒敏《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文章见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这条引用内容见该书27页-28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72)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78页,三联书店2004年版。
    (73)、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79页,三联书店2004年版。
    (74)、刘再复《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偏颇--对夏先生回应的回应》,文章见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这条引用内容见该书4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75)、李劼《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4)论略》,《黄河》1988年第1期。
    (1)、刘再复《“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文艺报》1989年4月22日、1989年4月29日。
    (2)、高晓声“因为在探索当代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上,作品提出了农民自身责任的问题,因此,这些小说被有的批评家看作是继续了鲁迅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洪子诚《当代文学史》2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4)、以上关于“农民”概念的考据材料,见李博(德)《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茅盾作为记者写给读者谭国棠的回信,信原载于1922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本文引自己《1913-1936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2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关于阿Q的精神意识属于“上层阶级”精神表现,在“革命文学”提出后,为了证明作为底层群体的“农民”阶级已经有了反抗性,这方面的言论更多。冯乃超1928年发表的《留声机器本事》甚至认为:“官僚,大地主阶级支配着的那时代的中国的思想,--燕生所谓阿Q的时代的精神--代表着中国新兴布尔乔亚的思想,不能以民族精神一句话笼统概括。这儿只有阶级的分别与对立。” 《1913-1936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39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6)、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1913-1936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33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7)、钱杏邨1930年发表的《现代中国文学论》(第二章),承认了由阿Q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原因是受到了“封建势力”的精神支配,“因为当时的农民才从帝王子民的梦境里醒悟过来,当时他们的进步分子所能意识到的革命,只是一种单纯的复仇观念,他们对当时的革命已经不能理解,至于阶级的觉醒,那更是根本谈不上的了。”钱杏邨在这里所着重强调的是“阶级”意识的“启蒙”,而不是启蒙主义者所谓强调的“国民性”批判中的“启蒙”。《1913-1936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52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8)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18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李大钊和另一位中共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是比较早关注“农民”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早期中共人物。关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邓中夏1923年12月29日在《中国青年》发文章不点名批评了陈独秀。此前,陈独秀1923年12月1日在《中国国民革命与 社会各阶级》中认为农民“散漫”、“保守”、“苟安”,难以加入革命运动。邓中夏认为,固然农民的思想保守,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国农民有革命的可能”。既然农民潜藏着巨大的革命性和有这种特长,邓中夏认为应该唤醒农民为国民利益而奋斗,同时他还探讨了农民问题和无产阶级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呼吁革命青年到“民间去”、教育农民、组织农民,使农民运动更加“有声有色”。《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17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9)、李何林《从“国民性”问题谈<阿Q正传>》,见《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340页,鲍晶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毛泽东《致周扬》(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信中说:“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是否恰当,还请斟酌。”收入《毛泽东文艺论集》2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11)、周立波1935年发表在《读书生活》上的《替阿Q辩护》还认为阿Q身上的特性不属于传统,而且“就令中国有这种传统特性,也不应当派在阿Q这样的农民头上,阿Q不认识字,接受这种精神遗产是很难的。”周立波最后认为,“我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怒目主义是南方中国的小农,经过了太平天国的失败,经过了辛亥革命的无代价的牺牲以后的一种失败心理的特殊表现。”《1913-1936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1203页-120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2)、王瑶《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上册)10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13)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4)、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56页,其中还说道:“阿Q虽然有自己的独特性,但这个形象实在地也概括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普遍的精神状态。”《中国现代文学简史》5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15)、《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序言》,《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鲍晶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6)、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8页,其中还提到“小说对末庄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揭示出阿Q精神胜利法与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的联系,与小生产者的落后、闭塞、保守、软弱地位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接连失败的中华古国屈辱地位的产物,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饰民族落后与被奴役命运的民族精神状态,即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弱点'。”这个表述已经明确把“农民”作为“国民性”的主要承载者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7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17)、刘再复《“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文艺报》1989年4月22日、1989年4月29日。
    (18)、(19)、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上海文论》1988年第期。
    (20)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59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21)、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2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523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4)、胡适《<歌谣周刊>复刊词》,《胡适文集》(第10卷)774-7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5)、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序》,《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
    (26)、(27)《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43页、45页,序言45页中还提到:“他们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创造者,他们也是世界的新文学的创造者。”曾小逸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28)、《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55页,曾小逸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29)、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08页-10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30)、王富仁《在广阔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如果说王富仁是在“世界”意识中无法接受沈从文,那么左翼革命文学的捍卫者则是在“阶级”意识中无法容忍沈从文对“乡村”生活的 美,两者事实上共同表现出了对“乡村”进行再改造的企图。1947年发表的杨华《论沈从文的<从现实学习>》认为,无法帮助人们认识社会,沈从文的多产“于国家何补”、于“人民的觉醒何异?”,1947年1月日《文萃》周刊。1983年陈卫平发表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偏颇观点》也是认为,诸如沈从文、老舍、钱钟书“这三位作家都是有着显著艺术特色的作家,但是有些作家的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比如沈从文在表现下层人民的不幸与痛苦时,经常是站在圈子外面带者同情甚至玩味的态度的,他对他所描写的对象所遭受到的痛苦没有共同的感受。特别是他的大多数描写中国农村的作品,都带有一种原始的,神秘的,幻想的色彩,这使得当时就有人认为他的作品‘使人有几分怀疑这不是中国,混战下的中国的领土'。”《鲁迅研究》1983年第5期。
    (31)、刘旭《高晓声与他的“国民性话语”--兼谈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华东师大学报》2008年第3期。
    (32)、梁启超《告小说家》,《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1号1915年。
    (33)、(34)、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2部)1514页、1530页,三联书店2004年。
    (35)、李陀、乌热尔图《创作通信》,载《人民文学》1984年第3期。
    (36)、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37)、南帆《后革命的转移》1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8)、郑万隆《不断开掘自己脚下的文岩层》,《小说潮》1985年第7期。
    (39)、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40)、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41)、李泽厚《两点祝愿》,《文艺报》1985年7月27日。
    (42)、张炯《文学寻“根”之我见》,《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
    (43)、韩抗《文学寻“根”之我见》,《芙蓉》1986年第1期。
    (44)、方克强《寻根者:原始倾向与半原始主义》,《上海文学》1989年第3期。
    (45)、李杭育《“文”的尴尬》,他在文章中说:“世界上那些大作家,中国的也在内,没有哪一个是缺乏他的民族意识和天赋个性的,也没有哪一个对他的民族的文只是一知半解的。大作家全都是他那个民族的精神上的代表”,然而面对中国“这个并不可意的民族意识”,“偏偏我做了作家,并且还巴望长远地做下去,我就自讨苦吃地陷入了这个矛盾里了:一方面,很清楚地知道我所承受的民族意识有多么糟 糕,一方面又不得不顽固地捍卫它,生怕除此而外我就什么也没有了。”《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46)、陈骏涛《寻“根”,一股新的文学潮头》,《青春》1985年第11期。
    (47)、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48)、唐弢《“一思而行”-关于“寻根”》,《人民日报》1986年4月30日。
    (49)、宋耀良《文学、文、心态》,《福建文学》1986年第3期。
    (50)、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文汇报》1986年9月8日。
    (51)、如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中认为,“湘西牧歌”是“希望之歌”,《读书》1984年第8期。吴立昌《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则认为,表现了底层人民“社会地位低下而闪发人性的光辉,这正是沈从文反封建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自然流露。”《文艺论丛》第17辑1983年。
    (52)、凌宇《沈从文:探索“生命”的底蕴》,认为沈从文“谱写了生命的乐章”,表现了生命的“自然、自在、自由”三种形态,从而既批判了“落后文明”,同时也力图挣脱“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束缚”,文章收入《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曾小逸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53)、凌宇《从苗汉文和中西文的撞击看沈从文》,在这篇文章里,汉族文和“城里人”在“现代文明”的束缚下形成了民族的劣根本性,而另一面则是“乡下人”,植根于湘西古老民族文土壤的朴素的人性之美。由此沈从文以“生命为核心的人生观”表达了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的统一,体现了民族忧患意识。《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
    (54)、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不仅认为沈从文的城乡二元对立是‘静态'和缺乏‘历史维度'”,而且还指出沈从文“太依赖传统哲学,老庄思想使作品的思想出现了陈腐(即人们所认为的缺乏时代感、现代感),《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5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321页-32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56)、朱光潜《关于沈从文同志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其中说道:“据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朱光潜在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了沈从文的“人性论”,《湘江文学》1983年第1期。
    (1)、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读书》 编者按,《读书》1985年第10期。
    (2)、(3)、《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47页、45页、曾小逸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4)、李劼、黄子平问答《文学史框架及其它》,李劼在问答中说到:“这里的‘二十世纪'已经不是物理时间的标记而是一种文思潮的象征性定语了,就像我们说十九世纪文艺一样,是一个有具体内涵的特定概念。而且‘从二十世纪文学'的特殊涵义来谈论卡夫卡到鲁迅到聂鲁达等等各国作家和各地区的文学,也即是说,谈论‘世界文学',我们就可以得到各地作家之间的那种关联性和世界文学的整体性。因为在此,凡是全然不具备‘二十世纪文学'特性的文学现象,都是省略的,诸如‘两结合'、 ‘三突出'之类。”《北京文学》1988年第7期。
    (5)、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275页,李陀在访谈中提到了“新启蒙的思想局限”,三联书店2006年。
    (6)、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7)、李劼、黄子平问答《文学史框架及其它》,《北京文学》1988年第7期。
    (8)、徐迟《吸收外国文艺精华总和》,《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创刊号。
    (9)、李怡《“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 --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个关键词汇》,“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中国学人重提‘比较文学'首先是在外国文学研究界,然而却是在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介入,或者说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将它作为一种‘方法'加以引入之后,才得到长足的发展。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倡导者不少本身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杰出学者,如贾植芳、乐黛云、王富仁、温儒敏等人,甚至还是已经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人物,如钱钟书、卞之琳、袁可嘉、郑敏、施蛰存等”,“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说:‘我们称之为“新时期”的文学研究,热热闹闹地搞了10多年,各种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都“红”过一阵子。“热”过一阵子,但“年终结帐”,细细一核算,我认为在这十几年中扎根扎得最深,基础奠定得最牢固,发展得最坚实,取得的成就最大的,还是最初“红”过一阵而后来已被多数人习焉不察的比较文学。'”《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0)王富仁《在广阔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中说到:“当对中国封建文传统的整体性否定形式和对外国文的整体性肯定形式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强度时,中国现代文学的革新仍然无法得到实现,中国国现代文学仍然无法 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母腹中被催生出来。”,《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11)、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一)19页-20页,唐弢在谈到“外来影响”时,还突出了阶级论方面的论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事实上当年关于“外来影响”与所谓“本民族传统”之争,其实质不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在何种阶级论立场下吸收“外来影响”,创建“现代中国文学”问题。唐弢说到:“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日本、印度的一些文学名著,从这时起较有系统地陆续被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使中国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开始有了‘共同的语言',帮助了中国新文学进一步摆脱旧文学的种种束缚,促进了它的改变和发展。由于当时许多人还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分不清外国文学中的精华与糟粕,积极部分与消极部分,因此在译介大量优秀作品的同时也推荐了不少平庸甚至反动的作品……但是,‘五四'似乎器对外国文学的介绍,总的说来仍然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45页-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2)、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一)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3)、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一)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5)、(17)、《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解放军报》1966年5月29日。
    (16)、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1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8)、文部批判组《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红旗》第1期。
    (19)、徐迟《吸收外国文艺精华总和》,《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创刊号。
    (20)、童怀周《从五四文学到四五文学》,《上海文学》1979年第5期。
    (21)、李何林在写于1939年的《五四以来文艺思想的发展》中明确指出:“如以这二十年文艺思想发展的‘阶级性'来讲,实在只有二种思想作为主要的潮流支配着这二十多年的文艺界。即1917年到1927年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萌芽的时代;由1927年到1937年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发展的年代。”216页。因为认为“五四”时期的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为纠正这个观点,1948年何干之在致李何林的信中指出:“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之下发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业已经日趋没落的资 产阶级思想,是不能起领导作用的。”247页。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范文澜说得更明确,不能从是数量上而是“从发展的一方面着眼得出的结论”250页(从发展愿望或“发展方向”来写作文学史,从这一点来看,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和李劼的“二十世纪文学”在文学史思维机制方面何其相似)。经过这一系列的讨论学习,李何林后来1950年写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说道:“没有看出从‘五四'一开始,无产阶级思想就在起着领导作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只支配着极少数的作家”45页。以上引文引自《李何林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22)、李何林《“五四”以来中国文艺思想的发展》序说中提到的“文学革命”时期的文艺思想其实就是曾小逸想象的“世界”,李何林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一方面受了各国近二、三百年文艺思潮的印象,一方面因为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的演变,使中国的文艺思想,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欧洲各国从十八世纪以来所有各文艺思想流派的内容。” 《李何林文论选》2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23)、(24)、(25)、《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15页、22页、32页,曾小逸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26)、(27)、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民族意识》《读书》,《读书》1985年第12期。
    (28)、陈越《民族:一个防御性的口号》中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民族“概念的产生是“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打破了各民族封闭的状态,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联系与交流,外来民族文也同时形成巨大的冲击力。为了民族的全面的自卫防御性,这才有较为落后的民族产生民族口号的可能性。”而中国的“民族”概念产生于三十年代的抗日环境中,对付帝国主义有一种“对抗性”,而当前是和平状态“作为特定历史对抗性的产物的民族口号本来应该成为历史现象了”。《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文章发表后,同年梁一孺发表了《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与陈越同志商榷》中说到:“每一种民族文学,不管它处于何种社会发展阶段,都可以从别民族的文学经验中受益。忽视民族文学间相互依存、渗透、融合的一面,片面强调它们之间自卫、抗衡、对立的另一面,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这种观点对正常的民族文交流是有害的。”从对不同文学形式的包容性来说,这个观点无疑是比较中肯的看法。《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
    (29)、袁可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30)、钱中文《论当前文艺理论中的现代主义倾向--评<崛起的诗群>兼论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
    (31)、徐迟《现代与现代派》认为现代主义已经基本占领了西方文艺的各个领域,并且相信现代派文艺将创作出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理想主义作品,描绘出未来世界的新姿,《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32)、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33)、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34)、刘心武《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1982年第8期。
    (35)、陈丹晨《也谈现代派与中国文学--致冯骥才同志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11期。
    (36)、钱中文《论当前文艺理论中的现代主义倾向--评<崛起的诗群>兼论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文章指出:“‘崛起论'、‘汇合论',是文艺中的一种新的‘单流论'思想的表现,它的实质就是只承认现代主义文学是当今世界文学发展的主潮,而否定社会主义文学是文学发展的方向;它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融入现代主义文学,并以现代主义文学为主导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由这种文学来一统天下。”《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后来徐敬亚写得检讨文章,也是把重点放在了“方向”问题,徐敬亚《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人民日报》1984年3月5日。关于“现代派”与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陈粲《也谈现代派文学》还明确认为现代派已经过时,反映了没落阶级的思想。《文艺报》1983年第3期。在1983-1984年间的“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中,“三崛起”被看作是有“代表”性的“错误理论”,认为它们“程度不同并越来越系统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路线,比起文学领域中其它的错误理论更完整、更放肆”,因而“不能低估”“它们给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的混乱和损害”(注:重庆诗歌讨论会纪要,见《文艺报》1983年第12期。这期间对“崛起论”批评的重要文章,尚有《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郑伯农,《诗刊》1983年第6期。这篇文章又先后刊于《当代文艺思潮》、《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给徐敬亚的公开信》(程代熙,《诗刊》1983年第11期),《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柯岩,《诗刊》1983年第12期)等。
    (37)、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146页,三联书店2000年版。
    (38)、柳鸣九《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2期。
    (39)、李洁菲《评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上海文学》1989年第1期。
    (40)、1978年11月25日-12月6日,广州召开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这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前,各学科规划会,会议记录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
    (41)、唐弢《在民族的道路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序>》,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
    (4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认为赵树理这一代作家“在文学传统上,主要接受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外来的苏联文学以及中国民间文学的影响,与西方现代文学处于相对隔绝状态”,所以“文修养不足及由之产生的思想视野的相对狭窄,无疑对赵树理及同代作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们对于民间文遗产的吸取自然可以多少起一点补偿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59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43)、陈泓、熊黎辉《关于“走向世界文学及其他》,把这种新的文学史自我封闭机制归结为”传统“的延续,文章说到”传统的强调“客观规律”的现代文学研究,“肢解地、庸俗地、迷信地、而不是清醒地、审慎地使用‘发展'、 ‘规律'的背后,存在着中国大一统文的造神趋向性。总希冀有一个能解释一切的、裁决一切的理论框架。”而“走向世界文学并不难理解和接受。问题在于这些观点背后藏匿着的、以世界文学为新的终极价值尺度的造神倾向。沾沾自喜地谈论走向世界文学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心理的不成熟性和追求大一统价值尺度的传统性”。《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44)、曲本陆《文艺要清除精神污染》,认为现代派“个人主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宿命论等”、“这种社会观艺术观,既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也无助于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幸福,也是消极的”,《作家》1984年第1期。
    (45)、倪文尖、罗岗、蔡翔《八十年代文学的神话与历史》,《21世纪经济报道》(人文版),21世纪网2009年2月14日。
    (46)、王瑶《新文学史稿》(修订本)225页-22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47)、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4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48)冯光廉、朱德发等《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26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
    (49)、王瑶《新文学史稿》(修订本)225页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50)、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40页-14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51)、(52)、柳鸣九《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文章说道:“荒诞派”“这种手法看来违犯真实,实际上抓住了现实的某些本质,加以集中的夸张的表现,不仅没有违反艺术创作的规律,而且利用艺术创作的特点,更足以造成深刻的真实”,而关于“心理描写”方面,“他们力图夸大和深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并且在潜意识的描写上,在对人物心理活动复杂性的描写上,较原来的现实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2期。而程麻《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还甚至认为现实主义割裂了主观心灵的联系,《人民日报》1987年12月8日。
    (53)、文木《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应取的态度》,《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
    (54)、李丛中《朦胧诗的命运》从时代的角度说明“朦胧”,“有社会生活的朦胧,才有思想的朦胧”,《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第3期。《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应取的态度》也提到了文革经历与“现代派”产生的关系,“我们有过痛苦,至今还残留着某些难以愈合的创伤,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永远不会悲观的。”《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
    (55)高行健《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而李陀、张陵、王斌《“语言”的反叛》认为“语言”的反叛也有政治性,提到了语言创新对“先结构的粉碎”问题,《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
    (56)、邹平《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渐进》,《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而李洁菲《评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中认为“寻根文学”误解了“现代派”,“尽管西方现代主义‘奔向东方'在我们这里引起了‘寻根'之类的误解,但对它本身而言,这实际上刚好是与‘寻根'相反的一种精神--超于‘民族'及其文界限的‘世界精神'”。《上海文学》1989年第1期。
    (57)、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世界眼光》《读书》编者按,《读书》1985年第11期。
    (59)、敏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艺术杰作--喜见<围城>新版》,《新文艺 论丛》1981年第1期。该刊物同一期还发表了施咸荣《最伟大的中国现代小说--介绍国外对<围城>的评价》介绍了夏志清对《围城》的评价。而沈鹏年同年发表的《<围城>引起的回忆》,认为揭示了作品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有历史认识意义,曾经组织过上海地下党学习,《读书》1981年第7期。
    (59)、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49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60)、徐启华《评<围城>》,《书林》1984年第3期。《围城》出版后在1948年左右遭到了左翼的集体围攻,张羽认为《围城》是“一幅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画,是一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字滋阴补肾丸”,《从<围城>看钱钟书》,《同代人》第1年第1期1948年4月。无咎则指责《围城》的作者“我们还不能在他笔下见到烛光,因为他站在上帝所站的高处,毕竟没有深入更广大的人间的可能。”并且呼吁作者“别再给我们小市民读者以颓废和感伤,或否定一切的冷嘲,而给予以敢于愤怒和憎恶,并进一步给予以战斗。”1948年7月1日《小说》月刊第1卷第1期。
    (61)、王依民《读<写在人生边上>》,《读书》1986年第3期。
    (62)、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63)、温儒敏《三层意蕴说》,从反映社会、文反省到对现代人命运、三个层面的含义讨论了《围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1)、《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一辑)在《致读者》提到“发表当前有关文学史工作的动态、报道和对已经出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介绍、意见等。在《关于<活的中国>》的栏目里,有一篇署名“尼尔·威尔士”(斯诺的妻子)写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写了1917年-1937年,分为两个阶段。提到了超政治的作家沈从文,有浪漫主义风格。
    (2)、《新文学史料》1979年2月(第二辑),发表了很多左翼作家的回忆录。
    (3)、贺敬之《必须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2日
    (4)、张光年《驳文艺黑线专政论》,《人民日报》1977年12月7日。
    (5)、1978年5月20日出版的《人民文学》(1978年5期)在“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专栏下发表了林默涵1977年12月29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文学工作者揭批“文艺黑线 专政论”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等一组文章。《上海文学》1977年第3期发表了罗荪《“文艺黑线专政论”必须批判》。
    (6)、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4月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发表了王得后《给<上海文学>评论员的一封信》、吴世常《“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科学的口号》,邱明正《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一个不精的口号--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抨击了前两篇文章。
    (7)、《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开设了《关于为文艺正名的讨论》专栏,发表了顾经谭《文学的发展与“为文艺正名”》,张居华《坚持无产阶级的党的文学原则--“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容否定》,认为“否定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就是否定文艺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周宗岱《“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科学的口号吗?--驳吴世常同志》。
    (8)、《文艺报》评论员文章《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服务》,《文艺报》1979年第2期。
    (9、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社1979年版。
    (10)、王瑶:《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该文写于1979年,后作为《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代序。
    (11)、王瑶《“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的启示》,《红旗》1979年第5期。
    (8)、凌宇《试论“五四”时期文学现实主义的多样性》,《北京文艺》1979年第5期。
    (9)、叶子铭《评<林家铺子>--兼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1978年《文学评论》第3期。
    (10)、《文艺报》评论员文章,《文艺为四个现代服务》,《文艺报》1979年第2期。
    (11)、毛星《关于文艺的阶级性》,“既然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因而那些最能激动人心、社会影响和作用最大、有长期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就不能不具有和表现广大人民革命的或进步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成为社会革命和进步的号角”,《文学评论》1979年第2期。
    (12)、阎纲《神学、人学、文学》,认为“文学应该老老实实地还其本来面目,充当活生生的文学”,《文学评论》1979年第2期。
    (13)、《文学研究工作要适应四个现代的需要--全国文学学科研究规划会议略记》,会议1979年2月在昆明召开,如何理解文学的阶级性,如何理解文学的人性,如何理解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如何理解批判与继承的关系,等四个大部分,成为重点研究项目,为促进社会主义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而努力奋斗,《文学评论》1979年第2期。
    (14)、王保生、孟繁林《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优良传统》,“民主、科学、社会主义象一条鲜明的红线贯穿在‘五四'文革命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运动中。没有‘五四'文学革命,也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提到了“人的决定,人的发现,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文学评论》1979年第3期。
    (15)、《第四次文代会发言选登》,艾芜《繁荣文艺必须肃清封建流毒》,刘宾雁《人是目的,人是中心》,“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给国家造成的破坏,归根结底是对于人的破坏。”,《文学评论》1979年第6期。
    (16)、《人民文学》1977廿月发表了何其芳《毛泽东之歌》首次披露了毛关于“共同美”的论述,从1979年1月到1980年9月各地共有20多种报刊杂志发表了近七十篇有关人性问题的文章。
    (17)、王春元《关于写英雄人物理论问题的探讨》,认为是公式,概念的根源,《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
    (18)徐迟在1978年重新提出的(注:徐迟:《文艺与“现代”》,见《文艺报》,1978年3期。《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服务》,见1979年1月出版的《文艺报》2期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19)、《世界文学》1978年10月复刊。徐迟创刊辞《吸收外国文艺精华总和》,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批判了文革,同时把外国文艺也看作遗产。该刊稿约第五条:关于中外文学交流的研究。
    (20)、《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开始,开设了《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开始了影响研究,第一期就刊发了徐迟的《外国文学之于我》,重点谈了现代派。李万均《论外国短篇小说对鲁迅的影响》比较早开始了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影响研究。后来陆续有文章谈了“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瞿秋白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21)、1978年11月广州召开了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周扬发言强调了世界文学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同时也提到了世界文学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文学,“将来的文学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
    (22)、柳鸣九《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提到了颓废派的社会意义,同时提到了现代派的出现与时代的关系,《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2期。
    (23)、1978年于伶《抢救现代文艺资料》、谷苇《几点随想》,《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
    (24)、1979年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集中了七十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十多家出版社,国家“六五”重点项目。有外来影响的条目,不再有前言对现象作出历史评价,引导读者阅读。
    (25)、叶子铭,易水《从“五四”以后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想到的》,《文艺报》1979年第5期,“凡是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文学的发展的流派,就会获得支持和发展。”
    (26)、童华周《从五四文学到四五文学》,《上海文学》1979年第5期,明确提出“用民主精神对封建专制战斗,在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发扬民主精神,这就是五四文学所担负过的历史使命。”
    (27)、《总结建国三十年文学运动征文启事》,“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实事求是地回顾三十年来我国文学运动的发展历程,认真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为发展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借鉴”,《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
    (28)、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生活面广,了解底层人民,思想境界不高”。
    (1)、198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丛刊》第1期为此发了一系列文章。姚雪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法》,《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5期。马良春,沈斯亨<还历史本来面目>,<新文学论从>1980年第1期。
    (2)、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1980年7月31日至8月15日在庐山举行了大型学术讨论会,“将文艺与政治之间不可脱离的关系,强调为政治对文艺的统治和支配关系”,是“封建社会‘文以载道'的表现形式”。
    (3)、罗荪《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文艺、生活、政治》,认为“艺术首先是艺术,否则就取消了艺术,也就取消了政治”。
    (4)、王若水《文艺与人的异》,错误的路线,也会使文艺脱离人民,成为异的文艺《上海文学》1980年第9期。
    (5)、查志华《对“深入生活”这个口号的再认识》,《上海文学》1980年第11期。
    (6)、1980年初《福建文学》开辟了“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章明《诗刊》1980年第8期《令人气闷的朦胧》分析了杜运燮《秋》、李小雨《夜》认为“朦胧的不懂”。从1981年、1982年《诗刊》、《作品》、《星火》、《诗探索》、《文汇报》就“朦胧诗”问题展开讨论。
    (7)、《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开辟了“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到1982年第1期共6期,发表了大约二十几篇文章。《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梦魇》,《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既然世界是荒诞的,文学作品描写荒诞才能达到最高 的真实。《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应取的态度》,对“现代派”与西方现实的关系,谈得比较透彻,放在新文学史上,外来文学对反帝反封建起到了鼓舞作用,学习西方是为了开辟出路,能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不能引进西方的文学艺术。
    (8)、姚雪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法》,《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5期。
    (9)、陈辽<又一个“”字>,<新港>1980年第10期,讨论了六十年来的文学经验。
    (10)、《新文艺论丛》1980年第2期有三篇关于“时代精神”讨论的文章,针对周谷城《时代精神再解释》“时代精神汇合论”,还是时代精神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也是对周谷城1962年在《新建设》12期中提出了“汇合论”后产生的有关讨论的回应。周忠厚《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就时代精神问题与周谷城先生商榷》,周谷城《互相客气,明辨是非》除了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回应了周的批评。曾繁仁《关于时代精神问题的几点浅见》反对汇合论。郁沅《时代精神与“时代”的精神》认为时代精神应该代表历史的方向(姚文元《略论时代精神问题》,《光明日报》1963年9月24日)。
    (11)、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外国文学刊物达到了四十多种,占1980年前后创办的刊物的绝大多数,国内大型文学刊物《当代》也登载了外国文学,研究性刊物有《研究》和社科院外文所的《研究集刊》,《外国文学资料丛刊》从1978年至1980年6月,在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有关外国文学的论文有一千两百多篇,处了专业性刊物外,发表外国文学作品和评论的其他文艺刊物和非文艺刊物有八十余种之多。
    (12)、马良春,沈斯亨《还历史本来面目》,《新文学论从》1980年第1期。
    (1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海南师专讨论会《六十年文学纵横谈》,《海南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
    (14)、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记之一》,《丛刊》1980年第4辑。
    (15)、刘献基,周建基《几点想法》,《丛刊》1980年第4期。谈到了实事求是,分期问题。
    (16)、《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17)、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 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文学史是科学,不能用抽象的理论代替,反对研究鸳蝴派和旧体诗,真实性、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还提到了借鉴外人研究,沈从文评价问题,《丛刊》1980年第4辑。
    (18)、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绪论》,《丛刊》1980年第三辑《现代文学史研究专栏》。
    (19)、辛宇《评一部新编的现代文学史--评北大、南大等九院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出“注意历史主义地按照反帝反封建的标准衡量作家作品”。
    (20)、凌宇的《从苗汉文与中西文的撞击--看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
    (21)、《答凌宇问--沈从文先生谈自己的创作》,《丛刊》1980年第4期。歌颂下层人民与改造国民性没有关系,描写下层不是因为要歌颂下层人民的美德。金介甫《沈从文论》,《钟山》1980年第4期。
    (22)、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1月,五年内重印了四次,累计二十五万八千五百册。
    (23)、《喜见<围城>英译本问世》,香港《南北极》123期,1980年8月。
    (1)、王愚《艺术真实是再现了的生活真实--关于文艺真实性的探索》,《新文艺论丛》1981年第2期。
    (2)、徐俊西《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定义》,认为典型人物不一定是时代正面社会力量的本质反映,《上海文学》1981年第1期。
    (3)、毛时安《现实主义的局限和现代主义的崛起》,认为现实主义在主观方面比较薄弱,《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
    (4)、1981年,严家炎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的贡献》中明确将 中国现代文学的追求定位为中国文学现代
    (5)、张建勇,辛宇《1980年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1年)(提出了将五四和当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6)、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
    (7)、臧克家指出,“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门户开放以后,…有一些外国资产阶级腐朽落后的文艺思潮和流派,在我国也泛滥起来,这是‘朦胧诗'等产生的国际方面的影响”《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8)、艾青认为,“朦胧诗”的创作者和提供者的“理论的核心,就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只照自己,每个人陶醉于自我欣赏”,“这种理论,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
    (9)、毛时安《现实主义的局限和现代主义的崛起》,认为现实主义在主观方面比较薄弱,与现代主义并立,《华东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
    (10)、李陀《论“各式各样的小说”》,认为“内向性”是“主体性”的表现,《十月》1982年第6期。
    (11)、孟希良、朱东宇《试谈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积极影响》,《丛刊》1981年第2期。
    (12)、孟希良、朱东宇《试谈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积极影响》,《丛刊》1981年第2期。
    (13)、周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丹东师专学报》1981年第1期。
    (14)、陈辽《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3期。该书由陈荒煤做顾问,冯刚等十八人编。
    (15)、俞元桂等《中国现代散文发展概观》(同上)。
    (16)、单宁《贵在有史识--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史笔上坚持从历史实际出发的原则,不以观点的故意标新立异取胜,而以史料入手,进行客观的叙述,深细的分析见长”,“力图使现代文学史成为名副其实地成为现代文学史”,《文学评论》1981年第4期。
    (17)、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强调了鲁迅的反封建精神,鲁迅小说对象征主义等外来文学的吸收,“这是鲁迅这位开山祖师对中国文学现代的又一重大贡献”,《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18)、吴亮《艺术使世界多元了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讨论了艺术创新和人们的审美习惯之间的联系,《上海文学》1981年第12期。
    (19)、《试论鸳鸯蝴蝶派》,江苏师院现代文学教研室集体研究,范伯群执笔,《丛刊》1981年第2期。
    (20)、马旷源《从‘人的文学'到‘平民文学'--试论五四时期的周作人》,《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4期。提到了“人道主义”,五四的反封建民主主义精神。
    (21)、李健吾《咀华新篇·重读<围城>》,《文艺报》1981年第3期。
    (22)、敏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艺术杰作--喜见<围城>新版》,《新文艺论丛》1981年第1期。
    (23)、施咸荣《最伟大的中国现代小说--介绍国外对<围城>的评价》(同上)。
    (24)、郭志刚《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围城>》,《光明日报》1981年3月4日。
    (26)、钱中书《<围城>日译本序》,认为现在对“这本书不满意了”,《读书》1981年第10期。
    (27)、吴福辉《现代病态社会的机智讽刺--<猫>和钱钟书小说艺术的独创性》,《十月》(28)、沈鹏年《<围城>引起的回忆》,认为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有历史认识意义,曾经组织过上海地下党学习,《读书》1981年第7期。
    (29)、李健吾《重读<围城>》,认为反映了“沦陷区”的情况,《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1期。
    (30)、《苏联出版我国文学作品<围城>》,转载了一篇《苏联妇女》的报道,《参考消息》
    (31)、唐弢《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学》,《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1)、许子东《社会政治观与艺术创作》,《浙江学刊》1982年第2期,认为文学离政治越远越有艺术性。
    (2)、周介人《创作论从政治性到认识性到审美性的发展》,《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3期。
    (3)、何西来《现实主义--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放弃伪理想主义,《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1期。
    (4)、邹平《现实主义精神和多样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被泛,《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5)、钱中文《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认为“凡是合乎进步的道德伦理观念,表现了人物高尚品性的,能够形成人性美”,阶级性阉割了人性的丰富内容,《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
    (5)、徐迟《现代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这篇文章是《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以来开辟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总结性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论争。
    (6)、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小册子出版,王蒙写了《致高行健的信》《小说界》1982年第2期,冯骥才写给李陀的信《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李陀写了一封给刘心武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刘心武又写了给冯骥才的信《需要冷静的思考》(《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7)、陈丹晨《也谈现代派与中国文学--致冯骥才同志的信》,认为现代派“不应被理解为科学昌盛,生产发达的社会所普遍需要,更没有根据认识是人类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上海文学》1982年第12期。
    (8)、李丛中《朦胧诗的命运》从时代的角度说明“朦胧”,“有社会生活的朦胧,才有思想的朦胧”,《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第3期。
    (9)、谢冕《失去了平衡之后》
    (10)、徐迟《读周立波遗稿有感》,介绍了周立波在鲁艺的讲稿提纲,其中有很多外国文学的介绍,《外国文学研究》从1982年第2期到1982年第4期连载。《提纲》提到了蒙田、司汤达、巴尔扎克、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等人。
    (11)、1982年“第一次近代文学讨论会'',提出了百年文学格局的意见。
    (12)、秦兆阳《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一日在文学讲习所的讲课笔记》《<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4期。生活的本来面貌就是跟整个历史发展大趋势相联系。
    (13)、蔡元培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书店1982年。
    (14)、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
    (15)、温儒敏《海外出版的两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1期。
    (16)、颜纯均《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文学评论丛刊》(第15辑)1982年11 月。
    (17)、金介甫《沈从文的<边城>》,谈了沈从文与契科夫等人的关系,《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18)、余立祥《一轴色彩班驳的湘西历史生活画》,《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谈了沈从文的民族意识和对民族命运的关注。
    (19)、吴立昌《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异和人性恶》,《文艺论从》17辑,《文艺论丛》19辑。
    (20)、赵辛宇《从<猫>、<围城>试评钱钟书小说的历史地位》,认为《围城》有历史局限性,《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21)、金宏达《漫谈<围城>的艺术特色》,强调了心理描写和讽刺艺术,《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增刊。
    (22)、胡范铸《试论钱钟书<围城>的语言特色》,提到了鲁迅式的语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1)、《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发表关于朦胧诗的笔谈,重点谈了民族形式和现代主义问题。中岳《重要的是唯物史观》批判了自我中心论。
    (2)、李准《现代与现代派有必然联系吗?》《文艺报》1983年2期。
    (3)、王世德《“意识流”辨析》,《文艺报》1983年1期。
    (4)、陈燊《也谈现代派文学》,现代派已经过时,反映了没落阶级的思想。《文艺报》1983年第3期。
    (5)、王佐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
    (6)、袁可嘉《西方现代派与九叶诗人》,《文艺研究》(同上)。
    (7)、应锦囊《现代派对中国二十年代小说之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8)、弋人《怎样正确对待西方西方现代派文艺--介绍<西方现代派文艺问题探讨集>》,《新文学论丛》1983年第3期。从1978年到1982年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的文章有四百来篇,外国文学出版社请何望贤选编了52篇,编成集。
    (9)、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学思潮》1983年第1期
    (10)、在1983-1984年间的“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中,“三崛起”被看作是有“代表”性的“错误理论”,认为它们“程度不同并越来越系统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路线,比起文学领域中其它的错误理论更完整、更放肆”,因而“不能低估”“它们给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的混乱和损害”(注:重庆诗歌讨论会纪要,见《文艺报》1983年第12期。这期间对“崛起论”批评的重要文章,尚有《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郑伯农,《诗刊》1983年第6期。这篇文章又先后刊于《当代文艺思潮》、《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给徐敬亚的公开信》(程代熙,《诗刊》1983年第11期),《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柯岩,《诗刊》1983年第12期)等。
    (11)、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的贡献》《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12)、唐金海<汇百川成江河--巴金与外国文学>,<萌芽>1983年第2期。
    (13)、唐弢《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序》,《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14)、《萌芽》从1983年第2期,开辟了“著名作家与外国”专栏,介绍了鲁迅、矛盾、老舍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15)、秦兆基、李宁《沿着民族群众的道路前进--论贺敬之的<朝阳花开>》,《新文学论丛》1983年第4期。其中所谓的民族含义主要是民间文,群众
    (16)、吕林《对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九年现实主义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检视》,《新文学论丛》1983年第2期。
    (17)、邢铁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述评》,认为80年代的研究“力求还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以历史真面貌,力求采用新发掘的史料,力求用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
    (18)、王瑶《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文艺报》1983年第8期。
    (19)、冯牧《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并不后人》,《文艺报》1983年第8期。提到了《围城》反映了现实,但不能认为离政治越远越好。
    (21)、田本相《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系》,《文艺报》1983年第8期。
    (22)、陈学超《关于建立中国近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23)、张建勇《评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认为“没有说清楚什么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性质和特点,即‘新'在哪里”,《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
    (24)、邢铁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83第6期。
    (25)、袁良骏《评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史>》,介绍了该书进入中文世界的过程,以及该书的政治、宗教和历史偏见,《文艺报》1983年第8期。
    (26)、1983年5月《文艺报》召开了座谈会,唐弢、王瑶、严家炎、袁良骏等参加,总结了过去经验,谈到了文艺与政治、海外研究、什么是“现代”问题日,提到了“新文学整体”、革命传统等问题。发表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记本刊召开的现代文学座谈会》。《文艺报》同年第8期发表主要人物的发言记录。
    (27)樊骏《现代文学的历史道路和现代作家的历史评价》《文艺报》1983年第3期。必须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传统和道路,关注时代是新旧文学的根本区别,新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28)、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29)、1983年7月至10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如何编写文学史的讨论。从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很多文章认同一个基本观点,文学史首先是“文学”的历史,认为“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文学使学科,它是研究中国文学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和特殊的发展途径的科学”(张碧波《文学史研究端断想》8月2日),“它的最高任务是探索、发现和总结文学的发展规律”(宁宗一《文学史要探索文学史的发展规律》7月19日)
    (30)、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传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31)、贾芝《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谈了周与李大钊一家的交往及其帮助,《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1期。
    (32)、1983年关于沈从文的文章在《丛刊》将近10篇,与巴金相当。
    (33)、高云《沈从文论》,《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论述了沈从文的“乡土性”问题。
    (34)、董易《试谈沈从文部分小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
    (35)、朱光潜《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湘江文学》1983年第1期。
    (36)、何卫平《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偏颇观点》《鲁迅研究》1983年第5期,批判了对朱光潜等人对沈从文、钱钟书的再评价。
    (37)、吴凤祥《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灵写照--论<围城>的方鸿渐》,认为是根据生活的逻辑创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江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38)、柯灵《钱钟书的风格与魅力--读<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读书》1983年第1期。
    (39)、金宏达《钱钟书小说艺术初探》,《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
    (40)、张环《幽默、奇谲、广博、机智--略谈钱钟书小说的艺术特色》,《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1)、钱理群《创造条件,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丛刊》1984年第3辑。认为多学科研究可以避免纯文学研究的狭隘性和局限性。
    (2)、许子东《现代文学“拥挤”的学科》(同上),提到了社会学方法的意义,以及外来影响如何与“感时忧国”精神的混合问题。
    (3)、曲本陆《文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代派”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即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也无助于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幸福,也是消极的”,《作家》1984年第1期。
    (4)、刘再复《《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
    (5)、刘再复《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答问》,《读书》1984年第11期。
    (6)、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关于人道主义与异问题”的讲话,《理论月刊》发表了讲话修订稿。《人民日报》(1月27日)、《红旗》第2期转载全文。
    (7)、严家炎《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丛刊》1984年第3辑。
    (8)、徐敬亚《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人民日报》1984年3月5日。
    (9)、钱中文《论当前文艺理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评<崛起的诗群>兼论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认为现代主义并不是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的产物,《文学评论》 1984年第1期。
    (10)、1983年、1984年“外来影响”成为一个比较集中讨论的问题。
    (11)、第二次近代文学会专门讨论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亦焱《近代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语文导报》1985年第12期有详细记录。
    (12)、《丛刊》1984年第2期开始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栏目。第一篇是沙似鹏《“五四”小说理论与近代小说理论的关系》涉及了现代与近代的关系。
    (13)、张中《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范围》,《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5期。
    (14)、《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
    (15)、徐明旭《“偏爱”还是偏见--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许地山章节》,《丛刊》1984年第3辑。
    (16)、王瑶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华中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蓝海《抗战文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关于“五四”去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表述。革命文学也是放在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论题下阐述,讲话没有在目录中出现,最后一章理论部分,作为总结《新文艺运动的总结和发展》。
    (17)、王东明、徐学清、梁永安《评四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等二十二院校编,北京大学当代文学教研室编,北京师大等十所院校编,华中师元中文系编,认为“多方面的、综合的考察”,《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
    (18)、《它为历史提供了什么--试论民国初年鸳鸯蝴蝶小说泛滥的原因》袁进,《丛刊》1984年第3期。
    (19)、蓝海《抗战文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按照文体类型编排(有沦陷区文学,没有提到张)。冯光廉、朱德发《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第三章第二节《“孤岛”和沦陷区的文学运动》,它同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学运动遥相呼应,没有提到张。
    (20)、张第一次出现在文学史是1984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也是80年代第一部个人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出现了新感觉派、九叶派、钱钟书、沈从文、张恨水。
    (21)、黄修己、方谦、李平编选《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收录了张的《等》。
    (22)、钱理群《鲁迅、周作人文学观发展道路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4 年第2期。
    《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4期发表了周作人的日记。
    (23)、张菊香《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李何林作序。
    (24)、倪婷婷《中国农村的面影中》,《文学评论》1984年第5期,论述了沈从文“乡土文学”的独特性问题。
    (25)、笛论富《植根在民间--论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龙海清《略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丛刊》1984年第1期。结论是“艺术越是地方的,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
    (26)、杨志《怎样评价<围城>》,认为没有反映时代本质,《新文学>》论从1984年第3期。
    (27)、徐启华《评<围城>》,认为无法和《阿Q正传》等作品相比,没有回答时代重大课题,《书林》1984年第3期。
    (28)、林海谈了《围城》与汤姆·琼斯的关系,《读书》1984年第9期。
    (29)、茅国权《<围城>英译本导言》,《文学研究动态》1984年第8期。
    (30)、赵家璧《关于钱钟书的<围城>和师陀的<结婚>--<晨光文学丛书>中的两本长篇小说》,《编辑忆旧》1984年8月。
    (31)、邱文治《钱钟书<围城>艺术漫谈》,提到了三层意蕴问题,《现代作家作品艺术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1)、王光明、李振声、曾震南《关于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方法多样问题的讨论》,《福建文学》1985年第2期。
    (2)、刘欣大《文艺是时代妈妈的儿子》,《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
    (3)、吴元迈《现实的发展和现实主义的发展》,认为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不能结合,《评论选刊》1985年第8期。
    (4)、袁可嘉《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诗》,《读书》1985年第5期。
    (5)、施建伟《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试论心理分析小说派的创作倾向及其历史教训》,《丛刊》1985年第2期。
    (6)、《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发表了署名邱立才关于李金发生平和创作的 文章。还包括了梁宗岱简历。
    (7)、何新认为,这个时代不需要《无主题变奏》的多余人,太奢侈,《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和多余者》,《读书》1985年第1期。
    (8)、陈思和《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兼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的融汇》,非理性哲学“对于新文学提倡人的文学,提倡个性,反对封建主义的理性和道德,无疑都起了积极的影响。新时期,又重新开始了已经中断的融挥历程,”东西方文的融合与交流,在相激相荡中产生出新的文流派,已经成为世界现代文学的主潮。中国的新文学当前排除了种种认为的障碍,恢复与世界文学的正常交往以后,又一次面临着与世界文学的同步水平。
    (9)、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0期。
    (10)、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
    (11)、林庚《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
    (12)、亦焱《近代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语文导报》1985年第12期。
    (13)、1985年中山大学召开了主要由近代文学研究者参加的专题讨论会,文章后来发表在(14)、亦萧《近代文学专题讨论会后议》,《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4期。
    (15)、马良春《略谈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限》,(文学研究参考)1985年第2期。
    (16)、张中:《近、现、当代文学史的合理分工和一体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17)、陈思和(新文学史研究的整体观),《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丛刊》第4期。
    (18)、陈平原等《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丛刊》第4期。
    (19)、鲍昌<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思潮>,《丛刊》1985年第4期。
    (20)、夏晓虹<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丛刊>1985年第3期。
    (21)、朱德发<从“诗界革命”到白话新诗的崛起>,<山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6期。
    (22)、吴中杰<现代文学要破关而出>,<丛刊>1985年第3期。
    (2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纪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四期。
    (24)、王富仁《在广阔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25)、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谈·世界眼光》,《读书》1985年第11期。
    (26)、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谈·民族意识》,《读书》1985年第12期。
    (27)、赵福生:《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28)、如何衡量“寻根文学”与“五四”的关系,李杭育《理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李庆西《说<爸爸爸>》,《读书》1986年第3期。阿城《文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8日。王安忆《归去来兮》,《文艺研究》1986年第5期。反对者:《读<小鲍庄>》,《缤纷的文学世界》16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提出反封建主题。
    (29)、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共讨论了29位作家,包括了沈从文、施蛰存、李金发,没有张爱玲和钱钟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30)、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31)、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丛刊》1985年第1辑。《丛刊》1985年增添了“书话”栏目,也是为了提供史料。
    (32)、1985年创立“现代文学馆”。
    (33)、刘再复《研究个性的追求和思维成果的吸收》,《丛刊》1985年第2期。
    (34)、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第32、3期。
    (35)、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1985年7月8日。
    (3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第6期、1986第1期。
    (37)、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载《读书》1985年第2、3期。
    (38)、何新:《诸神的起源》“自叙”,三联书店1986年。
    (39)、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丛刊》1985年第1辑。
    (40)、198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确立了反帝、反封建主题, 当收入了不同流派、风格的作品,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杜衡、穆时英等作品。
    (41)、1985年北京万寿寺召开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会上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提出了“重写文学史”问题。陈平原宣读了他们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构想的论文。
    (42)、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读书》1985年第10期。与《三人谈》有关的争论文章:吴福辉《现代文学研究面对新个格局》,《文艺报》1985年11月30日第1版。
    赵园《1985:徘徊、开拓、突进》,《丛刊》1986年第2期。
    赵园《变动中的现代文学研究格局与个人选择的多样性》,《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9期。
    樊骏《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探讨--关于讨论近一百年文学历史分期的几点理解》,《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12期。
    肖君和《论走向世界的中国大众文学--兼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艺报》1987年7月11日、21日。
    (43)、张颐武《中国农民文的兴盛与危机--对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侧面的思考》,《山西文学》1985年第11期。
    (44)、陈思和《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上海文学》1985年第7期。
    (45)、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关于人对自身认识的一个侧面,《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
    (46)、何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影响--再论当代文学中的荒谬者和多余者》,《读书》1985年第11期。
    (47)、李劼《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4)论略》,《黄河》杂志1985年第4期
    (48)、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1985年第四期。
    (49)、钱理群《周作人:东西文汇流中的历史抉择》,开宗明义指出周作人的成败都以“西方文”为准则,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第3辑。
    (50)、王富仁《在广阔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认为沈从文是“狭隘的小农意识”。
    (51)、赵福生:《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从小农生活的关系论述其“抒情性”。
    (52)、程光炜、王丽丽《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视角比较》,《信阳师院学报》1985 年第1期。
    (53)、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共讨论了29位作家,包括了沈从文、施蛰存、李金发,没有张爱玲和钱钟书,湖南人民出版社985年。凌宇(《沈从文:探索‘生命'的底蕴》,对‘生命'的自在-自由形态的认识,与西方文学发生共鸣,批判落后封闭的文,拥抱西方现代文明,对落后文明的批判,挣脱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束缚,只有走向超越才能实现。
    (54)、陈奔《方鸿渐性格的戏剧性--兼谈<围城>人物塑造的喜剧手法》,《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55)、王锦园《<围城>--中国现代文学奇葩》,《文学月刊》1985年第5期。
    (56)、崔彗波《通感修辞带给<围城>的艺术效果》,《广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1)、柯云路《现代现实主义》,《当代》1986年第4期。
    (2)、耿庸《现代派怎样和现实主义对抗》,《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5期。
    (3)、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新华文摘》1986年12期。
    (4)、(刘再复《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读书》1986年第8期。
    (5)、陈涌1986年4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对我的观点展开带有政治性的批判(认为我的观点“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收入《文学主体性论争集》1986年。
    (6)、《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1期发表了徐霞村《我所认识的朱湘》,谈到了对朱湘献身文学事业的钦佩。
    (7)、陈剑晖《骚动与喧哗--新时期文艺思潮一瞥》,《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8期。
    (8)、朱立元《开放:内在机制的需求》,《文艺争鸣》1986年第4期,现代主义是内在需要的结果,是现代的需要。
    (9)、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认为有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心理方面的动因,《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
    (10)、周崇坡《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文艺报》1987年6月 20日。林焕平《略谈“向内转”》,《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对“向内转”表示了一些忧虑。
    (11)、徐敬亚《生命:第三次体验》《诗歌报》1986年10月21日。
    (12)、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13)、亦萧《近代文学专题讨论会后议》,《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4期。
    (14)、刘再复《中国文学的宏观描述》,《北京社会科学》(创刊号)(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写的文章)。
    (15)《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中山大学中文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里面还收入王飚《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中国文学的性质和断代》,赵慎修《建立另一种文学史体系》,《刘纳开始于一九0二、一九0三年的文学变动》,蔡景康《“鸿沟“是否不可跨越》,陈则光《漫谈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王祖献《近代文学史分期问题之我见》,张永芳《略说中国近代文学的断限与基本特征》等文章。
    (16)、李何林《李何林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17)、甘阳《传统、时间和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18)、毛时安《外来影响从何而来》,《文艺挣命》1986年第4期。
    (19)、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认为中国新时期文学不够“世界性”,《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20)、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谈·文角度》,《读书》1986年第1期。
    (21)、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谈·艺术思维》,《读书》1986年第2期,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看作一个系统,提出了文心灵史的文学史写作模式。(附:1986年10月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了几次有海外学者参加的座谈,李欧梵、竹内实等人,谈论了其“世界文学”的概念。见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2)、《文:中国与世界》丛刊的创刊号上,以篇首位置醒目地刊登出了《八十年代文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这是一篇宣言式的论文,写作于1985年后期,它的两个主干部分曾以《说中西古今文之争》和《传统、时间性与未来》为题分别发表(《北京大学》校刊1986年1月16日和《读书》杂志1986年第2期)。
    (23)、何新《中国文史新论--关于文传统与中国现代》,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1987年,第189页。
    (24)、林伟平《新时期文学一席谈--访作家李陀》,认为寻根文学“它在艺术上中国味道浓了,但在价值判断上它对旧有文的批判加强了”,《上海文学》1986年第10期。
    (25)、南帆《文学的冲突》,《上海文学》1988年第7期,认为寻根文学出现使传统、现代的评价模式遇到了困难,“在未来的世界文格局中,这种意义可能得到愈来愈高的评价”,“这个空间与其说独尊某种文势力,毋宁说更接近于多种文势力呈阶梯状分布。
    (26)、李洁非《评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认为寻根文学是民族/世界冲突模式开始消解的结果,中国民族意识的对立面甚至很难说是体现人类大同理想的“世界”,《上海文学》1989年第1期。
    (27)、李陀《中国文学中的文意识和审美意识--序贾平凹著<商州第三录>》,关于世界一体,“就文学而言,理想的态度似应该是又随又不随:随是为了与世界文学一道向前发展,不随是为了使本民族或地域的文学保持一定的传统”,《上海文学》1986年第1期。
    凌宇《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认为寻根文学体现了现代理性精神,表现为“民族精神人类精神和宇宙奥秘三个层面的探索和思辩”,《上海文学》1986年第6期。
    (28)、宋益乔《思想与激情--评王富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政治革命看,农民是积极、极为活跃的力量,从思想革命看,农民的确存在非常严重的精神弱点“,《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29)、《文学寻根三人谈》,《文的价值和文学的寻根》毛时安,“任何民族的文背景都不能不投置于更广阔的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二十世纪世界文的‘主导旋律'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再度觉醒和恢复“,《作家》1986年第4期。
    (30)、孟悦《走向世界的文学--一个艰难的进程》,《读书》1986年第8期。
    (31)、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同年《新文学史料》第3期发表了马良春的序言。
    (32)、刘再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的三次发现》、《性格组合论》1986年。
    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33)、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是1939-1940年在鲁艺的讲课提纲,正式发表于《文学评论》(北京)1986年第1、2期。
    (34)、王培元《文学研究的个性与文学性--漫评赵园的现代文学研究》,用精神史,作家角度切入,使文学研究回到了文学自身,《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
    (35)、严家炎编选《中国现代各派小说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2册《新感派和心理分析小说》附录部分选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开头有作家介绍。
    (36)、舒芜《周作人概观》(上),《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37)、许宝騤《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是为了补充《访许宝騤 同志纪要》的说明,力图说明沈鹏年1986年《文教资料》第4期的几个失误,《团结报》1986年11月29日。
    (38)、凌宇《从苗汉文和中西文的撞击看沈从文》,提出了多元综合的角度,《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
    (39)、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创作通向了人类共同经验,沈从文的城乡二元对立是‘静态'和缺乏‘历史维度'”,《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40)、王伟《略谈<围城>的主题意蕴》,《艺谭》1986年第4期。
    (41)、王依民《读<写在人生边上>》,认为表现了人类的围城状态,《读书》1986年第3期。
    (42)、王宜庭、黄慧芳《因曲成喻和因喻成曲--析钱钟书比喻的曲折》,《修辞学习》1986年第6期。
    (1)、程麻《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认为现实主义割裂了主观心灵的联系,《人民日报》1987年12月8日。
    (2)、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人的发现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
    (3)、许志英《现代文学与文学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3期(现当代打通,反对打通现代和近代)。
    (4)、石天河《关于朦胧的三味、三度及三品》是为了表达压抑气氛,借用了现代派的一些形式,《诗探索》1987年第1期。
    (5)、许子东《新时期的三种文学》,《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把“社会文 学”、“通俗文学”、“探索文学”并列。
    (6)、毛崇杰《现代主义崛起,审美理性沉落》,《文艺研究》1987年第1期。认为反叛的现代主义是一种过渡现象,与社会主义本身的过渡性相适应。
    (7)、高尔泰《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更接近现实主义,《人民日报》1987年12月8日。
    (8)、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认为体现了现代意识与民族文意识的浑然一体,发展更新新时期文学的坐标,它的意义在于未来,《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9)、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10)、邹平《新时期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渐进》,认为现代主义超越具体的社会表象,在哲理的高度表达对人类的困惑,《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11)、李葆炎、王保生《认真求实,共同探索--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12)、亦萧《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断代问题讨论综述》(同上)。
    (13)、钱蒋国忠《什么是文学的世界性》,《上海文论》1987年第2期(提到了时代性、现实性、先进性、独创性)。
    (14)、梁一孺《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与陈越同志商榷》,以歌德的世界文学为例,说明民族文学的相互依托存,渗透,融合的一面,关于民族重点提到了解放区文艺。
    (15)、陈越《民族:一个防御性口号》,认为民族产生与抗日环境,如今世界和平已经不适用了,外来民族的冲击,落后民族的自我防御,《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16)、王培元《关于中国现代反帝爱国文学的思考--从中西文冲突出发》,根据李泽厚的看法,认为反帝题材的文学也无法逾越反封建思想启蒙的必然要求,以萧红为例,说明反封建的文学意义,《文学评论》1987年第5期。
    (17)、吴亮《韩少功的理性范畴》,韩少功的时间的连续意识,韩少功对待传统的矛盾态度,《作家》1987年第7期。
    (18)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
    (19)、倪婷婷《现代文学史上个性解放主题的淡》,阶级解放淡了个性解放的意义,《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
    (20)、《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有一批关于周作人任伪职经过的回忆,观点相反。许宝騤认为地下党有作用,王定南纠正,《史料》记者的访问记却说王定南采访中认可了前者的观点。
    (21)、舒芜《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支持王定南的意见,《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
    (22)、唐弢《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
    (23)、张大年《方鸿渐的性格特征新论》,从性格组合论出发解释方的性格,并分析了时代的原因,《江淮论坛》1987年第2期。
    (24)、陈平原《东西文夹缝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兼论四十年代的讽刺文学》,《在东西文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
    (25)、荒井健《机制幽默,绰手有余》,赖育芳译,《编译参考》1987年第7期。
    (1)、陈燕谷、靳大成《刘再复现象批判--兼论当代文思潮中的浮士德精神》,认为刘再复充满十九世纪的感觉无法体验二十世纪的文学,全部二十世纪的新文学都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抗议,《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2)、王晓明、黄子平《在作家与作品之间--关于“伪现代派”的讨论》,王说研究者骨子里还是关注思想比较多,《北京文学》1988年第8期。
    (3)、陈平原、黄子平《小说叙事的历次转变》,陈说,坚决反对借古讽今,必须还原历史的真相,《北京文学》1988年第9期。
    (4)、南帆、黄子平《小说、审美情感与时代》,讨论了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时代的要求怎么影响到文学形式的变迁,《北京文学》1988年第11期。
    (5)、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抨击了提出“伪现代派”概念的观点,指出了其隐含的二元对立结构。
    (6)、1988年下半年,关于现实主义与反映论的讨论,针对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若水1988年5月中国文学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关于反映论、主体性、 人道主义的一些看法》,《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5期。
    杨春时《也谈文学主体性与反映论问题》批驳了王若水,《文汇报》1988年8月23日。
    《文汇报》1988年9月20日还有综述。
    (7)、刘再复、林岗《论中国文对人的设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8)、阳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载《文艺报》,1988年1月30日。
    (9)、朱立元、杨明《接受美学与中国文学史研究》,认为宫体诗反映了人性的欲望,需要重新评价,《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10)、刘再复《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人民文学》1988年第2期,认为“现代主义倾向”成为当代文学的主要构成成分,并给文学更大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11)、王晓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从1988年第四期开始到1989年第六期结束
    (12)、袁可嘉《中国与现代主义:十年新经验》,《文艺研究》1988年第4期。认为现代主义有利于发扬人道主义。
    (13)、汪昌松《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与新时期小说结构艺术的多元走向》,《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
    (14)、南帆《先锋文学与大众文学》,《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3期。
    (15)、许明《历史将选择现实主义作为主潮》,认为科学理性主义的历史要求必然使文或文学走向现实主义,《飞天》1988年第5期。
    (16)、黄子平等人《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在香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发言,《北京文学》1988年第1期。
    (17)、李陀《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4期。
    (18)、朱大可《空心的文学》,“人中国的现代主义只是某种近代主义,它旨在反抗来自垂死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压力”,“当代文学的现代主义指望于时间的这种无限延宕”,《作家》1988年第9期。
    (19)、季红真《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认为无法出现现代主义,《文艺报》1988年1月2日。
    (20)、邹平《中国存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土壤吗--与季红真商榷》,《文汇报》1988年4月8日。
    (21)、吴亮认为反而是落后的地区涌现“现代主义倾向”,《文艺报》1988年2月6日。
    (22)、吴亮和李陀认为不能简单模仿,《中国文学应该向世界贡献出一种自己的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4期。
    (23)、潘凯雄、贺绍俊《“内”与“外”--由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而引发的对话》,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全面与片面的关系之间,《作家》1988年第5期。
    (24)、高行健《迟到了的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认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在新时期并不抵触,都是对前几十年文学的反拨,《文学评论》1988年第3期。
    (25)、袁可嘉《中国与现代主义:十年新经验》,《文艺研究》1988年第4期。认为现代主义有利于发扬人道主义。
    (26)、朱景冬《走向世界的成功尝试》,介绍了拉美文学在创新方面的经验,《作家》1988年第12期。
    (27)、李劼、黄子平《文学史的框架及其他》,《北京文学》1988年第7期。
    (28)、刘再复《强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个性--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8年11月12日。
    (29)、卫建林《历史、人民、文--五四文和中国现代研究提纲》,反对全盘西,《文艺理论与批评》1988年第3期。
    (30)、黄万华《在治史的根本问题上的发言--中国文学史(古、现、当代)研讨会侧记》,有当时活跃的青年评论家参加,《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31)、钱理群《胡风与五四文学传统》,认为三十年代的阶级论模糊了五四开端的中国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
    (32)、杨洪承《历史在艰难中前进--读国内三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田仲济、赵遐秋、杨义,认为写文学史必须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能够在世界文学中有自己位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杨义的文本最好,一个作家采用一种方法,注重对人的心理结构和精神世界的揭
    (33)、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34)、叶淑穗《周作人二三事》,提到周作人在新诗和散文的创作上都是卓有成就的开拓者,是一个很讲究礼仪和乐于助人的人,《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
    (35)、俞芳《谈谈周作人》,谈了周作人的历史贡献,看作儒家的叛逆,道德的 隐士,《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6期。
    (36)、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谈了解放后,因为工作关于与周交往的经历,提到了周赞叹建设成就,认为许的材料更有分量,《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
    (37)、李频《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认为“是对四十年代压抑人性的控诉”。
    田建民《从讽刺艺术看<围城>对<儒林外史>的继承和发展》,客观上指出了一条别样的道路,《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38)、郭志刚《论<围城>》,提供了精确的现实主义画面,《文学评论丛刊》第17辑。
    《钱钟书的作品在法国》阿兰·帕诺伯,燕汉生译,《文艺报》1988年9月24日。
    (1)、许子东《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认为“中国的新潮小说,是以‘纯文学'倾向来显示其非文学性的政治文影响”,《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2)、李陀、张陵、王斌《“语言”的反叛》认为“语言”的反叛也有政治性,《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
    (3)、杨春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认为“新现实主义”将来的发展的方向是现代主义,《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4)、王干《旋转的文坛--现实主义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提出了“后现实主义”概念,《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5)、李泽厚《美学四讲》212页,三联书店1989年,认为欲望是现实和艺术幻想的人性体现。
    (6)、陈崧编《五四时期东西方文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科学出版社1989年。
    (7)、刘晓波、周舵、戴迈河、宗仁发《文、文学四人谈》,寻根文学没有拉美作家的殖民经验,没有西方文的熏陶,缺乏世界性的参照系,《作家》1989年第1期。
    (8)、陈泓、熊黎明辉《关于“走向世界文学”及其他》,认为走向世界的文学同样有追求大一统价值尺度的传统性,《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9)、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分三部分,分别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3期。
    (10)、王瑶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
    (11)、刘再复《“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文汇报》1989年4月22日。
    (12)、王富仁《中国近现代文和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文与西方现代文呈现出逆向性,《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13)、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五四时期的最强音,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个性意识与主体意识,走出循环的历史需要新的努力,《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14)、王富仁《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几点感想》,《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15)、吴亮《对文学史和重写文学史的怀疑》(同上),重写是为了力图实现一种价值目标。
    (16)、刘金《重写文学史之我见》,黄修已《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同上)反思了简单评价赵树理问题。
    (17)、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18)、夏志厚《曹禺:早衰的名家》,《作家与流派》1989年第6期。
    (19)、夏中义《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世界公民情怀”,《上海文论》1986年第?期。
    (20)、汪晖《寓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的“五四”启蒙运动》,《文学评论》1989年第3、4期“态度同一性问题”。
    (21)、夏中义《历史无可避讳》,《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22)、夏锦乾《文学史批评的现代理性精神--陈思和和他的新文学整体观》,《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23)、尹鸿、罗成琰、康林《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24)、曾镇南《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近况与前景》,只有把新时期和文革前比较,就具体作家作品的价值判断而言,并不存在不断进步、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判断文学史的历史趋势,看新作品,新发展和新促进的出现,《作家》1989年第8-10期。
    (25)、张颐武《理想主义的终结》,提到了“五四”以来的二元对立问题,以及这种二元对立如何被实验小说所颠覆,《北京文学》1989年第4期。
    (26)、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27)、解志熙《病态文明的病态产儿--论“围城人”方鸿渐》,《钱钟书研究》)第一辑)。
    (28)、夏志清《钱钟书小说对现代小说史的贡献》,《研究》第1辑。
    (29)、温儒敏《三层意蕴说》,从反映社会、文反省到对现代人命运的哲理的含义认识,《丛刊》1989年第1期。
    (30)、杨继兴《钱钟书小说讽刺语言三题》,《丛刊》1989年第1期。
    (1)、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今天》1993年第4期。
    (2)、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文学史》1993年。
    (3)、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今天》1992年第3期。
    (5)、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丛刊》1996年第1期。
    (6)、旷新年《现代文学发生中的现代性问题》(同上)。
    (7)、吴晓东《建立多元的文学史观》,《丛刊》1996年第1辑。
    (8)、罗岗《写史偏多言外意--从周作人(新文学的源流)看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隐约提到了“意识形态”问题。《丛刊》1996年第3期。
    (9)、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4、5期。
    (10)、李陀《朦胧诗反毛文体的价值》,《今天》?期。。
    (11)、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
    王宁《弗罗伊德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开放、最繁荣的时代,中国文学逐步有乐意个整体的、宏观的和世界的意思。孙津《新时期文学的世界性》新时期文学的共同之处则在于它们都具有或正在努力具有“世界文学”的性质。
    (12)、1986年组织《追寻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意识新方法--评<中国现代文学 历史比较分析方法>,1993年5月出版发行。
    (13)、严家炎:《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
    (14)、陶东风《文学史:走出自律与他律的双重困境》,《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15)、方惠《新文学评价的历史主义问题》,“是以一种本身就可疑的理论模式去规范文学的历史,去代替复杂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历史的实体的分析”,用今天的认识去要求别人,规范别人,《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
    (16)、潘凯雄、贺绍俊《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关于文革文学的研究,认为文革文学其实是十七年文学的继续,《钟山》1989年第2期。
    (17)、于青《论<传奇>》《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3期。
    (18)、潘学清《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内涵解析》,《上海文论》1991年第2期。1992年下半年到1995年,四部张爱玲传记出版,其中余斌《张爱玲传》比较有学理性。
    (19)、黄修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栋霖、丁帆《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仍然把张爱玲看作主流作家之外。
    (20)、于青、金宏达编《张爱玲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
    (21)、于青《女奴时代的谢幕》,《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在五四新文学的脉络上谈论张的女权意识。
    (22)、李劼《历史描述和阐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李劼思想文文集》卷4,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23)、钱理群《周作人论》,其中一章《动荡时代人生路的追寻与困域--周作人、鲁迅人生哲学的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4)、《张清华《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的反讽--<围城>主题与文策略新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4期。
    (25)、赵一凡《<围城>的隐喻及主题》,提到了现代的“反英雄”,中西文学的混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现代主义”,《读书》1991年第5期。
    (26)、程致中《<围城>主题新论》,认为有多种主题,从爱情观,批判传统,到认识社会,《研究》第3辑。
    (1)、《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1978年。
    (2)、《中国现代文学史》九院校编写组,1977年11月开始组编,1978年定稿,1979年出版(参加者有孙玉石、黄修已,许志英等人)。
    (3)、林志珠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编,(1961年校内铅印),1978年修订,李何林、王瑶、严家炎、樊骏、万平近、黄修已等参加审稿工作。
    (4)、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年出版,1979年修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5)、60年代初期开始组织编写,由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1979年6月、11月,1980年12月出版)
    (6)、十四校编写组《中国现代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7)、王瑶《新文学史稿》重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8)、黄修已,许志英等人编写的初中教师进修用书《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重点提到了五四的反封建意义,基本类同九院校本。
    (9)、黄修已《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开端定在1917年,现代作为时间概念,以主流或中心确立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地位。补充了新感觉派,九叶派,钱钟书、张爱玲、张恨水等人的介绍。
    (10)、冯光廉《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削减了文艺思想斗争等政治背景部分。
    (11)、1984年还有唐弢的简编本。
    (12)、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13)、1986年唐沅、李平编著《中国文学(现代部分)》,引用了夏志清的文章。
    (14)、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15)、孙昌熙、朱德发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1987年)采用了“人的文学”作为研究视角。
    (16)、李复兴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采用了王瑶的观点,从五四讲到新时期。袁统帮、李创业、赵成原《中国现代文学史》,青海人 民出版社1987年也是从五四讲到新时期。还有潘人和《中国现代文学》也是采用同样的打通模式。吴宏聪,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1991年)还写到1986年。
    (1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18)、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19)、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20)、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1)、殷国明《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发展史》,广东高教出版社1989年。
    (注:王瑶《新文学史稿》和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于五十年代,但重版时有重新修订,所以列入)
    (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亚东图书馆1924年。
    (2)、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
    (3)、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29年的讲稿,正式发表于《文艺论丛》第14辑1982年。
    (4)、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
    (5)、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
    (6)、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
    (7)、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北平新新学社1935年。
    (8)、伍启元《中国新文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
    (9)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公司1935年。
    (10)、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原为周扬1939年到1940年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时的讲义,《文学评论》1986年第1、2期连载了引言和第1、2章的内容。
    (11)、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39年。
    (12)、1950年5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老舍、王瑶、蔡仪、李何林参与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新建设》第4卷第4期1951年。
    (13)、王瑶《新文学史稿》(上卷),开明书店1951年。《新文学史稿》(下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
    (14)、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15)、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1卷)》,作家出版社1955年。
    (16)、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
    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
    (17)、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
    (18)、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上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19)、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部分纲要》,内部铅印本,未正式出版。
    (20)、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编写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3年。
    (21)、复旦大学1957级文学组的同学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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