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认定—六朝画家与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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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题名：To Establish Identity: Painters of the Six Dynasty and Taoism 作者：陈铮 论文级别：博士 学科专业名称：中国美术史 学位年度：2012 导师：周京新 学科代码：050403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艺术学院 论文提交日期：2012-04-25 答辩委员会主席：凌继尧

摘要

本文以六朝时期画家与道教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着重使用了《道藏》中的相关文献材料，并在目前美术史学者与道教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对六朝时期的画家传记和画论做了一个道教学的解释。本文包括三个部分，分别以顾恺之、谢灵运、宗炳作为主题展开论述。
     在第一个部分里，文章主要从《世说新语》中的一则顾恺之的故事入手，指出道教存思术在四世纪下半叶是一个文人士大夫社交圈里非常流行的话题。通过对顾恺之行为举止的分析，指出他可能是个道教徒，他的“宗教经验”是受到了当时小说影响，而这些文本可能是道教徒存思修炼时的体验记录；他对于道术的痴迷则反映当时当时道教信仰中一种非道德性、唯物或机械性、并且乐观的态度，这可能与当时的杜子恭教团存在着联系。
     第二部分以谢灵运《山居赋》中的茅茨为对象，探讨了当时贵族园林里茅茨建筑的特殊含义，指出茅茨建筑与明堂一样在外貌上具有相同之处，它们是远古神圣建筑的延续。后来茅茨成为道教信仰的象征符号，谢灵运之所以用它们装饰他的净土世界，实际上是诗人对于童年的道馆生活的回忆。
     第三部分是宗炳的《画山水序》，在这一章里本文回顾了西方透视学的发展过程后，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宗炳是透视学的发明人。此外，本文作了一个东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横向比较，指出如同西方世界一样，宗炳时代的佛教净土思想里并没有需要攀援的山水，宗炳对山水的喜好其实来自本土道教。本文的末尾指出“卧游”是典型的道教养生术，宗炳的思想可能在晚年有所改变，因为《画山水序》与公元400完成的《游石门诗并序》对待自然山水的态度并不一样，画家的改变可能年老与病痛有关。
This article is mainly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oism and artists in the Period of Six Dynasties,and Particularly by virtue of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and Taoism with the use of Taoist sutra, givesinterpretation to relative painters’ biography and painting theory in the view of Taoism. There are threeparts, on Ku K'aichih, Xie Linyun（谢灵运） and Zong Bing（宗炳） respectively. The first part startsfrom a story of Ku K'aichih in Shishuoxinyu(《世说新语》) and points out that “Cunsi”（存思）techniques were very popular among mandarin artists of that time. Ku might be a Taoist, and his“religious experiences” were affected by contemporary novels whose text might be the records of theTaoists’ Cunsi. Ku’s fascination shows a none-moral, materialistic or mechanical, yet optimistic attitudeof Taoism, which might be related to Du Zigong（杜子恭） Order of that time. The second part is on thethatched hut in Xie Linyun’s Shanjufu（《山居赋》）, and discusses its unique significance. The thatchedhut and Myongdang are identical in out form and both from the holy house in remote antiquity. Thethatched hut then became the symbol of Taoism, used by Xie to decorate his Pure Land, actually areminiscence of Xie’s Taoist life in childhood. The third part is on Zong Bing’s Huashanshuixu（《画山水序》）. By reviewing western perspective, this part denies the theory that Zong was the inventor ofso-called perspective. Additionally,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religion are compared, with the conclusionthat, as the case of the western, there was no ascendable mountain in the ideas of Pure Land Buddhismof Zong’s time, and in fact, Zong’s idea of landscape was indigenous and came from Taoism. Zong’s“Woyou”（卧游） was typical internal alchemy, and because the ideas of landscape inYoushimenshibingxu（《游石门诗并序》）completed around400AD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Huashanshuixu, Zong’s thoughts probably changed in his later years, which could be the results ofsickness.

引文

①“汉唐之间的艺术与考古”在1999至2001年间召开三次国际会议，会议成果由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分别为：《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2000）、《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2001）、《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2003）。参阅李力：《“汉唐之间的艺术与考古”大型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启动》，《艺术史研究》2000，第2辑，第124-127页。关于美术史的重构，巫鸿曾经着文《重构中的美术史》（《读书》2006年第10期，第56-62页）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该文主题是讲述美术史学科的开放性。另外一篇题为《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读书》2007年第5期，第10-18页）的文章可能更明确地表明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他指出目前我们看到的所谓艺术品其实并不是它的本来状态，美术史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艺术品原物”。巫鸿的说法自然是正确的，不过他对于考古学的倚重由此彰显，因为除了田野考古的资料可以称之为“原物”之外，艺术史上理想的研究对象可能就不多了。
    ②李凇：《研究艺术的考古学家或研究图像的历史学家？——略论考古学的影响与中国美术史学的学科性》，《美苑》2000年第6期，第35-39页。后收入氏著《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2页。
    ①George Kubler，The Shape of Time: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Thing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Press，1962，p.1.
    ②葛兆光：《思想史家眼中之艺术史——读2000年以来出版的若干艺术史著作和译着有感》，《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第27页。
    ③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第10期，第933页。
    ④Joan Hart，Reinterpreting W lfflin: Neo-Kantianism and Hermeneutics，Art Journal，Vol.42，No.4（1982），p.293.
    ⑤Erwin Panofsky，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1939，p.7.
    ①王正华：《艺术史与文化史的交界：关于视觉文化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001年第32卷，第88页。
    ②温尼海德米奈：《艺术史的历史》，李建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3页。
    ③乔伊丝艾坡比，琳亨特，玛格丽特杰考：《历史的真相》，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1996年，第202页。
    ④邱忠鸣：《新美术史学视野下是否还需要文献研究？》，见范景中，郑岩，孔令伟主编《考古与艺术史的交汇》，〔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346-352页。
    ⑤曹意强：《考古学与艺术史——两个“共生”的学科》，见范景中，郑岩，孔令伟主编《考古与艺术史的交汇》，〔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①Aby Warburg，Sandro Botticelli's Birth of Venus and Spring：An Examination of Concepts of Antiquity in the ItalianEarly Renaissance，In：Aby Warburg，The Renewal of Pagan Antiquity: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European Renaissance，Los Angeles：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of Art and the Humanities，1999，pp.89-156.
    ②Giorgio Vasari，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painters, sculptors&architects，Vol.9，trans．，Gaston DuC. DeVere，London：Macmillan，1912，p.9.
    ③Warren Roberts，Jacques-Louis David, Revolutionary Artist: Art, Politic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2，p.112.
    ④陈慧玲：《宋代金石学之发达及其价值》，《国立编译馆馆刊》1988年第17卷第2期，第245-258页。
    ⑤事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影印元刊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第9-10页。
    ⑥刘远修：《从30年美术考古看中国美术史的重构》，《美术》2009年第7期，第102-105页。
    ①夏鼐，王仲殊：《考古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②黄翠梅：《变动中的疆界——艺术史与考古学学科的对话》，见黄翠梅主编《2003海峡两岸艺术史学与考古学方法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台南艺术大学2005年，第1-24页。
    ①李清泉，郑岩：《巫鸿教授访谈录》，《艺术史研究》2000年第2辑，第114页。
    ②Kiyohiko Munakata，Concepts of lei and Kan-lei in Early Chinese Art Theory，In：Susan Bush，Christian Murck，eds.，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p.105-131.
    ③Jerome Silbergeld，Chinese Painting Studies in the West: A State-of-the-Field Article，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6，No.4（1987），pp.849-897.
    ④谢柏轲：《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张欣玮，洪再新，龚继遂译，《朵云》1990年第3集，第38页。
    ⑤谢柏轲：《〈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参考文献目录》，郭伟其译，《美术馆》2003B辑，第275页。
    ⑥Tian Xiaofei，Seeing with the Mind's Eye：The Eastern Jin Discourse of Visualization and Imagination，AsiaMajor，Vol.18，part2（2005），pp.67-102.
    ①Alexander Coburn Soper，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The Art Bulletin，Vol.23，No.2（1941），p.152.
    ②Michael Sullivan，On Painting the Yün-t'ai-shan：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ssay Attributed to Ku K'ai-chih，ArtibusAsiae，Vol.17，No.2（1954），pp.101-102，Fig.4.
    ③汤垕：《古今画鉴》，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页。
    ①缪哲：《祸枣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页。
    ②参阅庄申：《顾长康著述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58本第2分，第447-483。
    ③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137-154页。
    ④李维琨：《唐墓壁画中的山水图式——兼及美术考古对于鉴定学的意义》，《艺术与科学》2007年第5卷，第7-11页。
    ①Yü Ying-Shih，Life and Immortality in the Mind of Han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5（1964－1965），pp.80-122.
    ②Wu Hung，Beyond the‘Great Boundary’：Funerary Narrative in the Cangshan Tomb，In：John Hay，ed.，Boundariesin China，London：Reaktion Books，1994，pp.81-104.
    ③Michael Loewe，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79，p.59.
    ④Yü Ying-Shih，New Evidence on the Early Chinese Conception of Afterlife－A Review Article，Journal of AsianStudies，Vol.41，No.1（1981），p.84.
    ①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134页。
    ②卿希泰：《道教研究百年的回顾与展望》，《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4期，第45页。
    ①罗二虎：《中国美术考古研究现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9页。
    ②李凇：《关于“道教”、“美术”、“史”的思考：〈道教美术史〉前言》，《美术与设计》2011年第2期，第17页。
    ③参阅徐中舒：《金文嘏辞释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4本，第15-18、24-25页。
    ④许地山（《道家思想与道教》，《燕京学报》1927年第2期）、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及1996年修订本）、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以教团组织的形成、经典的出现为道教成立的标志，这样汉末五斗米道、太平道就成为道教的开始。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思想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和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90年）以道教神学理论、仪式戒律、组织形式的完备为判断依据，所以道教的确立就是以葛洪、陆修静、寇谦之、陶弘景等人开展宗教活动为标志，即东晋至梁的区间之内。按葛兆光所言，前一种划分标准看重宗教形成过程中社会背景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后者强调宗教自身的发展规律。
    ⑤2007年5月“向老子致敬——首届道教美术史学术研讨会”在西安美术学院召开。会后论文由李凇集结为《道教美术新论：第一届道教美术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⑥关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对象与方法，参见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代前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①参阅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3本第4分。
    ②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见国立中央研究院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第539-554页。
    ③“中国文化根柢全在道教”一语出自鲁迅致许寿裳的一封回信中，信见于《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53页。
    ④Anna Seidel，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 West1950-1990，Cahiers d'Extrême-Asie，Vol.5（1989-1990），pp.278-282.
    ⑤参阅Lothar Ledderose，Some Taoist Elements in the Calligraphy of the Six Dynasties，T'oung Pao，LXX（1984），pp.246-278.
    ⑥刘屹：《〈画云台山记〉与东晋的张道陵传说》，《艺术史研究》2006年第8辑，第29-51页。
    ①蔡怡佳，刘宏信：《宗教经验种种》译者导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②傅抱石《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连载于1940年4月重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第117、118期。后收入氏著《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第12-25页。
    ①Tian Xiaofei，Seeing with the Mind's Eye：The Eastern Jin Discourse of Visualization and Imagination，Asia Major，Vol.18，part2（2005）：67-102．
    ②黄景进：《重读〈净土宗三经〉与〈画山水序〉——试论净土、禅观与山水画、山水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6年第4期，第232页。
    ②《世说新语》上卷，影印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4页b。
    ①《世说新语》上卷之上，四部丛刊景印明嘉趣堂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44页b。
    ②《世说新语》上册，影印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0页。
    ③沈宝砚：《世说新语校语》，见《世说新语》下卷附录，四部丛刊景印明嘉趣堂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4页a。值得一提的是，沈宝砚校勘时所据的是徐干学传是楼所藏的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湘中刻本，也就是说《世说》的两个宋版此处均作“因曰”。
    ④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台北〕正文书局2000年，第126页。
    ⑤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⑥在关于《世说新语》的几个最具影响力的现代注本中，余嘉锡没有对这个字作出解释，徐震堮、杨勇、张万起的笺注被广为采用。参阅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0页；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上册，〔台北〕正文书局2000年，第126页；张万起：《世说新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1页。
    ⑦Richard B.Mather，Shih-shuo Hsin-yü：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2，p.73.
    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49页。
    ②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49页。
    ③张法：《文与形式及其由表及里的深入——中西审美客体的逻辑发展比较》，《哲学探讨辑刊》1987年第1集，第212-213页。
    ④根据笔者的统计，目作“品题”意的案例，在《世说新语》中共计42处，其中《政事》1例，《赏誉》31例，《品藻》3例，《豪爽》2例，《容止》3例，《轻诋》2例，详见附录1。需要指出的是这42例皆以“目”字称谓人物，未见人以外的事物，换言之，如果江陵城当时可以作为品题的对象，实乃孤例。
    ⑤白化文：《〈世说新语〉札记》，见张忱石、傅璇琮、许逸民编《学林漫录》四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5页。
    ⑥萧艾：《〈世说〉探幽》，〔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84页。
    ⑦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01页。
    ①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42年第7卷第2期，第26-27页，以为“桓征西”是桓豁，余嘉锡（前揭书，第142页）则认为是桓温，从余氏主张。
    ②《合校水经注》卷三四（思贤讲舍清光绪十八年，第14页b）：“城西有栖霞楼，俯临通隍，吐纳江流。”《初学记》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73页，引盛弘之《荆州记》：“城西百余步，有棲霞楼，宋临川康王置。”《御览》卷一七六引盛弘之《荆州记》，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页b，曰：“荆州城西百余步有丹霞楼，临川康王之置。”又，卷六九引王韶之《始兴记》曰：“城西百余步有栖霞楼，临川王营置，清暑游焉。罗君章居之，因名为罗公洲。楼下洲上，果竹交荫，长杨傍映，高梧前竦，虽即城隍，趣同丘壑。”《晋书》卷九二《罗含传》，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0页b，曰：“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为材，织苇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38-2839页，引《渚宫记》曰：“罗君章宅在江陵城西三里，庾信亦常居之。”
    ③吴崇明：《道教存思法与〈文心雕龙〉神思论的生成》，《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97-101页。
    ④桓温苦心经营数十年，搜罗了一大批名士集中在他周围。《渚宫旧事》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4页，曰：“温在镇三十年，参佐习凿齿、袁宏、谢安、王坦之、孙盛、孟嘉、王珣、罗友、郗超、伏滔、谢奕、顾恺之、王子猷、谢玄、罗含、范汪、郝隆、车胤、韩康等，皆海内名士，服其知人。”尽管363年他们不可能同时随桓温出现在江津，但也不会同时消失得只剩顾恺之一人。
    ①《宋书》卷四五，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3页a、b。
    ②《晋书》卷八五，第4页a，曰：“镇恶等攻陷外城，毅守内城，精锐尚数千人。”《宋书》卷四五，第3页b、4页a，亦称：“（江陵）大城内，毅凡有八队，带甲千余”，“金城内东从旧将，犹有六队千余人，西将及能细直吏快手，复有二千余人”，由此可见王镇恶如不利用地形、心理等战术，几无胜算之可能，亦证实江津之火必在江陵视线之外，否则就是玩火自焚了。
    ③《宋书》卷四五，第1页b，曰：“（王镇恶）后随叔父曜归晋，客居荆州。”《舆地纪胜》卷六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401页下，曰：“王镇恶宅在江陵县东五里，今为灵曜寺。”
    ①《合校水经注》卷三四，第14页b，云：“（江陵）旧城，关羽所筑。”《舆地纪胜》卷六五引《元和郡县志》，第401页上，云:“州城本有中隔，以北旧城也，以南关羽所筑。”《大明一统志》卷六二，〔上海〕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第3834页）云：“江陵城即府城，蜀汉关羽所筑，桓温增修之。”《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引《城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655页，曰：“郡城相传汉末关羽所筑，晋桓温增修之。”并参阅李步嘉：《关羽始筑江陵城说辩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6卷第4期，第65-69页。
    ②《水经夏水》：“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资治通鉴》隆安三年胡注：“江陵县南有江津戍”，《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第3663页，曰：“府（指江陵）东南二十里，亦曰江津戍口”，这样江津就被认为在今天沙市附近，顾祖禹的看法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参阅熊茂洽、曹诗图：《〈水经注疏江水〉校注补》，〔武汉〕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6页注释75、76；陈蔚松：《鄂君启舟节与屈原〈哀郢〉的研究》，《华中师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增刊，第22页。张修桂认为江津口在江陵城正南方的北江口，并非远在沙市，同时他也指出江津河段西起江津戍、东抵夏水口，长约十余里。参阅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9-40页。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宋书》所说的江津即便不在二十里开外的沙市，至少也应该在江津河段东边的夏水口那里。《水经注》卷三四曰：“江陵城地东南倾”，而朱显之报告刘毅说：“外有大军，似从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烧矣”，所谓“似从下上”，这正好说明江津在江陵城的东南方，因此江津与江陵应该距离不短。
    ③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44页。
    ④测算方法依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4-97页）提到的唐前“六尺为步”、“三百步为里”的说法，并按《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8页，刘宋一尺为24.6厘米的标准折算。
    ①石泉前揭书，第479-480页。
    ②关于《世说新语》成书的地点与时间，有南兖州、荆州、江州等说，参阅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01页；〔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第343-344页；萧艾：《世说》探幽，第8-14页；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版本考》，见杨勇编《〈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北〕正文书局2003年，第46页；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3-88页；宁稼雨：《刘义庆的身世境遇与〈世说新语〉的编纂动因》，《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9卷第1期，第57-60页。此处取川胜氏观点。
    ①《上清道类事相》卷二引《道学传》曰：“荆州长史柳悦，启割城西栖霞楼下罗含章台为国家造馆，留梁州晋寿人王僧镇为馆主也。”见《道藏》第2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79页下。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58页，作者以为此馆建于梁，但柳悦父柳世隆《南齐书》有传，曰：“长子悦，早卒”，又《南史》卷三八记王俭评柳悦与其弟惔为“柳氏二龙”，故柳悦恐不入梁。
    ②《世说容止》：刘尹道桓公：“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
    ③Edward H. Schafer，The Jade Woman of Greatest Mystery，History of Religions，Vol.17，No.3/4（1978），pp.387-398．
    ④Isabelle Robinet，Taoist Meditation：The Mao-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trans．，Julian F. Pas and NormanJ. Girardot，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
    ①范宁一向以“崇儒抑俗”而着称，《晋书》本传没有提到他的佛教信仰，但慧皎《高僧传》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29-230页，说他在任豫章太守时曾邀请过慧持前来讲经。又，《世说·言语》载其四月初八请佛事，是知范宁笃信释氏之深。参阅〔日〕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年，第140-143页。
    ②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76-89页。
    ③《御览》卷七二二引《晋书》曰：“范汪，字玄平，性仁爱，善医术，常以拯恤为事。凡有疾病，不限贵贱，皆为治之，十能愈其八九。撰方五百余卷，又一百七卷后人详用，多获其效。”然此段文字未见今本《晋书》，汤球以为出自臧荣绪《晋书》。参阅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第2册，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71页。又，《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着录范汪所撰之药方，陶弘景《本草经序录》、孙思邈《千金要方》也提到《范汪方》，且评价甚高，可证《御览》所引之《晋书》言语不虚。
    ④丹波康赖：《医心方》上册，影印浅仓屋藏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第129页下-130页上。
    ⑤《晋书》卷七五《范宁传》，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7页a、b。
    ⑥《博物志》卷五曰：“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达，其余养性法即可放用。大略云：‘体欲常少劳无过虚，食去肥浓，节酸咸，减思虑，损喜怒，除驰逐，慎房室。施泻，秋冬闭藏。’别篇，武帝行之有效。”范宁在校勘中指出该段文字中“食”乃衍文，参阅范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2、67页。可以看出张湛方中的“六物”实际上是套用封君达的养性法，并针对病人的自身状况有所调整。
    ①《抱朴子内篇》卷一五《杂应》载一“明目之道”，包括数种方子，其中既有与《范汪方》“治目赤痛方”相类的黄连等草药配方，也有与之不同的动物、矿物配方，但葛洪强调主要的还是“引三焦之升景，召大火于南离”的调息、存想之法。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0页。另据《真诰》卷九兴宁三年（365）的降诰，知有不少“耳目不聪明者”曾通过杨羲向仙真求治，紫薇夫人所传之方亦不是药物，而是按摩为主，并结合叩齿、咽液、按摩和祝辞，这与葛洪所说的调息、存想的“明目之道”同属养生术。此外，《登真隐诀》下卷有《千二百官仪》用“请官”治疗目痛之法，这说明当时道教徒确有多种治目疾的方法，张湛所示之方以养生术代替常规医术，未必不是出自善意。参阅林富士：《中国早期道士的医疗活动及其医术考释：以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记”资料为主的初步探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73本第1分，第43-119页。
    ②龚鹏程指出道经有自然创生说与作者创作说之分，参阅龚鹏程：《文化符号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157-167页。龚氏的观点得到了吕鹏志的赞同，参阅吕鹏志：《早期灵宝经的天书观》，见郭武主编《道教教义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71-597页。最能体现道经“作者创作说”的例子可能就是灵宝经的出世传说了，为了强调灵宝经来历可靠，经书的序言部分捏造了一条天帝、大禹、阖闾、孔子、包山隐居之间的传递系统，让他们成为“活生生”的历史见证人。参阅Stephen R. Bokenkamp，The Peach Flower Font and the Grotto Passag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06，No.1（1986），pp.65-77．
    ③《宋书》卷九二《良吏传》曰：“佑祖湛，晋孝武时以才学为中书侍郎、光禄勋。”是知张湛在晋孝武帝时期（373—396年在位）任中书侍郎，又，范宁在建康任职的时间是380—388年，则范宁向张湛讨药方之事应在二人共同任中书侍郎职务时。参阅王晓毅：《张湛家世生平与所著〈列子注〉考》，《东岳论丛》2004年第6期，第169页。
    ①《道藏》第6册，第611页上、中。
    ②Michel Stfickmann，The Mao Shan Revelation：Taoism and the Chinese Aristocracy，T'oung Pao，Vol.63，Livr.1（1977），pp.1-64.
    ③《道藏》第20册，第498页中。
    ④同上，第517页下-518页上。
    ⑤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20-321页。
    ①李丰楙：《神仙三品说的原始及其衍变》，见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所编《汉学论文集》第2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第201页。
    ②王嘉：《拾遗记》卷一〇，见吴管编《景明刻本古今逸史》第1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页a-2页a。
    ③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八，〔黄州〕杨氏邻苏园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第3页a。王国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第337页。
    ④《御览》卷一八五，第3页b。
    ⑤萧统：《文选》，影印李注胡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5页下。
    ①很难在“守一”与“存思”之间找到一个明确的界限，从原理上讲它们都要凝聚意念，配合“服气”均可摆脱对谷物的依赖。《抱朴子内篇》卷一八《地真篇》引《仙经》曰：“子欲长生，守一当明；思一至饥，一与之粮；思一至渴，一与之浆。一有姓字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也，或在人两眉闲，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又曰：“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约食，一乃留息”，是知葛洪所说的“守一”不仅可以辟谷，而且还要存思身神，故周绍贤说葛洪将“守一与存思合论，盖守一在乎专诚，存思亦在乎专诚也。”见周绍贤：《道家与神仙》，〔台北〕中华书局1982年，第167页，另可参阅萧登福：《道教“守一”修持法之源起及其演变》，《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2页。
    ②《道藏》第22册，第749页下-750页上。
    ③《御览》卷三五三引顾恺（之）《启蒙记》，第2页a，曰：“玉精名委，似美女而青衣。见以桃戟刺之，以其名呼之，可得也。”该文字亦见《类聚》卷八三《白泽图》引文中。关于《白泽图》与道教的关系，参阅李丰楙：《六朝精怪传说与道教法术思想》，见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3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8-19页。参见后文“顾恺之道术考”一节。
    ④《文选》卷二一，第303页下，颜延年《五君咏》第二首《嵇中散》李善注引顾凯（恺）之《嵇康赞》曰：“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之，宁夜闻静室有琴声，怪其妙而问焉。靓曰：‘嵇叔夜。’宁曰：‘嵇临命东市，何得在兹？’靓曰：‘叔夜迹示终，而实尸解。’”
    ⑤关于《汉武帝内传》与《拾遗记》的关系早有学者注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6页下，说《汉武帝内传》“其文排偶华丽，与王嘉《拾遗记》、陶宏景《真诰》体格相同”。李剑国亦认为“《拾遗记》文字缛丽，铺彩错金，类似《汉武内传》、《十洲记》”。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31页。王青则进一步指出王嘉与《汉武帝内传》的作者都采取了楼观道道士所喜欢的四言韵语来描绘食物，并认为“楼观教徒不是《汉武帝内传》的原始创作者的话，也至少是它的最后编定者”。参阅王青：《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334页。
    ①董乃斌：《神话仙化的纪程碑——王嘉〈拾遗记〉的道教意识》，见葛晓音编《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93页。
    ②刘苑如：《欲望与尘世／境内蓬莱──〈拾遗记〉的中国图像》，见李丰楙、刘苑如编《空间、地域与文化——中国文化空间的书写与阐释》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276页。
    ③《道藏》第33册，第555页中。
    ④《外国放品经》即《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两卷本收录于《道藏》第34册，第8页下-29页上，节本见于《云笈七签》卷二二，《道藏》第22册，第165页中-172页中。此书与六朝文学、特别是《十洲记》关系的讨论，见于李丰楙：《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23-185页；姜生、汤伟侠：《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92-897页。
    ⑤《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49页。
    ⑥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97-298页。作者注意到《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的服饰与《无上秘要》描写元始天王非常相似，认为如此特别详细地以服饰来区别诸神的姿态，与在心中清楚描绘出神的姿态的道教“存思”修炼有关系。李丰楙：《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第89页。作者亦认为该书中的降真笔法，并非仅是文字风格的夸饰，而是六朝道敎信仰中流行的图形，作为崇拜的宗敎绘画，也在集中精神的斋戒冥思经验中，具有引起幻境的暗示作用，乃属于宗教体验。
    ①李丰楙：《神仙三品说的原始及其衍变》，第194页。
    ②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页。
    ①马采：《顾恺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第52-53页；温肇桐：《顾恺之“以形写神”论的思想渊源和他的艺术实践》，《中国画研究》1983年第3期；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2卷）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59页；陈传席：《中国早期的佛教美术和四次样式演变》，《中国画研究》1993年第7期。
    ②参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3本第4分；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岭南学报》1950年第11卷第1期；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69页。
    ③关于道教学界对于陈寅恪的争论，参阅王承文：《陈寅恪的道教史研究论略》，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4-426页。
    ④杨联陞：《胡适赵元任同杨联陞讨论“某也”的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2年第53本第4分。
    ⑤胡适纪念馆：《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257-261页。
    ⑥刘屹：《〈画云台山记〉与东晋的张道陵传说》，《艺术史研究》2006年第8辑。
    ⑦胡适纪念馆前揭书，第257页。
    ①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4页。
    ②释元康：《肇论疏》引庐山远法师《刘公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第189页。
    ③《广弘明集》卷三〇，见《影印宋碛砂藏经》第478册，〔上海〕宋版藏经会1936年，第162页a、b。又，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366页，指出这个王齐之就是《佛祖统记》卷二六中的王乔之。
    ④《世说新语》上卷，影印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页b。此条亦见《御览》卷三八三，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页a，亦写作“顾悦”。
    ⑤同上，第45页a。
    ⑥《类聚》卷七四，影印南宋绍兴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页a。
    ⑦《御览》卷七四〇，第5页b。
    ⑧《御览》卷三五三，第2页a。
    ①《世说新语》下卷下，四部丛刊景印明嘉趣堂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53页a。
    ②《世说新语》下卷，影印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4页a。
    ③沈宝砚：《世说新语校语》，见《世说新语》附录，四部丛刊景印明嘉趣堂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6页。
    ④陈寅恪：《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3年第11本第1、2分合刊，第10页。
    ⑤《孔氏杂说》卷一，影印宛委山堂本，见《说郛三种》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46上；《孔氏杂说》卷一，《宝颜堂秘笈》普集第二，〔上海〕文明书局1922年，第1页a；《珩璜新论》卷一，涵芬楼景印六安晁氏聚珍版，《学海类编》第6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1页b；《珩璜新论》，陈仲鱼校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1页a；《珩璜新论》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页；《珩璜新论》，四库全书本，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1页上。
    ①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一，影印清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②胡适纪念馆前揭书，第257页。又，胡适1956年3月7日致杨联陞信中之类似观点，还见于1970年胡适纪念馆影印《胡适手稿》第9集下册（卷三），是稿写作时间不明，后收入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09页。
    ③祁小春：《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台北〕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571页。
    ②程千帆：《史通笺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页。
    ③王大良：《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邪王氏为主的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25页。
    ④《北齐书》卷四五，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6页b。
    ⑤《初学记》卷二七，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东阳崇川余十三郎宅刻本，第9页b。
    ⑥周广业前揭书卷一，第45页。
    ①参见王建《怎样认识避讳中“不嫌同名”的现象》，《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4期，第62-65页，后收入氏著《中国古代避讳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0-108页。
    ②祁小春：《〈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中国文化》2006年第22期，第210-212页，亦见氏著《迈世之风》，第357-359页。
    ③参见陈垣《史讳举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75-76页。又，苏鸣远[Michel Soymié]在此基础上做了更细致的研究，参见氏著《中国避讳略述》，《法国汉学》2000年第5辑，第36-57页。
    ④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02页。
    ①这里参照的是吴诗初考订的顾恺之生卒年（348—409）。但对这个时间笔者并没有绝对把握，我们知道自太元十七年（392）顾恺之随殷仲堪回到荆州，至元兴元年（402）脱离桓玄去京师任散骑常侍之前，他长期生活在江陵，可是假如悦邻女的事情发生在他45至55岁期间，年龄就太大了。
    ①宗白华：《中国艺术的写实精神》，《社会教育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
    ②陈传席：《六朝画家史料》，〔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页。
    ③王育成：《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1期。
    ④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95-300页。
    ⑤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28页。
    ⑥李零：《中国方术考》，〔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
    ⑦李建民：《“妇人媚道”考——传统家庭的冲突与化解方术》，《新史学》1996年第4期。
    ⑧刘乐贤：《敦煌写本中的媚道文献及相关问题》，《敦煌吐鲁番研究》2002年第6卷。
    ⑨《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8页。该条最后两字漫漶不清，难以识别，陈登武释读为“即得”，参阅陈登武：《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232页。
    ⑩丹波康赖：《医心方》下册，影印浅仓屋藏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第60页下。
    ①温肇桐：《顾恺之佚文辑注》，《艺苑》1987年第2期。
    ②《类聚》卷八三引《白泽图》曰：“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衣青衣，见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则可得也。夜行见女，戴烛入石，石中有玉也。”又，《御览》卷八〇五引《白玉图》曰：“玉之精名曰柔，状如美女，衣青衣。见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则可得也。夜行，见女子戴烛行者，潜从其所，亡则入石，石中有玉。”
    ③陈槃：《古谶纬书录解题（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2本。
    ④贾公彦：《周礼疏》卷六，影印宋三山黄唐刻本，〔武进〕董氏诵芬室1940年，第8页b-9页a。并参阅周祖谟：《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辅仁学志》1943年第12卷第1、2合期。
    ⑤王国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第186页。
    ⑥嵇童：《压抑与安顺——厌胜的传统》，《历史月刊》1999年第132期；林富士：《释“魅”：以先秦至东汉时期的文献资料为主的考察》，见蒲慕州编《鬼魅神魔——中国通俗文化侧写》，〔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年，第109-134页。
    ①庄申：《顾长康著述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7年第58本第2分。实际上《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得的《启疑记》中有若干条并非是顾恺之所作，如“零陵郡有石燕”条，《初学记》卷二引作《湘州记》，《类聚》卷九二则引作《湘中记》，它们的作者大约是庾仲雍或罗含。“娄江有马鞍山”条则实出自顾启期《娄地记》。马国翰在搜集这些引文时已失校勘，后马采、温肇桐以此为据导致讹传，而庄申则误信这些文字是来自顾恺之旅途中的实际见闻。
    ②关于《白泽图》与道教的关系，参阅李丰楙：《六朝精怪传说与道教法术思想》，见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主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3，〔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8-19页。
    ③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见黄永武编《敦煌丛刊初集》第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57页。作者云：“此残卷尚有图二十幅，着以彩色，颇为醒目，可借窥吾国中世纪时，对于万物精魂之想象画，弥足珍矣”。饶宗颐：《跋敦煌本自泽精怪图两残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41本第4分，云：“以画法论，行笔纤细而有力，六朝至唐，写器物之画卷，若顾恺之《女史箴图》，笔意仿佛，轻灵韶秀，有时如毛发，如游丝”，或可印证顾笔所谓‘循环超乎’、‘春蚕吐丝’之说。”
    ④《道藏》第11册，第194页下-195页中。
    ⑤《弘明集》卷八，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2页下。
    ⑥《神仙传》卷五，见《龙威秘书》1集第4册，〔石门〕马氏大酋山房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第6页b。
    ⑦谈恺本《太平广记》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19-220页。
    ①《道藏》第32册，第313页下-314页上。
    ②《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③徐铉：《稽神录》，丛书集成影印津逮秘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1页上、下。
    ①《续修四库全书1064子部术数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25页上。
    ②钟国发：《〈真诰〉浅议》，《当代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
    ③刘晓明：《中国符咒文化大观》，〔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60、262页。
    ④高国藩指出《增补秘传万法归宗》决不是一本后世杜撰的伪书，基本保持了原貌，其主体部分是唐人著述。参阅氏著《中国民俗探微——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5-146页。
    ⑤《世说新语》下卷，影印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页b。
    ①温肇桐：《顾恺之的仕途交往》，《艺苑》1989年第1期。
    ②方闻：《传顾恺之〈女史箴图〉与中国古代艺术史》，《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年第12期。
    ③石守谦：《“幹惟画肉不画骨”别解——兼论“感神通灵”观在中国画史上的没落》，《艺术学：艺术学研究年报》1990年第4期。
    ④张朋川：《元代太湖地区画家和道教文化》，《美术与设计》2007年第1期。
    ⑤《真诰》卷一九，见《道藏》20册，第605页上。
    ③《真诰》卷二〇，见《道藏》第20册，第606页上。
    ①《道藏》第11册，第182页上。
    ②画人不点睛事亦见《历代名画记》卷五“卫协”条，张彦远引孙畅之《述画记》曰：“又《七佛图》人物不敢点眼睛”。然见过此画的顾恺之却未曾言及，反而说此画“伟而有情势”，若七佛缺目恐难称“有情势”。又，顾恺之说卫协《北风诗》中的人物“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可见卫协画人是点睛的。顾恺之是卫协的弟子，而孙畅之宋梁间人，较顾恺之晚了很多，画不点睛乃是极度反常的做法，断无可能顾恺之没看到的，而让一百年后的孙畅之发现。张彦远说孙畅之为后汉时人，又先引其《述画记》而后引顾恺之《论画》，可见张彦远自己都没搞清孙畅之是什么时代的人，故张氏之引文不可信，我仍以顾恺之为目不点睛的始作俑者。刘汝醴认为张彦远看到的是孙畅之《述画记》残本，且任意删节改写，以致失去原作面目，参阅刘汝醴：《〈述画记〉和其作者孙畅之》，《南艺学报》1978年第1期，第78-81页；《再论孙畅之》，《南艺学报》1980年第1期，第58-61页。
    ③《晋书》卷九九、《魏书》卷九七、《御览》卷四八六引《晋中兴书》说，刘裕大兵压境时，桓玄“召诸道术人，推算数为厌胜之法”，知桓玄如顾恺之一样溺于道术。又，玄字敬道，小字“灵宝”。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6页，曰：“灵宝乃道家经典名”，“桓氏奉道，故名玄字敬道而小字灵宝”，此可备一说。
    ①《真诰》卷一九，见《道藏》第20册，604页中。
    ②同上。
    ③《汉武帝内传》，见钱熙祚辑《守山阁丛书》第94册，〔上海〕鸿文书局清光绪十五年（1889），第22页a。
    ④《道藏》第6册，第318页中。
    ⑤《道藏》第10册，第836页下-837页上。
    ①杨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上册，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武英殿聚珍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页。
    ②《真诰》卷一二，见《道藏》第20册，第561页上。并参阅〔日〕吉川忠夫：《师受考——〈抱朴子〉内篇によせて》，《东方学报》1980年第52册。
    ③蒲慕州：《神仙与高僧──魏晋南北朝宗教心态试探》，《汉学研究》1990年第8卷第2期。
    ④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
    ⑤参阅钟国发：《杜子恭与江东天师道》，〔上海〕《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8年第5辑。
    ①林树中：《顾恺之年表》，《六朝艺术》附录，〔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343页。
    ②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3本第4分。
    ③丁煌：《汉末三国道教发展与江南地缘关系初探——以张陵天师出生地传说、江南巫俗及孙吴政权与道教关系为中心之一般考察》，《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报》1987年第13号。
    ④赵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4-73页。
    ⑤刘屹：《晋宋天师道史研究之一——以对“奉道世家”的考察为中心》，程恭让主编《天问》（丁亥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240页。
    ①〔日〕志村良治：《山水诗への契机——谢灵运の场合》，《集刊东洋学》1973年通号第29，第11-28页；志村良治：《谢灵运と宗炳——〈画山水序〉をめぐって》，《集刊东洋学》1976年通号第35，第26-42页。
    ②Susan Bush，Tsung Ping's Essay on Painting Landscape and the“Landscape Buddhism”of Mount Lu，In：Susan Bush，Christian Murck，eds．，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132-164.
    ③Richard Mather，The Landscape Buddhism of the Fifth-Century Poet Hsieh Ling-yü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18，No.1（1958），pp.67-79.
    ④萧驰：《大乘佛教之受容与晋宋山水诗学》，《中华文史论丛》2003年72辑，第50-118页。
    ⑤黄景进：《重读〈净土宗三经〉与〈画山水序〉——试论净土、禅观与山水画、山水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6年第16卷第4期，第232页。
    ①在张彦远著录的宗炳七本画迹中，惟《永嘉邑屋图》顾名思义或与山水画有点牵连。然此图以及张彦远所提宗炳前后时代的“山水图”，如曹髦《黄河流势》、史道硕《蜀都赋图》、戴逵《吴中溪山邑居图》、戴勃《九州名山图》、毛惠秀《剡中溪谷邨墟图》等，更像是一种源自古代地理学系统下的地图，而非现代人所想象的山水画。故伍蠡甫以为此图“很可能是地图、图经一类东西”，见氏著《中国山水画的诞生》，《文艺研究》1989第4期，第49页。又张弘星对此有专题研究，参阅氏著《作为地图的山水画：六朝至唐朝图画的思考》，《新美术》1988年第3期，第31-37页；《作为地图的山水画：六朝至唐朝图画的思考（续）》，《新美术》1988年第4期，第45-54页。
    ②这会让人想到那件著名的元嘉二年（425）万佛寺石刻拓本。它收录于刘志远，刘廷壁编《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第４页及图版31。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当时编者对于该拓本的断代依据的是其右侧墨书题记而并非实际铭文，而该题记不会早于1882年原石出土的时间，并且它的作者也未说明其得出“元嘉二年”的理由。李约瑟从拓片上方的一艘木船猜测原石出自刘宋或者梁代，参阅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IV：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Part3：CivilEngineering and Nau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Fig.970。奥黛丽[Audrey Spiro]从风格判定原石的时间应在五世纪晚期或六世纪，参阅Audrey Spiro，Shaping the Wind: Taste and Tradition inFifth-Century South China，Ars Orientalis，Vol.21（1991），p.104.这种观点得到了王静芬[Dorothy C. Wong]的支持，参阅Dorothy C. Wong，Four Sichuan Buddhist Steles and the Beginnings of Pure Land Imagery in China，Archives of Asi Art，Vol.51（1998/1999），p.60。张总亦认为1958年公布的拓片题记并不可靠，它的原石是否就是那件确切具有元嘉二年题记的造像，尚可存疑。参阅张总：《峨眉及蜀地造像佛画种种》，见永寿主编《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49-250页。关于此石刻图像的讨论，详见本文第四章第一节。
    ①据沈振奇统计，88首谢诗中佛教典故仅18次，这要远逊于《楚辞》（94次）、《诗经》（86此），而较之道家的《庄子》（62次）、《易经》（32次）、《老子》（15次）、《淮南子》（15次）、《列子》（12次），亦有很大差距。参阅沈振奇：《陶谢诗之比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52-153页。
    ②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③《大正藏》第1册，第26页上。
    ④与《长阿含经》相同的记载亦见于《大般涅盘经》中卷（《大正藏》第1册，第199页中、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八（《大正藏》第24册，第399页上）曰：“若能于此四处，或自亲礼，或遥致敬，企念虔诚，生清净信常系心者。命终之后，必得生天。”这是说“四念”可以在巡礼过程中积累功德，而获得死后升天的果报。此外，这段文字的夹注中把又增加另外四个地点构成了八大圣地，它们是鹫峰山处，广严城处，从天下处，祇树园处，这样谢灵运向往的三个地方出现在八大圣地之中。
    ①一池三岛的最早案例也许可以追溯至秦始皇时代的兰池。《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又，《初学记》卷七“昆明池”引《三秦记》云：“秦始皇作长池，张渭水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土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字并非出自司马迁的笔下，据刘庆柱（《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实地考察，秦兰池的范围不过东西五里，南北四里而已。如果《秦记》、《三秦记》的作者没有将秦兰池与汉太液池混淆的话，那么秦兰池中的那条巨型石鲸象征的并不是蓬莱仙山，而是秦始皇派人入海捕杀大鲛鱼的“战利品”，这与收缴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的性质相同，因此兰池的功能可能不是为了求仙而设计的。
    ②Ying-Shih Yü，Life and Immortality in the Mind of Han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25（1964－1965），pp.93-108.
    ①《宋书》卷四二《王弘传》。
    ②参阅〔日〕福永光司：《谢灵运の思想》，《东方宗教》1960年13、14合并号，后收入氏著《魏晋思想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05年，第215-238页，引文出自第231页。
    ③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40页。
    ④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页。
    ⑤林庚：《山水诗是怎样产生的》，《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第95页。
    ⑥弗雷泽在论述这一观点的时候特别引用了中国民俗里的寿衣案例。该风俗所要传达的盼望与两千年前建章宫、太液池的规划目的在本质上一模一样，不同的只是因为个人能力而造成的材质与规模上的差异而已。司马迁说建造建章宫的想法最初是由越人勇之提出的，而《西京赋》里的“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用厌火祥”一句，表明了始作俑者勇之的身份正是一个巫师。参阅James George Frazer，The Golden Bough：A study of magicand religion，abridged edition，New York：Courier Dover Publications，2002，p.11-37.
    ①孙昌武：《诗苑仙踪——诗歌与神仙信仰》，〔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②郑毓瑜：《身体行动与地理种类——谢灵运〈山居赋〉与晋宋时期的“山川”、“山水”论述》，《淡江中文学报》2008年第18期，第37-70页。
    ③詹福瑞：《走向世俗——南朝诗歌思潮》，〔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70页，作者指出谢灵运《山居赋》采用了汉赋铺陈手法来状写山水，描绘景物一意铺陈排比，务求详尽。以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左思等赋家为楷模，极意铺张扬厉，以表现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
    ①事见《续高僧传》卷六，金藏广胜寺本，《中华大藏经》第6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77页下-578页下。
    ①《魏书》卷一九中，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0页b；《北史》卷一八，百衲本二十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页b。
    ②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如隐堂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2页a。
    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0页a，注“苗”字曰：“古或假苗为茅，如《士相见礼》古文“艸茅”作“艸苗”。《洛阳伽蓝记》所云魏时“苗茨之碑”，实即茅茨，取尧舜茅茨不翦也。”
    ④《三国志》卷三裴注引《魏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页a。
    ⑤《三国志》卷三裴注引《魏略》及《汉晋春秋》，第19页a、b。
    ①吴竞：《贞观政要》，四部丛刊续编影明成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29页。
    ②《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列传》
    ③玄圃作为园林的名字最先出现在西晋洛阳东宫之中，后为南朝沿用，见于《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列传》，亦见《宋书》卷二九《符瑞志》。虽然萧长懋只是沿袭过去的名称，但是玄圃园内“楼观塔宇，多聚奇石，妙极山水”的景象亦是其一手开拓。在萧统成为玄圃的新主人后，玄圃再次穿池筑山，更立亭馆。尽管东宫的前后主人都笃信佛教，但不得不说他们经营的园林更像是道教小说中的仙境。
    ④《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38页a，〔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亦见是书卷一二《孝武本纪》；《汉书》卷
    ①许道龄：《关于西安西效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址是明堂或辟雍的讨论》，《考古》1959年第4期，第194页。
    ②《大戴礼记》卷八《明堂》，四部丛刊景印明袁氏嘉趣堂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0页a。
    ③雒忠如：《西安西郊发现汉代建筑遗址》，《考古通讯》1957年第6期，第26-30页，该文将此遗址编号为D6F2。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第45-55页。
    ④刘致平：《西安西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查初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第9页。
    ⑤此句亦见《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引作胡广注《汉官》云。
    ⑥《吕氏春秋》卷二〇《恃君览》：“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俭节。”高诱注：“等，级也。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虽云俭节，实所未闻。”见《吕氏春秋》，诸子集成本，〔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264页。
    ⑦徐良高、王巍：《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第27-35页；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9期，第3-26页。
    ①杨鸿勋：《宫殿考古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6-18页。
    ②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25页。
    ③事见《出三藏记集》卷一三，亦见慧皎《高僧传》卷一。
    ①见《高僧传》卷一一。
    ②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6-169页。
    ③关于汉代海上佛教南传之路及交趾所处之地位与作用，参阅Paul Pelliot，Deux itinéraires chinois de Chine en Indeà la fin du VIIIesiècle，Bulletin de l'Ecole fran aise d'Extrême-Orient，Tome4（1904），pp.132-136，中译本《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6页；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0页；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133页；吴廷璆、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35-37页；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38-50页。
    ④《三国志》卷五七注引《吴书》曰：“翻始欲送朗到广陵，朗惑王方平记言‘疾来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侯官，又欲投交州，翻谏朗曰：‘此妄书耳，交州无南岳，安所投乎?’乃止。”
    ⑤《道藏》第18册，第757-762页。
    ①〔日〕福井康顺：《牟子の研究》，见氏著《道教の基础的研究》附录，〔东京〕书籍文物流通会昭和四十年（1965）第三版，第349页。
    ②参阅〔日〕塚本善隆：《中国中世佛教史论考》，《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三卷，〔东京〕大东出版社昭和五十年（1975），第21-22页。
    ③胡适：《与周叔迦论牟子书》，《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第5卷4期，第5页。
    ④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见孙星衍辑《平津馆丛书》甲集第7册，清嘉庆孙氏刊本，第9页b。
    ⑤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第5期，第69页。
    ⑥Wu Hung，Buddhist Elements in Early Chinese Art (2nd and3rd Centuries A.D.)，Artibus Asiae，Vol.47，No.3/4（1986）．p.271．
    ⑦丁煌指出孙权特好符瑞，颇类王莽、光武，凡立年号，皆出符瑞，详见氏著《汉末三国道教发展与江南地缘关系初探——以张陵天师出生地传说、江南巫俗及孙吴政权与道教关系为中心之一般考察》，《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报》1987年第13号，第183-185页；魏斌：《孙吴年号与符瑞问题》，《汉学研究》2009年第27卷1期，第31-55页。
    ⑧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25页
    ①参阅《道藏》第20册，第556页下-559下。
    ②《道藏》第5册，第520页上。
    ③蒲慕州：《神仙与高僧──魏晋南北朝宗教心态试探》，《汉学研究》1990年第8卷第2期，第149-176页。
    ④高丽本、金藏本《高僧传》及《出三藏记集》、宋碛砂藏本《出三藏记集》此处均写作“静室”，宋碛砂藏本《高僧传》（《影印宋碛砂藏经》第466册，〔上海〕宋版藏经会1936年，第38页a）此处写作“靖室”。
    ⑤关于佛教早期建筑覆顶材质的详细叙述，见本章附录2。
    ①〔日〕福井康顺：《道敎の基础的研究》，〔东京〕书籍文物流通会昭和四十年（1965）第三版，第57-58页。
    ②R.A.Stein，Remarques sur les mouvements du tao sme politico-religieux au IIe siècle ap. J.-C.，T'oung Pao．Vol.50，Livr.1/3（1963），pp.70-71.应劭注出自《汉书》卷四《文帝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页a，原文为：“旧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静室令先案行清净殿中，以虞非常。”
    ③〔日〕吉川忠夫：《“静室”考》，《东方学报》1987年第59册，第125-126页。
    ④见《三国志》卷八《张鲁传》注引《典略》。
    ①姜守诚在《太平经》中找到两例“茅室”，均有静室之意，参阅氏著《〈太平经〉研究——以生命为中心的综合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61页注释3。又，“茅”通“茆”，《太平经》还有四例“茆室”，均出卷九六《守一入室知神戒》，亦为静室的意思。分别是：“乃上到于敢入茆室，坚守之不失，必得度世而去也”；“或久久乃复能入茆室而度去”；“入茆室精修，然后能守神”；“或久久亦冀及入茆室矣”。
    ②葛洪：《神仙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5页b。
    ③杨宽：《论黄巾起义与曹操起家》，见氏著《曹操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382-401页。作者用较为模糊的语气说，曹操曾设立一个机构来供养这些道士，使郄俭“主领之”。这个所谓的“机构”其实就是葛洪所说的“茅舍”。
    ④《上清道类事相》卷一《仙观品》引马枢《道学传》，《道藏》第24册，第878页上，说简寂馆“处所幽深，构造壮异，见者肃然兴昆阆之想。”但简寂馆的构造究竟“壮异”到何种程度很难猜测。关于简寂馆模样更早的描述，天监十四年（515）沈旋《庐山简寂观之碑》是这样写的：“缘岩葺宇，依平考室。即岭成封，因夷置墠。耸构互甍，升降相临。”这句话中“耸构互甍，升降相临”似乎把简寂馆说成是以大殿为核心的规模盛大的建筑群，但前面“葺宇”二字提示简寂馆的最初形式可能仍然是“土阶茅茨”。同时这也说明了李渤（773—831）《真系》（《云笈七签》卷五）中提到的陆修静的“精庐”就是静室。张祜（792—854？）的一首诗亦可以帮助我们确认简寂观的草堂形制，因为这首诗的名字就叫《秋日宿简寂观陆先生草堂》，见《张承吉文集》，影印宋蜀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10页。
    ⑤《道藏》第5册，第587页下。
    ⑥《道藏》第24册，第877页下。
    ⑦参阅《晋书》卷九五，《高僧传》卷九，《法苑珠林》卷一九、二七、四六，《御览》卷七五九“瓯”部。
    ①《玉海》卷一〇〇引《关令尹传》曰：“尹喜结草为楼，精思至道，周康王闻之，拜为大夫，以其楼观望，号此宅为关令草楼观，即观之始也。”其下小字注：“一云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真人草楼在终南山之阴，召幽逸之人尹轨、杜冲，谓之道士，居于草楼之所，号草楼观。”参阅王应麟：《玉海》第4册，宋元刊本影印合璧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1888页下。
    ②宋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中卷引梁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佚文云：“（建武）四年（497），筑架层楼，规欲杜绝。永元元年移住，便与物顿隔，外间简牍亦削去。”又，《梁书》卷五一《陶弘景传》曰：“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惟一家僮得侍其旁。”见《道藏》第5册，第504页b。
    ③见刘大彬《茅山志》卷一六，《道藏》第5册，第622页中。
    ④《三洞珠囊》卷二引《道学传》，《道藏》第25册，第306页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四，《道藏》第5册，第239页中。
    ⑤《道藏》第11册，第187页上。
    ⑥陈国符：《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见氏著《道藏源流考》附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35页。
    ①赵益：《三张“二十四治”与东晋南方道教“静室”之关系》，《东南文化》2001年第11期，第52-56页。
    ②《全唐文》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46页上。
    ③〔日〕砺波护：《法琳の事迹にみる唐初の佛教道教と国家》，见吉川忠夫编《中国古道教史研究》，〔京都〕同朋舍平成四年（1992），第252页。
    ①法琳在《破邪论》中的应对之策是：一、强调龛塔堂殿是历史习俗，与现在无关；二、强调寺院是善男信女为了故去的亲人以及自己来世的富果而建，与僧人无关；三、用“子产不毁伯夷之庙”例子恳求皇帝不要毁除寺院，作像汉明帝、隋文帝那样的“如来大檀越主”。法琳的前两条基本上是答非所问，后一条简直是在哀求皇帝，严重底气不足。参阅《广弘明集》卷一一，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汪道昆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23-24页。
    ②道宣：《广弘明集》卷一二，第79页。
    ③僧佑：《弘明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汪道昆本，第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105-106页。
    ④R.A.Stein，Remarques sur les mouvements du tao sme politico-religieux au IIe siècle ap. J.-C.，T'oung Pao．Vol.50，Livr.1/3（1963），pp.1-78．需要指出的是，石泰安对碑文的引用参照了朱彝尊的《曝书亭集》，而在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里“砖石神君”被读作“礝石神君”。我想，石泰安相信朱彝尊见过更好拓本的说法是可取的，更重要的是朱彝尊的释读可以在明概的话中得到印证。
    ①R.A.Stein，Religious Taoism and Popular Religion from the Second to Seventh Centuries．In：Holmes Welch，Anna Seidel，eds．，Facets of Taoism：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p.72
    ②《水经注·漯水注》云：“水左有大道坛庙，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谦之所议建也。兼诸岳庙碑，亦多所署立。其庙阶三成，四周栏槛上阶之，以木为圆基，令互相枝梧，以版砌其上。栏陛承阿上圆，制如明堂，而专室四户，室内有神坐，坐右列玉磬。”见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影印光绪十八年思贤讲舍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8页上。
    ③葛兆光指出早期道教组织形式与汉代的政府或军队的组织方式很接近，很可能早期道教是仿效政府与军队的形式来管理教徒，曾试图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参阅氏著《张道陵“军将吏兵”考》，《汉学研究》1998年第16卷第2期，第225-238页。吕鹏志亦认为东汉天师道仪式明显模仿了汉朝或更早的世俗行政制度，其“最初意图是要在超自然世界中另外建立一个政权，以取代行将腐朽崩溃的汉帝国。”参阅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8-31页。
    ①《道藏》第24册，第744-747页。
    ②《宋书》卷三四；《广弘明集》卷六。
    ③〔法〕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耿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43页。
    ④宁可：《五斗米道、张鲁政权和“社”》，见汤一介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140-165页。
    ⑤〔法〕索安：《国之重宝与道教秘宝——谶纬所见道教的渊源》，《法国汉学》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95页。
    ①Franciscus Verellen，The Twenty-four Dioceses and Zhang Daoling：The Spatio-Liturgical Organization of EarlyHeavenly Master Taoism，In：Phyllis Granoff，Koichi Shinohara，eds．，Pilgrims，patrons，and place：localizingsanctity in Asian religions，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3，pp.24-25．
    ②Wu Hung，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82.
    ③王莽时期的威斗于430年建康城外玄武湖地区被发现，见《南史》卷三三。叶梦得说韩缜家里藏了一个王莽时的“铜枓”，形状如勺，刻有铭文，见王楙：《野客丛书》卷一三，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25-126页。端方旧藏一不知名铜器，见端方：《陶斋吉金续录》卷二，宣统元年石印本，第44页a。陈梦家以为此物系铜铸北斗的残部，“有可能为附设于式盘上的北斗，但由其长度来看它或许是独用的，如王莽所铸威斗。”见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页。
    ④《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32页ｂ。
    ①《晋书》卷八六，第11页b，亦见《魏书》卷九九，第2页b，《资治通鉴》卷九五。
    ②顾颉刚：《明堂》，见氏著《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49页。
    ③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影印光绪十八年思贤讲舍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8页b。
    ④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0-722页。
    ①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5-106页。
    ②郭德维：《曾侯乙墓中漆匫上日月和伏羲、女娲图象试释》，《江汉考古》1981年第1期，第97页。
    ③该段小字亦见今本《异苑》，李剑国认为今本《异苑》此处乃抄《诗品》而成，参阅李剑国：《古小说文献的甄别、使用与整理——以〈异苑〉及〈搜神记〉为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2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266-267页。曹旭：《诗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5页，作者指出现存《诗品》各种版本中，“最早出现这一注文的是明正德元年（1506）退翁书院钞本”，但他没有注意到绍兴六年（1136）成书的《类说》中已有引用，此处“靖室”写作“静室”。见曾慥：《类说》第5册，影印明天启六年岳锺秀刻本，〔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3389-3390页。
    ①〔日〕清水凯夫：《〈诗品〉谢灵运条逸话考》，日本立命馆大学中国艺文研究会《学林》1988年第11号，中译本见王利器、常思春主编《稽古拓新集——屈守元教授八秩华诞纪念》，〔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197页。
    ②同上。
    ③曹旭前揭书，第325页。
    ④王发国：《〈诗品〉“杜明师”其人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第136页。
    ①《后汉书》卷七二《楚王刘英传》
    ②王承文：《古灵宝经定期斋戒的渊源及其与佛教的关系》，《华林》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55页。
    ③〔日〕塚本善隆：《中国中世佛教史论考》，《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三卷），〔东京〕大东出版社昭和五十年（1975），第6页。
    ④E.Zürcher，H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Thought and Law in Qin and Han China. Studies dedicated toAnthony Hulsewé on the occas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W.L.Idema and E.Zürcher，ed.，Leiden：E.J.Brill，1990，p.162
    ⑤Erik Zürcher，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Leiden：E.J.Brill，2007（3rd edtion），p.53.
    ⑥塚本善隆前揭书，第4页。
    ⑦E.Zürcher，H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p.182。
    ⑧Anna Seidel，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 West1950-1990，Cahiers d'Extrême-Asie，Vol.5（1989-1990），p.287.
    ①参阅萧登福：《道教与佛教》，〔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27页。又，杨勇说《世说》“斋”者凡九见，见氏著《世说新语校笺》上册，〔台北〕正文书局2000年，第207-208页，
    ③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五，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7页b。
    ④关于倪瓒与王寿衍的交游情况，可从他们身边人探知一二。虞集为倪瓒兄文光所作《倪文光碑》（《道园学古录》卷五〇，四部丛刊景印明景泰翻元小字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8页a）中有云“(文光)从余杭王真人寿衍游”。又，倪瓒友好张雨乃王寿衍的弟子，参阅孙克宽《元代的一个文学道士——张雨》，《大陆杂志》1973年46卷4期，第181-190页；张光宾：《元朝书画史研究论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第71-88页。沈世良《倪高士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3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12页）至顺元年（1330）条，谓“是年春，高士薄游浙东，将归梅里，爱余不溪风景，觞于上清王真人开元馆，后十七年丁亥，有余不溪咏，追述旧游。”文中提到的“王真人开元馆”即王寿衍的开元宫，由此可知倪瓒与王寿衍关系十分密切。
    ⑤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时与潮文艺》1943年3月创刊号。
    ①Osvald Sirén，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Peiping：Henri Vetch，1936，p.16.
    ②Alexander C. Soper，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The Art Bulletin，Vol.23，No.2（1941），p.152.
    ③邹民生：《宗炳山水画思想考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3期，第86页。
    ④徐圣心：《宗炳〈画山水序〉及其“类”概念析论》，《台大中文学报》2006年第24期，第167-170页。
    ⑤参见伍霖生的记录整理的《傅抱石谈艺录》，〔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21页。又见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第584页；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9页。
    ⑥参阅Kiyohiko Munakata，“Concepts of lei and Kan-lei in Early ChineseArt Theory”，此文与1979年6月在“Theoriesof the Arts in China”研讨会上宣读，后收入Susan Bush，Christian Murck，eds.，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p.105-131.
    ⑦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03页。
    ①英文道家与道教均被不加区别地翻译成“Taoism”，所以我无法准确知道苏利文的意思，但他既把宗炳与顾恺之归为一类，那么此处的“Taoist”被译成“道教徒”也是可以的，参阅Michael Sullivan，The birth of landscapepainting i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2，pp.102-104.
    ②参阅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88-108页。
    ③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哲学评论》1943年第8卷第5期，第58页。
    ④林朝成：《六朝佛家美学——以宗炳畅神说为中心的研究》，《国际佛学研究》1992年第2期，第181页。
    ⑤参阅Richard Mather：The Landscape Buddhism of the Fifth-Century Poet Hsieh Ling-yün，The Journal of AsianStudies，Vol.18，No.1（1958），pp.67-79.
    ⑥志村良治：《谢灵运と宗炳——〈画山水序〉をめぐって》，《集刊东洋学》1976年第35号，第26-42页，此处参照了何楠的中译本，见《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第33-40页。
    ⑦Susan Bush，Tsung Ping's Essay on Painting Landscape and the“Landscape Buddhism”of Mount Lu，In：Susan Bush，Christian Murck，eds．，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p.132-164.
    ⑧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2卷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98、517页；林朝成前揭文，第186-190页；谢磊：《“观道畅神”宗炳画山水序正读》，《美术研究》1999年第2期，第17-19页。
    ①参阅刘道广：《〈金刚经〉和〈画山水序〉》，《美术研究》2002年第4期，第64页；谢磊：《〈金刚经〉与〈画山水序〉再辨识——与刘道广教授商榷》，《美术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8-114、107页；韦宾：《〈画山水序〉与佛教关系问题商榷》，《美术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3-107页。
    ②参阅李幸玲：《六朝居士佛教艺术的理论与实践——以宗炳〈画山水序〉为中心》，《中国学术年刊》2007年第29期，第21-42页；萧驰：《大乘佛教之受容与晋宋山水诗学》，《中华文史论丛》2003年第72辑，第50-118页。黄景进：《重读〈净土宗三经〉与〈画山水序〉——试论净土、禅观与山水画、山水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6年第16卷第4期。
    ③胡维兹[Leon Hurvitz]以为《画山水序》里“万趣融其神思”中的“趣”是全篇中唯一纯粹的佛教词汇visaya，参阅氏著Tsung Ping's Comments on Landscape Painting，Artibus Asiae，Vol.32，No.2/3（1970），p.154.，不过，我们同时也知道这句话里的“神思”是地道的道教术语。
    ④李泽厚，刘纲纪前揭书，第510页。
    ⑤陈道贵：《从佛教影响看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嬗变——以庐山慧远及其周围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4卷第3期，第81、82页。
    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371-372页。塚本善隆、任继愈亦持相同看法，参阅〔日〕塚本善隆：《中国初期仏教史上における慧远》，见木村英一编《慧远研究》（研究篇），〔东京〕创文社1962年，第63页；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619页。
    ⑦参阅《大正藏》第13册，第902页下-919页下。
    ①Erik Zürcher，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Leiden：E.J.Brill，2007（3rd edtion），p.221.
    ②Raoul Birnbaum，Buddhist Meditation Teachings and the Birth of 'Pure'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Bulletin of the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Vol.9（1981），pp.49-50.
    ③参阅《高僧传》卷六，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29-235页.
    ④同上。
    ⑤石守谦：《赋彩制形——传统美学思想与艺术批评》，见郭继生主编《中国文化新论艺术篇美感与造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修订版），第16页。
    ⑥参阅石守谦：《“幹惟画肉不画骨”别解——兼论“感神通灵”观在中国画史上的没落》，《艺术学：艺术学研究年报》1990年第4期，第165-191页。
    ⑦Jerome Silbergeld，Chinese Concepts of Old Age and Their Role in Chinese Painting,Painting Theory,and Criticism，Art Journal，Vol.46，No.2（1987），pp.103-114.
    ①Miranda Shaw，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49，No.2（1988），pp.190-191.
    ②参阅Antonio Manetti，Vita di Filippo Brunelleschi：preceduta da La novella del Grasso，Domenico De Robertis，ed.，Milano：Il polifilo，1976，pp.57-60。另参约翰怀特[John White]的英译，见氏著The Birth and Rebirth ofPictorial Space，3rd ed.，London：Faber&FaberFaber，1987，pp.114-117.
    ③John White，ibid，p.113.
    ①关于布鲁内莱斯基窥视孔故事的真伪研究，见本文附录3。
    ②宗白华：《中国画法所表现之空间意识》，见滕固编《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专刊》，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1937印行，第17-18页。
    ③宗白华前揭文，第17、18页。
    ④参见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新中华》1949年第20卷第10期，第32-36、31页。
    ⑤见叶宗镐选编：《傅抱石美术文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321-322页。另据编者《傅抱石年表》（第680页）所说，是文完成于1937年10月。
    ⑥傅抱石：《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第37页。
    ⑦马采：《顾恺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第54页。
    ①阮璞：《画学丛证》，〔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42-47页。
    ②刘克明：《宗炳的透视理论及其图学思想》，《自然杂志》2004年第26卷第1期，第55-59页。并参氏著《中国建筑图学文化源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5-148页；《中国图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0-244页。
    ③宗白华前揭文，第33，34页。
    ④滕固：《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专刊序》，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1937印行，第1页。
    ①俞剑华注本《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130页，以为宗炳所说的“昆仑”是今天的昆仑山脉。然从文献来看，宗炳的游历范围并未超出刘宋疆域。又，在《明佛论》里画家再次用昆仑山打了个比方：“如渴者饮河，挹洪流以盈己，岂须穷源于昆山哉”，意思是说通过上溯河源来寻找昆仑山的方法过于愚笨。这里他否认了昆仑山的现实存在，也表明了《画山水序》中的“昆仑”并非地理上意义的实体。如此，“写生”与“透视”之说自然不可信，事实上，宗炳本人从来没有说他的“山水画”是来自对景写生。
    ②曾布川宽把马王堆一号墓朱地彩绘棺、沂南画像石墓中室八角柱、临沂金雀山9号墓帛画上出现的三峰模样的神山归为昆仑山，参阅氏著《昆仑山と升仙图》，《东方学报》1979年第51册，第83-185页。曾布川氏的观点为巫鸿所引用，但高莉芬认为这种水平横向的神山是蓬莱三山。参阅氏著《垂直与水平：汉代画像石中的神山图像》，《兴大中文学报》2008年第23期，第123-161页。
    ③吴礽骧推断“酒泉丁家闸五号壁画墓的年代，大致可定在后凉至北凉之间，即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中叶，也就是在公元386—441年北魏破酒泉时期。”并认为前室顶部东西两壁东王公、西王母座下的山峦就是昆仑山。吴礽骧划定的区间与宗炳的生活时段（375—443）正好重合。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酒泉十六国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1页；吴礽骧：《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壁画内容考释》，《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4期，第108页。
    ④详见本文附录3。
    ⑤威利[Arthur Waley]说《画山水序》没有收录在“书画谱”中，认为当年的编纂者有意识地剔除了它，并由此怀疑这篇文章有假，参阅氏著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London：Ernest Benn，limited，1923，p.190．苏利文指出威利用的“书画谱”就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成书的《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但他又认为这篇画论不管是否出自宗炳之手，从风格或内容来看肯定是五世纪的作品，参阅氏著The birth of landscapepainting i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2，p.102．我不知道他们依据的是哪个版本，因为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书画谱》中，《画山水序》是被收录在第十五卷中的。不过，我在此处仍表示出谨慎，因为这篇文章消失的时间实在太久，至少不能无条件地接受。
    ①马承五：《唐诗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0-286页。
    ②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217页。
    ③关于释彦悰《后画录》的真伪及时间考证，参阅李普文：《〈后画录〉作者释彦悰及其绘画美学思想与批评观》，《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9卷第5期，第89-92页。
    ④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953、1995页。
    ①〔日〕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6-32页。
    ②乐史：《太平寰宇记》第6册，王文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34页。
    ③《类聚》卷七，亦见《初学记》卷五、《御览》卷三九、《水经注》卷三八及《异苑》卷一。
    ④《类聚》卷七。
    ⑤参阅陈毅：《荆州记辑本跋》，见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附录《麓山精舍辑本》，〔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11页上。
    ⑥宗炳生于375年，卒于443年，时年69岁。《画山水序》具体时间已不可考，韦宾以为是文与《明佛论》作于同一时期，即435年，见氏著《汉魏六朝画论十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95-196页。然《序》中既言“老之将至”，若按《礼记》、《说文解字》“七十曰老”的说法，这个时间还可以往后拖些，或在宗炳65岁至69岁之间，即439—443年之间。
    ①至少在1956年傅抱石就是这样解释的，参见伍霖生的记录整理的《傅抱石谈艺录》，〔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21页。又见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上卷，〔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第584页；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9页。
    ②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第269-270页
    ③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234-235页。
    ④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8页
    ①柳涵：《邓县画像砖墓的时代和研究》，《考古》1955年第5期，第261页；林树中：《江苏丹阳南齐陵墓砖印壁画探讨》，《文物》1977年第l期，第68页。又，近年韦正撰文《汉水流域四座南北朝墓葬的时代与归属》，《文物》2006年第2期，认为邓县画像砖墓不早于公元500年前后，并归之于北朝墓葬。但不久前韦正修改了过去的观点，认为该墓仍属南朝，时间在刘宋元嘉三十年（453）至南齐隆昌元年（494）之间，参阅氏著《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7-321页。
    ②牟发松：《汉唐间的荆州宗氏》，《文史》1998年第44辑，第81-96页。
    ③参阅吉村怜：《南朝の法华経普门品变相——刘宋元嘉2年铭石刻画象の内容》，《仏教芸术》[Ars buddhica]1985年通号162，第11-27页。是文有三个中译本，贺小萍译本见于《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第148-155页；小泽亨子译本见于《东南文化》2001年第3期，第54-61页；卞立强译本见于《天人诞生图研究——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245-255页。
    ④巫鸿：《汉代艺术中的“天堂”图像和“天堂”观念》，《历史文物》1996年第4期。
    ⑤以上参阅刘志远，刘廷壁：《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第４页及图版31；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IV：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Part3：CivilEngineering and Nau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Fig.970.；Audrey Spiro，Shaping the Wind：Taste and Tradition in Fifth-Century South China，Ars Orientalis，Vol.21（1991），p.104.；Dorothy C. Wong，FourSichuan Buddhist Steles and the Beginnings of Pure Land Imagery in China，Archives of Asian Art，Vol.51（1998/1999），p.60；张总：《峨眉及蜀地造像佛画种种》，见永寿主编《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49-250页。
    ①李静杰：《石佛选粹》，〔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图版56并参第220页图版解说。
    ②李裕群：《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0年第2期，第66-67页。
    ③〔日〕八木春生：《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第32，34-35页。
    ④Denise Patry Leidy，The Ssu-Wei Figure in Sixth-Century A.D.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Archives of Asian Art，Vol.43（1990），p.26.
    ⑤最初王静芬认为法华经变石刻的时间在六世纪中期或550—575年之间，在《中国碑》中缩小为六世纪中期，参阅氏著Chinese Steles：Pre-Buddhist and Buddhist Use of a Symbolic For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p.158.
    ⑥我们无法获悉当时设计者的真实想法，但石刻的确破坏了人们长久以来的视觉习惯，恐怕太适合宗教美术的传播规律，平均人物大小的做法应被视为孤例，或许这正是它不流行的原因。参见赵声良：《敦煌壁画风景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6-127页。
    ①参阅Rudolf Arnheim，New Essays on the Psychology of Art，Berkeley and LosAngeles：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6，p.171，fig.23.
    ①徐圣心：《宗炳〈画山水序〉及其“类”概念析论》，《台大中文学报》2006年第24期，第172页。
    ②Erik Zürcher，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Leiden：E.J.Brill，2007，3d ed．，p.207.
    ③侯思孟：《中世纪中国与中世纪欧洲山水欣赏之比较》，《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5年第5卷第4期，第1-18页。
    ①陈舜俞：《庐山记》卷一，重刊元禄本，东方学会1928年印，第8页a，曰：“《匡山集》亦二十卷，景福二年尝重写。明道中，为部使者刑部许申所借。今《庐山略记》并《游石门诗序》刊石于寺，皆因集中本云。”又，卷三，第4页b，曰：“（慧远）有《匡山集》二十卷传于世。”故知慧远为《游石门诗序》之作者。
    ②我只看到陈道贵对此有过回应，但他并不同意侯思孟的观点，见氏著《从佛教影响看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嬗变——以庐山慧远及其周围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第80页。
    ③John Ruskin，Modern painters，Vol. III，The Complete Works of John Ruskin，Vol.IV，New York：The KelmscottSociety，1900，p.179.
    ①Walter Woodburn Hyde，The Ancient Appreciation of Mountain Scenery，The Classical Journal，Vol.11，No.2（1915），p.71.
    ②Plato，Euthyphro, Apology, Crito, Phaedo, Phaedrus，trans.，Harold North Fowler，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pp.423-424.
    ③Ibid.，pp.377-381，我对此的理解，特别地球是“平滑的”，参照了伯格[Ronna Burger]的解释，参阅Ronna Burger，The Phaedo：A Platonic Labyrinth，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196.
    ④Thomas Campbell，The poetical works of Thomas Campbell，London：Edward Moxon，1837，p.58.
    ①Gilbert Murray，Greek and English Tragedy：a contrast，In：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 classics，G.S. Gordon，ed.，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12，p.11.
    ②参阅Walter Woodburn Hyde，op.cit.，pp.78-82.
    ③Marjorie Hope Nicolson，Mountain Gloom and Mountain Glory：The Development of the Aesthetics of the Infinite，Seattle&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7．p.39.
    ④侯思孟前揭文，第14页。
    ①保尔戴密微：《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山岳》，邱海婴译，见钱林森主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诗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255页。
    ②Augustine，St.Augustine's Confessions，Vol.II，trans.，William Watts，Loeb Classical Library，London：WilliamHeinemann，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912，p.89
    ③op.cit.，pp.99-100，此处取周士良译本，见奥古斯丁《忏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4页。
    ①关于佩托拉克的这段资料参阅侯思孟前揭文，第16-17页。
    ②我见到的是该书的英译本。Thomas Burnet，The sacred theory of the earth：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al ofthe earth, and of all the general changes which it hath already undergone, or is to undergo, till the consummation ofall things，London：J.Hooke，1726，Vol.I，p.86.
    ③Ibid，p.89.
    ④Alexander Coburn Soper，Early Buddhist Attitudes Toward the Art of Painting．The Art Bulletin，Vol.32，No．2（1950），pp.147-151．索伯使用的是《日本大正藏》，引用的13段资料来自9部佛经，里面的内容表明原始佛教使用图像以为人物、动物、植物，功能是为了美化装饰和观想修行。其中只获得一例关于山水图像的信息，见于《摩诃僧祇律》卷三三，曰：“所谓长老比丘像、葡萄蔓摩竭鱼鹅像、死尸之像、山林像”一语，Soper把“山林像“翻译为“landscape scenes”，我想此处“山林”中的“山”应是作定语的形容词，意思并不是指“mountain and trees”，而是“trees of mountain”。
    ①《大正藏》第1册，第118页上。
    ②《大正藏》第14册，第421页上。
    ③《大正藏》第11册，第105页中。
    ④《大正藏》第9册，第11页中。
    ⑤《大正藏》第9册，第20页下。
    ⑥《大正藏》第9册，第21页上。
    ⑦《大正藏》第12册，第283页上。
    ①《大正藏》第12册，第270页上。
    ②《大正藏》第12册，第332页上。
    ③黄景进前揭文，第221页。
    ④参阅《鸠摩罗什法师大义》卷上《次问修三十二相并答》，《大正藏》第45册，第127页。
    ⑤《大正藏》第15册，第299页。
    ①〔日〕岩本裕：《インド仏教と法华经》，〔东京〕第三文明社1974年，第73-80页。
    ②〔日〕宫治昭：《吐峪沟石窟壁画与禅观》，贺小萍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42及注释3、87-90页。
    ③〔瑞士〕荣格：《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杨儒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4-195页。
    ①王子云：《新疆拜城赫色石窟》，《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
    ②参阅史晓明，张爱红：《克孜尔石窟菱格画形式探源》，《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第26-31页。
    ③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6页。
    ④〔日〕关卫：《西方美术东渐史》，熊得山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5页。
    ⑤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第66页。
    ⑥谭树桐：《龟兹菱格画和汉博山炉——丝路艺术因缘的探索》，《新疆艺术》1987第4期，第3-15页。
    ⑦徐永明：《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菱形格艺术源流初探》，《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第79-83页。
    ①〔日〕须藤弘敏：《禅定比丘图像与敦煌285窟》，陈家紫译，见段文杰主编《1987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393-413页。
    ②《大正藏》第14册，第538页下。
    ③萧驰：《大乘佛教之受容与晋宋山水诗学》，《中华文史论丛》2003年第72辑，第81页。
    ④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70页。
    ⑤施萍婷：《支道林〈阿弥陀佛像赞并序〉注释》，《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第28-31页。
    ①该万佛寺石刻内容为法华经变，这已由吉村怜证明。尽管《妙法莲华经》与《维摩诘所说经》不是同一文本，但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表现在两经均同时由同一个人鸠摩罗什译出，而且在净土观念上，前者的“灵山净土”与后者的“心净土净说”被望月信亨认为属同一趣旨，都是“娑婆即净土论”。参阅〔日〕望月信亨：《净土教概论》，释印海译，〔台北〕华宇出版社1988年，第89-95页。
    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86页。
    ③侯思孟前揭文，第12页。
    ①参阅《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6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32页中；《大正藏》第52册《广弘明集》卷三〇校语，第349页上。
    ②赖鹏举：《罗什入关以前中国的净土思想》，《法光学坛》1997年第1期，第77页。
    ①引文见戴密微前揭文，第263页，并参阅氏著《禅与中国诗歌》，钱林森译，见钱林森主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诗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242-252页。
    ②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117页。
    ③Donald Holzman，Ts'ao chih and the Immortals，Asia Major，3rd Series，Vol.1，part1（1988），pp.15-57.
    ①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100页。
    ②《宣和画谱》卷一二，景印元大德吴氏刻本，〔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1年，第5页b。
    ③Vinaya Texts，Part I，In：F.Max Müller，eds．，Sacred Books of the East，Vol.XIII，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881，p.173
    ④参阅蔡怡佳，刘宏信：《宗教经验种种》译者导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①关于以卧姿思念身神的技术最早见于纬书《龙鱼河图》，但无法肯定这部书撰写年代，它有可能像陈槃说的很早，也可能如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说其中有后来的伪作。参阅陈槃：《古谶纬书录解题》（五），《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3年第44本第4分，第720-726页；〔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上册《解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67页。
    ②汤用彤、王明、陈国符认为今本《太平经》作于汉代，详见汤用彤：《读〈太平经〉书所见》，《国学季刊》1935第5卷第1号；王明：《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8本；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1-89页。
    ③福井康顺：《道敎の基础的研究》，〔东京〕书籍文物流通会昭和四十年（1965）第三版，第214-255页。
    ④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4页。
    ①韩吉绍，张鲁君：《铜镜与早期道教》，《中国道教》2006年第1期，第页。
    ②《初学记》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607页，引《刘（振）根别传》曰：“以九寸明镜照面视之，曰：‘今日识己形，当令不忘，如此其神不散，疾患不入’。”亦见《御览》卷七一七。
    ③对于日月星辰的存思还见于《真诰》卷五、卷七，《登真隐诀》中卷，也就是说最迟兴宁年间（363—365）道教徒已经以自然为存想对象了。
    ④Stephen R. Bokenkamp，The Peach Flower Font and the Grotto Passag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06，No.1（1986），pp.65-77.关于《太上灵宝五符序》的成书时间，它在《抱朴子》与《真诰》就已经出现，但引文与现在看到现形的《太上灵宝五符序》不完全一样。萧登福相信道藏本之《太上灵宝五符序》出自东汉，参阅萧登福：《周秦两汉早期道教》，〔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第385-389页；小林正美则指出该经是经历数个阶段的改造与增删而成，尤其这节存思“三一”的部分有着《抱朴子》里所没有的思想和观念，因此推定出现的时间在永和六年（350）至隆安四年之间（400）。参阅〔日〕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90年，第54-102页。
    ①关于王羲之是否写过《黄庭经》的讨论，参见虞万里：《王羲之与〈黄庭经〉帖》，《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第331-338页。
    ①这句话不是太容易理解，叶舒宪、萧兵、郑在书解释：“就是说初民往往以居址附近的高山为测时的‘坐标’，计算时辰或季节，甚或以为日、月即出自山间（或山下海中）。升则白昼，降即黑夜；以宇宙山为中轴，日、月间替代出，不相碰撞或干扰，所以是‘相避’而为‘隐’为‘明’。”参阅叶舒宪，萧兵，郑在书：《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但是《山海经》里《大荒东经》言日月所出者共五处，《大荒西经》言日月所入者共七处。因此，苏雪林谓：“日月这种天体仅有其二，出入轨道亦有一定，今竟各有五六处，太不近情理了。”参阅苏雪林：《天问正简》，〔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页。钟建华、王项飞认为该句意思：“是说日月落人此山之中。太阳逐渐西沉，代表黑夜即将到来，在古人心目中，光明代表了生命和希望，而黑暗则代表了死亡和恐惧。因此，西方的昆仑山作为日落的方向，与‘阳’相对，与很多阴性的意象联系起来，预示着死亡和衰落。”参阅钟建华，王项飞等：《仪式：崇拜与有序的神圣》，〔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②陈善：《扪虱新话》卷四“昆仑山”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1页。
    ③张潮：《幽梦影》，襟霞阁主人重刊本，〔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第82页。
    ①北辰（极）属于西洋的小熊星座，北斗七星则为大熊星座。小南一郎指出这里的“北斗”应该是“北辰”。参阅氏著《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4页。此类错误在道经中非常多，这不是偶然现象，应与道教对北斗的崇拜相关。参阅萧登福：《〈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探述》，《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3期，第65页。
    ②参见本文第2章第2节。
    ①《广弘明集》卷三〇，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4页上。
    ②〔日〕兴膳宏：《枯木上开放的诗——诗歌意象谱系一考》，见蒋寅编译《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79-209页。
    ①《山海经》在《西山经》与《海内西经》分别提及昆仑山上有鸾凤、琅玕与沙棠。离《琴赋》最近的资料表明这种汉代人的观念依然保留下来，可以确定该赋中拥有鸾凤、琅玕与沙棠意象的“峻岳之崇冈”就是昆仑山。提供证据的一个是嵇康本人的《答二郭诗三首》，诗曰：“鸾凤避罻罗，远讬昆仑墟。”见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4页；另一个是《抱朴子·袪惑》中的一句：“（昆仑）有珠玉树，沙棠、琅玕、碧瑰之树。”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20页。
    ②孙星衍所校订的《平津馆丛书》本前段与《文选》中的一样，后段则来自吴淑《事类赋乐部》注引《乐府解题水仙操》，加上了伯牙与成连俱往蓬莱，然后成连故意离开，最后伯牙在一片孤寂中领悟琴道的情节。应该说后面的故事发展恰好否定了前面的内容，伯牙受业于方子春的结局原本就此打住，但现在却被戏剧化，成了成连先生精心设下的“圈套”。故事当然变得跌宕起伏，不过续貂的痕迹一看便知。既然故事的前半程是写成连的设局，而谜底留在故事末尾才揭开，那么如此离奇的故事发展过程李善不可能不知道，讲故事又岂有讲半截故事的道理呢？所以，我相信《文选》中的内容才是伯牙学琴故事学琴的原型，后面的部分是李善之后的唐代人补充的，虽然它让故事更加精彩生动，但却违反了故事的原意。参阅《续修四库全书1092子部艺术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49-150页。
    ③王氏说《琴操》这段文字引自《类聚》，然今《类聚》不见该段文字。逯钦立以为文中歌辞是后人依讬。《续修四库全书1200子部杂家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页下-14页上。
    ①宗白华：《美从何处寻？》，《新建设》1957年第6期，第28页。
    ②饶宗颐举道教中的“太清”一词来概括琴的最高意境。“太清”的概念在饶氏看来，兼指道家的无为和佛家的正定[sammā，samādhi]，参阅氏著《古琴的哲学》，《华冈学报》1974第8期，第436-437页。
    ③《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
    ④王宗昱：《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⑤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页。至于这种风俗的产生原因，钟来因认为与《真诰》中一条真人的降诰有关，参阅氏著《长生不死的探求——道经〈真诰〉之谜》，〔上海〕文汇出版社1992年，第54-56页。
    ①王中旭：《敦煌佛爷庙湾墓伯牙弹琴画像之渊源与含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1期，第93-107页。
    ②洪咨夔：《平斋文集》，四部丛刊续编景印宋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20页a-21页a。
    ①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10页。
    ②《广弘明集》卷三二。
    ③以上参阅《高僧传》卷六，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29-235页。
    ①《般舟三昧经》讲述一种“三昧”的行持之法，以便信仰者能看到“十方诸佛悉在前立”。该经与慧远的密切关系从他的《念佛三昧诗集序》便可知晓，此外慧远与鸠摩罗什还通过书信探讨过《般舟三昧经》中梦中见佛的问题，后者的回答肯定了凭借三昧之力可以见到诸佛，只是比起神通之力，三昧之力属于较低的层次。
    ②Alexander C. Soper，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The Art Bulletin，Vol.23，No.2（1941），p.152.
    ③吴崇明：《道教存思法与〈文心雕龙〉神思论的生成》，《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97-101页。
    ①Leon Hurvitz，Tsung Ping's Comments on Landscape Painting，Artibus Asiae，Vol.32，No.2/3（1970），p.154.
    ②郭熙：《林泉高致集》，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78页上。
    ③关于孙绰《游天台山赋》的缘起，韦宾有较为详细的的介绍，不过他认为孙绰的这篇赋根据一幅“天台山图”想象的，但我的看法是，这幅“天台山图”的实物也是不存在的，作家是根据头脑中一道虚拟图像而不是实物完成了这篇山水游记。苏利文出示了一件西雅图博物馆[SeattleArt Museum]藏的三世纪的陶罐，认为上面的山水图像与传说中“云台山图”很接近，但这个图像是令人失望的，所以我不认为孙绰、顾恺之时代有真正的山水画。参阅韦宾：《汉魏六朝画论十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2-189页；Michael Sullivan，On Painting the Yün-t'ai-shan：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Essay Attributed to Ku K'ai-chih，Artibus Asiae，Vol.17，No.2（1954），pp.101-102，Fig.4.
    ④关于顾恺之是否去过四川的问题，详见本文第二章引言注释部分。
    ⑤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新中华》1949年第20卷第10期，第32、33、34页。
    ①Vinaya Texts，PartI，Trans.，T.W.Rhys Davids and Hermann Oldenberg，In：F.Max Müller，eds．，Sacred Books ofthe East，Vol.XIII，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881，p.173
    ②《大正藏》第25册，第538页上。
    ③Ibid．
    ④《汉译南传大藏经》之《律藏》四，通妙译，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2年，第202、208页。
    ⑤Vinaya Texts，PartIII，trans.，T.W.Rhys Davids and Hermann Oldenberg，In：F.Max Müller，eds．，Sacred Books of
    the East，Vol.XX，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885，p.162，174.
    ①Ibid.，p.178-179.
    ②参阅方广锠：《渊源与流变：印度初期佛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103页。
    ③Alexander Cunningham，The st pa of Bharhut：a Buddhist monument ornamented with numerous sculptures
    illustrative of Buddhist legend and history in the third century B.C.，London：Wm. H. Allen and Co.，1879，p.118-124.
    ④参阅James Fergusson，Tree and serpent worship：or, Illustrations of mythology and art in India in the first andfourth centuries after Christ，from the sculptures of the Buddhist topes at Sanchi and Amravati，London：IndiaMuseum，Wm.H. Allen&Co.，1873，pp.137-138，pl.XXXVL
    ①Rudolf Arnheim，Brunelleschi's Peepshow，Zeitschrift für Kunstgeschichte，41.Bd.，H.1（1978），p.58.
    ②Ibid，p.57.
    ①Samuel Y. Edgerton，The Renaissance Rediscovery of Linear Perspective，New York：Basic Books，1975，p.144.
    ②Ibid，p.126.
    ③E.H.Gombrich，Gombrich on the Renaissance，Vol.III：The Heritage of Apelles，London：Phaidon Press，1976．p.108.
    ①以上内容参见Carl Brandon Strehlke，Scheggia．San Giovanni Valdarno，The Burlington Magazine，Vol.141，No.1154（1999），p.314.
    ②Giorgio Vasari，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painters, sculptors&architects，Vol. II，trans．，Gaston DuC. DeVere，London：Macmillan，1912，p.198.
    ③参阅Leon Battista Alberti，Leon Battista Alberti：On Painting：A New Translation and Critical Edition，ed. and trans.，Rocco Sinisgall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7-8.
    ④这里选用的是John R. Spencer的译本，并参照Cecil Grayson的译本及Rocco Sinisgalli（p.39）的译本。见LeonBattista Alberti，On Painting，trans.，John R. Spenc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6，pp.55-56；LeoneBattista Alberti，On Painting and On Sculpture：The Latin texts of De pictura and De statua，trans.，Cecil Grayson，London：Phaidon，1972，p.55.
    ⑤E.H. Gombrich，The Story of Art，London：Phaidon Press，16th edition，2007，p.81.
    ①Vitruvius，On Architecture，Vol. I，Ed. and trans.，Frank Granger，London： William Heinemann，1931，p.27.
    ②Ibid，Vol. II，p.71，并参摩根博士的译本，见Vitruvius，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trans.，Morris Hickey Morg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p.198.
    ③Erwin Panofsky，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trans.，Christopher S. Wood，New York：Zone Books，1991，p.38；原文Die Perspektive als Symbolische Form，见Vortr ge der Bibliothek Warburg1924-25，Leipzig&Berlin，1927.
    ④参阅Rudolf Arnheim，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A Psychology of the Creative Eye，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New version，p.112-113.
    ①参阅Samuel Y.Edgerton，The Mirror，the Window，and the Telescope：How Renaissance Linear PerspectiveChanged Our Vision of the Universe，Ithaca&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pp.6-7，34-35，41，43.
    ②〔波〕沃托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中世纪美学》，褚朔维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18页。
    ③Samuel Y.Edgerton，The Mirror，the Window，and the Telescope，pp.49-50.
    ①E.H. Gombrich，op.cit.，p.108。另参氏著Standards of Truth：The Arrested Image and the Moving Eye，CriticalInquiry，Vol.7，No.2（1980），pp.249-251.
    ②参阅Erwin Panofsky，The Life and Art of Albrecht Dür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4th ed.，p.253；Francis Russell，The world of Dürer1471-1528，New York：Time-Life Books，1980，p.160.
    ①1515年丢勒绘制了这个画箱的设计草图，它现存于大英图书馆手稿部，参见Giulia Bartrum，Albrecht Dürerand his legacy：the graphic work of a Renaissance arti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219，ill.168.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
    《魏书》、《南史》、《北史》，均采用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
    《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道藏索引——五种版本道藏通检》，施舟人原编，陈耀庭改编，上海：上海书店1996年。
    《中华道藏》，张继禹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
    《影印宋碛砂藏经》，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1936年刊本。
    《高丽大藏经》，影印韩国海印寺藏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北京：中华书局1984-96年。
    《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
    《汉译南传大藏经》，通妙译，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0年。
    《吕氏春秋》，诸子集成本，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
    《荀子集解》，王先谦，诸子集成本，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
    《论衡集解》，刘盼遂，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
    《列子集释》，杨伯峻，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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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戴礼记》，四部丛刊景印明袁氏嘉趣堂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蔡质着，孙星衍校，平津馆丛书（甲集第7册），清嘉庆孙氏刊本。
    《老子想尔注校笺》，饶宗颐，香港：苏记书庄1956年。
    《太平经合校》，王明，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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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志校证》，范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周礼疏》，贾公彦，影印宋三山黄唐刻本，武进：董氏诵芬室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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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名画记》十卷，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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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神录》，丛书集成影印津逮秘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太平御览》，四部丛刊影印宋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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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海》，宋元刊本影印合璧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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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寰宇记》，王文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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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珩璜新论》，涵芬楼景印六安晁氏聚珍版，《学海类编》第6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
    《珩璜新论》，陈仲鱼校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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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珩璜新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庐山记》，陈舜俞，重刊元禄本，东方学会1928年印。
    《平斋文集》，洪咨夔，四部丛刊续编景印宋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扪虱新话》，陈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
    《敦煌丛刊初集》，黄永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九家旧晋书辑本》，汤球，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汉唐地理书钞》，王谟，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辟疆园杜诗注解》，顾宸，吴门书林清康熙二年。
    《经史避名汇考》，周广业，影印清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幽梦影》，张潮，襟霞阁主人重刊本，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
    《道园学古录》，虞集，四部丛刊景印明景泰翻元小字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
    《倪高士年谱》，沈世良，《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3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日本访书志》，杨守敬，杨氏邻苏园清光绪二十三年刊本。
    《四库提要辨正》，余嘉锡，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谢灵运集校注》，顾绍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续修四库全书1064子部术数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续修四库全书1200子部杂家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续修四库全书1092子部艺术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1981《〈世说新语〉札记》，见张忱石、傅璇琮、许逸民编《学林漫录》四集，北京：中华书局。曹旭
    1998《诗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常书鸿
    1996《新疆石窟艺术》，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陈传席
    1985《六朝画论研究》，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1988《中国山水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0《六朝画家史料》，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3《中国早期的佛教美术和四次样式演变》，《中国画研究》1993年第7期。
    2006《六朝画论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修订版）。陈道贵
    2000《从佛教影响看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嬗变——以庐山慧远及其周围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4卷第3期。陈登武
    2006《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陈国符
    1949《道藏源流考》，上海：中华书局。陈槃
    1947《古谶纬书录解题》（二），《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12本。
    1973《古谶纬书录解题》（五），《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44本第4分。陈寅恪
    1933《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3本第4分。
    1943《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11本第1、2分合刊。
    1950《崔浩与寇谦之》，《岭南学报》1950年第11卷第1期。
    1987《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陈垣
    1958《史讳举例》，北京：科学出版社。程千帆
    1980《史通笺记》，北京：中华书局。戴密微
    2007《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山岳》，邱海婴译，见钱林森主编《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诗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丁煌
    1987《汉末三国道教发展与江南地缘关系初探——以张陵天师出生地传说、江南巫俗及孙吴政权与道教关系为中心之一般考察》，《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报》1987年第13号。董乃斌
    2006《神话仙化的纪程碑——王嘉〈拾遗记〉的道教意识》，见葛晓音编《汉魏六朝文学与宗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范子烨
    1998《〈世说新语〉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方广锠
    2004《渊源与流变：印度初期佛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方闻
    2002《传顾恺之〈女史箴图〉与中国古代艺术史》，《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2期。傅抱石
    1960《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高国藩
    1993《中国民俗探微——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高莉芬
    2008《垂直与水平：汉代画像石中的神山图像》，《兴大中文学报》2008年第23期。葛兆光
    1987《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张道陵“军将吏兵”考》，《汉学研究》1998年第16卷第2期。
    2001《中国思想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思想史家眼中之艺术史——读2000年以来出版的若干艺术史著作和译着有感》，《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龚鹏程
    1992《文化符号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2007《书艺丛谈》，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道教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顾颉刚
    1963《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侯思孟
    1995《中世纪中国与中世纪欧洲山水欣赏之比较》，《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5年第5卷第4期。黄景进
    2006《重读〈净土宗三经〉与〈画山水序〉——试论净土、禅观与山水画、山水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6年第16卷第4期。胡适
    1931《与周叔迦论牟子书》，《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第5卷4期。
    1998《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姜生2010《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北京：科学出版社。姜守诚
    2007《〈太平经〉研究：以生命为中心的综合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赖鹏举
    1997《罗什入关以前中国的净土思想》，《法光学坛》1997年第1期。李步嘉
    1997《关羽始筑江陵城说辩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李零
    1993《中国方术考》，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李建民
    1996《“妇人媚道”考——传统家庭的冲突与化解方术》，《新史学》1996年第4期。李剑国
    1984《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古小说文献的甄别、使用与整理——以〈异苑〉及〈搜神记〉为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2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李静杰
    1995《石佛选粹》，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李丰楙
    1986《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83《神仙三品说的原始及其衍变》，见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所编《汉学论文集》（第2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1《六朝精怪传说与道教法术思想》，见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3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2《不死的探求——抱朴子快读》，海口：中国三环出版社。
    2009《洞天与内景：公元二至四世纪江南道教的内向游观》，《东华汉学》第9期。李普文
    2007《〈后画录〉作者释彦悰及其绘画美学思想与批评观》，《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9卷第5期。李幸玲
    2007《六朝居士佛教艺术的理论与实践——以宗炳〈画山水序〉为中心》，《中国学术年刊》2007年第29期。李裕群
    2000《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0年第2期。李凇
    2000《研究艺术的考古学家或研究图像的历史学家？——略论考古学的影响与中国美术史学的学科性》，《美苑》2000年第6期。
    2008《道教美术新论：第一届道教美术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1《关于“道教”、“美术”、“史”的思考：〈道教美术史〉前言》，《美术与设计》2011年第2期。李远国
    2004《天书云篆：道教符图的文献及其分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中国宗教文献研究国际シンポジウム报告书》。李泽厚，刘纲纪
    1984《中国美学史》（第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林朝成
    1992《六朝佛家美学——以宗炳畅神说为中心的研究》，《国际佛学研究》1992年第2期。林富士
    1999《压抑与安顺——厌胜的传统》，《历史月刊》第132期。
    2002《中国早期道士的医疗活动及其医术考释：以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记”资料为主的初步探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73本第1分。
    2005《释“魅”：以先秦至东汉时期的文献资料为主的考察》，见蒲慕州编《鬼魅神魔——中国通俗文化侧写》，台北：麦田出版社。林庚
    1961《山水诗是怎样产生的》，《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林树中
    1977《江苏丹阳南齐陵墓砖印壁画探讨》，《文物》1977年第l期。
    2004《六朝艺术》，南京：南京出版社。刘道广
    2002《〈金刚经〉和〈画山水序〉》，《美术研究》2002年第4期。刘克明
    2004《宗炳的透视理论及其图学思想》，《自然杂志》2004年第26卷第1期。
    2006《中国建筑图学文化源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刘汝霖
    1936《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刘乐贤
    2002《敦煌写本中的媚道文献及相关问题》，《敦煌吐鲁番研究》2002年第6卷。刘汝醴
    1978《〈述画记〉和其作者孙畅之》，《南艺学报》1978年第1期。
    1980《再论孙畅之》，《南艺学报》1980年第1期。刘晓明
    1995《中国符咒文化大观》，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刘屹
    2003《论〈老子铭〉中的老子与太一》，《汉学研究》2003年第21卷第1期。
    2005《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华书局。
    2006《〈画云台山记〉与东晋的张道陵传说》，《艺术史研究》2006年第8辑。
    2008《五斗米道传人江东的几个问题》
    2008《晋宋天师道史研究之一——以对“奉道世家”的考察为中心》，程恭让主编《天问》（丁亥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刘苑如
    2002《欲望与尘世／境内蓬莱——〈拾遗记〉的中国图像》，见李丰楙、刘苑如编《空间、地域与文化——中国文化空间的书写与阐释》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刘志远，刘廷壁
    1958《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柳存仁
    1991杜甫《题玄武禅师屋壁》诗，《和风堂文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吕鹏志
    2003《早期灵宝经的天书观》，见郭武编《道教教义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唐前道教仪式史纲》，北京：中华书局。马采
    1958《顾恺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马承五
    2006《唐诗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牟发松
    1998《汉唐间的荆州宗氏》，《文史》1998年第44辑。宁稼雨
    2000《刘义庆的身世境遇与〈世说新语〉的编纂动因》，《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蒲慕州
    1990《神仙与高僧——魏晋南北朝宗教心态试探》，《汉学研究》1990年第8卷第2期。祁小春
    2006《〈兰亭序〉的“揽”字与六朝士族的避讳》，《中国文化》2006年第22期。
    2007《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台北：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钱钟书
    1979《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卿希泰
    1988《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裘锡圭
    1992《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饶宗颐
    1969《跋敦煌本自泽精怪图两残卷》，《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41本第4分。
    1974《古琴的哲学》，《华冈学报》1974年第8期。任继愈
    1981《中国佛教史》（3卷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容肇祖
    1935《魏晋的自然主义》，上海：商务印书馆。荣格
    2000《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杨儒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阮璞
    1998《画学丛证》，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沈振奇
    1986《陶谢诗之比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石泉
    1988《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石守谦
    1983《赋彩制形——传统美学思想与艺术批评》，见郭继生主编《中国文化新论·艺术篇·美感与造型》《美感与造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修订版）。
    1990《“幹惟画肉不画骨”别解——兼论“感神通灵”观在中国画史上的没落》，《艺术学：艺术学研究年报》1990年第4期。孙克宽
    1973《元代的一个文学道士——张雨》，《大陆杂志》1973年46卷4期。施萍婷
    2010《支道林〈阿弥陀佛像赞并序〉注释》，《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史晓明，张爱红
    1991《克孜尔石窟菱格画形式探源》，《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苏北海
    1996《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苏鸣远
    2000《中国避讳略述》，《法国汉学》2000年第5辑。孙昌武
    2000《慧远与“莲社”传说》，《五台山研究》2000年第3期。
    2005《诗苑仙踪——诗歌与神仙信仰》，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谭树桐
    1987《龟兹菱格画和汉博山炉——丝路艺术因缘的探索》，《新疆艺术》1987第4期。汤用彤
    1938《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长沙：商务印书馆。田余庆
    1989《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承文
    2002《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北京：中华书局。
    2002《古灵宝经定期斋戒的渊源及其与佛教的关系》，《华林》第2卷。王重民，王庆菽，向达等
    1957《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王大良
    1999《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邪王氏为主的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王发国
    2006《〈诗品〉“杜明师”其人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2期。王国良
    1984《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王建
    1999《怎样认识避讳中“不嫌同名”的现象》，《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4期。
    2002《中国古代避讳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王能宪
    1992《世说新语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王青
    1998《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国璎
    2007《中国山水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王育成
    1997《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1期。王子云
    1955《新疆拜城赫色石窟》，《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王中旭
    2008《敦煌佛爷庙湾墓伯牙弹琴画像之渊源与含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1期。王宗昱
    2005《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吴诗初
    1964《从祭牙文谈顾恺之》，《大公报》艺林副刊，1964年5月31日。王晓毅
    2004《张湛家世生平与所著〈列子注〉考》，《东岳论丛》2004年第6期。温肇桐
    1962《顾恺之〈画云台山记〉试论》，《文史哲》1962年第4期。
    1983《顾恺之“以形写神”论的思想渊源和他的艺术实践》，《中国画研究》1983年第3期。
    1987《顾恺之佚文辑注》，《艺苑》1987年第2期。
    1989《顾恺之的仕途交往》，《艺苑》1989年第1期。韦宾
    2003《〈画山水序〉与佛教关系问题商榷》，《美术研究》2003年第4期。
    2009《汉魏六朝画论十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韦正
    2006《汉水流域四座南北朝墓葬的时代与归属》，《文物》2006年第2期。
    2011《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巫鸿
    1996《汉代艺术中的“天堂”图像和“天堂”观念》，《历史文物》1996年第4期吴承洛
    1937《中国度量衡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吴崇明
    2009《道教存思法与〈文心雕龙〉神思论的生成》，《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吴礽骧
    1983《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壁画内容考释》，《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4期。吴廷璆、郑彭年
    1995《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吴焯
    1991《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伍蠡甫
    1989《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刑义田
    2004《中国古代的地图》，《艺术史研究》2004年第6辑。余美霞
    2000《东汉画像石与道教发展——兼论敦煌壁画中的道教图像》，台北：南天书局。俞剑华
    1957《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俞伟超
    1980《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第5期。萧艾
    1992《〈世说〉探幽》，长沙：湖南出版社。萧驰
    2003《大乘佛教之受容与晋宋山水诗学》，《中华文史论丛》2003年第72辑。
    2005《佛法与诗境》，北京：中华书局。萧登福
    1998《周秦两汉早期道教》，台北：文津出版社。
    2003《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道教“守一”修持法之源起及其演变》，《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1期。谢磊
    1999《“观道畅神”宗炳画山水序正读》，《美术研究》1999年第2期。
    2003《〈金刚经〉与〈画山水序〉再辨识——与刘道广教授商榷》，《美术研究》2003年第4期。熊茂洽
    1999《〈水经注疏江水〉校注补》，武汉：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出版社。徐复观
    1987《中国艺术精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徐永明
    1987《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菱形格艺术源流初探》，《新疆文物》1987年第3期。杨泓
    1955《邓县画像砖墓的时代和研究》，《考古》1955年第5期。
    1997《美术考古半世纪》，北京：文物出版社。杨联陞
    1982《胡适赵元任同杨联陞讨论“某也”的信》，《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3本第4分。杨宽
    1960《曹操论集》，北京：三联书店。杨勇
    2003《〈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北：正文书局。叶舒宪，萧兵，郑在书
    2004《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虞万里
    1991《王羲之与〈黄庭经〉帖》，《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赵益
    2001《三张“二十四治”与东晋南方道教“静室”之关系》，《东南文化》2001年第11期。
    2006《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钟国发
    1997《〈真诰〉浅议》，《当代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
    2008《杜子恭与江东天师道》，《传统中国研究集刊》2008年第5辑。詹福瑞
    1995《走向世俗——南朝诗歌思潮》，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张法
    1987《文与形式及其由表及里的深入——中西审美客体的逻辑发展比较》，《哲学探讨辑刊》
    1987年第1集。张弘星
    1988《作为地图的山水画：六朝至唐朝图画的思考》，《新美术》1988年第3期。
    1988《作为地图的山水画：六朝至唐朝图画的思考（续）》，《新美术》1988年第4期。张朋川
    2007《元代太湖地区画家和道教文化》，《美术与设计》2007年第1期。张光宾
    1979《元朝书画史研究论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79年。张修桂
    2006《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张万起
    1998《世说新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张总
    2004《峨眉及蜀地造像佛画种种》，见永寿主编《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赵声良
    2005《敦煌壁画风景研究》，北京：中华书局。郑毓瑜
    2008《身体行动与地理种类——谢灵运〈山居赋〉与晋宋时期的“山川”、“山水”论述》，《淡江中文学报》2008年第18期。钟来因
    1992《长生不死的探求——道经〈真诰〉之谜》，上海：文汇出版社。周绍贤
    1982《道家与神仙》，台北：中华书局。周一良
    1985《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周祖谟
    1943《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辅仁学志》1943年第1、2合期。庄申
    1987《顾长康著述考》，《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8本第2分。宗白华
    1937《中国画法所表现之空间意识》，见滕固编《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专刊》，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1937印行。
    1943《中国艺术的写实精神》，《社会教育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
    1943《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哲学评论》1943年第8卷第5期。
    1949《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新中华》1949年第10期。邹民生
    1995《宗炳山水画思想考源》，《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3期。日文著作及译本安居香山，中村璋八
    1994《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八木春生
    2003《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川胜义雄
    1982《六朝贵族制社会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都筑晶子
    1988《南人寒门寒人の宗教的想象力について——〈真诰〉をめぐって》，《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2期，宋金文译本见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010《六朝时代的江南社会与道教》，李济沧译，见谷川道雄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福井康顺
    1965《道教の基础的研究》，东京：书籍文物流通会昭和四十年第三版。
    1992《道教》，朱越利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福永光司
    1960《谢灵运の思想》，《东方宗教》1960年13、14合并号，见氏著《魏晋思想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05年。冈村繁
    1982《东晋画论における老庄思想の反映の仕方》，《中国文学论集》第11号。
    2003《“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考——淝水の战の文化史的意义》，《中国文学论集》第32号。宫治昭
    2009《吐峪沟石窟壁画与禅观》，贺小萍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涅槃和弥勒的图像学》，李萍、张清涛译，北京：文物出版社。关卫
    1936《西方美术东渐史》，熊得山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吉川忠夫
    1980《师受考——〈抱朴子〉内篇によせて》，《东方学报》1980年第52册。
    1984《六朝精神史研究》，京都：同朋舍。
    1987《“静室”考》，《东方学报》1987年第5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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