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藏语文研究（7-11 A.D.）
摘要
本论文将如今藏族所用之藏文字体看作当初以印度佛教传入藏区为目的而创制的假设若能成立的话,那么,如今所运用的这个字体的初创时间可上溯到公元1世纪之前的某一阶段。但这一推断,尚有待发现相关新材料以及专门深入研究来支撑。总之,基于现存相关资料之局限性的考虑,本论文的相关研究相对侧重于公元7世纪至公元11世纪期间。
本论文分以下五个章节：
第一章：在运用大量的相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考古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新近数据,并参考当前学界相关的权威论断,加以分析,试图对青藏高原的早期风貌做了假设性描述,为青藏高原是人类起源之一的假说或事实提供一定的佐证。其次,本文倾向人类起源多域论的假说,参阅已刊布的相关研究成果,继而假设将青藏高原的先民视为智人与直立人结合的产儿,即智人为青藏高原土著人,而直立人为远古时代经青藏高原西端阿里地区到青藏高原的非洲人,二者在历史长河中的漫漫融合,经若干世纪后,便形成了藏族历史上所谓之最初四个氏族部落一赛、穆、董和束,由此,以上述四个氏族部落为根基的诸多部落,在青藏高原,以联盟的形式各自雄据一方,直到吐蕃王朝将其一一吞并统一为止。再次,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探讨了汉藏史料中的“羌”与“穆氏”有无渊源关系的问题。
第二章：首先,依据历史资料,阐述了本文对hod(藏文拉丁转写)这一名称的理解,以及国内外学者对该词的不同解释。本文倾向于近代藏族著名学者更顿求培的观点,即hod为bon的变体。而后以藏族传统的语法学理论,将“文字”(此处为狭义的概念,相当于汉语的“音素”一词)与“字体”的区别加以阐释,继而阐明藏文中广义的“文字”定义(用来构词造句的要素之音)和狭义的文字定义。广义的“文字”既包括文字本身的读音,也包括与其对应的字体；狭义的“文字”便是用来构词造句的要素之音。对这两个不同概念,通过列举不同例子作了进一步说明,并诠释两者的意义区别,以避免理解或认识上可能产生的任何误解。故而,在此提及的文字概念均需界定为狭义之文字,即仅指前文所说用来构词造句的要素之音。所以,我们首先得掌握藏文中“文字”与“字体”的基本概念,分清楚二者的区别所在,才有可能做好与之相关的研究。
本章列举了历史上相关的碑文,以及古代藏、汉文文献中的一些“旧字”,与青藏高原东端的现代藏语卓尼话、松潘话、中甸话以及青藏高原西端的现代藏语巴尔帝话和拉达克话中与其相对应的语音,结合古藏文,以及参阅现代语言学界对藏文的相关构拟的新近成果,进行了历时与共时的比较,从而对比较特殊的一组藏文字母ca, cha, ja, zha, sha(藏文拉丁转写)的创制和读音情况作了重点讨论。
其次,讨论了藏文文法当中关于“词”的定义、来源和分类等,同时也探究了关于藏语古今词语辨析方面的著作《丁‘香帐》的内容,选取了其中一些词语,并与现代藏语的一些方言土语的语音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发现现代藏语的一些方言词语的读音仍能和公元11世纪之前的藏语语音相对应。并结合各历史阶段的藏文文献,进行纵向比较,从而对有些藏文词语拼写不规则或不统一的原因做了探析,认为直到大约宗喀巴大师时期印刷术的兴起,才使其逐渐趋于统一或规范等。
最后,通过解释藏语语法学中对“句”的定义,考察特定时期的碑刻钟铭、敦煌文献等处的藏文相关句子后,对其句子成分以及句法结构进行了分析。也就是说,通过举例的形式,进一步探讨当时如何将虚词(phrad)、格、音势,以及具间隔等作用的符号等在文中的具体运用。
在以往的文献中,藏族本土学者将语言学归纳到藏族传统五明学(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和内声明学)中声明学范畴。学界经常从实用和规则的角度来阐述声明学,即声明学是纠正话语错误,消除语言障碍,以使人类语言和书面语规范化的学科。这是历代藏族学者对声明学的普遍解释。藏族传统的语言学因此而成为以书面规范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文法学理论。从历时语言学科研究的形势看,藏族的语言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适合自己语言实用规则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跟古印度语言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但是,当研究藏语的学者们发现梵文和藏语之间的明显差异,发现梵文语法和规则不适合用来描写和解释藏语时,这些本土的语言学家们对外来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深度剖析和全新的改头换面,使之适用于藏族语言实际,并且不断使其理论和方法趋向本土化,最终形成了建立在梵文语法基础上的新的藏语言文字学科体系。
在古代后期,文法学家们进一步总结和发展古代早期和中期的语言研究成果,最终把语言研究引入书面语和传统正字法的研究范畴,虽然这使文法研究更为深入和突出,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却被滞后。
尽管,有数千年前苯教《文通二十七颂》一书流行于藏区的说法,但对其作为一种文法系统在当时的实际存在,还缺少足够使人信服的论证
公元7世纪时期,藏语文法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应用也部广泛,可以说是印度梵语语法的影响期。吞弥·桑布扎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也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文法学家。吞弥可能有其他六部语言学著作,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十颂》和《音势论》。这两部著作收录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杂部co卷,足见其在藏语文继承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除了以上吞弥的文法著作之外,约公元8世纪,出现了杰·奇珠所译的《声明八品》,该译作只有三页,其文辞逻辑严密,哲理性强,故只有通过注疏才能掌握其中含义,其主要关注：动词同名词相对应的格的关系；合成语和语词缩略现象；以同义词替换时,意义的变化现象；引入肯定和否定的现象；依据声音来使语、句、文等结合的现象；名词的语尾变化,即格助词现象；知一声而知全部的现象；依其声而知其存在的现象。此外,其认为,文字有八格方面的用处：声音、语音、词汇、字性、表达、符号、句式、语义；并在表达、符号部分将语言分为三大要素,即音素、词汇、句子；语词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发音共同部位也是八个,即腹腔、喉、颚、舌、鼻、顶、齿、唇,特殊部位有十个,发音状态则分四个等,还讨论了la don的相关分歧问题,对普通语言理论和语音、语法都做了探讨。本文认为,杰·奇珠所译的《声明八品》中第一次对“(?)”的界定有了较为明确的阐述。公元9世纪中叶,佛教和印度古文明遭受重大劫难,随后,吐蕃王室四分五裂,而佛教在西藏西部却很快得到重新崛起的机会。地处后藏的古格王国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当时,仁钦桑布译师等参与的藏语文第三次厘定,极大地推动了藏语语言学科的传承和讲学。对后来的藏语文方面影响较大的是珍贝冶西扎巴的《语门文法概要》一书。该书进一步补充自吞弥以来的文法和语音理论,成为公元10一11世纪藏区最有影响的语言流派。其作者是公元11世纪初前来藏区并学通藏语、用梵语完成这部著作并自己翻译的。
初创时期的藏文,以当时的某种特定藏语口语为基础,在语音上,严格按照一字一音的原则,准确标记,称文字为“不变体”(mi 'gyur ba),有类似于国际音标的功能；在语法和词汇上,以吐蕃时期某种特定的语言为规范,正确书写,并随着语言的变化进行适当的改造。随着语言的发展,藏文字和实际语音逐渐失去严格的一对一关系,字母的标音功能有所减弱,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逐渐拉大,终于成为一种记录书面语言的超方言拼音文字系统,但藏文仍与藏语各方言保持着较为准确的语音对应关系。由此可见,只有从文字体系和语言体系两个方面抓起,才能正确而全面地认识藏文。印欧语言传统上将文字作为文法的一个内容,这是因为印欧语言比较复杂,正确书写离不开正字法,因此文字和文法的学习密不可分。在语音学上,藏族历来有研究字母和文法的传统,属声音和声律学,是僧俗学者所必修的课程。根据这种口耳相传的宗教语言教学在各地寺院宗教学领域得到了延续使中古藏语语音的基本规则得以保护,从而使书面藏语一直能够保持超方言的标准性、规范性。藏族学者也由此创建了诸多精辟的语音研究方法和理论,成为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萨迦·索南泽摩所著《文字启蒙读法》(yi ge' i bklag thabs byis pa bde legs tu 'jug pa,收录于德格版《萨迦全集》nga卷318—326)及其注疏篇,是十二世纪最重要和对后世最有影响的藏文语音学著作,主要讲藏文启蒙教育中的发音要略和习音方法,总体上反映了当时卫藏地区藏语语音的基本情况,其体例和写作风格都与吞弥《入性论》有所不同,其奠定了藏语语音学的基础。
第三章：本章从传统和现代两种视角,观察公元11世纪以前各不同时期出现的藏文字体风格,找出并归纳了藏文字体演变的规律。另将藏文字体与历史上作为当时青藏高原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字体作比较,且重点参考当今涉猎此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以致试图摸清诸字体间有无关联的问题。最后,对现在所通用的藏文辅音字母及其在最初的创制情况做了重笔探讨。
早期的历史文献中有关语言文字的部分首先介绍印度文字六十四种,于是介绍藏文及其相应的字体。这些著作中,后世影响较大的,要数第司·桑杰嘉措《白琉璃》(bee dkar gya' sel)。该作认为印度梵文等六十四种文字,但并不是全部传入到藏区。尊巴·楚臣仁钦编写的《丹珠尔目录》之《五明概要》gnas Ing' i rnam bzhag)中,则把文字归入五明的工巧明,并把古印度文明时期分为64种语言,除了个别语言,目前我们还不能把这些语言同上古时期的世界各民族语言相配对。这类研究主要见于历史文献和文法著作。最早的讨论见于吐蕃时期。比如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中记载有“吐蕃本没有文字,松赞干布时产生”等,但较笼统。历史文献中被认为是最早记录有关文字创制情况的文献是《嘛呢全集》,这部文献第一次提出松赞干布以前藏族没有文字,藏文是由吞弥参照印度文字新创的。《青史》对也藏文来源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说直到拉妥妥日年赞时正法首传,“还没有书写、念诵、讲说等事。至松赞干布登上皇位,将吞弥·桑布扎派往天竺,师从印度班智达求学文字和语言。学成归来后,依天竺五十个母字,创造了藏文三十个母字；由十六个元音,取有用之i、u、e、o,其余被摒弃,并将a置于辅音相配；如此,王也长时间示学文字。”与前者相比,该作没有明确说松赞以前是否有文字,而是明确了佛经传入吐蕃后,只能搁置经函,没有书写、念诵和讲说之事,之后由桑布扎根据印度文字改造现行藏文；对字母的创造和分化也做了相对客观的论述。著名声明和文法学家夏鲁·齐俊桑布(1441—1529)也沿用前人观点,说“吞弥·桑布扎以兰札文为蓝本创造楷书,以乌尔都文为蓝本创造草书”,而根据翻译梵文数字10和“世界”一词等的需要,吞弥创造了c、j等字,后来成为最有影响的藏文起源论。
第司·桑杰嘉措所著《蓝琉璃》(gya' sel)也说吐蕃松赞干布时期派吞弥去印度留学,学声明和文字,师从阿奢黎拉柔贝森格和文字学家李敬,成为大学者,回藏后赞普也闻学声明。但该作没有具体说松赞之前没有文字、吞弥创制藏文等。1748年松巴·益希班觉所著《教法源流·如意宝树》(chos 'byung dpag bsam Ijon shing)指出,松赞干布时“藏地尚无文字,他派受文殊加持的吞弥阿努之子桑布扎及其十六名眷属赴印度学习文字。吞弥·桑布扎拜婆罗门(li byin)学习文字,从班智达·拉柔贝森格修声明学后回藏,国王松赞干布亦学习文字。吞弥则在玛茹宫以梵文兰札和克什米尔文字为蓝本创制藏文楷书,依照乌尔都文创制草体,相传还有八部声明著作,其中《三十颂》对梵文进行增减,确定k到a的三十个字母、i等四个元音符号以及文法八格,而在《入性论》中吹定了前置、后和基字的阳、阴、中性及其添接规则。”肯定地指出松赞时期根据梵文和克什米尔文创制藏文。
综上所述,多数藏文史学家认为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吐蕃大臣吞弥·桑布扎被派往天竺,师从印度语法学家和文字学家学习梵文“声明”,钻研文字。吞弥回到吐蕃后,以梵文五十声韵字母为蓝本,根据“兰扎”、乌尔都文或者克什米尔文字,结合当时藏民族共同语言的实际,对蓝本字母进行删减,创造藏文字母30个,韵母4个及拼音造名之法。从此,藏族始有本民族共同的文字,许多藏汉文史资料基本上承认这种观点,尤其是藏区的佛教知识分子完全采纳和推广了这种藏文发展观。不过对其初创时间及其蓝本、新字创作过程等有不同的说法,如文字蓝本,萨迦·索南坚赞和巴普·祖勒昌哇、五世达赖喇嘛、赛多等认为根据兰札天字和乌尔都龙字创作楷体和草体藏文,成为相对权威的说法。
对于具体字母的继承问题,在古代学者的讨论也比较集中。就像文字的蓝本到底是哪个文字一样,各家对藏文c、ch、j等的来源持有多种观点。夏鲁巴认为：“梵文的10(bcu)为dhsa、世界(’jig rten)为loka,所以在藏文中新增了c、j等字。”这个观点成为各家引用的主要依据。桂洛·玄努贝《青史》则说,“由十六个元音,取有用之i、u、c、o,其余搁弃,并将a置于辅音相配；于辅音字母,舍弃‘’(反写t)组,其余四组的第四个字母(即浊送气字母一本文注)和‘’(反写sh)等视其不用而弃置；ts、tsh、dz字因有些东印度人读为c、ch、j而安置三字。又添插了印度所无却于吐蕃有用之zh、z和’等；此三字,zh与sh同,故一尼泊尔大学者给法王布顿致函,写作'sha lu班智达’；z则与s字同,故印度人所谓'za hor',藏人谓为'za hor'''是与a同。”止贡边增则说：“旧译本续中出现c、ch、j三个字母,纯属别字。”而喇嘛索巴说：“将字母ts、tsh、dz读成c、ch、j的习惯,昔日在克什米尔人中也存在。”一般都承认字母ts、tsh、dz等是后来创造的。公认的观点是,吞弥从梵文16个元音中选出4个藏文元音符号(母音字)。又从梵文34个子音字中,去掉共11个反叠字,同时将梵文在元音的a字调整为辅音字母,并补充梵语中没有的ts、tsh、j、zh、sh、'等6个字,制定30个辅音文字。由此,关于藏文究竟参考哪种文字,说法不一,“印度起源说”与“克什米尔说”则是藏学史中的主流。苯教学者们则往往将藏文的起源归结为古老的象雄文。诸多苯教文献一致认为,象雄文是从西方的大食文演变而来的,不过本文认为,至少藏文字体跟大食字体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此外,引用了近期西方一些学者对吐蕃王朝时期和吐蕃王朝崩溃后之初期藏文字体演变的研究成果,以资后者参考。
第四章：古代印度、象雄和藏族的语文学和语法学,因地域、文化交流、佛教传入的路线等客观因素,以及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历史记载,我们可以推论他们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并从历史上对古代的印度、象雄和藏族之间借鉴彼此文法的相互影响看,这种相互借鉴或影响,使各自文法更趋完善。
同时,本章回顾了公元11世纪之前吐蕃官方的语文措施。依据《丁香帐》,主要谈及藏族历史上对藏文的三次法定。另外,对公元9世纪初所制定的关于翻译佛经的理论方法的重要著作《声明要领二卷》,以及一些著名译师及其所翻经文的概况,作了扼要介绍,也列举了重要的一些辞书和目录及其内容等。
在藏语言文字研究中,虽然没有词典学这个术语产生,但实际上,词典编撰却是传统藏语语言学科的主要内容,其历史同样可追溯到吐蕃乃至更早的时期。辞书在西藏的发展则是以正字、正词为目的的正字学为基础的。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形成了正字法、语法学、古字书、异名字典、藻饰词典、梵藏词典等集中讨论语文词汇的专著及其注疏的传统,拥有相当数量的各类单语或不同民族文字对比或对照的字典、词典、辞书、词汇集和词藻集等。目前保存大量辞书中,除了单一藏语辞典外,还有藏梵、藏汉双语合壁辞典,以及为数不少的多种语言合壁类型的辞书。辞书、词汇集的编撰为佛教的有序广泛传播、藏语文的规范使用和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的历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些辞典、词汇包括《翻译名义大集》和《藏语新旧字辨·丁香帐》等。另外,苯教学者认为,藏文自公元前苯教祖师辛饶弥沃且开始在象雄的国土上使用并流行,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苯教在吐蕃王朝故土雅砻一带的广泛传播,苯教经典的翻译和介绍成为必要。由此,到“上天七赤”王时代,一位叫沙日布钦的著名苯教译师编写了一部叫《sha ri'i sgra 'grel》(沙日声学诠释)的象雄语一藏语对照词汇集,其被认为是西藏历史上第一部双语对照辞典。其基本上与吐蕃时期编纂的《语合二卷》相类似。虽然还没有最后的一致结论,人们相信苯教发源于象雄或者大食国,自祖师辛饶弥沃以来的苯教是由象雄语言文字纪录和传播的,后来基于向吐蕃地区传播的需要,于公元六世纪到九世纪组织人员翻译成藏文的。象雄语的承继和发扬也同样在青藏高原得以延续,在现存的《苯教甘珠尔》中还收录了象藏对照词汇集,保存了有关象雄语言文字的不少珍贵资料。其中最有影响和苯教寺院经常应用的,是希叶·尼玛扎巴所编《象藏语言合壁》(Zhangs bod sgra bsdebs)一书。
吐蕃时期开创了现行藏文的辞书先例。不管如何确定苯教词汇及其它象雄语言文字的年代,现行藏文类型的辞书编纂史可追溯到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时期的《语合二卷》(sgra sbyor bam gnyis)和《翻译名义大集》(bye brag rtogs byed chen mo)。根据历史记载,从吞弥桑布扎创制现行藏文、翻译第一步佛经以来,佛教不断得到吐蕃王室的推崇和支持,佛经翻译事业不断发展,而佛经的大规模翻译,因为没有统一的词汇规范而常常遇到问题。赤松德赞时期建立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桑耶寺后,专门为翻译佛经设立的译场不断扩大,翻译队伍不断壮大,有一个统一的双语词汇很有必要。到赞普赤德松赞时期,译师们对佛经词汇的译法等进行了第二次厘定,将词汇统一的成果编辑为三部翻译名义集(bye brag rtogs byed che 'bring chung gsum)。其中《语合二卷》是现存藏族第一部藏文和外文对照词典。九世纪上叶,赤德松赞执政时期的马年(814年),于'on cangdo宫,颁布一则“王诰”,统一用于翻译印度术语的藏文辞汇,并以规范的形式要求各地执行。这个命令是王臣学者译师共同颁布的,将所有规定的词汇命名为“新辞汇”。后来这些辞汇编纂成辞书,并进行分类和编排。有序言、正文和后记三个部分。其前言不仅对佛经翻译的方法、技巧和原则做了规范,正文部分分285类、收录词目9000多条,以佛教专用词汇为主,也有几类属于基本词汇。从内容上看来,由神佛名号词语、佛教基础词语两个部分构成。每个词条后有简单的注解,具有一定的词义解释、词义对译等辞书结构的内容和形式。其全部词目和一部分注释以梵藏对照形式编纂,词汇中的梵文在不少木刻版中采用藏文转写的形式,也有直接采用梵文字体的版本。因为王室正式颁布而具有法律功效,这类梵藏对照辞书影响了佛教传入西藏的整个历程,后来收录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德格版大藏经列《丹珠尔》杂部[co]卷,它是吐蕃又一次佛经厘定词汇语言的集中成果。作为增补这部对照词汇的姊妹篇和一部分释文的补充,《翻译名义大集》是义一部重要的吐蕃梵藏对照词汇文献。该辞书分285类,收录词条9000多个。这部词汇集成为历代佛经翻译和研究的首选之作,同样影响了西藏佛教发展的全部历程,对藏语词汇的丰富发展和规范起到了巨大作用。鉴于其语言文化和学术地位,被收入后世编纂的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在藏区各地广泛流行。这两部辞书是由嘎瓦·贝则、觉若·鲁伊坚赞、祥·叶希德为主的印度、尼泊尔和吐蕃佛教译师们共同智慧的结晶,为语言的规范和应用、佛教的引进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蒙古王宫与萨迦家族确立关系后,该辞书中增添了蒙古文字,清朝时期增加汉文,从而发展成为一个多种语言合壁的佛教术语词汇对照集,继续在佛经传播方面产生了广大的影响,也成了后来诸多藏文和其它文字对照佛教词汇集的蓝本。
吐蕃在河拢地区的统治,加快了藏汉民族在西北的交流、交往,与此同时,佛经及《尚书》、《战国策》等的翻译促成了《番汉合壁掌中宝》的编纂。这部汉藏对照本在敦煌被发掘,这些汉藏对译词汇散见于P.T.1257、P.T.1263、S.I.0002、S2762、P.T.2762、P.T.3301、P.T.3419等敦煌手抄本,这些手抄本无非也是研究中古汉藏语音对比研究不可或缺的珍品材料。与今天的大部分辞书相比,这些词汇集规模不大,但它在藏族辞书编纂史上的开创性和权威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吐蕃灭亡后的几个世纪,虽然佛教和翻译事业空前蓬勃发展,但采用的辞书仍然为“翻译名义集”,一直到12世纪,再也没有编纂出对后世颇具影响的辞书。
第五章：据Christopher Beckwith所说,“对于两种语言相似,往往至少有两个解释：解释一认为从一个共同祖先分出,即通常所说之同源关系；解释二认为趋同,即通常被称为借用关系。”‘本章便通过对藏语的词、句法、形态以及音势等,同其他语系中一些语言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对藏语的系属问题,提出了一点个人的想法或假设。
本论文主要基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一些现代活语言的材料,通过历时与共时的比较分析,从而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学生水平有限,还望各位老师予以指正为谢!
扎西德勒!
This dissertation is an effort to serve three goals:
The primary goal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habitat and the origins of its inhabitant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from pre-historical time.
The second goal is to utilize bot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s to provide a general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all aspects of the Old Tibetan language from approximately the seventh to eleventh centuries CE.
The final goal is to compare pho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with those of other languages, in an attempt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early Old Tibetan.
In my research, I have primarily consulted the following sources:
1) Extant Old Tibetan documents, books, wooden slips, and bronze or stone tablets dating from approximately the seventh to eleventh centuries CE
2) Extant old bilingual materials, especially Chinese-transcribed Tibetan documents or Tibetan-transcribed Chinese documents (for example,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3) Linguistic data from the Easternmost and Westernmost Tibetan dialects of Modem Tibetan.
4) Some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ata.
5) Some related works mostly in Tibetan.
This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shows the habitat and inhabitant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from pre-historical time.
Chapter two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Tibetan word "bod2(Tibet/Tibetan)","yi ge"(syllable'),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bod skad""bod yig" and "bod kyi yig gzugs". In this chapter, I also focus on several key consonants,"ca, cha, ja, zha, sha," conducting a comparative study among the dialects spoken in Balti, Ladakhi, Co ne, Zung 'phan and rgyal thang. It is hoped that this chapter will lay out a foundation to re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to-Tibetan and occurrences of these dialects branching off at the early stage based on the materials listed above. A solid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ibetan and its sound laws is a necessary step in determining which modern dialects mostly closely resemble the dialects from the time when the Tibetan script was first created. I have also examined the grammatical categories of nouns, sentences, genders, particles, case systems, and functional symbols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source materials.
Chapter three is concerned with the imperial Tibetan script. An attempt is made to identify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n and Tibetan scripts by comparing a certain letters from this early period.
Chapter four is an overview of how ancient verbal philology was transmitted between India, Zhangzhung and Tibet. It also looks into the imperial efforts in overseeing translation projects and standardizing terminology.
Chapter five is an analysis of the lexicon, syntax, and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In the end I, provide my own humble opinion on the so-called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debates.
本论文分以下五个章节：
第一章：在运用大量的相关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考古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新近数据,并参考当前学界相关的权威论断,加以分析,试图对青藏高原的早期风貌做了假设性描述,为青藏高原是人类起源之一的假说或事实提供一定的佐证。其次,本文倾向人类起源多域论的假说,参阅已刊布的相关研究成果,继而假设将青藏高原的先民视为智人与直立人结合的产儿,即智人为青藏高原土著人,而直立人为远古时代经青藏高原西端阿里地区到青藏高原的非洲人,二者在历史长河中的漫漫融合,经若干世纪后,便形成了藏族历史上所谓之最初四个氏族部落一赛、穆、董和束,由此,以上述四个氏族部落为根基的诸多部落,在青藏高原,以联盟的形式各自雄据一方,直到吐蕃王朝将其一一吞并统一为止。再次,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探讨了汉藏史料中的“羌”与“穆氏”有无渊源关系的问题。
第二章：首先,依据历史资料,阐述了本文对hod(藏文拉丁转写)这一名称的理解,以及国内外学者对该词的不同解释。本文倾向于近代藏族著名学者更顿求培的观点,即hod为bon的变体。而后以藏族传统的语法学理论,将“文字”(此处为狭义的概念,相当于汉语的“音素”一词)与“字体”的区别加以阐释,继而阐明藏文中广义的“文字”定义(用来构词造句的要素之音)和狭义的文字定义。广义的“文字”既包括文字本身的读音,也包括与其对应的字体；狭义的“文字”便是用来构词造句的要素之音。对这两个不同概念,通过列举不同例子作了进一步说明,并诠释两者的意义区别,以避免理解或认识上可能产生的任何误解。故而,在此提及的文字概念均需界定为狭义之文字,即仅指前文所说用来构词造句的要素之音。所以,我们首先得掌握藏文中“文字”与“字体”的基本概念,分清楚二者的区别所在,才有可能做好与之相关的研究。
本章列举了历史上相关的碑文,以及古代藏、汉文文献中的一些“旧字”,与青藏高原东端的现代藏语卓尼话、松潘话、中甸话以及青藏高原西端的现代藏语巴尔帝话和拉达克话中与其相对应的语音,结合古藏文,以及参阅现代语言学界对藏文的相关构拟的新近成果,进行了历时与共时的比较,从而对比较特殊的一组藏文字母ca, cha, ja, zha, sha(藏文拉丁转写)的创制和读音情况作了重点讨论。
其次,讨论了藏文文法当中关于“词”的定义、来源和分类等,同时也探究了关于藏语古今词语辨析方面的著作《丁‘香帐》的内容,选取了其中一些词语,并与现代藏语的一些方言土语的语音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发现现代藏语的一些方言词语的读音仍能和公元11世纪之前的藏语语音相对应。并结合各历史阶段的藏文文献,进行纵向比较,从而对有些藏文词语拼写不规则或不统一的原因做了探析,认为直到大约宗喀巴大师时期印刷术的兴起,才使其逐渐趋于统一或规范等。
最后,通过解释藏语语法学中对“句”的定义,考察特定时期的碑刻钟铭、敦煌文献等处的藏文相关句子后,对其句子成分以及句法结构进行了分析。也就是说,通过举例的形式,进一步探讨当时如何将虚词(phrad)、格、音势,以及具间隔等作用的符号等在文中的具体运用。
在以往的文献中,藏族本土学者将语言学归纳到藏族传统五明学(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和内声明学)中声明学范畴。学界经常从实用和规则的角度来阐述声明学,即声明学是纠正话语错误,消除语言障碍,以使人类语言和书面语规范化的学科。这是历代藏族学者对声明学的普遍解释。藏族传统的语言学因此而成为以书面规范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文法学理论。从历时语言学科研究的形势看,藏族的语言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适合自己语言实用规则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跟古印度语言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但是,当研究藏语的学者们发现梵文和藏语之间的明显差异,发现梵文语法和规则不适合用来描写和解释藏语时,这些本土的语言学家们对外来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深度剖析和全新的改头换面,使之适用于藏族语言实际,并且不断使其理论和方法趋向本土化,最终形成了建立在梵文语法基础上的新的藏语言文字学科体系。
在古代后期,文法学家们进一步总结和发展古代早期和中期的语言研究成果,最终把语言研究引入书面语和传统正字法的研究范畴,虽然这使文法研究更为深入和突出,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却被滞后。
尽管,有数千年前苯教《文通二十七颂》一书流行于藏区的说法,但对其作为一种文法系统在当时的实际存在,还缺少足够使人信服的论证
公元7世纪时期,藏语文法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应用也部广泛,可以说是印度梵语语法的影响期。吞弥·桑布扎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也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文法学家。吞弥可能有其他六部语言学著作,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十颂》和《音势论》。这两部著作收录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杂部co卷,足见其在藏语文继承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除了以上吞弥的文法著作之外,约公元8世纪,出现了杰·奇珠所译的《声明八品》,该译作只有三页,其文辞逻辑严密,哲理性强,故只有通过注疏才能掌握其中含义,其主要关注：动词同名词相对应的格的关系；合成语和语词缩略现象；以同义词替换时,意义的变化现象；引入肯定和否定的现象；依据声音来使语、句、文等结合的现象；名词的语尾变化,即格助词现象；知一声而知全部的现象；依其声而知其存在的现象。此外,其认为,文字有八格方面的用处：声音、语音、词汇、字性、表达、符号、句式、语义；并在表达、符号部分将语言分为三大要素,即音素、词汇、句子；语词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发音共同部位也是八个,即腹腔、喉、颚、舌、鼻、顶、齿、唇,特殊部位有十个,发音状态则分四个等,还讨论了la don的相关分歧问题,对普通语言理论和语音、语法都做了探讨。本文认为,杰·奇珠所译的《声明八品》中第一次对“(?)”的界定有了较为明确的阐述。公元9世纪中叶,佛教和印度古文明遭受重大劫难,随后,吐蕃王室四分五裂,而佛教在西藏西部却很快得到重新崛起的机会。地处后藏的古格王国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当时,仁钦桑布译师等参与的藏语文第三次厘定,极大地推动了藏语语言学科的传承和讲学。对后来的藏语文方面影响较大的是珍贝冶西扎巴的《语门文法概要》一书。该书进一步补充自吞弥以来的文法和语音理论,成为公元10一11世纪藏区最有影响的语言流派。其作者是公元11世纪初前来藏区并学通藏语、用梵语完成这部著作并自己翻译的。
初创时期的藏文,以当时的某种特定藏语口语为基础,在语音上,严格按照一字一音的原则,准确标记,称文字为“不变体”(mi 'gyur ba),有类似于国际音标的功能；在语法和词汇上,以吐蕃时期某种特定的语言为规范,正确书写,并随着语言的变化进行适当的改造。随着语言的发展,藏文字和实际语音逐渐失去严格的一对一关系,字母的标音功能有所减弱,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逐渐拉大,终于成为一种记录书面语言的超方言拼音文字系统,但藏文仍与藏语各方言保持着较为准确的语音对应关系。由此可见,只有从文字体系和语言体系两个方面抓起,才能正确而全面地认识藏文。印欧语言传统上将文字作为文法的一个内容,这是因为印欧语言比较复杂,正确书写离不开正字法,因此文字和文法的学习密不可分。在语音学上,藏族历来有研究字母和文法的传统,属声音和声律学,是僧俗学者所必修的课程。根据这种口耳相传的宗教语言教学在各地寺院宗教学领域得到了延续使中古藏语语音的基本规则得以保护,从而使书面藏语一直能够保持超方言的标准性、规范性。藏族学者也由此创建了诸多精辟的语音研究方法和理论,成为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萨迦·索南泽摩所著《文字启蒙读法》(yi ge' i bklag thabs byis pa bde legs tu 'jug pa,收录于德格版《萨迦全集》nga卷318—326)及其注疏篇,是十二世纪最重要和对后世最有影响的藏文语音学著作,主要讲藏文启蒙教育中的发音要略和习音方法,总体上反映了当时卫藏地区藏语语音的基本情况,其体例和写作风格都与吞弥《入性论》有所不同,其奠定了藏语语音学的基础。
第三章：本章从传统和现代两种视角,观察公元11世纪以前各不同时期出现的藏文字体风格,找出并归纳了藏文字体演变的规律。另将藏文字体与历史上作为当时青藏高原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字体作比较,且重点参考当今涉猎此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以致试图摸清诸字体间有无关联的问题。最后,对现在所通用的藏文辅音字母及其在最初的创制情况做了重笔探讨。
早期的历史文献中有关语言文字的部分首先介绍印度文字六十四种,于是介绍藏文及其相应的字体。这些著作中,后世影响较大的,要数第司·桑杰嘉措《白琉璃》(bee dkar gya' sel)。该作认为印度梵文等六十四种文字,但并不是全部传入到藏区。尊巴·楚臣仁钦编写的《丹珠尔目录》之《五明概要》gnas Ing' i rnam bzhag)中,则把文字归入五明的工巧明,并把古印度文明时期分为64种语言,除了个别语言,目前我们还不能把这些语言同上古时期的世界各民族语言相配对。这类研究主要见于历史文献和文法著作。最早的讨论见于吐蕃时期。比如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中记载有“吐蕃本没有文字,松赞干布时产生”等,但较笼统。历史文献中被认为是最早记录有关文字创制情况的文献是《嘛呢全集》,这部文献第一次提出松赞干布以前藏族没有文字,藏文是由吞弥参照印度文字新创的。《青史》对也藏文来源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说直到拉妥妥日年赞时正法首传,“还没有书写、念诵、讲说等事。至松赞干布登上皇位,将吞弥·桑布扎派往天竺,师从印度班智达求学文字和语言。学成归来后,依天竺五十个母字,创造了藏文三十个母字；由十六个元音,取有用之i、u、e、o,其余被摒弃,并将a置于辅音相配；如此,王也长时间示学文字。”与前者相比,该作没有明确说松赞以前是否有文字,而是明确了佛经传入吐蕃后,只能搁置经函,没有书写、念诵和讲说之事,之后由桑布扎根据印度文字改造现行藏文；对字母的创造和分化也做了相对客观的论述。著名声明和文法学家夏鲁·齐俊桑布(1441—1529)也沿用前人观点,说“吞弥·桑布扎以兰札文为蓝本创造楷书,以乌尔都文为蓝本创造草书”,而根据翻译梵文数字10和“世界”一词等的需要,吞弥创造了c、j等字,后来成为最有影响的藏文起源论。
第司·桑杰嘉措所著《蓝琉璃》(gya' sel)也说吐蕃松赞干布时期派吞弥去印度留学,学声明和文字,师从阿奢黎拉柔贝森格和文字学家李敬,成为大学者,回藏后赞普也闻学声明。但该作没有具体说松赞之前没有文字、吞弥创制藏文等。1748年松巴·益希班觉所著《教法源流·如意宝树》(chos 'byung dpag bsam Ijon shing)指出,松赞干布时“藏地尚无文字,他派受文殊加持的吞弥阿努之子桑布扎及其十六名眷属赴印度学习文字。吞弥·桑布扎拜婆罗门(li byin)学习文字,从班智达·拉柔贝森格修声明学后回藏,国王松赞干布亦学习文字。吞弥则在玛茹宫以梵文兰札和克什米尔文字为蓝本创制藏文楷书,依照乌尔都文创制草体,相传还有八部声明著作,其中《三十颂》对梵文进行增减,确定k到a的三十个字母、i等四个元音符号以及文法八格,而在《入性论》中吹定了前置、后和基字的阳、阴、中性及其添接规则。”肯定地指出松赞时期根据梵文和克什米尔文创制藏文。
综上所述,多数藏文史学家认为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吐蕃大臣吞弥·桑布扎被派往天竺,师从印度语法学家和文字学家学习梵文“声明”,钻研文字。吞弥回到吐蕃后,以梵文五十声韵字母为蓝本,根据“兰扎”、乌尔都文或者克什米尔文字,结合当时藏民族共同语言的实际,对蓝本字母进行删减,创造藏文字母30个,韵母4个及拼音造名之法。从此,藏族始有本民族共同的文字,许多藏汉文史资料基本上承认这种观点,尤其是藏区的佛教知识分子完全采纳和推广了这种藏文发展观。不过对其初创时间及其蓝本、新字创作过程等有不同的说法,如文字蓝本,萨迦·索南坚赞和巴普·祖勒昌哇、五世达赖喇嘛、赛多等认为根据兰札天字和乌尔都龙字创作楷体和草体藏文,成为相对权威的说法。
对于具体字母的继承问题,在古代学者的讨论也比较集中。就像文字的蓝本到底是哪个文字一样,各家对藏文c、ch、j等的来源持有多种观点。夏鲁巴认为：“梵文的10(bcu)为dhsa、世界(’jig rten)为loka,所以在藏文中新增了c、j等字。”这个观点成为各家引用的主要依据。桂洛·玄努贝《青史》则说,“由十六个元音,取有用之i、u、c、o,其余搁弃,并将a置于辅音相配；于辅音字母,舍弃‘’(反写t)组,其余四组的第四个字母(即浊送气字母一本文注)和‘’(反写sh)等视其不用而弃置；ts、tsh、dz字因有些东印度人读为c、ch、j而安置三字。又添插了印度所无却于吐蕃有用之zh、z和’等；此三字,zh与sh同,故一尼泊尔大学者给法王布顿致函,写作'sha lu班智达’；z则与s字同,故印度人所谓'za hor',藏人谓为'za hor'''是与a同。”止贡边增则说：“旧译本续中出现c、ch、j三个字母,纯属别字。”而喇嘛索巴说：“将字母ts、tsh、dz读成c、ch、j的习惯,昔日在克什米尔人中也存在。”一般都承认字母ts、tsh、dz等是后来创造的。公认的观点是,吞弥从梵文16个元音中选出4个藏文元音符号(母音字)。又从梵文34个子音字中,去掉共11个反叠字,同时将梵文在元音的a字调整为辅音字母,并补充梵语中没有的ts、tsh、j、zh、sh、'等6个字,制定30个辅音文字。由此,关于藏文究竟参考哪种文字,说法不一,“印度起源说”与“克什米尔说”则是藏学史中的主流。苯教学者们则往往将藏文的起源归结为古老的象雄文。诸多苯教文献一致认为,象雄文是从西方的大食文演变而来的,不过本文认为,至少藏文字体跟大食字体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此外,引用了近期西方一些学者对吐蕃王朝时期和吐蕃王朝崩溃后之初期藏文字体演变的研究成果,以资后者参考。
第四章：古代印度、象雄和藏族的语文学和语法学,因地域、文化交流、佛教传入的路线等客观因素,以及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历史记载,我们可以推论他们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并从历史上对古代的印度、象雄和藏族之间借鉴彼此文法的相互影响看,这种相互借鉴或影响,使各自文法更趋完善。
同时,本章回顾了公元11世纪之前吐蕃官方的语文措施。依据《丁香帐》,主要谈及藏族历史上对藏文的三次法定。另外,对公元9世纪初所制定的关于翻译佛经的理论方法的重要著作《声明要领二卷》,以及一些著名译师及其所翻经文的概况,作了扼要介绍,也列举了重要的一些辞书和目录及其内容等。
在藏语言文字研究中,虽然没有词典学这个术语产生,但实际上,词典编撰却是传统藏语语言学科的主要内容,其历史同样可追溯到吐蕃乃至更早的时期。辞书在西藏的发展则是以正字、正词为目的的正字学为基础的。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形成了正字法、语法学、古字书、异名字典、藻饰词典、梵藏词典等集中讨论语文词汇的专著及其注疏的传统,拥有相当数量的各类单语或不同民族文字对比或对照的字典、词典、辞书、词汇集和词藻集等。目前保存大量辞书中,除了单一藏语辞典外,还有藏梵、藏汉双语合壁辞典,以及为数不少的多种语言合壁类型的辞书。辞书、词汇集的编撰为佛教的有序广泛传播、藏语文的规范使用和健康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的历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些辞典、词汇包括《翻译名义大集》和《藏语新旧字辨·丁香帐》等。另外,苯教学者认为,藏文自公元前苯教祖师辛饶弥沃且开始在象雄的国土上使用并流行,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苯教在吐蕃王朝故土雅砻一带的广泛传播,苯教经典的翻译和介绍成为必要。由此,到“上天七赤”王时代,一位叫沙日布钦的著名苯教译师编写了一部叫《sha ri'i sgra 'grel》(沙日声学诠释)的象雄语一藏语对照词汇集,其被认为是西藏历史上第一部双语对照辞典。其基本上与吐蕃时期编纂的《语合二卷》相类似。虽然还没有最后的一致结论,人们相信苯教发源于象雄或者大食国,自祖师辛饶弥沃以来的苯教是由象雄语言文字纪录和传播的,后来基于向吐蕃地区传播的需要,于公元六世纪到九世纪组织人员翻译成藏文的。象雄语的承继和发扬也同样在青藏高原得以延续,在现存的《苯教甘珠尔》中还收录了象藏对照词汇集,保存了有关象雄语言文字的不少珍贵资料。其中最有影响和苯教寺院经常应用的,是希叶·尼玛扎巴所编《象藏语言合壁》(Zhangs bod sgra bsdebs)一书。
吐蕃时期开创了现行藏文的辞书先例。不管如何确定苯教词汇及其它象雄语言文字的年代,现行藏文类型的辞书编纂史可追溯到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时期的《语合二卷》(sgra sbyor bam gnyis)和《翻译名义大集》(bye brag rtogs byed chen mo)。根据历史记载,从吞弥桑布扎创制现行藏文、翻译第一步佛经以来,佛教不断得到吐蕃王室的推崇和支持,佛经翻译事业不断发展,而佛经的大规模翻译,因为没有统一的词汇规范而常常遇到问题。赤松德赞时期建立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桑耶寺后,专门为翻译佛经设立的译场不断扩大,翻译队伍不断壮大,有一个统一的双语词汇很有必要。到赞普赤德松赞时期,译师们对佛经词汇的译法等进行了第二次厘定,将词汇统一的成果编辑为三部翻译名义集(bye brag rtogs byed che 'bring chung gsum)。其中《语合二卷》是现存藏族第一部藏文和外文对照词典。九世纪上叶,赤德松赞执政时期的马年(814年),于'on cangdo宫,颁布一则“王诰”,统一用于翻译印度术语的藏文辞汇,并以规范的形式要求各地执行。这个命令是王臣学者译师共同颁布的,将所有规定的词汇命名为“新辞汇”。后来这些辞汇编纂成辞书,并进行分类和编排。有序言、正文和后记三个部分。其前言不仅对佛经翻译的方法、技巧和原则做了规范,正文部分分285类、收录词目9000多条,以佛教专用词汇为主,也有几类属于基本词汇。从内容上看来,由神佛名号词语、佛教基础词语两个部分构成。每个词条后有简单的注解,具有一定的词义解释、词义对译等辞书结构的内容和形式。其全部词目和一部分注释以梵藏对照形式编纂,词汇中的梵文在不少木刻版中采用藏文转写的形式,也有直接采用梵文字体的版本。因为王室正式颁布而具有法律功效,这类梵藏对照辞书影响了佛教传入西藏的整个历程,后来收录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德格版大藏经列《丹珠尔》杂部[co]卷,它是吐蕃又一次佛经厘定词汇语言的集中成果。作为增补这部对照词汇的姊妹篇和一部分释文的补充,《翻译名义大集》是义一部重要的吐蕃梵藏对照词汇文献。该辞书分285类,收录词条9000多个。这部词汇集成为历代佛经翻译和研究的首选之作,同样影响了西藏佛教发展的全部历程,对藏语词汇的丰富发展和规范起到了巨大作用。鉴于其语言文化和学术地位,被收入后世编纂的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在藏区各地广泛流行。这两部辞书是由嘎瓦·贝则、觉若·鲁伊坚赞、祥·叶希德为主的印度、尼泊尔和吐蕃佛教译师们共同智慧的结晶,为语言的规范和应用、佛教的引进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蒙古王宫与萨迦家族确立关系后,该辞书中增添了蒙古文字,清朝时期增加汉文,从而发展成为一个多种语言合壁的佛教术语词汇对照集,继续在佛经传播方面产生了广大的影响,也成了后来诸多藏文和其它文字对照佛教词汇集的蓝本。
吐蕃在河拢地区的统治,加快了藏汉民族在西北的交流、交往,与此同时,佛经及《尚书》、《战国策》等的翻译促成了《番汉合壁掌中宝》的编纂。这部汉藏对照本在敦煌被发掘,这些汉藏对译词汇散见于P.T.1257、P.T.1263、S.I.0002、S2762、P.T.2762、P.T.3301、P.T.3419等敦煌手抄本,这些手抄本无非也是研究中古汉藏语音对比研究不可或缺的珍品材料。与今天的大部分辞书相比,这些词汇集规模不大,但它在藏族辞书编纂史上的开创性和权威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吐蕃灭亡后的几个世纪,虽然佛教和翻译事业空前蓬勃发展,但采用的辞书仍然为“翻译名义集”,一直到12世纪,再也没有编纂出对后世颇具影响的辞书。
第五章：据Christopher Beckwith所说,“对于两种语言相似,往往至少有两个解释：解释一认为从一个共同祖先分出,即通常所说之同源关系；解释二认为趋同,即通常被称为借用关系。”‘本章便通过对藏语的词、句法、形态以及音势等,同其他语系中一些语言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对藏语的系属问题,提出了一点个人的想法或假设。
本论文主要基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一些现代活语言的材料,通过历时与共时的比较分析,从而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学生水平有限,还望各位老师予以指正为谢!
扎西德勒!
This dissertation is an effort to serve three goals:
The primary goal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he habitat and the origins of its inhabitant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from pre-historical time.
The second goal is to utilize bot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s to provide a general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all aspects of the Old Tibetan language from approximately the seventh to eleventh centuries CE.
The final goal is to compare phonological aspects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with those of other languages, in an attempt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early Old Tibetan.
In my research, I have primarily consulted the following sources:
1) Extant Old Tibetan documents, books, wooden slips, and bronze or stone tablets dating from approximately the seventh to eleventh centuries CE
2) Extant old bilingual materials, especially Chinese-transcribed Tibetan documents or Tibetan-transcribed Chinese documents (for example,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3) Linguistic data from the Easternmost and Westernmost Tibetan dialects of Modem Tibetan.
4) Some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ata.
5) Some related works mostly in Tibetan.
This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shows the habitat and inhabitants of the Tibetan plateau from pre-historical time.
Chapter two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Tibetan word "bod2(Tibet/Tibetan)","yi ge"(syllable'),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bod skad""bod yig" and "bod kyi yig gzugs". In this chapter, I also focus on several key consonants,"ca, cha, ja, zha, sha," conducting a comparative study among the dialects spoken in Balti, Ladakhi, Co ne, Zung 'phan and rgyal thang. It is hoped that this chapter will lay out a foundation to recon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to-Tibetan and occurrences of these dialects branching off at the early stage based on the materials listed above. A solid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ibetan and its sound laws is a necessary step in determining which modern dialects mostly closely resemble the dialects from the time when the Tibetan script was first created. I have also examined the grammatical categories of nouns, sentences, genders, particles, case systems, and functional symbols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source materials.
Chapter three is concerned with the imperial Tibetan script. An attempt is made to identify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n and Tibetan scripts by comparing a certain letters from this early period.
Chapter four is an overview of how ancient verbal philology was transmitted between India, Zhangzhung and Tibet. It also looks into the imperial efforts in overseeing translation projects and standardizing terminology.
Chapter five is an analysis of the lexicon, syntax, and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In the end I, provide my own humble opinion on the so-called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debates.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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