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别裁集》研究
摘要
引文
6 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已畦,寓居横山,时称横山先生。所作《原诗》,论述“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有《己畦文集》、《己畦诗集》等。叶氏论诗、评诗“平心静气以归于中正之道”,他的友朋中既有倡宋诗的吴之振,也有倡中晚唐诗的席启寓。沈德潜“中正和平”的诗学态度以及选诗理念,正源于叶燮。 叶燮与沈德潜的关系相当密切。叶燮去世后,沈德潜手中存有叶氏的遗稿,后在沈德潜和薛雪的主持下,叶燮的《己畦集》得以重订。沈氏还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重新刊出了叶绍袁(按:叶燮的父亲)编订的叶氏家集《午梦堂集》。
7 沈德潜《补刻己畦先生诗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九,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8 沈德潜 67 岁中进士后,仕途畅达,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在朝中与乾隆诗歌赓和,帝眷优渥。但去世九年之后,他却遭到扑碑之祸。从直接原因上看,是因为有名的“一柱楼诗案”。泰州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等怨愤之语,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命严加查究。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乾隆说沈氏“乃敢为逆犯徐述夔作传,视其悖逆之词恬不为怪,转多赞扬,实为丧尽天良,负恩无耻”,“使其身尚在,必当重治其罪,今沈德潜身故,伊嗣子沈种松及伊孙恩赐举人沈维熙亦相继天殁,即此昧良负心之报。”并谕令东苏巡抚杨魁将沈德潜“所藏逆犯诗文各种尽数查出,封锢解京”。“著派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苏州,会同该督抚杨魁扑毁沈德潜墓,其祭葬碑文亦由阿弥达等监看磨毁字迹。并将其石,移弃他处,以昭炯戒。”“将沈德潜所有官爵及官衔、谥典尽行革去,其乡贤祠牌位一并撤出。”(见《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
9 爱新觉罗·弘历《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御制文集》卷十二,清刻本。
10 《清诗别裁集》有四个版本:1、番刻本。该刻本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由沈德潜的门生蒋重光付梓。番刻本共 36 卷,其中补遗 4 卷,入选诗人 992 人,选诗 4099 首。2、重刻本。因番刻本讹字太多,乾隆二十五年(1760),沈德潜重刻《清诗别裁集》。重刻本共 32 卷,入选诗人 996 人,诗作 3952 首。(这是今天最常见的一个版本。本文所有资料以这一版本为据。)沈德潜进呈给乾隆的大约正是这个版本。3、增订本。乾隆二十六年(1761),“二月,增订国朝诗刻成。”(见《沈归愚自订年谱》)这个版本在重刻本的基础上,补定了一些诗人及诗作。4、御定本。与重刻本相比,御定本删去百余名诗人。在御定本中,“重订本中卷首钱谦益至王崇简及王懋忠、侯方域这类明朝旧臣等人全部被删,还有与钱谦益交往甚密的宋实颖、季振宜等人也被删除。……删除了钱名世,还有因丁酉科场案被流放的吴兆骞和孙旸、‘哭文庙’案被斩的金人瑞这些在清代罹罪之人。此外,康熙朝被删除的还有冒襄、傅山、屈绍隆等,……总体来看,近 60 位被删的顺治、康熙两朝诗人,大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王宏林《沈德潜的四个选本研究》,北京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101—108 页)
11 关于《唐诗三百首》与《唐诗别裁集》的关系,参见王步高《对<唐诗三百首>的再认识》(见《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 1 期)等文。
12 诗歌选集大量出现,一方面与明代中后期选古文、时文的潮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代诗人辈出,诗歌创作繁盛,诗文别集大量刊行的情况相应。 有清一代诗人众多,清人吴肃公谈到这一情况,“今诗道之炽,即里儒村竖,皆能口吟笔画,镌布都市,与士大夫争声誉。”(吴肃公《明十二家诗集序》,《街南文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48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46 页) 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刊印个人诗集对清人来说不再是一件耗费繁重的事。清代,个人诗集的印行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名流,甚至市井商贾、山林布衣,甚至穷乡野老,粗通文墨者皆好作诗,并辑有一部或多部著作。“今日诗集之盛,至于屠贩臧获都有一帙,而名下固无论也。”(王止堂《<吴肃公诗集自序>评》,见吴肃公《街南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48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4 页)在诗歌别集大量涌现的情况下(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以及柯愈春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著录的作家均有近两万名,叙录诗文集四万余种),诗歌选集成为时人了解时下诗歌创作状况、进入诗坛的捷径。
13 翁介眉《清诗初集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3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3 页。
14 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说,“中国近古诗拥有庞大的作家群和数量众多的作品。为了解决卷帙浩繁的问题,我们依赖于文学史家和选集者,而他们的任务是挑选部分作家及部分作品,同时能令人信服地忽略另外绝大部分的作家与作品。他们必须挑出最小限度的一组诗,在这组诗里,单首诗的特点应该得到凸显而不是弱化。选集者既要让我们有读下去的渴望,同时阅读量又不致于太大。”(转引自张静、陆德元《潜心钻研公正评介 卓然独立自成一家——读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元明清诗选>与<待麟集>书评》,《昌吉学院学报》2004 年第 4 期,第 60 页)宇文所安与清人翁介眉的意见正相一致。
15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16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类叙》,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956 页。
17 丁灏《诗乘初集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56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18 曾灿《过日集》卷首,康熙十二年刊本。
19 朱彝尊批评了选诗中出现的不良风气:“近来论诗专序爵,不及归田七品官。直待书坊有陈起,江湖诸集庶齐刊。”(朱彝尊《近来二首》,见《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清代中叶胡天游也对将诗名和官职挂钩的现象表示了不满:“名誉即须官并贵,英雄未信语堪传。”(胡天游《杂书》,《石笥山房诗集》卷十)
20 魏宪《诗持三集·自序》,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38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5 页。
21 早在 30 年代,方孝岳先生就指出选本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研究文学批评学的人,往往只理会那些诗话文话,而忽略了那些重要的总集了。其实有许多诗话文话,都是前人随便当作闲谈而写的,至于严立各人批评的规模,往往都在选录诗文的时候,才锱铢称量出来。”(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 1934 年版,第 5 页)的确,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部分诗话、文话蒐集的是文人宴饮欢会时的闲谈。
22 [美]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北京: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24 页。
23 中小学生所使用的语文教材就是一种选本。与大学中文系所使用的教材不同,中小学语文教材以选文的形式,而不是评文的形式出现。而中小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价值观念、思想认识的形成期。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选本有着评论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研究选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4 王瑶《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6 页。 刘运好认为,“编选诗文,编选者总带有一定的审美要求和标准,从中可透出编选者的美学标准、审美趣味,故也隐含一种批评方法。而且,选本常有序、跋或对个别作家的评语,直接表现出编选者的美学观点、批评标准。好的选本或总集甚至能影响某一时代的文风。”(刘运好《文学鉴赏与批评》,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20 页)
25 鲁迅先生在《集外集·选本》中就谈到,“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
26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 1934 年版,第 5 页。
27 在清代,诗歌选集能给编选者和书商带来经济效益。有些人为了推销自己的诗歌选集,还打出了广告。姚佺《诗源初集》卷首有以下六条广告“《诗源》二集即出。”“《嘉隆七才子诗选》即出。”“《批点曾谦注解李长吉昌谷集》嗣出。”“《唐诗纲》嗣出。”“《晚唐诗选》即出。”“《宋元诗选》,薇葊张浊民、长干陈非白、宦城徐稼翁藏本甚多,予得肆业焉,嗣出书目。”(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69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 页)《国朝诗观》一书中也有“二集即出”的广告语。(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35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0 页)大约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甚至出现了一批粗制滥造的诗歌选集。所以,有些选家专门声明,自己编选的诗集是亲手裁定的。蒋鑨在《清诗初集·凡例》中特别申明,“选本底稿皆亲自裁订,并未假手书傭，鲁鱼亥豕，或可免焉?保ā肚?诗初集·凡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3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5 页)清代诗歌选集之繁盛,由此可见一斑。
28 选家可能有几种身分:1、诗坛的领军人物。2、本身虽不是文坛宗主,但受到书商或者读者的欢迎。但不管哪一种选家,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选诗,面对被选者和选集的阅读者,他都占据着主动性。 另外,评诗除了有序跋等形式外,还有题词、书信等形式。其中,书信往往夹杂着个人意气,带有极其强烈的个人色彩,可能是非理性的,而选集则是理性思考后的结果。
29 蒋寅先生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一书中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在作家文学观念与时代文学思潮形成过程中”,选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选本的形式至少有两种,一是“像方回《瀛奎律髓》那样,欲以选本建立一个诗史序列,标举一种门户之见”;一种是“像《唐贤三昧集》这样以遴选唐诗来树立一种诗美理想,并对一代诗学的主导倾向产生极大影响的选本”。他指出,“考察王渔洋选诗的经过与动机,检讨全书的选目,了解《唐贤三昧集》在当时的反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渔洋是如何以自觉的意识、缜密的计划、不懈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批评意图,并产生实际效果的。尤其是还原到它的历史语境,这一诗学个案更呈现出过程的生动性,不仅让我们看到选本如何承担批评的功能,并对当代创作产生影响的实例,更让我们理解《唐贤三昧集》在总结神韵论的核心思想,完成王渔洋的诗学体系上的理论意义。”(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 页)
32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1 页。
35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王士禛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0 页。
36 参见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4—165 页。
43 十三所高等院校《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文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59 页。
44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027 页。
45 郭豫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元明清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65 页。
46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自署绵津山人,商丘人。官至吏部尚书。赠太子少师。有《西陂类稿》。
47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广东番禺人。位居“岭南三大家”之首(其余二家为陈恭尹、梁佩兰)。有《道援堂集》。 杜濬(1611—1687),本名杜绍先,字于皇,号茶村。黄冈(今属湖北)人。有《变雅堂遗集》。
48 曹尔堪,字子顾,号顾庵,嘉善人。顺治壬辰(1652)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侍讲学士。 魏裔介,字石生,别号贞庵,又号昆林,谥文毅。柏乡人。顺治丙戌(1646)进士,官至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有《屿舫诗集》。
49 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见[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 页。
54 在《古诗源序》中,沈德潜分析了诗歌的源流升降,指出编选这本书的目的是“为学诗者道之”;在《唐诗别裁集序》中,沈氏也提到“学诗者”这一概念。 陈新璋谈到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在当时所起到的教材的作用。他说,《唐诗别裁集》“选进了一些试帖诗,并且加以认真评点。试帖诗在唐诗中绝非上品,却受如此青睐,这是由于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这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自然价值不大。但是对于废除科举考试之前的寒士,却是具体的教材。”(陈新璋《评沈德潜在唐诗学上的建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第 78 页) 台湾师范大学郑莉芳在硕士论文《沈德潜<古诗源>研究》中,提出《古诗源》对当今古代文学教学,也有重要的作用:要“重新评估其《古诗源》选集在今日中国古典诗歌欣赏、评鉴及教学上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当今教材开放后,面对毫无范围又要学生具备基本常识的入学考试,教师在选择教材上更要突破以往传统以一本教材的方式,在古典诗歌教学上,可以用有系统又突出各代重点诗人的《古诗源》作为唐以前诗歌教学的参考书,而且《古诗源》强调诗歌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性、行为。”(郑莉芳《沈德潜<古诗源>研究》,台湾师范大学 2003年硕士论文,第 2 页)
55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56 沈德潜《唐宋八家文序》,《归愚文钞》卷十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57 沈德潜《杜诗偶评序》,《归愚文钞》卷十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58 沈德潜《孝经精义序》,《归愚文钞》卷十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沈德潜编选诗文集,与他的塾师身分不无关系。沈氏一生,以教书为业。《清诗别裁集》正是他在表为人师的生涯里,为后学批选的系列诗文集中之一种。
59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60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61 孔子《论语·阳货》,见王炜译注《论语通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9 页。
62 孔子《论语·阳货》,见王炜译注《论语通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9 页。
63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6 页。
64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5—86 页。
65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66 关于这个问题,本文第四章有详细的论述。兹不赘述。
67 沈德潜《高文良公诗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6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69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70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71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72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73 沈德潜在继承老师叶燮的诗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一观点。叶燮的《原诗》坚持从史的角度谈诗,也就是尽量消除价值判断,站在精英的立场上观照宏阔的历史。沈德潜在叶燮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他既坚持精英的立场,又关注大众的实际思想状况,力求给大众设立明确的价值准则,并给他们提供一个宏阔的历史视野,为他们未来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74 白居易《与元九书》,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9 页。
75 曹丕《典论·论文》,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6 页。
76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6 页。
77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138 页。
78 张廷璐《咏花轩诗集·自序》,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25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85 页。
79 厉鹗《无悔斋诗集序》,《樊榭山房集》,清刻本。
80 宋琬《张子远诗序》,宋琬《宋琬全集》,济南:齐鲁书社 2003 年版,第 123 页。
81 乔亿《剑溪说诗》卷下,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12 页。
82 薛雪是沈德潜的同门,他在《一瓢诗话》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豁达老喜为诗,所至辄自题写,诗句鄙下,而自称豁达李老。尝书人新素壁,主人大怒,诉官杖之,拘使更纷,乃得舍去,闻者哂之。”(薛雪《一瓢诗话》,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这件事一方面说明习诗之人日渐增多,另一方面,豁达李老因题壁而吃官司,说明诗人的地位大不如前。
83 从文人的角度看,诗是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从整个社会层面看,诗对其他阶层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无直.接.的作用和影响。
84 [英]马·布雷德伯里等著,胡家峦等译《现代主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85 页。
85 钱大昕在为顾炎武的《日知录·重厚》作注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见《日知录集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化下移的状况。
86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6 页。
87 顾有孝还选有《唐诗英华》,钱谦益曾为之写序,称该诗集“择其真赏”、“不立阡陌,不树篱棘”,“焕然复睹唐人之面目”。(钱谦益《唐诗英华序》,见《牧斋有学集》卷十五)
88 顾有孝、吴沄《江左三大家诗钞》卷首,清康熙刻本。
89 赵沄《江左三大家诗钞序》,顾有孝、吴沄《江左三大家诗钞》卷首,康熙刻本。
90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龚鼎孳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2 页。
91 参见张仁熙《顾黄公传略》,《白茅堂诗文全集》前附,光绪壬寅刻本。 顾景星(1621-1687),字赤方,号黄公,别号玉山居士。《四库全书存目提要》说,顾景星“记诵渊博,才气尤纵横不羁;诗文雄赡,亦为一时之霸才。”顾景星著述宏富,其《来耕集》和《南渡集》入《四库全书》;《黄公说字》100 余卷中有 47 卷编入《四库全书》。另有《白茅堂诗文集》46 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曹寅捐资刻印。
92 顾景星《存没感恩诗序》,《白茅堂诗文全集》,光绪壬寅刻本。
93 转引自何龄修、张捷夫主编《清代人物传稿》,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14 页。 曾灿(生卒年不详),字青藜。与魏禧(1624—1681)、魏际瑞、魏礼等并称“易堂九子”。曾灿筑六松草堂,躬耕不出者数年。著有《六松草堂文集》、《西庵草堂诗集》。选编清初诗集《过日集》。
94 赵尔巽等《清史稿·文苑传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3324 页。
95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徐釚小传》,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8 页。 徐釚(1636—1708),字电发,号拙存,又号虹亭、菊庄、垂虹亭长。江苏吴江人。有《南州草堂集》、《菊庄词》。编著《词苑丛谈》、《南州草堂词话》、《本事诗》。尤侗评徐釚云,“徐子虹亭,词人之翘楚也。”(尤侗《词苑丛谈·序》)据《清史稿·文苑传一》载,“釚后以清标荐试鸿博,入史馆。”另,徐釚与沈德潜的老师叶燮也多有往来,叶燮曾为徐釚的松风书屋作《松风书屋记》。
96 江藩《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9 页。
97 马世俊,字章民,亦字甸臣,溧阳人。顺治辛丑进士,授修撰,迁侍读。有《匡庵诗集》。
98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87 页。
102 钱谦益《新安方氏伯仲诗序》,《牧斋有学集》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43 页。
103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载顾公燮《消夏闲记》“钱牧斋”条云:“乙酉王师南下,钱率先投降。满拟入掌纶扉,不意授为礼侍,寻谢病归。诸生郊迎,讥之曰: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老(原注:觉与阁同音)。钱默然。一日谓诸生曰: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或笑曰:可谓两朝领袖矣。”
104 蒋寅《王士禛与江南遗民诗人群》,《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第 117 页。
105 评价文人影响力的标准因时、因地而变。从文学史上看,一个朝代立朝之初,官方往往强化政治意识,此时,拥有政治地位,能否左右诗坛、提携后进,是评价诗人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标准;当建朝已久,文坛的政治意识淡化,形成多元化的态势后,诗人的创作成就逐渐成为评价诗人影响力的重要标准。 到乾隆十九年(1754),沈德潜选《清诗别裁集》时,距钱谦益、龚鼎孳虎踞诗坛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时间的推移也给沈德潜以理性地审视清初诗坛的可能。
106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9 页。
107 黄宗羲《八哀诗·钱宗伯牧斋》,《黄梨洲诗集》,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46 页。
108 傅山《霜红龛集》卷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8 页。
109 非精英阶层的文人也有诗学论著,但或者已湮没无闻,或者被今人视为无价值的东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今人对古代文学的认识是建立在精英阶层,而非大众文化的基础上。
110 杜浚《哭龚孝升先生文》,《变雅堂文集》卷八,清康熙刻本。
111 虽然在《清诗别裁集·凡例》中,沈德潜提出“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但他对什么样的诗是“本性情”的,什么样的诗“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并未做具体限制。在这里,沈德潜是从功用角度界定诗的特质,而不是规范诗的内容。从诗的功用上看,诗有教化功能和娱乐功能等,而诗的内容则多种多样,很难例举。沈德潜选诗的目的是,以风格多样化的诗歌实现诗教的功能。
112 对于入选诗作,沈德潜还要求不能流于叫号撞搪、徒办风华,这一般被视为沈德潜“温柔敦厚”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一问题,本文第五章有详细论述,兹不赘述。
113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114 北京大学王宏林在博士论文《沈德潜的四个选本研究》中论及《清诗别裁集》时,认为该集有浓重的地域和故旧色彩,“沈德潜为江南长洲人,重订本所选的 996 人中,江南人为 593 人,浙江人为 159 人,两地共入选诗人 725 人,约占全书总人数的 72.8%。江南诗人中,又以沈德潜所在的长洲县入选诗人最多,高达 87 人,约占整个江南诗人的14.7%。另外,长洲附近的吴县入选诗人 69 人,常熟 33 人,远远多于其他府县。”王宏林认为沈德潜对选《清诗别裁集》“名位、交游之念不扰于中”(《清诗别裁集·凡例》)的判断,与诗集实际状况不合。 关于沈德潜选诗是否公正、客观的问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那就是看《清诗别裁集》选出的诗坛核心人物是否与当时诗坛的实际状况基本一致。这里,可以将清前中期诗坛细化,分为两个时期:顺康朝、雍乾朝。大约因为时间距离的关系,沈德潜选顺康朝的诗人及其诗作时,基本上保持着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当时诗坛的大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选雍乾两朝诗时,所选诗人多为至交好友。这一方面是因为诗坛乏人,并无大家出现;另一方面,沈德潜选诗时,多多少少受到情感因素的左右。如活跃于雍乾两朝的诗人中诗作数量在 10 首以上有 10 人,他们是李重华、张鹏翀、方还、方朝、李果、黄子云、翁照、周永铨、周准、盛锦等,这几个人都与沈德潜相交甚深。但《清诗别裁集》选诗的重点是顺康两朝,有 27 卷,雍乾两朝的诗只占 3 卷,所以,这种感情的偏向基本无损于《清诗别裁集》的客观、公正。
115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136 页。
116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140 页。
117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165 页。
118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169 页。 沈德潜点勘的诗稿是张廷璐的《咏花轩诗集》,在《咏花轩诗集·自序》中,张廷璐写道,“裒集丙子以后所存诗若干首,属吴门沈君确士为点定之”。(张廷璐《咏花轩诗集序》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8 辑第 25 册,第 684 页)所以沈德潜在年谱中说,“作序易称先生,盖异数也”。沈氏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19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第 343 页。
120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178 页。
121 沈德潜《陈耻庵遗诗序》,《归愚文钞》卷十二,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122 沈德潜师从于叶燮,更强化了他将诗视为严肃之事的观念。叶燮认为诗与世道人心密切相关,叶燮之所以创作《原诗》,是因为,“以有唐之盛,间按其时作家所论次,大率谓宗工崛起,学者得其门而历堂奥、探骊珠,当代不过数人,其严若此。是必专门师匠,口传心授,有诗之所以为说者存;非其说,虽工弗尚也。惟其不敢不慎,而诗存。今则不然:手繙四声,笔涉五字、七字皆诗人,稍稍致语属缀,其徒辄自相国色,则以家骥人璧而诗亡。不特此也,诗亡而益曼衍乎诗,沿伪扬波,以逢世而欺人,浸淫不止,非世道人心之忧乎哉!星期先生,……悯学者障锢于淫诐,惄焉忧之，发为《原诗》内外篇?保ㄉ蜱瘛对颉罚钝啤⒀ρ⑸虻虑薄对?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85 页)
123 张永夫,生卒年不详。有《锄茅集》,意为“锄尽天下之茅”。苏州市博物馆藏有《锄茅集》清康熙年原刻本。参见张长霖《布衣诗人张永夫》,《苏州日报》2005 年 6 月 21 日。
124 以上均见《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25 龚鼎孳《霜余自序》,《定山堂集》,清刻本。
126 王士禛也认为登临凭吊之作最易传之久远,“古诗之传于后世者,大约有二:登临之作,易为幽奇;怀古之作,易为悲壮。故高人达士往往于此抒其怀抱,而寄其无聊不平之思,此其所以工而传也。”(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五) 另外,关于沈德潜对龚鼎孳的评价,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说:“沈德潜嫌他‘登临凭吊’少了点,这是句空话,置身于政治漩涡中的历仕三个政权的人,多登临凭吊岂非自找绳套?沈氏许多评语本就以空话敷衍的。”(严迪昌《清诗史》,第 372 页)存此,以见与本文意见不同者。
127 吴乔《围炉诗话》卷四,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94 页。
12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周亮工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5页。
129 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三十二芙蓉诗钞》,见舒位、王国垣、钱中联、郑方坤、张维屏撰,程千帆、杨扬辑校《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5 页。
132 转引自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253页。
133 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3 页。
134 转引自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五编,北京:中国书店 1984 年版,第 1772 页。
138 爱新觉罗·弘历《沈徳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见《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33 页。
143 《清实录·清世宗宪皇帝实录》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第 434 页。
144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145 乾隆十七年(1752),乡居的沈德潜被赐以礼部尚书衔。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乾隆有意识地要求沈德潜以政治意识形态教化乡里民众。很显然,沈德潜在选诗时,没有能够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考虑这一问题。
146 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2 年,601 页。
147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89 页。
148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8 页。
149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 页。
150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4 页。
151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7 页。
152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84 页。
153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01 页。
154 结合沈德潜的好友乔亿对钱谦益的评价,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沈德潜倡“诗教”,不只强调“善”,更强调“美”。乔亿批评沈德潜,“虞山诗才学诚无愧前贤,而不可以言品,正与其人相似耳。”(见《剑溪说诗》卷下)乔亿认为钱谦益的诗,从才学的角度看,高于众人;但从品格上看,和他的人品一样,不值一谈。相比之下,沈德潜在选诗、论诗时,就坚持不以人品为标准评价诗歌。关于这一问题,详见第六章。
157 中国知识界这种对待政治的态度,是片面地理解西方思想史、政治史的结果。在西方思想界,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对政治保持一种审视、质疑,甚至对抗的态度,但也有人提出知识分子应该与政治进行对话、沟通。
158 李春青先生提出,这种科学主义的分类研究方式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快速发展,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它无视中国传统思想的整体性存在,使现代的文化界、思想界同传统剥离开来,成为支离破碎的片段。参见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15 页。
159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 页。
160 伊格尔顿说政治“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特里·伊格尔《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81 页)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会受到这种权力关系的影响,我们今天将文学视为与政治无关的“纯文学”,只是一种想象。
161 陈来《儒家思想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见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3 页。
162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旧文四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第 23 页。
167 参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68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1134 页。
169 当然,王士禛之为文坛盟主也与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相继谢世有关系。
170 朱东润《王士祯诗论述略》,《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3 年第 3 卷第 3 号。
171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版,第 116 页。
172 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卷十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 1982 版,第 324 页。
173 见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5 页。
174 施闰章《题王阮亭渔洋山人集》,《施愚山集·学余堂诗集》卷六,合肥:黄山书社 1993 年版,第 453 页。
175 施闰章《渔洋山人续集序》,《施愚山集》,合肥:黄山书社 1993 年版,第 524 页。
176 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复初斋文集》,光绪重校本。
177 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6 页。
178 沈德潜偏好王士禛,喜爱清雅之风,在沈氏的创作中也有所体现。沈德潜的诗文集中不乏明丽清远之作。如沈德潜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所作的《游渔洋山记》一文: 渔洋山,王阮亭尚书取以为号者也。山在太湖滨,从玄墓山还元阁望之,如履舄在几案下,可俯而拾。予爱山之名,欲往游焉。取道米堆山,经钱家磡、上阳村,一路在梅花国中,花光湖景,弥漫相接。烟云往来其间,欲动欲定,沿湖滨行,湾环迴折,始疑甚近,久而愈远。过十余里,入渔洋湾,董文敏玄宰归骨于此,居人如鹿豕状,见予至以游人不到处,甚骇。绕湾而行,又三五里,渐入渐深,窅然无人登山之巅,全见太湖,湖中群峰罗列。近而最大者,为西洞庭;相望者,为东洞庭;远而大者,为马迹。其余若沉若浮,焂见焂隐,不可名状。三州依约在目,从巅顶别径而下,树木丛杂,侧身低首,始免挂 。 入昙花庵,庵有老僧,长眉卷发,若身毒国人,见客无酬接礼。问以王阮亭尚书曾至此间,曾留遗迹与否,僧言幼即挂瓢于此,垂七十年不见有官人至此山,亦不知王为何人也。因思阮亭为风雅总持,语妙天下而手版匆忙,未及亲赴林壑而领略其胜者,又无诗笔通灵足以发挥湖山之胜,古今来如此者可胜数耶?怅然久之。 山相接为法华、为盉盂,以日晚不及更游,仍从渔洋湾觅故道归。于时村落中炊烟浮动,白云欲还,遥望梅花林,如残雪满山,而夕阳一抹,晃漾其际,倍觉冷艳可爱。久之,返还元阁,将昏黄矣。 我们可以看出,此文既有对美景的恋恋之情,又有对王士禛的仰慕之意,也有山水之游后自适自足的愉悦。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悠远之境,言外之意,韵外之旨,正与王士禛的“神韵”相呼应。袁枚《随园诗话》谈到沈德潜等人对王士禛的态度时说,“归愚、子逊奉若山斗”(见《随园诗话》卷三),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179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6 页。
180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3 页。
181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6 页。
182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8 页。
183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7 页
184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朱肇璜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0页。
185 田同之《西圃说诗》,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57 页。
18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史夔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4 页。
189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顾贞观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0页。
190 《清诗别裁集》中评以“远”的有 25 处,“真”40 处,“雅”42 处。
191 “豪杰”有广义、狭义的区别。从广义上看,“豪杰”意指诗人融贯百家的广阔胸襟。如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谈及宋琬时说:“莱阳荔裳初年心仪王、李,时论以七子目之,信然。中年所作诸体,大非曩制,澹远清新,揆之古人,无所不合,真豪杰也。”从融汇百家的气度上看,“雄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沈德潜虽偏好清、远,但也不排斥雄、豪。
192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 页。
193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 页。
194 清人认为,明人的诗作只有盛唐的面目,没有盛唐的精神,因此称明人的诗为“瞎盛唐”体。参见吴乔《围炉诗话》。
195 叶燮《原诗·内篇》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4 页。
196 叶燮《原诗·内篇》,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5 页。
197 沈德潜虽然没有直接与王士禛接触,但却不时感受到王士禛对他的关注。据《沈归愚自订年谱》,叶燮去世前,曾致书王士禛,王士禛在给叶燮的回信中谈及叶门弟子,称沈德潜、张永夫二人“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另外,沈氏年轻时与尤侗及尤侗之子尤珍有过密切交往,尤侗、尤珍又与王士禛交好。王士禛写信给尤珍,也提到沈德潜。(沈德潜有诗《王新城尚书寄书尤沧湄宫赞,书中垂问鄙人云:横山门下,尚有诗人,不胜今昔之感。末并述去官之由,云与横山同受某公中伤。此新城病中口授语也。感赋四章,末章兼志哀挽》) 此外,沈德潜早年与王士禛的门生黄昆圃等人交往。《清诗别裁集》之选得力于黄昆圃的帮助,“黄崑圃侍郎,多藏北方学者诗,王遴汝上舍,多藏南方学者诗。余从两处稇载而来,选中所收,几有十分之三。”(《清诗别裁集·凡例》)
200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王士禛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0页。
201 王士禛口授,何世璂记述《然灯记闻》,见丁福保辑《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117 页。
202 王掞《皇清诰授资政大夫经筳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娄水文征》卷五十七,清刻本。
203 沈德潜《说诗晬语》,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7 页。
204 见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7 页。
205 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50 页。
206 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1 页。
207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20 页。
213 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9 页。 (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07 页)
214 此表转引自郑佳伦《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之诗观研究》,台北:中央大学 1999 年硕士论文,第 34 页。
215 从诗教理想出发,沈德潜希望身在俗世之中达到“化俗”的目的,而不是脱俗、超出俗世之外。
217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218 裴世俊《对含蓄蕴藉的文外之美的张扬——论王士禛神韵诗的审美追求》,《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 5 期,第 45 页。
219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38 页。
220 即使从沈德潜最初构想《清诗别裁集》的时间(乾隆十年,即 1745 年)算起,叶燮去世也有 42 年之久。
221 沈德潜《陈耻庵遗诗序》,《归愚文钞》卷十二,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2 沈德潜《王凤喈诗序》,《归愚文钞》卷十四,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3 沈德潜《许竹素诗序》,《归愚文钞》卷十四,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4 沈德潜《李客山遗诗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5 沈德潜《张叔夜诗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6 沈德潜《方东华勺湖集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7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228 沈德潜《七子诗选序》,《归愚文钞》卷十四,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9 陈耻庵、李客山、许竹素及方东华即陈培脉、李果、许廷 钅荣、方朝。陈培脉(1670—?),字树滋,号耻庵,国学生。王士禛门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刊刻沈德潜选定的唐诗选本,成十卷。李果(1679—1751),字硕夫,号客山,布衣,曾在淮安作幕。叶燮门生。曾与朱彝尊论春秋十六国世系。有《咏归亭诗钞》。许廷 钅荣,字子逊,江南长洲人。康熙庚子举人,官武平知县。著有《竹素园诗》。据《清诗别裁集》小评,许廷 钅荣与高其倬往来密切。方朝,字东华,广东番禺人。国学生。著有《勺湖集》。方朝与父亲方殿元、兄方还三人同为“岭南七子”中人。(“岭南七子”中另外四人是梁佩兰、程可则、陈恭尹、王邦。)康熙年间,沈德潜结识了这几个人,成为至友。
230 《唐诗别裁集》始选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成。 理清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可以澄清许多历史事实,如沈德潜与厉鹗的关系。袁枚说,沈德潜“诮浙诗,谓沿宋习败唐风者,自樊榭为厉阶”。(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吾乡厉太鸿与沈归愚,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似乎沈德潜与厉鹗水火不容。但在两人的诗文集中,并未见到有关论争。另外,厉鹗出生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宋诗风最盛是在康熙二十年至四十年间,厉鹗不可能在康熙年间宗宋诗风的流行中起到任何作用,因此,沈德潜对宋诗不满绝对不是针对厉鹗的。关于厉鹗和沈德潜在浙江志馆的情况,沈德潜在《沈归愚自订年谱》中有记载:雍正九年(1731),“三月,浙督李公聘修《浙江通志》、《西湖志》,赴馆。……同人会合,时相倡酬。尤契合者,方文辀、张存中、陈葆林、诸襄七、厉太鸿、周兰坡、王介眉诸公,不必出门求友矣。”沈德潜在浙江志馆中,与几个人相谈甚洽,厉鹗就是其中之一。沈德潜一直保持着和厉鹗的友谊。乾隆十五年(1750),沈德潜游天台,专程拜访了厉鹗,厉鹗作有《沈归愚侍郞天台归过访》。厉鹗在《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中说,“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巨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或是泛泛而论,并非实指沈德潜。
231 转引自谢正光、佘汝丰编《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3 页。
232 纳兰性德《原诗》,《通志堂集》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33 页。
233 除了以上谈到的两点之外,我认为,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导致了这个时间差。关于这个问题,后文有详细的论述。
234 沈德潜《与陈耻庵书》,《归愚文钞》卷十五,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35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精华录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1003 页。
236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敬业堂集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1053 页。
237 尤侗《彭孝绪诗文序》,《西堂全集·艮斋稿》卷三,清康熙刻本。
238 李澄中《周屺公证山堂诗序》,《白云村文集》卷一,康熙三十八年刊本。
239 朱彝尊《丁武诗选序》,《曝书亭集》卷三十八,四部丛刊本。
240 王泽弘《丛碧山房诗序》,见庞垲《丛碧山房诗集》卷首,康熙刊本。
241 毛奇龄《西河诗话》卷五,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5 页。
242 沈德潜《与陈耻庵书》,《归愚文钞》卷十五,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43 邹式金《牧斋有学集序》,见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五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43 页。
244 王应奎《西桥小集序》,《柳南诗文钞》,清刻本。
245 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卷十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55 页。
246 关于钱谦益诗学唐宋的问题,郑则厚有独到的看法。他说:“虞山学问渊博,浩无涯涘涫┐筱人粒?丽,一以少陵为宗而出入于昌黎、香山、眉山、剑南以博其趣。”(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引郑则厚语)郑则厚认为,从钱谦益本意上看,钱氏尊尚杜甫。钱氏学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是为了使自己的诗风更加多样化。 尽管如此,无论是从诗风上,还是从论诗上,钱谦益都不能完全避免推扬宋诗的嫌疑。在钱谦益与王士禛两人孰为诗坛第一大家的问题上,沈德潜将王士禛置于首位,而将钱氏置于第二位,钱氏诗风有宋味大约是原因之一。
247 钱谦益《答唐训导论文书》,《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21 页。
248 钱谦益《题怀麓堂诗钞》,《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46 页。
249 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 页。 蒋寅先生还谈到,“王渔洋之提倡宋诗,实际是遥承钱谦益的衣钵,推广了钱谦益早年倡宋诗的波澜。”(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 页)关于王士禛与宗宋诗风的关系,以及清代宗宋诗风的有关问题,参见蒋寅先生《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一书的第二部分《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
250 见俞兆晟《渔洋诗话序》,转引自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7 页。 关于王渔洋对自己诗学历程的这段回顾,蒋寅先生在《王渔洋和康熙诗坛》一书中有精辟的论述。蒋寅先生说,王士禛的这段回顾,“在他本人不过意味着自己诗学所经历的不同阶段,但联系到清初诗风的嬗变来看,它就包含着一段曲折的诗史。康熙十五、十六年间,王渔洋大力提倡宋诗,给诗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随着宋诗风的流行及其流弊的产生,坚守唐音者给予了猛烈批评,尤其是‘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的指斥,令王渔洋十分不安。经过两年丁忧乡居读书,他冷静地反省了学唐、学宋的得失,对严羽诗论有所会心,不仅意识到宋诗的缺陷,也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体认了唐诗的精神。为扭转诗坛学宋诗带来的流弊,他改弦更张,通过编选唐诗来树立‘直取性情,归之神韵’的诗歌观念。”(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6 页)
251 王士禛《黄湄诗选序》,见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卷十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 1982 版,第 320 页。
252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宋荦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6 页。
253 宋荦《漫堂说诗》,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57 页。
254 宋荦《漫堂说诗》,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55 页。
255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6 页。
256 本文区分精英和名流主要依据现在通行的文学史对作家的评价。对今人影响较大的作家,归为诗坛精英;影响较小的作家,归为诗坛名流。也就是说,一个中文系普通本科生了解或知道的那些清代诗人即为大家,如一般文学史教材中论及的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宋琬等;一些作家,不为经过常规中文本科教育的学生所熟知,但在清代诗坛上却有一定的影响力,本文将之归为诗坛名流,如本章谈到的重要诗论家叶燮,另如赵执信、汪琬、陈廷敬等。 将诗人划分为精英和名流,只是出于论述上的方便。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明确地、断然地判定哪些作家一定是精英,哪些一定是名流。
257 宋荦《漫堂说诗》,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9 页。
258 康熙、乾隆年间,除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编选的《宋诗钞》外,还有周之鳞、柴升选的《宋四名家诗》,陈訏选的《宋十五家诗选》,顾贞观选的《宋诗删》等。另外,还有陈焯的《宋元诗会》,康熙十七年吴绮的《宋金元诗永》,康熙的《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乾隆六年曹庭栋的《宋百家诗存》等。这些宋诗选本的广泛刊行,不仅起到了肯定宋诗价值的作用,而且让士人直接触摸到宋诗的具体面目,成为诗坛后学摹仿宋诗的范本。
259 见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卷首,清光绪刻本。 王崇简,字敬哉,直隶宛平人。崇祯癸未进士。仕清后,官至礼部尚书。《清诗别裁集》选其诗 4 首。《清诗别裁集》评王崇简,“说诗谓论格之正变,不如论声之正变,清和广大者为正,志微噍杀者为变也,亦最平允。”
260 见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卷首,清光绪刻本。 陈祚明(1623—1674),浙江钱塘人,布衣终身。有《采菽堂诗集》。编选《采菽堂古诗选》、《八代诗钞》、《初盛唐诗》。其《采菽堂古诗选》中的许多观点为沈德潜《古诗源》所引用。
261 张玉书为叶燮的《己畦诗集》作序,说叶燮“兹将游语溪,偕孟举吴子为唐宋元诗选。”(见叶燮《己畦集》卷首,《丛书集成续编》第 152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9 年版,第 641 页)
262 黄宗羲《张心友诗序》,《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5 页。
263 吕留良《答张菊人书》,《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清刻本。
264 对中下层文人诗文集,本人未及作更广泛的阅读,不能提出更多证据证明中下层文人对宋诗风的态度。但这里提出一个很关键的证据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诗论要么是倡导唐宋兼宗,要么是对宋诗风的讥评,说宋诗风压倒了唐诗风,对宗宋者予以肯定的论调却相对少见。由此可以推知:1、诗坛确实有一部分人宗宋。2、宗宋者的诗论或者未得流传,或者流传下来,后人还未及见。本人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仅仅见到吴肃公批评时人宗唐祧宋的习气。
265 在清代前中期的诗坛上,还有许多尊唐斥宋者,沈德潜并未因为偏好唐诗,而将他们一一录入《清诗别裁集》。如张世荦“论诗,汉魏以下以盛唐为宗,李、杜、高、岑、王、李诸公外,惟梦得、乐天、牧之、义山可称辅翊,而宋元之纤薄不许焉。明代诸家独以大复、献吉、茂秦、元美为能,窃攀盛唐,而诸家之出主入奴者概迸焉。诗中纡曲方圆,既一一见之矣。故发而为诗,或慷慨吐臆,或沉结含悽，短韵长言，俱遵正轨?保虻虑薄墩盼抟故?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诗别裁集》就未选张世荦的诗。 张世荦,生卒年不详,乾隆九年(1744)举人。有《楞严宗旨》。王昶《再书楞严经后》说,“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钱塘张无夜世荦、济南周永年书昌及余四人。”(见《春融堂集》卷四十五)
266 毛先舒《诗辩坻》卷四,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9 页。
267 顾景星《青门簏稿诗序》,见《邵子湘全集》卷首,青山草堂刊本。
268 朱彝尊《书剑南集后》,《曝书亭集》卷二十五,四部丛刊本。 沈德潜年少居于乡里时,即与朱彝尊相识。据《沈归愚自订年谱》,康熙三十八年(1699),朱彝尊时年 71,沈德潜时年 27,两人都参加了蒋深举办的送春会。
269 朱彝尊《沈明府不羁集序》,《曝书亭集》卷三十八,四部丛刊本。
270 朱彝尊《汪司城诗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九,四部丛刊本。
271 朱彝尊《鹊华山人诗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七,四部丛刊本。
272 朱彝尊《丁武诗选序》,《曝书亭集》卷三十八,四部丛刊本。
273 田同之《西圃诗说》,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61 页。 田同之,田雯之孙。《清诗别裁集·田同之小评》说:“彦威为山姜之孙,而笃信谨守,乃在新城王公。有攻新城学术者,几欲拚命与争。《论诗》一篇其宗旨也,不直赵秋谷宫赞,故大声疾呼论之。”
274 吴乔《围炉诗话》卷五,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02 页。
275 吴肃公《东渚诗文集序》,《街南文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48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4页。
276 吴肃公《雪坪诗序》,《街南文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48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4 页。
277 参见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4—370 页。
278 关于王士禛由宋转唐的问题,参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42页。
279 在很多情况下,忧虑感会使我们夸大对于自己处境的负面想象。如历朝历代文人都慨叹地位下滑,世风不古,这更多地出于文人对个人命运、前途及生存境况的担忧。在任何一个时代,文人虽然不能完全掌握个人的命运,但从总体上看,其身份和地位还是高于农、工、商等阶层的。再如上章讲到沈德潜对诗歌地位下滑的忧虑,明代文征明也提到明代诗坛的不景气,“夫自朱氏之学行世,学者动以根本之论劫持士习,谓六经之外非复有益,一涉词章便为道病。言之者自以为是,听之者不敢以为非,虽当时名世之士,亦自疑其所学非出于正,而有‘悔却从前业小诗’之语。沿讹踵敝至于今,渐不可革。呜呼,其亦甚矣!”(文征明《晦庵诗话序》,《文征明集》卷十七)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与小说、戏曲相比,诗是居于主流地位的,是文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体诗的逐渐定型,而至被普遍接受,再加上唐高宗起即施行将‘诗赋’纳入科试范围的制度,造就了凡是想进入仕途者皆必须用心钻研‘作诗’的风尚,久而久之,‘诗’更由博取功名利禄的范畴扩大为文人们表现自我才学抱负,以及和朋友们互相交流的主要文字媒体。结果,‘诗’自然而然地融入文人仕子的日常生活中了。‘诗’,尤其是‘近体诗’,除了蒙元时期因主政者刻意排斥汉文化而稍受中辍外,几与历代文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张双英《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 1980 年版,第 133 页)
280 洪亮吉《洪北江全集》,四部丛刊本。
281 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竹啸轩诗钞小传》,见舒位、王国垣、钱中联、郑方坤、张维屏撰,程千帆、杨扬辑校《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6 页。
282 王昶《湖海诗传》,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第 157 页。
283 纳兰性德将习宋诗者分为两种:“聪明才智之士”和“附和之家”。前者是理性地倡宋诗的人,后者是摹仿宋诗者。纳兰认为,诗坛上由于“附和之家”过多而“吠声四起”。“始亦因一二聪明才智之士,深恶积习,另辟新机,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而一时附和之家,吠声四起。善者为新丰之鸡犬,不善者为鲍来之衣冠,向之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者,又成积习矣!盖俗学无基,迎风欲仆,随踵而立,故其于诗也,如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面目,宁不悲哉!”(纳兰性德《原诗》,《通志堂集》卷十四)
284 沈德潜也喜欢用杜甫、苏轼、陆游等作家及他们的诗为标准评价清代诗歌。但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诗坛大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已经超出其时代意义。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和典范,但从创作成就上看,他们突破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标志性的作家。因此,这里考察《清诗别裁集》所选诗人学唐、学宋的问题时,只将那些沈德潜明确指明习唐、习宋者列入考察的范围,而不取学习某个具体作家的诗人。另外,本节判断作家宗唐还是宗,以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的小评为标准。沈德潜的诗论或者其他诗论家也可能会明确地谈到某个作家对唐宋诗的态度,在本节中,只作为旁证。
285 康熙五十四年(1715),沈德潜应方还之聘到方家坐馆。时方殿元、方还、方朝父子三人在家中设“广歌堂”以宴宾客,正是在方氏广歌堂中,年逾四十的沈德潜与费锡璜、梁孝徲、杨宾、沈用济、杜云川、李果等人诗酒倡和，风雅相尚。沈德潜还将自己抚养的侄女嫁与方还的儿子方燮,可见沈德潜与方氏二兄弟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廷 钅荣 则与沈德潜一同拜于叶燮门下。
286 潘耒在《五朝名家诗选序》中说,“自嘉靖七子有唐后无诗之说,至今耳食者从而和之,宋元诸名家之诗,不一寓目,复于唐代独尊初盛,自大历以还,割弃不取,斤斤焉划时代为鸿沟,别门户如蜀洛,既以自域,又以訾人。一字之生新弃而不用,曰懼其墮于中晚也;一句之刻露摘以相语,曰惜其入于宋元也。天与人以无穷之才思而人自窘之,地与人以日新之景物而人自拒之,其亦陋而可叹矣。”(潘耒《遂初堂文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 1417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1 页)
287 瞿佑的《归田诗话》对世人众口一词,宗唐弃宋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说:“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众口一词,至有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私独不谓然,故于序文备举前后二朝诸家所长,不减于唐者。附以己见而请观者参焉。仍自为八句题其后云:骚选亡来雅道穷,尚于律体见遗风。半生莫售穿杨技,十载曾加刻楮功。此去未应无伯乐,后来当复有扬雄。吟窗玩味韦编绝,举世宗唐恐未公。”。
28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6 页。 毛先舒《诗辨坻·自叙》中一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沈德潜所说的宋诗发露,但未尝贬宋诗的态度。毛先舒说:“含蓄者,诗之正也;讦露者,诗之变也。论者必衷夫正而后可通于变也。”也就是说,对待诗的最佳的方式是要明正通变。
289 由于宋诗“发露”,“意尽言中”,沈德潜批评宋诗“卑靡”,他在《唐诗别裁集·凡例》中说“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学者每从唐人诗入,以宋元流于卑靡。”在《明诗别裁集序》中,沈德潜也说“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但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并未对宋诗做出过否定性的评价。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主体不同,参照系对于主体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同:唐诗与宋诗比,在风格、气度上远远高于宋诗;明诗与宋诗比,虽然成就不够高,但追求的是“第一义”。从诗歌发展、演变的角度,可以将宋诗和唐诗、明诗比较,看出宋诗的缺点和不足;而对于当下的诗坛来说,宋诗不是用来比较的,而是以资参考和借鉴的,因此,必须从宏阔的历史观出发,客观地评价宋诗。 另外,还可以看出,沈德潜之所以不喜欢宋诗,不是因为宋诗不“善”,而是因为宋诗不“美”。宋诗也关注社会人生,注重陶冶性情,但它没有做到含蓄蕴藉,没有言外之言,韵外之致。明白沈德潜不喜欢宋诗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沈德潜倡“诗教”,注重的是诗歌“美善相兼”的特质。
290 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宋诗之不及唐者,以其少沉郁顿挫耳。然亦自成为一代之诗,不可偏废也。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及刘后村谓宋诗突过唐人,皆非确论。”林昌彝认为,无论肯定宋诗,还是批评宋诗,都不能过度。
291 蒋重光《明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1 页。
292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顾绍敏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9页。
293 叶燮《原诗》,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7 页。
294 曾灿《过日集》卷首,康熙十二年刊本。
295 袁枚《随园诗话》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96 页。
296 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2 页。
297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王士禛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0页。
29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宋荦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6 页。
299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陆次云小传》,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79页。 陆氏据明末史事,作《圆圆传》,有笔记小说《湖壖杂记》、《澄江集》、《玉山词》等绞先衔诶飞希谓?有受招安、打方腊之举,并就该问题与汪师韩展开辩驳。
300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毛奇龄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6页。
301 查慎行的号“初白”,就源于苏轼的诗“僧卧一庵初白头”。
302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查慎行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16页。
303 康熙三十七年(1698),沈德潜 26 岁时,拜于叶燮门下。康熙四十二年(1703),叶燮卒。
304 沈德潜《归愚文钞》卷十四,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05 邢永革《略评叶燮、薛雪、沈德潜师生三人的诗话》,《荷泽师专学报》2002 年第 3 期,第 33 页。
306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457 页。
307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8 页。
308 蒋寅《叶燮的文学史观》,《文学遗产》2001 年第 6 期,第 83 页。
309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8 页。
310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94 页。
311 叶燮《原诗》,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 页。
312 霍松林《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前言》,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 页。 另,钟贤培在《沈德潜的诗学及其诗作论析》中说,“纵观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他继承叶燮的诗学思想,不是得其骨髓,接受的多是叶燮诗学中消极的东西,而且根据清朝最高统治者要用理学思想来加强思想统治的政治要求,多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方面着眼,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体系。”(见《明清诗文论文集》)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论及沈德潜说:“沈德潜的诗论,虽然在个别见解上吸收了他老师叶燮的意见,但总的说,他却完全抛弃了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
313 钱钟书《谈艺录》“四二 明清人师法宋诗”条,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44—145 页。
314 以上均见叶燮《原诗》,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315 叶燮《三径草序》,《己畦文集》卷九,《丛书集成续编》第 152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 541 页。
316 从这里可以看到,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提出,“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并历叙诗歌发展的源流升降,无疑是受到叶燮的指引。
317 叶燮《原诗》,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4 页。
318 叶燮与吴之振交好。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中两人唱和之作颇多,同一韵脚甚至有四叠五叠,可见往来之密。
319 叶燮《己畦集》,《丛书集成续编》第 152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 541 页。
320 顾宗泰《宋金三家诗选序》,见沈德潜编《宋金三家诗选》卷首,济南:齐鲁书社 1983 年版。 张健在《清代诗学研究》中说,“沈德潜继承了叶燮反对宗法范成大、陆游的倾向,但其论诗的立足点却由叶燮的主变转到了崇正,由叶燮的总体肯定宋诗转到了总体贬抑宋诗。”(《清代诗学研究》,第 512 页)在这个问题上,本文与张健的观点有所不同:1、关于正变的问题。叶燮并非主变,而是主张正变兼通,他认为只崇正是错误的,而只主变的话则是错上加错。2、关于沈德潜对宋诗风的态度。正如上文所论,从沈德潜个人审美趣味上看,沈氏不喜欢宋诗,但沈德潜并没有从总体上贬抑宋诗,他只是反对宋风取代唐风,居主流地位。他并不排斥时人学习宋诗,只是认为学宋应该化宋,而不是摹宋。
321 叶燮《原诗》,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3 页。
322 叶燮《原诗》,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5 页。 323 叶燮也将“温柔敦厚”作为诗的根本。他认为,如果将诗比作草木,“温柔敦厚”就如阳光。草木的种类不同,但都秉受阳光之照耀;诗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不同,但都不离“温柔敦厚”之旨。他在《原诗》中说:“或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尝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岂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阳春,而若者为不得哉!且‘温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于斯言矣。”(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 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沈德潜实是从叶燮的根本精神上理解了叶氏的诗学。 另外,沈德潜强调诗的教化作用,大约也出自叶燮。沈德潜《说诗晬语》的开篇,与他的同门薛雪《一瓢诗话》的开篇基本一致。薛雪在《一瓢诗话》开篇说:“诗以道性情,感志意,关风教,通鬼神,伦常物理,无不毕具。”《说诗晬语》也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候,用其如此重也。”
324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7 页。
325 蒋寅《叶燮的文学史观》,《文学遗产》2001 年第 6 期,第 94 页。
326 当然,正如叶燮创作《原诗》“不是自觉的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一样,沈德潜创作《说诗晬语》,编选系列别裁集,其根本目的也是要指导创作,而不是指导鉴赏。
327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2 页。
328 见王英志《袁枚提携后学考述》,《西北师大学报》2001 年第 4 期,第 70 页。
329 杨芳灿(1753—1815)在《读<随园诗话>转韵六十四句怀随园夫子》称赞袁枚,“公真一代骚坛主,我愧于秋国士知”。
330 孙原湘《籁鸣诗草序》,《天真阁集》卷四十一,清刊本。
331 郭麐《灵芬馆诗话》卷八,嘉庆间刊本。
332 这里,要申明的一点是,虽然沈德潜不可能直接批驳袁枚的学说,但不等于他赞同袁枚的诗说。
333 在《清诗别裁集·王士禛小评》中,沈德潜说“或谓渔洋獭祭之工太多,性灵反为书卷所掩,故尔雅有余”。
334 沈德潜《唐诗观澜集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35 沈德潜《商宝意太史画声集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二,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36 沈德潜《本朝馆阁诗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二,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37 沈德潜《曹见亭诗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三,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38 梁章钜《退庵笔记》,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83 页。
339 袁枚《续诗品·神悟》,《袁枚全集》第三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17 页。
340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1。
341 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11 页。
342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十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02 页。
343 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43 页。
344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34 页。
345 袁枚《钱竹初诗序》,《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1 页。
346 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61 页。
347 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见《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24 页。
34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厉鹗小评》,见沈德潜《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0 页。
349 袁枚《随园诗话》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97 页。
350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94 页。 结合沈德潜的老师叶燮在《原诗》中对“温柔敦厚”的讨论,“‘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我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袁枚所说的“温柔敦厚”和沈德潜所讨论的“温柔敦厚”不在一个层面上,沈德潜所讨论的是作为“体”,即作为诗歌根本的“温柔敦厚”,而袁枚讨论的则是带有时代性特征的、具体的“温柔敦厚”。
351 薛雪《一瓢诗话》,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12 页。
352 袁枚在这时展现出挑战性的姿态,可能还与他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绝意仕宦不无关系。乾隆二十一年,袁枚递呈终文书,表明自己辞官归乡之意。袁枚还函复恩师、两江总督尹继善,要求文书到院之日,早为题达。 另外,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了“挑战”一词,极具对抗性,但实际上,沈袁二人在生活中应该不是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在《归愚文钞》中,存有沈德潜给袁枚的诗作,“龌龊休教溷乃公,胸怀夷白想光风。摄山峦岭家园里,曼倩刚方谐语中。学道自能平磈垒,观空转复擅明聪。来吴欲访工诗者,旗鼓谁人角两雄。”(沈德潜《寄袁简斋同年次其见赠元韵》,《归愚诗钞余集》卷六)沈德潜对袁枚的才力还是颇为肯定的。在沈德潜亡故多年后,袁枚还藏有《随园雅集图》,“先生(按:袁枚)故有《随园雅集图》。所图五人:为沈尚书、蒋编修、尹公子、陈文学及先生。”(姚鼐《<随园雅集图>后记》,《惜抱轩文集》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可见,在日常交往中,袁沈二人并无敌意。 但沈、袁二人乡居后,交往很少。袁枚《随园诗话》载,“乾隆辛未,予在吴门。五月十四日,薛一瓢招宴水南园。座中叶定湖长杨、虞东皋景星、许竹素廷 钅荣、李客山果、汪山樵俊、俞赋拙来求,皆科目耆英,最少者亦过花甲,唯余才三十六岁,得遇此会。是夕大雨,未到者沈归愚宗伯、谢淞洲徵士而已。”(《随园诗话》卷三)袁枚在这里说自己“得遇此会”,可以看出,他很少参加薛雪、李果、许廷 钅荣等人的聚会。事实上,据《沈归愚自订年谱》,沈德潜归养林泉后,时常与叶长杨、薛雪等人宴饮集会或相伴出游。
353 在沈氏诗文集中未见沈德潜对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的回复,不知是沈氏不屑作答,还是未及回答。
354 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见《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2 页。
355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开明书店 1944 年版,第 311 页。 关于王次回《疑雨集》的基本情况,可参看耿传友《一个被文学史遗忘的重要作家——王次回及其诗歌研究》,复旦大学 2005 级博士论文。
356 尚榕《三家诗话》,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20 页。 吴应和《浙西六家诗钞》也批评袁枚的诗说有悖于《诗经》之旨,导致社会风气的轻靡浮荡:“归愚宗伯以汉魏、盛唐之诗唱率后进,为一时诗坛宗匠。随园起而一变其说,专主性灵,不必师古。初学立脚未定,莫不喜新厌旧,于是《小仓山房集》人置一编,而汉、魏、盛唐之诗,绝无挂齿。盖其有轶群之才,腾空之笔,落想不凡,新奇眩目,诚足倾倒一时。惟是轻薄浮荡习气,与《三百篇》无邪之旨相悖。”
357 袁枚的诗受人诟病正在于诗“格”不高。“子才诗体似袁宏道兄弟一派”。“吾乡渔洋先生诗驰名海内,特兴风韵一派。然其流弊遂成涂饰柔腻,故身后声名日减。南人沈确士力矫渔洋习气,今袁子才亦痛诋渔洋,所恶于渔洋者为其涂饰柔腻也。若子才之诗格未必高于渔洋,而粗鄙村率不值渔洋一笑云。”(李怀民《高密三李诗话底稿·论袁子才诗》,清钞本)
358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 页。
359 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见《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2 页。
360 《论语·阳货第十七》,见王炜译注《论语通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4 页,第 201 页。
361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3 页,第 441 页。
362 沈德潜是不能从理论上肯定“温柔乡语”或宋诗的价值的。就拿宋诗来说,如果从理论上证明自己“许宋人之变唐”,就极有可能被人误读为“宗宋”。沈氏的前辈钱谦益、王士禛就是极好的例证(见第四章)。沈德潜所做的,只能是在选诗实践中尽可能地做到“中正和平”,不偏执一端。 蒋寅先生的《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也谈到王士禛论诗和选诗的不一致之处。蒋寅先生说,今人“提到《唐贤三昧集》,总以为它标举神韵,专主于倡导淳古淡泊的风格理想。其实只要认真考察一下《三昧集》的选目,是不会得出这种武断的结论的。”“从作家流派来看,《三昧集》既选录许多王、孟之作,也广收高、岑一路以气骨见长的作品,尽管在卷次上显出某种轩轾之意,大体还算持平。再从各人所取作品来看,《三昧集》也并未拘泥于趣味,摒弃其所长而取其所短,如岑参,收了大量边塞之作。”(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2 页)但由于王士禛自己在《唐贤三昧集序》中说,自己对严羽、司空图的诗说“别有会心”,“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录其尤隽永超诣者”。所以,《唐贤三昧集》给后人的印象总是不脱淳古淡泊之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理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理论上的倡扬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也在约正是沈德潜不从理论上肯定宋诗、风情诗的原因之一吧。
363 即使沈德潜对这一问题有充分的思考,考虑到他在当时的地位,跟袁枚这样一个年轻的、还没有在诗坛中心完全立定脚跟的同年辩驳,也是有失身分的。
364 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45 页。
365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45 页。
366 沈德潜《归愚诗钞》卷二十,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67 袁枚《随园诗话》卷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0 页。
368 沈德潜《采菱曲》,《归愚诗钞》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69 沈德潜《西洲曲 题友人西洲系柳图》,《归愚诗钞》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70 乾隆十一年,沈德潜的夫人俞氏辞世,沈德潜作《梦亡室俞夫人醒哭以诗》,“进呈新诗,此诗未删”(见《沈归愚自订年谱》)。沈德潜向乾隆进呈新诗时没有将此诗删去,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表明他不反对悼亡诗在公开、正式、严肃的场合流传。这是因为与乐府所表达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不同,夫妻之情是合于社会规范的。
371 沈德潜的诗说被称为“格调说”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他在选诗、评诗时,非常注重诗体的深层文化蕴含,尽量地选那些合“格”之作。
372 袁枚《瓯北集序》,见《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2 页。
373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4 页。
374 袁枚《随园诗话》卷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10 页。
375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开明书店 1944 年版,第 311 页。
376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清刊本。 邱炜萲(1874—1941)论诗褒扬袁枚,批评沈德潜。他在综论有清一代诗坛的情况时,也未提及沈德潜有“格调”之说,“二百年来论诗者,无虑数千家,其可得而见者:新城王渔洋以神韵,而番禺张松庐要之以沉着,钱塘袁随园以性灵,而大兴翁覃溪实之以肌理。”(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续修四库全书》第 1708 册,第 94 页) 钱泳在谈到沈德潜与袁枚诗学的不同时,也未将沈德潜的诗说命之为“格调”:“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钱泳《履园诗谭》)“格律”与“格调”显然不是相同的概念。
377 至少沈德潜在世时,沈、袁二人的诗学分歧还未上升到“格调”和“性灵”之争。王英志先生在《性灵派研究》一书中说,“袁枚论诗标举‘性灵’二字,于文论见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所写的《钱玙沙先生诗序》,中有‘既离性情,又乏灵机’一语,‘性情’与‘灵机’合言即是‘性灵’。同年所作《静里》诗有‘静里功夫见性灵,井无人汲夜泉生’之句,此首次明言‘性灵’一词,但并非明显论诗。而论诗明确言性灵,于诗则见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写的《仿元遗山论诗》评‘夫己氏’之所谓‘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此时袁枚已 66 岁,开始撰写《随园诗话》,已大量采用‘性灵’语论诗与评诗了,并详细具体地论证性灵说的观点。”(见王英志著《性灵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 页)
378 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88 页。
379 见《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7 页。 据时人记载,袁枚为人写传记或墓志铭等多不经人请,“孙君渊如又谓,其(按:袁枚)神道碑、墓志铭诸文,纪事多失实。予谓:岂唯失实,并有与诸人家状多不合者。即如朱文端公轼、岳将军钟琪、李阁学绂、裘文达公曰修,其文皆有声有色。然予与岳、裘二家之后,俱属同年,而穆堂先生为予房师、李少司空友棠之祖,且予两至江西,见文端后裔,询之,皆云未尝请乞,亦未尝读其作。盖子才游屐所至,偶闻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著为志传,以惊爆时人耳目,初不计信今传后也。”(王昶《湖海诗传》)沈德潜的这篇墓志铭不知是袁枚应沈氏后人之约所作还是自行撰就,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证明袁枚虽然论诗的观点与沈德潜有所不同,但对沈德潜本人是未存芥蒂的。
380 黄宗羲在《马雪航诗序》中说:“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歈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
381 这里所说的严肃文学包括表现社会生活、关注社会民生的作品,也包括那些以陶情为宗旨的作品。娱情文学主要指那些以娱人或娱己为目的的作品,也就是娱乐性作品。
382 袁枚在创作中并不排斥“非”“刺”,不排斥表现忠孝节义,“有人以某巨公之诗,求选入诗话。余览之倦而思卧,因告之曰:诗甚清老,颇有工夫,然而非之无可非也,刺之无可刺也,选之无可选也,摘之无可摘也。孙兴公笑曹光禄:‘辅佐文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袴;非无文采,绝少剪裁’是也。或曰:其题皆庄语故耳。余曰:不然。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随园诗话补遗》卷二)所谓“庄语”就是严肃的内容和题材,也即是军国大事、礼乐政教等问题。袁枚认为,这样一类题材也应该运之以性灵之笔,生动地传达出来。另外,明清很多戏曲、小说虽出于娱乐的目的,但也包含着浓重的伦理教化观念。
383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不是表达男女情感的最佳体式,“如果作品没有象征意义,女性题材则被认为趣味不高,不适于用诗来写”。(陈文新,王炜《传、记辞章化:从中国叙事传统看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 2 期,第 190 页)一般情况下,文人用词和赋表达风怀。 沈德潜在编选系列诗歌选集,清理诗歌历史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虽然从主流观念上说,诗不适合表达风怀,但实际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风怀诗在社会上流行。如何在选诗的时候处理这些风怀诗,这就需要选家通过这些诗对私密情感的表现方式,以及表达的程度,确定是不是可以将其中很小一部分有选择性地纳入选集。
384 沈德潜《杨叛儿·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6 页。
385 沈德潜《古诗源·例言》,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386 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387 沈德潜《汪大绅五子说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三,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88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1 页。
389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4—85 页。
390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开明书店 1944 年版,第 307 页。 冯友兰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论及朱子理学的一段话,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以沈德潜的诗论为代表的严肃文学对色、欲等私密生活的态度,“饮食男女之欲,宋儒并不以为恶,特饮食男女之欲之不‘正’者,换言之,即欲之失者,宋儒始以为恶耳。朱子谓欲为水流之至于滥者;其不滥者,不名曰欲也。故宋儒所以为恶之欲,名为人欲,实为私欲:正明其为欲之邪者耳。”(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1 页)
391 郑元勋《媚幽阁文娱》,上海:上海杂志公司 1936 版,第 67 页。
392 李贽《焚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5 版,第 112 页。
393 明代中后期色情小说的大量出现,无疑与高扬文学的娱情性密切相关。
394 王夫之《姜斋诗话》,见丁福保编《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15 页。
395 毛先舒《诗辩坻》,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 页
。
396 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 页。
397 袁枚《所好轩记》,《袁枚全集》第一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8 页。
398 见《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7 页。
399 姚鼐《与鲍双五》,《惜抱轩文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4 页。 400 见梁晋竹《瓯北控词》,《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6 页。
401 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续修四库全书》第 17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7 页。 时人对袁枚的批评及今人对袁枚的肯定,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今天,我们站在当下的立场上肯定袁枚的诗说及诗歌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有谁知道百年之后,我们今天文坛上流行却受一部分人鄙视的,如那些被冠以“身体写作”的小说,不会被视为推动社会观念进步的重要作品呢?今天被我们视为娱乐方式的电影、电视不会取代当今文坛的小说,而成为以后文化教学中的主角?考虑到袁枚在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影响,以及在当下书写的文学史上的地位,考虑到从文学整体来看,以诗为主体的口传文艺被以小说为主体的书面文艺所代替,我的这种假设也许不无道理。
402 陈来《宋明理学·导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页。
403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严肃文学中部分末流之作过于强调教化作用,忽略了美,沦为政治文学。与此相类似,部分娱情文学也可能走向极端,成为市侩化的作品。无论是政治文学还是市侩化的作品都是不美的,沈德潜所排斥的正是这两类作品。
404 从西方批评理论来看,袁枚所说的“性灵”大致相当于西方对“主体”的强调,而沈德潜所说的“性情”与现象学派创始人胡塞尔提出的“主体间性”(也就是主体间的关系)有类似之处。
405 钱谦益《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有学集》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73 页。
406 在沈德潜那里,“物”除了有“伦物”之意外,还有其他内涵。《清诗别裁集·凡例》说“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这里,沈德潜所说的“言有物”除了指诗歌的“情”是建立在人伦关系之上的感情,强调这种感情的实在性、实体性外,还指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丰富而真实的内容。
407 王夫之《诗广传》卷一,见《船山全书》第 3 册,长沙:岳麓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8 页。
408 王夫之《四书训义》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32 页。
409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见《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17 页。
410 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37 页。 另外,沈德潜、袁枚二人对“性情”之源泉的体认不同,导致二人对“情性”的界定也不一样。袁枚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性情”是自足的。所以,袁枚所倡的“诗言性情”是从本源的意义上而言的,不涉及或者说较少涉及文学的功用性。沈德潜认为“性情”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所以,沈德潜的“诗本性情”不仅指向文学的本源,而且必然引向文学的功用。因为,既然诗源于人与人的关系,当然有助于陶冶性情,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和谐。所以,如果我们批评沈德潜,说他不加辨析,将内在价值和外在功用混为一谈,也许更中沈氏要害。 从这个角度上看,沈德潜的诗学反映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弊病:将内在价值和外在功用混为一体。这正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如徐釚为友人顾樵所作的《十七代诗选序》虽然将诗的本源和功能作了区分,“舜典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但最后仍归于“故诗者,王者之迹也”,“作诗之教未有不本于温柔敦厚者也”。
411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5 页。
412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45 页。
413 关于“美”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这个问题,虽然学界主流观念普遍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考察“美”。但一旦涉及到从“美”的角度考察文学作品时,往往将“美”当作纯粹个人化的东西,有时甚至有意割断“美”与公共的、社会的、政治的联系。
414 在《再答彭木书》中,袁枚说,“人欲当处,即是天理”,可见,袁枚更注重“欲”。
415 陈仅的《竹林问答》成书于清道光年间,在《竹林问答》中,陈仅批评“性灵之说”追逐声色货利、耳目之欲,“诗本性情,古无所谓‘性灵’之说也。《尚书》:‘诗言志。’《诗序》:‘诗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赋》:‘诗缘情绮靡。’有情然后有诗。其言性情者,源流之谓,而不可谓诗言性也。‘性灵’之说,起于近世,苦情之有闲,而创为高论以自便,举一切纪律防维之具而胥溃之,号于众曰‘此吾之性灵然也。’无识者亦乐于自便,而靡然从之。呜呼!以此言情,不几近于近溪、心隐之心学乎?夫圣人之定诗也,将闲其情以返诸性,俾不至荡而无所归。今之言诗者,知情之不可荡而无所归,亦知徒性之不可以说诗也,遂以‘灵’字附益之,而后知觉、运动、声色、货利,凡足供其猖狂恣肆者,皆归之于灵,而情亡,而性亦亡。是故圣道贵实,自释氏遁而入虚无,遂为吾道之贼。诗人主情,彼荡而言性灵者,亦诗之贼而已矣。”(《竹林答问》,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222 页)
416 见黄淮《省愆集》卷首,四库全书本。
417 李开先《市井艳词序》,见《李开先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年 8 月,第 469 页。
418 关于明代人肯定民间文化的原因,有人提出,“明人不满意于理学家的崇‘理’抑‘情’和宋人诗作的重在‘意格’,以复兴唐以前诗歌主情韵的特色为己任,但由于传统雅文学的体制日趋僵化,他们对自己诗文创作亦常有不足之感,便自然而然将眼光投注于新兴的俗文学,而有‘真诗乃在民间’的感叹。”(董乃斌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版,第 25 页)
419 当然,清前期对民间文学也并非只有批评的声音,戴名世(1653—1713)就肯定“农夫细民”的歌谣,“余游四方,往往闻农夫细民倡情冶思之所歌,而亦时有义意之存,其体不出于比、兴、赋三者,乃知诗者出于心之自然者也。世之士多自号为能诗,而何其有义意者之少也。盖自诗之道分为门户,互有訾謷,意各据一二古人之诗以为宗,而诋他人之不能知。是其诗皆出于有意,而所为自然已汨没于分门户、争坛坫之中,反不若农夫细民倡情闱思之出于自然,而犹有可观者矣。又其甚者,务为不可解之辞,而用事则取其僻,用字则取其奇,使人茫然不识所谓,而不知者以博雅称之。以此为术而安得有诗乎!此诗之一变也。”(戴名世《吴他山诗序》,《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9 页)但可以肯定地说,清前期对民间文化的批评是居于主流的。
420 沈德潜《卓雅集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三,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421 沈德潜在谈到鄙体时,所用的词是“邻”,谈到“俗体”时,所用的词是“略同”。从这些词的细微差别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在沈德潜看来,“鄙体”与“佞谀者”的联系远比“俗体”与“里巷者”的关系更为紧密。
422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0 页。
423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5 页。
424 袁枚《随园诗话》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80 页。
425 钱泳《履园诗谭》,见丁福保编《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872 页。
426 从沈、袁二人的实践层面上看,沈德潜推行精英文化的行动体现在编选、裁定诗歌选集,确立经典上,袁枚肯定大众文化的行动则体现在广收门生弟子方面。袁枚的弟子“方外缁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袁枚还“广收女弟子三十余人”,公开与女弟子诗酒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十七岁的袁枚在杭州招女弟子七人作诗会,轰动杭州城,事后女弟子潘素心赋排律三十韵记此盛会,受到袁枚的称赞。袁枚还专门刻印有《女弟子诗选》以及女弟子张瑶英的《绣墨诗集》等。针对世人讥笑他门庭广大,袁枚说:“子不读《尚书大传》乎?东郭子思问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医门多疾,大匠之门多曲木,有教无类,其斯之谓欤?’”袁枚《随园诗话补遗》甚至不无得意地记下王文治(1730—1802)赠给他的诗,“佛法门墙真广大,传经直到郑樱桃。”郑樱桃为男宠,“襄国优童也,艳而善淫”。
427 从这个角度上讨论问题也有助于理解古代文学其他领域的问题。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基本上仍局限于名著、大家,二、三流的小说始终未能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如果我们还原二、三流小说在日常生活中娱乐性的面目,也许不仅能开拓小说研究的新领域,还能拓宽名著的研究思路,对当今纷繁的小说界及现当代小说研究也不乏启示意义。
428 卢卡契《审美特性》第 1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页。
429 宋人也将日常生活入诗,但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开拓诗的表现领域,而不具有反抗的因质。
430 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2 页。
431 我个人的观点是:对于传统、对于主流的东西不是不能批判,但应该在了解传统及主流的基础之上,再做出反对或倡扬的决定。如“五四”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反传统,其思想根基是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的理解。我们承袭了他们的观点,却对古代文化知之甚少,其结果必然沦于盲目地批判,而导致自卑、自叹的心态。另外,有关如何面对“五四”反传统这一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涌起了一股否定“五四”精神的潮流,在这股大潮中,确实有人深刻地理解了“五四”的内涵,起而矫之,但搅入其中沽名钓誉者也不乏其人。批评传统,却不理解中国儒家思想、“五四”精神,批评沈德潜,却不能“同情地理解”沈德潜等存在的现实语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对姿态可能是空泛的,做出的评论也可能沦为无稽之谈。
432 李文阁、于召平《生活世界:人的自我生成之域》,《求是学刊》2000 年第 1 期,第 34 页。 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这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与李文阁、于召平的观点不同,有人仍然坚持人的生活有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之分:“日常生活往往是一个凭借重复性实践和重复性思维而运行,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经验主义文化因素为基本图式,以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天然情感等自然主义文化因素为立根基础的自在的和未分化的领域。……非日常生活活动领域通常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以科学、艺术、哲学等为表现形态的自觉的精神生产,二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经济、政治、公共事务等为内涵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3 页)从李文阁、于召平的论述来看,这样一个划分的方式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433 卢卡契《审美特性》第 1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页。
434 另外,即使我们将日常生活限定在狭义的范围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不存在主流社会漠视狭义日常生活的现象。如沈德潜,他的诗学代表着主流的态度,沈氏反对的是过分表现私密生活,但对于符合人伦关系的、有利于人际和谐的感情持赞同态度:他不喜欢龚鼎孳的“宴饮酬酢之篇”,但在《清诗别裁集》中,他收录了大量情感真挚的“宴饮酬酢之篇”;他反对王次回的《疑雨集》一类作品,但并不反对夫妻之情的表达(甚至不反对男女私情的适度表达)。这种夫妻之情、朋友之情既是一种伦理关系,具有社会性,又具有日常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没有理由断然判定沈德潜的诗学只关注社会性生活,而不关注日常性生活。
435 与沈德潜的诗学追求理想主义、追求崇高相比,袁枚诗学的意义在于:防止日常生活过于淡化而导致个性化的丧失。我们不能过分地淡化日常生活,因为淡化意味着被漠视,个人的日常生活被简化、遮蔽往往意味着个体被压抑。因此,无论是袁枚强化日常生活,还是沈德潜淡化日常生活,都建立在他们对社会、人生所作出的深切的思考之上。
436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 页。
437 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文学史、思想史上,我们认为特立独行、离经叛道之士很可能是迎合某种社会潮流、故作姿态的俗人;那些看来保守的人反而是对社会进行审慎思考,以积极态度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
438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 页。
439 我认为,沈德潜的意义不在于他是一个可供我们批评的对象,而在于我们如何通过他的诗学反思自身的生存境况和思想状况。特别是当我们批判他的诗学是封建诗学时,这何尝不是以当下官方的、主流的价值观念为标准对他做出的评价呢?关于这个问题,朱自清先生《论严肃》一文极有参考意义,他说新文学运动批判宋儒的“作文害道”,要打倒那“道”,让文学独立起来,“他们要给白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给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然而这也未尝不是‘载道’;不过所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批评主体,自己也处于一定时代的主流意识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学批评中保持理性。黄宗羲《范道原诗序》中的一段话也很值得我们深思:“今人好议论前人,四书才毕,即辨朱、陆异同;今古未分,即争汉、宋优劣。至于言诗,则主奴唐、宋,演之为北地、太仓、竟陵、公安。攻背地、太仓者,亦曾有北地、太仓之学问乎?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
440 毛先舒《诗辩坻》卷三,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8 页。
441 徐釚《十七代诗选序》,见《南州草堂集》,清刻本。
442 张元《西圃诗说序》,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84 页。
443 陈文新《明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9 页。
444 薛雪《一瓢诗话》,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1页。
445 陈文新《明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9 页。
446 有关这个问题,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详细的论述,他说,“吾国文学,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横”的“体制”对应“体格”,“纵”的“品类”对应“品格”。钱钟书先生还说,“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二事各不相蒙,试以例证之:譬之诗词二体,词号‘诗馀’,品卑于诗;诗类于词,如前节《眉庵集》云云,固为失体;然使词类于诗,此物此志,其失惟均。”“体之得失,视乎格调(style),属形式者也;品之尊卑,系于题材(subject),属内容者也。惟此处所谓品,差与 Brunetiere 所谓 genre 相当,司空图《诗品》则品性、品格之谓,视乎格调,非系于题材也。”关于诗词的品格问题,田同之在《西圃诗说》中也谈到,“诗贵庄而词不嫌佻,诗贵厚而词不嫌薄,诗贵含蓄而词不嫌流露。之三者,不可不知。”
447 陈文新师在《明代诗学》一书中将之简明扼要地概括为,“‘格’强调的是师往古之体”。(陈文新《明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 页) 明清两代诗论家,也常谈到“往古之体”的最佳范型,如沈德潜的好友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谈到:“五古自汉、魏至晋、宋俱可学,齐梁以下不必学,唐代五古,则自陈伯玉、张曲江至韦、柳俱可学,自后亦不必学。”“七古自晋世乐府以后,成于鲍参军,盛于李、杜,畅于韩、苏,凡此俱属正锋。唐初王、杨、卢、骆体,为元、白所宗,可间一为之,不得专意取法,恐落卑靡一派。”“五言律杜老固属圣境,而王、孟确是正锋。向后诸名家,竭尽心力,不能外此三家。前此则陈子昂、李太白亦佳。余俱旁门小窍耳。”“七律古今所尚,……至于子美而备,笔力亦至于子美而极。”“五言绝发源《子夜歌》,别无谬巧,取其天然,二十字如弹丸脱手为妙。李白、王维、崔国辅各擅其胜,工者俱吻合乎此。”
448 薛雪《一瓢诗话》,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44 页。
449 陈文新《明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9 页。 陈文新师在《明代诗学》一书中讨论“格调”的问题时说,“坦率承认‘格调’的含义纷繁多歧,这种态度是可取的。我以为‘格’至少至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指‘体格’,强调‘文各有体,得体为佳’;二、指‘风格’,强调每一时代、每一作者各有其独特性;三、指‘品格’,强调不同诗体的尊卑高下。‘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指声韵,古诗、律诗在音韵方面差别甚大;二、指风韵,诗须有一种风致,一种神韵。”
450 在此,之所以要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理论上看,立场和出发点,即使只有细微的差异,应用于实践中,却可能导致重大的、原则性的差别。也就是说,立场和出发点稍有不同,其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451 吴兆路《沈德潜“温柔敦厚”说新解》,《文学遗产》1997 年第 4 期,第 91 页。
452 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虽然也谈到了钱谦益的政治态度,但却抱着一种悲悯的情怀。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钱谦益小评》中说,“至前为党魁,后逃禅悦,读其诗者应共悲之。”
453 乔亿《剑溪说诗》卷下,见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53 页。
454 薛雪《一瓢诗话》,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2页。
455 潘德舆《姚梅伯诗序》,《养一斋集》卷十八,清刻本。
456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见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112 页。
457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见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54 页。
458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见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137 页。
460 黄子云《野鸿诗的》,丁福保编《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854 页。
461 黄子云《野鸿诗的》,丁福保编《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836 页。
462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李商隐小评》,见沈德潜等著《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4页。
463 见沈德潜等著《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3 页。
464 见沈德潜等著《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0 页。
465 见沈德潜等著《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8 页。
466 黄子云《野鸿诗的》,丁福保编《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835 页。
467 薛雪《一瓢诗话》,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108 页。
468 沈德潜也并不否认作品的品格和作家的人格有关联。他在《说诗晬语》中提出,作家主体个性气质会影响诗歌创作:“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但在很多情况下,作家的人格和作品的品格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沈德潜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具体选诗、评诗中,他不将作家的人格作为评诗的第一要素。
469 陈文新《明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9 页。
470 沈德潜《说诗晬语》,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8 页。
471 沈德潜《说诗晬语》,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7 页。
472 在体会作品的“格”时,也需要“静气”,以进入文学作品内部,抛开作家的道德品质、政治表现等问题,去涵咏诗作本身的品格、体会作家的特有风格。
473 毛先舒《诗辩坻》卷一,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 页。
474 毛先舒在《诗辩坻》中说:“诗须博洽,然必敛才就格,始可言诗。亡论词采,即情与气,亦弗可滥。胸贮几许,一往倾泻,无关才多,良由法少。”(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 页) 诗论》,《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第 4 期,第 25 页)
482 参见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4—165 页。
483 张健《清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1 页。
484 当下,我们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是站在纯粹鉴赏的角度,而毫不考虑研究成果有无指导实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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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石诗话》,黄培芳著,上海:上海书店 1985 年据清嘉庆十五年岭海楼黄氏刊本影印本
《北江诗话》,洪亮吉著,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射鹰楼诗话》,林昌彝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带经堂诗话》,王士禛著,张宗柟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新订清人诗学书目》,张寅彭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国文学批评》,方孝岳著,上海:世界书局 1934 年版
《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著,中华书局 1941 年版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东润著,开明书店 1944 年版
《清人文集别录》,张舜徽著,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钱仲联著,济南:齐鲁书社 1983 年版
《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清人诗论研究》,王英志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国的文学理论》,刘若愚著,田守真、饶曙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清代文学批评史》,青木正儿著,杨铁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唐诗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陈国球著,台北:学生书局 1990 年版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清代诗歌发展史》,霍有明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廖可斌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版
《清代文化与浙派诗》,张仲谋著,上海: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
《文化视野中的诗歌》,叶潮著,成都:巴蜀书社 1997 年版
《朱自清说诗》,朱自清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性灵派研究》,王英志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谢正光、佘汝丰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传统的困窘:中国古代诗歌的本体论诠释》,张国风编著,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陈水云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明代诗学》,陈文新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清代诗学研究》,张健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清代诗学》,李世英、陈水云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清诗史》,朱则杰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王渔洋与康熙诗坛》,蒋寅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清诗史》,严迪昌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中国选本批评》,邹云湖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童庆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国文学精神》,郭延礼主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国文学史学史》,董乃斌等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刘晶雯整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清诗流派史》,刘世南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陈平原著,北京: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李春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汉学师承记》,江藩,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权力》,B.Russel 著,柯硕亭译,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3 年版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商衍鎏著,北京:三联书店 1958 年版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北京:中国书店 1985 年版
《清人社会生活》,冯尔康、常建华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高翔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乾隆帝及其时代》,戴逸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国家的性格:政治怎样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美)安吉洛·M 科迪维拉著,张智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许纪霖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葛兆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知识分子的背叛》,(法)朱里安·本达著,孙传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审美的人:艺术来自何处及原因何在》,(美)埃伦·迪萨纳亚克著,户晓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486 许总《沈德潜“温柔敦厚”说辩》,《文史哲》1985 年第 1 期,第 32 页。
487 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6 页。
488 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下)》,《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第 4 期,第 87 页。
489 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1 页。
490 李剑波《格调说的文化蕴含》,《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第 83 页。
491 见《文学遗产》1997 年第 4 期,第 90 页。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吴兆路先生虽然站在肯定沈德潜的立场上,但他立论的根基与那些否定沈德潜“温柔敦厚”说的论者是一致的,那就是以沈德潜的诗学与政治的关系为标准评价沈德潜的诗学。否定沈德潜的学者提出,沈德潜与官方保持一致,所以,是必须予以批判的。吴兆路则认为,沈德潜的诗论、诗选及诗作包含着很多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具有反传统的精神,因此,应当对其予以肯定。
492 胡可先《沈德潜杜诗学述略》,《杜甫研究学刊》1994 年第 1 期,第 37 页。
493 胡可先《沈德潜杜诗学述略》,《杜甫研究学刊》1994 年第 1 期,第 41 页。
494 正如本人在博士论文正文中谈到的,任何一个时代,文学,也包括文学研究与政治处于纠结状态。但在不同的时代,政治对文学、文学研究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这决定了文学、文学研究是否能表现出独立的意识和品格。
495 李世英《论沈德潜的诗歌审美理想》,《攀登》,2001 年第 1 期,第 90 页。
496 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上),《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第 3 期,第 62 页。
497 李剑波《格调说的文化蕴含》,《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第 81 页。
498 王琳、孙之梅《沈德潜对明代复古派理论的修正》,《齐鲁学刊》2004 年第 2 期,第 118 页。 他们还认为,沈德潜这种融通的诗论观念使复古派理论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沈德潜作为复古派理论的总结者,他吸收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复古派对立者的观点,例如他一方面批评钱谦益对复古派的抨击有失当之处,一方面又在自己修正复古派诗学理论中采纳钱谦益的意见。经过沈德潜的继承、修正,复古派的文学理论更周严,更具有兼容性,更富有文化底蕴,在文学的统系上也更加清晰、通畅。”
499 王琳、孙之梅《沈德潜对明代复古派理论的修正》引沈德潜诗论著作《说诗晬语》中语。
500 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4 页。
501 陈新璋《评沈德潜在唐诗学上的建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第 75、78 页。
502 陈岸峰,《<唐诗别裁集>与<古今诗删>中“唐诗选”的比较研究——论沈德潜对李攀龙诗学理念的传承与批判》,《汉学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404 页。
503 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第 4 期,第 22 页。
504 章继光《沈德潜的格调说以及对“四唐”诗流变的考察》,《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第45 页。
505 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第 4 期,第 24 页。
506 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第 4 期,第 26 页。
507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大陆地区沈德潜研究的着手点是:沈德潜诗论的具体内容“温柔敦厚”。与大陆不同,港台地区的沈德潜研究,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就着眼于沈德潜的“格调说”。因本人只见到其中的一部分资料,还无力把握港台有关沈德潜“格调说”研究的全貌,为避浅陋,兹不详叙。
508 章继光《沈德潜的格调说与对唐诗的评价问题》,《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 年第 4 期,第 89 页。
509 严迪昌《清诗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86 页。
510 严迪昌《清诗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79 页。
511 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63 页。
512 吴兆路《沈德潜“温柔敦厚”说新解》,《文学遗产》1997 年第 4 期,第 92 页。
513 周伟业、陈玉洁《沈德潜对叶燮诗学批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第 89 页,第 91 页。
514 吴兆路《沈德潜“温柔敦厚”说新解》,《文学遗产》1997 年第 4 期,第 91 页。 北京大学 2005 届博士毕业生王宏林的博士论文《沈德潜的四个选本研究》,对沈德潜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的基本面貌,进行了梳理。
515 王炜《<说诗晬语>和沈德潜的诗学理想》,《学术交流》2006 年第 3 期,第 148 页。
516 冯保善《沈德潜与<古诗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第 24 页。
517 郑莉芳《沈德潜<古诗源>研究》,台湾师范大学 2003 年硕士论文,第 2 页。
518 陈新璋《评沈德潜在唐诗学上的建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第 77 页。
519 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91—392 页。
520蒋寅《王渔洋和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6 页。
521 吴兆路《沈德潜“温柔敦厚”说新解》,《文学遗产》1997 年第 4 期,第 91 页。
522 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杜甫学刊》1995 年第 3 期,第 44 页。
523 郑佳伦《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之诗观研究》,(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技术资料中心 1999 年,第 32页。
524 陈岸峰《<唐诗别裁集>与<古今诗删>中“唐诗选”的比较研究——论沈德潜对李攀龙诗学理念的传承与批判》,《汉学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400 页。
525 胡可先《沈德潜杜诗学述略》,《杜甫研究学刊》1994 年第 1 期,第 39、40 页。
526 蒋寅《王渔洋和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6 页。
527 参见王水照《永远的<唐诗三百首>》(《中国韵文学刊》2005 年第 1 期)等。
528 王宏林《推尊七子 重倡格调——论<明诗别裁集>》,《中国诗学》第 10 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8 页,第 200 页。
529 吴兆路《沈德潜“温柔敦厚”说新解》,《文学遗产》1997 年第 4 期,第 91 页。
530 吴伯娅《乾隆帝和他的诗臣沈德潜》,《紫禁城》2002 年第 2 期,第 56 页。
531 周晨《沈德潜与<一柱楼>诗案探论》,《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第 15 页。
532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1 页。
533 严迪昌《清诗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92 页。
534 黄瑞云《论乾嘉诗坛》,《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版科学版)2001 年第 1 期,第 22 页。
535 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71—174 页。
536 黄瑞云《论乾嘉诗坛》,《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版科学版)2001 年第 1 期,第 22 页。
7 沈德潜《补刻己畦先生诗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九,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8 沈德潜 67 岁中进士后,仕途畅达,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在朝中与乾隆诗歌赓和,帝眷优渥。但去世九年之后,他却遭到扑碑之祸。从直接原因上看,是因为有名的“一柱楼诗案”。泰州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等怨愤之语,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命严加查究。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乾隆说沈氏“乃敢为逆犯徐述夔作传,视其悖逆之词恬不为怪,转多赞扬,实为丧尽天良,负恩无耻”,“使其身尚在,必当重治其罪,今沈德潜身故,伊嗣子沈种松及伊孙恩赐举人沈维熙亦相继天殁,即此昧良负心之报。”并谕令东苏巡抚杨魁将沈德潜“所藏逆犯诗文各种尽数查出,封锢解京”。“著派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苏州,会同该督抚杨魁扑毁沈德潜墓,其祭葬碑文亦由阿弥达等监看磨毁字迹。并将其石,移弃他处,以昭炯戒。”“将沈德潜所有官爵及官衔、谥典尽行革去,其乡贤祠牌位一并撤出。”(见《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
9 爱新觉罗·弘历《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御制文集》卷十二,清刻本。
10 《清诗别裁集》有四个版本:1、番刻本。该刻本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由沈德潜的门生蒋重光付梓。番刻本共 36 卷,其中补遗 4 卷,入选诗人 992 人,选诗 4099 首。2、重刻本。因番刻本讹字太多,乾隆二十五年(1760),沈德潜重刻《清诗别裁集》。重刻本共 32 卷,入选诗人 996 人,诗作 3952 首。(这是今天最常见的一个版本。本文所有资料以这一版本为据。)沈德潜进呈给乾隆的大约正是这个版本。3、增订本。乾隆二十六年(1761),“二月,增订国朝诗刻成。”(见《沈归愚自订年谱》)这个版本在重刻本的基础上,补定了一些诗人及诗作。4、御定本。与重刻本相比,御定本删去百余名诗人。在御定本中,“重订本中卷首钱谦益至王崇简及王懋忠、侯方域这类明朝旧臣等人全部被删,还有与钱谦益交往甚密的宋实颖、季振宜等人也被删除。……删除了钱名世,还有因丁酉科场案被流放的吴兆骞和孙旸、‘哭文庙’案被斩的金人瑞这些在清代罹罪之人。此外,康熙朝被删除的还有冒襄、傅山、屈绍隆等,……总体来看,近 60 位被删的顺治、康熙两朝诗人,大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王宏林《沈德潜的四个选本研究》,北京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第 101—108 页)
11 关于《唐诗三百首》与《唐诗别裁集》的关系,参见王步高《对<唐诗三百首>的再认识》(见《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 1 期)等文。
12 诗歌选集大量出现,一方面与明代中后期选古文、时文的潮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代诗人辈出,诗歌创作繁盛,诗文别集大量刊行的情况相应。 有清一代诗人众多,清人吴肃公谈到这一情况,“今诗道之炽,即里儒村竖,皆能口吟笔画,镌布都市,与士大夫争声誉。”(吴肃公《明十二家诗集序》,《街南文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48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46 页) 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刊印个人诗集对清人来说不再是一件耗费繁重的事。清代,个人诗集的印行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名流,甚至市井商贾、山林布衣,甚至穷乡野老,粗通文墨者皆好作诗,并辑有一部或多部著作。“今日诗集之盛,至于屠贩臧获都有一帙,而名下固无论也。”(王止堂《<吴肃公诗集自序>评》,见吴肃公《街南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48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4 页)在诗歌别集大量涌现的情况下(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以及柯愈春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著录的作家均有近两万名,叙录诗文集四万余种),诗歌选集成为时人了解时下诗歌创作状况、进入诗坛的捷径。
13 翁介眉《清诗初集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3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3 页。
14 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说,“中国近古诗拥有庞大的作家群和数量众多的作品。为了解决卷帙浩繁的问题,我们依赖于文学史家和选集者,而他们的任务是挑选部分作家及部分作品,同时能令人信服地忽略另外绝大部分的作家与作品。他们必须挑出最小限度的一组诗,在这组诗里,单首诗的特点应该得到凸显而不是弱化。选集者既要让我们有读下去的渴望,同时阅读量又不致于太大。”(转引自张静、陆德元《潜心钻研公正评介 卓然独立自成一家——读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元明清诗选>与<待麟集>书评》,《昌吉学院学报》2004 年第 4 期,第 60 页)宇文所安与清人翁介眉的意见正相一致。
15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16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类叙》,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956 页。
17 丁灏《诗乘初集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56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18 曾灿《过日集》卷首,康熙十二年刊本。
19 朱彝尊批评了选诗中出现的不良风气:“近来论诗专序爵,不及归田七品官。直待书坊有陈起,江湖诸集庶齐刊。”(朱彝尊《近来二首》,见《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清代中叶胡天游也对将诗名和官职挂钩的现象表示了不满:“名誉即须官并贵,英雄未信语堪传。”(胡天游《杂书》,《石笥山房诗集》卷十)
20 魏宪《诗持三集·自序》,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38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5 页。
21 早在 30 年代,方孝岳先生就指出选本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研究文学批评学的人,往往只理会那些诗话文话,而忽略了那些重要的总集了。其实有许多诗话文话,都是前人随便当作闲谈而写的,至于严立各人批评的规模,往往都在选录诗文的时候,才锱铢称量出来。”(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 1934 年版,第 5 页)的确,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部分诗话、文话蒐集的是文人宴饮欢会时的闲谈。
22 [美]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北京: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124 页。
23 中小学生所使用的语文教材就是一种选本。与大学中文系所使用的教材不同,中小学语文教材以选文的形式,而不是评文的形式出现。而中小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价值观念、思想认识的形成期。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选本有着评论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研究选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4 王瑶《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6 页。 刘运好认为,“编选诗文,编选者总带有一定的审美要求和标准,从中可透出编选者的美学标准、审美趣味,故也隐含一种批评方法。而且,选本常有序、跋或对个别作家的评语,直接表现出编选者的美学观点、批评标准。好的选本或总集甚至能影响某一时代的文风。”(刘运好《文学鉴赏与批评》,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20 页)
25 鲁迅先生在《集外集·选本》中就谈到,“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
26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 1934 年版,第 5 页。
27 在清代,诗歌选集能给编选者和书商带来经济效益。有些人为了推销自己的诗歌选集,还打出了广告。姚佺《诗源初集》卷首有以下六条广告“《诗源》二集即出。”“《嘉隆七才子诗选》即出。”“《批点曾谦注解李长吉昌谷集》嗣出。”“《唐诗纲》嗣出。”“《晚唐诗选》即出。”“《宋元诗选》,薇葊张浊民、长干陈非白、宦城徐稼翁藏本甚多,予得肆业焉,嗣出书目。”(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69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 页)《国朝诗观》一书中也有“二集即出”的广告语。(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35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0 页)大约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甚至出现了一批粗制滥造的诗歌选集。所以,有些选家专门声明,自己编选的诗集是亲手裁定的。蒋鑨在《清诗初集·凡例》中特别申明,“选本底稿皆亲自裁订,并未假手书傭，鲁鱼亥豕，或可免焉?保ā肚?诗初集·凡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3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5 页)清代诗歌选集之繁盛,由此可见一斑。
28 选家可能有几种身分:1、诗坛的领军人物。2、本身虽不是文坛宗主,但受到书商或者读者的欢迎。但不管哪一种选家,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选诗,面对被选者和选集的阅读者,他都占据着主动性。 另外,评诗除了有序跋等形式外,还有题词、书信等形式。其中,书信往往夹杂着个人意气,带有极其强烈的个人色彩,可能是非理性的,而选集则是理性思考后的结果。
29 蒋寅先生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一书中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在作家文学观念与时代文学思潮形成过程中”,选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选本的形式至少有两种,一是“像方回《瀛奎律髓》那样,欲以选本建立一个诗史序列,标举一种门户之见”;一种是“像《唐贤三昧集》这样以遴选唐诗来树立一种诗美理想,并对一代诗学的主导倾向产生极大影响的选本”。他指出,“考察王渔洋选诗的经过与动机,检讨全书的选目,了解《唐贤三昧集》在当时的反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渔洋是如何以自觉的意识、缜密的计划、不懈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批评意图,并产生实际效果的。尤其是还原到它的历史语境,这一诗学个案更呈现出过程的生动性,不仅让我们看到选本如何承担批评的功能,并对当代创作产生影响的实例,更让我们理解《唐贤三昧集》在总结神韵论的核心思想,完成王渔洋的诗学体系上的理论意义。”(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 页)
32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1 页。
35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王士禛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0 页。
36 参见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4—165 页。
43 十三所高等院校《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文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59 页。
44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027 页。
45 郭豫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元明清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65 页。
46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自署绵津山人,商丘人。官至吏部尚书。赠太子少师。有《西陂类稿》。
47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广东番禺人。位居“岭南三大家”之首(其余二家为陈恭尹、梁佩兰)。有《道援堂集》。 杜濬(1611—1687),本名杜绍先,字于皇,号茶村。黄冈(今属湖北)人。有《变雅堂遗集》。
48 曹尔堪,字子顾,号顾庵,嘉善人。顺治壬辰(1652)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侍讲学士。 魏裔介,字石生,别号贞庵,又号昆林,谥文毅。柏乡人。顺治丙戌(1646)进士,官至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有《屿舫诗集》。
49 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见[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 页。
54 在《古诗源序》中,沈德潜分析了诗歌的源流升降,指出编选这本书的目的是“为学诗者道之”;在《唐诗别裁集序》中,沈氏也提到“学诗者”这一概念。 陈新璋谈到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在当时所起到的教材的作用。他说,《唐诗别裁集》“选进了一些试帖诗,并且加以认真评点。试帖诗在唐诗中绝非上品,却受如此青睐,这是由于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这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自然价值不大。但是对于废除科举考试之前的寒士,却是具体的教材。”(陈新璋《评沈德潜在唐诗学上的建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第 78 页) 台湾师范大学郑莉芳在硕士论文《沈德潜<古诗源>研究》中,提出《古诗源》对当今古代文学教学,也有重要的作用:要“重新评估其《古诗源》选集在今日中国古典诗歌欣赏、评鉴及教学上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当今教材开放后,面对毫无范围又要学生具备基本常识的入学考试,教师在选择教材上更要突破以往传统以一本教材的方式,在古典诗歌教学上,可以用有系统又突出各代重点诗人的《古诗源》作为唐以前诗歌教学的参考书,而且《古诗源》强调诗歌温柔敦厚的诗教,也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性、行为。”(郑莉芳《沈德潜<古诗源>研究》,台湾师范大学 2003年硕士论文,第 2 页)
55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56 沈德潜《唐宋八家文序》,《归愚文钞》卷十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57 沈德潜《杜诗偶评序》,《归愚文钞》卷十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58 沈德潜《孝经精义序》,《归愚文钞》卷十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沈德潜编选诗文集,与他的塾师身分不无关系。沈氏一生,以教书为业。《清诗别裁集》正是他在表为人师的生涯里,为后学批选的系列诗文集中之一种。
59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60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61 孔子《论语·阳货》,见王炜译注《论语通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9 页。
62 孔子《论语·阳货》,见王炜译注《论语通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9 页。
63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6 页。
64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5—86 页。
65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66 关于这个问题,本文第四章有详细的论述。兹不赘述。
67 沈德潜《高文良公诗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6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69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70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71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72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73 沈德潜在继承老师叶燮的诗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一观点。叶燮的《原诗》坚持从史的角度谈诗,也就是尽量消除价值判断,站在精英的立场上观照宏阔的历史。沈德潜在叶燮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他既坚持精英的立场,又关注大众的实际思想状况,力求给大众设立明确的价值准则,并给他们提供一个宏阔的历史视野,为他们未来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74 白居易《与元九书》,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9 页。
75 曹丕《典论·论文》,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6 页。
76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6 页。
77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138 页。
78 张廷璐《咏花轩诗集·自序》,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25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85 页。
79 厉鹗《无悔斋诗集序》,《樊榭山房集》,清刻本。
80 宋琬《张子远诗序》,宋琬《宋琬全集》,济南:齐鲁书社 2003 年版,第 123 页。
81 乔亿《剑溪说诗》卷下,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12 页。
82 薛雪是沈德潜的同门,他在《一瓢诗话》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豁达老喜为诗,所至辄自题写,诗句鄙下,而自称豁达李老。尝书人新素壁,主人大怒,诉官杖之,拘使更纷,乃得舍去,闻者哂之。”(薛雪《一瓢诗话》,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这件事一方面说明习诗之人日渐增多,另一方面,豁达李老因题壁而吃官司,说明诗人的地位大不如前。
83 从文人的角度看,诗是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从整个社会层面看,诗对其他阶层中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无直.接.的作用和影响。
84 [英]马·布雷德伯里等著,胡家峦等译《现代主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85 页。
85 钱大昕在为顾炎武的《日知录·重厚》作注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见《日知录集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化下移的状况。
86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6 页。
87 顾有孝还选有《唐诗英华》,钱谦益曾为之写序,称该诗集“择其真赏”、“不立阡陌,不树篱棘”,“焕然复睹唐人之面目”。(钱谦益《唐诗英华序》,见《牧斋有学集》卷十五)
88 顾有孝、吴沄《江左三大家诗钞》卷首,清康熙刻本。
89 赵沄《江左三大家诗钞序》,顾有孝、吴沄《江左三大家诗钞》卷首,康熙刻本。
90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龚鼎孳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2 页。
91 参见张仁熙《顾黄公传略》,《白茅堂诗文全集》前附,光绪壬寅刻本。 顾景星(1621-1687),字赤方,号黄公,别号玉山居士。《四库全书存目提要》说,顾景星“记诵渊博,才气尤纵横不羁;诗文雄赡,亦为一时之霸才。”顾景星著述宏富,其《来耕集》和《南渡集》入《四库全书》;《黄公说字》100 余卷中有 47 卷编入《四库全书》。另有《白茅堂诗文集》46 卷,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曹寅捐资刻印。
92 顾景星《存没感恩诗序》,《白茅堂诗文全集》,光绪壬寅刻本。
93 转引自何龄修、张捷夫主编《清代人物传稿》,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14 页。 曾灿(生卒年不详),字青藜。与魏禧(1624—1681)、魏际瑞、魏礼等并称“易堂九子”。曾灿筑六松草堂,躬耕不出者数年。著有《六松草堂文集》、《西庵草堂诗集》。选编清初诗集《过日集》。
94 赵尔巽等《清史稿·文苑传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3324 页。
95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徐釚小传》,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8 页。 徐釚(1636—1708),字电发,号拙存,又号虹亭、菊庄、垂虹亭长。江苏吴江人。有《南州草堂集》、《菊庄词》。编著《词苑丛谈》、《南州草堂词话》、《本事诗》。尤侗评徐釚云,“徐子虹亭,词人之翘楚也。”(尤侗《词苑丛谈·序》)据《清史稿·文苑传一》载,“釚后以清标荐试鸿博,入史馆。”另,徐釚与沈德潜的老师叶燮也多有往来,叶燮曾为徐釚的松风书屋作《松风书屋记》。
96 江藩《汉学师承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9 页。
97 马世俊,字章民,亦字甸臣,溧阳人。顺治辛丑进士,授修撰,迁侍读。有《匡庵诗集》。
98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87 页。
102 钱谦益《新安方氏伯仲诗序》,《牧斋有学集》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43 页。
103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载顾公燮《消夏闲记》“钱牧斋”条云:“乙酉王师南下,钱率先投降。满拟入掌纶扉,不意授为礼侍,寻谢病归。诸生郊迎,讥之曰: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老(原注:觉与阁同音)。钱默然。一日谓诸生曰: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或笑曰:可谓两朝领袖矣。”
104 蒋寅《王士禛与江南遗民诗人群》,《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第 117 页。
105 评价文人影响力的标准因时、因地而变。从文学史上看,一个朝代立朝之初,官方往往强化政治意识,此时,拥有政治地位,能否左右诗坛、提携后进,是评价诗人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标准;当建朝已久,文坛的政治意识淡化,形成多元化的态势后,诗人的创作成就逐渐成为评价诗人影响力的重要标准。 到乾隆十九年(1754),沈德潜选《清诗别裁集》时,距钱谦益、龚鼎孳虎踞诗坛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时间的推移也给沈德潜以理性地审视清初诗坛的可能。
106 朱鹤龄《愚庵小集》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99 页。
107 黄宗羲《八哀诗·钱宗伯牧斋》,《黄梨洲诗集》,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446 页。
108 傅山《霜红龛集》卷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8 页。
109 非精英阶层的文人也有诗学论著,但或者已湮没无闻,或者被今人视为无价值的东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今人对古代文学的认识是建立在精英阶层,而非大众文化的基础上。
110 杜浚《哭龚孝升先生文》,《变雅堂文集》卷八,清康熙刻本。
111 虽然在《清诗别裁集·凡例》中,沈德潜提出“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但他对什么样的诗是“本性情”的,什么样的诗“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并未做具体限制。在这里,沈德潜是从功用角度界定诗的特质,而不是规范诗的内容。从诗的功用上看,诗有教化功能和娱乐功能等,而诗的内容则多种多样,很难例举。沈德潜选诗的目的是,以风格多样化的诗歌实现诗教的功能。
112 对于入选诗作,沈德潜还要求不能流于叫号撞搪、徒办风华,这一般被视为沈德潜“温柔敦厚”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一问题,本文第五章有详细论述,兹不赘述。
113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114 北京大学王宏林在博士论文《沈德潜的四个选本研究》中论及《清诗别裁集》时,认为该集有浓重的地域和故旧色彩,“沈德潜为江南长洲人,重订本所选的 996 人中,江南人为 593 人,浙江人为 159 人,两地共入选诗人 725 人,约占全书总人数的 72.8%。江南诗人中,又以沈德潜所在的长洲县入选诗人最多,高达 87 人,约占整个江南诗人的14.7%。另外,长洲附近的吴县入选诗人 69 人,常熟 33 人,远远多于其他府县。”王宏林认为沈德潜对选《清诗别裁集》“名位、交游之念不扰于中”(《清诗别裁集·凡例》)的判断,与诗集实际状况不合。 关于沈德潜选诗是否公正、客观的问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那就是看《清诗别裁集》选出的诗坛核心人物是否与当时诗坛的实际状况基本一致。这里,可以将清前中期诗坛细化,分为两个时期:顺康朝、雍乾朝。大约因为时间距离的关系,沈德潜选顺康朝的诗人及其诗作时,基本上保持着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当时诗坛的大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选雍乾两朝诗时,所选诗人多为至交好友。这一方面是因为诗坛乏人,并无大家出现;另一方面,沈德潜选诗时,多多少少受到情感因素的左右。如活跃于雍乾两朝的诗人中诗作数量在 10 首以上有 10 人,他们是李重华、张鹏翀、方还、方朝、李果、黄子云、翁照、周永铨、周准、盛锦等,这几个人都与沈德潜相交甚深。但《清诗别裁集》选诗的重点是顺康两朝,有 27 卷,雍乾两朝的诗只占 3 卷,所以,这种感情的偏向基本无损于《清诗别裁集》的客观、公正。
115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136 页。
116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140 页。
117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165 页。
118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169 页。 沈德潜点勘的诗稿是张廷璐的《咏花轩诗集》,在《咏花轩诗集·自序》中,张廷璐写道,“裒集丙子以后所存诗若干首,属吴门沈君确士为点定之”。(张廷璐《咏花轩诗集序》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8 辑第 25 册,第 684 页)所以沈德潜在年谱中说,“作序易称先生,盖异数也”。沈氏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19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第 343 页。
120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178 页。
121 沈德潜《陈耻庵遗诗序》,《归愚文钞》卷十二,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122 沈德潜师从于叶燮,更强化了他将诗视为严肃之事的观念。叶燮认为诗与世道人心密切相关,叶燮之所以创作《原诗》,是因为,“以有唐之盛,间按其时作家所论次,大率谓宗工崛起,学者得其门而历堂奥、探骊珠,当代不过数人,其严若此。是必专门师匠,口传心授,有诗之所以为说者存;非其说,虽工弗尚也。惟其不敢不慎,而诗存。今则不然:手繙四声,笔涉五字、七字皆诗人,稍稍致语属缀,其徒辄自相国色,则以家骥人璧而诗亡。不特此也,诗亡而益曼衍乎诗,沿伪扬波,以逢世而欺人,浸淫不止,非世道人心之忧乎哉!星期先生,……悯学者障锢于淫诐,惄焉忧之，发为《原诗》内外篇?保ㄉ蜱瘛对颉罚钝啤⒀ρ⑸虻虑薄对?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85 页)
123 张永夫,生卒年不详。有《锄茅集》,意为“锄尽天下之茅”。苏州市博物馆藏有《锄茅集》清康熙年原刻本。参见张长霖《布衣诗人张永夫》,《苏州日报》2005 年 6 月 21 日。
124 以上均见《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25 龚鼎孳《霜余自序》,《定山堂集》,清刻本。
126 王士禛也认为登临凭吊之作最易传之久远,“古诗之传于后世者,大约有二:登临之作,易为幽奇;怀古之作,易为悲壮。故高人达士往往于此抒其怀抱,而寄其无聊不平之思,此其所以工而传也。”(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五) 另外,关于沈德潜对龚鼎孳的评价,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说:“沈德潜嫌他‘登临凭吊’少了点,这是句空话,置身于政治漩涡中的历仕三个政权的人,多登临凭吊岂非自找绳套?沈氏许多评语本就以空话敷衍的。”(严迪昌《清诗史》,第 372 页)存此,以见与本文意见不同者。
127 吴乔《围炉诗话》卷四,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94 页。
12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周亮工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5页。
129 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三十二芙蓉诗钞》,见舒位、王国垣、钱中联、郑方坤、张维屏撰,程千帆、杨扬辑校《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5 页。
132 转引自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253页。
133 爱新觉罗·弘历《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3 页。
134 转引自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五编,北京:中国书店 1984 年版,第 1772 页。
138 爱新觉罗·弘历《沈徳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见《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33 页。
143 《清实录·清世宗宪皇帝实录》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本,第 434 页。
144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5 页。
145 乾隆十七年(1752),乡居的沈德潜被赐以礼部尚书衔。这一事件清楚地表明,乾隆有意识地要求沈德潜以政治意识形态教化乡里民众。很显然,沈德潜在选诗时,没有能够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考虑这一问题。
146 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五卷,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2 年,601 页。
147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89 页。
148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8 页。
149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 页。
150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4 页。
151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7 页。
152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84 页。
153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01 页。
154 结合沈德潜的好友乔亿对钱谦益的评价,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沈德潜倡“诗教”,不只强调“善”,更强调“美”。乔亿批评沈德潜,“虞山诗才学诚无愧前贤,而不可以言品,正与其人相似耳。”(见《剑溪说诗》卷下)乔亿认为钱谦益的诗,从才学的角度看,高于众人;但从品格上看,和他的人品一样,不值一谈。相比之下,沈德潜在选诗、论诗时,就坚持不以人品为标准评价诗歌。关于这一问题,详见第六章。
157 中国知识界这种对待政治的态度,是片面地理解西方思想史、政治史的结果。在西方思想界,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对政治保持一种审视、质疑,甚至对抗的态度,但也有人提出知识分子应该与政治进行对话、沟通。
158 李春青先生提出,这种科学主义的分类研究方式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快速发展,但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它无视中国传统思想的整体性存在,使现代的文化界、思想界同传统剥离开来,成为支离破碎的片段。参见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15 页。
159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 页。
160 伊格尔顿说政治“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特里·伊格尔《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81 页)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会受到这种权力关系的影响,我们今天将文学视为与政治无关的“纯文学”,只是一种想象。
161 陈来《儒家思想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见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3 页。
162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旧文四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第 23 页。
167 参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68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1134 页。
169 当然,王士禛之为文坛盟主也与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相继谢世有关系。
170 朱东润《王士祯诗论述略》,《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3 年第 3 卷第 3 号。
171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版,第 116 页。
172 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卷十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 1982 版,第 324 页。
173 见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5 页。
174 施闰章《题王阮亭渔洋山人集》,《施愚山集·学余堂诗集》卷六,合肥:黄山书社 1993 年版,第 453 页。
175 施闰章《渔洋山人续集序》,《施愚山集》,合肥:黄山书社 1993 年版,第 524 页。
176 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复初斋文集》,光绪重校本。
177 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6 页。
178 沈德潜偏好王士禛,喜爱清雅之风,在沈氏的创作中也有所体现。沈德潜的诗文集中不乏明丽清远之作。如沈德潜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所作的《游渔洋山记》一文: 渔洋山,王阮亭尚书取以为号者也。山在太湖滨,从玄墓山还元阁望之,如履舄在几案下,可俯而拾。予爱山之名,欲往游焉。取道米堆山,经钱家磡、上阳村,一路在梅花国中,花光湖景,弥漫相接。烟云往来其间,欲动欲定,沿湖滨行,湾环迴折,始疑甚近,久而愈远。过十余里,入渔洋湾,董文敏玄宰归骨于此,居人如鹿豕状,见予至以游人不到处,甚骇。绕湾而行,又三五里,渐入渐深,窅然无人登山之巅,全见太湖,湖中群峰罗列。近而最大者,为西洞庭;相望者,为东洞庭;远而大者,为马迹。其余若沉若浮,焂见焂隐,不可名状。三州依约在目,从巅顶别径而下,树木丛杂,侧身低首,始免挂 。 入昙花庵,庵有老僧,长眉卷发,若身毒国人,见客无酬接礼。问以王阮亭尚书曾至此间,曾留遗迹与否,僧言幼即挂瓢于此,垂七十年不见有官人至此山,亦不知王为何人也。因思阮亭为风雅总持,语妙天下而手版匆忙,未及亲赴林壑而领略其胜者,又无诗笔通灵足以发挥湖山之胜,古今来如此者可胜数耶?怅然久之。 山相接为法华、为盉盂,以日晚不及更游,仍从渔洋湾觅故道归。于时村落中炊烟浮动,白云欲还,遥望梅花林,如残雪满山,而夕阳一抹,晃漾其际,倍觉冷艳可爱。久之,返还元阁,将昏黄矣。 我们可以看出,此文既有对美景的恋恋之情,又有对王士禛的仰慕之意,也有山水之游后自适自足的愉悦。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悠远之境,言外之意,韵外之旨,正与王士禛的“神韵”相呼应。袁枚《随园诗话》谈到沈德潜等人对王士禛的态度时说,“归愚、子逊奉若山斗”(见《随园诗话》卷三),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179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6 页。
180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03 页。
181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6 页。
182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8 页。
183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7 页
184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朱肇璜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0页。
185 田同之《西圃说诗》,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57 页。
18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史夔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4 页。
189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顾贞观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0页。
190 《清诗别裁集》中评以“远”的有 25 处,“真”40 处,“雅”42 处。
191 “豪杰”有广义、狭义的区别。从广义上看,“豪杰”意指诗人融贯百家的广阔胸襟。如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谈及宋琬时说:“莱阳荔裳初年心仪王、李,时论以七子目之,信然。中年所作诸体,大非曩制,澹远清新,揆之古人,无所不合,真豪杰也。”从融汇百家的气度上看,“雄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沈德潜虽偏好清、远,但也不排斥雄、豪。
192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 页。
193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3 页。
194 清人认为,明人的诗作只有盛唐的面目,没有盛唐的精神,因此称明人的诗为“瞎盛唐”体。参见吴乔《围炉诗话》。
195 叶燮《原诗·内篇》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4 页。
196 叶燮《原诗·内篇》,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5 页。
197 沈德潜虽然没有直接与王士禛接触,但却不时感受到王士禛对他的关注。据《沈归愚自订年谱》,叶燮去世前,曾致书王士禛,王士禛在给叶燮的回信中谈及叶门弟子,称沈德潜、张永夫二人“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另外,沈氏年轻时与尤侗及尤侗之子尤珍有过密切交往,尤侗、尤珍又与王士禛交好。王士禛写信给尤珍,也提到沈德潜。(沈德潜有诗《王新城尚书寄书尤沧湄宫赞,书中垂问鄙人云:横山门下,尚有诗人,不胜今昔之感。末并述去官之由,云与横山同受某公中伤。此新城病中口授语也。感赋四章,末章兼志哀挽》) 此外,沈德潜早年与王士禛的门生黄昆圃等人交往。《清诗别裁集》之选得力于黄昆圃的帮助,“黄崑圃侍郎,多藏北方学者诗,王遴汝上舍,多藏南方学者诗。余从两处稇载而来,选中所收,几有十分之三。”(《清诗别裁集·凡例》)
200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王士禛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0页。
201 王士禛口授,何世璂记述《然灯记闻》,见丁福保辑《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117 页。
202 王掞《皇清诰授资政大夫经筳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娄水文征》卷五十七,清刻本。
203 沈德潜《说诗晬语》,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7 页。
204 见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7 页。
205 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50 页。
206 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1 页。
207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20 页。
213 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9 页。 (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07 页)
214 此表转引自郑佳伦《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之诗观研究》,台北:中央大学 1999 年硕士论文,第 34 页。
215 从诗教理想出发,沈德潜希望身在俗世之中达到“化俗”的目的,而不是脱俗、超出俗世之外。
217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218 裴世俊《对含蓄蕴藉的文外之美的张扬——论王士禛神韵诗的审美追求》,《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 5 期,第 45 页。
219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38 页。
220 即使从沈德潜最初构想《清诗别裁集》的时间(乾隆十年,即 1745 年)算起,叶燮去世也有 42 年之久。
221 沈德潜《陈耻庵遗诗序》,《归愚文钞》卷十二,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2 沈德潜《王凤喈诗序》,《归愚文钞》卷十四,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3 沈德潜《许竹素诗序》,《归愚文钞》卷十四,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4 沈德潜《李客山遗诗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5 沈德潜《张叔夜诗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6 沈德潜《方东华勺湖集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7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228 沈德潜《七子诗选序》,《归愚文钞》卷十四,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29 陈耻庵、李客山、许竹素及方东华即陈培脉、李果、许廷 钅荣、方朝。陈培脉(1670—?),字树滋,号耻庵,国学生。王士禛门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刊刻沈德潜选定的唐诗选本,成十卷。李果(1679—1751),字硕夫,号客山,布衣,曾在淮安作幕。叶燮门生。曾与朱彝尊论春秋十六国世系。有《咏归亭诗钞》。许廷 钅荣,字子逊,江南长洲人。康熙庚子举人,官武平知县。著有《竹素园诗》。据《清诗别裁集》小评,许廷 钅荣与高其倬往来密切。方朝,字东华,广东番禺人。国学生。著有《勺湖集》。方朝与父亲方殿元、兄方还三人同为“岭南七子”中人。(“岭南七子”中另外四人是梁佩兰、程可则、陈恭尹、王邦。)康熙年间,沈德潜结识了这几个人,成为至友。
230 《唐诗别裁集》始选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成。 理清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可以澄清许多历史事实,如沈德潜与厉鹗的关系。袁枚说,沈德潜“诮浙诗,谓沿宋习败唐风者,自樊榭为厉阶”。(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吾乡厉太鸿与沈归愚,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似乎沈德潜与厉鹗水火不容。但在两人的诗文集中,并未见到有关论争。另外,厉鹗出生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宋诗风最盛是在康熙二十年至四十年间,厉鹗不可能在康熙年间宗宋诗风的流行中起到任何作用,因此,沈德潜对宋诗不满绝对不是针对厉鹗的。关于厉鹗和沈德潜在浙江志馆的情况,沈德潜在《沈归愚自订年谱》中有记载:雍正九年(1731),“三月,浙督李公聘修《浙江通志》、《西湖志》,赴馆。……同人会合,时相倡酬。尤契合者,方文辀、张存中、陈葆林、诸襄七、厉太鸿、周兰坡、王介眉诸公,不必出门求友矣。”沈德潜在浙江志馆中,与几个人相谈甚洽,厉鹗就是其中之一。沈德潜一直保持着和厉鹗的友谊。乾隆十五年(1750),沈德潜游天台,专程拜访了厉鹗,厉鹗作有《沈归愚侍郞天台归过访》。厉鹗在《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中说,“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巨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或是泛泛而论,并非实指沈德潜。
231 转引自谢正光、佘汝丰编《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3 页。
232 纳兰性德《原诗》,《通志堂集》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33 页。
233 除了以上谈到的两点之外,我认为,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导致了这个时间差。关于这个问题,后文有详细的论述。
234 沈德潜《与陈耻庵书》,《归愚文钞》卷十五,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35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精华录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1003 页。
236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敬业堂集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1053 页。
237 尤侗《彭孝绪诗文序》,《西堂全集·艮斋稿》卷三,清康熙刻本。
238 李澄中《周屺公证山堂诗序》,《白云村文集》卷一,康熙三十八年刊本。
239 朱彝尊《丁武诗选序》,《曝书亭集》卷三十八,四部丛刊本。
240 王泽弘《丛碧山房诗序》,见庞垲《丛碧山房诗集》卷首,康熙刊本。
241 毛奇龄《西河诗话》卷五,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5 页。
242 沈德潜《与陈耻庵书》,《归愚文钞》卷十五,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243 邹式金《牧斋有学集序》,见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五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43 页。
244 王应奎《西桥小集序》,《柳南诗文钞》,清刻本。
245 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卷十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55 页。
246 关于钱谦益诗学唐宋的问题,郑则厚有独到的看法。他说:“虞山学问渊博,浩无涯涘涫┐筱人粒?丽,一以少陵为宗而出入于昌黎、香山、眉山、剑南以博其趣。”(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引郑则厚语)郑则厚认为,从钱谦益本意上看,钱氏尊尚杜甫。钱氏学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是为了使自己的诗风更加多样化。 尽管如此,无论是从诗风上,还是从论诗上,钱谦益都不能完全避免推扬宋诗的嫌疑。在钱谦益与王士禛两人孰为诗坛第一大家的问题上,沈德潜将王士禛置于首位,而将钱氏置于第二位,钱氏诗风有宋味大约是原因之一。
247 钱谦益《答唐训导论文书》,《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21 页。
248 钱谦益《题怀麓堂诗钞》,《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46 页。
249 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 页。 蒋寅先生还谈到,“王渔洋之提倡宋诗,实际是遥承钱谦益的衣钵,推广了钱谦益早年倡宋诗的波澜。”(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 页)关于王士禛与宗宋诗风的关系,以及清代宗宋诗风的有关问题,参见蒋寅先生《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一书的第二部分《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
250 见俞兆晟《渔洋诗话序》,转引自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7 页。 关于王渔洋对自己诗学历程的这段回顾,蒋寅先生在《王渔洋和康熙诗坛》一书中有精辟的论述。蒋寅先生说,王士禛的这段回顾,“在他本人不过意味着自己诗学所经历的不同阶段,但联系到清初诗风的嬗变来看,它就包含着一段曲折的诗史。康熙十五、十六年间,王渔洋大力提倡宋诗,给诗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随着宋诗风的流行及其流弊的产生,坚守唐音者给予了猛烈批评,尤其是‘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的指斥,令王渔洋十分不安。经过两年丁忧乡居读书,他冷静地反省了学唐、学宋的得失,对严羽诗论有所会心,不仅意识到宋诗的缺陷,也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体认了唐诗的精神。为扭转诗坛学宋诗带来的流弊,他改弦更张,通过编选唐诗来树立‘直取性情,归之神韵’的诗歌观念。”(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6 页)
251 王士禛《黄湄诗选序》,见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卷十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年 1982 版,第 320 页。
252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宋荦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6 页。
253 宋荦《漫堂说诗》,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57 页。
254 宋荦《漫堂说诗》,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55 页。
255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6 页。
256 本文区分精英和名流主要依据现在通行的文学史对作家的评价。对今人影响较大的作家,归为诗坛精英;影响较小的作家,归为诗坛名流。也就是说,一个中文系普通本科生了解或知道的那些清代诗人即为大家,如一般文学史教材中论及的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禛、宋琬等;一些作家,不为经过常规中文本科教育的学生所熟知,但在清代诗坛上却有一定的影响力,本文将之归为诗坛名流,如本章谈到的重要诗论家叶燮,另如赵执信、汪琬、陈廷敬等。 将诗人划分为精英和名流,只是出于论述上的方便。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明确地、断然地判定哪些作家一定是精英,哪些一定是名流。
257 宋荦《漫堂说诗》,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9 页。
258 康熙、乾隆年间,除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编选的《宋诗钞》外,还有周之鳞、柴升选的《宋四名家诗》,陈訏选的《宋十五家诗选》,顾贞观选的《宋诗删》等。另外,还有陈焯的《宋元诗会》,康熙十七年吴绮的《宋金元诗永》,康熙的《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乾隆六年曹庭栋的《宋百家诗存》等。这些宋诗选本的广泛刊行,不仅起到了肯定宋诗价值的作用,而且让士人直接触摸到宋诗的具体面目,成为诗坛后学摹仿宋诗的范本。
259 见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卷首,清光绪刻本。 王崇简,字敬哉,直隶宛平人。崇祯癸未进士。仕清后,官至礼部尚书。《清诗别裁集》选其诗 4 首。《清诗别裁集》评王崇简,“说诗谓论格之正变,不如论声之正变,清和广大者为正,志微噍杀者为变也,亦最平允。”
260 见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卷首,清光绪刻本。 陈祚明(1623—1674),浙江钱塘人,布衣终身。有《采菽堂诗集》。编选《采菽堂古诗选》、《八代诗钞》、《初盛唐诗》。其《采菽堂古诗选》中的许多观点为沈德潜《古诗源》所引用。
261 张玉书为叶燮的《己畦诗集》作序,说叶燮“兹将游语溪,偕孟举吴子为唐宋元诗选。”(见叶燮《己畦集》卷首,《丛书集成续编》第 152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9 年版,第 641 页)
262 黄宗羲《张心友诗序》,《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5 页。
263 吕留良《答张菊人书》,《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清刻本。
264 对中下层文人诗文集,本人未及作更广泛的阅读,不能提出更多证据证明中下层文人对宋诗风的态度。但这里提出一个很关键的证据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诗论要么是倡导唐宋兼宗,要么是对宋诗风的讥评,说宋诗风压倒了唐诗风,对宗宋者予以肯定的论调却相对少见。由此可以推知:1、诗坛确实有一部分人宗宋。2、宗宋者的诗论或者未得流传,或者流传下来,后人还未及见。本人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仅仅见到吴肃公批评时人宗唐祧宋的习气。
265 在清代前中期的诗坛上,还有许多尊唐斥宋者,沈德潜并未因为偏好唐诗,而将他们一一录入《清诗别裁集》。如张世荦“论诗,汉魏以下以盛唐为宗,李、杜、高、岑、王、李诸公外,惟梦得、乐天、牧之、义山可称辅翊,而宋元之纤薄不许焉。明代诸家独以大复、献吉、茂秦、元美为能,窃攀盛唐,而诸家之出主入奴者概迸焉。诗中纡曲方圆,既一一见之矣。故发而为诗,或慷慨吐臆,或沉结含悽，短韵长言，俱遵正轨?保虻虑薄墩盼抟故?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诗别裁集》就未选张世荦的诗。 张世荦,生卒年不详,乾隆九年(1744)举人。有《楞严宗旨》。王昶《再书楞严经后》说,“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钱塘张无夜世荦、济南周永年书昌及余四人。”(见《春融堂集》卷四十五)
266 毛先舒《诗辩坻》卷四,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9 页。
267 顾景星《青门簏稿诗序》,见《邵子湘全集》卷首,青山草堂刊本。
268 朱彝尊《书剑南集后》,《曝书亭集》卷二十五,四部丛刊本。 沈德潜年少居于乡里时,即与朱彝尊相识。据《沈归愚自订年谱》,康熙三十八年(1699),朱彝尊时年 71,沈德潜时年 27,两人都参加了蒋深举办的送春会。
269 朱彝尊《沈明府不羁集序》,《曝书亭集》卷三十八,四部丛刊本。
270 朱彝尊《汪司城诗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九,四部丛刊本。
271 朱彝尊《鹊华山人诗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七,四部丛刊本。
272 朱彝尊《丁武诗选序》,《曝书亭集》卷三十八,四部丛刊本。
273 田同之《西圃诗说》,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61 页。 田同之,田雯之孙。《清诗别裁集·田同之小评》说:“彦威为山姜之孙,而笃信谨守,乃在新城王公。有攻新城学术者,几欲拚命与争。《论诗》一篇其宗旨也,不直赵秋谷宫赞,故大声疾呼论之。”
274 吴乔《围炉诗话》卷五,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02 页。
275 吴肃公《东渚诗文集序》,《街南文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48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4页。
276 吴肃公《雪坪诗序》,《街南文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148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4 页。
277 参见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4—370 页。
278 关于王士禛由宋转唐的问题,参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42页。
279 在很多情况下,忧虑感会使我们夸大对于自己处境的负面想象。如历朝历代文人都慨叹地位下滑,世风不古,这更多地出于文人对个人命运、前途及生存境况的担忧。在任何一个时代,文人虽然不能完全掌握个人的命运,但从总体上看,其身份和地位还是高于农、工、商等阶层的。再如上章讲到沈德潜对诗歌地位下滑的忧虑,明代文征明也提到明代诗坛的不景气,“夫自朱氏之学行世,学者动以根本之论劫持士习,谓六经之外非复有益,一涉词章便为道病。言之者自以为是,听之者不敢以为非,虽当时名世之士,亦自疑其所学非出于正,而有‘悔却从前业小诗’之语。沿讹踵敝至于今,渐不可革。呜呼,其亦甚矣!”(文征明《晦庵诗话序》,《文征明集》卷十七)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与小说、戏曲相比,诗是居于主流地位的,是文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体诗的逐渐定型,而至被普遍接受,再加上唐高宗起即施行将‘诗赋’纳入科试范围的制度,造就了凡是想进入仕途者皆必须用心钻研‘作诗’的风尚,久而久之,‘诗’更由博取功名利禄的范畴扩大为文人们表现自我才学抱负,以及和朋友们互相交流的主要文字媒体。结果,‘诗’自然而然地融入文人仕子的日常生活中了。‘诗’,尤其是‘近体诗’,除了蒙元时期因主政者刻意排斥汉文化而稍受中辍外,几与历代文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张双英《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 1980 年版,第 133 页)
280 洪亮吉《洪北江全集》,四部丛刊本。
281 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竹啸轩诗钞小传》,见舒位、王国垣、钱中联、郑方坤、张维屏撰,程千帆、杨扬辑校《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6 页。
282 王昶《湖海诗传》,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第 157 页。
283 纳兰性德将习宋诗者分为两种:“聪明才智之士”和“附和之家”。前者是理性地倡宋诗的人,后者是摹仿宋诗者。纳兰认为,诗坛上由于“附和之家”过多而“吠声四起”。“始亦因一二聪明才智之士,深恶积习,另辟新机,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而一时附和之家,吠声四起。善者为新丰之鸡犬,不善者为鲍来之衣冠,向之意见孤行,排众独出者,又成积习矣!盖俗学无基,迎风欲仆,随踵而立,故其于诗也,如矮子观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面目,宁不悲哉!”(纳兰性德《原诗》,《通志堂集》卷十四)
284 沈德潜也喜欢用杜甫、苏轼、陆游等作家及他们的诗为标准评价清代诗歌。但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诗坛大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已经超出其时代意义。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和典范,但从创作成就上看,他们突破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标志性的作家。因此,这里考察《清诗别裁集》所选诗人学唐、学宋的问题时,只将那些沈德潜明确指明习唐、习宋者列入考察的范围,而不取学习某个具体作家的诗人。另外,本节判断作家宗唐还是宗,以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的小评为标准。沈德潜的诗论或者其他诗论家也可能会明确地谈到某个作家对唐宋诗的态度,在本节中,只作为旁证。
285 康熙五十四年(1715),沈德潜应方还之聘到方家坐馆。时方殿元、方还、方朝父子三人在家中设“广歌堂”以宴宾客,正是在方氏广歌堂中,年逾四十的沈德潜与费锡璜、梁孝徲、杨宾、沈用济、杜云川、李果等人诗酒倡和，风雅相尚。沈德潜还将自己抚养的侄女嫁与方还的儿子方燮,可见沈德潜与方氏二兄弟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廷 钅荣 则与沈德潜一同拜于叶燮门下。
286 潘耒在《五朝名家诗选序》中说,“自嘉靖七子有唐后无诗之说,至今耳食者从而和之,宋元诸名家之诗,不一寓目,复于唐代独尊初盛,自大历以还,割弃不取,斤斤焉划时代为鸿沟,别门户如蜀洛,既以自域,又以訾人。一字之生新弃而不用,曰懼其墮于中晚也;一句之刻露摘以相语,曰惜其入于宋元也。天与人以无穷之才思而人自窘之,地与人以日新之景物而人自拒之,其亦陋而可叹矣。”(潘耒《遂初堂文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 1417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1 页)
287 瞿佑的《归田诗话》对世人众口一词,宗唐弃宋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说:“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众口一词,至有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私独不谓然,故于序文备举前后二朝诸家所长,不减于唐者。附以己见而请观者参焉。仍自为八句题其后云:骚选亡来雅道穷,尚于律体见遗风。半生莫售穿杨技,十载曾加刻楮功。此去未应无伯乐,后来当复有扬雄。吟窗玩味韦编绝,举世宗唐恐未公。”。
28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6 页。 毛先舒《诗辨坻·自叙》中一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沈德潜所说的宋诗发露,但未尝贬宋诗的态度。毛先舒说:“含蓄者,诗之正也;讦露者,诗之变也。论者必衷夫正而后可通于变也。”也就是说,对待诗的最佳的方式是要明正通变。
289 由于宋诗“发露”,“意尽言中”,沈德潜批评宋诗“卑靡”,他在《唐诗别裁集·凡例》中说“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学者每从唐人诗入,以宋元流于卑靡。”在《明诗别裁集序》中,沈德潜也说“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但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并未对宋诗做出过否定性的评价。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主体不同,参照系对于主体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同:唐诗与宋诗比,在风格、气度上远远高于宋诗;明诗与宋诗比,虽然成就不够高,但追求的是“第一义”。从诗歌发展、演变的角度,可以将宋诗和唐诗、明诗比较,看出宋诗的缺点和不足;而对于当下的诗坛来说,宋诗不是用来比较的,而是以资参考和借鉴的,因此,必须从宏阔的历史观出发,客观地评价宋诗。 另外,还可以看出,沈德潜之所以不喜欢宋诗,不是因为宋诗不“善”,而是因为宋诗不“美”。宋诗也关注社会人生,注重陶冶性情,但它没有做到含蓄蕴藉,没有言外之言,韵外之致。明白沈德潜不喜欢宋诗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沈德潜倡“诗教”,注重的是诗歌“美善相兼”的特质。
290 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宋诗之不及唐者,以其少沉郁顿挫耳。然亦自成为一代之诗,不可偏废也。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及刘后村谓宋诗突过唐人,皆非确论。”林昌彝认为,无论肯定宋诗,还是批评宋诗,都不能过度。
291 蒋重光《明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1 页。
292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顾绍敏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9页。
293 叶燮《原诗》,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7 页。
294 曾灿《过日集》卷首,康熙十二年刊本。
295 袁枚《随园诗话》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96 页。
296 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2 页。
297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王士禛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0页。
29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宋荦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6 页。
299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陆次云小传》,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79页。 陆氏据明末史事,作《圆圆传》,有笔记小说《湖壖杂记》、《澄江集》、《玉山词》等绞先衔诶飞希谓?有受招安、打方腊之举,并就该问题与汪师韩展开辩驳。
300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毛奇龄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6页。
301 查慎行的号“初白”,就源于苏轼的诗“僧卧一庵初白头”。
302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查慎行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16页。
303 康熙三十七年(1698),沈德潜 26 岁时,拜于叶燮门下。康熙四十二年(1703),叶燮卒。
304 沈德潜《归愚文钞》卷十四,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05 邢永革《略评叶燮、薛雪、沈德潜师生三人的诗话》,《荷泽师专学报》2002 年第 3 期,第 33 页。
306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457 页。
307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8 页。
308 蒋寅《叶燮的文学史观》,《文学遗产》2001 年第 6 期,第 83 页。
309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8 页。
310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94 页。
311 叶燮《原诗》,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 页。
312 霍松林《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前言》,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 页。 另,钟贤培在《沈德潜的诗学及其诗作论析》中说,“纵观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他继承叶燮的诗学思想,不是得其骨髓,接受的多是叶燮诗学中消极的东西,而且根据清朝最高统治者要用理学思想来加强思想统治的政治要求,多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方面着眼,形成了自己的诗学体系。”(见《明清诗文论文集》)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论及沈德潜说:“沈德潜的诗论,虽然在个别见解上吸收了他老师叶燮的意见,但总的说,他却完全抛弃了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
313 钱钟书《谈艺录》“四二 明清人师法宋诗”条,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44—145 页。
314 以上均见叶燮《原诗》,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315 叶燮《三径草序》,《己畦文集》卷九,《丛书集成续编》第 152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 541 页。
316 从这里可以看到,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提出,“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并历叙诗歌发展的源流升降,无疑是受到叶燮的指引。
317 叶燮《原诗》,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4 页。
318 叶燮与吴之振交好。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中两人唱和之作颇多,同一韵脚甚至有四叠五叠,可见往来之密。
319 叶燮《己畦集》,《丛书集成续编》第 152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 541 页。
320 顾宗泰《宋金三家诗选序》,见沈德潜编《宋金三家诗选》卷首,济南:齐鲁书社 1983 年版。 张健在《清代诗学研究》中说,“沈德潜继承了叶燮反对宗法范成大、陆游的倾向,但其论诗的立足点却由叶燮的主变转到了崇正,由叶燮的总体肯定宋诗转到了总体贬抑宋诗。”(《清代诗学研究》,第 512 页)在这个问题上,本文与张健的观点有所不同:1、关于正变的问题。叶燮并非主变,而是主张正变兼通,他认为只崇正是错误的,而只主变的话则是错上加错。2、关于沈德潜对宋诗风的态度。正如上文所论,从沈德潜个人审美趣味上看,沈氏不喜欢宋诗,但沈德潜并没有从总体上贬抑宋诗,他只是反对宋风取代唐风,居主流地位。他并不排斥时人学习宋诗,只是认为学宋应该化宋,而不是摹宋。
321 叶燮《原诗》,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3 页。
322 叶燮《原诗》,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5 页。 323 叶燮也将“温柔敦厚”作为诗的根本。他认为,如果将诗比作草木,“温柔敦厚”就如阳光。草木的种类不同,但都秉受阳光之照耀;诗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不同,但都不离“温柔敦厚”之旨。他在《原诗》中说:“或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尝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岂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阳春,而若者为不得哉!且‘温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于斯言矣。”(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 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沈德潜实是从叶燮的根本精神上理解了叶氏的诗学。 另外,沈德潜强调诗的教化作用,大约也出自叶燮。沈德潜《说诗晬语》的开篇,与他的同门薛雪《一瓢诗话》的开篇基本一致。薛雪在《一瓢诗话》开篇说:“诗以道性情,感志意,关风教,通鬼神,伦常物理,无不毕具。”《说诗晬语》也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候,用其如此重也。”
324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7 页。
325 蒋寅《叶燮的文学史观》,《文学遗产》2001 年第 6 期,第 94 页。
326 当然,正如叶燮创作《原诗》“不是自觉的纯粹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一样,沈德潜创作《说诗晬语》,编选系列别裁集,其根本目的也是要指导创作,而不是指导鉴赏。
327 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91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2 页。
328 见王英志《袁枚提携后学考述》,《西北师大学报》2001 年第 4 期,第 70 页。
329 杨芳灿(1753—1815)在《读<随园诗话>转韵六十四句怀随园夫子》称赞袁枚,“公真一代骚坛主,我愧于秋国士知”。
330 孙原湘《籁鸣诗草序》,《天真阁集》卷四十一,清刊本。
331 郭麐《灵芬馆诗话》卷八,嘉庆间刊本。
332 这里,要申明的一点是,虽然沈德潜不可能直接批驳袁枚的学说,但不等于他赞同袁枚的诗说。
333 在《清诗别裁集·王士禛小评》中,沈德潜说“或谓渔洋獭祭之工太多,性灵反为书卷所掩,故尔雅有余”。
334 沈德潜《唐诗观澜集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35 沈德潜《商宝意太史画声集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二,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36 沈德潜《本朝馆阁诗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二,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37 沈德潜《曹见亭诗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三,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38 梁章钜《退庵笔记》,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83 页。
339 袁枚《续诗品·神悟》,《袁枚全集》第三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17 页。
340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1。
341 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11 页。
342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十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02 页。
343 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43 页。
344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34 页。
345 袁枚《钱竹初诗序》,《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1 页。
346 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61 页。
347 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见《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24 页。
348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厉鹗小评》,见沈德潜《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0 页。
349 袁枚《随园诗话》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97 页。
350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94 页。 结合沈德潜的老师叶燮在《原诗》中对“温柔敦厚”的讨论,“‘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我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袁枚所说的“温柔敦厚”和沈德潜所讨论的“温柔敦厚”不在一个层面上,沈德潜所讨论的是作为“体”,即作为诗歌根本的“温柔敦厚”,而袁枚讨论的则是带有时代性特征的、具体的“温柔敦厚”。
351 薛雪《一瓢诗话》,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12 页。
352 袁枚在这时展现出挑战性的姿态,可能还与他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绝意仕宦不无关系。乾隆二十一年,袁枚递呈终文书,表明自己辞官归乡之意。袁枚还函复恩师、两江总督尹继善,要求文书到院之日,早为题达。 另外,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了“挑战”一词,极具对抗性,但实际上,沈袁二人在生活中应该不是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在《归愚文钞》中,存有沈德潜给袁枚的诗作,“龌龊休教溷乃公,胸怀夷白想光风。摄山峦岭家园里,曼倩刚方谐语中。学道自能平磈垒,观空转复擅明聪。来吴欲访工诗者,旗鼓谁人角两雄。”(沈德潜《寄袁简斋同年次其见赠元韵》,《归愚诗钞余集》卷六)沈德潜对袁枚的才力还是颇为肯定的。在沈德潜亡故多年后,袁枚还藏有《随园雅集图》,“先生(按:袁枚)故有《随园雅集图》。所图五人:为沈尚书、蒋编修、尹公子、陈文学及先生。”(姚鼐《<随园雅集图>后记》,《惜抱轩文集》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可见,在日常交往中,袁沈二人并无敌意。 但沈、袁二人乡居后,交往很少。袁枚《随园诗话》载,“乾隆辛未,予在吴门。五月十四日,薛一瓢招宴水南园。座中叶定湖长杨、虞东皋景星、许竹素廷 钅荣、李客山果、汪山樵俊、俞赋拙来求,皆科目耆英,最少者亦过花甲,唯余才三十六岁,得遇此会。是夕大雨,未到者沈归愚宗伯、谢淞洲徵士而已。”(《随园诗话》卷三)袁枚在这里说自己“得遇此会”,可以看出,他很少参加薛雪、李果、许廷 钅荣等人的聚会。事实上,据《沈归愚自订年谱》,沈德潜归养林泉后,时常与叶长杨、薛雪等人宴饮集会或相伴出游。
353 在沈氏诗文集中未见沈德潜对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的回复,不知是沈氏不屑作答,还是未及回答。
354 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见《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2 页。
355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开明书店 1944 年版,第 311 页。 关于王次回《疑雨集》的基本情况,可参看耿传友《一个被文学史遗忘的重要作家——王次回及其诗歌研究》,复旦大学 2005 级博士论文。
356 尚榕《三家诗话》,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20 页。 吴应和《浙西六家诗钞》也批评袁枚的诗说有悖于《诗经》之旨,导致社会风气的轻靡浮荡:“归愚宗伯以汉魏、盛唐之诗唱率后进,为一时诗坛宗匠。随园起而一变其说,专主性灵,不必师古。初学立脚未定,莫不喜新厌旧,于是《小仓山房集》人置一编,而汉、魏、盛唐之诗,绝无挂齿。盖其有轶群之才,腾空之笔,落想不凡,新奇眩目,诚足倾倒一时。惟是轻薄浮荡习气,与《三百篇》无邪之旨相悖。”
357 袁枚的诗受人诟病正在于诗“格”不高。“子才诗体似袁宏道兄弟一派”。“吾乡渔洋先生诗驰名海内,特兴风韵一派。然其流弊遂成涂饰柔腻,故身后声名日减。南人沈确士力矫渔洋习气,今袁子才亦痛诋渔洋,所恶于渔洋者为其涂饰柔腻也。若子才之诗格未必高于渔洋,而粗鄙村率不值渔洋一笑云。”(李怀民《高密三李诗话底稿·论袁子才诗》,清钞本)
358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 页。
359 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见《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52 页。
360 《论语·阳货第十七》,见王炜译注《论语通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4 页,第 201 页。
361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03 页,第 441 页。
362 沈德潜是不能从理论上肯定“温柔乡语”或宋诗的价值的。就拿宋诗来说,如果从理论上证明自己“许宋人之变唐”,就极有可能被人误读为“宗宋”。沈氏的前辈钱谦益、王士禛就是极好的例证(见第四章)。沈德潜所做的,只能是在选诗实践中尽可能地做到“中正和平”,不偏执一端。 蒋寅先生的《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也谈到王士禛论诗和选诗的不一致之处。蒋寅先生说,今人“提到《唐贤三昧集》,总以为它标举神韵,专主于倡导淳古淡泊的风格理想。其实只要认真考察一下《三昧集》的选目,是不会得出这种武断的结论的。”“从作家流派来看,《三昧集》既选录许多王、孟之作,也广收高、岑一路以气骨见长的作品,尽管在卷次上显出某种轩轾之意,大体还算持平。再从各人所取作品来看,《三昧集》也并未拘泥于趣味,摒弃其所长而取其所短,如岑参,收了大量边塞之作。”(见蒋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2 页)但由于王士禛自己在《唐贤三昧集序》中说,自己对严羽、司空图的诗说“别有会心”,“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录其尤隽永超诣者”。所以,《唐贤三昧集》给后人的印象总是不脱淳古淡泊之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理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理论上的倡扬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也在约正是沈德潜不从理论上肯定宋诗、风情诗的原因之一吧。
363 即使沈德潜对这一问题有充分的思考,考虑到他在当时的地位,跟袁枚这样一个年轻的、还没有在诗坛中心完全立定脚跟的同年辩驳,也是有失身分的。
364 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45 页。
365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45 页。
366 沈德潜《归愚诗钞》卷二十,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67 袁枚《随园诗话》卷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0 页。
368 沈德潜《采菱曲》,《归愚诗钞》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69 沈德潜《西洲曲 题友人西洲系柳图》,《归愚诗钞》卷一,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70 乾隆十一年,沈德潜的夫人俞氏辞世,沈德潜作《梦亡室俞夫人醒哭以诗》,“进呈新诗,此诗未删”(见《沈归愚自订年谱》)。沈德潜向乾隆进呈新诗时没有将此诗删去,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表明他不反对悼亡诗在公开、正式、严肃的场合流传。这是因为与乐府所表达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不同,夫妻之情是合于社会规范的。
371 沈德潜的诗说被称为“格调说”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他在选诗、评诗时,非常注重诗体的深层文化蕴含,尽量地选那些合“格”之作。
372 袁枚《瓯北集序》,见《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2 页。
373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4 页。
374 袁枚《随园诗话》卷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10 页。
375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开明书店 1944 年版,第 311 页。
376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清刊本。 邱炜萲(1874—1941)论诗褒扬袁枚,批评沈德潜。他在综论有清一代诗坛的情况时,也未提及沈德潜有“格调”之说,“二百年来论诗者,无虑数千家,其可得而见者:新城王渔洋以神韵,而番禺张松庐要之以沉着,钱塘袁随园以性灵,而大兴翁覃溪实之以肌理。”(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续修四库全书》第 1708 册,第 94 页) 钱泳在谈到沈德潜与袁枚诗学的不同时,也未将沈德潜的诗说命之为“格调”:“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钱泳《履园诗谭》)“格律”与“格调”显然不是相同的概念。
377 至少沈德潜在世时,沈、袁二人的诗学分歧还未上升到“格调”和“性灵”之争。王英志先生在《性灵派研究》一书中说,“袁枚论诗标举‘性灵’二字,于文论见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所写的《钱玙沙先生诗序》,中有‘既离性情,又乏灵机’一语,‘性情’与‘灵机’合言即是‘性灵’。同年所作《静里》诗有‘静里功夫见性灵,井无人汲夜泉生’之句,此首次明言‘性灵’一词,但并非明显论诗。而论诗明确言性灵,于诗则见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写的《仿元遗山论诗》评‘夫己氏’之所谓‘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此时袁枚已 66 岁,开始撰写《随园诗话》,已大量采用‘性灵’语论诗与评诗了,并详细具体地论证性灵说的观点。”(见王英志著《性灵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 页)
378 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88 页。
379 见《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7 页。 据时人记载,袁枚为人写传记或墓志铭等多不经人请,“孙君渊如又谓,其(按:袁枚)神道碑、墓志铭诸文,纪事多失实。予谓:岂唯失实,并有与诸人家状多不合者。即如朱文端公轼、岳将军钟琪、李阁学绂、裘文达公曰修,其文皆有声有色。然予与岳、裘二家之后,俱属同年,而穆堂先生为予房师、李少司空友棠之祖,且予两至江西,见文端后裔,询之,皆云未尝请乞,亦未尝读其作。盖子才游屐所至,偶闻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著为志传,以惊爆时人耳目,初不计信今传后也。”(王昶《湖海诗传》)沈德潜的这篇墓志铭不知是袁枚应沈氏后人之约所作还是自行撰就,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证明袁枚虽然论诗的观点与沈德潜有所不同,但对沈德潜本人是未存芥蒂的。
380 黄宗羲在《马雪航诗序》中说:“盖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歈越唱,怨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
381 这里所说的严肃文学包括表现社会生活、关注社会民生的作品,也包括那些以陶情为宗旨的作品。娱情文学主要指那些以娱人或娱己为目的的作品,也就是娱乐性作品。
382 袁枚在创作中并不排斥“非”“刺”,不排斥表现忠孝节义,“有人以某巨公之诗,求选入诗话。余览之倦而思卧,因告之曰:诗甚清老,颇有工夫,然而非之无可非也,刺之无可刺也,选之无可选也,摘之无可摘也。孙兴公笑曹光禄:‘辅佐文如白地明光锦,裁为负版袴;非无文采,绝少剪裁’是也。或曰:其题皆庄语故耳。余曰:不然。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随园诗话补遗》卷二)所谓“庄语”就是严肃的内容和题材,也即是军国大事、礼乐政教等问题。袁枚认为,这样一类题材也应该运之以性灵之笔,生动地传达出来。另外,明清很多戏曲、小说虽出于娱乐的目的,但也包含着浓重的伦理教化观念。
383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不是表达男女情感的最佳体式,“如果作品没有象征意义,女性题材则被认为趣味不高,不适于用诗来写”。(陈文新,王炜《传、记辞章化:从中国叙事传统看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 2 期,第 190 页)一般情况下,文人用词和赋表达风怀。 沈德潜在编选系列诗歌选集,清理诗歌历史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虽然从主流观念上说,诗不适合表达风怀,但实际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风怀诗在社会上流行。如何在选诗的时候处理这些风怀诗,这就需要选家通过这些诗对私密情感的表现方式,以及表达的程度,确定是不是可以将其中很小一部分有选择性地纳入选集。
384 沈德潜《杨叛儿·小评》,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6 页。
385 沈德潜《古诗源·例言》,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386 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序》,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9 页。
387 沈德潜《汪大绅五子说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三,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388 见沈德潜等《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1 页。
389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4—85 页。
390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开明书店 1944 年版,第 307 页。 冯友兰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论及朱子理学的一段话,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以沈德潜的诗论为代表的严肃文学对色、欲等私密生活的态度,“饮食男女之欲,宋儒并不以为恶,特饮食男女之欲之不‘正’者,换言之,即欲之失者,宋儒始以为恶耳。朱子谓欲为水流之至于滥者;其不滥者,不名曰欲也。故宋儒所以为恶之欲,名为人欲,实为私欲:正明其为欲之邪者耳。”(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1 页)
391 郑元勋《媚幽阁文娱》,上海:上海杂志公司 1936 版,第 67 页。
392 李贽《焚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5 版,第 112 页。
393 明代中后期色情小说的大量出现,无疑与高扬文学的娱情性密切相关。
394 王夫之《姜斋诗话》,见丁福保编《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15 页。
395 毛先舒《诗辩坻》,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 页
。
396 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 页。
397 袁枚《所好轩记》,《袁枚全集》第一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8 页。
398 见《袁枚全集》第二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7 页。
399 姚鼐《与鲍双五》,《惜抱轩文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4 页。 400 见梁晋竹《瓯北控词》,《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6 页。
401 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续修四库全书》第 17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7 页。 时人对袁枚的批评及今人对袁枚的肯定,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今天,我们站在当下的立场上肯定袁枚的诗说及诗歌创作的意义和价值,有谁知道百年之后,我们今天文坛上流行却受一部分人鄙视的,如那些被冠以“身体写作”的小说,不会被视为推动社会观念进步的重要作品呢?今天被我们视为娱乐方式的电影、电视不会取代当今文坛的小说,而成为以后文化教学中的主角?考虑到袁枚在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影响,以及在当下书写的文学史上的地位,考虑到从文学整体来看,以诗为主体的口传文艺被以小说为主体的书面文艺所代替,我的这种假设也许不无道理。
402 陈来《宋明理学·导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页。
403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严肃文学中部分末流之作过于强调教化作用,忽略了美,沦为政治文学。与此相类似,部分娱情文学也可能走向极端,成为市侩化的作品。无论是政治文学还是市侩化的作品都是不美的,沈德潜所排斥的正是这两类作品。
404 从西方批评理论来看,袁枚所说的“性灵”大致相当于西方对“主体”的强调,而沈德潜所说的“性情”与现象学派创始人胡塞尔提出的“主体间性”(也就是主体间的关系)有类似之处。
405 钱谦益《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有学集》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73 页。
406 在沈德潜那里,“物”除了有“伦物”之意外,还有其他内涵。《清诗别裁集·凡例》说“诗必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有物也。”这里,沈德潜所说的“言有物”除了指诗歌的“情”是建立在人伦关系之上的感情,强调这种感情的实在性、实体性外,还指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丰富而真实的内容。
407 王夫之《诗广传》卷一,见《船山全书》第 3 册,长沙:岳麓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8 页。
408 王夫之《四书训义》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32 页。
409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见《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17 页。
410 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37 页。 另外,沈德潜、袁枚二人对“性情”之源泉的体认不同,导致二人对“情性”的界定也不一样。袁枚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性情”是自足的。所以,袁枚所倡的“诗言性情”是从本源的意义上而言的,不涉及或者说较少涉及文学的功用性。沈德潜认为“性情”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所以,沈德潜的“诗本性情”不仅指向文学的本源,而且必然引向文学的功用。因为,既然诗源于人与人的关系,当然有助于陶冶性情,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和谐。所以,如果我们批评沈德潜,说他不加辨析,将内在价值和外在功用混为一谈,也许更中沈氏要害。 从这个角度上看,沈德潜的诗学反映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弊病:将内在价值和外在功用混为一体。这正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如徐釚为友人顾樵所作的《十七代诗选序》虽然将诗的本源和功能作了区分,“舜典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但最后仍归于“故诗者,王者之迹也”,“作诗之教未有不本于温柔敦厚者也”。
411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5 页。
412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45 页。
413 关于“美”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这个问题,虽然学界主流观念普遍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考察“美”。但一旦涉及到从“美”的角度考察文学作品时,往往将“美”当作纯粹个人化的东西,有时甚至有意割断“美”与公共的、社会的、政治的联系。
414 在《再答彭木书》中,袁枚说,“人欲当处,即是天理”,可见,袁枚更注重“欲”。
415 陈仅的《竹林问答》成书于清道光年间,在《竹林问答》中,陈仅批评“性灵之说”追逐声色货利、耳目之欲,“诗本性情,古无所谓‘性灵’之说也。《尚书》:‘诗言志。’《诗序》:‘诗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赋》:‘诗缘情绮靡。’有情然后有诗。其言性情者,源流之谓,而不可谓诗言性也。‘性灵’之说,起于近世,苦情之有闲,而创为高论以自便,举一切纪律防维之具而胥溃之,号于众曰‘此吾之性灵然也。’无识者亦乐于自便,而靡然从之。呜呼!以此言情,不几近于近溪、心隐之心学乎?夫圣人之定诗也,将闲其情以返诸性,俾不至荡而无所归。今之言诗者,知情之不可荡而无所归,亦知徒性之不可以说诗也,遂以‘灵’字附益之,而后知觉、运动、声色、货利,凡足供其猖狂恣肆者,皆归之于灵,而情亡,而性亦亡。是故圣道贵实,自释氏遁而入虚无,遂为吾道之贼。诗人主情,彼荡而言性灵者,亦诗之贼而已矣。”(《竹林答问》,见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222 页)
416 见黄淮《省愆集》卷首,四库全书本。
417 李开先《市井艳词序》,见《李开先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年 8 月,第 469 页。
418 关于明代人肯定民间文化的原因,有人提出,“明人不满意于理学家的崇‘理’抑‘情’和宋人诗作的重在‘意格’,以复兴唐以前诗歌主情韵的特色为己任,但由于传统雅文学的体制日趋僵化,他们对自己诗文创作亦常有不足之感,便自然而然将眼光投注于新兴的俗文学,而有‘真诗乃在民间’的感叹。”(董乃斌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 版,第 25 页)
419 当然,清前期对民间文学也并非只有批评的声音,戴名世(1653—1713)就肯定“农夫细民”的歌谣,“余游四方,往往闻农夫细民倡情冶思之所歌,而亦时有义意之存,其体不出于比、兴、赋三者,乃知诗者出于心之自然者也。世之士多自号为能诗,而何其有义意者之少也。盖自诗之道分为门户,互有訾謷,意各据一二古人之诗以为宗,而诋他人之不能知。是其诗皆出于有意,而所为自然已汨没于分门户、争坛坫之中,反不若农夫细民倡情闱思之出于自然,而犹有可观者矣。又其甚者,务为不可解之辞,而用事则取其僻,用字则取其奇,使人茫然不识所谓,而不知者以博雅称之。以此为术而安得有诗乎!此诗之一变也。”(戴名世《吴他山诗序》,《戴名世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9 页)但可以肯定地说,清前期对民间文化的批评是居于主流的。
420 沈德潜《卓雅集序》,《归愚文钞余集》卷三,清乾隆教忠堂刻本。
421 沈德潜在谈到鄙体时,所用的词是“邻”,谈到“俗体”时,所用的词是“略同”。从这些词的细微差别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在沈德潜看来,“鄙体”与“佞谀者”的联系远比“俗体”与“里巷者”的关系更为紧密。
422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0 页。
423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5 页。
424 袁枚《随园诗话》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80 页。
425 钱泳《履园诗谭》,见丁福保编《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872 页。
426 从沈、袁二人的实践层面上看,沈德潜推行精英文化的行动体现在编选、裁定诗歌选集,确立经典上,袁枚肯定大众文化的行动则体现在广收门生弟子方面。袁枚的弟子“方外缁流,青衣红粉,无所不备”。袁枚还“广收女弟子三十余人”,公开与女弟子诗酒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十七岁的袁枚在杭州招女弟子七人作诗会,轰动杭州城,事后女弟子潘素心赋排律三十韵记此盛会,受到袁枚的称赞。袁枚还专门刻印有《女弟子诗选》以及女弟子张瑶英的《绣墨诗集》等。针对世人讥笑他门庭广大,袁枚说:“子不读《尚书大传》乎?东郭子思问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医门多疾,大匠之门多曲木,有教无类,其斯之谓欤?’”袁枚《随园诗话补遗》甚至不无得意地记下王文治(1730—1802)赠给他的诗,“佛法门墙真广大,传经直到郑樱桃。”郑樱桃为男宠,“襄国优童也,艳而善淫”。
427 从这个角度上讨论问题也有助于理解古代文学其他领域的问题。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基本上仍局限于名著、大家,二、三流的小说始终未能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如果我们还原二、三流小说在日常生活中娱乐性的面目,也许不仅能开拓小说研究的新领域,还能拓宽名著的研究思路,对当今纷繁的小说界及现当代小说研究也不乏启示意义。
428 卢卡契《审美特性》第 1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页。
429 宋人也将日常生活入诗,但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开拓诗的表现领域,而不具有反抗的因质。
430 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2 页。
431 我个人的观点是:对于传统、对于主流的东西不是不能批判,但应该在了解传统及主流的基础之上,再做出反对或倡扬的决定。如“五四”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反传统,其思想根基是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的理解。我们承袭了他们的观点,却对古代文化知之甚少,其结果必然沦于盲目地批判,而导致自卑、自叹的心态。另外,有关如何面对“五四”反传统这一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涌起了一股否定“五四”精神的潮流,在这股大潮中,确实有人深刻地理解了“五四”的内涵,起而矫之,但搅入其中沽名钓誉者也不乏其人。批评传统,却不理解中国儒家思想、“五四”精神,批评沈德潜,却不能“同情地理解”沈德潜等存在的现实语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对姿态可能是空泛的,做出的评论也可能沦为无稽之谈。
432 李文阁、于召平《生活世界:人的自我生成之域》,《求是学刊》2000 年第 1 期,第 34 页。 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这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与李文阁、于召平的观点不同,有人仍然坚持人的生活有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之分:“日常生活往往是一个凭借重复性实践和重复性思维而运行,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经验主义文化因素为基本图式,以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天然情感等自然主义文化因素为立根基础的自在的和未分化的领域。……非日常生活活动领域通常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以科学、艺术、哲学等为表现形态的自觉的精神生产,二是以社会化大生产、经济、政治、公共事务等为内涵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3 页)从李文阁、于召平的论述来看,这样一个划分的方式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433 卢卡契《审美特性》第 1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页。
434 另外,即使我们将日常生活限定在狭义的范围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不存在主流社会漠视狭义日常生活的现象。如沈德潜,他的诗学代表着主流的态度,沈氏反对的是过分表现私密生活,但对于符合人伦关系的、有利于人际和谐的感情持赞同态度:他不喜欢龚鼎孳的“宴饮酬酢之篇”,但在《清诗别裁集》中,他收录了大量情感真挚的“宴饮酬酢之篇”;他反对王次回的《疑雨集》一类作品,但并不反对夫妻之情的表达(甚至不反对男女私情的适度表达)。这种夫妻之情、朋友之情既是一种伦理关系,具有社会性,又具有日常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没有理由断然判定沈德潜的诗学只关注社会性生活,而不关注日常性生活。
435 与沈德潜的诗学追求理想主义、追求崇高相比,袁枚诗学的意义在于:防止日常生活过于淡化而导致个性化的丧失。我们不能过分地淡化日常生活,因为淡化意味着被漠视,个人的日常生活被简化、遮蔽往往意味着个体被压抑。因此,无论是袁枚强化日常生活,还是沈德潜淡化日常生活,都建立在他们对社会、人生所作出的深切的思考之上。
436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 页。
437 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文学史、思想史上,我们认为特立独行、离经叛道之士很可能是迎合某种社会潮流、故作姿态的俗人;那些看来保守的人反而是对社会进行审慎思考,以积极态度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
438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0 页。
439 我认为,沈德潜的意义不在于他是一个可供我们批评的对象,而在于我们如何通过他的诗学反思自身的生存境况和思想状况。特别是当我们批判他的诗学是封建诗学时,这何尝不是以当下官方的、主流的价值观念为标准对他做出的评价呢?关于这个问题,朱自清先生《论严肃》一文极有参考意义,他说新文学运动批判宋儒的“作文害道”,要打倒那“道”,让文学独立起来,“他们要给白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给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然而这也未尝不是‘载道’;不过所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批评主体,自己也处于一定时代的主流意识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学批评中保持理性。黄宗羲《范道原诗序》中的一段话也很值得我们深思:“今人好议论前人,四书才毕,即辨朱、陆异同;今古未分,即争汉、宋优劣。至于言诗,则主奴唐、宋,演之为北地、太仓、竟陵、公安。攻背地、太仓者,亦曾有北地、太仓之学问乎?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
440 毛先舒《诗辩坻》卷三,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8 页。
441 徐釚《十七代诗选序》,见《南州草堂集》,清刻本。
442 张元《西圃诗说序》,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84 页。
443 陈文新《明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9 页。
444 薛雪《一瓢诗话》,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1页。
445 陈文新《明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9 页。
446 有关这个问题,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详细的论述,他说,“吾国文学,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横”的“体制”对应“体格”,“纵”的“品类”对应“品格”。钱钟书先生还说,“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二事各不相蒙,试以例证之:譬之诗词二体,词号‘诗馀’,品卑于诗;诗类于词,如前节《眉庵集》云云,固为失体;然使词类于诗,此物此志,其失惟均。”“体之得失,视乎格调(style),属形式者也;品之尊卑,系于题材(subject),属内容者也。惟此处所谓品,差与 Brunetiere 所谓 genre 相当,司空图《诗品》则品性、品格之谓,视乎格调,非系于题材也。”关于诗词的品格问题,田同之在《西圃诗说》中也谈到,“诗贵庄而词不嫌佻,诗贵厚而词不嫌薄,诗贵含蓄而词不嫌流露。之三者,不可不知。”
447 陈文新师在《明代诗学》一书中将之简明扼要地概括为,“‘格’强调的是师往古之体”。(陈文新《明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 页) 明清两代诗论家,也常谈到“往古之体”的最佳范型,如沈德潜的好友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谈到:“五古自汉、魏至晋、宋俱可学,齐梁以下不必学,唐代五古,则自陈伯玉、张曲江至韦、柳俱可学,自后亦不必学。”“七古自晋世乐府以后,成于鲍参军,盛于李、杜,畅于韩、苏,凡此俱属正锋。唐初王、杨、卢、骆体,为元、白所宗,可间一为之,不得专意取法,恐落卑靡一派。”“五言律杜老固属圣境,而王、孟确是正锋。向后诸名家,竭尽心力,不能外此三家。前此则陈子昂、李太白亦佳。余俱旁门小窍耳。”“七律古今所尚,……至于子美而备,笔力亦至于子美而极。”“五言绝发源《子夜歌》,别无谬巧,取其天然,二十字如弹丸脱手为妙。李白、王维、崔国辅各擅其胜,工者俱吻合乎此。”
448 薛雪《一瓢诗话》,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44 页。
449 陈文新《明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9 页。 陈文新师在《明代诗学》一书中讨论“格调”的问题时说,“坦率承认‘格调’的含义纷繁多歧,这种态度是可取的。我以为‘格’至少至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指‘体格’,强调‘文各有体,得体为佳’;二、指‘风格’,强调每一时代、每一作者各有其独特性;三、指‘品格’,强调不同诗体的尊卑高下。‘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指声韵,古诗、律诗在音韵方面差别甚大;二、指风韵,诗须有一种风致,一种神韵。”
450 在此,之所以要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从理论上看,立场和出发点,即使只有细微的差异,应用于实践中,却可能导致重大的、原则性的差别。也就是说,立场和出发点稍有不同,其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451 吴兆路《沈德潜“温柔敦厚”说新解》,《文学遗产》1997 年第 4 期,第 91 页。
452 在《清诗别裁集》中,沈德潜虽然也谈到了钱谦益的政治态度,但却抱着一种悲悯的情怀。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钱谦益小评》中说,“至前为党魁,后逃禅悦,读其诗者应共悲之。”
453 乔亿《剑溪说诗》卷下,见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53 页。
454 薛雪《一瓢诗话》,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2页。
455 潘德舆《姚梅伯诗序》,《养一斋集》卷十八,清刻本。
456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见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112 页。
457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见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54 页。
458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见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137 页。
460 黄子云《野鸿诗的》,丁福保编《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854 页。
461 黄子云《野鸿诗的》,丁福保编《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836 页。
462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李商隐小评》,见沈德潜等著《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4页。
463 见沈德潜等著《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3 页。
464 见沈德潜等著《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0 页。
465 见沈德潜等著《历代诗别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8 页。
466 黄子云《野鸿诗的》,丁福保编《清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835 页。
467 薛雪《一瓢诗话》,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108 页。
468 沈德潜也并不否认作品的品格和作家的人格有关联。他在《说诗晬语》中提出,作家主体个性气质会影响诗歌创作:“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但在很多情况下,作家的人格和作品的品格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沈德潜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具体选诗、评诗中,他不将作家的人格作为评诗的第一要素。
469 陈文新《明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59 页。
470 沈德潜《说诗晬语》,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8 页。
471 沈德潜《说诗晬语》,见叶燮、薛雪、沈德潜《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7 页。
472 在体会作品的“格”时,也需要“静气”,以进入文学作品内部,抛开作家的道德品质、政治表现等问题,去涵咏诗作本身的品格、体会作家的特有风格。
473 毛先舒《诗辩坻》卷一,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 页。
474 毛先舒在《诗辩坻》中说:“诗须博洽,然必敛才就格,始可言诗。亡论词采,即情与气,亦弗可滥。胸贮几许,一往倾泻,无关才多,良由法少。”(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 页) 诗论》,《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第 4 期,第 25 页)
482 参见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4—165 页。
483 张健《清代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1 页。
484 当下,我们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是站在纯粹鉴赏的角度,而毫不考虑研究成果有无指导实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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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许总《沈德潜“温柔敦厚”说辩》,《文史哲》1985 年第 1 期,第 32 页。
487 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6 页。
488 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下)》,《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第 4 期,第 87 页。
489 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1 页。
490 李剑波《格调说的文化蕴含》,《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第 83 页。
491 见《文学遗产》1997 年第 4 期,第 90 页。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吴兆路先生虽然站在肯定沈德潜的立场上,但他立论的根基与那些否定沈德潜“温柔敦厚”说的论者是一致的,那就是以沈德潜的诗学与政治的关系为标准评价沈德潜的诗学。否定沈德潜的学者提出,沈德潜与官方保持一致,所以,是必须予以批判的。吴兆路则认为,沈德潜的诗论、诗选及诗作包含着很多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具有反传统的精神,因此,应当对其予以肯定。
492 胡可先《沈德潜杜诗学述略》,《杜甫研究学刊》1994 年第 1 期,第 37 页。
493 胡可先《沈德潜杜诗学述略》,《杜甫研究学刊》1994 年第 1 期,第 41 页。
494 正如本人在博士论文正文中谈到的,任何一个时代,文学,也包括文学研究与政治处于纠结状态。但在不同的时代,政治对文学、文学研究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这决定了文学、文学研究是否能表现出独立的意识和品格。
495 李世英《论沈德潜的诗歌审美理想》,《攀登》,2001 年第 1 期,第 90 页。
496 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上),《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第 3 期,第 62 页。
497 李剑波《格调说的文化蕴含》,《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第 81 页。
498 王琳、孙之梅《沈德潜对明代复古派理论的修正》,《齐鲁学刊》2004 年第 2 期,第 118 页。 他们还认为,沈德潜这种融通的诗论观念使复古派理论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沈德潜作为复古派理论的总结者,他吸收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复古派对立者的观点,例如他一方面批评钱谦益对复古派的抨击有失当之处,一方面又在自己修正复古派诗学理论中采纳钱谦益的意见。经过沈德潜的继承、修正,复古派的文学理论更周严,更具有兼容性,更富有文化底蕴,在文学的统系上也更加清晰、通畅。”
499 王琳、孙之梅《沈德潜对明代复古派理论的修正》引沈德潜诗论著作《说诗晬语》中语。
500 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4 页。
501 陈新璋《评沈德潜在唐诗学上的建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第 75、78 页。
502 陈岸峰,《<唐诗别裁集>与<古今诗删>中“唐诗选”的比较研究——论沈德潜对李攀龙诗学理念的传承与批判》,《汉学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404 页。
503 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第 4 期,第 22 页。
504 章继光《沈德潜的格调说以及对“四唐”诗流变的考察》,《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第45 页。
505 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第 4 期,第 24 页。
506 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第 4 期,第 26 页。
507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大陆地区沈德潜研究的着手点是:沈德潜诗论的具体内容“温柔敦厚”。与大陆不同,港台地区的沈德潜研究,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就着眼于沈德潜的“格调说”。因本人只见到其中的一部分资料,还无力把握港台有关沈德潜“格调说”研究的全貌,为避浅陋,兹不详叙。
508 章继光《沈德潜的格调说与对唐诗的评价问题》,《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 年第 4 期,第 89 页。
509 严迪昌《清诗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86 页。
510 严迪昌《清诗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79 页。
511 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63 页。
512 吴兆路《沈德潜“温柔敦厚”说新解》,《文学遗产》1997 年第 4 期,第 92 页。
513 周伟业、陈玉洁《沈德潜对叶燮诗学批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第 89 页,第 91 页。
514 吴兆路《沈德潜“温柔敦厚”说新解》,《文学遗产》1997 年第 4 期,第 91 页。 北京大学 2005 届博士毕业生王宏林的博士论文《沈德潜的四个选本研究》,对沈德潜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的基本面貌,进行了梳理。
515 王炜《<说诗晬语>和沈德潜的诗学理想》,《学术交流》2006 年第 3 期,第 148 页。
516 冯保善《沈德潜与<古诗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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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杜甫学刊》1995 年第 3 期,第 44 页。
523 郑佳伦《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之诗观研究》,(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技术资料中心 1999 年,第 32页。
524 陈岸峰《<唐诗别裁集>与<古今诗删>中“唐诗选”的比较研究——论沈德潜对李攀龙诗学理念的传承与批判》,《汉学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400 页。
525 胡可先《沈德潜杜诗学述略》,《杜甫研究学刊》1994 年第 1 期,第 39、40 页。
526 蒋寅《王渔洋和康熙诗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6 页。
527 参见王水照《永远的<唐诗三百首>》(《中国韵文学刊》2005 年第 1 期)等。
528 王宏林《推尊七子 重倡格调——论<明诗别裁集>》,《中国诗学》第 10 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8 页,第 200 页。
529 吴兆路《沈德潜“温柔敦厚”说新解》,《文学遗产》1997 年第 4 期,第 91 页。
530 吴伯娅《乾隆帝和他的诗臣沈德潜》,《紫禁城》2002 年第 2 期,第 56 页。
531 周晨《沈德潜与<一柱楼>诗案探论》,《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第 15 页。
532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1 页。
533 严迪昌《清诗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92 页。
534 黄瑞云《论乾嘉诗坛》,《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版科学版)2001 年第 1 期,第 22 页。
535 霍有明《清代诗歌发展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71—174 页。
536 黄瑞云《论乾嘉诗坛》,《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版科学版)2001 年第 1 期,第 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