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研究(199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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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过去30多年,中国新闻业发生的变化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学术话题。以往对中国新闻改革的研究偏向于从组织与结构的角度来描述1978年后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对新闻组织与新闻从业者作为“行动者”的能动性重视不够。本文则是从“行动者”的角度出发,关注中国新闻记者在转型社会的时代意义。之所以选择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是因为他们所讨论和关注的议题就其公共性质而言,远远高过其他新闻类型,能够彰显出本文所要探索的主题。本文对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进行了初步的探究,结果发现:
     首先,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介逐渐表现出一种多元的社会角色。在此过程中,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们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媒介功能的理解,他们普遍认同“第四等级”、“看门狗”等一系列彰显媒介功能的观念,通过自己的新闻生产实践,履行公共表达的职能。但是,由于新闻体制的影响,这种公共表达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多数时候,媒体和记者不得不遵从来自权力结构的管制。但有时,媒体和记者也会通过“临场发挥”等手段伺机有所突破。总之,在传统的喉舌定位之外,媒体也渐渐履行了部分公共领域的职能。
     其次,中国记者习惯了倡导式的职业角色,这是由文人论政和党的喉舌双重传统决定的。因此,一部分调查记者在报道中并不掩饰情感,甚至失之平衡,为弱势群体代言。但随着新闻专业化的推进,以新闻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调查记者中开始流行,客观、平衡、中立等价值观念已经内化为部分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指导着他们的新闻生产实践。然而,新闻专业主义尚未扎根就受到更大的挑战,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使得公众更加快捷、直接、深刻地影响着记者的新闻生产过程,汹涌的网络民意干扰了调查记者们的专业实践。
     第三,伴随着中国新闻改革的持续推进,记者对于自身处境的主观感受也日益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一般而言,中国记者往往以知识分子自居,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我们在赞赏市场作为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结构性因素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商业逻辑侵入媒介组织和新闻生产过程势必会改变记者工作的性质。记者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新闻民工”,一些调查记者在政治、商业等外力的冲击下,渐渐丧失对于新闻专业的信念,进入一种以生存为主的工作状态。
)n the past 30 years, Chinese journalism has made much progress. Many scholars are interested in these changes. Some people study the Chinese news media's reform from the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s view to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journalism, but the agency's view is not enough. In this thesis, news media and journalists are viewed as agency to deal with structure's change. My concern is about Chinese journalists'valu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As for studying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because issues that they are discussing have more public values than any other journalism's genre. SoⅠstudy contemporary Chines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occupational ideology, and have reach some conclusions:
     First, Chinese journalism i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fter 30 years, we can see that Chinese news media has a multifunctional roles in the society. In this process, many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have their own feeling of media's function. They generally recognize the "fourth estate" and "watchdog role" in a modern society, express their viewpoint on behalf of the public. However, due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public expression is quite limited. In most cases, the media and journalists have to abide by the power structures'control. But sometimes, the media and journalists will also employ many active means for a breakthrough. In short, the media is always the organs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but also has begun to perform the functions of the public sphere partly.
     Secondly, Chinese journalists are accustomed to play an advocate role; this is because of two journalistic traditions:the literati tradition and the mouthpiece tradition. Therefore, som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don't conceal their sentiments, even lose balance in their news-making, and they prefer to be on behalf of vulnerable groups. But now with the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zation in China,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many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practice. Objectiveness, balance, neutrality are taken into account by many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to guide their news production. But,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has not been accepted well, and received greater challenge. With the help of some social media, the public is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news production faster; network public opinion will exert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journalists'ideology, even make some journalist yield to so-called public opinion and lose their professionalism.
     Third, accompanied by the Chinese market media's advance, som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have changed their feeling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 Chinese reporters often view themselves as intellectuals,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ety. However, when we appreciate the market as an active structural factor, we must also see that the market logic of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media production process which will change the nature of journalistic work. Journalists have to sell their labor as "news migrant workers'". Som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will lose their professional ideals and step into a survival situation.
引文
1其实从2010年8月起,关于中国GDP超越日本的问题就己频频见诸于媒体,当时比较的是两国的季度经济数据。
    2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可视作官方态度的代表。他一而承认数据上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另一而则极力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提醒人们不要为此沾沾自喜。
    3尽管讨论者中间有着截然相反的判断,有人称赞中国拥有独特的发展之路,可以向外输出;也有人认为中国走得是蹩脚的西化之路,经济增长背后蕴含了巨大的社会风险,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中国经济正在改写着全球政治经济版图。
    4除了大众传媒,马骏(2010)描述的中国版本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还包括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出现和民间NGO的兴起。
    5 Schudson认为新闻业通常承担七项主要功能:信息提供、调查报道、分析评论、社会同情、公共论坛、社会动员、宣传代议制民主。参见作者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书第2450页的论述。
    6西方的学者和记者对调查性报道的界定也各有不同,段勃将分为三类,具体可见其《调查性报道概论》一书。
    72010年8月,笔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与钱钢交流。他认为,调查性报道的概念最早可能是从胡舒立撰写的《美国报海》一书后引入国内的。
    8还有一些研究者着重考察了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新闻史中的历史源头。
    9代表人物是孙世恺,他认为,调查性报道并非以“揭露问题为主旨”的报道形式,而是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或热点问题经过调查后写出具有定权威性的一种报道,对所报道的事实“为什么发生”或“怎么回事”及其“事实的可靠的程度”等问题,用活生生的事实和可靠的数字,向读者进行必要的回答,以增强新闻报道的力度和深度。
    10也有·些研究者将调查性报道的源头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理由是《申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报道已经体现出鲜明的调查性报道色彩。段勃在其《调查性报道概论》一书中有详细论述。不能否认,中国新闻业很早就有了具有调查性质的新闻报道作品,但产生明确的调查性报道的概念和意识却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
    11卢跃刚(2007)认为中国调查性报道的源流可以追溯至三个传统:调查报告、深度报道 与报告文学。“调查报告”一般是党报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研究一些急需解决的一般性问题,侧重指导工作、指导运动。“深度报道”是中国新闻界特有的一种新闻种类,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中国青年报》率先提出,一般公认为中青报记者张建伟首创。从实践来看,深度报道与调查性报道的关系史为密切。
    (?)这类报道也可能被纳入政治治理的过程,如《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引发全国范围内对收容制度的声讨,并促使这‘侵犯人权的制度得以废止。这是批评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和政府重视、并最终导致制度变更的一个典型案例,但它似乎不能被看作“治理技术”的体现,而是更接近十一种社会表达。《南方周末》
    13顾名思义,调查记者就是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但是在实践中,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调查性报道的记者非常罕见。像都市报的调查记者有时还要兼顾一些消息的写作,杂志的调查记者有时也要写一些解释类报道,甚至是比较软性的特稿。与之接近的一个概念是深度报道记者,在实践中,往往会混合使用。实际上,这个概念的范围更广一些,其中还包含一些从事解释性报道、特稿写作的记者。笔者研究的调查记者特指那些从事舆论监督性质的、依靠独立调查完成稿件的深度记者。
    14比如2010年12月,《现代快报》以王克勤、刘畅、简光洲三位调查记者为报道对象,描写揭黑记者的生存状态。2011年1月,中青在线邀请李建军、孙春龙、丁补之等人网聊调查记者面临的困境。
    15这句话据说是李希光教授用来评价《暗访黑帮》的作者曾华锋的。曾华锋,湖南人,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其间做过大量暗访、揭黑报道,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供职于《人民日报》。
    16对于职业意识概念的分析参见第二章,此处仅简单列出而不做过多阐述。
    17这两位学者正在进行一项针对调查记者社会网络的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收集数据。目前已完成问卷调查,相关数据正在处理中。
    18事实上,一些以调查记者为主要叙述对象的访谈录、纪实文学等作品已经大量存在,如《报道如何深入》、《记者如何专业》、《真相再报告》、《变脸》、《卧底记者》、《调查中国》等等。(?)类文献能够对研究调查性报道及调查记者提供鲜活的研究资料,但它们本身还不是学术成果,因而不在本文的文献梳理之列。但这些书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经验材料。
    19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张志安博士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一线的调查记者约在300人左右。
    20关于新闻从业者研究的文献很多,本文也只能选择部分予以梳理。
    21此书系由王维佳的博士毕业论文改编而成。
    22李金铨(2009)对萧乾、陆铿、刘宾雁三位记者的生命史研究,以记者个体的命运来探讨近代史上国共政局变化、报纸与记者的互动关系,生动地展示了社会学家C. W. Mills所说的,要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甚至要了解个人发生了什么,都必须把个人看成“社会里面传记与历史交汇的小点”。也是生命史研究取径应用到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极好的示范。
    23 Zelizer(1993)在“记者作为阐释社群”(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文中主张,将记者视为阐释社群,以探讨他们如何形塑意义。她指出,这一观点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记者社群如何阐释新闻记者的作为,以及受什么机制的影响而形塑出(属于其社群特有的)阐释。
    24在官方媒体中,新华社新华视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等也有调查性报道。
    25文中明确提及姓名的新闻从业者多数出自《报道如何深入》、《记者如何专业》、《真相再报告》、《变脸》四本书中。参考文献中没有具体罗列这些记者的访谈,只是列出了这四本书。
    1卢跃刚,四川人,《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报告文学作家。
    2按照张建(2000)的看法,从1949至1978年间,中共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之上;1978年至90年代中,经济增长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中共的主要合法性支柱,而意识形态则处丁小可或缺但次要的位置:90年代中期以来,法治成为新的合法性来源。
    3可参见《新民晚报》老记者张循在文革中的经历。张循:《时代的大风潮中:赵超构与我》,南方周末2007年7月18日,取自http://www.infzm.com/content/6591.
    4在英国历史上,早期的记者被蔑称为包打听(newsmongers)美国新闻史上的扒粪者(muckrakers)最早也是以负面形象示人的。
    5该书有中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名为China ink因有儿位受访者不愿出现在中文版上,所以两本书略有差异。
    6王军,贵州人,新华社记者,以对城市保护的报道而闻名,现供职于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
    7根据2002年出版的MacMillan英英辞典的解释,所谓的专业(profession)是指“要求特别的技术以及资格的工作,那些工作通常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1995年出版的Collins Cobuild英英辞典的解释是,“专业是一种要求高等教育或训练的工作”。
    8这两种取向也被称为属性模式和过程模式。参见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9-10页。钱玉芬(1998)则在上述两种取向之外,又概括出第三种——现象学取向。她发现,权力取向视专业为社会现象更重于抽象概念,并认定专业背后的权力关系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较多;结构功能的专业取向有归纳面向区辨专业本质的研究,也有以历史类型界定专业程度的研究;现象学取向则认为,专业需置于脉络中考量,只有投入个别专业群体,了解该专业中一般成员如何理解与应用专业,才能建立专业的普遍本质与共相。
    9黄旦(2011)在批评史学研究中对于理论采取轻蔑和任意的态度时,特意以近些年用“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某些报纸或者报人为例,指出大多都不是先细究这一概念之所由来,其包含的不同意义维度,与中国报刊实践的契合度,唯一所做的,就是用这一概念来分类,然后按照既定的逻辑,举证证明某某是“新闻专业主义”或者不是。他虽然谈及的是中国新闻史中存在的这一现象,但在当代新闻从业者的研究中同样需要认真考虑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分析中国新闻业的适用性问题。
    10笔者更认同一些研究者所做的个案研究,要么针对一些知名媒体,如陈毓婷(2007)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张专(2003)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进行的研究;要么针对特定的新闻从业者,如张志安(2008a)、黄缨杰(2009)等对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所做的研究。
    1此处引用的文献儿乎都是从结构和制度的角度来论述中国新闻改革的,也有不少学者从媒介组织和新闻从业者的层面探讨,体现出行动者的能动性。如潘忠党(2000)认为,中国的新闻改革实践主要表现为一种“临场发挥的行为”(improvised activities),这些临场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是微观情境性的、机会主义的和短期性的,并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地方性和特殊性色彩。陆哗关于大陆新闻生产过程中权力关系的非正式和动态特征的分析,强调了权力实践中的微观行动。陆晔和潘忠党(2003)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也是从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出发,分析新闻实践过程中的微观结构,阐释了行动者的行为与宏观结构的相互建构机制。
    2另有研究者在法团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党—市场法团主义”(party-market corporatism)的概念(Lee,He,& Huang,2007;Fan Meng,2009).
    3一些国内学者认为中国的新闻体制具有鲜明的战时体制特征,与这一概括意义类似。
    4周翼虎(2008)称之为意识形态权力国家按照周翼虎的解释,所谓的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是指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全部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党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解释者和发布者,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操纵,建立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权力国家。意识形态权力国家的最大特点,是其权力全部来源于人民对社会主义这种预言式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旨在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宣传工作被放在一个关系到国家权力生死存亡的位置。军事权力受制于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被边缘化。
    5宣传工作是党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从干部人事的角度即看出这一点,中宣部长历来都是政治局委员,省市县的宣传部长一般都是同级党委的常委。在整个中国宣传体系内,核心毫无疑问是以中宣部为首的各级宣传部门。中宣部代表党中央指挥和监督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生产,其中自然也包括新闻生产。中宣部通过宣传管理为媒体定调,哪些内容可以报道,以何种方式报道等,以保证有关国家利益的议题优先于其他议题。
    61985年,胡耀邦在《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而目前官方的新闻观念中,对于该问题的论述出自1989年江泽民发表的《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71997年,陈崇山和祝建华对5800名中国记者进行调查,发现72%的受访者认为记者应该分析和解释跟公众有关的社会问题,同时64%的人认为记者应该传播和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
    8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4号的访谈记录。
    9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号的访谈记录。
    10资料来源于笔者对23号的访谈记录。
    11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号的访谈记录。
    12资料来源于笔者对7号的访谈记录。
    13资料来源于龙灿的个人博客。
    14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0号的访谈记录。
    15比如宗教、军队、民族等问题。
    16资料来源于长平(2009)的个人博客。长平,原名张平,曾供职丁《南方周末》、《外滩画报》、《南都周刊》等媒体。
    17刘畅,《中国青年报》记者。
    18资料来源十笔者对3号的访谈记录。
    19资料来源于笔者对25号的访谈记录。
    20曾经担任过南方周末主编的江艺平及常务副主编的钱钢认为,这段话非常准确地描述了那一代南方周末记者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特质。
    21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5号的访谈记录。
    22资料来源丁笔者对3号的访谈记录。
    23资料来源于笔者对7号的访谈记录。
    24资料来源于笔者对4号的访谈记录。
    25如2010年沸沸扬扬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遭通缉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
    262004年11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为“吉方平”的评论文章,题为《一个迷惑人心的口号——回应“媒体公器论”》,明确否定了媒体是社会公器的说法。
    1上述职业角色模式的分类多以美国新闻业为蓝本而划分,也许有人会担心,未必适合中国情境。但笔者认为,中国已是一个逐渐融入世界体系的国家,新闻业的发展方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冲击,中国新闻业也将会更多地与世界接轨,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因此,中国记者的职业角色也可用美国学者建构起来的两种模式来分析。
    2《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认为南周的这种选择有其特定情境下的合理性,但记者也可选择做一个旁观者,与矛盾双方都保持足够的距离。
    3迟宇宙,山东人,曾供职于《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
    4章敬平,安徽人,曾供职于《南风窗》、《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等媒体,现已改行做律师。
    5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1号的访谈记录。
    6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1号的访谈记录。
    7唐建光,四川人,曾供职于《成都商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现为《看历史》杂志主编。
    8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1号的访谈记录。
    9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3号的访谈记录。
    10调查性报道与新闻客观性的关系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调查性报道要揭露弊端,自然就会有是非对错的标准,而且还要在公民中培养出道德感,已经不限于报道事实了。在美国的调查记者中间对此也有分歧,一些记者就表示,自己还是在实践客观性。相关论述可参见台湾学者林照真在《记者,你为何不反叛?》一书中的分析。
    11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号的访谈记录。
    12参见杨海鹏、唐建光等人接受张志安访谈时的表述。笔者与一些国内各地的调查记者接触后也感觉这种自我认识相当普遍。
    13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3号的访谈记录。
    14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8号的访谈记录。
    15资料来源于31号的个人博客。
    16徐帆所描述的“被逼出来的专业主义”,更多地指凤凰卫视在一种特殊的媒介所有制下进行商业化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所受到的“逼迫”。对于本文研究的调查记者来说,除此之外,还要备受来自政治、资本等外部的社会控制因素的影响,他们必须使自己更“专业”,以求顺利安全地完成新闻报道工作。
    17按照陈阳(2009)的分析,《财经》和《南方周末》宣称的是两种不同的新闻专业主义。与感情色彩浓烈的《南方周末》相比,《财经》从不宣扬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也不代言市场正义,只是强调尊重事实,事实是新闻的基础和生命所在。在写作方面,财经将事实与评论严格分离,文字冷静理性。
    18资料出自傅剑锋2009年6月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演讲,后收入2010年出版的《南方报业采编精英演讲录》一书中。
    19资料来源于笔者对9号的访谈记录。
    20李金铨(2009)将中国近现代报业概括为三种主要的范式:一是商业报,以《申报》和《新闻报》为代表,获利为主要目标;二是专业报,以《大公报》为代表,是中国文人论政的典范,善于商业经营,却不以牟利为目的;三是政党报,包括国共两党的喉舌。但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原本存在的商业报、专业报逐渐式微直至消失,完全建构起以“党的新闻事业”为核心理念的新闻范式。
    21这句话为14号受访者所说。他在访谈中提到《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所做的山西疫苗报道时,表达了这样的判断。
    1资料来源于笔者对2号的访谈记录。
    2胡展奋,上海人,供职于《新民周刊》。
    3该书有中译本,但在书中identity一词被翻译为身份,本文则统一翻译为认同。
    4谢泳(2005)总结出中国报业产生文人论政传统的原因有下列三点:第一,早期中国的报纸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他们创办报纸的动机不完全是出于商业目的,而是更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第二,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民间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制度保证。从晚清经北洋到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实行的是登记制的管理体制,没有完全切断民间办报的传统。第三,那时的社会是一个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民间有独立的资本,同时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的好处是相对独立,在同业之间有极大信誉,这些可以保证行业的基本自律。1949年后,至少后两个条件已经不具备了。
    5李大同,北京人,《中国青年报》编辑。1995年创办冰点栏目,主持笔政10年之久。
    6工克勤,甘肃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国内最负盛名的调查记者之一
    7资料来源于笔者对23号的访谈记录。
    8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2号的访谈记录。
    9同上。
    10同上
    11资料来源于笔者对8号的访谈记录。
    12资料来源于8号受访者的一篇业务手记,已公开发表于业务期刊上,此处隐去刊物名字。
    13资料来源于《南方周末》女记者黄秀丽的个人博客。
    14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5号的访谈记录。
    15同上
    16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0号的访谈记录。
    17资料来源于笔者对27号的访谈记录。
    18定州位于河北中部,此城南端有个绳油村,据称当年入侵的日本军队曾受挫败于此的村民阻击。绳油村一块两万多平方米的土地被定州电厂征用,由于补偿标准过低且征地程序不透明,多次上访未果后,农民自行搭建窝棚或挖掘地窑居住,以阻止征地。2005年6月11日,300来名头戴安全帽、身着迷彩服的青年男子,手持猎枪、钩刀、棍棒等前来袭击,造成6死48人重伤。案发次日,《新京报》独家刊发系列追踪报道,全面客观地展现了血案发生的前后和征迁利益纠纷。此后中央领导就此批示,定州市委书记、市长被免职,248名犯罪嫌疑人归案。经查,定州在征地过程中确实存在截留补偿款等问题,而血案居然由定州市委书记和风指使。此案经法院一审判决,4人被判死刑,3人被判死缓,包括和风在内的6人被判无期徒刑。
    19外界传言,报道定州血案是导致2005年12月29日新京报第二任总编辑杨斌被免的直接原因之一。曾担任核心报道部主编的罗昌平(2009)认为这其实是误传,在杨斌调离之前,核心报道未引发一起官司,未招致新闻主管部门的一张红牌,是因为报道强调严谨、客观。
    20这里引用的曹晋对新闻民工的论述出自2010年10月18日参加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七期双周学术午餐会的演讲。详情可参见:http://www.ias.fudan.edu.cn/News/Detail.aspx?ID=2751。
    21闾丘露薇在其新书《不分东西》中专列一章谈论了新闻民工问题。资料来源于她个人博客上的试读章节。
    22资料来源于《南风窗》记者尹鸿伟的个人博客。尹鸿伟,云南人,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现为《南风窗》记者。
    23资料来源十笔者对31号的访谈记录。
    24赵世龙,湖南人,现为《时代周报》常务副总编辑。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羊城晚报》、《新周报》等媒体,2003年入选《讲述》栏口的2003年八大风云记者。
    25赵世龙在接受《今传媒》杂志的访谈时对流浪记者现象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13号、18号也曾是90年代广州流浪记者族群中的一员。在他们的同伴中,很多人离开了新闻行业。仍留在新闻圈的,也通过各种方式摆脱这种流浪的状态。有的辗转多年, 在业内获得名气,进而上升为媒体中的管理层:也有的通过考研进入体制内媒体,如原《南方都市报》记者曾华锋考入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
    26资料来自于笔者对13号的访谈记录。
    27资料来自于笔者对18号的访谈记录
    28资料来自十笔者对7号的访谈记录。
    29资料来自于笔者对22号的访谈记录。
    30杨海鹏,上海人,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现为《财经》杂志高级记者。
    31资料来自于笔者对22号的访谈记录。
    32赵世龙还曾表示,他这样的记者常常处在羁旅无定之中,时间七零八碎,心态也飘泊得很,加上职业的状态是行动如风闻“新”起舞,做的又多是艰苦卓绝或者说是高难度的选题,所思所想都过于沉重,这种深厚的重硬载负形象,不是一般女孩子能理解和包容的,以至于个人感情上非常失意。参见刘根社对赵世龙的访谈,《今传媒》2005年第5期。
    33记者韩巍(2011)认为造成记者流动性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媒体管理者造就的年龄天花板,二是传媒组织过于等级分明的组织架构。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本质上这都是媒介市场化的后果。
    34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号的访谈记录。其中的“二球”是指已被关闭的21世纪环球报道,瞭望为隙望东方周刊。
    35资料来自于笔者对14号的访谈记录。
    36资料来自于笔者对16号的访谈记录。
    37资料来自于笔者对7号的访谈记录。
    38资料来自于笔者对27号的访谈记录。
    39资料来自于笔者对26号的访谈记录。
    40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0号的访谈记录。
    41根据台湾学者林照真(2006)的研究,美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的调查记者也都是以男性记者为主。她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父权式的新闻价值观。但实际上,女性在处理新闻时往往更细心、更坚毅、更不轻易妥协。笔者访谈的两位女调查记者(16号、22号)也否认性别对她们从事调查性报道有何不利之处,反而有时可以获得一定优势。
    42资料来源于陈峰的个人博客。
    43李建军,原《成都商报》驻京记者。该在线访谈可参见《调查性报道记者生存困境》,http://fangtan.cvol.com/content/2011-01/27/content 4131511.htm.2010年12月23日,《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发表了《“复旦18驴友被困黄山”真相调查,三次报警无人应一条短信惊两地,夜上黄山谁让救援队变敢死队?》的调查报道。这篇报道提到一个大学生的“二姨夫”在上海报警,有关方面将稿认定为假新闻。2011年1月21日,《成都商报》以“报道失实”、“严重违规”为由将龙灿开除。2月初,李建军为此事向报社总编写的信件被公开,使得自已也被报社解聘。
    44资料出自于李建军的信件。可在此处看到http://gududengdai 1974.blog.163.com/blog/static/317499320111552234316/。
    45资料来源于23号受访者的个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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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张永杰和程远忠(1988)借鉴Mead的“重大事件产生一代人”的观点,以政治人格为主轴,将中国社会人群划分为四代人:从政治时代经历过来的第一代人,建国后17年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人,文革中的红卫兵为第三代人,60年代之后出生的第四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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