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银企关系研究
摘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转型期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此提出一套具体制度和政策建议，而是力求为转型期的银企关系提出基本的概念和分析的框架。
转型期的银企关系处在两种体制的夹缝与摩擦之中，它本身充满着一系列深刻的矛盾与冲突。由此出发，本文致力于回答以下三个主要问题：(1)转型期银企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的现状如何，面临哪些基本矛盾；(2)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是什么；(3)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在哪里，转型期的银企关系向何处去。
为了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本文首先对贯穿始终的几个概念——转型、转型期、过渡经济及其特征进行了界定与描述；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思考与研究意义；简要说明了本文的结构安排与所采用的主要分析方法(第一章)。
为了使读者了解银企关系的过去，也为了使本文的研究具有纵深感，作者考察了银企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指出银企关系的发展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以高利贷为代表的早期民间信用是我国银企关系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在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经营机构——典当业、钱庄、票号等，它们的兴起标志着信用机构、信用制度的初步建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借款人面貌”逐步改变，高利贷资本逐渐向借贷资本蛹化。鸦片战争的爆发和随后的政治动荡，使这个蛹化的过程没有完成，也使银企关系偏离了它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而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第二章)。
银企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关系。信用(特别是银行信用)是银企关系的基础，信贷资金及其运动是银企关系的物质载体。信贷资金是货币资金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以银行信用为基础，以金融机构为中介，由资金盈余部门向资金亏绌部门流动，经过一次完整的周转后，会带着一个增加的价值回到它的起点。马克思考察了信贷资金的运动规律，并把这个运动规律概括为“双重支付和双重回流”。马克思考察的实际上只是银行自有资金的运动形式。完整的信贷资金的运动形式应该是“三重支付和三重回流”，其中第一重回流是商品“惊险的跳跃”，具有决定性意义。利率是银企关系中的重要经济杠杆。利息不是产生于货币的自行增殖，而是产生于货币作为资本的使用，是对利润的分割。管制利率是转型期利率的重要特点，管制利率造成或加大社会资金缺口，使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受损。消除管制利率能提高全社会的总产
This dissertation represents a new effort in build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and Enterprises (RBB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n China. The analysis in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answer the three basic questions: (1)What problems exist in the RBB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2) What causes these problems; (3) How can these problems be solved and what is the target model for the RBB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ree basic concepts used throughout the analysis are firstly given full explanations in Chapter One: (1) transition, (2) transitional period, (3) transitional economics. Chapter One is also devoted to exami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 the content arrangement and the analytical methods employed in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Chapter Two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BBE in China. The beginnings of RBBE in China had their root in the early credit forms, such as usury. From the embryonic stage of capitalism, the earlist money-managing orgnizations emerged. The emergence marked the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a credit system.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borrower's features" were changing and usurious capital was transforming into loan capital. The evolution of RBBE in China was, however, disturbed by the Opium War and the subsequent political turbulences.
转型期的银企关系处在两种体制的夹缝与摩擦之中，它本身充满着一系列深刻的矛盾与冲突。由此出发，本文致力于回答以下三个主要问题：(1)转型期银企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的现状如何，面临哪些基本矛盾；(2)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是什么；(3)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在哪里，转型期的银企关系向何处去。
为了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本文首先对贯穿始终的几个概念——转型、转型期、过渡经济及其特征进行了界定与描述；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思考与研究意义；简要说明了本文的结构安排与所采用的主要分析方法(第一章)。
为了使读者了解银企关系的过去，也为了使本文的研究具有纵深感，作者考察了银企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指出银企关系的发展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以高利贷为代表的早期民间信用是我国银企关系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在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经营机构——典当业、钱庄、票号等，它们的兴起标志着信用机构、信用制度的初步建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借款人面貌”逐步改变，高利贷资本逐渐向借贷资本蛹化。鸦片战争的爆发和随后的政治动荡，使这个蛹化的过程没有完成，也使银企关系偏离了它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而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第二章)。
银企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关系。信用(特别是银行信用)是银企关系的基础，信贷资金及其运动是银企关系的物质载体。信贷资金是货币资金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以银行信用为基础，以金融机构为中介，由资金盈余部门向资金亏绌部门流动，经过一次完整的周转后，会带着一个增加的价值回到它的起点。马克思考察了信贷资金的运动规律，并把这个运动规律概括为“双重支付和双重回流”。马克思考察的实际上只是银行自有资金的运动形式。完整的信贷资金的运动形式应该是“三重支付和三重回流”，其中第一重回流是商品“惊险的跳跃”，具有决定性意义。利率是银企关系中的重要经济杠杆。利息不是产生于货币的自行增殖，而是产生于货币作为资本的使用，是对利润的分割。管制利率是转型期利率的重要特点，管制利率造成或加大社会资金缺口，使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受损。消除管制利率能提高全社会的总产
This dissertation represents a new effort in build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and Enterprises (RBB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n China. The analysis in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answer the three basic questions: (1)What problems exist in the RBB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2) What causes these problems; (3) How can these problems be solved and what is the target model for the RBB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ree basic concepts used throughout the analysis are firstly given full explanations in Chapter One: (1) transition, (2) transitional period, (3) transitional economics. Chapter One is also devoted to exami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 the content arrangement and the analytical methods employed in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Chapter Two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RBBE in China. The beginnings of RBBE in China had their root in the early credit forms, such as usury. From the embryonic stage of capitalism, the earlist money-managing orgnizations emerged. The emergence marked the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a credit system. With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borrower's features" were changing and usurious capital was transforming into loan capital. The evolution of RBBE in China was, however, disturbed by the Opium War and the subsequent political turbulences.
引文
①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指出，要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第三步战略目标是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此，小平同志说：“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紧要的时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3页。)
② 这些成果包括：(1)1994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第一届“过渡经济学”研讨会；(2)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由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一书；(3)姜月忠：《过渡经济学理论新构想》，《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2期，以及《实践呼唤过渡经济学》，《学术研究》1995年第6期，等。
③ 转引自《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91页。
④ 参见樊纲：《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①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刘光第：《中国的银行》，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③ 刘秋根：《关于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社报，1995年第4期。
④ 参见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50、71、137、141页。
⑤ 参见Kindkberger, C. P., "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George Allen Uwin(Publishers)Ltd.
⑥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页。
⑦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页。
⑧ 例如，《战国策·齐策》记载：孟尝君放债于薛，薛是他的封地，借债人都是他所管辖的人民。孟尝君可对他们的财产和人身任意处置，故他们向孟尝君借债无需抵押品。又如，战国时魏李悝的《法经杂法》记载了官府对欠债人的处罚措施：“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加三等，各令备偿。”
⑨ 例如，《唐会要》卷88《杂录》记载，唐开元十六年二月十六日诏规定高利贷利率为：私贷40％，官贷50％。《太平广记》卷434《戴文》记载：“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剥刻甚多。”《史记·货殖列传》卷129记载：“吴楚七国起兵时……毋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可见，当时，高利贷的年利率可高达1000％。
⑩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674页。
(11) 参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一卷。
(12) 参见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3) 参见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14) 关于钱庄和票号的产生和发展情况，史料繁多，可参见以下文献：(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2)洪葭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3)《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5) 参见《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16) 同(15)第138页。
(17) 此处数据根据《上海钱庄史料》第628、629页的统计表得出。
(18) 参见《北华捷报》1858年6月12日和《上海钱庄史料》第38页。
(19) 《资本论》第三卷第679页。
(20) 参见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21) 另外，据日升昌等14家票号于1913年在向北洋政府请愿的文件中披露，当时这14家票号共吸收存款2509万两，发放贷款3151万两，平均每家存款179.2万两，放款225万两。可见当时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业务规模之大。参见《山西票号史料》第475—502页的有关统计数据。
(22) 同(20)第80页。
(23) 参见《民国七年中国银行之营业成绩》，《银行周报》第106号，民国8年7月8日。转引自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第131页。
(24) 参见1933年《财政年鉴》。转引自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第150页。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 樊纲：《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第1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2页。
⑤ 《王珏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⑥ 《资本论》第三卷第39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⑦ 《资本论》第三卷452页
⑧ 《资本论》第三卷第422页。
⑨ 《资本论》第三卷第672页。
⑩ 《资本论》第三卷第673页。
(11) 《资本论》第三卷第393页。
(12) 《资本论》第一卷第688页。
(13) 《资本论》第三卷第45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5页。
(15)(16) 《资本论》第三卷第545页。
(17) 《资本论》第三卷第546页。
(18) 《资本论》第三卷第682页。
(19)(20)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版第45页。
(21) 《苏联1930—1931年的信用改革》，中国财经出版社，1956年版第44页。
(22)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23) 张建平：《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3期220—233页。
(24) 《资本论》第三卷第381页。
(25) 《资本论》第三卷第384页。
(26) 《资本论》第三卷第398页。
(27) 《资本论》第三卷第384页。
(28) 《资本论》第三卷第440页。
(29) 《资本论》第三卷第381页。
(30) 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5—126页。
(31) 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页。
(32) 达德利·诺思：《贸易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第395页。
(34)(35)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40—441页。
(36) 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第394页。
(37)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第407页。
(38)(39) 《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21、328页。
(40) 转引自郑先炳：《利率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41) 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7页。
(42)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43) 费雪：《利息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页。
(4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2页。
(45) 《资本论》第三卷第441页。
(46) 《资本论》第三卷第520页。
(47) [美]保罗·霍维慈：《美国货币政策与金融制度》(下)，中国财经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176页。
(48) 樊纲：《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49) 张纯威：《加快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思考》，《金融研究》1995年第12期。
(50) 谢平：《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利率市场化问题》，《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5年。
(51) 严启发：《产权问题研究综述》，《经济评论》1996年第1期。
(52) [匈]亚诺什·科尔纳(Janos Kornai)：《短缺经济学》上卷32—3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① 1993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19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从主要依靠信贷规模管理，转变为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
② 参见李培林：《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5页。
③ 参见杨艳：《试论金融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1994年第2期
④ 郑先柄：《宏观金融管理有效性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8页。
⑤ 一个类似的具体而生动的例子可参见1996年5月19日《荆沙日报》第一版的头条新闻报道。
⑥ 参见樊纲：《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
⑦ 周正庆：《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⑧ 这个判断基于以下两方面：其一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19条，内容参见本章注①。其二是《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10月1日的报道，该报道援引“北京金融界人士”的话说，中国中央银行决定废除对国有银行贷款总额的限制，并已开始研究实施日期，占上风的看法认为明年(1997年)将付诸实行(转引自《参考消息》1996年10月5日)。
⑨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1996年6月14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题为《当前的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载于《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选》1996年第15期(总第111期)。
⑩ 参见王瑞璞主鳊：《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11) 有两个资料来源说明这一点，其一是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戴根有的观点，参见《“九五”期间主要计划指标建议》，《金融研究》1996年第5期。其二是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的观点，参见《论我国的货币供给》，载于《改革、增长、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12) 参见《经济日报》1994年12月6日第3版。
(13) 参见《金融时报》1995年2月28日第3版。
(14)(15) 本段文中的数据来源于两处：周正庆的《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第98—114页；《改革、增长、货币政策》第131—133页。
(16) 李跃：《走出解决企业资金紧张问题的误区》，《金融研究》1995年第8期。
(17) 参见中国工商银行：《关于国有工业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债务过多情况的报告》，中国工商银行文件，工银发[1995]46号。
① 参见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② 参见陆正飞：《企业适度负债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李朴民：《国有企业资产中债务比率问题的初步分析》，《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6期。
③ 以上两段的数据来源于两处：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课题组：《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2期；李朴民：《国有企业资产中债务比率问题的初步分析》，《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6期。
④ 参见《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5期。
⑤ 参见李朴民(1995，同②③)。关于我国专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问题，各方面提供的资料差异很大。《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12月1日的署名文章认为是40％。《经济研究参考》1996年第100期第6页提供的数据是：1993年为15％，1995年有所上升。另外，《金融时报》1996年4月21日的署名文章指出，目前逾期贷款占贷款总额的12％，呆滞贷款占8％，呆帐贷款占2％，只有后两项才能称为“不良资产”。因此我国银行总体不良资产仅占贷款总额的10％左右。由于不良资产的比例直接反映银行的资信程度，是一个敏感的数据，因此真实的数据可能难以获得。
⑥ 参见陶士贵：《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经营效益比较》，《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3期。中国银行的盈利数据来源于《金融时报》1996年3月21日的报道。
⑦ 参见钟朋荣：《三角债概论》，《金融体制改革》1992年6月号。
⑧ 此处数据来自于笔者1996年5月15日对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交信贷部主任牛锡明同志的访谈。
⑨ 同⑦
⑩ 参见金碚：《关于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几个问题》，《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7期。
(11) 樊纲：《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12) 《资本论》第三卷第543页。
(13) 《资本论》第三卷542页。
(14) 《资本论》第三卷543页。
(15) 樊纲：《企业问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下)，《经济研究》1996年第4期。
(16) 纳什是美国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由于把博弈论运用到经济学中，并在此领域作出了奠基性贡献而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纳什均衡的定义是：在这种状态下，任何参加博弈的一方，不能在别人选定的策略下，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而提高自己的收益。显然，在我们假定的四种情况中，只有“都不还”(-2，-2)符合这一定义。在其它三种情况中，总有一方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而获得收益。参见陈芝兰等：《博弈论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
(17) 这个领域最主要的文献包括：吴敬琏等：《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周小川等：《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均载于《改革》1993年第6期。吴晓灵等：《中国国有企业——银行债务重组的建议》，载《财贸经济》1994年第12期。(美)刘遵义、钱颖一：《关于中国的银行与企业财务重组的建议》，载《改革》1994年第6期。张道根：《国有亏损企业破产、重组中的债务问题研究》，《经济学家》1995年第4期。杨启先等：《运用中介机构推进国有经济债权、债务重组》，载《改革》1995年第1期。赵海宽：《债权可否变股权》，载《经济参考报》1994年12月11日。周天勇：《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危机及其解决思路》，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8期。此外还有于英辉(1995)、胡定核(1995)、朱德林(1995)、郭元日晞1995)、郭树清(1994)、殷孟波(1994)等人在此领域作出过贡献。
(18) “最后的晚餐”这一提法源于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一书中的前言。前言指出。国有企业债务重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企业经营机制必须转换和设定有效的监督机制，以保证这一重组成为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一次性”过程，即只能是“最后的晚餐”。前言的作者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
(19) 参见宋文兵：《票据中心论》，《财贸经济》1995年第10期。
(20) 参见李世义：《重振信用——从五大产业部门推行商业汇票说起》，《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20期。
(21) 关于国有企业债务及其重组的相关分析，可参见樊纲：《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经济研究》1996年第3、4期。
① 参见[日]青木昌彦：《对内部人控制的控制：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的若干问题》，《改革》1994年第6期。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② Yingyi Qian, 1995: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 Agency Problems and Political Control", mimeo, September.
③ 参见Hart，O．1995：“Crporate Governance：Theory and Implication”，The E-conomic Journal，May．以及费方域：《控制内部人控制——国企改革中的治理机制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④ 于志安是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1995年5月，于志安出逃菲律宾，并以个人名义实际控制了“长劝”在菲律宾注册的电厂。该电厂注册资金为50万美元，年电费收入为1000万美元。于志安的叛逃使国有资产蒙受了重大损失。经过有关方面的艰苦努力，1997年初．于志安控制的大部分国有资产被追回。参见方政军等：《“英雄”为何这样让人失望?》，《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49期。
⑤ 这方面的国内文献除以上提到的以外，还有：吴有昌：《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成因及对策》，《改革》1995年第4期；巴曙松：《转轨经济中的内部人控制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国际金融研究》1995年第12期；张承耀：《“内部人控制”问题与中国企业改革》，《改革》1995年第3期，等。
⑥ 参见谭索台：《寻租理论及其思想渊源》，《经济评论》1994年第3期。
⑦ 布坎南：《寻利和寻租》；布坎南等：《寻租社会刍议》1980年英文版。转引自吴敬琏等：《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页。
⑧ 胡鞍钢、康晓光：《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改革与理论》1994年第3期。
⑨ 万安培：《租金规模的动态考察》，《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
⑩ 参见胡舒立：《1994：改革没有浪漫曲》，《改革》1994年第1期。
(11) 参见《中国金融》杂志1993年第10期。
(12) [美]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73页。
(13) 同(12)第378页。
(14) 参见樊纲：《论改革过程》，载《改革、开放与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页。
(15) 这里关于“制度非均衡”的界定，采用了张曙光的提法。参见张曙光：《论制度均衡与制度变革》，《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
(16) 关于“计划权利”、“计划义务”的概念与提法，参见蛊洪：《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以及《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经济研 究》1992年第11期。
(17) [美]R·Coase，1960，”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October，No．1．中译丈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58页。
(18) 参见樊纲(主笔)：《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2——223页。
(19) 这里的一些提法参考了张杰的观点。参见张杰：《中国金融体制“内部变异”的经济分析》，《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3月8日；以及《地方政府的介入与金融体制变异》，《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
(20) 实际上，“抓大放小”的思路最早是由王珏教授提出来的，这一思路已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写入了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王珏教授的这一思路体现在他的下列文章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三种思路》、《国有企业改革新思路》，以上两篇载于《王珏经济文选》第二卷；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和突破点》，载于《改革与理论》杂志1994年11、12月号。
(21) 有关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以美国国会众议员赖特·帕特曼为首的“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与通货委员会”起草的《帕特曼报告》，中译本见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载于《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英]凯恩斯著，徐毓木丹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6、[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7、王珏：《王珏经济文选》第1—2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金融体制改革初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国有企业改革新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8、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9、樊纲：《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李培林：《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1、黄达：《货币银行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英]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3、盛松成：《现代货币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
14、尚福林：《中国货币信贷政策与制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
15、[瑞典]魏克赛尔著，蔡受百、程伯撝译：《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16、刘国光主编，秦池江等著：《金融体制变迁与松紧转换》，中国财经出版社1993年版。
17、[美]罗纳德·麦金农著，李若谷、吴红卫译：《经济自由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金融控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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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黄志凌：《金融转轨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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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匈]亚诺什·科尔纳：《短缺经济学》(上、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增长、短缺与效率》，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32、周月秋：《资源配置与金融深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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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North, D.C.,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Inquiry, July 1987.
84、Kindleberger, C. P., 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 George Allen Uwin (Publishers) Ltd.
② 这些成果包括：(1)1994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第一届“过渡经济学”研讨会；(2)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由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一书；(3)姜月忠：《过渡经济学理论新构想》，《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2期，以及《实践呼唤过渡经济学》，《学术研究》1995年第6期，等。
③ 转引自《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91页。
④ 参见樊纲：《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①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刘光第：《中国的银行》，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③ 刘秋根：《关于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社报，1995年第4期。
④ 参见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50、71、137、141页。
⑤ 参见Kindkberger, C. P., "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George Allen Uwin(Publishers)Ltd.
⑥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8页。
⑦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页。
⑧ 例如，《战国策·齐策》记载：孟尝君放债于薛，薛是他的封地，借债人都是他所管辖的人民。孟尝君可对他们的财产和人身任意处置，故他们向孟尝君借债无需抵押品。又如，战国时魏李悝的《法经杂法》记载了官府对欠债人的处罚措施：“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加三等，各令备偿。”
⑨ 例如，《唐会要》卷88《杂录》记载，唐开元十六年二月十六日诏规定高利贷利率为：私贷40％，官贷50％。《太平广记》卷434《戴文》记载：“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剥刻甚多。”《史记·货殖列传》卷129记载：“吴楚七国起兵时……毋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可见，当时，高利贷的年利率可高达1000％。
⑩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674页。
(11) 参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一卷。
(12) 参见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3) 参见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14) 关于钱庄和票号的产生和发展情况，史料繁多，可参见以下文献：(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2)洪葭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3)《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5) 参见《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16) 同(15)第138页。
(17) 此处数据根据《上海钱庄史料》第628、629页的统计表得出。
(18) 参见《北华捷报》1858年6月12日和《上海钱庄史料》第38页。
(19) 《资本论》第三卷第679页。
(20) 参见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21) 另外，据日升昌等14家票号于1913年在向北洋政府请愿的文件中披露，当时这14家票号共吸收存款2509万两，发放贷款3151万两，平均每家存款179.2万两，放款225万两。可见当时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业务规模之大。参见《山西票号史料》第475—502页的有关统计数据。
(22) 同(20)第80页。
(23) 参见《民国七年中国银行之营业成绩》，《银行周报》第106号，民国8年7月8日。转引自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第131页。
(24) 参见1933年《财政年鉴》。转引自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第150页。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 樊纲：《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第1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2页。
⑤ 《王珏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⑥ 《资本论》第三卷第39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⑦ 《资本论》第三卷452页
⑧ 《资本论》第三卷第422页。
⑨ 《资本论》第三卷第672页。
⑩ 《资本论》第三卷第673页。
(11) 《资本论》第三卷第393页。
(12) 《资本论》第一卷第688页。
(13) 《资本论》第三卷第45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5页。
(15)(16) 《资本论》第三卷第545页。
(17) 《资本论》第三卷第546页。
(18) 《资本论》第三卷第682页。
(19)(20)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版第45页。
(21) 《苏联1930—1931年的信用改革》，中国财经出版社，1956年版第44页。
(22)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23) 张建平：《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3期220—233页。
(24) 《资本论》第三卷第381页。
(25) 《资本论》第三卷第384页。
(26) 《资本论》第三卷第398页。
(27) 《资本论》第三卷第384页。
(28) 《资本论》第三卷第440页。
(29) 《资本论》第三卷第381页。
(30) 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25—126页。
(31) 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页。
(32) 达德利·诺思：《贸易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第395页。
(34)(35)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40—441页。
(36) 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第394页。
(37)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第407页。
(38)(39) 《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21、328页。
(40) 转引自郑先炳：《利率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41) 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7页。
(42)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43) 费雪：《利息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页。
(4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2页。
(45) 《资本论》第三卷第441页。
(46) 《资本论》第三卷第520页。
(47) [美]保罗·霍维慈：《美国货币政策与金融制度》(下)，中国财经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176页。
(48) 樊纲：《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49) 张纯威：《加快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思考》，《金融研究》1995年第12期。
(50) 谢平：《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利率市场化问题》，《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5年。
(51) 严启发：《产权问题研究综述》，《经济评论》1996年第1期。
(52) [匈]亚诺什·科尔纳(Janos Kornai)：《短缺经济学》上卷32—3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① 1993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19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从主要依靠信贷规模管理，转变为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保持币值稳定。”
② 参见李培林：《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5页。
③ 参见杨艳：《试论金融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1994年第2期
④ 郑先柄：《宏观金融管理有效性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8页。
⑤ 一个类似的具体而生动的例子可参见1996年5月19日《荆沙日报》第一版的头条新闻报道。
⑥ 参见樊纲：《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
⑦ 周正庆：《中国货币政策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⑧ 这个判断基于以下两方面：其一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19条，内容参见本章注①。其二是《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10月1日的报道，该报道援引“北京金融界人士”的话说，中国中央银行决定废除对国有银行贷款总额的限制，并已开始研究实施日期，占上风的看法认为明年(1997年)将付诸实行(转引自《参考消息》1996年10月5日)。
⑨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1996年6月14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题为《当前的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载于《中共中央党校报告选》1996年第15期(总第111期)。
⑩ 参见王瑞璞主鳊：《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11) 有两个资料来源说明这一点，其一是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戴根有的观点，参见《“九五”期间主要计划指标建议》，《金融研究》1996年第5期。其二是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的观点，参见《论我国的货币供给》，载于《改革、增长、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12) 参见《经济日报》1994年12月6日第3版。
(13) 参见《金融时报》1995年2月28日第3版。
(14)(15) 本段文中的数据来源于两处：周正庆的《中国货币政策研究》第98—114页；《改革、增长、货币政策》第131—133页。
(16) 李跃：《走出解决企业资金紧张问题的误区》，《金融研究》1995年第8期。
(17) 参见中国工商银行：《关于国有工业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债务过多情况的报告》，中国工商银行文件，工银发[1995]46号。
① 参见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② 参见陆正飞：《企业适度负债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李朴民：《国有企业资产中债务比率问题的初步分析》，《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6期。
③ 以上两段的数据来源于两处：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课题组：《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2期；李朴民：《国有企业资产中债务比率问题的初步分析》，《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6期。
④ 参见《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5期。
⑤ 参见李朴民(1995，同②③)。关于我国专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问题，各方面提供的资料差异很大。《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12月1日的署名文章认为是40％。《经济研究参考》1996年第100期第6页提供的数据是：1993年为15％，1995年有所上升。另外，《金融时报》1996年4月21日的署名文章指出，目前逾期贷款占贷款总额的12％，呆滞贷款占8％，呆帐贷款占2％，只有后两项才能称为“不良资产”。因此我国银行总体不良资产仅占贷款总额的10％左右。由于不良资产的比例直接反映银行的资信程度，是一个敏感的数据，因此真实的数据可能难以获得。
⑥ 参见陶士贵：《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经营效益比较》，《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3期。中国银行的盈利数据来源于《金融时报》1996年3月21日的报道。
⑦ 参见钟朋荣：《三角债概论》，《金融体制改革》1992年6月号。
⑧ 此处数据来自于笔者1996年5月15日对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交信贷部主任牛锡明同志的访谈。
⑨ 同⑦
⑩ 参见金碚：《关于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几个问题》，《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7期。
(11) 樊纲：《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12) 《资本论》第三卷第543页。
(13) 《资本论》第三卷542页。
(14) 《资本论》第三卷543页。
(15) 樊纲：《企业问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下)，《经济研究》1996年第4期。
(16) 纳什是美国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他由于把博弈论运用到经济学中，并在此领域作出了奠基性贡献而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纳什均衡的定义是：在这种状态下，任何参加博弈的一方，不能在别人选定的策略下，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而提高自己的收益。显然，在我们假定的四种情况中，只有“都不还”(-2，-2)符合这一定义。在其它三种情况中，总有一方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而获得收益。参见陈芝兰等：《博弈论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
(17) 这个领域最主要的文献包括：吴敬琏等：《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周小川等：《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均载于《改革》1993年第6期。吴晓灵等：《中国国有企业——银行债务重组的建议》，载《财贸经济》1994年第12期。(美)刘遵义、钱颖一：《关于中国的银行与企业财务重组的建议》，载《改革》1994年第6期。张道根：《国有亏损企业破产、重组中的债务问题研究》，《经济学家》1995年第4期。杨启先等：《运用中介机构推进国有经济债权、债务重组》，载《改革》1995年第1期。赵海宽：《债权可否变股权》，载《经济参考报》1994年12月11日。周天勇：《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危机及其解决思路》，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8期。此外还有于英辉(1995)、胡定核(1995)、朱德林(1995)、郭元日晞1995)、郭树清(1994)、殷孟波(1994)等人在此领域作出过贡献。
(18) “最后的晚餐”这一提法源于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一书中的前言。前言指出。国有企业债务重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企业经营机制必须转换和设定有效的监督机制，以保证这一重组成为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一次性”过程，即只能是“最后的晚餐”。前言的作者为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
(19) 参见宋文兵：《票据中心论》，《财贸经济》1995年第10期。
(20) 参见李世义：《重振信用——从五大产业部门推行商业汇票说起》，《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20期。
(21) 关于国有企业债务及其重组的相关分析，可参见樊纲：《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经济研究》1996年第3、4期。
① 参见[日]青木昌彦：《对内部人控制的控制：转轨经济中公司治理的若干问题》，《改革》1994年第6期。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② Yingyi Qian, 1995: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 Agency Problems and Political Control", mimeo, September.
③ 参见Hart，O．1995：“Crporate Governance：Theory and Implication”，The E-conomic Journal，May．以及费方域：《控制内部人控制——国企改革中的治理机制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④ 于志安是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1995年5月，于志安出逃菲律宾，并以个人名义实际控制了“长劝”在菲律宾注册的电厂。该电厂注册资金为50万美元，年电费收入为1000万美元。于志安的叛逃使国有资产蒙受了重大损失。经过有关方面的艰苦努力，1997年初．于志安控制的大部分国有资产被追回。参见方政军等：《“英雄”为何这样让人失望?》，《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49期。
⑤ 这方面的国内文献除以上提到的以外，还有：吴有昌：《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成因及对策》，《改革》1995年第4期；巴曙松：《转轨经济中的内部人控制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国际金融研究》1995年第12期；张承耀：《“内部人控制”问题与中国企业改革》，《改革》1995年第3期，等。
⑥ 参见谭索台：《寻租理论及其思想渊源》，《经济评论》1994年第3期。
⑦ 布坎南：《寻利和寻租》；布坎南等：《寻租社会刍议》1980年英文版。转引自吴敬琏等：《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页。
⑧ 胡鞍钢、康晓光：《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改革与理论》1994年第3期。
⑨ 万安培：《租金规模的动态考察》，《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
⑩ 参见胡舒立：《1994：改革没有浪漫曲》，《改革》1994年第1期。
(11) 参见《中国金融》杂志1993年第10期。
(12) [美]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73页。
(13) 同(12)第378页。
(14) 参见樊纲：《论改革过程》，载《改革、开放与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页。
(15) 这里关于“制度非均衡”的界定，采用了张曙光的提法。参见张曙光：《论制度均衡与制度变革》，《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
(16) 关于“计划权利”、“计划义务”的概念与提法，参见蛊洪：《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以及《市场化的条件、限度和形式》，《经济研 究》1992年第11期。
(17) [美]R·Coase，1960，”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October，No．1．中译丈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58页。
(18) 参见樊纲(主笔)：《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2——223页。
(19) 这里的一些提法参考了张杰的观点。参见张杰：《中国金融体制“内部变异”的经济分析》，《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3月8日；以及《地方政府的介入与金融体制变异》，《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
(20) 实际上，“抓大放小”的思路最早是由王珏教授提出来的，这一思路已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写入了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王珏教授的这一思路体现在他的下列文章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三种思路》、《国有企业改革新思路》，以上两篇载于《王珏经济文选》第二卷；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和突破点》，载于《改革与理论》杂志1994年11、12月号。
(21) 有关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以美国国会众议员赖特·帕特曼为首的“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与通货委员会”起草的《帕特曼报告》，中译本见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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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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