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歧之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知识分子研究(1902-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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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02年—1932年,前后三十年时间,曾经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过的知识分子人数众多,关系复杂。本文运用知识社会学理论,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的知识变迁、编译所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知识劳动”,在社会史的层面解读了几类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生存和发展的状况。以下是论文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第一章导言,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的缘起、研究现状、研究资料、论文思路。
     第二章对编译所时代最大宗的几类出版品——教科书、工具书、丛书、期刊进行了梳理,发现它们都是知识程度较低的启蒙图书。商务出版这些启蒙图书主要是出于商业营利的考虑。这几类出版品同时也是编译所知识分子用以向资方换取劳动报酬的劳动产品。对几类出版品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编译所知识分子的工作性质和劳动价值,以及他们对于自身、社会和时代的种种诉求。
     第三章分析了编译所创立、发展、终结的原因,重建了知识分子对编译所工作的历史记忆,论述了编译所知识分子对以“编译”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劳动的态度。商业化的近代新式出版业的发展为知识分子的职业化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和机会。然而知识分子与商务资方是一种雇佣关系,他们的知识劳动要受到资方的很大限制,编译的方向、内容、层次都由资方规定,并且编译任务要在资方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编译所的工作很难称得上是创造性的知识劳动。
     第四章论述了编译所知识分子的人际网络。编译所中传统的亲缘、地缘、学缘关系、现代的学术网络、权势网络的形成,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知识分子掌握了何种知识,程度怎样,社会对各种知识的需求状况,知识分子如何利用他们的知识拓展生存空间。它既反映出了知识分子的知识属性,也反映出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
     第五章对编译所历史上的几类知识分子——旧式学人、新式教育培养的新式知识分子、受过现代学术专门训练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了分析概括。这几类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以及各自的时代命运,归根到底是由近代中国不断变化的知识劳动的社会生态造成的。
     第六章结语,指出编译所知识分子身处的知识劳动的社会生态使他们的知识劳动往往以一种令人无奈的形式呈现出来。他们在知识劳动之外,还要利用各种传统的、现代的资源,去为自己拓展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本论文所讨论的商务编译所的知识分子,正可被视作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多歧之路的历史缩影。
A group of intellectual from complex background worked in th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ng and editing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from 1902 to 1932. Through analyzing knowledge alteration in modern China, especially Knowledge framework and Knowledge work of these intellectual, we can unscramble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intellectual. This thesis can be outlined by six part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cause of selection, investigative actuality and data as well as structure of this thesis.
     The second chapter aims to analyz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ng and editing. These were mostly low-lying degree illuminative publication including textbook, reference book, series and magazine for the sake of profit. In fact these books are production for working guerdon which reflected their appeal.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the cause how th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ng and editing originated, developed and ended. It constructs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se intellectual working in the Department. However, they were wage earner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ir Knowledge work was limited and direction, content and extent of translating and editing were decided by those representing capital. So their Knowledge work was basically uninspired.
     The fourth chapter studies the network of intellectual in the Department. The consanguinity, geography, learned ascendency meshwork of these intellectual come down to the problems as follows: noegenetic domain and degree, social requirement, utilization of knowledge to colonize living space.
     Chapter five describes the old-style scholar, new-type intellectual and specially trained high-level intellectual. And the mutative ecosystem of knowledge work in modern China resulted in their difference and respective fortune.
     Chapter six brings forward the conclusion. The ecosystem of knowledge work in th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ng and editing didn't present pure knowledge. Moreover, these intellectual need to colonize their living space by utiliz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resource. It is just the reduction of branch roads that intellectual walked on in modern China.
引文
[1]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序言,第3页.
    [2]该文载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研究文集》,中国书籍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117页。
    [3]张剑:《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范铁权:《体制与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文化》,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钱益民:《中华学艺社研究(1916-1932)》,复旦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未刊)。
    [1]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1]在商务之前,文明书局于1902年出版了无锡三等学堂编写的教科书。参见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载商务印书馆编:《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6页。
    [2]参阅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编:《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896-1937》,第二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
    [3]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载商务印书馆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62页.
    [1]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载《吕思勉遗文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7页。
    [2][法]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第14页。
    [3]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志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0-31页。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载《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第6-8页。
    [4]包天笑:《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载《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89页。
    [5]高翰卿、张蟾芬口述,冰严笔记:《本馆创业史》,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7页。
    [6]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载商务印书馆编:《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页。
    [7]中华书局编:《民国三年春中华书局概况》,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版,第1-2页。
    [8]《商务印书馆通讯录复业特刊》,1932年9月版,第46-47页。
    [1]张元济:《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载《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0页。
    [2]张元济:《别商务印书馆同人》,载《张元济诗文》,第52页。
    [3]商务印书馆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第1页.
    [4]商务印书馆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第5页.
    [5]商务印书馆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第8页.
    [1]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第398-399页。
    [2]《空前未有最廉价之共和国教科书》,《东方杂志》,第9卷第1期。
    [3]包天笑:《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91-392页.
    [4]《今日维护共和当注重共和教育采用共和国教科书》,《学生杂志》第4卷第8期。
    [5]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东方杂志》第29卷第4号。
    [6]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第112页。
    [7]参见宋家修:《怀念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总编主编:《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25》,商务印书馆内部资料1984年印,第7页。
    [8]《商务印书馆志略》,第30页.
    [9]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6页。
    [10]董涤尘:《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时期的片断回忆》,《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33》,商务印书馆内部资料1985年12月印,第9页。
    [1]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6页.
    [2]久宣:《求新应变的轨迹——商务印书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3]汪家熔:《清末至建国初的英汉词典》,载《商务印书馆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316页.
    [4]谢菊曾:《商务编译所与我的习作生活》,原载《十里洋场的侧影》,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138页.
    [5]高翰卿(冰严笔记):《本馆创业史——在发行所学生训练班的演讲》,《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页.
    [1]陆尔奎:《〈辞源〉说略》,《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61页。
    [2]汪家熔:《旧时出版社成功诸因素——史料实录》,《商务印书馆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360页。
    [3]《张元济日记》,上册,第7页。
    [4]吴泽炎、刘叶秋:《〈辞源〉修订本与其前后》,《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420页。
    [5]久宣:《求新应变的轨迹——商务印书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1]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63页。
    [2]《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4页。
    [3]《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74页。
    [4]《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77页.
    [5]《张元济日记》上册,第203页。
    [6]《张元济日记》下册,第697页。
    [7]《张元济日记》下册,第703页。
    [8]《张元济日记》下册,第721页。
    [9]《张元济日记》下册,第727页。
    [10]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第240-241页.
    [11]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79页。
    [1]《本馆四十年大事记》,《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91页。
    [2]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7页。
    [3]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上册,第250页。
    [4]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上册,第111页。
    [5]《商务印书馆大事记》,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1929年条.
    [6]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第251页。
    [7]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第115页.
    [8]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第112-113页.
    [9]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第248页。
    [10]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第251页。
    [1]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第114页。
    [2]例如:《妇女杂志》上的女校教科书、《小说月报》上的林纾翻译小说、《学生杂志》上的学生字典.
    [3]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台北:政治大学2004年印,第55页.
    [4]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14页。
    [1]胡愈之:《我的回忆》,第279-280页。
    [2]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第45页。
    [3]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第48页.
    [4]《〈妇女杂志〉四卷大刷新广告》,《学生杂志》,第5卷第1期.
    [5]《不可不读〈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第4卷第1期。
    [1]《民国六年大刷新之英文周刊》,《学生杂志》第4卷第2期。
    [2]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第57页。
    [3]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第50页.
    [4]文人自办的刊物,因为没有自己的印刷、发行机关,往往需要支付给营业性质的出版公司很大一笔费用,请其代为印刷、发行,而有些发行量很大的刊物,往往定价较低,并且经常赠阅,广告也多为没有收入的交换广告,这些因素综合导致畅销刊物也有可能很难维持收支平衡。
    [5]《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29页。
    [1]《张元济日记》,下册,第509页。
    [2]《论登书籍及杂志广告的利益》,《东方杂志》,17卷1期。
    [3]《张元济日记》上册,第550页。
    [4]《张元济日记》下册,第709页.
    [5]志希:《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3期,第626-627页。
    [6]景藏:《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东方杂志》第16卷7期,第1-7页。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
    [2]如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11页;胡愈之:《我的回忆》,第137-138页。
    [3]例如《小说月报》的半革新,结果既得罪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与爱好者,又不能吸引青年学生,销售量更为下降,仅剩二千本.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39页。
    [4]参见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421页。
    [5]戴仁著、李桐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第3-4页。
    [1]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第3页。
    [2]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第196页。
    [3]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载《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第1页。
    [4]《商务印书馆人事管理概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23页。
    [5]费夫贺、马尔坦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6]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导言部分,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6页。
    [7]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8]《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1921年7月19日,第380页.
    [9]商务其实是既买古籍也卖古籍的。比如,1909年末,在张元济致孙壮的信中就记录了商务买卖古籍的 生意经,“再察近来情形,旧书将日趋昂贵.公司拟随时收买,遇有机会,再行转售(现时不便明言,只云己用),此亦推广营业之一事.年关在即,人人需用金钱,此时收买较易为力.都中旧书至多,但价值过昂,如有因年底需款而跌价出售者,并祈示悉,为荷。”《张元济全集·书信》,第1册,第501页。
    [1]《张元济全集·书信》,第1卷,第393页。
    [2]《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314、317、333、354、359页。
    [3]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古籍出版概述》,《商务印书馆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213页.
    [4]1926年9月26日,张元济在致蒋维乔的信中提到:“中华所出《四部备要》,乃有清《十三经注疏》之名。经义一门以《经义考》、《经义述闻》、《春秋繁露》三种并列。纪事本末仅有《圣武记》一种矣。金元人集仅有元遗山、袁清容、虞道园三家及杨铁崖《乐府》。明人集仅有宋文宪、高青邱、方正学、归震川四家。就此数端观之,其声价若何可以想见.《四部丛刊》虽不敢谓悉臻妥协,然断不至如此胆大妄为也。”《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254页.
    [5]《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333页.
    [6]《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第200页。
    [1]陈以爱:《“整理国故”运动的普及化》,吕芳上、张哲郎编:《五四运动八十周年论文集》,台北:政大文学院1999版。
    [2]刘易斯·科塞著、郭方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0页。
    [1]王寿南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编》第一册,第134页。
    [1]王寿南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编》第一册,第235页.
    [2]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07页。
    [1]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7页。
    [1]《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524页.
    [2]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第145页.
    [3]丁英桂:《回忆我早年试编两种中学历史课本参考书的出版经过和现在的愿望》,《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十八》,1982年8月印。
    [4]王寿南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240页。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29页。
    [2]转引自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116页。
    [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66页、第192页。
    [4]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第48页。
    [5]《张元济日记》,上册,第333页。
    [1]周越然:《〈模范〉小史》,《书与回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253页.
    [2]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第47页.
    [3]《南史·隐逸下·陶弘景传》,《南史》卷76,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97页。
    [4]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页。
    [1]贾平安:《记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45页。
    [2]庄俞:《悼梦旦高公》,《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9页。
    [3]黄建民:《“阳湖耆宿”与商务印书馆》,原载《中华读书报》1996年9月11日、18日、10月2日.
    [4]这里茅盾忽略了“辞典部”,其实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曾提到“辞典部”:“谢冠生自吹他所属的‘辞典部'先编《辞源》已完成,现在编《人名大辞典》、《地名大辞典》等等)却不是什么帮,而是量才使用的。”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21页。
    [5]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27页。
    [6]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02页。
    [1]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第79页.
    [2]王寿南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编》,第一册,第110-111页。
    [1]王寿南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编》,第一册,第111页。
    [2]转引自马勇:《蒋梦麟传》,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3]胡适:《归国杂感》,见《新青年》第4卷1期,1918年1月15日
    [4]郑振铎:《1919年的中国出版界》,《中国出版史料》第1卷,现代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页。
    [5]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380页。
    [1]王寿南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编》第一册,第112页.
    [2]李家驹曾利用香港商务印书馆制作的《商务印书馆百年书目的电子资料档案》,检索出了很多相对可靠的统计数据。其中,有几个数据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参照数字,比如,1897~1949年间,商务共出版了15137种书,而其中中小学教材为952种,占总数6.29%,教育类书籍为922种,占总数6.09%,即便将中小学教材和教育类书籍加在一起,也仅占总数的12.38%,再去掉占到总数24.56%类别不详的3718种书,剩下的占到总数63.06%的书籍属于其它各科书籍。而15137种书,相应的将产生15137人次的作者,其中只有4212人次的作者是曾与商务拉上关系的知识分子或单位,而其中到底又有多少种书是真正以编译所编辑的身份完成的,李家驹没有提到,但一定会比4212少很多。参见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第168-169页,261-267页。
    [1]汪家熔便是这样认为的,见氏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考略》,《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108页.
    [2]《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401页。
    [1]王寿南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编》第一册,第134页.
    [2]将编辑与审查分开的办法,其实早在1919年7月,张元济和高梦旦等人就曾经提出过。见《张元济日记》下册,第615页。
    [3]汪家熔认为,1922—1931年这10年间,编译所的编辑就已经不再从事书稿的编写了.参见氏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考略》,《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106页。
    [1]俞颂华:《忆钱经宇(智修)先生》,《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99页。
    [2]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3]董涤尘:《我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66页。
    [4]《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规约》,《商务印书馆通信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1月印,第10页。
    [5]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第22页。
    [6]俞颂华:《忆钱经宇(智修)先生》,《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99页。
    [7]董涤尘:《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时期的片断回忆》,《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三十三》,商务印书馆 1985年12月印,第11页。
    [1]丁英桂:《回忆我早年试编两种中学历史课本参考书的出版经过和现在的愿望》,《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十八》,1982年8月,第15页。
    [2]沈百英;《我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87页。
    [3]胡适在1921年夏天考察商务时,参观涵芬楼藏书时却认为“西文书甚少”,见《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380页.
    [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29页。
    [5]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90-391页.
    [7]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10页。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18页。
    [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18-119页。
    [3]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104页。
    [4]《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401页。
    [5]朱剑安:《初进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十八》,1982年8月印,第4页.
    [6]董涤尘:《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时期的片断回忆》,《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三十三》,商务印书馆内部资料1985年12月印,第9-10页。
    [1]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93页.
    [2]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10页。
    [3]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91页.
    [4]朱剑安:《初进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十八》,1982年8月印,第4页。
    [5]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第22-23页。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33-134页。
    [2]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第23页。
    [3]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10页。
    [4]俞颂华:《忆钱经宇(智修)先生》,《东方杂志》第43卷第8号。
    [5]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172页。
    [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34页。
    [1]王寿南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115页;《商务印书馆工会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98、130、134、137页。
    [2]《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386页.
    [3]《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388-389页.
    [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21页。
    [5]唐钺:《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四年》,《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304-305页。
    [6]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7页。
    [1]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61页。
    [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26页。
    [3]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第24页.
    [4]蒋维乔:《高公梦旦传》,《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5页。
    [5]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39页。
    [6]庄俞:《悼梦旦高公》,《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2页。
    [7]王云五:《我所认识的高梦旦先生》,《谈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8]曹冰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31页。
    [9]胡序文:《胡愈之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28页。
    [1]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139页.
    [2]王寿南:《王云五先生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499页。
    [3]比如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191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后,回到中国便进入商务担任了一年多的编辑,可是在他的自传中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只有四句话:“我从杭州到上海以后就进当时最大的书局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同时兼了江苏教育会的一名理事,膳宿就由教育会供给.但是年轻人干不惯磨桌子的生活,一年之后我就辞职了。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银钱往来也在翌年清结.”见蒋梦麟:《蒋梦麟自传:西潮·新潮》,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另外,中国科学社的负责人任鸿隽,1922~1923年曾在商务担任一年编译,在他的自述中有关这段经历的文字只有两句话:“民国十一年夏间返川,冬间出川居沪,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十二年冬至南京,任东南大学副校长.”见《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686页。
    [1]资料来源:1908年的数字见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04页;1920~1925年的数字见《商务印书馆通信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至1925年。另,汪家熔的统计与此稍有出入,1924年为240人,1925年286人。见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91页。
    [2]叶圣陶:《我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301页。
    [3]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92页。
    [4]转引自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93-94页。
    [1]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07页。
    [2]邝富灼:《六十年之回顾》,《1926~1945良友人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3]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115-116页。
    [4]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221-222页.
    [5]1919年12月8日,张元济在日记中有请人编写各科教科书的记录,其中提到“各举所知最时髦者、可以编书之人,再与接洽。”《张元济日记》,下册,第687页.
    [6]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第77页。
    [1]1921年9月6日,胡适的日记:“我推荐了云五。他们大诧异,因为他们自命为随时留意人才。竟不曾听见过这个名字。”见《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461页。
    [1]张元济:《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张元济诗文》,第240页。
    [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236-237页。
    [3]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237页。
    [4]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月薪是100两银子,贾平安:《记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46页.
    [5]庄俞:《悼梦旦高公》,《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0页。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14页.
    [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20、130页。
    [3]《张元济日记》,上册,第92-93页.
    [4]转引自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113页。
    [5]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92页.
    [1]《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41-42页。
    [2]《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81-82页。
    [3]《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88页。
    [4]《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92页.
    [5]《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105、116、117页。
    [6]《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64页。
    [1]《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158页.
    [2]《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159页.
    [3]《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160页.
    [4]《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166页.
    [5]陈辽:《叶圣陶传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1]郑尔康:《星陨高秋——郑振铎传》,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0、70页。
    [1]陈福康:《郑振铎传》,第241页。
    [2]陈福康:《郑振铎传》,第247页。
    [3]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4]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60页.
    [1]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75页。
    [2]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76页。
    [1]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2]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83页。
    [3]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83-84页。
    [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67页。
    [5]顾颉刚:《商务印书馆与我的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97页。
    [1]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台北:枫城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页。
    [2]舒新城:《中国教育专号·序》,《中华教育界》,卷十九,第三期。
    [3]《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49页。
    [1]《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P12-13页。
    [2]《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61页。
    [1]参见薛毅、张鼎:《章元善与华洋义赈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2]《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107页。
    [3]唐钺:《不务正业的留学生》,《唐钺文存二》,第261页。
    [1]唐钺:《不务正业的留学生》,《唐钺文存二》,第261页。
    [2]《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85页。
    [3]《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83页。
    [1]董涤尘:《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时期的片断回忆》,《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三十三》,商务印书馆内部资料1985年12月印。第6-7页。
    [2]唐钺:《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四年》,《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305页。
    [3]《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40页。
    [4]董涤尘:《我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65页。
    [5]《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13页。
    [1]《张元济日记》,下册,第537页.
    [2]《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8页.
    [3]《蒋梦麟自传:西潮·新潮》,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1]见孟森:《夏君粹方小传》,《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8页: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创业诸君》,《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7-19页.
    [1]董涤尘:《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时期的片断回忆》,《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三十三》,商务印书馆内部1985年印,第6页。
    [2]《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49、333页。
    [3]《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15页。
    [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19-120页.
    [5]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第45页.
    [6]《张元济日记》,上册,第504页。
    [7]《张元济日记》,下册,第746页。
    [1]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17页。
    [2]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创业诸君》,《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10页。
    [3]徐调孚:《再忆谢六逸先生》,《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91页。
    [4]杜耿孙:《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杜亚泉》,《浙江文史集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页。
    [5]张树年:《我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90-291页。
    [6]《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450页。
    [7]《张元济日记》,下册,第788页。
    [1]《张元济日记》,下册,557、558页。
    [2]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第45-46页。
    [3]《张元济日记》,下册,第682页。
    [4]《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第241,359,375-377,380页。
    [5]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38页。
    [6]《张元济日记》,上册,第28、30、632页.
    [7]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第42页.
    [8]郑尔康:《星陨高秋——郑振铎传》,第105页.
    [1]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06页。
    [1]蔡元培:《杜亚泉先生遗事》,《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2]陈叔通:《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35页。
    [3]庄适:《庄俞家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74页.
    [4]庄适:《庄俞家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74页。
    [5]庄俞:《恽铁樵君哀词》,《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67页。
    [6]宗清元:《陆尔奎与<辞源>》,《文史知识》,1988年第5期。
    [7]杜耿孙:《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杜亚泉》,《浙江文史集粹》,第280页。
    [8]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27页.
    [9]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01-210页。
    [1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21页.
    [1]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第29页。
    [2]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02-203页。
    [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18页。
    [1]周越然:《书与回忆》,第241-242页.
    [2]《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第245页.
    [3]董涤尘:《我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70页.
    [1]董涤尘:《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时期的片断回忆》,《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三十三》,第10页。
    [2]《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503页.
    [3]转引自陈达文:《胡适与商务印书馆——胡适日记和书信中的商务资料》,《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577页。
    [4]《张元济日记》,下册,第808页.
    [1]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06~208页;陈孟瑞:《商务编辑、<国文法草创>著者陈承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06页。
    [2]谢振声:《郑贞文先生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82页。
    [3]《张元济日记》,上册,第396页。
    [4]《张元济日记》,上册。第404页.
    [5]《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401页。
    [6]谢振声:《郑贞文先生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88-191页。
    [1]《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37页。
    [2]《张元济日记》,上册,第418-419页.
    [3]《张元济日记》,下册,第551页.
    [4]《张元济日记》下册,第709页。
    [1]《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册,第113页.
    [2]茅盾曾回忆他在北大时的同班同学胡哲谋,“大约是五卅运动前后,他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英文周报》的主编”。而据唐鸣时回忆:“我进馆时,李培恩刚从美国进修商科回馆,胡哲谋毕业北大英文系来馆,”唐鸣时1921年曾作为暑假编译员在商务短暂工作过,1923年大学毕业后方才正式进入商务编译所.实际上,胡哲谋至迟在1922年就担任了商务《英文杂志》的编辑,笔者在1920年第12期《英文杂志》的编辑名单上未见到胡哲谋的名字,1921年的《英文杂志》笔者未见,1922年第1期的《英文杂志》的编辑名单上见到了胡哲谋的名字。综合以上材料,胡哲谋最早是在1921年进馆的,但具体在胡适考察之前,还是之后。目前笔者还无法确定。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13页;唐鸣时:《我在商务编译所的七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81页.
    [3]《张元济日记》,下册,第696-697页。
    [1]唐鸣时:《我在商务编译所的七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277页。
    [1]胡道静:《我的父亲胡怀琛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九十五年》,第260页。
    [2]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8页。陈江:《慧眼伯乐——恽铁樵》,唐锦泉:《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函授学校》,《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99页、第657页。
    [3]俞颂华:《忆钱经宇(智修)先生》,《东方杂志》,第43卷第8号。
    [4]《特别广告》,《小说月报》,第4卷第9期.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79页。
    [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80页。
    [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81页。
    [4]《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
    [5]《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此宣言还先后刊载于1920年12月13日北京《晨报》。 1920年12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9号。
    [1]杨扬:《商务印书馆与20年代新文学中心的南移》,《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
    [2]《社章》,《学艺》第1卷第1号。
    [1]钱益民:《中华学艺社研究(1916—1932)》,复旦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未刊),第8页。
    [2]陶希圣:《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记闻》,《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489页。
    [3]王确临来函,《学艺》第3卷第3号通讯栏;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1872—1922)),上海书店1987版。
    [1]陈大齐等:《发刊有系统的丛书意见》,《学艺》,第4卷第7号。
    [1]《科学社改组始末》,《科学》第2卷第1期。
    [2]《中国科学社社章》,中国科学社1920年刊,第3-4页。
    [3]赵元任:《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1]朱胡彬夏:《亡弟明复的传略》,《科学》,第13卷第6期.
    [2]钱益民:《李登辉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3]该会主办的杂志《环球》于1916年创刊,每期都会公布会员缴纳会费的情况,笔者翻看过1916年、1917年两年的《环球》,见到庄俞、周越然、朱元善、张叔良、邝富灼、恽铁樵、郭秉文、蒋梦麟等商务编译员缴纳会费的记录,而在1917年第2卷第2期《本会之新职员》介绍中,周越然是交谊部部长,周锡三是查账员,余日章、朱元善、庄俞、张叔良等人都是重要职员。
    [4]郑贞文:《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3卷,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257页.
    [1]《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2月26日。
    [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79页。
    [3]钱益民:《中华学艺社研究(1916-1932)》,复旦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未刊),第24页。
    [1]《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7日。
    [2]《张元济日记》,上册,第418-419页.
    [3]《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379页.
    [4]《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379页。
    [1]汪家熔和刘曾兆都是这样划分的,分别参见汪家熔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考略》,《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第90—91页;刘曾兆:《清末民初的商务印书馆——以编译所为中心之研究(1902年—1932年)》,第58-71页。另,虽然在张元济时期的后期,高梦旦曾经担任过编译所所长,在王云五时期的后期,何炳松曾经担任过编译所所长,但是在两个时期,分别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张元济和王云五。
    [1]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第12页。
    [2]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第134页。
    [3]顾廷龙:《张元济书札序》,《张元济书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7页.
    [4]按阳历,张元济被列为出生于1867年,蔡为1868年
    [5]蔡和张还在翰林院同事两年.在商务印书馆,他们也有同事的关系
    [6]高平叔:《蔡元培与张元济》,《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58-559页。
    [1]据商务印书馆辛亥年二月寄给蔡元培的帐单,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与张元济》,《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68页。
    [2]最新出版的《张元济全集·书信》仍未见收录此封信。此处系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与张元济》,《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68页。
    [1]《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460页。
    [2]《张元济全集·书信》,第3卷,第464页。
    [3]汪家熔:《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478页。
    [1]蒋维乔:《从南京教育部说到北京教育部》,《教育杂志》,第27卷,第4号。
    [2]40元的月薪,见蒋维乔1903年农历11月28日的日记,参见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选》,《出版史料》,1992年第2期。
    [3]蒋维乔:《从南京教育部说到北京教育部》,《教育杂志》,第27卷,第4号。
    [1]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2]蒋维乔:《因是先生自传》,选自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五),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395页.
    [3]杨杏佛:《与东大同学论军阀与教育书》,《杨杏佛文存》,平凡书局1929年版,第321页。
    [1]王云五:《谈往事》,第182页。
    [2]崔志海编:《蔡元培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3]蒋梦麟:《蒋梦麟自传:西潮·新潮》,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4]蒋维乔:《从南京教育部说到北京教育部》,《教育杂志》,第27卷,第4号。
    [1]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4页。
    [2]《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13页.
    [3]《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46页.
    [4]《张元济日记》,上册,第300页。
    [5]《张元济日记》,下册,第465页。
    [1]《张元济日记》,上册,第370页。
    [2]《张元济日记》,上册,第78页。
    [3]《张元济日记》,上册,第95页。
    [4]《张元济日记》,上册,第283页。
    [1]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第259页。
    [2]《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431页。
    [3]《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226页。
    [4]《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380页.
    [5]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132页。此文收入《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后,反映商务内部矛盾的内容被删除。
    [1]《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18页。
    [2]夏丐尊:《知识阶级的运命》,《平屋杂文》,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90-91页。
    [1]郑贞文:《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3卷,文化,第256页.
    [2]庄俞:《悼梦旦高公》,《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59页.
    [3]蒋维乔:《因是先生自传》,《民国人物碑传集》卷五,第390页。
    [1]蒋维乔:《竹翁自订年谱》(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2]庄适:《庄俞家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73页。
    [3]《亚泉杂志》,第10期(1901年6月)。
    [4]蒋梦麟:《蒋梦麟自传:西潮·新潮》,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5]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07页。
    [6]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第169页。
    [1]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第169页.
    [2]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第170页.
    [3]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第178页.
    [4]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第110页.
    [5]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第169页。
    [6]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第195页.
    [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15页。
    [2]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3]郑贞文:《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3卷,文化,第257页。
    [1]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第169页。
    [2]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第170页。
    [3]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第176页。
    [4]蒋维乔:《高公梦旦传》,《东方杂志》,第33卷第18号.
    [5]郑贞文:《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3卷,文化,第260页。
    [6]郑贞文:《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3卷,文化,第260-261页。
    [1]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第2卷,第200页。
    [2]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张元济诗文》,第260页。
    [1]陈江:《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孙毓修先生》,《商务印书馆九十五》,第587页。
    [2]1916年底,孙毓修曾对茅盾说,他已在商务“熬了十年”.据此推算,他大概在1906年就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29页.
    [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25页。
    [4]《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426-427页.
    [5]有关这场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研究,可参见高力克:《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41页.
    [6]《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
    [1]正式主编是朱元善,但是1921年3月,他完全放手让杨贤江主编《学生杂志》。
    [2]1920年下半年,钱经宇接替陶葆霖担任《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一直是钱的主要助手,对《东方杂志》负很大责任,1924年后开始代理主编。
    [3]比如茅盾生于1896年,约在1905年进入初小;杨贤江生于1895年,1906年进初小;等等。相关传记可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金立人、贺世友:《杨贤江传记》,江苏教育出版1990年版。
    [1]周予同:《追念杨贤江》,《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80页。
    [1]沈雁冰:《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
    [2]玄珠:《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文学旬刊》,1921年第1期。
    [3]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文学》,第103期。
    [4]沈雁冰:《文学与政治社会》,《小说月报》,第13卷第9号。
    [1]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12卷1期.
    [2]万树玉;《茅盾年谱》,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6-78页.
    [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202页。
    [1]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
    [2]《无题》,《文学旬刊》,第56期.
    [3]茅盾:《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序言》,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406页。
    [4]吴泰昌:《忆五四,访叶老》,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第159页。
    [1]《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南京分会成立》,《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
    [2]《会员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第10期。
    [3]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编:《杨贤江纪念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6、32、62页.
    [4]《本志刷新预告》,《学生杂志》,第8卷第5期.
    [5]《卷头语》,《学生杂志》,第9卷第1期。
    [6]《通讯》,《学生杂志》,第9卷第6期。
    [7]《编辑余谈》,《学生杂志》,第10卷第11期.
    [1]叶圣陶:《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杨贤江纪念集》,第63页。
    [2]例如:《青年与恋爱专号》、《择业问题专号》、《学习法专号》以及《学生生活态度专号》等。
    [3]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70-72页。
    [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0页。
    [5]倪文宙:《过去时现在时(学生杂志)所提倡的及所应提倡的》,《学生杂志》,第10卷第1期.张广沅:《我所希望于今日之<学生杂志>》,《学生杂志》,第10卷第1期。等等。
    [6]《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 第424-425页。该调查在1920年10月至1921年11月底间调查的.
    [1]《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510-511页.
    [2]有关杨贤江和《学生杂志》更详尽的研究可参考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
    [3]王湜华:《王伯祥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276-277页.
    [4]顾潮:《历尽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79-80页.
    [1]《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册,第308-309页。
    [2]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268-269页。
    [3]《中国著作者协会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史料·索引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176页。
    [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第187页。
    [1]章锡琛:《从办学校到进商务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101-102页。
    [2]杜耿孙:《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杜亚泉》,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浙江文史集粹》,第280-281页。
    [1]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蔡元培:《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一览序》,《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第1997版,第341页。
    [3]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5卷第1期。
    [4]蔡元培:《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593页。
    [1]蔡元培:《何谓文化》,《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93页。
    [2]沧生:《中国的科学》,《现代评论》,第118期。
    [3]任鸿隽:《五十年来的科学》,《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579页。
    [4]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开会词》,《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243-244页。
    [5]任鸿隽:《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科学》,第3卷第1期。
    [6]任鸿隽:《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科学》,第3卷第1期.
    [1]任鸿隽:《发展科学之又一法》,《科学》,第7卷第6期。
    [2]卢于道:《二十年来之中国动物学》,刘咸选辑:《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1937版,第202-203页。
    [3]徐明华:《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的制度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下册,第244页。
    [1]樊洪业:《中国科学社与新文化运动》,《科学》,1989年第2期。
    [2]约瑟夫·本-戴维著,赵佳苓译:《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
    [3]陈时伟:《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1927—1937)》,《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
    [4]马相伯:《为函夏考文苑事致袁总统条呈》,《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128页。
    [1]左玉河:《从考文苑到研究所:民初专业研究机构之创设》,《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
    [2]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9页。
    [3]钱穆:《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国史新论》,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58页。
    [4]陈独秀:《随感录·学术独立》,《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9页。
    [1]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9页.
    [2]陈时伟:《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1927—1937年》,《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
    [3]唐钺:《中国学术的最大病根》,《唐钺文存二》,第297-298页。
    [1]潘光旦:《科学研究与科学提倡》,《潘光旦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5页.
    [2]陶孟和:《再论科学研究》,《现代评论》,第119期。
    [3]任鸿隽:《何为科学家》,《新青年》,第6卷第3号。
    1.《东方杂志》1912-1932年
    2.《教育杂志》1918-1931年
    3.《小说月报》1918-1929年
    4.《学生杂志》1917-1926年
    5.《妇女杂志》1918-1926年
    6.《科学》1915-1928年
    7.《学艺》1917-1931年
    8.《环球》1916-1917年
    9.《太平洋》1917-1925年
    10.《文学旬刊》1921-1923年
    11.《文学》1923-1925年
    12.《文学周报》1925-1929年
    13.《新青年》1918-1919年
    14.《新潮》1919年
    15.《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
    16.《少年中国》1919-1920年
    17.《现代评论》1927年
    1.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全三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3.柳和城、张人凤、陈梦熊编著:《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5.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0-14卷,书信、函电,第15-17卷,日记、自述,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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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王寿南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4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3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年版。
    10.商金林编:《叶圣陶年谱长编》,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1.陈福康编:《郑振铎年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2.汪家熔整理:《蒋维乔日记》(摘录),《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第45、46、47、48、50,商务印书馆1990年4月、9月、1991年6月、1992年4月、1993年10月。另外,在《出版史料》1992年第2期也刊载了一部分日记。
    13.蒋维乔:《竹翁自订年谱》(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14.万树玉:《茅盾年谱》,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5.房鑫亮:《何炳松年谱》,《何炳松文集》,第4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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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杜学元:《杨贤江年谱长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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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50卷,北京商务印书馆内部资料1980-1993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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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蒋梦麟:《蒋梦麟自传:西潮·新潮》,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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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费孝通、夏衍等:《胡愈之印象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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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黄炎培著:《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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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蒋维乔:《因是先生自传》,选自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五),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23.赵景深:《我与文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4.邝富灼:《六十年之回顾》,《1926~1945良友人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25.黄警顽:《二十年社交经验谈》,《1926~1945良友人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26.邝富灼:《王云五先生传略》,《1926~1945良友人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27.蔡元培:《杜亚泉先生遗事》,《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8.杜耿孙:《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杜亚泉》,《浙江文史集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9.郑贞文:《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3卷,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30.张孝基:《商务印书馆开办之初》,《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6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31.曹冰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6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32.高觉敷:《高觉敷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
    33.郭绍虞:《郭绍虞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
    1.张元济:《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蔡元培:《蔡元培文集》,第1-9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8年版。
    3.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何炳松:《何炳松文集》,第1—5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5.杨贤江:《杨贤江全集》,第1—6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6.唐钺:《唐钺文存一》,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7.唐钺:《唐钺文存二》,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8.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9.许纪霖、田建业:《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0.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
    11.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葛思恩、俞湘文编:《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3.谢六逸:《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4.杨杏佛:《杨杏佛文存》,平凡书局1929年版。
    15.夏丐尊:《平屋杂文》,开明书店1935年版。
    16.鲁迅:《鲁迅全集》,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7.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版。
    1.《商务印书馆通信录》,1920年-1926年。
    2.《编译所职员录》,1925年印。
    3.《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投稿简章》,《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第14期。
    4.《商务印书馆同人服务待遇规则汇编》,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5.《商务印书馆志略》,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6.《商务印书馆被毁记》,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
    7.《商务印书馆人事概况》,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8.《商务印书馆规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9.王云五编:《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10.贾植芳:《文学研究会资料》,上中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1.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2.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3.《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197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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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本馆四十年大事记(1936)》,《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6.《商务五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7.《商务印书馆历年大事纪要(1897~1962)》,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18.商务印书馆工会编:《商务印书馆工会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19.上海市教育局编:《上海市书店调查》,上海市教育局1935年版。
    20.中华书局编:《民国三年春中华书局概况》,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版。
    21.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
    22.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1872—1922)》,上海书店1987版。
    23.《中国科学社社章》,中国科学社1920年刊。
    24.三联书店编:《“东方杂志”总目》,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上海书店1980年重印。
    25.李永璞:《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1960-1990)》,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26.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甲编、乙编、丙编、丁编上下卷,中华书局1954-1959年版。
    27.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丁编,中华书局1954-1957年版。
    28.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
    29.宋原放、汪家熔:《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全三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0.宋原放、汪家熔:《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1卷,上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1.宋原放、汪家熔:《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补卷,第1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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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7》,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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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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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周武:《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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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陈建民:《智民之梦: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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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吴方:《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1994年版。
    28.李西宁:《人淡如菊——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
    29.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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