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君主的信息渠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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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宋代宫廷建筑布局、章奏处理过程、君臣奏对、以及特定政治群体等多方面因素的分析,论述了当时皇帝收集、处理信息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宋代皇权的运行方式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
     宫廷的建筑布局,以及各个通进机构在其中的具体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不同信息渠道的特点和各自在政治运行中能发挥的功能。本文自在北宋宫城中具有重要地位,但较少受到研究者关注的内东门出发进行讨论,指出空间位置上“密迩禁中”,是内东门最重要的特点。正因此门具有这样一种位置,宋代帝王经常利用它来获取一些不能或不便通过常规通进渠道获取的机要信息或敏感信息。通过将内东门与其它通进机构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帝王是如何结合具体的建筑空间,利用多元信息渠道来“防范壅蔽”的。
     皇帝与宰辅大臣的关系,往往决定着政局的走向。而政治信息处理过程,又影响着两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本文以宋代政治信息的主要载体——章奏文书为切入点,讨论了皇帝和宰辅各自在通进、降出、覆奏、留中等章奏处理环节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彼此之间发生的关联。通过章奏处理,可以看出,在宋代,皇帝日渐走到了政务处理的前台,而宰辅则逐渐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助手,二者在政务运行中形成了较前代更为紧密的协作关系。但另一方面,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双方又不时围绕着信息进行着政治博弈。皇帝个人信息处理能力的不足,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也是博弈得以形成的关键。
     君臣奏对是臣僚向皇帝呈报信息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宋代一种较为特殊的奏对活动——经筵,来考察奏对制度与君臣交流的关系。与转对、轮对等常规奏对相比,经筵在各方面的限制较少,同时具有更为宽松的氛围。利用经筵,皇帝可以弥补常规奏对的某些不足,更为有效地获取信息。同时,在经筵活动中特殊的交流方式,还使得君臣双方体现出一种与平日相比,更为亲近平等的关系。
     在信息收集活动中,宋代皇帝经常对宦官等“侧近”私人委以重任。利用宦官等“侧近”,皇帝在外廷官僚集团之外,开辟了一个易于为自己掌控,便捷隐秘的信息来源,有助于自己更有效地周知外事。在任用宦官的同时,皇帝也利用外廷官员对其加以防范。在很多政务的处理中,皇帝都是同时通过内臣与外官来收集信息的。而内臣与外官的“异论相搅”,在拓展了君主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增大了其判断信息真伪的难度。能否合理地对信息加以辨析,不仅取决于君主的政治能力,更取决于他对待信息的态度和动机。
This dissertation concentrates on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operation for the emperors in Song Dynasty by analyzing of the distribution of buildings in royal court, the operation on the reports, the liege Zou-dui奏对, and particular political groups. On the basis of these analyses, the author aims to study further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imperial power in Song Dynasty.
     The distribution of buildings in royal court and the location of all the delivering departments in the royal court, determined the features of different information channels and functions in the political operation.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dissertat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Nei dong men内东门(The inner east gate). The gate was very significant in Northern Song, but few researchers pay attention to this issu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special position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of Nei-dong-men内东门(The inner east gate). In view of the position of the gate, the emperor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often used the gate to get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hcih could not be got through common channels. Contrasting Nei-dong-men and other delivering departments, the author argues how the emperors prevented themselves from being cheated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of buildings and multiple information channe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perors and the chief and assisting councilors宰辅(zai-fu) determined the trends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operation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affect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at relationship. In the second part, the author discusses how the emperors and the chief and assisting councilors宰辅(zai-fu) played their own rol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reports. In view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report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mperors of Song Dynasty gradually operated the government affairs in perso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chief and assisting councilors宰辅(zai-fu), and they had closer co-operation in the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ffairs than anterior dynas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often had political struggles on the information. The co-operation and the struggles were both on the basis of the emperors’lack of abilities to operate the information.
     The Zou-dui奏对was significant for the officials. In the third part of this dissertation, the author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Zoudui奏对system and the liege communication by analyzing of a special Zou-dui奏对----Jing-yan经筵. Constructed with the common Zou-dui奏对such as Zhuan-dui转对and Lun-dui轮对, Jing-yan经筵got less restriction and freer atmosphere. In order to get information efficiently, the emperors used Jing-yan经筵to remedy defects in the common Zou-dui奏对. Moreover, the special communication way in Jing-yan经筵made a closer and more equal liege relationship than usual.
     In the fourth par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eunuch chiefly. When collecting information, the emperors in Song Dynasty often appointed heavy tasks to the eunuch and other private groups. In order to know the outside situation efficiently, the emperors established an easily controlled and secret information channel through them. While appointing the eunuch, the emperor guarded them through the officials. In most cases, the emperors collected information through all of them. For the emperor, the struggles between the eunuch and the officials expanded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made the judgment of the reliability of information more difficult.
引文
1 对于皇帝制度,研究者一般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界定方式,狭义的皇帝制度,一般指名号制度、礼仪制度、皇位继承制度、宫廷制度等与皇帝个人直接相关的典章制度,而广义的皇帝制度指皇帝集权的政治体制,包括皇帝权力的确定、官僚系统的设置、法令的颁行等方面。(参见白钢《中国皇帝》页 4-19,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年)。本文所说的皇帝制度,指的是后者。
    2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4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5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6 内藤湖南著,黄约瑟译,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册,页 10-18。原刊于《历史与地理》第 9 卷第 5 号,东京 1921 年。
    1 宫崎市定著,黄约瑟译《东洋的近世》。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册,页 153-242。
    2 钱穆《论宋代相权》,载台湾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论集》第一辑。原刊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二卷,1942 年。
    3 《中华文史论丛》1986 年第 3 辑,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
    4 《中国皇帝》页 162。
    5 比较典型的代表作是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而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的《宋帝列传》则包括两宋全部皇帝的传记。
    6 如邓广铭《论赵匡胤》,《新建设》1957 年第 5 期,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张其凡《论宋太宗》,《历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页 96-109,页 96-109;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阴影下的孝宗》,《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 57 本第 3 分,收入《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政治与权力》;胡昭曦《宋理宗的“能”与“庸”》,《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页 109-120。
    7 如张邦炜《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载氏著《宋代婚姻家族史研究》。
    8 宫崎市定前引文。
    9 佐伯富《宋朝集权官僚制的成立》,原刊于《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东京,岩波书店 1970。转引自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绪论:人与制度》。
    10 参见朱瑞熙《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述评》,载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1 例如姚大力就指出,宋代一方面,另一方面皇权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制约皇权的程序也有所加强,两者形成了一种张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载《学术集林》卷十五,上海 远东出版社 1999 年。
    2 参见张邦炜《论宋代皇权与相权》,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2 期,页 60-68;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权力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页 56-64;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载《暨南学报》2001 年第 6 期,页 114-123。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 2004 年)也在此问题上有较为集中的讨论。
     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十一月庚寅。
    2 钟义信:《信息与信息化—知识·方法·应用》,页 10-12,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 年。
    1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第三章之第二节。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2 参见邓小南《“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载《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3 载《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页 239-242。
    4 载《李延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页 118-132。
    5 载《宋代社会的空间与网络》,东京,汲古书院 2006 年。
    6 《文天祥全集》卷三《御试策一道》。
    7邓小南《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之《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即刊。
    1 寺地遵《宋代政治史研究方法试论》,载《宋元时代的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 1996 年;寺地遵著,刘静贞、李今芸译《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之《序章: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轨迹与问题意识》台北 稻乡出版社。
    2 平田茂树著,陈力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评》,载《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
    3 《东洋史研究》第 52 卷第 4 号,1994 年。
    4 载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
    5载《宋代社会的空间与网络》。
    6 发表于北京大学“唐宋时期的文书传递与信息交流”国际学术工作坊。
    7 载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
    8 《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页 107-121。
    9载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
    10 《云南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页 85-90。
    1 《中州学刊》2004 年第 6 期,页 112-116。
    2 《文史哲》2004 年第 4 期,页 47-53。
    3载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
    4 《河北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5载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
    6 《成大历史学报》第 27 号,页 1-54,2003 年。
    7 佐伯富著,索介然译,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页 337-369。原刊于《东方学报》第 9册,1938 年。
    8 佐伯富著、魏美月译《东方杂志》1980 年复 13 卷 8、9、10 期。
    9 《河南大学学报》1984 年第 4 期。
    10 《唐研究》第六卷,页 255-268,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1 《郑州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页 24-27。
    12 别府大学史学研究会编《史学论丛》第 21 辑,1990 年,页 117-136。
    13 巴蜀书社 1999 年。
    14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5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16载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
    1 Harvard Joru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 66 ,number 1.p145-188,2006
    2 台北 稻乡出版社 1996 年。
    3 三联书店 2006 年。
    4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92 年。
    5 齐鲁书社 2004 年。
    6 《文史》2008 年第 1 辑,页 119-148。
    7 《立命馆文学》516,页 349-387,1990 年。
    1 《东方学》86,页 39-52,1993 年。
    2 晃洋书房 2006 年。
    3 《文史》2002 年第 4 期,页 101-119。
    4 《燕京学报》新十六期,页 89-116,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5 《元代政治制度研究》页 1-31,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6 参见姚大力前引文,张帆:《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北大史学》第 8 辑,页 50-75,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8 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社 1979 年。
    9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10 中华书局 2006 年。
    11 史景迁著,陈引驰、郭茜、赵颖之、丁旻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 年。
    12 上海 三联书店 1999 年。
    13 参见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 2003 年。
     1 薛晓源、陈家刚主编的《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编译、收录了“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马齐、奥尔森等人的主要论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1 参见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
    1 李全德《文书体制中的宋代通进银台司》(载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即刊)一文中对此问题有过论述。平田茂树在《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评》(载《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页 40-63,商务印书馆 2004 年)中,亦讨论了宋代皇帝活动的政治空间。但这些研究均非专门就宋代宫廷的建筑布局与通进渠道问题展开论述,在很多方面还有拓展的余地。此外,唐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宫城建筑布局对政治的影响,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侍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载《燕京学报》新十六期页 89-116。)等。这些成果,对于宋代同类问题的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 参见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页 40-41,中华书局 2006 年;《宋会要辑稿》方舆一,中华书局 1957 年。周宝珠《北宋东京研究》页 27-37,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页 173-226,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年。
    1 关于宋代宫廷的整体结构,目前缺乏考古材料的印证,除《宋史》、《宋会要辑稿》、《东京梦华录》等文献资料外,可参见《事林广记》所载京阙之图,该图在一些细节上,有疏漏之处,但大体的布局结构,是基本符合史实的。
    1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四。
    2 《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
    3 《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八月癸酉。
    4 《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四月乙卯条记载,太祖欲为宰相赵普置副贰,命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参知政事既为宰相副贰,其所上事之宣徽院,当距宰相办公之政事堂不远。又《宋宰辅编年录》卷八载“元丰五年十二月,以旧中书东、西厅为门下、中书省,都台为三省都堂。徙建枢密院于中书省之西,以故枢密、宣徽、学士院地为中书、门下后省。”也可见宋代前期,宣徽院与二府位置相距不会太远。
    5 元丰改制之后,通进银台司的建制有所调整,银台司职事被并入门下省章奏房,通进司被归属于门下后省。关于这一时期通进司的位置,没有太多直接记载。笔者以为,通进司本身职事并无太多变化,且其所隶属的门下后省,又与原所在地(宣徽院)相邻,故其基本位置,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
    6 《职官分纪》卷四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六。
    8 参见赵冬梅《通进视角下的唐宋閤门司》;李全德《文书体制中的宋代通进银台司》。
    1 通进司最初为内侍主管,淳化四年迁至外朝后,改为由士人主管。参见李全德《文书体制中的宋代通进银台司》。
    2 参见赵冬梅《试论宋代的閤门官员》,《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页 107-121。
    3友永植《内东门司考》(日本别府大学史学研究会编《史学论丛》第 21 辑页 117-136,1990 年。)一文对内东门司的职能,以及在内东门进行的“垂帘听政”等有所论述,但并未明确考证、论述内东门的具体位置和与之相关的君臣交流。
    4 《玉海》卷一六○,上海书店 1987 年。
    5 今可见之《事林广记》京阙之图中,并不标明内东门之所在,但是图之中,却标注有内东门司,在宣祐门之东侧。内东门司当于内东门置局,以前引《宋会要辑稿》等记载考之,内东门在宣祐门之西,可知《事林广记》图所绘之位置有误。疑绘图之人,实不知内东门所在,但就其名称中之“东”,加以臆测,遂将其位置绘于宣祐门之东。
    6 《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
    1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四,神宗元丰三年五月乙亥;《玉海》卷一七○亦有此记载。
    2 杨国宜在《包拯集校注》卷一《论内降》的注释中称“在宫城宣祐门大街有通会门,即内东门”。“通会门”当为“会通门”之误。且会通门与内东门也并非同一门。见《包拯集校注》,页 77,黄山书社 1999 年。
    3 《宋朝诸臣奏议》卷八四《上徽宗论道士烧炼丹砂》。《事林广记》所载之京阙之图中,有进食门(即会通门),在宣祐门之东,与殿中省六尚局相邻。以上述文献考之,可知其误。按,进食门为内东门以里的宫门,京阙之图绘制者既不知内东门之所在,故于进食门之位置,亦难明了。
    4 《石林燕语》卷一。
    5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六,《上仁宗论内东门使臣藏挟女口阑入禁廷》。
    6 《长编》卷一八二,嘉祐元年正月庚申。
    7 《涑水记闻》卷五。
    8 《宋史》卷一二四《礼志二十七》。
    1 《宋史》卷一一一《礼志十一》。
    2 《长编》卷五二○,元符三年正月乙卯。
    3 《宋史》卷一二四《礼志二十七》。
    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绍兴九年六月乙酉。
    5 《长编》卷四九三,绍圣四年十一月甲寅。
    6 《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戌。
    1 《长编》卷五二○,元符三年正月乙卯。
    2 《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戌条下小注。
    3 《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
    4 《宋史》卷四六四《外戚曹佾传》。
    5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
    6 《邵氏闻见后录》卷一。
    7 《曲洧旧闻》卷一。
    1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五;《梁溪集》卷一七六《建炎进退志总序》。
    2 《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之一。
    3 《宋史》卷一一六《礼制十九》。
    4 《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之一。
    5 参见平田茂树前引文,赵冬梅《通进视角下的唐宋閤门司》,载《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即刊)。
    1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
    2 《铁围山丛谈》卷一。
    3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
    4 《梦溪笔谈》之《补笔谈》。
    5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6 《宋史》卷三二一《郑獬传》。
    7 前文曾经提及,内东门近旁有凝晖殿,这或许即是内东门小殿之雅称。
     1 宋代翰林学士在一定程度上仍被视为“内职”,但其所处的翰林学士院,却已经迁到了外廷,故无法如唐代那样,直接在内廷与皇帝见面。参见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页 85,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2 《铁围山丛谈》卷一。
    3 《郧溪集》卷十八《纪事》。
    1 《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参见王瑞来《代王言者:以真宗朝翰林学士为中心的考察》(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页 172-189,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2 《长编》卷二百三,治平元年十二月丙午。
    3 《宋史》卷三一○《李迪传》。
    1 《长编》卷四百九,元祐三年三月辛巳。
    2 《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七月丙午。
    3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
    4 《宋史》卷二六八《柴禹锡传》。
    5 关于宋代视朝活动的情况,可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三章,页 135-158 中“二府分班或合班奏事”,“群臣上殿奏事”,“台谏官的本职公事”等节。
    1 《国老谈苑》卷一,《归田录》记为陶谷事。
    2 《玉海》卷一五八称“迎阳门内后苑”,可见其位置关系。
    3 《长编》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三月癸亥。
    4 《长编》卷二六一,熙宁八年三月辛酉。
    5 《靖康要录》卷一。
    6 参见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页 110。
    7 唐代后期,就存在皇帝在浴堂殿等正式朝会场所之外的地点,召见翰林学士等近臣的现象。北宋时期天子私人空间的政治化,应属于这种现象的延续。
    1 《长编》卷八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申。
    2 《涑水记闻》卷五。
    3 《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二月甲寅,记为“诣垂拱殿门”。
    4 《涑水记闻》卷五载孔道辅等人在请对失败后,到中书门下“论辩喧哗”。
    1 《涑水记闻》卷五,。
    2 参见《长编》卷三五三。
    3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周怀政传》。
    4 如《道山清话》载,太宗时,南唐旧臣张泌家中多宾客,太宗一日遣快行家一人,直入其家中探视情况。《宋朝事实类苑》亦载,太宗时,遣隶属皇城司的“期门健步”,亦即快行亲从官数人,往来侦报治河之事。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五。
    5 《宋史》卷四七○《佞辛·赵赞传》。
    1赵冬梅在《通进视角下的唐宋閤门司》一文中,推测其可能是内东门,但未作详细论述。
    2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二八
    3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二六,《上仁宗论内东门使臣藏挟女口阑入禁廷》。
    4 内东门小殿还有一项重要功能,就是作太后垂帘时的视朝场合之用。这一问题较为特殊,本文暂不讨论。大致情况可参见前引友永植文。
    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二八。
    2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二八。
    3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二八引《神宗正史·职官志》。
    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一九。
    5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二九。
    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九之一三。
    7 《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
    8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九之一三。
    9 《宋会要辑稿》仪制六之一三。
    10 《长编》卷二百二,治平元年六月丁未。
    1 《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九月辛丑;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丁巳。
    2 参见《事林广记》所载京阙之图。又,文中所言,是就大体情况而言,一些机构的位置,如御药院,在不同的时期,还是略有变化的。
    3 《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七月丙午。
    4 《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五月戊子朔。
    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四之一九。
    2 《长编》卷五百五,元符二年正月丁巳。
    3 《咸平集》卷二七《知杂后谢传宣》。
    4 《长编》卷三六四,元祐元年正月丙辰。
    5 《涑水记闻》卷三。
    1 《长编》卷二四○,熙宁五年十一月庚申。
    2 《长编》卷三九五,元丰八年八月辛丑。
    3 《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下一》。
    4 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仁宗时,致仕官高化以自己曾任节度使,故不愿如一般臣民一样诣登闻鼓院进文字,遂上奏仁宗,请由层级更高的通进司进章奏,得到了仁宗的同意。见《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七。
    5 关于其与哲宗后期的开边活动,参见曾瑞龙《拓边西北》第四章,页 125-154,香港中华书局 2004 年。
    1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四。
    2 《长编》卷五一八,元符二年十一月辛未。
    1 《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戊辰。
    2 《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五月戊子朔。目前尚不确定此规定是否在嘉祐五年之后一直得到了严格遵守。
    3《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七。
    1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下编第四部分“南宋临安(杭州)的结构和街市分析”中,对此有详细论述,可参看。
    2 《咸淳临安志》卷二。
    3 《咸淳临安志》卷二。
    4《南村辍耕录》卷十八。
    5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四《乾道正丞相官名本末》。
    6 《石湖诗集》卷二十《淳熙五年四月二日直宿玉堂怀旧二绝句》。
    1 《乾道临安志》卷一、《咸淳临安志》卷八。
    2 《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三。
    3 《梦粱录》卷十一《诸山岩》。
    4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三一。
    5 《乾道临安志》卷一、《咸淳临安志》卷十。
    6 《咸淳临安志》卷十。
    7 《梦粱录》卷十《内诸司》。
    8 《乾道临安志》卷一。
    1 《剑南诗稿》卷五《夜食炒栗有感》。
    2 《宋史》卷一四一《礼志十七》。
    3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忠集》卷首所载年谱。
    4 《文忠集》卷一七二《思陵录上》。
    5 《四朝闻见录》卷三。
    6 《容斋四笔》卷十。
    7 《文忠集》卷一七二,《思陵录上》。
    8 《渭南文集》卷三十五,《中丞蒋公墓志铭》。
    9 《容斋三笔》卷十《禁中文字》。
    1 《梦粱录》卷八《大内》。
    2 《南村辍耕录》卷十八。
    3 《武林旧事》卷二。
    4 《晦庵集》卷九七,《敷文阁待制陈公行状》。
    1 参见《文忠集》卷一三五《垂拱殿对札子一首》;卷一三六《垂拱殿对札子二首》、《垂拱殿对札子》一首。
    2 参见《文忠集》卷一三六《答选德殿圣问奏》;卷一三八《兵部侍郎选德殿对札子二首》;卷一三九《兵部侍郎选德殿对札子二首》、《选德殿对札子一首》;卷一四○《吏部侍郎选德殿对札子二首》、《翰林学士选德殿对札子》。
    3 参见《文忠集》卷一四一《罗木堂对札子》;卷一四二《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罗木堂对札子一首》。南宋后苑中有翠寒堂,系用日本罗木所建,笔者怀疑罗木堂可能是翠寒堂的别称。
    4 参见《文忠集》卷一四一《倚桂殿札子二首》;卷一四三《倚桂殿札子二首》。
    5 参见《文忠集》卷一三七《右文殿修撰召赴行在隐岫对札子三首》、《敷文阁待制隐岫宣对札子》;卷一三八《隐岫对札子二首》;卷一三九《吏部侍郎隐岫对札子二首》、《隐岫对札子三首》;卷一四○《隐岫对札子一首》;卷一四一《隐岫对札子三首》;卷一四三《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隐岫对札子四首》。
    6 参见《文忠集》卷一三五《秘书少监碧琳堂对札子一首》。
    7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孝宗恭俭》;《武林旧事》卷三《禁中纳凉》。
    8 《西山文集》卷十三《得圣语申省状》。
    9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壬午内禅志》。
    10 《文忠集》卷一百四《选德殿记》;《玉海》卷一六○。
    11 参见《文忠集》卷五一。
    12 《武林旧事》卷三《禁中纳凉》。
    1 《文忠集》卷六一《资政殿大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
    2 《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六》。
    3 《梁溪集》卷六七《乞差内使一员承受发来文字奏状》。
    4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三二。
    5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内侍两省》。
    6 《容斋三笔》卷十《禁中文字》。
    7 《齐东野语》卷七。
    1 《咸淳临安志》卷一。
    2 《文忠集》卷一百四《选德殿记》。
    3 《淳熙玉堂杂记》卷中。
    1 《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二一。
    2 《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十八《应诏封事》。
    3 《庆元条法事类》卷十六《文书》。
    4 《庆元条法事类》卷十六《文书》。
    5 《庆元条法事类》卷十六《文书》。
    6 《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十八《应诏封事》。
    7 《曾公遗录》卷七。
    1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五。
    2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六。
    3 《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十月庚寅。
    4 参见《随手杂录》。
    5 《长编》卷十四,开宝六年七月甲辰。
    6 《孔氏谈苑》卷二。
    7 《玉壶清话》卷六。
    1 《宋史》卷四六八《宦者·任守忠传》。
    2 《靖康要录》卷九。
    3 在此,我们可以以唐代后期的情况作为参照。据吴丽娱先生的研究,唐代中书门下体制形成之后,“奏状原则上是不能面向中书门下提出的,也不能先经中书门下。”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奏事先经中书门下和宰相个人的情况已经不少。”(《试论“状”在唐代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史》2008 年第 1 辑,页 126。)
    4《长编》卷二三九,熙宁五年十月丙戌。
    1《长编》卷三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
    2《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寅。
    3 《齐东野语》卷五。
    4 参见第一章。
    1目前不清楚嘉祐五年之后,这一诏令是否一直得到严格遵循。
    2 《宋史》卷三二九《王广渊传》。原文是“由内省传达章奏”,“内省”当指入内内侍省,也有可能是指内侍省或尚书内省。但不管其具体是指哪一机构,均属于行政体制之外的非常规渠道。
    3 《长编》卷二百六,治平二年八月乙未。
    4 《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一九。
    1 《长编》卷四十四,咸平二年四月丙辰。
    2 《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二七
    3 《长编》卷一五八,庆历六年六月丙子。
    4 《长编》卷四五八,元祐六年五月庚午。
    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丁丑。
    6 参见李全德前引文。
    7 宋代皇帝不经宰执,而直接用“内降”、“御笔”指挥公事的情况,德永洋介《宋代的御笔手诏》一文有详细的分析,可参看。(《东洋史研究》57 卷 3 期 )。
    1 《宋朝诸臣奏议》卷二三,《上钦宗论御笔中旨》。
    2 《文忠集》卷一四七,《奉诏录二》。
    3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
    1 傅礼白前引文。
    2 李全德《文书体制中的宋代通进银台司》。
    3 《宋史》卷三二一《郑獬传》。
    4 《长编》卷四二五,元祐四年四月壬子纪事。
    5 《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月庚申。
    1 《咸平集》卷二七《知杂后谢传宣》。
    2 《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三○。
    1 《清波别志》卷二。
    2 《朱文公文集》卷二二《自劾不合用札子奏事状》。
    3 《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三一。
    4 《宋会要》职官二之三○,二之四五。
    5 《宋会要》职官二之三○。关于通封、实封奏状的差异,可参见前引曹家齐、游彪、李全德文。
    6 《东轩笔录》卷六。
    1 如神宗时,进奏院每日赴通进银台司投进的奏状就“不下四五百道”(《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戊午纪事)。这还不包括閤门司承接的章奏。此外,还有部分臣僚可以由通进银台司直接进奏,乃至由内侍机构进奏。所以如果将全部情况考虑在内,每日皇帝面对的章奏数量,将是非常惊人的。
    2 《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
    3 《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八月癸酉。
    4 《御选宋辽金元四朝诗》卷六七。
    1 《止堂集》卷四《请御殿施行画一疏》。
    2 《忠穆集》卷五《乞留直笔兼管内侍省状》。
    3 《北山集》卷十三《西征道里记》。
    4 参见李全德《文书运行体制中的宋代的通进银台司》。
    5 《元城语录解》卷上。
    1 如《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六载,通进司主事,为内侍二人;监通进司,亦由内侍出任。
    2 《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八月丁酉。
    3 《武夷新集》卷一六,《代宰相贺商州进嘉禾状》。
    4 《长编》卷三六六,元祐元年四月乙卯。
    5 《文忠集》卷一四六《奉诏录一》。
    1 《文忠集》卷一四六《奉诏录一》。
    2 《文忠集》卷一四七《奉诏录二》。
    3 《文忠集》卷一四七《奉诏录二》。
    4 《文忠集》卷一四八《奉诏录三》。
    5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已酉传位录》。
    6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孝宗与近臣论仁德功利》。
     1 《靖康要录》卷十四。
    1 《挥麈后录》卷一。
    2 《宋朝诸臣奏议》卷四七,《上哲宗乞三省同上奏禀》。
    3 对于宋代两府宰执的“独进呈”与“同进呈”,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第二章第二节之“两府分班或合班奏事”,有较详细叙述。
    4 李全德《五代至北宋的枢密院体制》,页 125,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5 《長編》卷三百三,元丰三年二月癸酉条下小注。
    1 《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
    2 《长编》卷四百六十,元祐六年六月丙午。
    3 《忠正德文集》卷八《丙辰笔录》。
    4 《文忠集》卷一七二,《思陵录上》。
    5 《曾公遗录》卷八。
    6 《曾公遗录》卷七。
    7 《曾公遗录》卷七。
    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五,绍兴三十年四月甲子。
    2 《长编》卷三九四,元祐二年正月乙亥。
    3 《建炎以來系年要录》卷十二,建炎二年正月壬子。
    4 此事始末,详见第四章。
    1 《忠正德文集》卷八《丙辰笔录》。
    2孔飞力指出,中国帝制时代,朝中高层官员的选任,往往是非常规的“政治性任命”,君主一般会选用与自己关系最近密的人。《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页 271-272。孔氏主要就清代立论,实则宋代亦如此。
    3 《长编》卷四九五,绍圣四年十一月癸卯。
    4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六。
    1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八《赵善誉察州风采》。
    2 《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
    3 《四朝闻见录》乙集《洛学》。
    4 《四朝闻见录》甲集《天子狱》。
     1 《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
    2 《长编》卷三九二,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寅。
    1 《梁溪集》卷一二六,《与张相公第二十一书》,《全宋文》卷三七四一。
    2 《长编》卷二七二,熙宁九年正月甲申,小注引吕惠卿《日录》。
    3 《长编》卷四五八,元祐六年五月乙未。
    4 《曾公遗录》卷八。
    1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八,淳熙十年八月戊申。
    2 《宋史》卷二一,《徽宗本纪三》。
    3 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第二章第二节之“大臣留身奏事”。
    4 《系年要录》卷六七,绍兴三年七月已酉。
    1 《宋史》卷三八五,《龚茂良传》。
    2 《长编》卷四六三,元祐六年八月辛卯。
    3 《长编》卷四四六,元祐五年八月戊戌。
    1 《忠正德文集》卷三。
    2 《龙川略志》卷七《议修河决》。
    3 《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
    4 《长编》卷四一六,元祐三年十一月甲辰。
    5 《文忠集》卷一四七,《奉诏录二》。
    6 《文忠集》卷一四八,《奉诏录三》。
    1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二一、二二。
    2 《長編》卷五百,元符元年七月庚午。
    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七,绍兴三十年十一月丁酉。
    4 《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三月丙午。
    1 《長編》卷四三八,元祐五年二月辛丑。
    2 《长编》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八月壬午。
    3 《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七月丙午。
    1 《长编》卷三七九,元祐元年六月甲午。
    2 《长编》卷三八五,元祐元年八月乙亥。
    3 《长编》卷四十,至道二年七月丙寅。关于宋代宰辅处理政务的方式,可参见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载《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
    4 分别见《宋史》卷四六八《宦者任守忠传》;《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九。关于“空头敕”、“空头省札”,亦可参见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
    5 参见《鹤山集》卷十八《应诏封事》。
    1 如韩佗胄当国时,就大量使用“空头省札”指挥政事,见《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九。
    2 《梦溪笔谈》卷一。
    3 《长编》卷二百八,治平三年五月戊辰。
    4 《长编》卷四百四十,元祐五年三月甲午。
    5 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一《亲笔与御笔内批不同》。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六《淳熙玉堂杂记下》,载淳熙三年,中书进关于魏王等人加食邑、实封的熟状,本只请付学士院草制,内夫人失于详阅,批令锁院,结果受到处罚。这是御批由尚书内省夫人所作之实例。
    6苏轼文集》卷三四,《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
    7 《宋史》卷四七二《奸臣·蔡京传》。
    1 《曾公遗录》卷九。
    2 《涑水记闻》卷五。
    3 《宋史》卷二八二《王旦传》。
    4 《曾公遗录》卷八。
    1 《长编》卷三三○,元丰五年十月丙辰。
    2 《长编》卷四九○,绍圣四年八月乙亥。
    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五,建炎二年四月癸未。
    1 对此问题,亦可参见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一文。
    2 《桯史》卷九《燕山先见》。
    3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
    4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四。
    5 《宋史全文》卷二七下,淳熙十五年十二月。
    6 《长编》卷一七二, 皇祐四年正月丙寅纪事。
    1 《长编》卷三二三,元丰五年正月丙午。
    2 《宋朝诸臣奏议》卷十九《上徽宗乞至诚终始纳谏》。
    3 《长编》卷一七七,至和元年十一月丙戌。
    4 《忠肃集》卷四《论政事稽滞疏》。
    1 《长编》卷三八四,元祐元年八月庚寅。
    2 《石林燕语》卷三。
    3 《尽言集》卷一《论差除多执政亲戚》。
    4 《长编》卷三九六,元祐二年三月乙丑。
    5 《曾公遗录》卷九。
    6 李全德《文书体制中的宋代通进银台司》。
    7 《长编》卷三百九十,元祐元年十月壬寅。
    1 《长编》卷三百九十,元祐元年十月壬寅。
    2 《山房集》卷四《康伯可传》。
    3 《咸平集》卷二十七《知杂后谢传宣》。
    4 《长编》卷三六四,元祐元年正月丙辰纪事。
    5 《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戊午纪事,并参见李全德前引文。
    6 《容斋三笔》卷十《禁中文字》。
    1 《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戊寅纪事。
    2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佚文。
    3 《朝野类要》卷四《朝报》。
    4 《东轩笔录》卷七。
    5 《宋史》卷三六七《范镇传》。
    6 《长编》卷四百,元祐二年五月壬子纪事。
    7 《宋史》卷三百十四《范纯仁传》。
    8 《长编》卷三八四,元祐元年八月庚寅。
    9 《长编》卷四六四,元祐六年八月辛亥。
    1 《小畜集》卷十八《上太保侍中书》。
    2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书》。
    3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枢密尚书书》。
    4 《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甲子。
    5 《梁溪集》卷一二一,《与赵相公别幅》。
    6 《梁溪集》卷一二二,《与赵相公第八书》。
    7 《梁溪集》卷一二四,《与张相公第二书》。
    8 《梁溪集》卷一二六,《与张相公第十六书》。
    1 《鹤山集》卷十八《应诏封事》。
    2 例如吕中在《大事记讲义》卷二《太祖皇帝》中就曾引用这一段概括。
    3 宋代的奏对制度,可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之《宋代卷》,页 144-146,以及赵冬梅《通进视角下的唐宋閤门司》。
    4 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页 520-521。
    1 《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之一。
    2 《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3 《宋史》卷二六七《陈恕传》。
    1 《玉壶清话》卷三。
    2 《石林燕语》卷九。
    3 《宋史》卷一四《神宗本纪》一。
    4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一一。
    5 关于宋代台谏上殿奏事的制度规定,详见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页 59-63。
    6 《长编》卷二九九,元丰二年七月丙午。
    7 《宋史》卷三七四《胡铨传》。
    8 《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传》。
    9 《系年要录》卷一一四,绍兴七年九月戊子。
    1 《系年要录》卷一一八,绍兴八年正月癸巳。
    2 《宋史》卷一一八《礼志二一》。
    3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
    4 《栾城集》卷十五《五月一日同子瞻转对》。
    5 《象山先生全集》卷一八《删定官轮对札子》。关于此事始末,详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页 432-434。
    6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九《百官转对》。
    7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九《百官转对》。
    8 《象山全集》卷十《与李成之书》。
    1 《宋史》卷一一八,《礼志二一》。
    2 《宋朝诸臣奏议》卷七七,《上徽宗论减罢监司守臣上殿》。关于宋代州郡长官的见谢辞,可参见苗书梅《朝见与朝辞:宋朝知州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方式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页 112-119。
    3 《宋史全文》卷二五上。
    4 《宋史》卷三四六《陈轩传》。
    5 《宋史》卷三八六《刘珙传》。
    6 参见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评》、《应该如何分析宋代的政治空间》。
    7 《宋朝诸臣奏议》卷七七《上哲宗乞审议转对之制》。
    1 《宋朝诸臣奏议》卷七七《上神宗乞察官依谏官例登对》。
    2 《长编》卷一百七十八,至和二年二月癸卯。
    3 《宋会要辑稿》仪制七之三二。
    4 《宋朝诸臣奏议》卷七七《上神宗乞台官依谏官例登对》。
    5 《宋朝诸臣奏议》卷七七《上神宗乞因转对召访以事阅其能否》。
    6 《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
    7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二《思陵录上》。
    8 按周密《癸辛杂识》前集所载,沈清臣奏事时,正值孝宗为高宗服丧。其所奏“论丧服六事,极合上意”。
    9 参见张帆《中国古代经筵初探》(《中国史研究》1991 年第 3 期,页 102-121);朱瑞熙《宋朝经筵制度》(《中华文史论丛》第 55 辑,后收入氏著《疁城集》,页 267-30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以下简称《西山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十八《经筵进读手记》。
    2 参见《南宋史稿》第七章,第二节《端平、淳祐间的内政与对外关系》。
    3 《宋史》卷四三七《儒林·真德秀传》。
    4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以下简称《鹤山集》)卷六九《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致仕真公神道碑》。
    5 《西山文集》卷十八《经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
    1 《西山文集》卷十八《经筵进读手记·十一月二十七日》。
    2 参见汪圣铎《两宋货币史》页 717-7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3 《西山文集》卷十八《经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
    4 《西山文集》卷四二《李公墓志铭》。
    5 《西山文集》卷十七《回申尚书省乞裁减和籴数状》
    6 《西山文集》卷十八《经筵进读手记·十一月十六日》。
    1 不著撰人《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元年十二月辛丑。
    2 参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三《祭郑子敬左司文》。
    3 脱脱《宋史》卷四百三十《李燔传》。
    4 《西山文集》卷十七《荐贤能才识之士状》。
    5 参见黄宽重《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第二章、第五节《端平以后对蒙古和战的争议》,页 49-67,台湾大学文史丛刊 1978 年。北使一事,参见陈高华《王檝使宋事实考略》(载氏著《元史研究新论》页 221-2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
    6 《西山文集》卷十八《经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
    1 《宋史全文》卷三十二,端平元年三月戊寅。
    2 《西山文集》卷十四《进故事》。
    3 《西山文集》卷十八《经筵进读手记》十月二十六日。
    4 《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纪一》载“(端平元年)六月丙子,以李鸣复为侍御史兼侍讲。”
    5 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九十九。
    6 参见洪咨夔《平斋文集》卷十九《直华文阁知江陵府杨恢除知襄阳府制》。
    7 《宋史》卷四一九《李鸣复传》。
    1 见前引陈高华文。
    2 《西山文集》卷十八《经筵进读手记·十二月十三日》。
    3 参见《宋史》卷四一四《郑清之传》。
    1 参见王德毅《李焘父子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 8 册,页 5441。
    2 参见《宋史》卷四二二《徐侨传》。
    3 关于端平元年这批“正人君子”在政治上的实际地位,以及理宗对他们的真实态度,可参见胡昭曦《宋理宗的“能”与“庸”》,《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页 109-120。
    4 《西山文集》卷十八《讲筵进读手记·十二月十六日》
    1 《西山文集》中的“经筵进读手记”一直记至端平二年一月。出于篇幅的考虑,笔者没有将端平元年之后的记载写入正文之中。
    2 参见徐元杰《楳埜集》卷一、卷二《进讲日记》。
    3 参见司马光《手录》卷一(载李裕民校注《司马光日记校注》页 93-107)。
    4 参见《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二三《经筵门》。
    5 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百三十七《讲筵留身札子一首》。
    1《长编》卷五百二,元符元年九月乙酉。
    2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八。
    3 关于宋代经筵开讲时间的演变,参见朱瑞熙前引文。
    4 参见苗书梅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七《经筵》。
    5 参见《楳埜集》卷一《进讲日记》。
     1参见司马光《手录》卷一《迩英留对录》。
    2 李裕民语,见《司马光日记校注》之《前言》,页 11。
    1 《宋朝诸臣奏议》卷五十《上英宗乞御迩英阁询问讲读臣僚》。
    2 《宋朝诸臣奏议》卷五十《上宣仁皇后进经筵三札子》。
    3 参见《西山文集》卷四《得圣语申省状》;卷十三《得圣语申省状》。
    4 参见《西山文集》卷十四《乙未正月丙辰经筵奏己见札子》。
    1 张舜民《画墁录》。
    2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二十《论屯兵漕河大要》。
    3 《横塘集》卷十一《乞涓日讲读札子》。
    4 关于经筵活动的地点,参见朱瑞熙前引文。
    5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
    6 关于缉熙殿,可参见汪桂海《南宋缉熙殿考》,载《文献》2003 年 4 月第 2 期,页 113-119。
    7 《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
    1 《宋朝诸臣奏议》卷五十《上英宗乞御迩英询问讲读臣僚》。
    2 《长编》卷三八一,元祐元年六月乙卯。
    3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
    4 程颐、程颢《二程外书》。
    5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七。
    6 张栻《南轩集》卷二二《答朱元晦第九书》。
    7 司马光《手录》卷一《迩英留对录》。
    8 参见《楳埜集》卷一、卷二《进讲日记》。
    9 范镇《东斋纪事》卷一。
    1 蔡攸《铁围山丛谈》卷一。
    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
    3司马光《手录》卷一《迩英留对录》。
    4 张帆前引文。
    1 《二程外书》卷十二。
    2 员兴宗《九华集》卷六《请侍读疏》。
    3 《长编》卷一百八十,至和二年六月辛亥。
    4 楼钥《攻媿集》卷八十三《祭赵观文》。
    5 《宋朝诸臣奏议》卷五十《上宣仁皇后进经筵三札子》。
    6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四。
    7 对于“命坐、赐茶”在宋代政治上的意义,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页 211-225(三联书店2006 年)有详细分析,可参看。
    8 《道山清话》。
    1 《长编》卷四九三,绍圣四年十一月丁丑。
    2 《宋史全文》卷二八,绍熙五年闰九月辛酉。
    3 李心传《道命录》卷七上。
    4 《齐东野语》卷一。
    5 《长编》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丙辰。
    1 刘挚《忠肃集拾遗》之《王开府行状》。
    2 苏辙《栾城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3 周密著《癸辛杂识》前集《真西山入朝诗》。
    4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进孝经指解札子》。
    5 《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传》。
    6 参见曹彦约《经幄管见》。
    7 参见徐经孙《矩山存稿》卷二《讲章》。
    8 参见朱瑞熙前引文,邓小南《“祖宗故事”与宋代的〈宝训〉、〈圣政〉:从〈贞观政要〉谈起》(《唐研究》第十一卷)。
    1 王应麟《玉海》卷四九《天圣三朝圣训》。
    2 《西山文集》卷十八《讲筵进读大学章句手记》。
    3 《西山文集》卷十八《经筵进读手记·十一月初八日》。
    4 《西山文集》卷十八《经筵进读手记·十一月十六日》。
    5 理宗对于理学的真实态度,参见胡昭曦《论宋理宗的“能”与“庸”》,《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页 109-120。
    1 参见《宋史》卷四一《理宗本纪一》。
    2 《宋会要辑稿》崇儒七《经筵》。
    3 《长编》卷一八七,嘉祐三年三月辛未。
    4 《宋会要辑稿》崇儒七《经筵》。
    5 《文忠集》卷一二二《谢侍讲表》。
    6 参见朱瑞熙前引文。
    7 《长编》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丙辰。
    1司马光《手录》卷一《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录》。
    2 《长编》卷四一九,元祐三年闰十二月丙午。
    3 《东斋纪事》卷一。
    4 《司马光手录》卷一《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录》。
    5 参见《宋史》卷四二二《徐侨传》。
    1 《司马光手录》卷一《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录》,《司马光日记校注》。
    1 《西山文集》卷十八《经筵进读手记·正月二十三日》。
    2司马光《手录》卷一《迩英留对录》。
    3司马光《手录》卷二《迩英奏对录》。
    4 《文忠集》卷四六《跋金给事彦亨文集》。
    1 《宋史全文》卷二五下,乾道七年四月庚戌。
    2 《宋史全文》卷三五,宝祐五年七月庚午。
    3 《鹤山集》卷六九《参知政事资政殿大学士致仕真公神道碑》。
    1 《楳埜集》卷八《再白左揆论时事书》。
    2 《长编》卷二九八,元丰二年六月辛酉。
    3 《宋史》卷四一四《郑清之传》。
    4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六《道学兴废》。
    1 《林下偶谈》卷一。
    2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
    3 《系年要录》卷一五一,绍兴十四年五月乙丑。
    1 《西山文集》卷十三《得圣语申省状》。
    2 吴潜《履斋遗稿》卷四《上史相书》。
    3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七《送倪秘监序》。
    4 《宋史全文》卷二十八,绍熙五年八月癸已。
    5 洪嘉直《朱熹年谱》,转引自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
    6 韩淲《涧泉集》卷三《送潭帅朱晦翁先生赴经筵》。
    7洪嘉直《朱熹年谱》,转引自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页 1149。据余英时考证,“永嘉诸贤”应当包括叶适、陈傅良、薛叔似、章颖、彭龟年等。参见《朱熹的历史世界》页 544-545,三联书店 2004 年。
    8 汪莘《方壶存稿》卷一《辞晦庵朱侍讲书》。
    1 朱熹《晦庵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
    2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页 210-230。
    3 《方壶存稿》前孙嵘叟序,称汪莘“受知于文公、慈湖、西山”。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页 1155。
    1 《晦庵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
    2宋代的直宿制度,可参见朱瑞熙《宋朝经筵制度》,杨果《中国翰林制度》页 109-123。君主与翰林学士等“词臣”进行夜对的情况,参见第一章。
    3 《宋朝事实类苑》卷六。
    4 《鹤林集》卷十九《论今日未及于孝宗者六事札子》。
     1 《澹庵文集》卷二《经筵玉音问答》。
    1 《传家集》卷三十《延访群臣第二札子》。
    1 某些官僚士大夫,如李沆、毕士安、史浩等,也曾效力于君主潜邸,但作为“宫僚”、“师傅”,他们与柴禹锡等“中涓”,在身份上有着极大的差异。宋人并不将其视为柴禹锡等的同类,其本身也多以士大夫自持,故本文所说潜邸旧人,不包括这这些士大夫。
    2 《元丰类稿》卷四九《侦探》。
    3 《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七月已亥。
    4 《宋史全文》卷二四上。
    1 《宋史》卷四七○,《佞幸·曾觌传》。关于宋孝宗任用近习的情况,可参见安倍直之《南宋孝宗朝的皇帝侧近官》,载《集刊东洋学》第 88 卷,2002 年。
    2 《宋史》卷四七○,《佞幸·姜特立传》。
    3 参见《宋史·刘知信传》,范学辉《从崩溃到重建:论宋太祖时期的武德司》,《郑州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期。
    4 《宋史》卷四六四,《外戚·李遵勖传附孙李平传》。
    5 《四朝闻见录》乙集。
    6 《宋史》卷四七○,《佞幸·张说传》。
    7 《宋史》卷二七四,《史珪传》。
    8 《宋史》卷二五九《张琼传》。
    9 《宋史》卷四七○,《佞幸·赵赞传》,《元丰类稿》卷四九《侦探》。。
    1 《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二,《上神宗论不当差王中正等往外勾事》。
    2 《宋史》卷四六五《宦者·王中正传》。
    3 《宋史》卷四六五《宦者·刘惟简传》。
    4 《长编》卷三百三,元丰三年三月戊申
    5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童贯传》。
    6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石知颙传附子全彬传》。
    7 《长编》卷二五四,熙宁七年五月丁丑
    8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张茂则传》。
    9 《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四》。
    10 《宋史》卷四三四《儒林·薛季宣传》。
    11 《东轩笔录》卷九。
    1 例如,唐代帝王就曾有过派遣宦官察访外事的举动。参见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机构决策》研究,页 128-160。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
    2 友永植在《内东门司考》中,即指出出外察访是内东门司的重要职能。
    3 例如,从《长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宋中期御药院的主管内臣,如张茂则等,并不总是在皇帝身边侍奉,而是长期在黄河沿岸视察水利情况。
    4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四。
    5 《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一《上仁宗乞不许内外臣僚举奏近上内臣》。关于宦官利用内东门等渠道呈送信息的情况,参见第一章。
    1 柳立言《以阉为将:宋初君主与士大夫对宦官角色的认定》,《大陆杂志》第九十一卷第三期。
    2 《宋史》卷四六四《宦者·刘惟简传》。
    3 参见张邦炜前引文。
    4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窦神宝传》。
    5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刘承规传》。
    6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王中正传》。
    1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昭宗天复三年正月庚午。司马光虽主要就唐代立论,但其所言,同样适用于宋代。
    2 例如《宋史》卷四六七《宦者·王守规传》称其兄王守忠“事真宗谨愿慎密”。
    3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甘昭吉传》。
    4 《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三,《上神宗论李宪措置边事》。
    5 《东都事略》卷一二○,《宦者朱用臣传》。
    6 《长编》卷六九,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壬午。
    7 真宗本人,就是天书封禅的始作俑者,对于相关情况的不真实性,他绝不会不知道。
    8 《道山清话》。
    1 关于宋代决策者对于信息真实性的态度,可参见邓小南《关于宋代政绩考察中的“实迹”:要求与现实》
    2 《长编》卷二五四,熙宁七年六月丙申。
    3 《长编》卷二五六,熙宁七年九月戊申;《长编》卷二五八,熙宁七年十一月丙申。
    4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李舜举传》。
    5 参见邓小南《多途考察:宋廷核验地方政绩的努力》。
    6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八《丁未成都火》。
    1 《长编》卷五二,咸平五年八月壬申。
    2 《长编》卷三四六,元丰七年六月癸酉
    3 《长编》卷二七八,熙宁九年十月丁酉、卷二七九,熙宁九年十二月癸未。
    4 《长编》卷二八二,熙宁十年五月庚午
    5 《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七月,亦可见《涑水记闻》卷十五。
    1 《长编》卷六,乾德三年十一月乙未。
    2 《长编》卷五百一,元符元年八月丙申。
    1 见其著《宋代宦官与政治》。
    2 《长编》卷五百,元符元年七月乙酉。
    3 《曾公遗录》卷七。
    4 《长编》卷五百一十,元符二年五月辛亥。
    5 关于水洛城事件的始末,参见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第一章《北宋中叶拓边活动的开端:庆历朝水洛城事件发微》。
    6 《长编》卷一四五,庆历三年十二月辛丑。
    1 《长编》卷三二四,元丰五年三月乙酉。
    2 新盐法的情况,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页 253—262。
    3 参见《宋史》卷三二九,《蹇周辅传》。
    4 《长编》卷四一五,元祐三年十月戊戌。
    5 《长编》卷四一五,元祐三年十月戊戌。
    6 朱熹语,见《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本朝一·太祖》。
    1 《曾公遗录》卷八。
    2 《宋史》卷四六八《宦者·苏利涉传》。
    3 《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五月壬子。
    4 《长编》卷五一八,元符二年十一月甲午。
    1 《宋史》卷四六六,《宦者·王继恩传》。
    2 《宋史》卷四六七《宦者·蓝继宗传》;关于此事的具体细节,何冠环在《北宋内臣蓝继宗、蓝元用、蓝元震事迹考》中有详细考证,可参看,载《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 《长编》卷六,乾德三年十一月庚午。
    4 《长编》卷六五,景德四年四月壬申。
    5 《长编》卷一百八,天圣七年十二月辛亥。
    6 《宋史》卷九一《河渠志一》。
    7 《长编》卷二八四,熙宁十年八月戊寅。
    8 《长编》卷三一四,元丰四年七月壬子。
    1 《长编》卷一百八,天圣七年五月壬申。
    2 《宋史》卷三三一《马仲甫传》
    3 《诚斋集》卷一二三,《丞相太保魏国正献陈公墓志铭》。
    4 参见《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乙亥;《宋史》卷一五六《食货志》;卷三二八,《王韶传》。
    5 《长编》卷二百三,治平元年十二月丙午。
    6 《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乙亥。
    1 《长编》卷一九三,嘉祐六年四月庚申。
    2 《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乙亥。沈起体量后,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作叙述了。
    3 《豫章文集》卷三《遵尧录三》。
    4 《长编》卷四九九,元符元年六月丁亥。
    1 《长编》卷一四二,庆历三年七月乙丑。
    2 《长编》卷一七七,至和元年九月辛酉朔
    3 《孔氏谈苑》卷二。
     1 邓小南《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待刊)。
    1 《宋史》卷二九一《吴育传》。
    2 《宋史》卷四八六《宦者·苏利涉传》。
    3 《传家集》卷三二《言任守忠第三札子》。
    4 《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三,《上哲宗弹奏王中正等四宦官之罪》。
    1 《朱子语类》卷八九《礼六》。
    2 参见平田茂树《如何理解宋代的政治空间》。
    1 《过庭录》。
    2 《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五月丁亥。
    3 《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
    4 《宋会要辑稿》帝系九之一。
    5 《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五月丁亥。
    6 《宋会要辑稿》帝系九之二。
    7 《宋太宗实录》卷三一,太平兴国九年八月癸巳。
    1 参见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栽氏著《探知集》页 151-167。
    2 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页 172。
    3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九《百官轮对》。
    4 参见藤本猛《武臣的清要:南宋孝宗朝的政治状况与閤门舍人》,《东洋史研究》第 63 卷第 1 号,2004 年,页 1-35。
    5 参见藤本猛前引文。
    6 参见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阴影下的孝宗》。
    7 参见方如金、陈国灿《宋孝宗》,页 25-51。
     1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八,《上仁宗论大臣不当排言者》。
    2 《宋朝诸臣奏议》卷一八,《上仁宗论章疏多留中不降出》。
    (宋)包拯著、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黄山书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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