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汉学中心”的理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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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时期,是现代学术建立与发展的时期。现代中国学术建构的重要内容是中西新旧的学术传承与发展,以陈垣和《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是其中重要一支力量。《辅仁学志》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学报,它从创刊之初就确立了中西文化并重,中西学术交流的主旨。这样学术主旨与辅仁大学办学的根本宗旨“发展中国固有之文化,介绍世界科学新知识”相一致,彰显了作为天主教教会大学的北京辅仁大学所推崇的中西学术文化兼备的学术取向。《辅仁学志》为以史料的考据为主要方法,与乾嘉学术传统和西方汉学密切相关的学者群体提供了学术阵地。居于这一学者群体核心位置的是陈垣、余嘉锡和沈兼士等十余位学者,他们都以“夺取汉学中心”为共同的研究圭旨和奋斗目标,为“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而努力实践。本文以陈垣和《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的学术渊源、学术宗旨、治学取向以及对史料的态度。本文注重学者个体的研究取向与近现代整个学术界及海外汉学的发展相联系,并结合学术机构和制度层面上的因素全面考察以《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
     “夺取汉学中心”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辅仁学志》的学术取向侧重变化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时间段。第一阶段是1912年至1928年,经历了从辅仁社到辅仁大学建立,再到《辅仁学志》创刊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陈垣提出“夺取汉学中心”的理念,并将此理念具体化为以中西兼备的学术方法在宗教史和中西交通史方面得以实践。1928年,《辅仁学志》创刊,从此以乾嘉考据和西方汉学相融合为研究方法,以“夺取汉学中心”为圭旨的学者群体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第二阶段是1928年至1937年,以《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的学术取向是引入西方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借鉴西方学术传统。史学类论文以中西交通史为主要选题对象,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研究;语言学类论文则重视以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学,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是语言学现代化的开端。第三阶段是1937年至1945年的抗战时期,北京沦陷,辅仁大学因为有德国教会的支持而留在北京,成为华北地区的学术孤岛。这一时期的学术论著一方面受到民族主义情感的影响,带有以史喻理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从学理上有自身的发展趋势,“夺取汉学中心”的实践从借鉴西方学术方法和成果转变为对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总结和提高。“史源学”和《通鉴胡注表微》都是以科学的方法对乾嘉以来史学方法的理论概括,是本土的学术方法融合了科学观念的科学化提高。第四阶段是1945年至1948年《辅仁学志》停刊。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努力,陈垣和辅仁大学为中心的学者群体提高了学术地位,取得了成绩,但并没有完成“夺取汉学中心”的目标。
     以《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在“夺取汉学中心”的理念下,以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乾嘉汉学的学术资源,同时注重与海外汉学的联系,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is an era of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holarship in China. It also was a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raditional academic to a modern on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Modern China academic constructs were academic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n old and new Chines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and western one. The groups of scholars of Chenyuan and Fujen Sinological Journal as the center were an importance of modern academic in China. Fujen Sinological Journal was the Journal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whose Primary intention wa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from founding. At the same as Fujen Sinological Journal,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was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world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howing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China and the West academic culture. Fujen Sinological Journal was academic position for the groups of scholars who mainly deals with the arrangement and search of historical data and has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QianJia Sinology and western Sinology. The core position of the groups of scholars is Chenyuan,Yujiaxi, Shenjianshi and so on whose purpose and practice were 'capturing the center in sinology study'. This article's Object of study is the groups of scholars of Chenyuan and Fujen Sinological Journal as the center; an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ir academic origins, academic tenets, academic inclination, academic methods and their attitudes to hisotrical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takes more atten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scholar individu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inology , and the factors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 and system stratification.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Capturing the center in sinology study' was the same as the process of change of Fujen Sinological Journal. There were four time sections. Firstly, from Fujen Studies society to opening issue of Fujen Sinological Journal in 1912-1928. Chenyuan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capturing the center in sinology study' in the 1920s. Secondly,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the groups of scholars was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academic, especially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ocial sciences in 1928-1937. Thirdly,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was academic isolated island in North China in Sino-Japanese War. Owing to Influence of Nationalism emotion,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emphasized Chinese Tradi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Finally, Fujen Sinological Journal was stopped publication in 1948. 'Capturing the center in sinology study' was unsuccessful.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Capturing the center in sinology study' is importance in modern scholarship in China.
引文
[1]教会大学通常是指:13所新教教会大学指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之江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3所天主教大学指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
    [2]图沫:《辅仁大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77页。
    [1]今崛诚二:《今日北平学界》,《东洋史研究》,1943年5-6期,转引自:刘乃和:《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下册)》,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501页。
    [2]陈述:《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27页。
    [1]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7-88页。
    [2]张越:《记<辅仁学志>》,载《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48-52页。
    [3]方豪:《六十年来之中西交通史》,载《华学月刊》,1974年第1期,第31-46页。
    [4]张维华:《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载《文史哲》,1983年第1期,第3-9页。
    [5]该文最初发表于《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组,民国81[1992]年)中,后收入作者编著的《方豪先生年谱》,台湾国史馆编印,2000年。
    [6]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110-124页。
    [7]芦苇:《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拓荒者》,辑于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1990年江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8]张铁伟:《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创始人--张星娘》,载《西亚非洲》,1983年第5期。
    [9]王东平:《张星烺先生对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载《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9-15页。
    [10]辑于《“七十年来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辅仁大学为中心”学术讨论会文集》。
    [1]邬国义教授指导,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
    [2]周予同:《治经与治史》,周予同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24-625页。
    [3]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著,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5页。
    [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5]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6]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65-190页。
    [1]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2]谢泳:《储安平与<观察>》,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
    [3]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4]何方昱:《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1研究》,博士论文,姜义华教授指导,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6年。
    [5]陈宝云:《学术与国家:<史地学报>及其群体研究》,博士论文,姜义华教授指导,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6年。
    [1]姜义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世界-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时空内涵》讲稿,2005年9月19日。转引自博士论文《“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第6页。
    [2]阮兴:《<食货>与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博士论文,陈春声、刘志伟指导,中山大学历史系,2005年。
    [1]郑天挺:《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2-13页。
    [2]翁独健:《我为什么研究元史》,《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学史入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2-106页。
    [3]陈述:《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27页。
    [1]孙邦华:《试论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建》,《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2-105页。另可参考: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第2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2-224页;徐乃干主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04页;王先明,张海荣:《英敛之<大公报>与清末立宪》,《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765页;朱维铮主编:《马相伯传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黄书光:《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1]马相伯口述:《一日一谈·我的孩童时代与宇宙观与家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9-90页。对马相伯宗教思想与实践方面的论着可参考:李天纲:《信仰与传统-马相伯的宗教生涯》,辑入朱维铮主编:《马相伯传略》,第97-147页。
    [2]张若谷编:《马相伯(良)先生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41-113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292-304页。
    [3]关于马相伯从离会到再次入会的原因可参见:李天纲:《信仰与传统-马相伯的宗教生涯》,辑入《马相伯传略》,第115-120页;关于马相伯进入仕途的描述可见:赵少荃:《马相伯传(初稿)》,《中国天主教》,1984年第11期,第27-30页。朱维铮:《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辑入《马相伯传略》,第6-32页。
    [4]马相伯著,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7页。
    [5]《马相伯集》,第41-43页。
    [6]《马相伯集》,第50-61页。
    [1]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第2页。此说当指英敛之幼年启蒙时期所受教育,所以与侯杰的观点不同。侯杰指出英敛之自幼受教于乔心困和彭蓼渔,接受正规的儒家教育,这应该是英读“四书未卒业”之后,随乔、彭读儒家经典。侯杰,秦方:《满族奇人:英敛之研究》,集入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300-308页。
    [2]英少年时致友人信一封,转引自:王芸生:《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新闻战线》,1961年第1期,第45页。
    [3](清)安蹇斋主(英华号)撰:《也是集》,天津:大公报馆,清光绪33年(1907),《自序》。
    [4]具体情况可参考: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305-309页。方豪:《英敛之先生年谱及其思想》,《台大历史学报》第1期,1974年5月,第59-96页。
    [5]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下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附录12页。
    [1]在英敛之日记的扉页上题有梁启超《自励》诗,亦可见其一斑。孙思白:《关于英敛之日记扉页上题诗的作者》,《文史资料选辑 第3卷 第12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39-140页。
    [2]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上册)》,第19-31页,阴历九月至十月日记中多有对工作和生活不满之语,十月后与上海朋友有书信往来,书信内容今不得见。
    [3]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下册)》,附录15页,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上册)》,第160-163页。
    [4]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下册)》,附录第13页。
    [5]朱志尧生平可参考:魏文享:《器惟求新朱志尧》,《竞争力》,2007年第6期,第72-73页。魏文享:《朱志尧年表》,《竞争力》,2007年第6期,第74-75页。聂好春:《“器惟求新”的朱志尧》,《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3期,第59-62页。聂好春:《青年朱志尧》,《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3期,第25-31页。聂好春:《朱志尧美欧之行考》,《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4期,第17-18页。
    [6]许洪新:《英敛之、朱志尧交谊轶事》,《档案春秋》,2007年第6期,第23-24页。
    [7]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上册)》,前言第12-16页。
    [8]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上册)》,前言第28页,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六初七。
    [1]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上册)》,第74页。
    [2]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上册)》,第175页。另外,第190,191,209,218,220,221页也有类似的记录。
    [3]马相伯著,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续编》,北京:上智编译馆,1948年,第6页。此书信亦收入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1996年,第38页),但后者仅以年纪事,略去了方豪的按语和具体时间日期的考证。
    [4]关于汪康年的资料和研究非常多,比较全面的有: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常见资料有: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共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汪康年:《振绮堂丛书.初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59年[1970],汪诒年:《汪穰卿(康年)先生传记、遗文》,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55年[1966]。
    [5]《新政真诠》是近代思想家何启、胡礼垣合著的政论集。
    [6]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上册)》,第218,220,222页。
    [7]在日记中,英敛之往往记录对新认识的人的第一印象,如对李问渔和邹翰飞(弢)就有类似“貌甚不扬”的描述。另外,此后谈及汪康年时,日记中只称“穰卿”、“穰”,未复现有以“康年”名。
    [8]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上册)》,第242页。
    [9]可参考: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第7-104页。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另外论文如:何炳然:《<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教友》,《中国天主教》,1988年第2期,第48-55页;何炳然:《<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教友(续)》,《中国天主教》,1988年第3期,第42-50页;侯杰:《<大公报>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8996页。侯杰,辛太甲:《英敛之、<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128-13页。
    [10]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九到上海购机器,聘主笔,九月二十六离上海,回津;十月十六日又至上海。朱维铮主编的《马 相伯集》内有《致朱志尧一》应为马命朱转张菊翁(即张元济)的信给英敛之,讲的是请英去张家谈主笔事。《马相伯集》把时间系为1900年,误,应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二日。见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上册)》,第351页。
    [1]英敛之:《大公报序》,《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
    [2]英敛之:《论保存国粹》,《大公报》,1902年7月6日,1902年7月7日。
    [3]马相伯和英敛之都主张君主立宪。马给英著作《也是集》作序,开篇即言“举世争言立宪。” 《马相伯集》,第68页。
    [4]参见:何炳然:《<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教友》,《中国天主教》,1988年第2期,第50页。
    [5]《以宗教救中国说》,《大公报》,1903年3月17日。
    [6]参见: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第91-96页。
    [7]王先明,张海荣:《英敛之<大公报>与清末立宪》,《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82-84页。
    [8]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下册)》,附录第26页。
    [1]马相伯著,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116页。
    [2]纳爵:《辅仁大事记》,《辅仁生活》,第2期,1939年12月25日。(纳爵,即英千里,洗名为依纳爵)
    [3]张若谷编:《马相伯(良)先生年谱》,第221-223页。
    [4]《马相伯集》,第292-296页。培根学校为英敛之的妹妹英淑贞创办。
    [5]也可能是1925年时为辅仁大学做两年预科备之“辅仁社”。但即使为1925年的辅仁社,也仍然是英敛之教学思想的反映。
    [1]辅仁社编:《公教大学辅仁社讲义》,1912年。
    [2]方豪:《英敛之先生的生平和著述》,《近代史研究论集(第二辑第五册)》,大陆杂志社,1967年,第101-102页。
    [1]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上册)》,第190,191页。
    [2]刘乃和主编:《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册)》,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3]陈乐素:《陈垣》,陈清泉主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44-1249页。
    [4]《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册)》,第17-31页。
    [5]陈垣:《沈刻元典章校补》,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缘起。
    [6]关于陈垣从医方面的生平及医学史方面的学术成就,可参考:刘泽生:《近代中国医史奠基人陈垣在广州》,龚书铎主编:《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40页。
    [7]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十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64年(1975),第324页。
    [8]刘贤:《陈垣基督教信仰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第83-91页。1919年由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主持 受洗。谢扶雅:《陈援庵受洗入教考》,《谢扶雅晚年文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7年;谢扶雅:《陈垣受洗入教问题--五四时代自由气氛中的一个插曲》,《传记文学(台北)》,第22卷(1973)第5期,第73-76页。
    [1]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4页。刘乃和:《陈垣对<四库全书>研究的贡献》,刘乃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5-295页。
    [2]现在比较容易看到的有:《编纂四库全书始末》、《文津阁四库全书册书页数表》、《四库全书中过万页之书》、《大唐西域记之四库底本》、《四库撤出书原委》、《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签注》、《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再跋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等九篇文章,辑入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0页。
    [3]陈垣:《万松野人〈言善录〉跋》,陈垣著,陈智超 曾庆英编:《陈垣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316-317页。
    [4]刘乃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1]陈垣:《元也里可温考》,1917年5月。
    [2]陈垣:《元也里可温考(增订再版)》,1917年8月,序。
    [3]陈垣:《元也里可温考(第三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1页。
    [4]陈智超,曾庆瑛编:《陈垣先生遗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5]马相伯:《马相伯先生序》,可见于陈垣:《元也里可温考》,1917年;陈垣:《元也里可温考》(增订再版),1917年。此序也收入:《马相伯集》,第299页。“三仇”说可见:《要理问答》认为我们有三个仇敌:魔鬼、世俗、肉身。
    [1]这段时间马相伯的生平事迹参见:张若谷编:《马相伯(良)先生年谱》,第222页。此三篇文章可见:《马相伯集》,第246-264页。
    [2]陈垣:《元也里可温考》(增订再版),1917年,《马相伯先生叙》。
    [3]陈垣:《元也里可温考》,1917年5月,《缘起》,《跋》。
    [1]方豪:《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上册)》,序第1页;方豪:《辅大创办人英敛之先生》,《政论周刊》,1956年第102期,第5-7页。
    [2]陈智超:《史学家陈垣传略》,《陈智超自选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1-113页。陈高华:《陈垣与元代基督教史研究》,龚书铎主编:《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第46-48,56-57页。
    [3]陈垣:《元也里可温考(增订再版)》,1917年8月,序。
    [4]陈垣:《陈垣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页。
    [5]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页。
    [6]陈垣:《元也里可温考》,1917年5月,第二章。
    [1]《陈垣来往书信集》,第9页。
    [2][日]桑原隲藏:《桑原隲藏全集.别册》,東京:岩波書店,1968年,第88-89页。
    [3][日]竺沙雅章:《陈垣与桑原骘藏》,辑于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1990年江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5-230页。
    [4]《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页。
    [5]《元也里可温考(第三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1页。
    [6]《元也里可温考(第三版)》,第74页。
    [7]《元也里可温考》,1917年5月,结论。
    [8]《元也里可温考(第三版)》,第74-75页。
    [9]陈垣:《陈垣早年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民国81年[1992]。
    [1]《元也里可温考》,1917年5月,结论。
    [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6,112页。
    [3]陈垣的宗教史研究可参见:牛润珍:《陈援庵先生的宗教史观》,《励耘学术承习录》,第128-149页。
    [1]郑天挺:《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2-13页。
    [2]刘乃和:《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8页。
    [3]郑天挺著,郑克晟整理:《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378页。
    [4]翁独健:《我为什么研究元史》,《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学史入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2-106页。
    [5]柴德赓:《我的老师--陈垣先生》,柴德赓:《史学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36页。
    [6]陈述:《陈述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78页。
    [1]陈述:《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27页。
    [2]朱文长:《北大与北大人》,曹聚仁编:《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乙编》,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79年,第354页。
    [3]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2789页。
    [4]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36页。
    [5]《陈垣年谱配图长编》、《陈垣学术思想评》等均认为陈垣1921年国学门成立时即被聘为导师,不确,可参见《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1452页。据周作人回忆说,早在1917年沈兼士因肺病在香山疗养,从而认识陈垣,从此两人交往甚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公司,1980年,第363页。
    [6]陈垣在北大和燕京大学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活动,已有很多相关研究,可参见:孙邦华:《身等国宝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4-95页。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48-54页。
    [7]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第113-139页。
    [1]沈兼士:《国学门建议书》,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2页。
    [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著,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12页。
    [3]孙邦华:《试论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建》,《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第97-105页。
    [1]《马相伯集》,第456页。
    [2]《马相伯集》,第458页。
    [3]《马相伯集》,第481页。
    [4]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5期,1940年3月25日。
    [5]英敛之:《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简章》,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12。
    [6]《呈教育部请求认可》,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12。
    [7]《马相伯集》,第480页。
    [8]《马相伯集》,第482页。
    [1]张若谷:《马相伯(良)先生年谱》,第225页。
    [2]《马相伯集》,第367,369页。
    [3]“古教四考”指:《元也里可温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关于《元西域人华化考》的研究非常多,可见陈垣著,陈智超导读:《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陈智超《导读》;陈智超:《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创作历程:用稿本说话》,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4]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8期,1941年6月18日。
    [5]Ch'en Yuan(陈垣):“Listening In Some Future plans”(倾听一些未来的计划),Fu Jen Magazine,(辅仁杂志英文版)1935年第4期,第157-158页。
    [1]《辅大沿革》,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4。
    [2]《函教育总长请派员视察正式认可》,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12。
    [3]《教育部批第526号》,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12。
    [4]纳爵:《辅仁大事记(续)》,《辅仁生活》,第八期,1941年6月18日。
    [1]《本校创办辅仁生活、辅仁学志、华裔学志及民俗学志调查表以及有关问题的来往函件》,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政治类·677。
    [1]图沫:《辅仁大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77页。
    [1](美)吴小新著,张晓明译:《北京辅仁大学:天主教本笃会时期的个案研究》,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年,第72-75,98-102页。
    [2]将大学制度的起源归功于天主教教徒的努力其实并不为过,关于大学的起源可参考:(美)哈斯金斯著,梅义征译:《大学的兴起》,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年。
    [3]《弁言》,《辅仁学志》,1928年第1期,弁言第1页,下引不再出注。
    [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2-4页。
    [5]陈寅恪:《陈寅恪集 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1]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135-138页。
    [1]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74年第1期,第99-101页。
    [2]札奇斯钦:《姚从吾》,中国学术院编:《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年,第369页。
    [3]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74年第1期,第184-185页。关于姚从吾地学方面的评价可参考:张其昀:《今之良史:永忆姚从吾教授》,萧继宗主编:《革命人物志 第十四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第222-225页。
    [4]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66-767页。
    [5]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一)历史方法论》,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第79-82页。
    [1]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75-76页。
    [2]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74年第1期,第105页。
    [3]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1928年第1期,第2页。
    [1]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1928年第1期,第3页。
    [2]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1928年第1期,第80-85页。
    [3]姚从吾编著:《东北史论丛(上册)》,台北:正中书局,1959年,第158页。
    [1]姚从吾:《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书目季刊》,第1卷第3期,1967年3月,转引自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报》,1974年第1期,第106页。
    [2]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1928年第1期,第81-82页。
    [1]张星烺:《唐时非洲黑奴入中国考》,《辅仁学志》,1928年第1期,第93-112页。
    [1]张星烺:《中国人种中印度日耳曼种分子》,《辅仁学志》,1929年第2期,第1页。
    [1]徐瑞岳编著:《刘半农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8-99页。
    [2]刘小惠:《父亲刘半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21页。
    [3]徐瑞岳编著:《刘半农年谱》,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7-97页。
    [4]刘小惠:《父亲刘半农》,第50页。徐瑞岳编著:《刘半农年谱》,第97页。朱洪:《刘半农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5]戴念祖:《中国声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33页。刘复:《四声实验录》,北京:中华书局,1950年。魏建功:《中华民国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刘先生行状》,《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4年第4期,第25页。
    [1]刘复:《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辅仁学志》,1928年第1期,第1-2页。1926年,王国维曾经做跋:《新莽嘉量跋》,《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1997年,第193-196页。
    [2]刘复:《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第2页。
    [3]刘复:《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第21-27页。
    [4]刘复:《莽权价值之重新推定》,《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期,第507-508页。
    [5]刘复:《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第2,27页。
    [6]刘复(遗著):《故宫所存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工业标准与度量衡》,1934年第4期,第23页。
    [1]戴念祖:《中国声学史》,第492-496页。
    [2]刘复:《从五音六律说到三百六十律》,《辅仁学志》,1930年第1期,第1-54页。
    [3]刘复:《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墒》,国立中央研究院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国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第279-310页。
    [1]修彩波:《试析近代中西交通史研究兴起的历史背景》,《东方论坛》,2008年第6期,第101-106页。另可参考:郭 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1]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139-140页。区庆芝:《博学旁通的历史学家岑仲勉》,《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八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1-52页。
    [2]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377页。陈寅恪读罢岑文,称“极佩”。
    [3]关于清代西北史地学派,及徐松和李文田等人学术,可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2007年。
    [4]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奄蔡校释》,《辅仁学志》,1934年第2期,第1-6页。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康居校释》,《辅仁学志》,1934年第2期,第1-22页。
    [5]岑仲勉:《再说钦察》,《辅仁学志》,1936年第1-2期,第1页。
    [6]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577页。
    [1]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577页。
    [2]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579页。
    [3]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577页。
    [4]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579页。
    [5]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582页。
    [6]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586页。
    [7]岑仲勉:《新唐书突厥传拟注》,《辅仁学志》,1937年第1-2期,第177页。
    [1]岑仲勉:《跋突厥文阙特勤碑》,《辅仁学志》,1937年第1-2期,第249页。
    [2]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582页。
    [3]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583页
    [4]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585页。
    [1]刘乃和:《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下册)》,第72页。
    [2]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96-197页。
    [3]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02-205页。
    [4]宋春青:《陈垣先生和中国地学会》,章长炳,宁玉环主编:《京华风物》,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0-161页。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98-199页。
    [5]王东平:《张星烺先生对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9-15页。张至善:《记张星烺先生》,《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6-9页。
    [6]张星烺:《唐时非洲黑奴入中国考》,《辅仁学志》,1928年第1期,第93-112页。
    [7]张星烺:《唐时非洲黑奴入中国考》,《辅仁学志》,1928年第1期,第99、101页。
    [1]吴晗著,李华,苏双碧选编:《吴晗史论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第56-64页。
    [2]松田寿男:《昆仑国考》,《國學院雜誌》,第47卷第1期(1941年),第12-32页。小川博:《昆仑奴考》,《民族學 研究》,第32卷第1期(1967年),第211-212页。
    [3]张星烺:《中国人种中印度日耳曼种分子》,《辅仁学志》,1929年第2期,第1页。
    [4]Chang,Hsing-lang(张星烺):“The Rebellion of the Persian Garrison in Ch'uoa-chou(A.D.1357-1366)”,(泉州波斯人驻军之叛乱,公元1357-1366年)Monumenta sertca(《华裔学志》),1938年第1期,第611页。
    [5]冯牧:《窄的门和宽广的路:文学生活的回顾》,《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总第12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6]对冯承钧学术思想有所研究的著作非常少见,可参考修彩波的博士论文中的冯承钧部分: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 西交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102-135页。
    [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47页。
    [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第456-457页。
    [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第457-458页。
    [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第470页。
    [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第477页。
    [6]冯承钧:《楼兰鄯善问题》,《辅仁学志》,1932年第2期,第1-12页。
    [7]洪建新:《浅议王国维关于楼兰问题的论证》,《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32-154页。
    [8]冯承钧:《元代几个南家台》,《辅仁学志》,1934年第2期,第1页。
    [1]冯承钧:《元代几个南家台》,《辅仁学志》,1934年第2期,第16页。
    [2]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1]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辅仁学志》,1932年第2期,第2页。
    [2]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第8页。
    [3]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第3-5页。
    [4]邵循正:《评陈垣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考》,《大公报》,1933年3月13日。
    [5]张寄谦:《邵循正先生传略》,张寄谦编:《素馨集:纪念邵循正先生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89-490页。又见:周清澍:《邵循正传略》,《蒙古史研究 第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9-130页。
    [6]陈垣:《从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说到石老娘胡同当街庙》,《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4-346页。
    [1]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192-227页。
    [2]1936年11月26日撰成《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又作《墨井道人传校释》、《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墨井集源流考》,1937年3月29日作《吴渔山入京之酬酢》、4月3日《吴渔山先生年谱》撰成,4月1日作《清代学者像传之吴渔山》。参考王明泽:《陈垣事迹著作编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0年,第123-126页。
    [3]陈垣:《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8页。
    [4]刘乃和:《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5页。
    [5]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643页。
    [6]陈垣:《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辅仁学志》,1936年第1-2期,第15页。
    [7]陈垣:《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辅仁学志》,1936年第1-2期,第8页。
    [8]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297-298页。
    [9]陈垣:《吴渔山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辅仁学志》,1936年第1-2期,第23页。
    [1]Ch'en Yuan(陈垣):“Wu Yu-shan.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his Ordination to the Priesthood in the Society of Jesus”,Monumenta sertca.1938年第1期,第130-170页。
    [2]巴佩兰:《〈华裔学志〉及其研究所对西方汉学的贡献》,《世界汉学》,2005年第1期,第55页。
    [3]张岂之主编:《民国学案 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5页。
    [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公司,1980年,第363页。虽然是周作人的个人回忆,但周向来有记日记的习惯,此时期的确有沈与陈同在香山事,并有沈氏诗《香山早起作寄城里的朋友》为佐证。
    [1]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2789页。
    [2]沈兼士:《国学门建议书》,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2页。
    [3]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3期,第30-31页。
    [4]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108-109页。
    [5]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页。
    [6]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2页。
    [7]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83页。
    [8]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21-22页。
    [9]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4页。
    [1]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2]沈兼士:《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辅仁学志》,1928年第1期,第87页。
    [3]沈兼士:《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辅仁学志》,1928年第1期,第88-89页。
    [4]郭沫若:《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
    [5]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85-86页。
    [1]魏至:《魏天行(建功)先生年表》,王俊义:《炎黄文化研究 第一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197-211页。
    [2]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序言第16-17页
    [3]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序言第16页。
    [1]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序言第17页。
    [2]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序言第17页
    [3]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古史辨(第一册)》,北京:景山书社,1926年,第244页
    [4]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古史辨(第一册)》,北京:景山书社,1926年,第256页。
    [5]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古史辨(第一册)》,北京:景山书社,1926年,第260页。
    [6]魏建功:《释午》,《辅仁学志》,1930年第1期,第7页。
    [7]魏建功:《释午》,《辅仁学志》,1930年第1期,第16页。
    [1]刘半农:《半农杂文二集》,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199-211页。
    [2]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331-334页。
    [1]刘乃和:《立志耕耘,追求真理》,《历史文献研究论丛》,1998年,第233页。
    [2]刘凤翥,陈智超:《陈述先生忆往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3期,第27页。
    [3]转引自刘乃和:《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266页。
    [1]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4页。
    [2]汪荣祖:《康章合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第61-62页。
    [1]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32-44页。
    [2]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165页。
    [3]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29-36页。
    [4]孙宏云:《“清华学派”的渊源与建构》,桑兵:《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36页。
    [5]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2-83页。
    [6]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1-282页。
    [7]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第287-294页。
    [1]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第296页。
    [2]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5期,第26页。
    [3]傅斯年著,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
    [4]傅斯年著,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9-10页。
    [1]图沫:《辅仁大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77页。
    [2]罗志田:《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1-198页。
    [3]郑天挺:《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2-13页。
    [4]沈兼士:《国学门建议书》,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2页。
    [5]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12页。
    [6]沈兼士:《国学门建议书》,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第362页。
    [7]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8页。
    [1]郑天挺:《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第12-13页。
    [2]翁独健:《我为什么研究元史》,《学史入门》,第102-106页。
    [3]《私立辅仁大学视察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案卷号:1998。
    [1]史丽君:《陈垣的史源学研究与教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陈智 超:《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82页。
    [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40页。
    [2]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前言第2页。
    [3]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695页。
    [1]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695页。
    [2]刘乃和:《陈垣的励耘书屋》,《历史文献研究论丛》,第281页。
    [3]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第1-2页。
    [4]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696页。
    [5]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695页。
    [6]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第3页。
    [7]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302页。
    [8]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694-695页。
    [9]赵光贤:《回忆我的老师陈援庵先生》,陈智超:《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第113页。
    [1]赵光贤:《回忆我的老师陈援庵先生》,第114页。
    [2]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第109页。
    [3]陈垣:《释氏疑年录》,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小引第1页。
    [1]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37-645页。
    [2]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57页。
    [3]卞孝萱:《工具书之典范做学问的指南--读陈垣先生<释氏疑年录>》,《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5-184页。
    [4]赵卫邦,叶德禄:《释氏疑年录通检》,《辅仁学志》,1940年第2期,第127页。
    [5]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2-95页。
    [6]周祖谟:《余嘉锡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 第九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2页。
    [7]甲凯:《援庵史学在台湾》,《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 255页。
    [1]陈垣:《序》,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序第1页。
    [2]《辅仁大学教职员履历表(1925-1948)》,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52。
    [3]周祖谟,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665页。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4]牟润孙:《学兼汉宋的余季豫先生》,周祖谟主编:《余嘉锡先生纪念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5]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51-167页。
    [6]相关介绍可见:周祖谟:《余嘉锡先生学行忆往》,《中国文化》,1996年第1期,第241-242页。
    [7]余嘉锡:《寒食散考》,《辅仁学志》,1938年第1-2期,第29-64页。
    [8]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辅仁学志》,1937年第2期,第15-84页。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録》,《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60页。
    [1]余嘉锡:《疑年录稽疑》,《辅仁学志》,1941年第1-2期,第2-3页。
    [2]余嘉锡:《疑年录稽疑》,《辅仁学志》,1941年第1-2期,第4页。
    [3]周祖谟:《余嘉锡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 第九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8页。
    [4]林辰:《忆恩师余嘉锡先生》,陈明章:《私立辅仁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49页。
    [5]冯先恕:《疑年录释疑》,《辅仁学志》,1942年第1-2期,第187-238页。
    [6]柴德赓:《史学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6页。
    [1]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695页。
    [2]陈垣:《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辅仁学志》,1942年第1-2期,第18页。
    [3]陈垣:《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后》,《辅仁学志》,1942年第1-2期,第18页。
    [4]陈智超:《千古师生情》,《民主》,2008年第1期,第35页。
    [1]柴德赓:《我的老师--陈垣先生》,柴德赓:《史学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33页。
    [2]陈智超:《千古师生情》,《民主》,2008年第1期,第34页。
    [3]何荣昌,张承宗:《柴德赓先生传略》,何荣昌,张承宗主编:《青峰学记--柴德赓教授纪念文集》,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2年,第1-2页。
    [4]刘乃和:《学识渊博 追求进步》,刘乃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40-341页。
    [5]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680页。
    [6]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辅仁学志》,1943年第1-2期,第104页。
    [7]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辅仁学志》,1943年第1-2期,第104页。
    [8]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辅仁学志》,1943年第1-2期,第115页。
    [1]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辅仁学志》,1943年第1-2期,第155页。
    [2]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辅仁学志》,1943年第1-2期,第167页。
    [3]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辅仁学志》,1943年第1-2期,第178页。
    [1]孙楷第:《我的<口述自传>与<业务自传>》,《学林漫录(第十六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页。杨树达还记录了1924年,孙问学的情况: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23,34页。
    [2]孙楷第:《我的<口述自传>与<业务自传>》,《学林漫录(第十六集)》,第20页。
    [1]刘启林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43-47页。
    [2]陈垣:《二十八年度新聘教员一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案卷号:4031。
    [3]孙楷第:《我的<口述自传>与<业务自传>》,《学林漫录(第十六集)》,第24页。
    [4]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辅仁学志》,1939年第1期,第71页。
    [5]杨镰:《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0页。
    [1]孙楷第:《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辅仁学志》,1939年第1期,第89-90页。
    [2]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26-27页。
    [3]孙楷第:《我的<口述自传>与<业务自传>》,《学林漫录(第十六集)》,第26页。
    [4]孙楷第:《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辅仁学志》,1942年第1-2期,第19页。
    [1]孙楷第:《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辅仁学志》,1942年第1-2期,第37页。
    [2]孙楷第:《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辅仁学志》,1942年第1-2期,第39-40页。
    [3]孙楷第:《近代戏曲原出宋傀儡戏影戏考》,《辅仁学志》,1942年第1-2期,第51-52页。
    [4]苗怀明:《孙楷第戏曲文献研究成就》,《文献》,2008年第1期,第171页。
    [5]有关孙楷第与胡适的交往情况,参见季维龙:《胡适与孙楷第的学术情谊》,沈寂主编:《胡适研究(第一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28-244页。
    [1]周祖谟:《周祖谟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2-57页。
    [2]白化文:《三生石上》,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第204页。
    [3]严学宭《八十自述》,《语言研究》1993年增刊,第28页。
    [4]周祖谟:《周祖谟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第61-62页。关于周与罗交往可参考:周士琦:《罗常培、周祖谟二位先生的师生之谊》,《语文建设》,1998年第3期,第47-48页。
    [5]周祖谟:《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365页。
    [6]陈垣:《二十八年度新聘教员一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案卷号:4031。
    [1]周祖谟:《周祖谟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第64页
    [2]周祖谟:《怀念一代宗师援庵先生》,《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297页。
    [3]周祖谟:《怀念一代宗师援庵先生》,《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298页。张荣芳,曾庆瑛:《陈垣》,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年,第200-202页。孙邦华:《身等国宝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87-292页。
    [4]周祖谟:《余嘉锡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九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8页。
    [5]周祖谟:《景宋本刊谬正俗记》,《辅仁学志》,1938年第1-2期,第169-170页。
    [6]周祖谟:《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音反》,《辅仁学志》,1938年第1-2期,第113页。
    [7]王重民:《冷庐文藪(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79-780页。
    [8]周祖谟:《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音反》,《辅仁学志》,1938年第1-2期,第114页。
    [1]王重民:《冷庐文藪(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79-780页
    [2]周祖谟:《陈氏切韵考辨误》,《辅仁学志》,1940年第1-2期,第7-8页。
    [3]周祖谟:《陈氏切韵考辨误》,《辅仁学志》,1940年第1-2期,第55-56页。
    [4]周祖谟:《审母古音考》,《辅仁学志》,1941年第1-2期,第149页。
    [5]周祖谟:《审母古音考》,《辅仁学志》,1941年第1-2期,第150-151页。
    [6]周祖谟:《审母古音考》,《辅仁学志》,1941年第1-2期,第156-157页。
    [1]周祖谟:《问学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61页。
    [2]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辅仁学志》,1943年第1-2期,第284-285页。
    [3]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75页。
    [4]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83-84页。
    [1]周祖谟:《四声别义释例》,《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13页。
    [2]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83页。
    [3]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17页。
    [1]郑天挺:《深切怀念陈援庵先生》,《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第16页。
    [2]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237页。
    [3]刘乃和:《重读<通鉴胡注表微>札记》,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6-347页。
    [4]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79页。
    [5]刘乃和:《重读<通鉴胡注表微>札记》,刘乃和:《励耘承学录》,第349页。
    [6]陈乐素:《陈垣同志的史学研究》,《求是集(第2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3页。
    [7]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79页。
    [8]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79页。
    [1]柴德赓:《<通鉴胡注表微>浅论》,柴德赓:《史学丛考》,第423页。
    [2]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80页。
    [3]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81页。
    [4]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84页。
    [5]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85页。
    [6]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17页。
    [7]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93页。
    [8]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97页。
    [1]柴德赓:《我的老师--陈垣先生》,柴德赓:《史学丛考》,第437页。
    [2]刘乃和:《重读<通鉴胡注表微>札记》,刘乃和:《励耘承学录》,第369页。
    [3]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98页。
    [4]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99-670页。
    [5]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88页。
    [6]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411页。
    [7]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
    [1]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44-145页。
    [2]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国立中央研究院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国立中央研究院,1933年,第264-266页。
    [3]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56-157页。
    [4]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45页。
    [5]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58页
    [6]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59页。
    [7]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生的史学》,《励耘书屋问学记》,第68页。
    [8]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74-175页。
    [1]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88页。
    [2]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88页。
    [3]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生的史学》,《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75-76页。
    [4]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227-233页。吴怀祺:《〈通鉴胡注表微〉在近代史学史上的价值》,《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8-14页。周少川:《陈垣史学的“记里碑”:再读(〈鉴胡注表微〉》,《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3-10页。赵黎:《通鉴胡注表微之“微”》,《史学月刊》,1987年第4期,第25-30页。张全明:《〈通鉴胡注表微〉与陈垣先生的爱国思想》,《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8-15页。
    [1]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19页。
    [2]刘乃和:《立志耕耘,追求真理》、《陈垣的抗战史学》、《陈垣在抗战时期》,刘乃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第232,300,314页。
    [3]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132页。
    [4]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215页。
    [5]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231-232页。
    [6]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上)》,辅仁学志,1945年第1-2期,第246页。
    [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144页。
    [2]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生的史学》,《励耘书屋问学记》,1982年,第72-73页。
    [1]余嘉锡:《晋辟雍碑考证》,《辅仁学志》,1932年第1期,第1-40页。
    [2]余嘉锡:《汉池阳令张君残碑跋》,《辅仁学志》,1934年第2期,第1-6页。
    [3]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301-302页。
    [4]马子云:《关于<汉池阳令张君碑>残碑》,《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1期,第83-85页。
    [5]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缺补续诸篇考》,文奎堂书庄编:《辛巳文录初集》,北平:文奎堂书庄,1941年,第1-41页。
    [1]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辅仁学志》,1947年第1-2期,第1-2页。
    [2]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辅仁学志》,1947年第1-2期,第1页。
    [3]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辅仁学志》,1947年第1-2期,第72-73页。
    [1]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辅仁学志》,1947年第1-2期,第76-77页。
    [2]柴德赓:《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辅仁学志》,1947年第1-2期,第177页。
    [3]柴德赓:《记贵阳本书目答问兼论答问补正》,《辅仁学志》,1947年第1-2期,第192页。
    [4]柴德赓:《重印<书目答问补正>序》,《史学丛考》,第229-233页。
    [5]林辰:《忆恩师余嘉锡先生》,陈明章:《私立辅仁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第150-151页。
    [6]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4页。
    [1]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8页。
    [2]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68-269页。
    [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41页。
    [4]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57页。
    [5]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43页。
    [1]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第9页。
    [2]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第2版)》,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7-99页。
    [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234页。
    [4]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237页。
    [5]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239页。
    [6]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240页。
    [7]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240页。
    [8]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1-84页。余嘉锡,杨树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杨树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03-707页。
    [9]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4页。
    [10]杨树达:《齐子仲姜镈之陶叔即鲍叔说》,《辅仁学志》,1946年第1-2期,第187页。
    11 杨树达:《齐子仲姜镈之陶叔即鲍叔说》,《辅仁学志》,1946年第1-2期,第187页。
    12 杨树达:《齐子仲姜镈之陶叔即鲍叔说》,《辅仁学志》,1946年第1-2期,第187页。
    [1]杨树达:《齐子仲姜镈之陶叔即鲍叔说》,《辅仁学志》,1946年第1-2期,第187页。
    [2]杨树达:《齐子仲姜镈之陶叔即鲍叔说》,《辅仁学志》,1946年第1-2期,第187页。
    [3]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1页。
    [4]杨树达:《齐子仲姜镈之陶叔即鲍叔说》,《辅仁学志》,1946年第1-2期,第188页。
    [5]杨树达:《积微居友朋书札》,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42-143页。
    [6]杨树达:《积微居友朋书札》,第106-107页。
    [7]关于郭沫若与杨树达交往情况可参考:卜庆华:《郭沫若研究新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07-313页。
    [1]刘凤翥,陈智超:《陈述先生忆往事》,《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3期,第26-27页。
    [2]陈述:《陈述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78页。
    [3]陈述:《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2006年,第127页。
    [4]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621页。
    [1]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盟结兄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1期,第79-86页。
    [2]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622页。
    [3]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盟结兄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1期,第81页。
    [4]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选》,第672页。
    [5]景爱:《陈述学术评传》,台北县:槐下书肆,2006年,第22页。
    [6]陈述:《阿保机营建四楼说正误》,《辅仁学志》,1947年第1-2期,第127页。
    [7]陈述:《阿保机营建四楼说正误》,《辅仁学志》,1947年第1-2期,第133页。
    [1]Walther Heissig(海西希):“Observations on the Stabilization of Life and Cultural Changings among the Mongols of the Jouda Confederation”(昭乌达盟蒙古人之定居及文化变迁),Folklore Studies(《民俗学志》),1943年第2期,第175-184页。
    [2]陈奇猷:《陈奇猷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第301页。
    [1]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2页。
    [2]孙楷第:《孙楷第先生谈〈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出版工作》,1984年第4期。转引自:陈奇猷:《陈奇猷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第302页。
    [3]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删要》,《辅仁学志》,1947年第1-2期,第193页。
    [4]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删要》,《辅仁学志》,1947年第1-2期,第193页。
    [5]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凡例第3页。
    [1]管敏义:《陈奇猷在古籍整理研究上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1期,第42-44页。
    [2]陈奇猷:《陈奇猷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第304页。
    [3]陈奇猷:《我对翻译古籍的体会》,《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2期,第2页。
    [4]陈奇猷:《陈奇猷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五卷)》,第302页。
    [1]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2页。
    [1]可参考:柯慕安:《鲍润生神父:〈华裔学志〉的创建者》,《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台北县: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1]张建华,王德蓉:《〈华裔学志〉的创办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北方论丛》,2004年第4期,第80页。
    [1]根据教育部与辅仁大学多件来往电函、表格统计,有所遗漏,在所难免。《私立北平辅仁大学请领补助费的有关函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案卷号:4031;《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教职员被捕及有关人事等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案卷号:2693。
    [2]Herbert Franke(福赫伯):Sinologie,Bern,1953年,转引自:柯慕安:《鲍润生神父:〈华裔学志〉的创建者》,《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台北县: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1]刘乃和:《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下册)》,第515页。
    [2]今崛诚二:《今日北平学界》,《东洋史研究》,1943年5-6期,转引自:刘乃和:《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下册)》,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501页。
    [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57页。
    [1]郑天挺:《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2-13页。
    [2]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2789页。
    [3]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7-88页。
    [1]刘乃和:《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8页。
    [2]陈述:《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27页。
    [3]陈智超:《千古师生情》,《民主》,2008年第1期,第34-35页。
    [1]翁独健:《我为什么研究元史》,《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学史入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2-106页。
    [2]朱文长:《北大与北大人》,曹聚仁编:《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乙编》,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79年,第354页。
    [3]柴德赓:《我的老师--陈垣先生》,柴德赓:《史学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36页。
    [4]陈述:《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27页。
    [5]沈兼士:《国学门建议书》,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2页。
    [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著,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12页。
    [7]沈兼士:《国学门建议书》,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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