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话”与书面语的近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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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大的转变之一。这一转变发生自19世纪中后期,完成于20世纪前期。整个近代都可以观察到这种转变。本文的重心在探讨近代口语对书面语转变的影响。
     上编描述了中国近代通行的标准口语——“北京官话”的形成历史。“北京官话”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通行的标准口语,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是帝国治理以及强化文化认同的需要,第二是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首都,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第三个因素则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的巨大变化促进了社会流动。“北京官话”的流行对近代书面语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编讨论了这种影响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在书面语趋于口语——也即“言文一致”的潮流中,通行的标准口语如何进入书面语,并吸收西方语言的若干元素,产生了一些过渡形态的书面语。西方语言的影响通常被称为“欧化”,主要表现在新词、新句法和新的写作技巧上。这是近代翻译活动的结果。
     近代书面语的转变,很大程度是对口语化和欧化这两种元素的调和。最早在书面语中调和“北京官话”与欧化影响的人,是来华传教士中那些自觉并有经验的作家和语言学家。他们用“北京官话”进行写作和翻译,通过不断“实验和研究”调和这两种影响的方式。经过多年的“实验和研究”,最优秀的传教士掌握了一种稳定成熟的书面语,其代表作是“官话”和合本《圣经》。
     本文的下编试图说明,迭经19世纪中期以来的种种动荡,语言变革的动力渐渐发生了变化:从皇帝提倡变成社会提倡,推行对象从士大夫阶层变成了全国各地的底层民众,其目的,不在于维持一个家族对帝国的统治,而是要提升民众的素质,从而使民族国家得以在世界上生存立足和发展。传教士逐渐退出舞台中央,中国人开始主导书面语的转变,只是后者始终遵循了前者开辟的道路。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s Modern Vernacular replaced the classical Chinese. It occurre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complet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is change has always existed in Lat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from spoken language to literary language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upper describes the formation of "Beijing Mandarin"——a widely used spoken language.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making the "Beijing Mandarin" become the prevailing language. The first is the promotion of imperial rule and the need for cultural identity.
     The second is Beijing the capital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d a lasted influence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he third reason is tremendous changed in society contributed to population movements, since the 19th century. Beijing Mandarin pop up, and then written language has changed.
     In the middle part of the paper analysis of these effects. Discussed in the written language tends to oral-that is, "Genbun itchi" trend, how the prevailing standard of spoken into the written language. And this written language absorbed some elements of Western languages. The written language is a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modern vernacular.
     Integration of Western languag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hich is usually called the "Europeanization".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new words, new syntax and new writing skills.is mainly caused by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literature.
     A large extent, harmonic oral and Europeanization can be seen as a driving force for writing language. Missionaries particularly those perceived and experienced, were the first people to do it. They use the "Beijing Mandarin" for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Through continuous "experiment and research" to reconcile the two. After years of "experiments and research", the most outstanding missionaries master the written language, and its representativeis The Union Mandarin Bible.
     The lower part of the paper is discussed who i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leader,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emperor began to promote the language of revolution. Then other people began to promote the revolution. Advocates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gentry became public.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eople, not to keep a family on the imperial rule. Missionaries gradually withdraw from center stage, led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began to change. The latter has always followed the trail blazed by the former.
引文
1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8年4月18日。
    2 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载《新教育》第三卷第一期,1921。
    1 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台湾伟文图书公司,1978年版,页23。
    2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38-44。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3。
    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4。
    5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7-11。
    6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见张君劢、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印行。
    7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页17。
    1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8年4月18日。
    2 同上所引。
    1 [美]P.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页2。
    2 [美]P.韩南著、尹慧珉译《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页1。
    3 同上所引。
    1 海思波著、陈翼经译《圣经与中华》,宣道书局,1934年版,页7。转引自《圣经报》1948年复2(2)。
    2 朱维之《中国文学底宗教背景——一个鸟瞰》,载《金陵神学志》,1940年12月。
    1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青年协会书局,民国三十七年版,页70-71。
    2 袁进《寻找失落的历史——试论近代欧化白话文学的历史失忆》,载《文汇报》2007年3月25日。
    3 袁进《重新审视新文学的起源》,载《解放日报》2007年3月11日。
    1 “官话的书面化”当然可以理解成狄义上的“口语化”。本文采用“官话的书面化”这一说法,旨在强调到19世纪中期,“北京官话”作为通行的口语,对书面语的转变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2 如马西尼在他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的形成》一书《新国语的诞生》一节中,就十分明确地论述了此观点,见[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的形成》,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页130-143。
    1 Rev.C.Mateer,D.D.,LL.D,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Based on idiom, Revised 1906,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9, p. ⅩⅩⅰⅩ.原文为:" These is little doubt that ultimately Mandarin,enriched,corrected and dignified,will come to be the written,as well as the spoken, language of China."
    1 胡适《国语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3-4。
    2 [瑞典]高本汉著、张世禄译《中国语与中国文》,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版,页44。
    3 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见刘坚编著《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1 见黎锦熙《汉语发展过程和汉语规范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17。
    2 黎锦熙《汉语发展过程和汉语规范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18。
    1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2-23。
    1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凡例》,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
    2 雍正六年八月甲申日(1728年9月9日)《上谕》。
    1 清朝皇帝的这个宣讲圣谕广训令,很可能受到元代蒙古统治者的启发。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十分重视有利于建立大一统体系的儒家学说,但由于文化差异,蒙古人对于文言写就的儒家经典,掌握起来不是那么容易。于是,元代开始推行用口语讲解儒家经典,并将其记录成文,如吴澄《经筵讲义》,许衡《直说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贯云石《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均是当时的口语讲经书。
    2 《清史稿》卷二十三 本纪二十三 德宗本纪一
    3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九 列传二百六十六 循吏四。
    4 《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一 列传一百六十八。
    1 转引自周振鹤撰“圣谕、《圣谕广训》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见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605。
    2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165。
    3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163。
    4 转引自周振鹤《圣谕、<圣谕广训>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见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596。
    1 卢赣章《北京切音教科书》(首集、二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页79-80。
    2 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Far East(《中国评论》),1877,Vol.6,No.3,P148-149.
    3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613。
    4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616-617。
    5 :尔敏《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3。
    6 同上所引。
    1 孙尚扬、[比利时]钟鸣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页396。
    2 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Far East(《中国评论》),1877,Vol.6,No.3,P148-149.
    1 周振鹤《圣谕、(圣谕广训)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见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620。
    2 如蔡锡永1896年编《传音快字》中使用了《圣谕广训衍》的部分章节,王炳耀1897年编《拼音字谱》中使用了圣谕十六条,在向资政院提议筹备官话传习所的说贴中,程先甲就说官话课本未颁布时“即用圣谕广训直解教授”。卢赣章1906年编的《北京切音字教科书》中用白话解《圣谕广训》。
    1 周振鹤《圣谕、<圣谕广训>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见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618。
    2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页498。
    3 [法]老尼克著,钱林森、蔡宏宁译《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页62。
    1 [英]雷蒙·道森著,常绍明、明毅译《中国变色龙》,时事出版社、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页55。
    2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2。
    1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2-23。
    2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著,马又清、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页15。
    3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著,马又清、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页11。
    1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著, 马又清、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页11。
    2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著, 马又清、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页18。
    3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著, 马又清、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页1。
    1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8年4月18日。
    2 [丹麦]龙伯格著,李真、骆沽译《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大象出版社,2009版,页98。
    3 [美]丁韪良著,沈弘、恽文提、郝日虎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39。
    4 《语言自迩》,第一版序言,见[英]威妥玛(Wade,T.F.)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第一版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页12。
    1 《不会官话》,载《益闻录》1884年第384号。
    2 《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英]威妥玛(Wade,T.F.)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第一版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页14。
    1 《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英]威妥玛(Wade,T.F.)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第一版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页14。
    2 [英]施美夫著、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页50。
    3 [英]施美夫著、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页34、310。
    4 [日]小栗栖香顶著,陈继东、陈力卫整理《北京纪事北京纪游》,中华书局,2008年版,页5。
    1 《辨明正音正装正夷论》,载《中西教会报》1897年,3(27)。
    1 《得泰号笔语》卷之上,转引自[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王勇、王宝平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45。
    2 王顺洪《日本人汉语学习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1。
    3 [日]濑户口律子《琉球官话课本研究》,香港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4年版,页ⅹⅱ。
    4 见《琉球官话课本研究》之《附录》。
    1 [日]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页81。
    1 [日]牛岛德次著、甄岳刚编译《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页64。
    2 [日]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页10。
    3 [英]彼得.伯克著,李霄汉、李鲁译《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41。
    4 据平田昌司考证,乾隆十七年(1752年)担任廷朝仪唱赞的“鸿胪寺序班”一改以往选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生员的做法,只选直隶生员,认为直隶音是朝廷唯一权威语音。因此,平昌司得出结论:此时在清廷,北京音已取代南京音上升为帝国正音,但民间对此的接受要晚得多。见平田昌司《清代鸿胪寺正音考》,载《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
    1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13。
    2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12。
    3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1-5。
    4 周振鹤撰集、顾美华点校《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页9。
    5 傅角今、郑励俭编著《琉球地理志略》,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页82。
    1 [英]彼得.伯克著,李霄汉、李鲁译《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26-127。
    1 [丹]龙伯格著,李真、骆沽译《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页83。
    2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著, 马又清、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页11-12。
    3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著, 马又清、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页3。
    4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著, 马又清、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页100。
    1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著, 马又清、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页12-13。
    2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著, 马又清、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页30。
    3 [美]白珊(Sandra Breitenbach)《<华语官话文法>导论》,见[西]弗朗西斯科·瓦罗著, 马又清、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页22。
    4 张延俊、钱道静《<文学书官话>语法体系比较研究》,崇文书局,2007年版,页201。
    5 张延俊、钱道静《<文学书官话>语法体系比较研究》,崇文书局,2007年版,页233。
    1 张延俊、钱道静《(文学书官话)语法体系比较研究》,崇文书局,2007年版,页231。
    2 [日]牛岛德次著、甄岳刚编译《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页38-41。
    3 [日]六角恒广著、王顺洪编译《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24。
    4 同上所引。
    5 “南京官话”到“北京官话”的转变之所以在中国没有留下更多记录,也与两者大同小异有关。此事可以参照当时在华传教士的记载,特别是1857年,麦都思和施敦力合作翻译完成的“南京官话”《新约全书》,与1861年由艾约瑟、丁韪良、施约瑟、包约翰、白汉理五人翻译的“北京官话”《新约全书》,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撇开欧化的部分(“南京官话本”是改写文言而来,“北京官话本”是翻译英文而来),除了个别词汇(登时、抄……路、久后、那n6个、把[动词])留有南方方言的特色,总得看来两个版本没有多少差异。(当然由于翻译策略的不同出现的差异不包括在内。)
    1 黎锦熙编《国语运动》,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版,页24-25。
    2 [日]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页86。
    3 《语言自迩集》的原版在中国已不存,日本保存有此书。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它是“北京官话”的第一本教科书。正是因为它的存在,以及日本近代汉语教学经历了一个从“南京官话”到“北京官话”的转变事实,中国语言学界才知道中国通行语经历过从“南京官话”到“北京官话”的转变。(见鲁国尧、耿振声、张卫东等人的相关研究。)
    4 内田庆市《关于<语言自迩集>的若干问题》,引自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编《亚洲语言文化交流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页26。
    5 [日]牛岛德次著、甄岳刚编译《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页34。
    1 [日]牛岛德次著、甄岳刚编译《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页43-44。
    2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页446。
    3 [日]牛岛德次著、甄岳刚编译《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页64-65。
    1 胡适《国语文法概论》,《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三,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3年版,页627。
    2 梁启超《变法通议》,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36年重印本,页52。
    3 转引自姚小平《<马氏文通>来源考》,见《<马氏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首届中国语言学史研讨会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页120-121。
    4 参见贝罗贝《20世纪以前欧洲汉语语法学研究状况》,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467-473。
    5 [西]弗朗西斯科·瓦罗著, 马又清、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页34。
    1 《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见[英]威妥玛(Wade,T.F.)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页405。
    2 Rev.C.Mateer,D.D.,LL.D,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Based on idiom, Revised 1906,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9, p.1.
    1 [法]老尼克著,钱林森、蔡宏宁译《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页161。
    2 [英]彼得.伯克著,李霄汉、李鲁译《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26-127。
    1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绪论,见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周祖谟《从文学语言的概念论汉语的雅言,文言,古文等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1期。
    3 见胡竹安《<水浒全传>所见现代吴语词汇试析》,载《吴语论丛》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4 胡适《活的语言·活的文学》,《胡适全集》第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页450。
    1 见王世华《<红楼梦>语言的地方色彩》,载《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2期。
    2 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170-171。
    3 《清水笔语》,转引自《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页101。
    4 《续急就篇》,善邻书院,昭和十七年版,页11-12。
    5 刘纳《1912—1919:终结与开端》,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页21。
    1 《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见[英]威妥玛(Wade,T.F.)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第一版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页20。
    1 王实甫《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65。
    2 [英]威妥玛(Wade, T. F.)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第一版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页298。
    3 [英]威妥玛(Wade, T. F.)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第一版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页301。
    4 [英]威妥玛(Wade, T. F.)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第一版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页20。
    5 汉语结构中“主题”成分的特点,见申小龙《中国语文研究的句法学传统》,载《暨南大学研究生学报》,1989年第1期。申小龙认为汉语的句子往往靠词组的铺排来体现。如《红楼梦》中“嘴甜心苦,两面三刀, 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前面六个短语构成了句子的“主题”,最后一个短语是句子的评论。
    1 《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见[英]威妥玛(Wade, T. F.)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迩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第一版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页12。
    1 [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Generation of Giants:The Story of Jesuits in Chinain the Last Decades Ming Dynasty),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页79。
    2 鲍康宁《司布真记》,汉口、上海:中国基督教书会印行,1904年版,页51。
    3 此书现收入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0年整理“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列于第二十二册。由法国人冯秉正(字端友,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ca de Mailla,1669-1703)指示,高尚德、雷孝思、宋君荣校阅,戴进贤(字嘉宾,Ignatius Koegler)鉴定,任伯多禄付梓,杨多默(字通明,1668-1751)纂录。标点为整理者所加。
    4 见郑安德《盛世刍荛题解》,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0年整理《盛世刍荛》,页2。
    1 当然,尽管表达了对官话写书的赞赏,并参与了此书由口头到书面的工作,赵如光的序文还是典雅的文言。这种有趣的现象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时中国语言的现状。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当中,文言文仍然是他们最熟悉和亲近的。
    2 《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于1906年1月第181回上登载的《本报改良之大特色》中,明确提出开始用“官话”作为讲解《圣经》、撰写小说寓言的工具:“华人学习传道。每苦于无书学习。本报每回均由中西名人。以勉励会所用圣经题目。用官话演出。段落分明。层次清楚。如人仿此题目。再参己见。细为详解。自可与著名传道者相仿佛。此特色九。本报每回均用官话。演成小说寓言等。清新浅显。意味深长。而且寓有劝征之意。足可消愁解闷。醒世破迷。”
    3 时兆报馆《安息日辩谬:官话》,上海时兆报馆印,1921年版,页5。
    1 根据六角恒广研究,在学习“北京官话”前,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的教学中,“翻译是把《申报》等译成日文,作文是把日本政府的布告、告示等译成中文,讲读是讲中国小说《古今奇观》,教学内容和方法都是沿用唐通事时代的”。见[日]六角恒广著、王顺洪编译《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23。
    2 见[法]伯希和、[日]高田时雄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35种。
    3 转引自[日]六角恒广著、王顺洪编译《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138。
    4 (明)抱瓮老人辑《今古奇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页133。
    1 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见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2000年版。
    2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罗振玉主编《教育世界》,1905年4月第96期。
    3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页153。
    4 周作人《域外小说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页3。
    5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页175。
    6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页131。
    7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50。
    1 傅兰雅《论译书之法》,见《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格致汇编》,1880(5)。
    2 同上所引。
    3 转引自顾长声《马礼逊评传》,上海书店,2006年版,页83-84。
    4 傅兰雅深知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极为反对“废除汉语”的极端主张。他说:“中国书文流传自古,数千年未有或替,不特国人视之甚重,即国家亦赖以治国焉。有自主之大国弃其书文,而尽用他邦语言文字者耶?”(傅兰雅《论译书之益》,见《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1 刘禾《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中央编译社,2000年版,页276。
    2 王力《王力文集》第十—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页690。
    3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罗振玉主编《教育世界》,1905年4月第96期。
    4 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版,页224。
    5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载《清议报》1899年2月(10)。
    6 彭文祖《旨人瞎马之新名词》,(东京)秀光社,1915年版,页4。
    7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页27。
    1 在江户时代,荷兰人最早将西方文明传入日本,当时所谓的“兰学”指的就是西洋学术。
    2 转引自汪向荣《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版,页27。
    3 [日]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中日秘话》,中华书局,1997年版,页5-6。
    4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页424。
    5 《东洋刻印格物探源》,载《万国公报》,1877年3月17日。
    6 见[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的形成》,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页73。
    7 林乐知、范炜《新名词之惑》,载《万国公报》1904年,第184册。
    1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格致汇编》,1880(5)。
    2 见[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页282-283。
    3 见王力《欧化的语法》,《王力文集》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页466。
    4 见[日]户水宽人《<新法律词典>序》,转引自[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页325。
    1 周振鹤《逸言殊语》(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75-76。
    2 见[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的形成》,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页40-83。
    3 沈国威《“化学”:新译名的诞生》,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页509-533。
    4 沈国威《“陪审”:近代西方新概念的词汇化》,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页481-507。
    5 沈国威《“‘热带”:从耶稣会士到新教传教士》,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页458-479。
    1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页423-424。
    2 傅兰雅《论译书之法》,见《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载《格致汇编》,1880(5)。
    3 林乐知、范炜《新名词之惑》,载《万国公报》1904年,第184册。
    1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罗振玉主编《教育世界》,1905年4月第96期。
    2 见《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的“物质”条释义。
    1 《遐迩贯珍》是来华新教传教士创立的一份汉语定期刊物,1853年在香港英华书院创办,麦都思、奚礼尔(Charles Batten Hillier)、理雅各三人先后担任主编,1856年5月停刊。1855年理雅各开始任主编,直到停刊。
    2 《六合从谈》由伦敦传道会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是上海第一家中文报刊,1858年停刊。
    3 它们分别是1857年1卷1号“地理”篇:“盖地质自地面至地中、压力渐重、在地面至轻之物、入地深数百里、上为物质重压、亦成坚密。”1857年1卷2号“地理”篇:“陆地之边、常为气水侵蚀、地势因之渐溃、碎石为沙泥、流水冲移、沉于洋海之底、以上压之重、及热气变化物质之力所凝结、成磐石新层。”1858年2卷1号“泰西近事述略”篇:“有一书、论此道可凿、并群究海底物质土性、备言宜如何垦掘之法。”
    1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页460。
    2 梁启超《变法通译》,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36年重印本,页87。
    1 赵晓阳《19至20世纪外国人研究北京方言的文献资料》,载《北京档案史料》,2005年第4期。
    2 “俗”指俗语词,用于口语;“文”指书籍、公文、报刊等书面用词;“新”指新词;“部定”指被中国学者们使用的标准科技术语。
    3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页453。
    4 Walter Hillier, 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Peking Colloqui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53.
    1 葛剑雄《诗歌为什么衰落》(上),见《sohu小报》2010年第3期。
    1 [英]施美夫著、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页37。
    2 [英]施美夫著、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页340。
    3 [英]约翰·班扬著、[英]俾士译《天路历程土话》序,同治十年(1871),羊城惠师礼堂镌。
    1 [英]约翰·班扬著、[英]宾威廉译《天路历程》,同治四年(1865)刻本。
    2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页227。
    3 王力《五四以后新兴的句法》,见《王力文集》第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页536-548。
    4 本文所引《天路历程》英文原文部分来自John Bunyan, The Pilgrim's Progress, The Continental Book Company AB Stockholm,1946:London,P.13-14.
    5 [英]包尔腾、[美]施约瑟《教会祷文》,京都美华书馆,同治十一年(1872年)岁次壬申印刷。
    1 《教会祷文》,卷一,《赦罪文》。
    2 转引自[日]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1页。
    3 据中田敬义回忆:“我翻译该书时,还要兼顾语言学习,在英绍古次于恩禄的帮助下,花费了两年半时间才完成。”
    4 [日]六角恒广著、王顺洪编译《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52。
    5 [日]六角恒广著、王顺洪编译《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50。
    1 孙毓修《伊索寓言演义》,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版,页17。
    2 依次为“磷火之喻”、“蜻蜓前身之喻”、“蝶喻”、“思想奇妙园”、“桦柏喻言”、“今日之劳今日足矣”(正文作“今日的劳苦今日足了”)、“蜜蜂之喻”(正文作“蜜蜂比喻”)、“风云蔽月”和“风花晤谈”。
    3 《喻言丛谈》的原文引自朱静《季理斐夫人与<喻言丛谈>——清末民初西方来华新教传女教十文学翻译的考察》,见刘树森编《基督教在中国:比较研究视角下的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页85-108。
    1 高葆真《家庭共赏:合家祈祷式官话》,载《中西教会报》1902年第82册。
    1 转引自孙尚扬、[比利时]钟鸣旦著《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页372。
    2 见Marshall Broomhall,The Chinese Empire:A General & Missionary Survey, (London:Marshall, Morgan & Scott and CIM,1907), p385。
    3 孙尚扬、[比利时]钟鸣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页428。
    1 [法]尤思德著、蔡锦图译《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版,页22-23。
    2 “委办译本”,又叫“代表译本”,是以希腊文版本Textus Receptus为蓝本,由麦都思和理雅各负责译成符合中国传统的文言文,由大英圣书公出版,1852年出版了新约全书,1854年会出版旧约全书。
    3 参见Marshall Broomhall,The Chinese Empire:A General & Missionary Survey,p385。"As soon as the Delegates'High Wen-li Version was completed, Dr. Medhurst and the Rev. J. Stronach made arrangements for a transl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to the Mandarin colloquial as spoken at Nanking. The first draft of this work was entrusted to a young Chinese scholar who simply translated from the Delegates'Version. A tentative edition was print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in 1856 or 1857, but though other editions were called for, it was not successful and was displaced by the Peking Mandarin translation."
    4 传教士群体认为当时中国有两套通行语,一是以南京为中心区域,被称为"Southern or Naking Mandarin"一是以北京为中心区域,被称为'Nouthern or Peiking Mandarin"。参见Marshall Broomhall,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 Missionary Survey,p385. "Peing and Nanking, as at various times the capital of China, may be said —as Paris does to French—to give the standard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Mandarin respectively.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原《中华归主》)中将1854年麦都思、施敦力的译本称为“南方官话”译本,1864-1874年施约瑟、艾约瑟等人的译本称为“北京官话”译本,见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下卷)》(原《中华归主》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1238。
    5 参见Marshall Broomhall,The Chinese Empire:A General & Missionary Survey,p385-386.
    6 傅敬民《<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32。
    7 见江维藩《圣经译本在中国》,载《金陵神学志》1991年14-15期合刊。
    1 赵维本《译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版。
    2 载于《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919年,第50卷,第439—440页。
    3 Bible in modern China: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edited by Irene Eber, Sze-kar Wan, Knut Walf; in collaboration with Roman Malek,1999,P.85.
    4 [法]尤思德著、蔡锦图译《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版,页217。
    1 载于《教务杂志》,1900年7月,第31卷,第331-336页。
    2 [美]丹尼尔·w.费舍著,关志远、苗凤波、关志英译《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72。
    3 转引自[美]丹尼尔·W.费舍著,关志远、苗凤波、关志英译《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73。
    1 转引自[法]尤思德著、蔡锦图译《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版,第273页。
    2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载《小说月报》1921年,12(1)。
    3 《教务杂志》,1912年,第43卷,页587—591。
    1 《教务杂志》,1918年,第49卷,页552—554。
    2 参见富善的信,见[美]丹尼尔·W.费舍著,关志远、苗凤波、关志英译《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66-167。
    3 [美]丹尼尔·W.费舍著,关志远、苗凤波、关志英译《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75。
    4 [法]尤思德著、蔡锦图译《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版,页132-133。
    5 《教务杂志》,1919年,第6卷,页4-5。
    6 见周作人《<希腊拟曲>序》,周作人《希腊拟曲》,1934年商务版。
    1 同上所引。
    2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载《小说月报》1921年,12(1)。
    3 同上所引。
    4 以下“官话”和合本《马太福音》,引自上海美华圣经会1930年出版的“官话”和合本《新约全书》。
    1 王力《汉语史稿》,《王力文集》第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页553。
    2 见王力《汉语史稿》,《王力文集》第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页418。
    1 见王力《欧化的语法》,《王力文集》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页476。
    2 王力《汉语语法史》,《王力文集》第十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页476。
    1 如王力所说“西洋语的结构好像连环,虽则环与环都联络起来,毕竟有联络的痕迹:中国语的结构好像无缝天衣,只是一块一块的硬凑,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见《中国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页141。
    2 丁声树、吕叔湘等语法学家对此均有一致看法,见丁声树、吕叔湘《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页6。
    3 王力《汉语语法纲要》,《王力文集》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页252。
    4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页227。
    1 认为“将”在白话文中单独使用表示将来,是到五四新文学中才出现,见老志钧《鲁迅的欧化文字》,台湾师大书苑,2005年版,页108-109。
    2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见《王力文集》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页507。
    1 王力在《中国语法理论》里具体分析了“者”字的产生,他说“‘者’字大概用来翻译由动词转成的名词,等于英文词尾—er,或—or,例如'reader'译为‘读者’,'creator'译为‘造物者’”。
    1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载《小说月报》1921年,12(1)。
    2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载《小说月报》1921年,12(1)。
    3 茅盾《文艺大众化问题》,载《救亡日报》,1938年3月9-10日。
    4 海思波著、陈翼经译《圣经与中华》,宣道书局,1934年版,页7。转引自《圣经报》1948年复2(2)。
    1 郭沫若《浮士德简论》,见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页335。
    2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见《沈从文小说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3 同上所引。
    1 参见陈伟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54-64。
    2 朱维之《中国文学底宗教背景——一个鸟瞰》,载《金陵神学志》,1940年12月。
    3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青年协会书局,民国三十七年版,页70-71。
    4 沈从文《建设》,见《沈从文子集》,新月出版社,1931年版。
    1 [美]丹尼尔·W.费舍著,关志远、苗凤波、关志英译《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07。
    2 Rev.C.Mateer,D.D.,LL.D,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Based on idiom, Revised 1906,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9, p.Ⅹⅳ.
    1 Rev.C.Mateer,D.D.,LL.D,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Based on idiom, Revised 1906,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9, p2.
    2 Rev.C.Mateer,D.D.,LL.D,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Based on idiom, Revised 1906,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9, p1.
    3 Rev.C.Mateer,D.D.,LL.D,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Based on idiom, Revised 1906,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9, p2.
    4 Rev.C.Mateer,D.D.,LL.D,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Based on idiom, Revised 1906,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9, p.ⅩⅩⅰⅩ.
    5 国语和官话的语言形态并无不同,“国语”的说法强调了这种语言在民族国家里的法律地位。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将两者混用。1909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但是一直到民国后期,还是有不少人依然使用“官话”的说法。
    6 Calvin W. Mateer, " How May Educational Work be Made Most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1890,pp.456-463.
    1 曹立前《晚清山东新式学堂》,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页127-128。
    2 曹立前《晚清山东新式学堂》,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页132。
    3 同上所引。
    4 同上所引。
    1 滕新书《登州文会馆:开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先河》,载《烟台日报》2008年8月16日。
    2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修订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125。
    3 [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页620。
    4 转引自[美]丹尼尔·W.费舍著,关志远、苗凤波、关志英译《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64。
    5 转引自[美]丹尼尔·W.费舍著,关志远、苗凤波、关志英译《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68。
    1 见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5-16。
    2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第四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页20。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自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 赵白生《跨文化启示录》,见段怀清《传教士与晚清口岸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页632-633。
    4 见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版,页35-36。
    5 胡汉民《记戊戌庚子事诸人纪念会中广东某君之演说》,载《民报》第一号。
    6 梁启勋《曼殊室戊辰笔记》,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页19。
    7 见[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的形成》,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页90-91。
    1 梁启超《变法通译》,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36年重印本,页52。
    2 见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载《时务报》第八册。
    3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文集》,第四十四册。
    4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载《清议报》,1901年6月26日。
    5 朱文华《近代新文体派简述》,见蒋凡主编、汪涌豪副主编《古代十大散文流派》第五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6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引自陈引驰编《自述与印象:梁启超》,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页58。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70。
    8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1923年。
    9 语出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清议报》1901年12月21日。
    1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559。
    2 转引自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页273。
    3 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页273。
    4 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12。
    5 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见苏舆编《翼教丛编》卷四,武昌重刻本,1898年。
    1 刘锡鸿《英轺日记》,引自郭嵩焘等著《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384。
    1 郭嵩焘等著《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371。
    2 郭嵩焘等著《使西记六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375-76。
    3 同上所引。
    1 [美]丁韪良著,沈弘、恽文提、郝日虎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7-30。
    2 对此的专门研究见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与《中国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两篇。
    1 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台湾伟文图书公司,1978年版,页9。
    2 卢赣章《一目了然初级》,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页4。
    3 卢赣章《一目了然初级》,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页1。
    4 见1898年7月28日上谕。
    5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6 胡适在1924年写作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说王照的主张“有许多地方和后来主张白话文学的人相同”,认为这些主张的“逻辑的结论当然是提倡白话文学”。
    1 [美]丁韪良著,沈弘、恽文提、郝日虎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7-30。
    2 郑东湖《切音字说明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页1-2。
    1 卢赣章《一目了然初级》,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页6。
    2 卢赣章《北京切音教科书》(首集、二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页3。
    3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您”字的使用,在《一目了然初阶》中这个字并没有敬称的意思,只是普通的第二人称代词,到了《北京切音教科书》一书,“您”字只被用作第二人称敬称。
    4 卢赣章《一目了然初级》,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页25。
    5 卢赣章《北京切音教科书》(首集、二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页45-46。
    1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凡例》,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1 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国语日报社,1969年版,页13。
    2 陈虬《新字瓯文七音铎例言》(1903),见《新字瓯文七音铎》,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页3-4。
    3 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页2。
    1 吴汝纶《东游从录》,见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页27-28。
    1 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页29。
    2 据郑国民考证,第一本以“国语”命名的汉语教科书,是1906年8月出版的、林万里等人编辑、专门供初等小学后二年使用的《国语教科书》,“这套国语教科书是选当时的文言课文作底本把它们翻译过来”。此书发行者商务印书馆在1910的《教育杂志》上介绍此书,“取材于学部审定之各种教科书,演为通行官话…以国语为统一国众之基,又注意于语法,并准全国南北之间而折衷之。全编大致由浅入深,虽异文言,却非俚语。”
    3 诗文如下:“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见李宝嘉《南亭四话》之《新名词诗》。)
    4 倪海署认为“国语”这个概念的最早使用在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凡例》中(重刊本)。王照说“苏人每借口曰:京话亦杂土音,不足以当国语之用。殊不知京中市井小有土语,与京中通用之官话自有不同,不得借彼黜此也。”王照此番话是为了明确“官话”的定义,并且把它跟北京土话区别开来。”
    1 转引自倪海曙《语文杂谈》,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页215。
    2 严以盛《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见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页45。
    3 《学务处批》,见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页45。
    1 《直隶学务处通饬各属札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页46。
    2 见王照《字母拼音官话书》第一本,京城官话字母义熟编,1903年。
    3 王照《字母拼音官话书》第一本,京城官话字母义熟编,1903年。
    4 《家政学》中的文字,变是欧化的文言,此书原著是日本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由钱玄同的大嫂钱单士厘译述,1902年出版。其“总论”说道:“凡人生在世。走东西。集南北。昕夕所劳者。大抵为衣食住一家经营之计耳。而文明之民。富于进取。所求于衣食住之程度必愈高。所求既高。自不复如未开之世。其不安于目前小康。而期于永远大成之气象者。情也。”使用了很多新词,新的句子结构,是欧化的浅文言。
    5 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国语日报社,1969年版,页12。
    6 王照《书摘录官话字母原书各篇后》,见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页104。
    7 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页112。
    1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凡例,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2 同上所引。
    1 黎锦熙《汉语发展过程和汉语规范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23-24。
    2 刘复《国语问题中的一个大争点》,载《国语月刊》,1922年第1卷第6期。
    1 《通问报》1907年第241回时评《耶稣教家庭新闻》(The Chinese Christian Intelligencer)。
    2 江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贴》。
    3 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国语日报社,1969年版,页29-30。
    4 民国八年,吴敬恒根据“读音统一会”审定的之字编出的《国音字典》出版,教育部“审音委员会”推举钱玄同、汪怡、黎锦晖三人对此字典进行审校,他们审校的文章《修正国音字典之说明及字音校勘记》送呈教育部,由此教育部颁布了这个训令。
    1 Bible in modern China: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edited by Irene Eber, Sze-kar Wan, Knut Walf; in collaboration with Roman Malek,1999,P.96.
    2 黎锦熙编《国语运动》,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版,页17。
    3 林白水《论看报的好处》,载《杭州白话报》1901年第1期。
    4 Rev.C.Mateer,D.D.,LL.D,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Based on idiom, Revised 1906, 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9, p. ⅩⅩⅰⅩ.原文:"These is little doubt that ultimately mandarin,enriched,corrected and dignified,will come to be the written,as well as the spoken, language of China."
    1 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载《时务报》第44册。
    2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载《无锡白话报》1898年第1号。
    3 同上所引。
    1 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载《新小说》1902年。
    2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页17。
    3 白话道人(林白水)《<中国白话报>发刊词》,载《中国白话报》1903年第1期。
    1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429。
    2 朱自清《论通俗化》,见《朱自清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53年版,页612。
    1 刘复《国语问题中的一个大争点》,《国语月刊》,1922年第6期。
    2 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见《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1985年版。
    3 同上所引。
    4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教育部部长张奚若作了《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的报告,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首次提出了“普通话”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被确定指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1 张奚若《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载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页39。
    2 见《实学社发行各书》,附录于《绝岛漂流记》,上海开明书店,1902年版。
    1 尔槑编《国语文法讲义》,中华书局,民国十年版,页2。
    2 同上所引。
    3 邹炽昌编、方毅校《国语文法概要》,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五年版,页1。
    4 邹炽昌编、方毅校《国语文法概要》,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五年版,页2。
    1 易作霖《国语文法四讲》,中华书局,1924年版。
    2 黎锦熙、周法均《作文及文学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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