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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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魏晋之际的政治演变历来不乏学者的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史与家族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图突破过去“政治集团”与“党争说”的分析模式,致力于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以及家族网络在其中的作用。司马氏家族并非典型的儒家大族,其家族在两汉时代经历过一个由武入文的过程,在文化上受到东汉中后期学术风气新变化的影响,是河内郡的地方名望家族,其婚姻、交往网络皆根植于地方社会。司马氏正是借助了乡里评论网络的作用,进入曹魏的政治体制。通过司马懿数十年仕宦生涯的经营,其在曹魏政治中积累了广泛的人事资源,超越了地方的局限,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大族。司马懿利用曹魏元老对于曹爽改革的不满,发动高平陵之变,控制了曹魏政权,但是参与高平陵之变的曹魏元老并不能转化为支持魏晋革命的政治力量,魏晋嬗代并非一帆风顺。在司马师执政时期,克服了内部与外部的挑战,开始逐步建立起一支支持嬗代的政治力量,奠定了魏晋嬗代的基础。在司马昭时代完成了司马氏集团内部权力结构转化,并通过伐蜀的功业摆脱了弑君所构成的道德挑战。而作为受成之主的司马炎虽然是名义上的开国之君,却缺乏足够的政治基础,面对功臣、宗室两股既成的政治势力,其在泰始年问更多地扮演了一个政治平衡者角色。但是咸宁二年(276年)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密谋,使司马炎深受刺激,成为武帝一朝政治的转折点。司马炎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策略,培植外戚作为自己的亲信力量,并借助于伐吴成功所带来的威望,强令齐王攸出镇。这一诏命激起了朝臣的强烈抗议,并在君臣之间造成了长久的裂痕。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司马氏时刻面对着外敌的觊觎,并不具备革新官僚阶层的条件,因此魏、晋两代在统治阶层的构成上具有相似性,以曹魏贵戚子弟为主的西晋官僚阶层具有封闭、排他的特征,缺乏流动性的政治体制削弱了西晋政权的社会基础。
Many scholars much attention has to been paid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during Wei and Jin Dynasties.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this dissertation intends to discourse the political changes and find out the role the family network played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in light of political history and family history which differentiates itself from the previous focus on the 'political group' nor 'partisan struggle' paradigm. The Sima family was not a typical Confucius one and experienced transformation from military attache to civil service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Hence it was culturally tinted by new changes in cultural atmosphere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Eastern Dynasty. The Sima family were esteemed in Henei Jun (Henei Prefecture) and were rooted deeply in local society in marriage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 sens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local commentary, the Sima family gained entry into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Wei Dynasty. After dozens of years in Sima Yi's official career, the family won extensive human resources and became a national prominent family. Sima Yi by making full use of old establishments' dissatisfaction over Cao Shuang's reform, launched the Gaopingling Coup and controlled Cao's regime. Yet it failed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birth of Jin Dynasty as other families involved were not expecting a new dynasty. During Sima Shi's rule, he conquered challeng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court, fostered political power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 new dynasty. Sima Zhao rebuilt the power structure within the Sima family and conquered Shu, which eased the accusations of regicide. When Sima Yan took the ready throne, he had to keep the balance between two political forces---monarchy heroes and royal clan, especially in Taishi years. But he changed the policy when the conspiracy to put Qi Wang, Sima You into power occurred in 276 AD. Availing the power he fostered in his wife's clan and the prestige he gained by conquering Wu, he forced Sima You to leave his region. This action met strong protest from ministers and resulted in great and long-term conflict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the possibility of foreign invasion kept the Sima family from any political reform. Hence the Jin Dynasty shared a lot with the Wei in bureaucracy. Mainly composed by the Wei royal clan, the ruling class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were self-closed and exclusive to outsiders. The standing-still political system undermined the Western Jin Dynasty's social foundation.
引文
[1]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第2-11页,后修订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78-92页。
    [2]柳春新认为曹操政权中的汝南士人很少,应将汝颍集团修正为颍川集团。参见氏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第15-30页。
    [3]刘显叔:《东汉魏晋的清流士大夫与儒家大族》,《简牍学报》第5期,1977年,第213-244页;刘显叔:《论魏末政争中的党派分际》,《史学汇刊》第9期,第17-46页。
    [4]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10卷7期,1980年,第271-292页。
    [5]周一良先生以为徐高阮、汪籛、金应熙三人是陈门子弟中脑力、学力俱佳者,堪传衣钵。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收入《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6]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第87-125页。
    [1]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
    [2]王晓毅:《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第20-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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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对此问题贡献最大的当属黄永年先生的一系列论文如《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说李武政权》等,主要收入他的论文集《文史探微》一书中,中华书局,2000年;韩昇先生在《隋文帝传》中通过对隋文帝用人政策变化的研究,详细探讨了关陇集团在隋代开始动摇、瓦解的趋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56-289页;综合性的评论可参读雷艳红:《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72-79页。
    [1]内藤湖南关于历史时期党争性质变化的观察是值得重视,其指出作为唐宋变革的一个面向,唐代的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的朋党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张,见《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15页。那么政治集团这样从现代政治中抽离出的概念,在唐以前如何界定运用,是否有效,值得进一步思考。
    [2]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对于魏晋之际的诸种变化有着系统的阐述,该书主要根据万绳楠1947—1948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课的笔记整理的,黄山书社,1987年,第13-22页。
    [3]陈寅恪先生主要在《崔浩与寇谦之》、《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对此问题有所论述,《崔浩与寇谦之》旁涉此问题,不过四、五页篇幅,《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虽是以小见大的典范之作,但文字甚短,不到十页。
    [4]周一良先生曾对《山涛论》有如下的评论:徐文对史料驱使之熟练与运用之巧妙使我叹服,但并不同意他的结论。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89-90页。
    [5]葭森健介:《魏晋革命前夜口)政界——曹爽政权と州大中正设置问题》,《史学杂志》95卷1期,1986年,第38-61页。
    [6]吴慧莲:《曹魏的考课法与魏晋革命》,《台大历史学报》第21期,1997年,第59-78页。
    [1]朱晓海:《西晋佐命功臣铭飨表微》,《台大中文学报》,第12期,第149-192页。
    [2]安田二郎:《西晋朝初期政治史试论》,《西晋武帝好色攷》两文收入氏著《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3年,第5-161页。
    [3]小池直子:《贾南风婚姻》,《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7号,2003年,第28-61页;权家玉:《晋武帝立嗣背景下的贾充》,《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期,2006年,第58-70页。
    [4]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
    [5]较为全面的研究综述,大陆方面可以参读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容建新:《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第6-13页;台湾方面则可参读宋德熹:《中国中古门第社会史研究在台湾——以研究课题取向为例(1949-1995)》,《兴大历史学报》第6期,第139-147页;日本方面可以参照中村圭尔、夏日新译:《六朝贵族制论》,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359-391页。
    [1]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收入《民国丛书》第3编13册,上海书店1991年据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影印。
    [2]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4期,1936年,第1007-1063页。
    [3]陈啸江:《魏晋时代之“族”》,《史学专刊》第1期,1935年,第153-194页。
    [4]谷霁光的几篇论文后来都收入了氏著《史林漫拾》一书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5]《五朝门第》一书初版于1943年,后经修订,1978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重印,由于王伊同一直任教于美国,因此该书50年代以后对于海外学界的影响尤大。王伊同:《五朝门第》,中华书局,2006年。
    [6]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7]内藤湖南 黄约瑟译:《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第10-18页。内藤湖南关于魏晋时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看法可以参读夏应元选编并监译:《中国中古的文化》收入《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27-312页。另外可以参读福原启郎胡宝华译:《内藤湖南关于中世贵族制的思考方式》,收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57-286页。
    [8]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
    [1]川胜义雄 徐谷梵、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谷川道雄 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年。对于谷川学说的评论可以参读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收入氏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97-408页。
    [3]谷川道雄李凭译:《魏晋南北朝史的基本问题总论》,《国际汉学研究》第9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09-225页。
    [4]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一研究——太原王氏谱系考》,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1951年。
    [5]矢野主税有《张氏研究》、《郑氏研究》、《韦氏研究》、《裴氏研究》等一系列士族个案研究发表在《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从》中,但笔者虽经多方查找,也没有收集到这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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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福原启郎:《西晋の武帝司马炎》,白帝社,1995年;渡边义浩:《西晋司马氏婚姻考》,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161号,2006年11月,第1-26页。
    [8]笔者此处所指的西方中国研究,主要是指以英文发表的研究,据笔者所知法国学者侯思孟曾经发表过《九品中正考》一文,中译本收入《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1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3-263 页。此外金应熙、邹云涛两位先生曾经提到苏联学者马良文对于谷川道雄“豪族共同体”学说的评论,见金应熙、邹云涛:《国外对于六朝世族研究的述评》,《暨南学报》,1987年第2期,第74页。但是否还有更多相关的非英文论著,笔者学力有限,并不了解。
    [1]瞿同祖此书英文版初版于1972年,是魏特夫(Karl A.Wittfogel)主持的汉代研究计划的一项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瞿同祖将豪族一词翻译成Powerful Family,瞿同祖、邱立波译:《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陈启云、高专诚译:《苟悦与中古儒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
    [3]瞿同祖在1945年去美国之前便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研究者,陈启云早年则在新亚书院师从钱穆,研究汉魏时代的制度史,后来前往哈佛跟随杨联陞攻读博士,转向汉代思想史的研究。
    [4]W.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1952.
    [5]David Johnson "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 Westview Press,Boulder,Colorado,1977.
    [6]Patricia Buckley Ebrey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 Cambnge University Press,1978.关于瞿同祖、姜士彬、伊佩霞这三本著作还可以参读Robert M.Somers 的书评 The Society of Early Imperial China:Three Recent Studi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0 No.1,pp249-263.
    [7]这一信息依据ProQuest博士论文数据库提供的提要获知,国家图书馆收藏有该论文的微缩胶卷。
    [8]Miscevie D.Dusanka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of Early Medieval China,"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65(1993):5-256.
    [1]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2]充分体现许倬云研究特色的是他的博士论文,参读许倬云邹水杰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宋德熹:《中国中古门第社会史研究在台湾——以研究课题取向为例(1949-1995)》,《兴大历史学报》第6期,第140—143页。许倬云有两篇论文涉及到士族形成问题,《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一文指出世姓豪族不仅是东汉政权的基础,而且也构成西汉中叶以后政治势力的社会基础,另一篇则是《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两文皆收入《求古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
    [4]苏绍兴:《评价毛汉光著<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收入氏著《两晋南朝的士族》,联经出版社,1987年,第243-250页;许冠三:《三十五年(1950-1985)来台湾史界变迁》一文中对于毛汉光的研究也有很高的评价,该文作为附录收录于氏著《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
    [5]大陆方面受毛汉光影响最大的当属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一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6]对于毛汉光研究系统的批评参见韩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第91-98页。宋德熹:《中国中古门第社会史研究在台湾——以研究课题取向为例(1949—1995)》一文中对于毛汉光的研究也有公允的评价,第140-143页。
    [7]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5-186页:余英时先生虽然长期在美国执教,但是除了早期的英文著作之外,他一直坚持用汉语写作,面向中文学术界发言,特别是他关于士人群体自觉的论述大都完成于新亚书院时期,因此在此处将他归为港台研究者之列。参读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8]何启民的研究结集为《中古门第论集》,学生书局,1978年。
    [9]唐长孺先生的三篇论文《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 皆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版。
    [2]周一良:《(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17-528页:张广达:《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2期,第29-31页;金应熙、邹云涛:《国外对于六朝世族研究的述评》,《暨南学报》,1987年第2期,第69-76页。
    [3]当时比较重要的动态介绍有:傅玫:《三十年来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的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3期,第18-27页;李约翰齐威译:《英美关于中国中世贵族制研究的成果和课题》,《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7期,第19-28页:黄灿:《日本学者对汉代家族制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1期,第13-18页;皮尔斯:《近十五年来西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第25-30页。
    [4]比较有特色是叶妙娜关于陈郡谢氏的个案研究,《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160-167页;《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43-51页。关于80年代的研究现状可以参考安群:《十年来国内门阀士族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第1-7页。
    [5]从专著而论,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偏重于家族沉浮与政治史相结合。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则注重对于家族家学门风的考察,更多的则是关于士族的个案研究。不少重要家族都已经有专著问世,王大良:《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邪王氏为主的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周征松:《魏晋隋唐问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6年。关于秦汉豪族的研究也是蔚为大观: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赵沛:《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中国书店,2002年: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崇文书局,2003年。另外一些关于婚姻、宗族、家庭研究的专著也旁涉其中。至于散见各种论文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概观的情况请参读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容建新:《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第6-13页。
    [6]对于存在的问题可以参见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一文中的批评: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对海外学者的研究动态掌握不够,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这个通病也反映到士族问题的研究中。对一些名家大族,海外学者已经作出了细致的个案研究,而一些大陆学者却仍然进行着重复性劳动。在近年来的六朝士族研究中,出现了一批“跑马圈地”式的个案研究论文,满足于低水平的简单重复。个别低水平的研究论文仅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长编。许多论文多侧重于家族的士宦升降和政治地位,而对家族的经济状况、宗族结构、家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则较少涉及。社会学方法的引入本应丰富政治史研究的内容,但一些研究却背离了社会史对于社会的全景描述和理解,重新落入了以婚宦论士族的巢臼。
    [1]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华世出版社,1980年;《从碑刻史料论汉末士族》,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史新论——谓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321-370页;《论后汉末的人物评论风气》,《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10期,1983年,第159-216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收入邢义田、林丽月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23-159页:《晋南北朝时代的乡里之情》,收入熊秉真主编:《欲盖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公义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2年,第11-37页;《东汉的门第观念》,《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纪念论文集》(下),食货出版社,1988年,第407-428页。关于中古的门第观念还可以参读宋德熹:《中古门第观念》一文,《兴大历史学报》第5期,第1-59页;宋德熹是近年来台湾士族研究方面活跃的学者,但他主要关注是隋唐士族的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2]黎明钊:《汉代豪族大姓类别与分布探讨》,《史学传薪·社会·学术·文化的探索》,香港中华书局,2005年,第41-86页;《汉代地方官僚机构:郡功曹之职掌与尹湾汉墓简牍之关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8卷,1999年,第35-71页;《汉代东海郡的豪姓大族:以<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及<赠钱名籍>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9卷,2000年,第47-95页。
    [3]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惠帝羊皇后与西晋政局——兼论羊氏家族的发展》,《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8期,第219-240页。
    [4]潘光旦:《存人书屋历史人物世系表稿》,收入《潘光旦文集》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5]矢野主税:《魏晋百官世系表》长崎大学史学会,1971年改订版。
    [6]前揭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
    [7]收入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第4册,中华书局,2006年。
    [1]参见赵翼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三国志书法”、“三国志多回护处”等条目,中华书局,1984年,第121-125页。
    [2]刘知几便对于裴注便颇有非议,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5《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2页。
    [3]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9《覈才》引《晋令》,第249页。
    [4]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0《探撰》,第116-117页。
    [5]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年,第257-258页;李培栋:《晋书研究》,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缘》,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08-139页;朱大渭:《<晋书)的评价与研究》,《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44-52页。
    [1]吕思勉指出要之三国两汉时史所传,惟一大纲,余皆后附会之辞,遽一一信为事实则慎矣。要之当时之史尚系传述之辞,多所谓某人某人所语,未必可即作某人之辞观,然以为其时人之见解,固无不可。吕思勉:《袁曹成败》,《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55-856页。
    [2]《唐大诏令集》卷81《修晋书诏》,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3]韩异:《贞观永徽之际的政局》,《中华文史论丛》第65辑,第28-63页。
    [4]关于《晋书》背景可以参读李培栋:《晋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缘》,第108-139页;张蓓蓓:《唐修<晋书>论衡》,《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4辑,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323-364页。
    [5]《唐会要》卷63,上海古籍,1991年,第1288页。
    [1]清水凯夫:《论唐修<晋书>的性质》,收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80页。
    [2]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孜》,收入《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43-161页。
    [3]过去一般更倾向于认为《晋书》较多采撷了《世说新语》的记载,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尚有值得进一步推敲的余地,参读胡小丽:《<晋书>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史料关系初探》,《文史》第59辑,第101-114页。
    [4]川胜义雄《<世说新语>的编纂——元嘉之治的一个侧面》一文《世说新语》时代背景与社会风貌有很好的研究,收入《六朝贵族制研究》,第238-252页;另外可以参读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第一章《<世说新语>成书考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7页。
    [5]清人李慈铭曾评论:《世说》转据旧闻,是非多谬。见王利器纂辑:《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3页。
    [6]关于《世说新语》的笺疏现代学者用力甚多,其中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徐震塄:《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这三种今注本最为通行,三个今注本都有杰出的贡献,关于史实校正方面则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用力最深。
    [1]除了辑佚工作本身之外,清代学者对于魏晋史部典籍的作者、撰著时代、流传经过的考证也是笔者经常加以参考的,其中犹以章宗源、姚振宗分别完成的两部《隋书经籍志考证》最为详密,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55年。台湾学者廖吉郎著有《两晋史部遗籍考》一书,亦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0年。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合著的《隋书经籍志详攷》,体例精严,附有历代书志目录中著录情况以及辑本目录,非常便利学者使用,汲古书院,1995年。
    [2]主要有汤球辑 杨朝明校补:《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汤球:《汉晋春秋辑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汤球:《晋阳秋辑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黄奭:《汉学堂知足斋丛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黄爽:《黄氏逸书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206-12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6年。
    [3]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清代辑佚学不足的是汤球对于《十六国春秋》辑佚工作,参读刘琳:《明清几种<十六国春秋>之研究》,收入《中古泥鸿——刘琳史学论文自选集》,巴蜀书社,1999年,第199-213页。日本学者关尾史郎主持的研读班亦致力于十六国时期霸史的辑佚工作,参读关尾史郎:《“五胡”时代的“霸史”及其佚文搜集工作》,收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3-323页。
    [4]新近整理出版的朱东润先生的遗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虽然是一部完成于六十余年前的著作,但依然是笔者所见对于魏晋杂传的源流与发展考证最为全面系统的著作,朱东润在写作此书前,曾经系统地辑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别传,可惜这一部分文稿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5]这些工作大都在清人辑本的基础上加以较勘补正,例如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乔治忠:《众家编年体晋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也有学者尝试另辑新本,如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但在辑佚的彻底性与规范性上尚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
    [1]清人研究三国志的成果甚多,参读杨耀坤:《清人的<三国志>研究》,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稿》,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42-57页;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吴士鉴:《晋书斟注》,《续修四库全书》第275-2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可惜的是该书只完成了帝纪的10卷,姚铭恭:《晋书纂注》,集成印刷厂,1955年。
    [3]当然魏晋时代还是有一些零散的碑刻存世,由于这些传世碑刻大都有比较充分的研究,因此笔者对此不再赘述,对于魏晋碑刻较为完整的收集、整理的著作是井波陵一:《魏晋石刻资料选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明文舍,2005年。
    [4]参读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47-52页。
    [5]福原启郎:《西晋墓志的意义》,收入砺波护编:《中国中世的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第315-365页,该文有简略的中文节译本,见《文史哲》1993年第3期,第67-69页。
    [6]石井仁、渡边义浩:《西晋墓志二题》,《驹沢史学》第66期,2006年3月,第80-100页。
    [7]胡志佳:《西晋王浚家族的兴衰及其人际网络——由华芳墓志铭观察》,《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7期,第141-157页。
    [1]唐长孺:《读史释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249-253页;陈琳国:《庶族、素族和寒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17-20页;祝总斌:《素族、庶族解》,收入氏著《材不材斋文集》上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12-224页;张晓连:《释“士族”》,《北朝研究》1997年第1期,第48-53页。
    [2]例如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收入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22-169页;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士族一词在宋代还是被广泛使用的,指称仕宦家族,历史语言研究所所专刊102,2003年,第2-9页。
    [3]例如: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赵沛:《两汉宗族研究》: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崔向东在书中曾讨论过指称豪族的各种词汇。而宗族则是一个更加偏向于民族学的概念。
    [4]当然并不是没有学者使用士族这一词语,但并不是学界的主流用法。
    [5]川胜义雄徐谷梵、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研究》,第4页。
    [6]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研究》,第3-8页。
    [7]韩异:《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第91-98页
    [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0页。
    [1]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研究》,第29页。
    [2]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研究》,第1-3页。
    [3]士族门第的高下定义往往是在比较的语境中加以展现,例如崔(?)所言: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北齐书》卷23《崔(?)传》,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无疑是一流的门第,但在门第更高的崔(?)看来,不过是寒门而已。
    [1]笔者使用正史作为统计材料,一方面是由于其语言比较规范,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电子检索系统较为便利。但是根据刘增贵对于汉代石刻中关于大族指称词汇的统计,确实没有出现士族一词。刘增贵:《从碑刻史料论汉末士族》,《中国史新论——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第321页。
    [2]《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37页;卷124《慕容宝载记》,第3093页。
    [3]《晋书》卷80《许迈传》,第2106页。
    [1]关于两《唐书》用语上的不同,可参读黄正建:《庸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19-124页。
    [1]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页,第22页。
    [2]《晋书》卷20《礼志中》,第614页。
    [3]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55页。
    [4]参读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士与中国文化》,第117-192页。
    [5]《三国志》卷15《贾逵传》注引《魏略》,第481页。
    [6]《晋书》卷36《卫瓘传》,第1057页。
    [7]关于司马氏先世的记载主要保存在《晋书》卷1《宣帝纪》与《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裴注引司马彪《序传》。卫瓘虽以诸生之家自居,其高祖卫暠倒是以儒学为汉明帝所征,但在司马氏家族的先世中并没有这样的记录,《晋书》卷36《卫瑾传》,第1057页。
    [8]赵翼 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累世经学”条,第100-101页。
    [9]福原启郎认为司马氏家族是郡内的地方名望家,《西晋の武帝司马炎》,第15页。朱晓海分析司马氏早期的婚对状况,认为不过是一个次姓小族。朱晓海:《嵇康仄窥》,《台大中文学报》第11期,第84-85页。
    [10]《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57页。
    [1]司马氏家族的兴衰并不乏学者的关注,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渡边义浩:《西晋司马氏婚姻考》,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161号,第1-26页,但是学者一般更多地关注魏晋时代的司马氏家族,对于两汉时代司马氏家族的发展及其与乡里社会的关系措意较少。
    [2]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土族政治研究》,第48-53页。
    [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7页。
    [4]关于边远地区的大族势力成长与局限,可参读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卷》,第122-169页。
    [5]《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16页。
    [6]《晋书》卷1《宣帝纪》,第1页。
    [1]《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70页。
    [2]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9页;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3]《汉书》卷36《刘歆传》,第1972页。
    [4]许倬云在运用核心区与边陲区的概念讨论传统中国社会时指出,两汉的核心区是关中与三河,边陲区为会稽、南方诸郡国及北方沿边诸郡国,《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求古编》代序,第2页。
    [5]《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2-3263页。
    [6]《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7页。
    [7]《汉书》卷92《游侠郭解传》,第3701页。
    [8]《汉书》卷90《酷吏义纵传》,第3653页
    [9]《汉书》卷90《酷吏王温舒传》,第3656页。
    [10]《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3页。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3,中华书局,1992年,第41页。
    [1]《汉书》卷88《儒林赵子传》,第3614页。
    [2]蔡谊一作蔡义,参见《汉书》卷66《蔡义传》。
    [3]《后汉书》卷26《蔡茂传》。按:蔡谊、蔡茂虽然同山河内,但蔡谊为温县人,蔡茂为怀县人,难以判断两人是否出于同一宗族。
    [4]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6-69页。
    [5]《后汉书》卷77《酷吏李章传》,第2492页。
    [6]《后汉书》卷79下《儒林张玄传》,第2581页。
    [7]《后汉书》卷81《独行范冉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第2689页。
    [8]司马氏家族门风的转变可参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的相关论述,第2-3页。
    [9]《元和姓纂》卷2载司马印孙楷,楷孙钧,与《晋书》世系不合,《元和姓纂》记载当然也未必得实,但是这种先世记载的抵牾,也从侧面证明了司马氏先世不足凭信,中华书局,1994年,第113页。
    [1]《后汉书》卷16《邓骘传》,第614页,卷87《西羌传》,第2886页。
    [2]《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24页,卷87《西羌传》,第2889页。
    [3]《晋书》卷31《武悼杨皇后传附胡贵嫔传》,第962页。
    [4]《晋书》卷57《胡奋传》,第1557页。
    [5]《晋书》卷23《乐志下》,第711页。
    [6]《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第466页。
    [1]参读渡边义浩 松金佑子译:《日本有关“儒家国家化”的研究回顾》的第四部分“东汉国家的支配与儒教”,《新史学》第14卷第2期,第199-205页。
    [2]牟润孙:《论魏晋以来之崇尚谈辩及其影响》。《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304-311页。
    [3]胡宝国:《经史之学》,收入氏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34页。
    [4]周一良:《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5-26页。
    [1]刘增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卷》,第123-159页;《晋南北朝时代的乡里之情》,《欲盖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公义篇》,第11-37页。
    [2]顾炎武著 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3《两汉风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52-754页。
    [3]川胜义雄非常重视乡论的作用,认为乡论具有重层结构,可以分为县、郡、全国三个等级,《六朝贵族制研究》,第43-52页;但是县、郡之间的乡论运作由于史料的缺失,很难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加以证明,因此本文还是郡级的人物评论网络作为关注的对象。关于汉代的地方势力,东晋次认为东汉豪族势力可以区分为郡、县两个层次,《后汉的选举与地方社会》,《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72-601页;黎明钊则利用出土汉简对于“县中士大夫”与“郡中士大夫”的层级加以实证化的研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汉代东海郡的豪姓大族:以<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及<赠钱名籍>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9卷,2000年,第47-95页。
    [4]刘增贵:《论汉末的人物评论风气》,《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10期,1983年,第159-216页;关于汉末士人评论网络也可参读冈村繁:《后汉末期的评论风气》,收入《汉魏六朝的思想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0-169页。
    [5]《三国志》卷23《杨俊传》,第663页。
    [6]《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第468页。
    [1]刘增贵:《论汉末的人物评论风气》,《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10期,1983年,第159-216页:关于郭泰可参读冈村繁:《郭泰与许劭的人物评论》,《郭泰之生涯及其为人》,《汉魏六朝的思想与文学》,第170-213页。
    [2]《三国志》卷12《崔琰传》,第370页。
    [3]《晋书》卷37《安平王孚传》,第1081页。兄弟并有声名,是汉末人物评论中颇为常见,但其间多有夸饰成分,即以最为知名的荀氏八龙而论,亦有除荀爽、荀淑外,余六龙皆碌碌无所短长。《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页。
    [4]《三国志》卷23《杨俊传》,第663-664页。
    [5]《三国志》卷23《杨俊传》,第664页。
    [1]《礼记正义》卷61《乡饮酒礼义》,郑玄注曰:易易谓教化之本,尊贤尚齿而已。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3页。
    [2]《礼记正义》卷61《乡饮酒礼义》,第1683页。
    [1]《周礼注疏》卷12《党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18页。
    [2]参见西嵨定生 武尚清译:《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特别是第四章的第四、五节,中华书局,2004年。
    [3]《后汉书》卷94《礼仪志上》,第3108页。
    [4]《仪礼注疏》卷8《乡饮酒礼》郑玄注,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980页。
    [5]《礼记正义》卷61《乡饮酒礼义》郑玄注,第1683页。
    [6]刘增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从·社会变迁卷》,第136页。
    [7]胡宝国:《<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收入氏著《汉唐问史学的发展》,第7-8页。
    [8]刘增贵:《晋南北朝时代的乡里之情》,《欲盖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公义篇》,第13-14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卷》,第129-131页。
    [1]刘增贵:《晋南北朝时代的乡里之情》,《欲盖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公义篇》,第13页。
    [2]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09—121页。
    [3]《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第467页。
    [4]关于父老的作用可以参读伊藤敏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父老》,《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第108-112页。
    [1]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汉代地方大族的通婚网络大体以郡内或邻郡为范围,参读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第97-132页;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第四章《豪门婚姻》,第163-200页;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60-84页。
    [2]《三国志》卷5《文德郭皇后传》,第165页。
    [3]《晋书》卷31《后妃上宣穆张皇后传》,第949页。河内有两张氏家族,张皇后出自河内平皋,为小族。另有河内修武张氏,世代仕宦,为两汉名族,《三国志》卷11《张范传》,第336-337页。
    [4]《世说新语·政事第三》注引虞预《晋书》,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67页。
    [1]《三国志》卷23《常林传》,第660页。
    [2]《三国志》卷23《常林传》注引《魏略》,第660页。
    [3]《晋书》卷1《宣帝纪》,第14页。
    [4]《晋书》卷43《山涛传》,第1224页。
    [5]《晋书》卷1《宣帝纪》,第10页。
    [6]《晋书》卷33《何曾传》,第995页。
    [1]《晋书》卷33《石苞传附孙铄传》,第1009页。
    [1]段绍嘉:《司马芳残碑出土经过及初步研究》,《人文杂志》1957年第3期,第69页。
    [2]仅施蛰存认为芳、防不合,司马芳为司马防之昆季,若诚如此,又如何解释司马芳曾任京兆尹这一相合之处,故不取,施蛰存:《水经注碑录》,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3页。
    [3]该行最后一字残,仅存“(?)”部分可以辨识,路远先生将其释读为“追”,施蛰存将其释读为“阜”,为人名。路远:《<司马芳碑>刻立年代考辨》,《文博》1998年第2期,第72-75页;施蛰存:《水经注碑录》,第163页。
    [1]杨励三:《司马芳残碑》,《文物》1965年第9期,第22-23页;路远:《<司马芳碑>刻立年代考辨》,《文博》1998年第2期,第72-75页。
    [2]《司马芳残碑》在1957年初次发表时,即附有图版,但较为模糊,不易辨识,该碑碑阴较为清晰的图版,可见杨励三:《司马芳残碑》,《文物》,1965年第9期,第22-23页;李域铮、赵敏生、雷冰编著:《西安碑林书法艺术(增订本)》,陕西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52-53页。录文参考了路远先生的录文,并加以修订。
    [1]《三国志》卷16《杜畿传》,第493-494页。
    [2]关于汉代郡府僚佐的升迁秩序可参读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117页。
    [3]笔者所见碑阳最为清晰的图版收入井波陵一:《魏晋石刻资料选注》,第64页。
    [4]郦道元注 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10《浊漳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21页。
    [5]《魏书》卷37《司马景之附司马准传》,第860页。
    [6]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100-102页。
    [7]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38页。
    [1]张旭华:《关于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几个问题》,《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6-29页。
    [2]杨励三考订司马防出任京兆尹的时间当在建安十八年以前,但他没有注意到碑阴的杜畿两字,所以未能给出确切的时间,杨励三:《司马芳残碑》,《文物》,1965年第9期,第22-23页;严耕望在《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将司马防任京兆尹的时间,置于初平初年的杨彪之后,建安中前期的张时之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
    [1]《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第466页。
    [2]《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第466页。
    [3]《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第49页。
    [4]《三国志》卷16《杜畿传》,第493-494页。
    [5]《三国志》卷16《杜畿传》,第497页。
    [6]《三国志》卷2《文帝纪》,第79-82页。
    [7]《三国志》卷2《文帝纪》,第83-84页。
    [8]《三国志》卷16《杜畿传》注引《魏氏春秋》,第497页。
    [1]《后汉书》卷54《杨彪传》,第1787页。
    [2]《后汉书》卷9《献帝纪》,第371页。
    [3]王力平在研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参见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5-46页。
    [4]《晋书》卷34《杜预传》,第1025页。
    [5]司马懿与杜恕交恶的原因史文来载,但据《三国志》卷16《杜恕传》其曾弹劾司隶校尉孔羡辟举司马懿之弟司马通一事选举不实,或许因此得罪了司马懿。
    [1]《晋书》卷1《宣帝纪》,第2页。
    [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9《晋书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407页。
    [3]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265页。
    [1]《北堂书钞》卷133引《魏略》,中国书店,1989年,第536页。日本学者津田资久:《<魏略>の基础的研究》一文已经注意到这条佚文的价值,《史朋》31期,1998年12月,第1-29页。
    [2]《太平御览》卷3l引《晋书》记有此事,事迹略有增出今本《晋书》者,文字亦有不同,中华书局,1960年,第149页。《事类赋》卷5注引同一段文字,题作王隐《晋书》,可知《太平御览》引文上脱王隐两字,(宋)吴淑撰注:《事类赋注》,中华书局,1989年,第90页。清人汤球所辑《九家旧晋书》王隐《晋书》部分对此问题已作考证,但他又将这段文字辑于臧荣绪《晋书》中,前后牴牾,误。参见汤球辑、杨朝明校补《九家旧晋书辑本》,第2、162页。
    [3]《太平御览》卷743引《晋阳秋》,文字与《晋书》略有小异,第3300页。
    [4]《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第49页。
    [5]《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言其年二十二,被曹操辟为司空掾属,司马朗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年四十七,以此上推二十五年,其出任曹操司空掾属当在初平三年,此时曹操尚未为司空,记载恐有误。但司马朗较早出仕曹操,此点当无疑问。
    [6]《晋书》卷1《宣帝纪》。第20页。
    [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97-125页。
    [2]《后汉书》卷70《荀彧传》,第2285页,《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荀彧别传》,第318页。
    [3]《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魏氏春秋》,第318页。
    [4]《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晋阳秋》,第319页。
    [1]关于曹操吸纳人才与建安政局的关系,可参看卫广来:《求才令与汉魏嬗代》,收入氏著《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第338-365页。
    [2]《晋书》卷1《宣帝纪》,第2页。
    [3]《后汉书》卷62《陈寔传》,第2067页:《三国志》卷22《陈群传》注引《魏书》、《傅子》,第633-634页。
    [4]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9-260页。
    [5]关于汉末荀氏、陈氏两族的交往,可参阅陈启云著、高专诚译:《荀悦与中古儒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32页。
    [6]《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页。
    [7]赵翼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灾异策免三公”条,第47-48页。
    [8]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即前文中提到的艾博华,译名不同):《中国汉代的天文学及天文学家的政治职能》,收入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3-48页;具体事例的研究可见张嘉凤 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收入王健文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政治与权力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77-190页。
    [9]《后汉书》卷83《逸民严光传》,第2764页。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严子陵引起的这次天象变化中尚有光武 帝这样一个主角,这个故事与其说在表彰严子陵的不慕荣利,不如说是要展现光武帝的宽宏大量。
    [1]《世说新语·品藻第九》品藻第九,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04-505页。
    [2]《三国志》卷22《陈群传》,第633页。
    [3]《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晋阳秋》,第319页。
    [4]《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注引《吴质别传》,第610页。
    [5]吴质是曹丕时代颇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但相关的记载较少。清人牛运震指出:吴质处丕、植兄弟之间,颇有机权,至论陈群不如司马懿,亦魏氏有关系人。见《读史纠谬》,齐鲁书社,1989年,第177页。
    [6]《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第607-610页。
    [7]《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注引《世语》,第609-610页。
    [8]关于曹操死后,洛阳政局的异动,可参见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收入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修 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1-104页。
    [1]《晋书》卷1《宣帝纪》,第3页。
    [2]陶贤都:《魏晋南北朝的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3]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7《魏志》,第373页。
    [4]何焯:《义门读书记》卷26《三国志·魏志》,中华书局,1987年,第430页。
    [5]《三国志》卷2《文帝纪》,第58-62页。
    [6]《三国志》卷2《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第66-67页。
    [7]《三国志》卷9《夏侯尚传》及注引《魏书》,第294-295页。
    [8]《晋书》卷31《景怀夏侯皇后传》,第949页。
    [1]虽然《礼记》中有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的说法,但是魏晋人的较为早婚,女子多为十五、十六岁出嫁,参见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09-115页。
    [2]《资治通鉴》卷72魏明帝青龙二年考异,第2291页。
    [3]夏侯玄及其周围的名士网络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笔者所见较为深入的研究是张蓓蓓:《夏侯玄综考》,收入《王叔岷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大安出版社,1993年,第572-598页;另外可以参读王永平:《夏侯玄论——兼论魏晋之际谯郡夏侯氏门风之变化及其门第上升》,《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第12-21页。
    [4]《晋书》卷2《景帝纪》,第25页。
    [5]《三国志》卷9《何晏传》注引《魏氏春秋》,第292页。
    [6]《三国志》卷9《夏侯尚附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第302页。
    [7]参见方诗铭:《何晏在曹魏高平陵政变前后》,《史林》,1998年第3期,第10-17页
    [8]关于青龙浮华案的研究,参见柳春新:《“青龙浮华案”析论》,《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第135-150页。
    [9]可资旁证的是司马师景初中方才出仕为散骑常侍,当时已年过三十,较之夏侯玄弱冠为黄门散骑侍郎,同 为贵戚子弟的司马师出仕的时间明显偏晚,而其弟司马昭正始初方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当时亦年过三十,若据《晋书·宣帝纪》,则司马师为散骑常侍尚在齐王继位之后,时间更迟,则兄弟两人都在魏明帝去世后方得以出仕,颇疑司马氏兄弟晚仕的原因与牵连浮华有关,但无直接证据,故志之存疑。
    [1]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109页。
    [2]《三国志》卷25《高堂隆传》,第710页。
    [3]《三国志》卷25《高堂隆传》,第716页。
    [4]《三国志》卷22《陈矫传》注引《世语》,第644页。
    [1]《晋书》卷29《五行志下》,第906页。
    [2]《晋书》卷29《五行志下》,第853页。
    [3]《晋书》卷28《五行志中》,第861页。
    [4]《晋书》卷28《五行志中》,第861页。
    [5]胡三省注曰:司马氏之事,隆固逆知矣,《资治通鉴》卷73魏明帝景初元年末胡注,第2326页。按:胡氏此注在两可之间,完全可以理解为高堂隆根据曹氏宗族微弱的政治现实,已经预料到会出现司马懿这样的人物,而非实指。但有不少学者据此认为此时高堂隆已经察觉了司马懿的野心。如李慈铭认为此显指司马懿,见王利器纂辑:《越缦堂读书简端记续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5页;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第157页;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第83页。
    [6]案张瑶、虞溥、郭颁皆晋之令史,璠、颁出为官长,溥,鄱阳内史。瑶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溥著江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世语》裴松之.按语,第133页。
    [1]刘知几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3《书志》,第66页。
    [2]《三国志》卷3《明帝纪》载曹休受顾命,但曹休本传未言其事,此处从本纪。
    [3]《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第925页。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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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明帝继位后以司马懿出镇荆州,这是司马懿接触军权的起点,但是吴国对于曹魏的军事压力要远小于蜀汉,因此出镇关中对抗诸葛亮是司马懿在曹魏军事系统中获得权力的一个关节点。
    [1]《晋书》卷1《宣帝纪》,第8-9页。
    [2]《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及孙盛论,论及明帝的政治能力与施政特点,可参看。《魏书》曰:“帝容止可观,望之俨然。自在东宫,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之后,褒礼大臣,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孙监曰:“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第115页。亦可参读杨耀坤:《关于司马懿政变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89-94页;柳春新:《论魏明帝的“权法之治”》,《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第127-134页。
    [3]《三国志》卷14《孙资传》注引《孙资别传》,第460页。
    [4]《晋书》卷1《宣帝纪》,第9页。
    [5]《三国志》卷3《明帝纪》,第109-113页。
    [6]《晋书》卷33《何曾传》,第995页。
    [1]《资治通鉴》卷73青龙三年四月胡注:“诸葛亮死,帝乃大兴宫室。晋上燮所谓‘释楚为外惧'者,此也”,第2304页。
    [2]《三国志》卷8《公孙渊传》,第253-260页。
    [3]《三国志》卷20《燕王宁传》,第582页。
    [4]《晋书》卷31《景献羊皇后传》,第949页。
    [5]《后汉书》卷31《羊续传》,第1109页。
    [1]《三国志》卷2《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第66-67页。
    [2]《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13、1024页。
    [3]羊氏家族是典型的汉魏名族,家世二千石,晋惠帝羊皇后与刘曜曰:妾生于高门;《晋书》卷31《惠羊皇后传》,第967页。另外可以参读胡志佳:《惠帝羊皇后与西晋政局——兼论羊氏家族的发展》中对于羊氏家族的讨论,《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8期,第223-226页。
    [4]《晋书》卷31《文明王皇后传》,第950页。
    [5]《三国志》卷13《王朗传附王肃传》,第414-419页。
    [6]《晋书》卷19《礼志上》,第580页。
    [7](明)于慎行著,(清)黄恩彤参订:《读史漫录》,齐鲁书社,1996年,第128页。
    [1]《三国志》卷22《卢毓传》,第652页。
    [1]陶贤都:《魏晋南北朝的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第31-53页。
    [2]《三国志》卷27《王昶传》,第743页。
    [3]《三国志》卷27《王基传》,第750页。
    [4]《三国志》卷28《王凌传》,第757-760页。
    [1]其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有刘显叔:《论魏末政争中的党派分际》,《史学汇刊》第9期,第17-46页: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10卷7期,第271-292页;周一良:《曹氏司马氏之斗争》,《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26-36页;张伟国:《司马氏篡魏军政凭借考》,《新亚学报》,第22期,第231-259页;胡志佳:《西晋建国前司马氏的发展》,收入氏著《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柳春新:《“正始党争”探赜》、《司马氏“作家门”的历史考察》,《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第151-207页。
    [2]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4页。陈寅恪对此问题的系统论述可参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3-22页。今人卫广来也大体上秉持这一观点,以为曹魏是豪族政权,西晋是士族政权,参读氏著《汉魏晋皇权嬗代》。
    [3]清人赵翼已经注意到司马氏代魏的艰难要大于曹氏代汉,参读《廿二史札记校证》“魏晋禅让不同”,第147-148页。
    [1]《晋书》卷1《宣帝纪》,第16页。
    [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7《魏志》,第377页。
    [3]《晋书》卷1《宣帝纪》,第16页。
    [4]对于司马氏发动高平陵之变的主要力量,学界已有所讨论,可以参读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10卷7期,1980年,第276-279页;王晓毅:《正始改制与高平陵政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77-81页。
    [5]《晋书》卷1《宣帝纪》,第17页。
    [6]《晋书》卷37《安平献王孚传》,第1083页。
    [7]《晋书》卷42《王浑传》,第1204页。
    [1]在司马懿罢黜曹爽的上书特别提到:“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将蒋济列为第二号人物,从中亦可见蒋济的地位。《三国志》卷9《蒋济传》,第286页。
    [2]《三国志》卷14《蒋济传》,第450-451页。
    [3]《三国志》卷14《蒋济传》,第451-454页。
    [4]《三国志》卷9《夏侯尚附夏侯玄传》注引《魏略》,第299-300页。
    [5]《三国志》卷27《胡质传》,第741页。
    [6]《三国志》卷14《刘晔传》注引《傅子》,第444页。
    [7]《三国志》卷23《常林传》注引《魏略》,第662页。
    [8]《三国志》卷9《夏侯尚附夏侯玄传》注引《魏略》,第299-300页。
    [9]《晋书》卷49《阮籍传》,第1359页。
    [10]《三国志》卷24《高柔传》及注引《陈留耆旧传》,第682-683页。
    11(宋)洪适:《隶释》卷27《天下碑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284页;亦见(宋)陈思:《宝刻丛编》卷1,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12 据《三国志》卷24《高柔传》注引《陈留耆旧传》高干为高柔从父,本传谓为从兄,未知孰是,姑从本 传,第682-683页。
    [1]《三国志》卷24《王观传》,第693-694页。
    [2]柳春新:《“正始党争”探赜》一文中认为,曹爽与司马懿集团的地域分野是以黄河为界,投向司马懿一方的主要是河北士人,曹爽一方的是南方士人,此说依然强调地域出身对于政治立场的影响,但是似乎没有注意到支持高平陵之变的曹魏老臣与司马懿之间不同的政治目标,《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第158-173页。
    [3]祝总斌:《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材不材斋文集》下编,第301页;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116-117页。
    [4]《晋书》卷2《景帝纪》,第25页。
    [5]《晋书》卷24《职官志》:“魏初,因置护军将军,主选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第740页。
    [6]参见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115-117页。
    [1]《晋书》卷1《宣帝纪》,第13页。
    [2]《三国志》卷9《曹爽传》,第282页。
    [3]《宋书》卷40《百官志下》,第1247页。
    [4]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91-93页。
    [5]何兹全:《魏晋的中军》,《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5-246页。
    [6]《三国志》卷23《赵俨传》,第671页。
    [7]《三国志》卷23《赵俨传》注引《魏略》,第671页。
    [8]《三国志》卷9《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第298页,卷9《曹爽传》注引《魏略》,第290页。
    [9]《三国志》卷9《夏侯渊传》注引《魏略》,第272-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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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任命司马懿为太傅的诏书上特别指出,其“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可知司马懿仍保有在军事上的影响力,《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第118页。杨耀坤亦指出司马懿在政治中依然有相当的影响力,《关于司马懿政变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94-99页。
    [3]《晋书》卷1《宣帝纪》,第15页。
    [4]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123页。
    [5]《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第146页。
    [6]《晋书》卷1《宣帝纪》,第15页。
    [7]《三国志》卷44《姜维传》及注引《汉晋春秋》,第1064页。
    [8]何焯:《义门读书记》卷26《三国志·魏志》,中华书局,1987年,第440页。
    [1]《晋书》卷2《文帝纪》,第32页。
    [2]王永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败原因考析》,《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第70-72页。
    [3]《晋书》卷2《景帝纪》,第25页。
    [4]《三国志》卷9《夏侯尚附夏侯玄传》注引《魏略》,第299-300页。
    [5]《北堂书钞》卷64引王隐《晋书》,第229页:亦见《通典》卷34自注引王隐《晋书》,中华书局,1988年,第944页。
    [6]张金龙认为李胤为中护军司马很可能为司马师所举,《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143页。但《晋书》卷44《李胤传》并未明确记载其任中护军司马的时间,此时期中护军的人选变化颇为频繁,恐未必一定是在司马师任上,故不取。
    [7]《晋书》卷33《石苞传》,第1001页。
    [8]《三国志》卷14《蒋济传》第452-453页;卷4《三少帝纪》,第120页。
    [1]《晋书》卷42《王浑传》,第1204页。
    [2]陈寅恪先生首先通过玄武门之变的研究首先揭示了地理因素对于宫廷政变成败的影响,对于后学具有发凡起例的作用,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1-62页;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一文对于地理因素在宫廷革命中的作用也有很精彩的阐发,《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3-288页。
    [3]《晋书》卷1《宣帝纪》,第17页。
    [4]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7《魏志》,第377页。
    [5]《三国志》卷9《曹爽传》,第286页。
    [6]《晋书》卷1《宣帝纪》,第17页,卷37《安平献王孚传》,第1083页。
    [7]《晋书》卷2《文帝纪》,第32页。
    [8]《晋书》卷1《寅帝纪》,第17页。
    [9]《晋书》卷29《五行下》,第903页。
    [10]《史记》卷60《三王世家》,第2115页:卷106《吴王濞传》,第2832页。
    11 《礼记》曰:“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臣下私藏武器会对君王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被视为非礼之举,《汉书》也明确记载:春秋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见《汉书》卷77《毋将隆传》,第3264页,而后世对此防范更严。
    [1]《初学记》卷9引王隐《晋书》:“悉起营兵及城中余众,承制发武库仗”,中华书局,1962年,第212页。
    [2]《三国志》卷28《毋丘俭传》注引《讨司马师表》,第764页。
    [3]《梁书》卷39《羊侃传》,第559页。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察》,《考古》1973年第4期,第198-208页。
    [5]《晋书》卷40《杨骏传》,第1179页。
    [6]徐松辑:《河南志》永安里条下记有宣帝宅,中华书局,1994年,第76页;《晋书》卷36《刘弘传》载刘弘少家洛阳,与武帝(司马炎)同居永安里,亦是一证,第1763页。
    [7]徐松辑:《河南志》附庄璟摹本《晋都城图》,第194页,该图源自《永乐大典》卷9561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阳图十四幅,图中宫阙、城门、街坊的名称为徐松所加,参见作铭(夏鼐)的考证,原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附录于中华书局点校本《河南志》,第205-209页。
    [8]《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世语》,第287页。
    [1]《晋书》卷29《楚王玮传》,第1596页。
    [2]《晋书》卷82《王隐传附王瑚传》,第2143页。
    [3]黄以周:《汉司马门、司马殿门、殿司马门考》,收入《儆季杂著·史说略》卷2,光绪二十年江阴南菁讲舍刻本。
    [4]《史记》卷102《张释之传》,第2753页。
    [5]《三国志》卷19《陈思王植传》,第558页。
    [6]《史记集解》如淳曰:“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乘轺传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史记》卷102《张释之传》,第2753页。
    [7]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8]《太平御览》卷354引《汉名臣奏》,第1629页。
    [1]关于宫内的警卫,可参读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10页。
    [2]《史记》卷7《项羽本纪》,第309页。
    [3]《史记》卷126《滑稽列传》,《正义》引《汉仪注》,第3206页。
    [4]祝总斌:《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材不材斋文集》下编,第287-296页。
    [5]《晋书》卷40《杨骏传》,第1179页,卷31《武悼杨皇后传》,第955页。
    [6]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135-136页。
    [1]《晋书》卷1《宣帝纪》,第16页,但据《晋书》卷29《五行志下》,此事发生于正始六年,未知孰是,第894页。但据胡三省的考证,太后本居永宁宫,所谓逼迁一说,乃是晋代史臣的诬词,《资治通鉴》卷75正始八年三月胡注,第2369-2370页。
    [2]《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略》,第289页。
    [3]王晓毅:《司马懿与曹魏政治》,《文史哲》,1998年第6期,第87-95页。
    [4]《三国志》卷2《文帝纪》,第80页。
    [5]《三国志》卷5《明元郭皇后传》,第168页。
    [1]关于曹爽集团的人员构成与政治举措,可参见刘显叔:《论魏末政争中的党派分际》,《史学汇刊》第9期,第17-46页;吴慧莲:《曹魏的考课法与魏晋革命》,《台大历史学报》,第21期,1997年,第59-78页;方诗铭:《何晏在曹魏高平陵政变前后》,《史林》,1998年第3期,第10-17页。
    [2]叶适对此有一评论,颇有意味。“盖夏侯玄何晏。以器韵玄远为一时表则,士之神儁朗迈者争宗之,其老成重朴有局干者,皆所不悦:此司马懿所以能乘机取魏柄。俗人甘心为之役使而不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7《魏志》,第389页。
    [3]《资治通鉴》卷74景初三年二月条,第2347页。
    [4]关于曹氏政权内部各政治势力之间相互的制衡关系,可参见郭熹微:《论魏晋禅让》,《新史学》第8卷第4期,第38-51页。
    [5]《三国志》卷24《孙礼传》,第692-693页。
    [1]叶适论曰:“孙礼以伊吕望司马懿,而责其‘社稷将危,天下凶凶',当时议论趋舍盖多如此,然则助成懿之叛逆,殆天意耶!”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7《魏志》,第386页。
    [2]《晋书》卷1《宣帝纪》,第17页。
    [3]《资治通鉴》卷74魏明帝景初三年正月条胡注:傅嘏、卢毓、孙礼所以不合于曹爽者,其心未背曹氏也;及其合于司马懿,则事不可言矣。三子者,岂本心所欲哉?势有必至,事有固然,第2347页。
    [4]《晋书》卷1《宣帝纪》,第18页。
    [5]《晋书》卷1《宣帝纪》,第18页。
    [6]《三国志》卷14《蒋济传》注引《世语》,第456页。
    [7]《三国志》卷14《蒋济传》注引孙盛曰:蒋济之辞邑,可谓不负心矣。语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蒋济其有焉,第456页。
    [8]《三国志》卷9《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第302-303页。
    [9]《三国志》卷28《毋丘俭传》注引《魏氏春秋》,第766页。
    [1]张伟国:《司马氏篡魏军政凭借考》,《新亚学报》,第22期,第241页。
    [2]《三国志》卷3《明帝纪》,第103页。
    [1]《资治通鉴》卷77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四月条胡注,第2436页。
    [2]《三国志》卷9《夏侯尚附夏侯玄传》,第298页:《夏侯渊传》注引《魏略》,第272-273页。
    [3]《三国志》卷9《夏侯渊传》注引《魏略》,第273页。
    [4]《三国志》卷22《陈群传附陈泰传》,第638页。
    [5]《三国志》卷44《姜维传》,第1064页。
    [6]《三国志》卷28《王漫传》,第758页。
    [7]参见万斯同编:《魏方镇年表》,《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998页。黄华其人,《三国志》、《晋书》无传,仅此一见,生平无考。东汉末,有酒泉黄华据郡自守,后归降曹操,见《三国志》卷18《阎温传》,但似乎并非同一人。
    [1]参见《晋书》卷1《宣帝纪》,第19页。
    [2]参见《三国志》卷28《王淩传》,第758页。
    [3]《晋书》卷23《乐志下》,鼙舞《洪业篇》,第711页。
    [4]《三国志》卷28《王凌传》,第757-758页。
    [5]《三国志》卷27《王昶传》,第743页;《三国志》卷27《王基传》,第750页。
    [6]叶适以为:“王淩方欲废见主,立藩侯,其去叛逆几何?”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7《魏志》,第389页。而王夫之更是以为:“王淩可以为魏之忠臣乎?盖欲为司马懿而不得者也。”王夫之:《读通鉴论》上册,中华书局,1975年,第288页。
    [7]《晋书》卷1《宣帝纪》,第19页。
    [1]《晋书》卷1《宣帝纪》,第20页。
    [2]《晋书》卷2《景帝纪》,第26页。
    [3]《晋书》卷2《景帝纪》,第25页。
    [1]《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第125页。
    [2]参读宋杰:《濡须与孙吴的抗魏战争》,《文史》第65辑,第89-91页。
    [3]《三国志》卷21《傅嘏传》及注引《战略》,第625-627页。
    [4]《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第125页。
    [5]《三国志》卷21《傅嘏传》及注引《战略》,第625-627页。
    [6]《三国志》卷48《孙亮传》,第1151页。
    [7]《三国志》卷28《诸葛诞传》,第769页。
    [8]《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第125页。
    [1]《三国志》卷11《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第348-349页。
    [2]《晋书》卷24《职官志》,第729页。
    [3]《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第125页。
    [4]《三国志》卷28《毋丘俭传》注引毋丘俭、文钦上表,第763-764页。
    [5]《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第1436页。
    [6]《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第125-126页。
    [7]《晋书》卷37《安平献王孚》,第1083页。
    [8]《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第1435-1439页。
    [1]《三国志》卷28《毋丘俭传》注引毋丘俭、文钦上表,第764页。
    [2]《晋书》卷2《景帝纪》,第26页。
    [3]《三国志》卷5《文昭甄皇后传》注引《晋诸公赞》,第164页。
    [4]《三国志》卷9《夏侯尚附夏侯玄传》,第299页。
    [5]《北堂书钞》卷59引王隐《晋书》,第196页。
    [6]《三国志》卷9《夏侯尚附夏侯玄传》注引《魏略》,第302页。
    [7]《晋书》卷41《李熹传》,第1188-1189页。
    [1]《三国志》卷9《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第299页。
    [2]卢建荣认为夏侯玄本未参与其中,司马师只是借故除去政治对手罢了。但无论如何,这一事件确实给了司马师在朝中整肃异己,树立权威的机会。参见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10卷7期,第285-286页。
    [3]参见《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第128页。
    [1]《三国志》卷28《毋丘俭传》,第763-766页。
    [2]《三国志》卷21《傅嘏传》引《汉晋春秋》:“嘏固劝景王行,景王未从。嘏重言曰:“淮、楚兵劲,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是时景王新割目瘤,创甚,闻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请舆疾而东”,第628页。
    [3]《三国志》卷21《傅嘏传》,第627页。
    [4]《三国志》卷21《傅嘏传》注引《世语》,第628页。
    [5]《晋书》卷2《文帝纪》,第33页。
    [1]参见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第112-116页;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王永平:《论晋武帝立嗣问题——以齐王攸为中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5-11页;安田二郎:《西晋初年政治史试论》,收入《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1-38页。
    [2]《晋书》卷38《齐王攸传》,第1130页。
    [3]《晋书》卷3《武帝纪》,第49页。
    [1]《晋书》卷2《文帝纪》,第33页。
    [2]《三国志》卷28《诸葛诞传》,第769-770页。
    [3]《晋书》卷40《贾充传》,1165-1166页。
    [4]《三国志》卷28《毋丘俭传》,第763页。
    [5]《三国志》卷28《诸葛诞传》,第770页。
    [6]周一良:《曹氏司马氏之斗争》,《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28-29页。
    [1]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收入《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下册,第1504页。
    [2]满宠征还的时间,《三国志》卷26《满宠传》记为景初二年,第725页,卷4《三少帝纪》言在景初三年,明帝去世之后不久,第118页,此处从帝纪。
    [3]《三国志》卷26《满宠传》,第723-725页。
    [4]《三国志》卷9《曹仁传》言其子曹泰官至镇东将军、假节,未言何时,但似在此期间可能性较大,第276页。
    [5]《三国志》卷19《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第561页。
    [6]《三国志》卷28《王淩传》,第757-758页。
    [1]《隋书》卷34《经籍志三》,第1012页。
    [2]《三国志》卷26《满宠传》注引《世语》,第724页。
    [3]《三国志》卷28《毋丘俭传》注引《魏书》,第768页。
    [1]《三国志》卷28《诸葛诞传》,第769页。
    [2]《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77页;《晋书》卷77《诸葛恢传》,第2041-2042页。
    [3]张伟国:《司马氏篡魏军政凭借考》,《新亚学报》,第22期,第241页。
    [4]《三国志》卷28《王凌传附令狐愚传》,第758-759页。
    [5]《三国志》卷26《郭淮传》,第733-736页。
    [6]《三国志》卷27《王昶传》,第743-749页。
    [7]《三国志》卷27《王基传》,第750-752页。
    [1]胡三省指出,征东将军与扬州刺史同治寿春。魏四征之任,率以其州刺史为储帅,《资治通鉴》卷77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四月条胡注,第2437页。
    [2]《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第117页。
    [3]《三国志》卷20《楚王彪传》,第586-587页。
    [4]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7《魏志》,第389页;王夫之:《读通鉴论》上册,第288页。
    [1]《三国志》卷28《毋丘俭传》,第761-765页。
    [2]《三国志》卷28《毋丘俭传》注引《魏书》,第768页。
    [3]《三国志》卷28《诸葛诞传》,第769-770页。
    [1]《晋书》卷2《文帝纪》,第35页。
    [2]《三国志》卷22《陈群传附陈泰传》注引干宝《晋纪》,第642页。
    [3]《晋书》卷2《文帝纪》,第38-44页。
    [4]《晋书》卷3《武帝纪》,第50页。
    [1]《三国志》卷28《钟会传》,第793-794页。
    [2]《三国志》卷28《钟会传》,第793页。
    [3]《三国志》卷25《辛毗传》注引《世语》,第700页。
    [4]《晋书》卷31《文明王皇后传》,第950页。
    [5]《晋书》卷41《刘寰传》,第1191页。
    [6]《晋书》卷43《王戎传》,第1232页。
    [1]《三国志》卷23《裴楷传》注引《文章叙录》,第674页。
    [2]《晋书》卷39《荀勖传》,第1153页。
    [3]《资治通鉴》卷78魏元帝成熙元年正月条胡注,第2479页。
    [4]《太平御览》卷138引王隐《晋书》,第671页。
    [1]关于颍川钟氏的研究,可参读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和2期,第100-106页。
    [2]《世说新语·德行第一》注引《海内先贤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页。
    [3]《晋书》卷39《荀勖传》,第1153页。
    [4]《三国志》卷13《钟繇传》注引《先贤行状》,第391-392页。
    [5]《三国志》卷28《钟会传》,第784页。
    [6]《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80-781页。
    [7]《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65页。
    [1]《三国志》卷13《钟繇传附钟毓传》,第400页。
    [2]《三国志》卷9《夏侯尚附夏侯玄传》注引《世语》,第302页。
    [3]《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第132页。
    [4]《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晋诸公赞》,第138页。
    [5]《三国志》卷28《钟会传》注引《世语》,第784-785页。
    [1]“博嘏、虞松参计谋,见《晋书》卷2《景帝纪》,第26页。
    [2]傅嘏的去世,颇有蹊跷之处,正元二年春,司马师去世前,曾传出欲将权力授予傅嘏的流言,而司马昭执政不久,傅嘏即于同年去世,仅47岁,《三国志》卷21《傅嘏传》,第627页。
    [3]《三国志》卷28《钟会传》,第785-787页。
    [4]《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第927页。
    [5]《三国志》卷28《邓艾传》,第778页。
    [6]《晋书》卷2《文帝纪》,第38页。
    [7]《晋书》卷2《文帝纪》,第38页。
    [1]关于屯田民的身份与地位,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3-4页。
    [2]《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7-78页。
    [3]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页;张鹤泉:《魏晋南北朝都督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8页。
    [4]王鸣盛以为邓艾不终之隙已兆于此,《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2005年,第323页。
    [1]《晋书》卷36《卫瓘传》,第1055页。
    [2]《三国志》卷28《邓艾传》,第778-779页,《钟会传》,第787-789页。
    [3]由于无法突破姜维的防线,在邓艾成功前夕,钟会已经在考虑退军事宜,可知其对于邓艾从阴平进军成都的行动不甚了了,《三国志》卷44《姜维传》,第1066页。
    [4]《三国志》卷28《邓艾传》,第779页。
    [1]《三国志》卷28《邓艾传》,第780页,《晋书》卷36《卫瓘传》,第1055页。
    [2]《三国志》卷44《姜维传》。第1067页。
    [3]《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07页。
    [4]《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21页;《晋书》卷45《和峤传》,第1283页,卷43《乐广传》,第1243页,卷73《庾亮传》,第1915页。
    [5]《三国志》卷28《钟会传》,第795页。
    [6]《晋书》卷36《卫瓘传》,第1059-1060页。
    [1]《三国志》卷28《邓艾传》,第781页,《钟会传》,第793页。
    [2]《晋书》卷42《唐彬传》,第1218页。
    [3]《晋书》卷48《段灼传》,第1340页。
    [4]《晋书》卷42《王溶传》,第1207-1210页,《王浑传》,第1201-1202页。
    [1]《晋书》卷42《王溶传》,第1207-1215页。
    [2]《晋书》卷42《王溶传》,第1216页。
    [3]《晋书》卷42《王溶传》,第1216-1217页。
    [4]《三国志》卷28《邓艾传》,第782页。
    [5]相似的例子如许允之子许奇也得到武帝的厚遇,并未因受害之门的身份而在政治上受到歧视,《晋书》卷3《武帝纪》,第80页。
    [1]《晋书》卷77《诸葛恢传》,第2041页。
    [2]关于诸葛氏的研究,可参读杨德炳:《汉末的琅邪郡与琅邪的诸葛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辑,第57-61页;方诗铭:《关于汉晋琅邪诸葛氏的“族姓”问题》,《中华文史论从》第58辑,第227-244页;王永平:《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文史哲》2005年第4期,第82-87页。
    [3]《三国志》卷28《邓艾传》,第782-783页。
    [1]《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附樊建传》注引《汉晋春秋》,第933页。
    [2]《三国志》卷28《邓艾传》,第783页。
    [1]《晋书》卷46《刘颂传》,第1296页。
    [2]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0页。
    [1]《晋书》卷3《武帝纪》,第65页。
    [1]参读朱晓海:《西晋佐命功臣铭飨表微》,《台大中文学报》第12期,第149-192页。
    [2]《三国志》卷《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注引《魏略》,第310页。
    [3]《晋书》卷33《何曾传》,第994页。
    [4]《晋书》卷43《山涛传》,第1223页。
    [5]朱晓海:《西晋佐命功臣铭飨表微》,《台大中文学报》,第12期,第160-161页。
    [1]《晋书》卷33《何曾传》,第995页。
    [2]《晋书》卷33《何曾传》,第995页。
    [3]《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13页。
    [4]《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13页。
    [1]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10卷7期,1980年,第271-292页;葭森健介:《魏晋革命前夜の政界——曹爽政权と州大中正设置问题》,《史学杂志》95卷1期,1986年,第38-61页;吴慧莲:《曹魏的考课法与魏晋革命》,《台大历史学报》第21期,1997年,第59-78页。
    [2]《三国志》卷9《何晏传》注引《魏略》,第292页。
    [3]《三国志》卷28《钟会传附王弼传》注引《王弼别传》,第795页。
    [4]《隋书》卷33《经籍志》,第968页。
    [1]由地方亲民之官中选拔才能者进入中央是汉代政治的传统,参读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330-331页;而这一传统在曹魏亦得到保留,《三国志》卷24《崔林传》注引《王氏谱》载魏文帝诏曰: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可知出镇州郡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历练过程,第680页;在晋代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晋制,大县令有治绩,官报以大郡。不经宰县,不得入台郎,见《通典》卷33,第918页。
    [2]《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略》,第288-290页。
    [3]《三国志》卷9《何晏传》注引《魏略》,第292页。
    [1]据《三国志》卷9《何晏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初,宣王使晏与治爽等狱。晏穷治党与,冀以获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邓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穷急,乃曰:“岂谓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此事虽未必可信,但透露出一个消息,相比于邓飚、丁谧、毕轨诸人,何晏被定罪的时间要晚一些,或者说对于司马懿而言,杀掉何晏是一个更为艰难的决定,遇到阻力更大,何晏最初自认为不会被定罪,大概也是自恃曹魏亲旧地缘故,第293页。
    [2]《三国志》卷28《王浚传》,第759页。
    [3]《晋书》卷1《宣帝纪》,第18页。
    [4]《晋书》卷2《景帝纪》,第25页。
    [1]《三国志》卷11《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第348页。
    [2]《三国志》卷14《刘晔传附刘陶传》注引干宝《晋纪》,第449-450页。
    [3]《三国志》卷26《满宠传》注引《世语》,第725页。《晋书》卷39《荀勖传》载守门者乃是孙佑,两者不同,未知孰是,第1152页。
    [4]《晋书》卷42《王浑传》,第1201页。
    [5]《通典》卷36引《魏官品》,郡国太守为第五品,第992页。
    [1]《三国志》卷22《陈群传附陈泰传》注引干宝《晋纪》、《魏氏春秋》,第642页;《晋书》卷50《庾纯传》,第1397-1398页。
    [2]《太平御览》卷248引《魏略》,第1173页。
    [3]杨联陞:《“报”作为中国社会关系基础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与制度》,第291-322页。
    [4]曹操延揽士人也有类似的倾向,参见朱东润先生对于华歆等名士在曹魏政治中作用的分析,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第81页。
    [5]《晋书》卷39《荀勖传》,第1152页。
    [1]《晋书》卷48《向雄传》,第1335页。
    [2]《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2页。
    [1]《世说新语·言语第二》注引荀绰《冀州记》、《晋诸公赞》,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2页;《晋书》卷43《乐广传》,第1245页。王衍品题一事见《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08页。
    [2]《晋书》卷33《何曾传》,第996页。
    [3]《三国志》卷28《钟会传》,第793页。
    [4]《晋书》卷77《诸葛恢传》,第2041-2042页。
    [5]《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26-128页;《三国志》卷9《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注引《世语》,第304页。
    [1]《三国志》卷14《卢毓传》,第650-652页;《晋书》卷44《卢钦传》,第1255页。
    [1]景蜀慧分析著名的隐士皇甫谧在魏晋之际的心态变化,对于笔者颇具启示意义,《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文史》第55辑,第53-74页。
    [2]《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70页,卷64《司马道子传》,第1740页,卷65《王导传》,第1753页,《魏书》卷74《尔朱荣传》,第1655页,卷83上《外戚冯熙传》,第1820页。
    [1]《晋书》卷37《安平献王孚》,第1084-1085页。
    [2]参读《晋书》卷37《宗室传》史臣曰,第1114页;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9《晋书一》,第419页;王懋竑:《白田杂著》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朱晓海:《西晋佐命功臣铭飨表微》,《台大中文学报》,第12期,第175-181页。
    [4]《晋书》卷37《安平献王孚传》,第1082-1084页,《三国志》卷21《傅嘏传》,第627页。
    [1]《晋书》卷37《安平献王孚传》,第1085页: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第201-205页。
    [2]《晋书》卷3《武帝纪》,第67页,卷37《宗室传》校勘记八,第1116页: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8《晋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周家禄:《晋书校勘记》卷4,收入《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岳麓书社,1994年,第181页。
    [3]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4]劳格:《晋书校勘记》卷2,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8-29页。
    [5]《太平寰宇记》卷63,中华书局,2007年,第1281页。
    [6]西晋封国大都以地名或者区域名命名,西晋有长乐县,但与此处的长乐国无关。长乐国所辖的武遂、武邑、观津都是在原安平国的范围内,据此安平国改为长乐国,仅仅是改名,而并没有改变封地,但是这又与西晋封国一般的命名方式迥异,至于武帝改安平国为长乐国的背景也没有进一步的材料可以解释。此外,据《晋书》卷44《华峤传》记载:出为安平太守,辞亲老不行,其父华表死于咸宁元年,此事当在泰始末,第1260,1264页。安平国也,当置相,不当有太守。若此,安平国似乎在泰始末已废,但亦有可能是《晋书》误书。记载矛盾之处甚多,难以一一索解,姑志之存疑。
    [1]《汉书》卷100下《叙传》,第4240页。
    [2]汪荣宝:《法言义疏》卷17《渊骞篇》,中华书局,1987年,第490页。
    [3]《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第466页。
    [4]蜀汉士人秦宓曾经指出:“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沦”,《三国志》卷38《秦宓传》,第973页。
    [5]《后汉书》卷61《黄琼传》,第2032页。
    [6]《太平御览》卷265引《益都耆旧传》,第1241页:卷509引《高士传》,第2318页。
    [1]其实在司马氏家族的成员中有人对魏晋嬗代提出了更加强烈的抗议,《晋书》卷37《任城王景传》:(司马)顺字子思,初封习阳亭侯。及武帝受禅,顺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县。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第1114页。可知武帝对于超越政治容忍界限的抗议,虽是宗室至亲,并无宽假,这或许也是司马孚不愿意采取过于强烈的姿态的原因之一。
    [2]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233-248页。
    [1]《三国志》卷22《陈泰传》,第638-642页。
    [2]《三国志》卷22《陈泰传》注引干宝《晋纪》、《魏氏春秋》,第642页,此事亦见《世说新语·方正第五》,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87-288页。
    [1]《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04-505页。
    [2]《三国志》卷22《陈群传附陈泰传》,第641页;具体的事例参见《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80-781页。
    [3]引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见《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79页。
    [4]参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22《陈群传附陈泰传》,第548页。笔者所见仅景蜀慧对于这一记载持肯定的态度,《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文史》第55辑,第69页。
    [1]《北堂书钞》卷59引王隐《晋书》,第199页。
    [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四辞而后就职,顗承泰后,加之淑慎,综核名实,风俗澄正”这段记载分见于王隐《晋书》、臧荣绪《晋书》,可知这段《晋书》文字是袭用晋代史官的原文,亦可从侧面印证此段文字背后可能存有春秋笔法的考量。见《初学记》卷11引王隐《晋书》,第262页;《北堂书钞》卷59引王隐《晋书》,第199页;《文选》卷58《褚渊碑文》注引臧荣绪《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510页。
    [3]《三国志》卷22《陈泰传》注引《陈氏谱》,第642页。
    [4]《晋书》卷46《刘颂传》,第1296页。
    [1]《晋书》卷3《武帝纪》,第65页。
    [2]《晋书》卷33《王祥传》,第988页;《太平御览》卷496引《王祥别传》,第2267页。
    [3]《晋书》卷2《文帝纪》,第37、42页,卷33《郑冲传》,第992页,《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45页。
    [4]朱晓海:《西晋佐命功臣铭飨表微》,《台大中文学报》,第12期,第149-192页。
    [1]《晋书》卷33《郑冲传》,第991-992页。
    [2]羊祜出仕的背景可参读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第94-97页。
    [3]《晋书》卷39《荀勖传》,第1152-1153页。
    [4]《晋书》卷33《郑冲传》,第992页,卷35《裴秀传》,第1038页。
    [5]《晋书》卷33《石苞传》,第1002页。
    [6]《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14页。
    [1]《晋书》卷3《武帝纪》,第52页。
    [2]《晋书》卷24《职官志》,第724页。
    [3]唯一不在其列的羊祜,最初也拟晋封公爵,只因羊祜固辞而作罢。《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14页。
    [4]《晋书》卷36《卫瓘传》,第1055-1057页。
    [5]《晋书》卷35《陈骞传》,第1036页。
    [6]《晋书》卷39《王沈传》,第1145页。
    [7]《晋书》卷39《荀勖传》,第1153页。
    [8]《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6页。
    [9]《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75页。
    [1]此事《晋书》未系年,《通鉴》系于泰始四年九月,从之,第2507-2508页,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亦系于此时,当本自《通鉴》,《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3327页。
    [2]关于这一事件,历来学者注意的并不多,笔者所见只有王惟贞《从<晋书·石苞传>看魏晋之际的君臣关系》一文有所涉及,但其将司马炎对石苞的怀疑仅仅归因于当时君臣相疑的社会风气,似乎尚可商榷。见《中国历史学会集刊》第32期。
    [3]《晋书》卷33《石苞传》,第1002页。
    [4]《晋书》卷33《石苞传》,第1001-1002页。
    [1]《晋书》卷33《王祥传附王览传》言王览子王琛为国子祭酒,似乎并非同一人,第991页;又《太平御览》卷245引《晋起居注》,太康十年诏:“尚书郎王琛,每所陈论,意在忠谠,其以为太子庶子,”第1161页,此处的王琛当是王览子王琛。
    [2]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26页:张鹤泉:《魏晋南北朝都督制度研究》,第8页。
    [3]《晋书》卷56《孙楚传》,第1542页。
    [4]《三国志》卷28《诸葛诞传》注引《世语》,第769页。
    [5]《晋书》卷56《孙楚传》,第1453页。
    [1]《晋书》卷33《石苞传》,第1002-1004页。
    [2]《晋书》卷35《裴秀传附裴楷传》,第1048页。
    [3]《晋书》卷36《张华传》,第1070页。
    [1]《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14页,卷39《王沈传》,第1143页,《荀勖传》,第1152-1153页。
    [2]《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第150、153页。
    [1]这十一位公爵的顺序是石苞、陈骞、贾充、裴秀、荀勖、郑冲、王祥、何曾、王沈、荀顗、卫瓘,从中我们不难注意到这一排名既没有按照原有的政治地位,也并非依照对西晋建立的贡献多寡或者人望高下,《晋书》卷3《武帝纪》,第52页。
    [1]从武帝即位诏书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关节,诏书首先铺陈了皇祖宣王、伯考景王、皇考文王的功业,最后又大谈“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贰之臣,乃祖乃父,实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业。思与万国,共享休祚”。一方面渲染父祖的功业,一方面又强调西晋功臣与司马氏家族的世代较好的密切关系,表示要与其共享富贵,《晋书》卷3《武帝纪》,第51页。
    [2]福原启郎认为司马炎武帝的谥号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较之魏武帝曹操,司马炎其实扮演的是类似曹丕的角色,《西晋の武帝司马炎》,第3-4页。
    [1]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第125页。
    [2]参读万斯同编:《魏方镇年表》,《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第1004-1006页。
    [3]关于西晋的分封研究可参读杨光辉:《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41-148页。除了酬庸之外,西晋的分封也与当时主张封建的社会舆论有关,参读鲁力:《魏晋封建主张及相关问题考述》,《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163-169页。
    [1]《晋书》卷3《武帝纪》,第52页。
    [2]《晋书》卷37《司马望传》,第1085-1086页。
    [3]《艺文类聚》卷45引王隐《晋书》,第804页。
    [4]《晋书》卷37《安平王孚传》,第1084-1085页。
    [1]《晋书》卷37《司马望传》,第1086-1087页,卷33《石苞传》,第1002页。
    [2]《太平寰宇记》卷63,第1281页。
    [3]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第204-205页。但是这一看法并不完全正确,上文提到的受封长乐王的司马祐实际上是司马孚过继给了司马翼一支的司马承之予,当是在大宗嗣绝时回嗣,见《晋书》卷37《司马翼传》,第1090页,同卷校勘记四,第1115页。
    [4]《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75页。
    [1]《晋书》卷39《王沈传》,第1145页。
    [2]余嘉锡:《寒食散考》,《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第172页。
    [3]《晋书》卷35《裴秀传》,第1037-1040页。
    [4]徐高阮认为泰始五年羊祜的出镇乃是在党争中受到贾充的排挤所致,见《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第106-108页。但是并没有直接有力的史料可以印证这一推论。而扬州作为淮南三叛的起源地,是魏末反对司马氏最为激烈的地区,加之与吴国接壤,其军政长官人选关系到西晋政权的稳定。晋初坐镇扬州功臣石苞又因被武帝猜忌,险些激起新的动乱。羊祜在这样的背景下赴任,同时又肩负有筹备伐吴的使命,可谓责任重大,恐怕并不能被视为一种政治放逐。
    [5]《晋书》卷39《荀顗》,第1151页。
    [6]《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7页。
    [7]《晋书》卷40《贾充传》“史臣曰”,第1182页。
    [8]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7-19页。
    [1]《晋书》卷50《庾纯传》,第1397-1398页。
    [2]《三国志》卷15《贾逵传》注引《魏略》,第480页。
    [3]吕思勉:《汉世向学者多孤寒之士》,《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第738-739页。
    [4]《三国志》卷15《贾逵传》,第480页。
    [5]《三国志》卷15《贾逵传》注引《魏略》,第481页。
    [6]《晋书》卷20《礼志中》,第614页。
    [7]《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第2009页。
    [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00页。
    [9]在晋初政治中,贾充曾多次上表讨论服制、礼法等问题,可见其对于儒家典籍素有研习。参见《晋书》卷17《礼志中》,第613-614页,第620页,第640页;卷40《贾充传》,第1169页。
    [10]参读阀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的相关章节,特别是第十章《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12-463页。
    [1]《三国志》卷28《王淩传》,第758页。
    [2]《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6页。
    [3]《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7页。
    [1]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第87-125页;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
    [2]小池直子:《贾南风婚姻》,《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7号,2003年,第28-61页;权家玉:《晋武帝立嗣背景下的贾充》,《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期,2006年,第58-70页。其实小池直子另有《贾充出镇——西晋泰始年间の派阀に関すゐ一试论》一文专论贾充出镇一事,《集刊东洋学》85期,2001年,可惜笔者未曾寓目。
    [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最初公布这方墓志的图版,《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69-186页;较早对这块墓志进行录文并加以考释的是陈直:《晋徐美人墓石考释》,《中原文物》,1980年第1期,第25-27页。
    [4]《太平御览》卷149引王隐《晋书》,第728页;《晋书》卷31《武元杨皇后传》中也提到郭氏贿赂一事,但文字较简,第953页。
    [1]《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7页。
    [2]《晋书》卷45《任恺传》,第1285页;卷50《庾纯传》,第1397页;《三国志》卷11《管宁传》注引《庾氏谱》,第363页;另外可以参读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中对于庾氏先世的考证,第86-87页;多田狷介:《魏晋代の颍川庾氏について》,《汉魏晋史の研究》,第173-195页。
    [1]《晋书》卷3《武帝纪》,第63页。
    [2]《晋书》卷31《武元杨皇后传》,第953页。
    [3]《太平御览》卷145引《晋起居注》,第707页。
    [4]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孜》,《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43-161页。
    [5]除了前引安田二郎的研究之外,可以参考渡边义浩:《西晋司马氏婚姻考》,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161号,第1-26页。
    [6]《晋书》卷57《胡奋传》,第1556-1557页。
    [7]《晋书》卷77《诸葛恢传》,第2041-2042页。
    [1]杨德炳:《汉末的琅邪郡与琅邪的诸葛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辑,第57-61页;方诗铭:《关于汉晋琅邪诸葛氏的“族姓”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58辑,第227-244页;王永平:《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文史哲》2005年第4期,第82-87页。
    [2]此处有两个荥阳公主,疑其中或有一讹。
    [3]分见《晋书》卷36《卫瓘传》,第1057页;卷44《卢钦附卢湛传》、《华表附华恒传》、《温羡传》,第1157页、第1262页、1267页;卷98《王敦传》,第2553页;其中卢湛与荥阳公主未成礼而公主卒。
    [4]《晋书》卷36《卫瓘传》,1055-1059页。
    [5]《晋书》卷42《王浑传附王济传》,第1205页。
    [1]《晋书》卷3《武帝纪》,第80-81页。
    [1]《晋书》卷3《武帝纪》制曰,第82页。
    [2]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攷》,《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43-161页。
    [3]《晋书》卷3《武帝纪》,第65页。
    [1]渡边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编:《中国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3-409页。
    [2]《晋书》卷3《武帝纪》,第65页。
    [3]《晋书》卷3《武帝纪》,第66页。
    [4]从司马氏家族的经历而言,武帝伯祖父司马朗便是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瘟疫大流行,《三国志》卷14《司马朗传》,第468页。尽管此时武帝尚未出生,并没有直接记忆。但是这场大疫魏晋士人的心理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著名建安七子中的五人皆死于这场瘟疫。其中的景象正如曹植所描绘的那样:“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续汉书·五行志五》注,第3351页,而魏文帝著名的《与吴质书》中谈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观其姓名,已在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心中的沉痛可见一斑,《三国志》卷21《吴质传》注引《魏略》,第608页。家族遭际与一个时代共同的记忆同样会对武帝的心理有所影响。
    [5]《晋书》卷3《武帝纪》,第65页。
    [1]《宋书》卷14《礼志》,第343-344、346页;渡边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编:《中国的思维世界》,第376-383页。
    [2]关于中古时代的人们对于瘟疫的认识可参读张嘉凤:《“疾疫”与“相染”——以<诸病源候论>为中心试论魏晋至隋唐之间医籍的疾病观》,收入李建民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从·生命与医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390-428页。
    [3]上计吏接受皇帝的敕诫是元会体制中重要环节,也是地方获得中央信息的主要渠道,《文馆词林》卷691保存的《西晋武帝诫计吏牧》、《西晋武帝诫郡国上计掾史还各告守相敕》两篇文字便是反映了这一政治功用,中华书局,第402-403页。
    [4]《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9页。
    [1]刘驰指出司马衷并不是病理学意义上的白痴,只是智力发育低下,但是其缺乏应对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这点并无疑问,《晋惠帝白痴辨——兼析其能继位的原因》,收入氏著《六朝士族探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9-232页。
    [2]《三国志》卷21《傅嘏传》注引《傅子》:“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从中可见河南尹的职任之重,事务之剧”,第624页。
    [3]《太平御览》卷252引《晋起居注》,第1188页。
    [4]《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9页。
    [5]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193-231页。
    [1]《晋书》卷3《武帝纪》,第66页。
    [2]《晋书》卷40《杨骏传》,第1177页。
    [3]《三国志》卷51《孙韶传》注引《晋诸公赞》,第1216页。
    [1]《晋书》卷93《外戚羊琇传》,第2410页。
    [2]《晋书》卷40《杨骏传附杨珧传》,《杨骏传附杨济传》,第1180-1181页。
    [3]《晋书》卷40《杨骏传附杨济传》,第1181页。
    [1]《三国志》卷2《文帝纪》,黄初三年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第80页。这一诏命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泛泛之论,而是反映了曹丕的一贯思想,其在《典论》中便强调三代之亡,由乎妇人,并总结袁术、袁绍多内宠而至败亡的历史教训,见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8,《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1094-1095页。
    [2]周勋初:《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一文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曹氏的家风与建安时代社会风尚由恪守儒家伦理至趋向放达的变化,亦可备一说,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3]关于两晋政治中的外戚作用,可参读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一书中《两晋政局与帝位继承的权力结构分析》一章,第125-168页。
    [4]较早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加以揭示的是牟润孙先生:《汉代公主及外戚在帝室中之地位试释》,《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50-79页;近年来较为综合性的研究可以参读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收入氏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0-107页: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5-154页。澳大利业汉学家Jennifer Holmgren在“The Making of an Elite:Local 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Northeastern China”一文中通过对于迁居青、徐的河北大族的研究,也注意到母系血缘关系在当时政治、社会中所具有重要作用,她认为此时在大族的人际网络中母系亲属与姻亲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同宗的关系,可以证明重视外家这一观念在南北朝时期尚且存在。收入氏著Marrige Kinship and Power in Northern China,Published by VARIORU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1995,pp1-79.
    [5]《晋书》卷45《任恺传》,第1286页。
    [6]《晋书》卷3《武帝纪》,第67页。
    [1]《晋书》卷40《杨骏传》,第1177页。
    [2]《后汉书》卷54《杨震传附杨赐传》,第1784页。
    [3]《晋书》卷93《外戚羊玄之传》,第2413页。
    [4]《北堂书钞》卷48引王隐《晋书》,第137页。
    [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88页。
    [6]《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注引臣瓒曰,第1546页。
    [7]《三国志》卷2《文帝纪》,第80页。
    [1]杨骏本人无子,这或许是武帝信任他的原因之一,《晋书》卷40《杨骏传》,第1179页。
    [2]《晋书》卷40《杨骏传》,第1177页。
    [3]#12
    [4]《杨骏残志》,收入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0页。日本学者石井仁、渡边义浩:《西晋墓志二题》一文曾对《杨骏残志》做过简要的考释,主要考订了杨骏一支与汉代弘农杨氏家族的关系,见《驹沢史学》第66期,第82-86页。
    [5]《后汉书》卷54《杨震传》,第1769页。
    [1]《晋书》眷40《杨骏传》,第1177-1178页。
    [2]《晋书》卷40《杨骏传附杨济传》,第1181页。
    [3]《后汉书》卷54《杨震传附杨彪传》,第1786-1790页,《三国志》卷19《曹植传》注引《世语》,第560-561页。
    [4]《晋书》卷44《卢钦传》,第1255页。
    [5]《晋书》卷43《山涛传附山简传》,第1228页。
    [1]《三国志》卷19《曹植传》注引荀绰《冀州记》,第561页。
    [2]《晋书》卷31《武元杨皇后传》,第952页,卷31《武悼杨皇后传》,955页。
    [3]《晋书》卷40《杨骏传》,第1178页,卷40《杨骏传附杨济传》,第1181页。
    [4]《晋书》卷45《武陔传》,第1285页。
    [5]《三国志》卷11《张范传》,第336-338页。
    [6]《三国志》卷9《夏侯尚附夏侯玄传》注引《魏略》,第301页。
    [7]《晋书》卷45《武陔传》,第1284页。
    [8]《太平御览》卷199引王隐《晋书》:“后母太原庞为安昌乡君”,第199页。
    [1]《晋书》卷60《张辅传》,第1639页。
    [2]此处赵浚与《晋书》卷31《武元杨皇后传》中的赵俊是同一人,参见《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校勘记,第1465页。
    [3]《晋书》卷40《杨骏传附杨济传》,第1181页。
    [4]《晋书》卷31《武元杨皇后传》,第952页。
    [5]《晋书》卷49《阮籍传》,第1360页。
    [6]此处依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中的意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71页。
    [7]参读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的早婚》,收入氏著《汉唐间政治与文化探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3-97页;薛瑞泽:《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第109-124页。
    [1]分见《晋书》卷43《王戎传附王衍传》,第1236页,卷44《郑默传》,第1256页,卷35《裴秀传附裴楷传》,第1049页。
    [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9《晋书一》,第419页。
    [2]《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19页。
    [3]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第112-116页;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王永平:《论晋武帝立嗣问题——以齐王攸为中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5-11页。
    [1]安田二郎通过分析武帝与齐王攸两人年龄以及在魏术的历官情况,认为武帝的表态其实只是一种试探,《西晋初年政治史试论》,《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7-8页。
    [1]《晋书》卷38《齐王攸传》,第1131页。
    [2]《晋书》卷38《齐王攸传》,第1130页。
    [3]据记载齐王攸“至性过人,有触其讳者,辄泫然流涕。虽武帝亦敬惮之,每引之同处,必择言而后发”,从中可见齐王攸对于“至孝”这一形象的塑造,而从武帝“必择言而后发”的谨慎中,亦可窥见兄弟之间微妙的竞争关系。《晋书》卷38《齐王攸传》,第1135页。
    [4]《晋书》卷38《齐王攸传》,第1131页。
    [5]《北堂书钞》引王隐《晋书》,第255页。
    [6]《汉书》卷35《吴王刘濞传》,第1905页。
    [7]《北堂书钞》引王隐《晋书》,第255页。
    [1]《晋书》卷38《齐王攸传》,第1132页。
    [2]《晋书》卷3《武帝纪》,第66页。
    [3]朱晓海:《西晋佐命功臣铭飨表微》,《台大中文学报》,第12期,第189页。
    [4]《晋书》卷38《齐王攸传》,第1133页。
    [1]《晋书》卷3《武帝纪》,第67-68页。
    [2]《晋书》卷3《武帝纪》,第55,59-62页。
    [3]《晋书》卷38《城阳王兆传》,第1137页。
    [4]在这五人中除了司马遐是过继给司马兆之外,其余四人都是新建的封国,《晋书》卷38《城阳王兆传》,第1137页。
    [1]《晋书》卷24《职官志》,第744-745页。
    [2]《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9页。
    [1]杨光辉认为这些抑制诸王的举措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加剧了武帝与宗室王之间的矛盾。《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42-143页。但是武帝的举措本来就立足于逐渐削弱宗室势力,西晋政权如此快的崩溃本非武帝所能逆料,因此并不能完全说明抑制诸王的措施没有效果。
    [2]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23-140页。
    [3]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第23页。
    [4]《晋书》卷38《琅邪王仙传》,第1121页,《齐王攸传》,第1131页。
    [5]张兴成:《西晋王国职官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53-65页。
    [1]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第148-151页。
    [2]《汉书》卷12《平帝纪》,第358页。
    [3]《后汉书》卷15《李通传》,第573页。李通后参与刘秀兄弟起兵,成为东汉功臣,但是他早年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这段经历注意的人不多,图谶之学及刘歆本人皆与王莽篡汉关系密切,李通沉浮其中,可知其早年在政治上倾向于王莽,得任宗师一职当与此有关。后见王莽人心日失,李通方才退居乡里。
    [4]参见宇都宫清吉:《刘秀与南阳》,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618-645页。
    [1]张兴成:《两晋宗室管理制度试论》,《文史哲》,2001年第2期,第97-98页。
    [2]周一良:《宗师》,《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30页。
    [3]《晋书》卷59《汝南王亮传》,第1591页。
    [4]《晋书》卷59《汝南王亮传》,第1591-1592页。
    [5]司马懿九子,具体排行不详,仅知司马亮为第四子。当时除司马师、司马昭已去世外,仅有司马京在魏末早逝,但司马京去世时仅二十四岁,在兄弟九人肯定排行较后,因此在尚在世的六人中,司马亮也并非是年齿最长的。
    [1]“后亦母晋”、“抚翼齐蕃”两句见《艺文类聚》卷15引潘岳《景献皇后哀策文》,第248页。
    [2]《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9页。
    [1]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第112-116页;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王晓毅:《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第26页;于兆伟:《西晋党争与伐吴战争关系论略》,《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第37-40页。
    [2]安田二郎:《西晋初年政治史试论》,《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1-38页。
    [1]《晋书》卷3《武帝纪》,第58页。
    [2]《晋书》卷3《武帝纪》,第67页,卷34《羊祜传》,1017-1018页。
    [3]《晋书》卷3《武帝纪》,第67-68页。
    [4]《三国志》卷28《邓艾传》,第780页。
    [5]《晋书》卷2《文帝纪》,第38页;《三国志》卷48《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载《晋文王与皓书》,第1163页。
    [1]《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21页。
    [2]《晋书》卷33《石苞传》,第1002页;卷34《羊祜传》,第1014-1017页。
    [3]《晋书》卷42《王濬传》,第1208页。
    [4]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1《后贤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49-650页。
    [5]《三国志》卷18《张恭传》注引《世语》,第551页。
    [1]《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9页。哪怕是在伐吴取得节节胜利时,前线众军会议,尚有:“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的议论,可见贾充的忧虑在西晋朝野并非个别现象。《晋书》卷34《杜预传》,第1030页。
    [1]《晋书》卷3《武帝纪》,第71页。
    [2]贾充在伐吴胜利之后,作为主帅却议欲请罪,便是这种进退失据地位的最好写照,《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70页。
    [3]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攷》,《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43-161页;渡边义浩:《西晋司马氏婚姻考》,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161号,第1-26页。
    [1]《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70页,卷21《礼志下》,第655-657页。
    [2]《晋书》卷21《礼志下》,第656-657页。
    [3]《晋书》卷45《刘毅传》,第1272页。
    [1]《晋书》卷3《武帝纪》,第74页;卷38《齐王攸传》,第1134页。“都督青州诸军事”,《武帝纪》作“督青州诸军事”,未知孰是。
    [2]《晋书》卷3《武帝纪》,第73页。
    [3]《晋书》卷38《扶风王骏传》,第1125页。
    [1]《晋书》卷42《王浑传》,第1203-1204页。
    [2]《晋书》卷42《王浑传附王济传》,第1206页。
    [3]《晋书》卷93《外戚羊琇传》,第2411页。
    [4]《晋书》卷40《杨骏传附杨珧传》,第1180页。
    [1]《三国志》卷5《文昭甄皇后传》注引《晋诸公赞》,第164页。
    [2]《晋书》卷41《李熹传》,第1190页。
    [3]《晋书》卷48《向雄传》,第1336页。
    [1]《晋书》卷50《庾纯传附庾旉传》,第1402-1403页。
    [1]在保存下来的《太康起居注》的佚文保留了两封赐予齐王攸崇锡之物的诏书,“齐王归藩,诏赐香衣辇一乘”,《太平御览》卷774,第3434页;“齐王出镇,诏赠清油云母犊车”;同卷,第3436页。
    [2]阎步克:《西晋“清议”呼吁之简析及推论》,收入氏著《乐官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26-267页。
    [3]《晋书》卷50《秦秀传》,第1404-1406页。
    [4]《晋书》卷75《荀崧传》,第1977页。
    [5]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史料都是围绕着诏命下达之后的谏争展开的,唯有武帝对于张华:“谁可寄托后事”的设问,大约可以算是一种政治试探,但是张华忤旨结果,便是在太康三年初被外放,而张华的外放可以被视为武帝决心强迫齐王攸之国的一个前奏,《晋书》卷36《张华传》,第1070页。
    [6]《晋书》卷50《曹志传》,第1391页。
    [1]比如皇甫规自以为西州豪杰,耻不得豫党人之列,《后汉书》卷65《皇甫规传》,第2136页。
    [2]《世说新语·品藻第九》注引《晋阳秋》:“刘毅闻之,故终身称疾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19 页。
    [1]《晋书》卷42《王浑传附王济传》,第1206页。
    [2]《晋书》卷40《杨骏传附杨珧传》,第1180页;卷42《王浑传附王济传》,第1205页。
    [3]《晋书》卷40《杨骏传》,第1178页。
    [1]《晋书》卷64《秦王柬传》,第1720页。
    [1]《晋书》卷59《齐王冏传》,第1606页。
    [2]《晋书》没有记载荀勖迁官的具体年份,此处据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第3332页。
    [3]《晋书》卷39《荀勖传》,第1157页。
    [1]《晋书》卷43《山涛传》,第1226-1227页。
    [2]《晋书》卷3《武帝纪》,第79页。庚辰原作丙辰,盖十一月无丙辰,校勘记失校,今据《晋书·五行志》改,《宋书·五行志》亦作庚辰。
    [3]《晋书》卷40,《杨骏传附杨珧传》,第1180页
    [4]《晋书》卷27《五行志上》,第804页。
    [1]《晋书》卷3《武帝纪》,第79页。
    [2]《晋书》卷3《武帝纪》,第80-81页。
    [3]《晋书》卷34《羊祜传》,第1014页。
    [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第357页。
    [5]《晋书》卷42《王浑传附王济传》,第1205-1206页;卷75《王湛传附王峤传》,第1974页;卷93《外 戚王漾传》,第2418页,此处王默作王黯。
    [1]《晋书》卷75《王湛传附王峤传》,第1974页。
    [2]《晋书》卷45《崔洪传》,第1288页。
    [3]《晋书》卷40《杨骏传附杨济传》,第1181页。
    [4]《晋书》卷42《王浑传附王济传》,第1206页。
    [5]《通典》卷37引《晋官品》,都水使者为四品,北军中候与郡国太守皆是五品,但是从重要性而言掌握禁军的北军中候的地位要重要得多,第1004页。
    [6]《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14-415页。
    [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8《大同志》,第441页。但《华阳国志》系此事于太康八年,与《晋书·武帝纪》不同,当以《晋书》为是。
    [8]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第22页。
    [1]《晋书》卷64《秦王柬传》,第1720页。
    [2]《晋书》卷64《吴王晏传》,第1724页。
    [3]《太平御览》卷148引王隐《晋书》,第722页。
    [4]《晋书》卷64《清河王遐传》,第1723页。
    [5]《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第1457页。
    [6]《太平御览》卷148引王隐《晋书》:“帝亦以东宫无嫡,有托后之意”,第722页。
    [1]《晋书》卷40《杨骏传》,第1177-1178页。
    [2]《晋书》卷59《汝南王亮传》,第1592页。
    [3]《晋书》卷40《杨骏传》,第1177-1181页。
    [4]王佑此时应该已被放出为河东太守,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269-274页。
    [1]《晋书》卷40《杨骏传》,第1179页。
    [2]《晋书》卷45《任恺传》,第1286页。
    [3]权家玉:《晋武帝立嗣背景下的贾充》,《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第58-70页。
    [4]《晋书》卷31《武悼杨皇后传》,第955页;同卷《贾皇后传》,第964页。
    [5]《晋书》卷31《贾皇后传》,第964页。
    [1]《晋书》卷57《胡奋传》,第1557页。
    [2]《晋书》卷31《武悼杨皇后传》,第955页。
    [3]《晋书》卷31《贾皇后传》964页。
    [4]这方墓志最初公布于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69-186页;而较早对其进行录文、考释的是陈直:《晋徐美人墓石考释》,《中原文物》,1980年第1期,第25-27页;李贞德:《汉魏六朝的乳母》一文中利用这块墓志对贾后与徐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收入李贞德、梁其姿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妇女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92-94页,读者可参看。
    [5]该墓志目前较为清晰的图版见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第5页。
    [1]贾后母郭氏去世前,特别告诫贾后:“赵粲及(贾)午必乱汝事,我死后,勿复听入,深忆吾言。”后不能遵之,遂专制天下,威服内外。更与粲、午专为奸谋,诬害太子,众恶彰著,可见贾后对赵粲信用之深,《晋书》卷31《贾皇后传》,第965-966页。
    [2]《晋书》卷36《张华传》,第1072页。
    [3]《晋书》卷36《张华传》,第1068页。
    [4]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3,中华书局,1983年,第620页。
    [1]关于张华在西晋政治中的作用,笔者所见最为详密的研究当推廖蔚卿:《张华与西晋政治之关系》,《台大文史哲学报》第22期,第13-88页。廖文对于张华崛起与乡里网络的关系已有所论述,读者可参看;杨英姿:《张华政治生涯探论》一文对于张华的政治生涯也有简略的梳理,《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50-53页。此外关于张华的经历可以参考姜亮夫:《张华年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2]《艺文类聚》卷58引《张华别传》,第1040-1041页;亦见《太平御览》卷597,第2689页,文字略有小异。
    [3]《晋书》卷36《张华传》,第1070页。
    [4]《太平御览》卷470引《荀氏家传》,第2160页;亦见《初学记》卷18引《荀氏家传》,第440页,文字略有小异。
    [5]《晋书》卷36《张华传》,第1071页。
    [1]根据祝总斌、陈琳国的意见,此处的庶姓一词乃是与宗室相对,而非寒人之意。但张华出身孤寒,缺少在西晋政治中的基础,这一点并无疑义。陈琳国:《庶族、素族和寒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17-20页;祝总斌:《素族、庶族解》,《材不材斋文集》上编,第212-224页。
    [2]《晋书》卷36《张华传》,第1072页。
    [3]《晋书》卷4《惠帝纪》,第89页。
    [4]《晋书》卷31《贾皇后传》,第965页。
    [5]《晋书》卷36《刘寔传》,第1196页。
    [6]《晋书》卷33《何曾传附何劭传》,第999页。
    [7]《晋书》卷4《惠帝纪》,第89页。
    [1]《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将此事系于永康元年,恐误。永康元年时,杨济、卫瑾皆已死于政变,其息杨毖、卫庭恐怕皆已牵连遇难,此事当在惠帝继位后不久,第1458页。
    [2]《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第1458页。
    [3]《晋书》卷35《裴秀传附裴頠传》,第1042页。
    [4]《晋书》卷40《贾充传附贾谧传》,第1174页;卷53《愍怀太子传》,第1458页。
    [5]《晋书》卷36《张华传》,第1073页。
    [1]《晋书》卷35《裴秀传附裴頠传》,第1042页。
    [2]《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第1461页。
    [3]关于赵王伦政变与禁军的关系,可以参读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册,第286-295页。
    [1]关于寒士的兴起,可参读刘驰:《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六朝士族探析》,第25-44页。
    [1]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7-54页。
    [2]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230页。
    [3]《晋书》卷46《刘颂传》,第1296页。
    [1]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收入《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8-371页。
    [2]祝总斌:《评魏晋宋齐“儒教沦歇”及“近世取人,多由文史”说》,《文史》第74辑,第67-69页。
    [3]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60页。
    [4]阎步克:《<阁礼>诸臣冕服的两种推定与中古冕制》,《文史》第77辑,第35-40页。
    [5]《晋书》卷47《傅玄传》,第1317-1318页。
    [6]卫广来:《求才令与汉魏嬗代》,《汉魏晋皇权嬗代》,第338-365页。
    [7]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收入《瞿同祖法学论著集》,第334-338页。
    [1]《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第142页。
    [2]据阎步克在《西晋“清议”呼吁之简析及推论》一文中引用田余庆先生上课时提到的看法,《乐官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第226页。
    [3]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109页。
    [1]相形之下,西汉仅有韦、平再世丞相,东汉虽有袁、杨四世三公,亦属个案,参读赵翼 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四世三公”条,第101-102页。而在晋初功臣中三世高官者比比皆是。
    [2]兴膳宏 彭恩华译:《石崇与王羲之》,《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1986年,第171-182页。
    [3]《晋书》卷33《石苞传附石樸传》,第1009页。
    [4]《晋书》卷62《刘琨传》,第1259页。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以上均中华书局点校本)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
    《二十五史三编》,岳麓书社,1994年。
    《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华书局,1984年。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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