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墓志盖题铭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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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墓志是古代丧葬礼俗中重要的衬葬品,专为记叙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生平事迹等内容的丧葬器具,是当时人们生死观与丧葬文化的重要体现。隋唐时期是墓志发展的鼎盛阶段,其数量之多,铭文之长,纹饰之美,历来颇受学界瞩目,是以研究者众。但大都囿于墓志的志石文字部分。而对于组成“一合”墓志的重要部分——墓志盖,因其历史、文献等价值不高,或旋出旋弃,或无人问津,长期遭受冷落。墓志盖题铭也因此少有人关注,至今仍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缺憾。
     本课题从提出“题铭书刻”问题入手,以“题”与“铭”的历史渊源、墓志的源流考察、墓志盖的形制与文化内涵为切入点,综合运用艺术考古学、金石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书法学、美术学等诸多学科知识与方法,借助考古文物图像资料,并结合多次大量的实物标本考察,在全面比较分析志盖题铭图像的基础之上,首次对隋唐时期墓志盖题铭的书体类型式样、书法风格,书手、刻工、刻制工艺,地域风格、谶语现象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而系统的断代式个案研究。作者认为,墓志盖不仅有保护志文的外部功用,从形制到志盖题铭都具有一定文化涵义,体现了古代丧葬礼俗的某种特殊的神秘文化意蕴,而且通过志盖题铭既可观文字与书法之演进与流变,并以汉字的文化符号功能考察当时的习俗与观念,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变迁。与传统金石学等相比,不仅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进步,而且拓展了学术视野。因此,本课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当前墓志研究的不足,同时也填补了系统研究隋唐墓志盖题铭的空白,并希望以此课题做抛砖之引,以俟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并做更深入的学术研究。
Inscrip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in Chinese ancient funeral andsystem. The flourish step of the inscription' s development is Sui and Tangdynasties.During this period, quantity are many, engraved inscription is long,andthe decoration isattractive. Therefore, the scholars focus on that greatly, butit is limited mostly in the part of the inscription text. With respect togravestone' s cover, composing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yihe " (一合) , it becomea shame that few people care about that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field so far, becauseits lower value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maybe (?)iscard after be discovered, maybenobody would like to close to gravestone' s cover (墓志盖) so that it is ignoredfor a long time.
     This article stem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the source of the inscription, takethe followings as the incisive point ,the shape and the culture connotation ofwhich,and the history resources of "Title" (题) and "Carve" (铭). Simultaneously,the paper is based on archaeology cultural relic , specimen in kind and concreteanalysis and used the knowledge and methods from archaeology ,history, epigraphy,literature study, philology, calligraphy and art. It is the first time to have aindividual research divided into periods deeply and comprehensively, regarding thetype and pattern of calligraphy, calligrapher ,the character carver, the regionstyle. The author think that the gravestone' s cover (墓志盖) can not only protectthe exterior function of inscription text ,which has the exact culture meaning fromthe shape to the carve, and shows that the ancient funeral custom' s mystery culture,but also observe the customs and ideas at that time by the culture functions of thecharacter, a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gravestone' s words and calligraphy.At the same time , it effects the societ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in therecent history term. Compar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epigraphy, the inscription notonly has a great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method, but also enlarge the academic views.
     Thus, this article has an important academic views .In a way, the research ofthis text can remedy the shortage of recent gravestone' s research ,at the sametime ,it can fill the black research about inscription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totally. I hope this article can give you a inspiration and I respect more scholarshave attention to this field and do more deeper academic research.
引文
[1] 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页。
    [2] 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总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一,1983年。
    [3] 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序》,线装书局,2007年。
    [4] 饶宗颐编《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
    [5] 施蜇存《金石丛话》,中华书局,2005年,第2页。
    [6] 张鸿修主编《唐代墓志纹饰选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徐殿魁《洛阳地区唐代墓志花纹的内涵与分期》,载《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董淑燕《隋唐墓志四神十二辰纹述论》,载《碑林集刊》第十二期,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周晓薇《隋代墓志石上的四神与十二生辰纹饰》,载《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7]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十七,民国十年(1921)石印本。
    [8] 《西京杂记》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晋)张华《博物志》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清)罗振玉《辽居稿》卷二十,民国石印本。
    [11]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96年,第89页。
    [12] 转引自郭建邦《论墓志的起源和发展》,载《中原文物》第89页,1987年特刊。
    [13] (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15]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载《考古》1960年第9期。
    [16] 熊基权先生《墓志起源新说》称:“墓志的起源期应该是从周到汉,周代的铭旌是源头,秦代的刑徒瓦志是初生,汉代的告地策、砖志、墓室榜题及画像、玉杖和枢铭等是主要支源,石志的出现标志着墓志的初步形成。”见《文物春秋》1994年第1期;华人德先生这一说法作了修正,并明确提出墓志起源于周代,源于明旌。“类似墓志的明旌,早在周代就产生了”,“因此也可以把明铭旌看作是墓志的先导。”见华人德主编《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13卷,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
    [17] 注同[16]
    [18] 袁仲一、程学华《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地出上的瓦文》,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80年》,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19] 始皇陵秦俑坑考占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载《文物》1982年第3期。
    [20] 徐自强先生认为墓志的滥觞期“主要为秦汉两代”。徐自强《墓志浅论》,载《华 夏考古》1988年第3期;冯时、金文馨认为“墓志的完整形式包括首题、志文及颂文三部分内容,现存的秦汉志墓文字显然不具备这种形式”,而“据文献记载和出上实物的考察,我国墓志的起源可溯至秦代。”冯时、金文馨先生《墓志起源刍议》,载《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1日;赖非先生认为墓志“受志墓风气的影响而生,起源较早,秦代刑徒瓦志文就已经具备了后世墓志必有的基木内容;而其内容、格式的完善,则在公元2世纪中叶。”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01页;赵超先生认为秦代刑徒瓦文“证明当时确已存在着志墓的风气。”赵超:《墓志溯源》,《文史》第21辑,中华书局。此后,赵氏《古代石刻》中在介绍20世纪有关墓志起源的新发现,以及关于墓志起源的研究成果后,认为“以上综合现在研究成果所得的关于墓志形成过程的分析,比较全面,符合出土材料与古代文献记载反映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已经解决了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的问题。”赵超《古代石刻》,文物出版社,2001年。
    [21] 魏晋时期战乱频起,国事艰难,民不聊生,封建统治者有鉴于此,遂提倡节丧薄葬,力图扭转秦汉以来的厚葬之风,墓碑也在禁绝之列。《宋书》卷十五《礼志二》记载:“汉之后,天下送死者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谕》,以述伦遗美,云‘只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禁碑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日: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与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这段文字记载了几次禁碑的情况。第一次是在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曹操因反对厚葬而禁止立碑。第二次在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原因是立碑刻文,伤财害人,碑文虚美。第二次是东晋末期晋安帝羲熙年间,这个时候的禁碑今连王公贵族都不敢违反,黎民百姓自然也不会冒此风险去立碑。其后,梁陈两朝对这一禁令沿而不改。当时若要为死者立碑,必须奏请朝廷特许。由于朝廷三令五申请地禁止,竖碑立石之风遂销声匿迹。
    [22] (清)罗振玉《石交录》,《贞松老人遗稿》,卷二,民国石印本。
    [23] 华人德《谈墓志》,载《华人德书学文集》第8页,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
    [24] 帖式刻墓志是墓志形制的一个特例。最初可能是因为墓志墨迹出自著名书家之手,其书可观,因刻作帖式流传墓志刻作帖式,既便于墨迹的传拓流传,墓主家族亦预有荣焉。明代中叶,吴鼒刻文徵明书《薛文时甫墓志铭》,便刻作帖式。见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第132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在这一类帖式墓志中,有一部分墓志的功能已经有所转换,即其意在书法,主要是作为刻帖来流传,而其作为丧葬器用的功能则相应淡化了,其中一些墓志甚至可能根本不是着眼于丧葬之用,也从未被随葬入墓。吴鼒还刻过文徵明书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吴公墓志铭》,周道振认为,“此当是吴氏另请徵明小楷书,非立在墓前原碑。”“此是吴氏另刻为帖,非原志也。”载周道振编著《文徵明书画简表》,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294页。
    [25] 见2004年4月2日《宁夏日报》,又见《旅游纵览》2004年第3期。此志为碑形志,高为36厘米,宽为27.5厘米。灰砂岩石质,上边碑身圆弧形,下边碑座方形,以榫卯结构构成一体。
    [2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辑《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1年。志石形制规范,高36厘米,宽36.5厘米。
    [27] (明)吴讷著、于北山点校《文章辨体序说》,载郭绍虞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3页。
    [28] (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6页。
    [29] (清)梁玉绳《志铭广例》,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30]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9页。
    [31] 统计如下(日)氮贺泽保规编《新版 唐代墓志所在総合目绿》(明治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2003年),共录有唐代墓志6828方(其中志石6459点,单独志盖368方);王其祎、周晓薇著《隋代墓志铭汇考》(2007年)计605种(包括存疑、买地券、存目诸类),其中有志盖202方;《西安碑林新藏墓志汇编》共收381方墓志,其中有志盖125方(包括2方无字),《洛阳新获墓志续编》共收隋唐304方墓志,其中有志盖99方。
    [32] 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第四章:隋唐时期的墓志概况,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33] 按本文在第二章讨论墓志盖装饰性书体时,为研究问题的方便也列了鸟虫书并做艺术风格分析。但从具体的志盖题铭式样看,都与鸟虫书的定义有一定的区别。
    [34] 二文同载黄君主编《北方书法论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
    [35] 张同印《隋唐志盖篆书》,载《中国书法》2004年第12期。
    [36] 逢成华《北朝墓志题额与志盖铭文---兼及北朝篆书艺术》,载《好太王碑暨十六国北朝刻石书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
    [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2] (明)徐师曾撰 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42页。
    [3] (清)王聘珍撰 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解诂》,《大戴礼·武王践阼》,中华书局,1983年。
    [4] 注同[1]
    [5]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滱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6]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2003年。
    [7] 丛文俊《象形装饰文字涂上宗教色彩的原始书法美》,载丛文俊《中国书法全集·商周金文》,荣宝斋出版社,1993年版。
    [8]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9] 据《隋书·律历志》记载,北魏时期的尺度有过三种不同的标准,即后魏前尺、 后魏中尺、后魏后尺。据刘复先生推算,魏后前尺约合0.27868米,中尺约合0.2796036米,后尺约合0.2957656米。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商务印书馆,1955年。
    [10] 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11] (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
    [12] (唐)张九龄、李林甫《唐六典》,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13] (唐)柳宗元撰(宋)廖莹中注《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14] 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149页。
    [15] 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16] 但是就现有材料来看,平民的墓志不可能超越上述的五品以上官员一级。这说明官方礼制的限制与社会上等级观念的约束还是十分明显的。见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
    [1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左传·隐公十一年》,中华书局,1981年。
    [18] 北魏延昌四年(515)《邢伟墓志》,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19] 吴炜《墓志铭起源初探》,载《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
    [20] (清)叶昌炽《语石》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21] 马立军《试论北魏碑志关系的转化与墓志形制演变》,载《史林》2008年第2期。
    [22] (北齐)魏收《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中华书局,1997年。
    [23] (北齐)魏收《魏书》《文成五王列传·广川王略》载“孝文帝诏”。中华书局,1997年。
    [24] (唐)李延寿《北史》,卷八十,《胡国珍传》。中华书局,2003年。
    [25] 北魏《元遥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26] 朱智武博士学位论文《东晋南朝墓志研究》(2006年),第108页,藏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27] 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第三章第四节:覆斗形墓志的形成与其意义。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28] 刘凤君《南北朝石刻墓志形制探源》,载《中原文物》1998年2期。
    [29] 马新宇:《试论北朝墓志题铭的文化意蕴及书体的装饰性问题》,载《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
    [30] 关于明堂的形制来源与祭祀等问题,可参见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商务印书馆,2006年;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
    [31] 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人民出版社,2007年。
    [32] 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33] 徐吉军 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34] 曹锦炎《古玺通论》,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
    [35] (清)叶昌炽《语石》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36] 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
    [37] 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38] 按石质墓志的兴起与砖志的广泛使用有关系,砖志的使用加快了使以墓志来志人 志墓的丧葬观念得到强化,最终石质墓志取代砖质墓还是延续了以石树碑以为不朽的观念。近50多年来全国各地发现的砖志也证明了这个问题。如《三年来广州市古墓葬的清理和发现》,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5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徒刑墓地》,载《考古》1972年第4期;黄士斌:《汉魏洛阳城坟场调查记》,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广东韶关市郊古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61年第8期;辽宁盖县九垅地发现东汉纪年砖墓》,载《文物》1977年第9期:许玉林:《辽宁盖县东汉墓》,载《文物》1993年第4期:《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1年第4期,等等。
    [39] (清)叶昌炽《语石》卷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40] (宋)何薳撰 张明华点校《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97年。
    [41] (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99页。
    [42] 李域铮《西安西郊唐俾失十囊墓清理简报》,载《文博》1985年第4期。
    [43] 据李星明先生统计《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收录唐代墓志1504方,存有志盖者610方,其中题额为9字者393方:《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收录北魏墓志5方,西魏2方,北周1方隋6方,唐120方,北朝隋唐共134方,存有志盖者95方,其中9字题额者45方;《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壹》收录北朝墓志8方.隋4方,唐84方,共96方,存有志盖者37方,其中题额为9字者18方;《洛阳新获墓志》收录北魏7方,北齐1方、隋2方,唐113方,共123方,存有盖者69方,其中题额为9字者44方,等等。见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201、202页。
    [44] 注同[43]第201页
    [45] 注同[43]第202页
    [46] 中唐以后,延请书法名家书志成为风尚。而名家篆志盖,一般都多于9字。目前所见颜真卿、徐浩、李阳冰、柳公权等名家篆盖,9字志盖题铭极少。详见本文第三章的相关讨论。
    [1]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氏此说,是从文字的起源入手,然后上升到书法的艺术品质问题,这也是古人论书的一大特点论书先言文字,然后从文字到人伦教化,最后言及人品与艺术。与许氏言文字的最初之意差别很大。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715页。
    [2]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2003年。按晋卫恒《四体书势》“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的“某字”和“某书”、“某书体”都是一样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叙》称“自尔秦书有八体”就是用以说明秦代通行的文字有八种不同类型式样的。书体可以单独地省称为“篆”、“隶”、也可称为“篆字”、“隶书”,全称是“篆书体”、“隶书体”,但这种情况习惯上不能使书与字对换而名“篆字体”、“隶字体”。
    [3]汉晋间“体”、“势”、“状”互换,但其意思皆言文字之“样式”。如晋索靖《草书势》,在《晋书·索靖传》中题为《草书状》。有一点也应该注意汉晋时期以“势”、“状”等言书体的样式,不仅讲其形势、态势,还涉及其体貌、状态的特征,表明汉晋人不仅注意到了各种书体的式样特征,还注意到了书写特征,由外观的静态进入到了书写过程的动态。因此有蔡邕《九势》(传)中云“书肇于自然,自然即立,阴阳生焉,阴阳即生,形势生矣”的论述。
    [4]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页。
    [5]按,古代埋设墓志为“凶礼”典制之一,历来被受重视,又因其庄重而有神秘之意,故北朝到初唐志盖题铭多用装饰性书体。唐代武朝后墓志泛化并成为普通的丧葬道具,其庄重之意虽被弱化,但庄重神秘之意仍延续,因此,志盖题铭上仍以篆书为主,可见一斑。
    [6]除此之外,以不含书体特征来命名书体,还有诸如以下方式以文字书刻所依附的器用来命名,如钟鼎文、币文、玺印文、瓦当文之类。又如“署书”,指在秦汉时期大约专门用于题署,“殳书”专用于殳杖刚卯,“摹印”指秦汉间用于玺印上可以随体赋形,稍可改变结构和线条式样的“准篆书”,“刻符”用于刻铸兵器,“隶书”是“施之于徒隶”的书体,“佐书”是“佐篆所不逮”的隶书别名,不一而足。
    [7] (清)梁巘《评书帖》,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75页。
    [8] (唐)张怀瓘《书断》,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9]注同[1]
    [10] 丛文俊《鸟凤龙虫书合考》,载《中国书法全集·春秋战国金文卷》,荣宝斋出版社,1993年。
    [11] 据文献载,汉末灵帝设鸿都门学,举凡善于文赋和鸟篆者均可入选,甚至授以官职。此举极大地推进了装饰性书体的发展。详见《后汉书·灵帝传》,又《蔡邕传》、《阳球传》、《杨震传》皆有相关记载。
    [12] (晋)索靖《草书势》,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9页。
    [13] 北魏王愔《古今文字志目》,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9页;庾元威《论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14] (唐)孙过庭《书谱》,载《历代书法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24页。
    [15] 杨宾《大瓢偶笔》,载《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574页。
    [16] (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上,《太武帝纪》,中华书局,1997年。
    [17] (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中华书局,1997年。
    [18] 赖非在《北朝后期的书法复古现象》一文中认为这一现象与北朝后期的文化复古有关,是一种书法的“复古现象”,详见《书法研究》,1994年1期。研究者多有从之,不确。这种现象虽然与文化政策上的复古相涉,二者却并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对传统铭石书的有意识的艺术化追求的结果,是带有近于民俗和信仰性质的审美寄寓的反映。
    [19]李学勤《谈〈张掖都尉棨信〉》,载《文物》1978年1期。
    [20] 崔豹《古今注》,转引自《中国古代符咒文化大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21] 徐吉军 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0页。
    [22] (唐)韦续《五十六种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1979年,第301页。
    [23] 俞为洁《良渚玉璧功能新论》,载《东方博物》第五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
    [24][25]见《荀子》卷五《王霸篇》,卷六《富国篇》,中华书局,1954年诸子集成本。
    [26](晋)卫恒《四体书势·字势》,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27] (梁)庾元威《论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第2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28] 丛文俊《关于汉代出土金石砖瓦文字遗迹之书体与书法美的问题》,载《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29] (晋)成公绥《隶书体》,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9页。
    [30] (晋)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5页。
    [31] (唐)韦续《五十六种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1979年,第301页。
    [32] 关于“篆引”问题,详见丛文俊先生《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第三章第二节《“篆引”形式的发现与大篆书体的形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33] (晋)卫恒《四体书势·篆势》,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5页。
    [34] (唐)张怀瓘《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4页。
    [35] 丛文俊《中国古代书法论著的文体、文学描写与书法研究》,载《书法研究》,2001年第6期。
    [36] (唐)张怀瓘《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5页。
    [37] (唐)李约《壁书飞白“萧”字赞》,载《法书要录》卷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38] 注同[36]
    [39] (明)赵宦光《寒山帚谈》,载《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 270页。
    [40]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凡飞白以点画象物形,而点最难工。至和中,有书待昭李唐卿撰飞白三百点以进,自谓穷尽物象,上亦颇佳之,乃特为“清净”二字以赐之,其六点尤为奇绝,又出三百点外。载华人德《历代笔记书论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41] (宋)《宣和书谱》卷一《历代诸帝后附》,载《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
    [42] (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43] (五代)刘昫《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
    [44]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3页。
    [1] 见本文《绪论》注释[31]。
    [2]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6页。
    [3] 关于“篆引”问题,丛文俊先生有详细的讨论。详见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4] 因这些文字一般被保留在钟鼎彝器之上,又称为“金文”。
    [5]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6] 此为对整理改定小篆的作者是程邈之说的最明确说明,然而清代学者怀疑这句话是错简,应这移到隶书条下,殊误。卫恒《四体书势》说:“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山为御史,使定书。”可以说,小篆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经过人为改定的书体,而其余古今书体基本都是在约定俗成的状态中演进完成的。详见丛文俊《篆隶书基础教程》,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7] (宋)梦英《十八体书》,载《佩文斋书画谱》卷二,中国书店影印本,1984年。
    [8] (汉)蔡邕《篆势》,载(晋)卫恒《四体书势·篆势》中,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
    [9] (唐)孙过庭《书谱》,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10] (唐)窦臮《述书赋》,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238页。
    [11] (明)董其昌《容台集》,载《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220页。
    [12] (清)王澍《竹云题跋》,《李阳冰〈谦卦〉》,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
    [13] 载《洛阳新获墓志》,第203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14] (唐)杜佑《通典·诸卿下》载“齐、梁、陈、隋有奚官署令,掌守宫人使药、疾病、罪罚、丧葬等事。”中华书局,1984年,第159页。
    [15] 据杨春芳先生统计,在已发现的唐代近100方宫女墓志中,刻有姓氏的仅8方。详见杨春芳《从墓志看唐代宫女的等级》,西北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指导教师葛承雍。
    [16] 毛秋瑾《论北魏隋唐宫人墓志》,载《中国碑帖与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
    [17]王元军《唐人书法与文化》,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21页。
    [18](唐)韦续《墨薮》,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19](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字第三》,中华书局,2004年。
    [20](晋)卫恒《四体书势》,载《历代书法论又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21]注同[19]
    [22]刘涛《颜真卿〈郭虚已墓志〉相关问题的探讨》,载《书法丛刊》,2003年第二期。
    [23](明)安世凤《墨林快事》,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8册),卷十一。
    [24] (晋)卫恒《四体书势》,载《历代书法论又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4页。
    [25] (宋)朱长文《续书断》,载《历代书法论又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31页。
    [26] (南宋)陈槱《负暄野录》,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76页。
    [27]张同印《隋唐志盖篆书》,载《中国书法》2004年第12期。
    [28]启功著 沈培芳导读《启功论书》,第59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
    [29]注同[28]
    [30](唐)韦续《五十六种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31](元)吾衍《论篆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203页。
    [32]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2003年。
    [33] 关于蝌蚪书的名实,丛文俊先生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载《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第四章,第六节《古文蝌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徐学标先生在《两汉缪篆科斗文史书研究》一文中也有相关的厘定,可参见。见暨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导师陈初生教授。
    [34] (晋)索靖《草书势》,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35] 注同[34]
    [36] 按此墓志樊波先生有考证,可参见其《新出唐〈陆敬道墓志〉疏证》一文,载《碑林集刊》第十一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37] 王元军·《六朝书法与文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244页。
    [38]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7页。
    [39] 侯学书《草篆非字体书体辨》,载《书法研究》2004年第2期。
    [40] 详见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1977年第3期;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9、11、12期;朱活《试谈我国钱币文字的字体演变和书法艺术》,载《山东省博物馆学会会刊》,1983年。
    [41] (明)赵宦光《寒山帚谈》,《用材五》,载《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312页。
    [42] (明)朱谋垔《书史会要续编》,载《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第491页。
    [43] 赵彦辉《赵宦光资料整理与考略》,见《书法研究》2005年第7期。按,赵宦光在其著作《说文长笺》中曾云“前辈张东白作草篆,近于迂怪,亦有不可及处。”因此台湾的傅申先生在其1977年《海外书迹研究》中说“尽管人们一向认为赵宦光是这种奇特但又值得钦羡的书体的创始人,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却说有一个张东白在他之前就写了这种书体,可惜没有传下米。”见傅申《从陈淳到赵宦光的草篆》,载华人德等主编《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4]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64年。
    [45] 王元军《六朝书法与文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46] 华人德《论北朝碑刻中的篆隶真书杂糅现象》,载《华人德书学文集》,2008年。按,从目前的材料看,盛唐到中唐,甚至晚唐仍有,只是数量不多。
    [47] 注同[44]
    [48]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46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49] 《论北朝碑刻中的篆隶真书杂揉现象》,载华人德《华人德书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
    [50] 注同[45]
    [51] 赖非《崔鸿墓志铭》,载《书法艺术报》1995年4月3日。
    [52] 关于破体与字体杂糅现象的分析,见王力春《十六国北朝碑刻破体与篆体杂糅现象试析》,载《好太王碑暨十六国北朝刻石书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
    [53] 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卷三《大业杂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
    [54] 唐建中元年(780)《元怀晖墓志》,见《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壹(上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图139。
    [55] 唐天祐四年前(907年前)《武君墓志》,见《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贰(上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图264。
    [56] 李国英《异体字的定义与类型》,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7]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
    [58] (北魏)江式《论书表》,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6页。
    [59]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60] (清)梁章钜《退庵随笔》,见《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811页。
    [61] (唐)苏鹗《苏氏演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62] (清)钱泳《履园丛话》,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621页。
    [63] 《六朝别字记》,清赵之谦辑,为未竟之手稿,所收俗体字不多,凌虚为之作序。
    [64] 这13类指增加意符、省略意符、改换意符、改换声符、类化、简省、增繁、音近更代、变换结构、异形借用、书写变易、全体创造、合文。详见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第三章,岳麓书社,1995年。
    [65] 这8种方式为加不加偏旁的不同;表意、形声等结构性质上的不同;同为表意字而偏旁不同;同为形声字而偏旁不同:偏旁相同但配置方式不同;省略字形一部分跟不省略的不同;某些比较特殊的简体跟繁体的不同;写法略有出入或因讹变而造成不同。除了包括用不同造字方法为语言中同一个词造的不同的文字形体字之外,还包括了书写变异的形体。详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
    [66] 这10类包括:增加义符、省略义符、改换义符、变换声符、类化、简省、增繁、异形借用、形近而讹、整体创造。见任平、王庆章《北朝墓志俗字的形成方式》,载《好太王碑暨十六国北朝刻石书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
    [67]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
    [68]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69] 《全唐文》,卷六九,《改元载初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70] 按,华人德先生认为,“这时期的碑志都使用这些新造字,但已不能算作是篆隶真书杂体了”。见华人德《论北朝碑刻中的篆隶真书杂糅现象》,见《华人德书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我们认为,虽然这些以会意字或象形字形式的新造字,并不是许慎《说文》等字书传下来的小篆,但在碑志上书刻多以篆书形式,从字形上看与楷书不相类,故也列为字体杂糅现象之一。
    [71] 权若讷上奏恢复则天文字之事见宋洪迈所著《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唐文宗颁诏z废除则天文字之事见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 占百分之十九;隶书志盖9方,占百分之六;《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3(千唐志斋卷),收唐代墓志332方,有志盖的190方,其中楷书志盖题铭48方,占百分之二十五。隶书志盖10方,占百分之五。
    [2] 《后汉书》卷十四《齐武王演传》,附《北海靖王兴》。
    [3] (晋)卫恒《四体书势》,《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5、16页。
    [4] (南朝齐)王僧虔《论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1页。
    [5] (唐)张怀瓘《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1页。[6](南朝宋)王愔《古今文字志目》,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9页。
    [7]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
    [8] 《宣和书谱》,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1993年。
    [9] (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46页。
    [10] 《宣和书谱》,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1993年。按,目前许多书法书籍在谈到楷书时,大都引用卫恒《四体书势》中“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一句为“楷书”一体的。《辞海》、《辞源》在解释楷书时也有此弊。如《辞海》中释“楷书”:“正体书法,即真书。《晋书·卫恒传》:‘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此弊源于宋朝《宣和书谱》:“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也遂行焉、”于是乎王次仲成了创立楷书的人,而且讹误至今。
    [11] (明)张绅《法书通释》,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2000年.
    [12] 关于楷书之名在明代得以确定一说,见张金梁《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
    [13] (唐)李世民《王羲之传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22页。
    [14]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百官志三》,中华书局点校本。
    [15]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4页。
    [16]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三十四,《选举志上》。“龙朔二年,东都置国子监,明年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中华书局点校本。
    [17] (唐)张九龄、李林甫《唐六典》,卷二十一,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18]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三十五,《选举志下》,中华书局点校本。
    [19] 《宋人书论》,载《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第162页。
    [20]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二》载:“掖庭局”记“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下注:“初,内文学馆隶中书省……武后如意元年,改为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内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楷书二人……篆书……飞白……各一人。”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
    [21]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揖》,《体变第四》,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776页。
    [22] 所谓魏碑体,是指流行于北魏时期,以结体方整略承横势,斜画紧结敬侧倾斜为主要特征的楷书体。典型魏碑体出现在元魏宗族墓志中。详见华人德:《论魏碑体》,载《中国书法》1996年第3期。
    [23] 按,北朝造像记大都沿习北魏书体风格式样,呈相对的稳定性,与工匠艺技传承有直接关系。
    [24] 按,关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问题,目前学界认为是以隶书统一了六国。如郭沫若先生认为“秦始皇帝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见《郭沫若全集·考古论集》,第106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裘锡圭先生亦有相同论断:“秦王朝实际上是以隶书统一了全国文字。”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72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近年来湖南里耶秦简发现与研究为此论断提供了坚强的证据。详见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第22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9月。
    [25]注同[1]
    [26] (东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27]详见丛文俊《论隶书》,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丛刊》第43辑,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又见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第五章第四节《简牍墨迹与秦文隶变》,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28] 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谴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载《考古》1974年第1期。
    [29] 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30] 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
    [31][35] (唐)窦臮 窦蒙《述书赋并注》,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254、257页。
    [32] 除此这外,清王昶《金石萃编》载有李隆基隶书《凉国长公主碑》;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载李隆基《青城册常道观敕》前后题字四行;赵明诚《金石录》载李隆基隶书《龙角山纪圣铭》等。
    [33] (唐)窦臮 窦蒙《述书赋并注》,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254页。
    [34] (宋)米芾《海岳名言》,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61页。
    [35] (唐)窦臮 窦蒙《述书赋并注》,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254页。
    [36] (清)钱泳《书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19页。
    [37] 所谓隶楷书,是指隶书、楷书的杂揉之体。东魏、北齐迁都邺城后,墓志题铭中虽有魏碑体孑遗,但更多地继承了十六国时期铭石书隶楷错杂的遗风。北魏以后,隶楷书大量出现,并成为志石题铭书体的大宗。志盖题铭隶楷书较少,散见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也。
    [38] (明)郭宗昌《金石史》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 (清)叶昌炽《语石》,卷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
    [40] (清)杨守敬《平碑记》,卷三,民国石印本。
    [41] (唐)徐浩《论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276页。
    [42] (清)王澍《论书剩语》,载《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599页。
    [43] 注同[2]
    [44] 注同[9]
    [45] (唐)张怀瓘《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3页。
    [46] (南宋)岳珂《桯史》,中华书局,1981年。
    [47] (唐)孙过庭《书谱》,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48] (唐)张怀瓘《书断》,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49] 注同[13]
    [50] (唐)慧立、彦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133页)
    [51] 《宣和书谱》,载《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1993年。
    [52] 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8页。
    [53] (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载《嘉定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54]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台湾:庄严出版社,1997年。
    [55] (清)蒋衡《拙存堂题跋》,载黄宾虹、邓质编《美术丛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56] 启功著 沈培芳导读《启功论书》,第42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
    [57]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云:“‘《书苑》云:乃唐文皇制圣教序时,都城诸释诿弘福寺怀仁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真迹成萃其中。’今观碑中字,与右军遗帖所有者纤微克肖,《书苑》之说信然。近世翰林侍书辈多学此碑,学弗能至,了无高韵,因自目其书为院体。由唐吴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世大夫玩此者绝少。然学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尝俗也,非深于书者不足以语此。”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册,1993年。
    [58]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揖》,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843页。
    [1] (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五。中华书局点校本。
    [2] (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第五上,中华书局点校本。
    [3] (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中,2004年。
    [4] 周侃《古代书手起源考证》,载《艺术百家》,2007年第1期。
    [5] (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点校本。
    [6] 王国维《流沙坠简》,第105页,中华书局,1993年。
    [7] 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8] 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筒》,《文物》2003年第1期。
    [9] 王焕林《里耶秦简文字书法论略》,载王焕林《书法史论丛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
    [10]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蔡邕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1] 按此碑文末有“郭香察书”四字,引起历代学者议论,有认为是“郭香察”书,有人认为“郭香”察莅他人之书,更有唐徐浩《古迹记》直指为蔡邕所书,“察书”(意即检查校对)者为郭香。宋洪适《隶释》、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顾南原《隶辨》以及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均沿徐说。明郭宗昌《金石史》及赵蛹《石墨镌华》乃开始对此说提出怀疑,而认为真正的书丹者当是郭香察。近世学者,基本上已确认郭、赵之说为是,以启功先 生的文章论辩最详,见《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 (唐)令狐德棻《周书》,《王褒传》,中华书局,2003年。
    [13]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第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4] (南朝宋)刘义庆著 余嘉锡笺注《世说新语笺疏》,《巧艺》第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又,此事卫恒《四体书势》大同小异,“诞善楷书,魏宫观多诞所题,明帝立陵霄观,误先钉榜,乃笼盛诞,辘轳长引上,使就题之。去地二十五丈,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箸之家令。”这个记载也表明,书家在当时是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只是亲临书丹,辛苦实为声名所累;北朝好书风气与南朝完全相同,个中高手自不在少数,或者某些人就是那些碑刻名作的作者,只是沿续汉代书碑习惯而不署名。
    [15]此资料来源于华人德《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秦汉魏晋南北朝墓志年表》,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
    [16]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7] 载《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一,文物出版社,2001年,图125。
    [18] (后晋)刘煦《旧唐书》,卷四十三,中华书局点校本。
    [19] 刘涛《颜真卿〈郭虚已墓志〉相关问题的讨论》,载《书法丛刊》2003年第2期。
    [20] (清)董诰等《全唐文》,卷6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1] (清)钱泳《履园丛话》,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22]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十四,《皇甫湜》。中华书局,2008年。
    [23] (后晋)刘煦《旧唐书》,卷一百四十,《文苑中》,中华书局点校本。
    [24]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25页。
    [25]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李邕卷》,荣宝斋出版社,1996年。
    [26] 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7] 曾毅公《石刻考工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28] 按,近年来书法界也逐步重视这个问题。丛文俊、刘恒、华人德、刘涛等先生在文章中已经注意到刻工对书迹的影响,值得关注。如丛文俊《关于魏晋山土文字遗迹的性质与学术意义的分析》,见《丛文俊书法研究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丛文俊《北魏崔宣默、崔宣靖墓志考》,见《中国书法》,2001年第11期;丛文俊《魏碑体散论》,见《中国书法》,2003年第3期;刘恒《北朝墓志题跋二则》,见《书法丛刊》,2002年第2期;华人德《分析〈郑长猷造像记〉的刊刻及北魏龙门造像记的先书后刻问题》,见《华人德书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8月;刘涛《北齐摩崖刻经的书体与隶书大字的书刻方法》,见《文物》,2003年第5期;王元军《六朝书法与文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等。
    [29] 《礼记》,中华书局,1980年。
    [29] 陈根远《再谈陕北东汉画像石的来源问题》,载《碑林集刊》(十一),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又,邢义田先生在《汉碑、汉画和石工的关系》中也有相关的讨论,载《故宫文物月刊》1996年第7期。
    [31] (清)叶昌炽 柯昌泗著《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6,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13页。
    [32] 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第426方,线装书局,2007年。
    [33] (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吕向传》,“帝自为文,勒石西岳,诏向为镌勒使。”中华书局点校本。
    [34] 按,卫氏还有镌刻的墓志传世并书写题铭(篆盖)。如唐开元二十四年(736)《金仙长公主(无上道)墓志》,墓志署衔“梁州都督府户曹参军直集贤院卫灵鹤奉教检校镌勒并题篆额”,可见卫氏的书法水平也是很高的。载《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壹,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
    [35]李献奇《唐张说墓志考释》,载《文物》2000年第10期。
    [35] (后晋)刘煦《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
    [36] 此志2000年11月出土于陕西户县大王镇兆伦村。载刘兆鹤、吴敏霞编著《户县碑刻》,三秦出版社,2005年。
    [37] 许慎《说文解字》“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絮之方也。”
    [38]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礼志下》,1976年。
    [39]程章灿《唐代刻石官署及所辖刻工考》,载《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
    [40] 曾毅公《石刻考工录·自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页。
    [41]注同[40]
    [42]《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8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2页。
    [43]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44]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4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45]注同[17]
    [46] (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世祖纪》,中华书局,1997年。
    [47]唐长孺《魏晋至唐官府作场及官府工程的工匠》,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
    [48] 程章灿《唐代刻石官署及所辖刻工考》,见《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 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
    [49]注同[48]
    [50] (宋)米芾《海岳名言》,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61页。
    [51]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十六宗》,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827页。
    [52]沙孟海《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书法》,载《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222、223页。
    [53]华人德《分析〈郑长猷造像记〉的刊刻以及北魏龙门造像记的先书后刻问题》,载《华人德书学文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54]启功《从河南洛阳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载《启功丛稿·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
    [55] (宋)李诫《营造法式》卷十二,《雕作制度》,人民出版社,2006年。
    [56] (南宋)姜夔《续书谱》,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57]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58] 启功《从河南洛阳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载《启功丛稿·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
    [59] (东汉)《论衡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
    [60]载《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3(千唐志斋卷),《序言》,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万里编,科学出版社,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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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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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龛手镜》(高丽本),(辽)释行均编,中华书局,1985年。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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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解字部首通释》,董莲池撰,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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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魏碑体》,华人德撰,载《中国书法》,1996年第3期。
    《各种书体源流浅说》,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
    《里耶秦简校诂》,王焕林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
    《古玺通论》,曹锦炎撰,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
    《中国古代印论史》,黄惇撰,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文徵明书画简表》,周道振编著,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论隶书》,丛文俊撰,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丛刊》第43辑,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谴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袭锡圭撰,载《考古》1974年第1期。
    《唐代书法教育中的家传与师授》,白鸿撰,载《佛山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3期。
    《唐代书法风格论述要》,赵生泉撰,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期。
    《唐代篆隶的繁荣及其局限性》,张同印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1期。
    《唐御书手〈朱元吴墓志〉考略--兼议唐代的隶书》,马骥撰,载《碑林集刊》第9辑。
    《干禄仕进与唐人的书法》,王元军撰,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第3期。
    《异体字的定义与类型》,李国英撰,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中国古代书法论著的文体文学描写与书法研究》,丛文俊撰,载《书法研究》,2001年第6期。
    《关于汉代出土金石砖瓦文字遗迹之书体与书法美的两个问题》,丛文俊撰,载《出土文物与书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道学会印行,2000年。
    《北朝墓志题跋二则》,刘恒撰,载《书法丛刊》,2002年第2期
    《北齐摩崖刻经的书体与隶书大字的书刻方法》,刘涛撰,载《文物》,2003年第5期
    《北魏崔宣默、崔宣靖墓志考》,丛文俊撰,载《中国书法》2001年第11期。
    《魏碑体散论》,丛文俊撰,《中国书法》,2003年第3期。
    《从莒县所出〈傅现墓志〉略谈宋代的玉册官和御书院》,张永强撰,载《全国第七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黄河出版社,2007年。
    《隋唐志盖篆书》,张同印撰,载《中国书法》,2004年第12期。
    《唐志五书人考》,朱关田撰,载《书法丛刊》,2006年第1期。
    《书法与选官制》,王宏理撰,载《书法研究》,1998年第6期。
    《隋唐帝王的书法活动及其影响》,梅蹊撰,载《书法研究》,1999年第6期。
    《飞白书考说》,陆明君撰,载《书法研究》2002年6期
    《唐代的书法教育与科举》,孟云飞撰,载《书法研究》,2005年第2期。
    《隋唐考古》,秦浩撰,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隋唐考古》,齐东方撰,文物出版社,2002年。
    《西安郊区隋唐墓》,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科学出版社,1966年。
    《唐长安城郊隋唐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1980年。
    《偃师杏园唐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出版社,2001年。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杨宽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罗丰编著,文物出版社,1996年
    《唐代铨选与文学》,王勋成撰,中华书局,2001年。
    《唐代幂府制度研究》,王云涛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中国古代文化史》(三卷本),阴法鲁、许树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中华文明史》(4卷本),袁行霈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中国制度史》,吕思勉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
    《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陈戍国撰,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撰,三联书店,2004年。
    《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葛兆光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黄正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隋唐五代社会社会生活史》,李斌城 吴丽娱等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汉唐佛寺文化史》(上、下),张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魏晋南北朝佛教》,方立天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中国佛教文化》,方立天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隋唐佛教》,方立天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唐代工商业》,张泽咸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唐代财政史稿》,李锦绣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傅绍良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走向盛唐》,尚定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北周史稿》,雷依群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黄正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牛致功撰,三秦出版社,2006年。
    《唐代士大夫与佛教》,郭绍林撰,二秦出版社,2006年。
    《汉唐外交制度史》,黎虎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隋唐五代史》,吕思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孟宪实撰,齐鲁书社,2004年。
    《隋唐五代文化史》,孙昌武撰,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
    《汉唐文化史》,熊铁基撰,湖南出版社,1992年。
    《唐志丛识》,周绍良撰,载《文博》1986年第四期。
    《选堂序跋集》,饶宗颐,中华书局,2006年。
    《洛阳伽监记》,(北魏)杨街之著 周振甫泽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隋唐两京丛考》,辛德勇撰,三秦出版社,2006年。
    《游城南记》,(宋)张礼著 史念海 曹尔琴校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
    《类编长安志》,(元)骆天骧著 黄永年点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
    《魏三体石经古文辑注》,赵立伟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唐九卿考》,郁贤皓 胡可先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葛兆光撰,三联书店,2005年。
    《古代中国文化讲义》,葛兆光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铄古铸今:考古发现与复古艺术》,李零撰,三联书店,2007年。
    《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巫鸿主编,文物出版社,2003年。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撰,三联书店,1959年版。
    《汉碑、汉画和石工的关系》,邢义田撰,载《故宫文物月刊》1996年第7期
    《石刻考工录补遗(上)》,程章灿撰,载《古典文献研究》(1991-1992),南京大学出版社。
    《石刻考工录》补遗(下),程章灿撰,载《古典文献研究》(1993-1994),南京大学出版社。
    《两种碑刻集中的刻工资料---〈石刻考工录〉三补》,程章灿撰,载《古典文献研究》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石刻考工录补正》,官桂铨撰,载《文献》,1990年第1期。
    《石刻考工录续补》,刘汉忠撰,载《文献》,1991年第3期。
    《石学论丛》,程章灿撰,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
    《唐代刻石官署及所辖刻工考》,程章灿撰,载《第六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
    《古代书手起源考证》,周侃撰,《艺术百家》2007年第1期。
    《中国方术考》,李零撰,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
    《中国方术续考》,李零撰,东方出版社,2000年。
    《明堂制度源流考》张一兵撰,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中国天文考古学》,冯时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神话考古》,陆思贤撰,文物出版社,1995年。
    《宗教与神话》,李亦园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汉代婚丧礼俗考》,杨树达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杨宽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汉代丧葬制度》,李如森撰,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
    《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韩国河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国丧葬史》,徐吉军撰,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丧葬史》,陈华文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
    《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蒲慕州撰,中华书局,2008年。
    《中国民俗通志·丧葬志》,石奕龙撰,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丧葬文化学》,王夫子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中国符咒文化大观》,刘晓明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中国风俗通史》(11卷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尚秉和撰,中国书店,2001年。
    《图腾与中国文化》,何星亮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关于四神的起源及其体系形成》,王小盾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十二生肖源流考》,林梅村撰,载《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
    《神灵与祭祀》,詹鄞鑫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十二生肖的起源》,李零撰,载《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
    《中国十二生肖起源探微》,马昌英撰,《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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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刘宗迪撰,商务印书馆,2006年。
    《西安碑林新入藏一批唐宋墓志盖上挽歌研究》,陈忠凯、张婷撰,载《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2007年。
    《饕餮终葵神荼郁垒石敢当小考》,常任侠(?),载《常任侠民俗艺术考古论集》,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二年。
    《梦碧簃石言》,(民国)顾燮光撰,王其祎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万物》,(德)雷德侯撰 张总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
    《流沙坠简》,王国维撰,中华书局,1993年。
    《初读里耶秦筒》,李学勤撰,《文物》2003年第1期。
    《营造法式》,(宋)李诫撰,人民出版社,2006年。
    《启功丛稿·论文集》,启功撰,文物出版社,1999年。
    《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夏鼐撰,载《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
    《秦简〈日书〉记时记月诸问题》,于豪亮撰,载《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
    《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乌兰察布岩画》,盖山林撰,文物出版社1989年。
    《临淄北朝崔氏墓》,山东省文物考古所,载《考古学报告》1984年第2期。
    《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载《文物》1983年第10期。
    《试论北魏墓志的等级制度》,赵超撰,载《文物》2002年第4期。
    《中国盗墓史》,王子今撰,九州出版社,2007年。
    《日知录集释》,(清)顾炎武撰 黄汝成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
    《秦汉瓦当概述》,陈直撰,载《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
    《文史考古丛论》,陈直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碑林集刊》(1--13),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美术丛书》,邓质、黄宾虹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中国美术史》,彭德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原始美术》,牛克诚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美术·魏晋至隋唐》,鑫维诺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隋唐五代艺术美术史》,尚刚撰,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中国袄教艺术史研究》,姜伯勤撰,三联出版社,2004年。
    《历代文物装饰文字图鉴,》李明君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信立祥撰,文物出版社,2000年。
    《汉代画像石通论》,王建中撰,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蒋英炬、杨爱国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
    《武梁祠》,巫鸿撰,三联书店,2006年。
    《河南新出上汉代画像石刻试论》,常任侠撰,载《常任侠艺术考古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中国图案大系》(十卷本)。张道一主编,台湾美术图书社,1995年。
    《中国历代装饰纹样》(五卷本),吴山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中国古代石刻纹样》,张广立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唐代图案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中国祥瑞象征图说》,月生选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中国吉祥纹样》,刘秋霖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唐代墓志纹饰选编》,张鸿修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唐代墓室壁画研究》,李星明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东魏北齐庄严纹样研究》,(韩)苏铉淑撰,文物出版社,2008年。
    《洛阳地区唐代墓志花纹的内涵与分期》,徐殿魁撰,载《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隋唐墓志四神十二辰纹述论》,董淑燕撰,载《碑林集刊》第12期,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隋代墓志石上的四神与十二生辰纹饰》,周晓薇撰,载《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唐墓志刻饰》,贺梓城、张鸿修撰,载《文博》1987年第5期。
    《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纹饰考》,施安昌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2期。
    《北魏苟景墓志及纹饰考》,施安昌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
    《唐张说墓志考释》,李献奇撰,载《文物》2000年第10期
    《填写写出来的人生--由亡宫墓志看唐代宫女的命运》,程章灿撰,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
    《汉碑、汉画和石工的关系》,邢义田撰,载《故宫文物月刊》,1996年第7期。
    《石刻刻工与书学研究》,程章灿撰,载莫砺锋主编《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4月。
    《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陆明君撰,吉林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隋代书法研究》,虞晓勇撰,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唐碑研究》,王鹏江撰,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东晋南朝墓志研究》,朱智武撰,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清代碑学批评》,马新宇撰,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唐代书手研究》,周侃撰,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唐代篆文研究》,江娜撰,北京师范大学历2005年硕士论文。
    《唐代翰林书待诏综考》,王海滨撰,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两汉缪篆科斗文史书研究》,徐学标撰,暨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唐代篆书发展史研究》,孟玲英撰,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其它资料另有:《文物》、《考古》、《文物资料丛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南京博物院集刊》、《考古与文物》、《文博》、《中原文物》、《东南文化》、《文物春秋》、《中国书法》、《书法丛刊》、《书法研究》、《美术史论》、《美术研究》、《朵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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