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知识界外交思想研究-1931-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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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抗日战争的胜利与当时中国人的外交思想及制定适时的外交策略与行动有极大的关系。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学政复合体人士、报界、职业外交官)的外交思想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置于二十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人外交观念的嬗变及行动中去考察。通过对诸个案的详细的解剖,揭示了在临外敌入侵、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族意识增强、与世界交往的增多的背景下,知识界的外交思想以救亡为主旋律的时代特色及极富预测性的特征:显示出中国人以抗日战争为契机,为彻底结束中国被列强欺凌百年的历史,在外交观念上逐渐变得成熟起来。抗战后期,当救亡的外交目标基本达成后,他们又适时地提出了关于战后中国外交的构想: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与世界各国合作、互助,共同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与秩序的稳定:共同促进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体现了中国人对国际社会发展趋势认知水平的提高、立足于世界而生存的观念的增强。关于战后中国的外交构想,为战后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提供了思维与行动的框架,至今还有其指导的意义。由于职业的特点,他们提出的外交思想,上可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下可引导国民的外交舆情、行动,对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提出的外交思想是抗战时期中国人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章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章《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人的外交观》。通过对20世纪早期中国政府、国人的外交行动、学者研究近代外交史的史观三个层面,揭示出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人的外交观念主要是从自身的角度考虑,通过废约与修约的方式,达到与列强处于平等的国际地位为特点。以此观照出“九一八事变”之后因外敌的入侵中国人的外交观念与此有明显的差异的时代特色与进步。
     第二章《学政复合体人士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通过对由学入政者胡适、蒋廷黻个案的详细研究,揭示出他们基于对国家民族前途考虑,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与建议。此时他们考虑中国的外交问题,已经非常注意知己知彼,并建议政府以此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他们的外交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与特色。
     第三章《媒体人的外交思想》。张季鸾、王芸生是职业报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自觉地将报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均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自觉地将知识贡献于国族,救民族于危亡。针对中国外交问题发表了大量的主张。他们的主张理性、客观,对中日战争发展的趋势、国际政局演变的趋势均有准确的判断。他们的外交言论对政府及国民的外交舆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四章《顾维钧的外交思想》。顾维钧以职业外交家的身份,对中国战时的外交问题贡献了许多思想。他提出的外交思想直达政府高层,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五章《结论》。立足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及外交观念的变化,以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的外交思想为研究对象,探寻中国人外交观念因“九一八事变”而嬗变的历程。旨在揭示:(1)知识界的外交思想是抗战时期中国人外交思想的一部分,同样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2)经抗日战争,中国人的外交观念逐渐成熟起来,尤其是二战后期对战后中国外交“和平”与“发展”的构想,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The victory if anti-Japan invasion is related closely the Chinese diplomatic thought, actions and policy. For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 such as intellectual officials, the journalists and the diplomats, we investigate in the view of the 20's Chinese eyes. By studying the event detail, we see the characteristic of "saving country" and "reasonable rea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nti-Japan war, Chinese nationality rising and mor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which showed that the Chinese struggle for ending the china oppressed history and Chinese diplomatic thought became perfect during that time. While the goal of "saving country" reached almost in the late anti-Japan war,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 posed timely the diplomatic idea: establishing a new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the United Nations to keep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by the corporations of all nations, recover and develop economy, which showed that the Chinese got more knowledge about the development and equality in the world. This diplomatic thought supplied the thinking and behaving principle for the China communicated with the other nations and it still keeps value in recent days. Due to their position, their diplomatic thought effected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ommon people, which was much helpful to the victory of anti-Japan war. The diplomatic thought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 were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Chinese diplomatic thought in that period.
     The main idears of the chapters are as follows:
     Chapter 1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the Chinese in the early of the 20~(th) century: Behaving and study". For the three classes of the china government, common people and intellectual circle in the early of 20's before 9.18 Incident, the Chinese changed their diplomatic thought mainly through their own behavior, such as abolishing or revising no-equal treatments, which was much different to that after 9.18 Incident.
     Chapter 2 "The diplomatic thought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scholar officials ". The scholar official Hu Shih and Jiang T·F, they posed a lot of diplomatic suggestions base on their thinking of the country's destiny, their knowledge and studying. They criticized the government's capitulate policy and also gave suggestions. They studied the diplomatic policy by paying much attention on the conditions of both sides, so their diplomatic thought reflects that times characters.
     Chapter 3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the Chinese journalistic circles". The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Zhang JL and Wang YS, they connected their fate together with the destiny of the countr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a-Japan war. Using their knowledge, they try to save their country by expressing a lot of reasoning and objective propositions on diplomatic problems . Their prophesy about developments of the China-Japan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were proved right by the history. Their comments played a positive affection on the diplomatic behavior of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Chapter 4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Wellington Koo". Wellington Koo, a professional diplomat, contributed a lot of diplomatic ideas during the war, which effected directly the top class of the China government and making the china diplomatic policy.
     Chapter 5 "Concluding Remark" . Base on the developing of China and the changing of Chinese diplomatic thought since the early of 20~(th) century, by studying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 we try to fin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diplomatic thought since the 9.18 Incident in order to show that (1)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as well as the others fo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 war (2) the Chinese diplomatic thought were becoming perfect since the anti-Japan war. And the idea of the "pie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 diplomacy still have value in recent days.
引文
[1]学者称抗战时期的外交是“近代外交史研究中最为充分的一部分”(王建朗:《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04年1期的注释①);“研究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学者认为,‘苦撑待变'是国民政府的在抗战前期的基本外交方针”,“国民政府期待的。变'是指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从而加速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形成,使孤军奋战的中国获得强大的同盟军”。但在这篇义章中作者特别指出了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欧战爆发后,中国对欧洲局势的外交因应,意义重大,但除各别著作稍有论述外,绝大部分甚少涉及,也缺少研究专题。因资料缺少的关系,所以他的文章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多少有些猜测的成分在内。作者认为:按照一般研究者得出的结论,1939年欧战爆发后,欧战应该为国民政府所欢迎,因为它加速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分化组合,对中国争取民主阵营的援助有利;但仔细研究发现,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有过程的,在欧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内,国民政府并不像其后来所说的那样,期盼世界战争的发生;而是在重重疑惑和担心中度过了最初阶段。此后国民政府谨慎应对,并力图因势利导。王建郎:《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04年1期,第116页;国民政府在抗战发生后的外交观念是争取一切可以帮助我们的力量共同抗战,这些力量包括除侵略者日本之外的所有国家的力量。“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政府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外对内国策,放弃了之前的废约运动,转而将中日冲突问题诉诸国联解决。当国联处置不力、日本退出国联后,发动了热河战役、进犯长城。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中日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止。此后国民党对内全力剿共,对外则与日本修好,经济商业往来不断、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与此同时以国联为依托,与各国开展了技术合作,全力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在此期间对日本的进逼取步步忍让的策略,以培养国力(李云汉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中正先生的对日政策》一文中就持此观点。他认为,蒋介石对日本最为了解,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忍耐并默默积极地从事御侮雪耻的准备工作。作者认为:“九一八以后的局面,己形成日本独霸东亚之势,他在民国二十三年,即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于三年之内爆发”,国人应利用这宝贵时间,“开拓出一条生路”。中国六年的奋斗,走上复兴自强之路,有这六年的建设,才奠定了我们八年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强固基础。载《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1月)。“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以“苦撑待变”的国策坚持抗战,同时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争取国际社会经济上、道义上的援助,同时积极的促进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制止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战争,此后又与美英苏等国一起,共同发起并积极地促成了维持国际和平与秩序的组织——联合国的成立。由此观之,国民政府的外交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国际政局、国内政情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在野党,且处于国民政府的围追堵截的环境中,但依然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的冲突予以密切的关注,并发表自己的主张与建议,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因为共产党在1949年10月以后,成为中国惟一的执政党,所以研究、考察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及国际关系问题的思想观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从中能看出中共在战后及其执政后外交政策的原则及走向。故中国共产党的战时外交问题自然的成为抗战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其成果丰厚。除下文所列的专著外,在党史、现代史的教科书中也有不小的篇幅述及,此外尚有大量的论文。从目前的情况看,研究共产党战时外交的学者,均认为在“九一八”事变至二战结束,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因国际政局的演变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交观念的变化反应了共产党融入世界的进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本来只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国共产党外交观念的转变是与国际政局的变化、尤其是苏联外交策略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在“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之间,中国共产党自居于中华民族抗敌斗争之外,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七七”事变尤其是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美国需要利用中国的军队包括中共的军队,打击日本,中共和外部的联系多起来。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失败,苏联重新解释了这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已经由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变为反法西斯的正义的战争。据此,中共的战略也做出了重大修改。1941年7月7日发表的《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决定联合英美,改变了由中国进行“独立自主的抗口战争”的原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战。1941年12月8日,发表《中共为太平洋战争宣言》、12月9日发出党内指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在这两个文件中,中共认为“值此国际形势变化之机,从内政至外交”的政策都要改变,以适应目前形势。所以拥护反法西斯阵线的联合,主张与抗日友邦缔结军事同盟,认为英美等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中共应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这表示,从中共的外交观念上讲已经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自然的发生了改变,中国的抗战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出中国、共产国际圈子进入世界政治舞台的重大步骤”(王桧林:《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1期。杨奎松在《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一文中也指出:苏联的国际战略或对外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见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glatisong.net)。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对外关系的论述,表述了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加强与世界联系、赞同建立保障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机构的思想,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观念上已经融入世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国人外交观念与“九一八”之前的不同,有学者指出:抗战前的中国外交,专注于自身地位的改变,对国际事务,无力顾及也无发言权。在存亡绝续的民族危机面前,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和动力之下,中国的外交方针、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积极性、主动性大为增强。但是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否称得上革命,我们采取慎重的态度,但产生了新思维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变化是中国融入世界过程的大事,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大事。见王桧林:《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国际观念的变化》、王建朗:《抗战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及角色转变》,《史学月刊》,2005年9期)。
    [1]中间势力或派别包括当时一些国共两党之外的小党派,亦包括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中的某些人因所办刊物之命而被冠以某派,如新月派、独立评论派等)。对于这些人物,近来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将他们称为“第三种力量”。闻黎明在《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一书的《绪论》中说:“在国共两级之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空间。”其间“生存着的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政治目标乃至国内外政策等方面都有所距离的集团、群体,以及为数众多的以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无党派人士与自由主义分子,其中也包含国民党内的一些开明分子。它们虽然游离于主流势力之外,却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其实际和潜在作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社会走向。”“对于这一部分社会力量,目前史学界习惯称之为‘中间势力'或‘中间力量'。不过,这些名词都是在特定的国共斗争环境下使用,但它们有些活动并非与国共斗争绝对相关,鉴于本书将这些对象纳入研究范畴,故尔使用了目前还未被正式引入史学用语却具有政治属性的‘第三种力量'这一特定名词。”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0月。
    [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41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
    [3]韩泰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间派别的产生及其基本主张》,载王淇主编:《世纪风云——历史选择了人民共和国》,第9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关于中间派别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另可参见同书所载的沙健孙:《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王沛:《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是历史的必然》。
    [1]他们当中较有影响的有魏源写的《圣武记》、《海国图志》,粱廷枬的《夷氛闻记》及《粤海关忠》,夏燮著的《中西记事》及何秋涛的《朔方各乘》。由于魏源与林则徐个人关系密切,所以他写的书史实较详细,若从学术成就上讲魏源是比较好的;但即使如此,他的《道光洋艘征服记》里所记史实错误仍不少,蒋延黻曾评价说:“我们不要忘记魏默深也是时代的产物。道光时代的大学者关于西洋的知识是很模糊的,虽然默深编了一部《海国图志》。他们的历史哲学仍旧是千余年前的传统见解;‘褒贬善恶'、‘资治借鉴'。”因此,默深的《道光洋艘征服记》里面屡屡说明‘洋事转机',而史实的叙述却有许多很可笑的错误。”(蒋廷黻:姚薇元著《鸦片战争史事考》《蒋序》。文通书局,1942年。)以至于几十年后,有学者专门著书予以纠正,这就是姚薇元在1933年所著的《鸦片战争史事考》。从考证的结果看,即使如魏源这样的学者对两方世界的认识也是相当有限的。这就说明,由于时代的限制,虽然学者欲总结中外关系过程中中国何以失败的原因,以供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借鉴,但以魏源等对世界的认识与了解的程度研究得出的结论,对政府的贡献是有限的。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近代中国何以会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始终处于劣势、且变得愈加贫弱。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多,经历多次失败的中国人,逐渐地意识到仅仅靠拒绝与西方的接触,中国是不会避免被欺凌的地位。于是他们以自己所了解到的西方强大、中国贫弱失败的条件,开始了自强之路——洋务运动。但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证明了中国自强的彻底失败,而庚子事变及《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昭示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对外关系的总失败。不仅中国的百姓直接品尝到了外交失败所带来的持续不断的恶果,清政府最终成了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一致持续到清王朝的垮台。
    [2]关于“国民外交”的定义,舆论骄子梁启超在演说中曾提及:“现在世界之新潮流,曰国民外交。所谓国民外交者,非多数国民自办外交之谓也,乃一国外交方针,必以国民利害为前提也。……当此国民外交时代,凡事之行,固在政府,而所以督促政府者,则在国民审察内外形势,造成健全之舆论,以为政府后盾。”见《梁任公在国际税法平等会之演说词》,《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15 日,笫163、166页。1930年代出版的《外交大辞典》将“国民外交”定义定义为:“国民外交以国民舆论或权能,监督并督促外交当局,使外交方针与国民意志意志一致,是谓之为国民外交。”这是不同于以前的秘密外交而言。“论者或以国民外交即由国民自己参加外交;其实不然。”国际间实行之国民外交手段如下“(一)舆论——依国民之良知良能,批评外交之当否;鼓吹国际之谅解与友好。(二)限制外交权——如关于国家之重大外交事件(宣战、媾和、缔约、领土主权之变更等),常依宪法或行政之限制,使之经过种种慎重手续,然以国民大势为依归而决定之。(三)设置常设外交委员会——以备政府之咨询,或审查政府之案件。(四)公民投票——如一七九三年法国共和宪法第六十条:瑞士国一九二一年之新宪法第八九条均大致规定,举凡国家重大外交事件,均须国民以总投票之方法决定之。(五)国际上之限制——如联盟规约第十八条,凡一切条约必须向国联登记,然后经公布方能有效,是以积极防止秘密条约,而消极的促进国民外交之方法也。”外交学会编:《外交大辞典》,第733页,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
    [3]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政府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举动,可以说是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后,北京政府又开展了与列强各国的修约运动,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开始了中国主动的要求与帝国主义国家修改或解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过程。与此同时及稍后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使西方国家不得不改变对华政策,诚如时人所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实现中国之自由平等,不仅要消灭封建势力,同时更要排除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此种反帝国主义之运动,反应在外交方面”,是“态度强硬,主张激烈”(吴颂皋:《十年来的中国外交》,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民国丛书》第五编(69)])。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外交政策上仍以取消治外法权、关税自主为中心的取消不平等条约及争取国际社会的平等地位为主。由此可见这时的外交观是以中国为考虑中心,套用现下的流行用语就是一“中国中心观”在办外交。以为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就会在国际社会与列强处于平等地位,没有注意到应将世界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与中国的对外对内政策的互动问题。尤其是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周边安全问题,反而与周边的苏俄因中东路问题搞 的很紧张,也没有注意到日本对东北的觊觎(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了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担忧:他说,“当然,所有不平等条约均应废除。我想: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是中国外交部长最困难的工作。当时中国最大的外交问题,我认为是‘东北问题'。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一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要维持某些国际友善关系,以解决东北问题。”见蒋廷黻:《蒋廷敲回忆录》,第117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2003年9月)。
    [1]这可以从胡适在这一时期的日记及研究人员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与知识界的密切接触中可见一般。“七七事变”前,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极高,国民党内主战的势力渐占上风,为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进一步听取民众的意见,国民政府决定邀请各界名流到庐山共商国是,被邀者200余人。张季鸾、王芸生、胡适等均参加了谈话会,具体的内容参见贺伟:《<庐山谈话会>及<抗战宣言>发表始末》,载《炎黄纵横》,2007年第6期。
    [2]这可以从杨天石关于抗战时期的中日间秘密谈判的系列研究论文中的到证实。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载《一九三○年代的中国》(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杨天石:《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遇》,载《历史研究》2006年5期。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2期。
    [3]《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册),第680页、6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的《抗战史料丛编初辑》、《中国抗日战争大事记》(北京出版社1997年)持此中观点。袁旭、李兴仁、雷德昌、吴姜华编著的《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档案出版社1988年)也持此观点,只是将抗日战争以“七七事变”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局部战争、后期为全面战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也将“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开端(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8月)。
    [2]圆吴颂皋:《十年来的中国外交》,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民国丛书》第五编(69)]
    [3]在《独立评论》一周年时,胡适曾说:“我们自始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 公共刊物”。《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l日:蒋廷黻也曾对胡适淡过关于《独立评论》的情况:“昨夜翻看《独立评论》,觉得我们做的义章至少总可以算足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6)》(6),第3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
    [1]在学界有学者提出,顾维钧在身份确认上应归类于职业官员而非知识分子或学人。但依据笔者阅读《顾维钧回忆录》的体会,认为将其归为知识界是恰当的。况学界亦有学者对此提出论证。岳谦厚在《十字路口的顾维钧——对两难境遇中的自由主义者的考察》一文中,自然的将顾维钧认定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见《史学月刊》2002年1月。章清在《“学人外交”:从幕后到前台——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以马克斯·韦伯阐述的现代社会的“科层制”以及“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时,特别揭示了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现代官员发展成为一种特别通过长年培训,在专业上训练有索的、高品质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为了保持其纯洁性还具有高度发展的等级的荣誉”的理论,认为,“随着‘天下'向‘国家'的过度,无论足最初办理‘夷务'的‘士大夫',还是出现接受现代教育的一批职业外交家,在身份的确证上,或都不便否认其‘学人'的身份。”见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3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另岳谦厚从《顾维钧回忆录》中所提到的顾维钧对政府与政党政治的的相关表述“我是不参与政治的”,“我自从担任公职以来一贯方针,是在接受任何指示或建议采取这种或那种步骤时,先问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在为中国服务并对国家有好处。……我经常认为,一个国家能立足于世界各国之林,就必须有一个有组织的政府”。“我把中国看做一个整体。我认为这才是惟一的善为中国服务之道”等类似的言论,评论说:“他努力置身于政治和权力斗争之外,并不表明他能在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保持绝对的超然姿态或长期的超然姿态。反过来,正是他努力追寻这样一种姿态,使他得以长时间活跃于民国政坛并往往成为各派共同接受的人物”。“他和同时期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一样,承认政党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他们把自己视为‘超出常人的和独立的',只知社会与国家,而不知政党和派系,只持政见,而不持党见的一种人”:“身受两方文化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影响的顾维钧,……就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而言,作为生活予一定社会中的人,他既是‘文化人'又是‘政治人'”;顾维钧自美归国后,一直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僚,“与西方政治规范中的自由主义难以吻合,亦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等人显有不同。但肯定的一点是,近代中国知识分予对两方自由主义的接纳。是在救亡图存和富强中国等背景下发生的,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参与政治或担任政府公职,并不一定以谋取官位为终极目的,而是为了实现其思想观念与政治理想”(引自胡伟希:《理性与乌托邦——20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载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岳谦厚认为,顾维钧属于这一类自由主义者,因为他自己说:我“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中国的福利,以个人身份从事工作的”,“我之所以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并“保证根据宪法使国家事务有秩序地进行”。据此推断,“顾维钧至少在政治理念上含有自由主义的成分。就是具体行动,亦并非无迹可寻。最明显的实例是曾参与20世纪20年代轰动一时的‘好人政府',这个‘政府'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政府”。见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第190、196、205、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资中筠在《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顾维钧“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在“中国政界能保持相对超脱的地位。”《百年潮》,2000年10期。唐德刚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一文中有这样的行文:“我所谓职业外交官,不但说他一辈子的主要职业是从事外交工作,而且包括这一层含义,即他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也都是服从于培养担任外交官的目标。”即说,有专门的职业训练。(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另据《现代汉语辞典》(修订版)中对“知识分子”词条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第1612页);对“脑力劳动”词条的解释是:“以消耗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如管理国家事务,组织生产,以及从事政治、文化和科学研究等活动”(第9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综合以上的考虑,笔者将顾维钧在身份确认上归为知识界的一员是恰当的。
    [1]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第2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2]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第25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3]刘易斯·科塞(1913-?)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生于德国柏林犹太富商家庭。1941年移居美国。195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年)、《社会冲突研究续篇》(1967年)、《社会学思想大师》(1977年)。《社会冲突的功能》是其代表作。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第26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5]一个社会系统内群体之间的不和,称为内部冲突。
    [6]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第23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7]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第23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1]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第23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2]科塞关于冲突对社会的维持与整合等具有积极功能的观点,除文中阐述的有助于增强群体内部的团结外,还有如下几点:群体之问的冲突对群体内部成员间统一的增强作用,还表现在群体间的冲突将迫使各个群体用各种方式“净化”自己的成份,以清除异己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一性;有时(如现代战争时期)会促进群体内部权力的集中化,以使群体成员的行动协调一致和明确果敢:群体内部的冲突也有助于群体内部的凝聚和整合,起到一种保护、维持群体存在的“安全阀”制度的作用。见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第232、234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3]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54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4]陈廷湘在《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一文中详细地论及此点,见《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3期。另可参见朱兆华:《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4期。
    [1]2000年前后,在研究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时,一些学者“鉴于已往论者着重强调和挖掘二者矛盾的偏向”,以“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的方法,在重新建构史实的过程中发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着二重性:即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陆剑杰:《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哲学研究》1999年11期)。桑兵的《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3月)、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等文章,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者还曾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左倾,即社会主义的倾向”。朱高正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一文认为:两大思想流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并蕴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但这两大思想流派的基本主张小仅不是截然对立,甚至可以有相互会通之处(《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6期)。张太厚在总结前述学者研究方法及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30年代由于受社会主义及学习苏俄潮流的影响,自由主义者对中共依然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并且在特定语境下对中共表示了赞许,最能反应这种倾向的是《独立评论》对中共的议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共的态度》,载《历史研究》2002年4期)。
    [2]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修订版前言。见杨奎松个人网站。
    [3]罗志田:《史无定向:思想史的社会视角稗说——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白序》,《开放时代》,2003年1期。
    [1]据杨天石在《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所刊发的《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遇(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的附记中介绍说:这组文章共六篇。第一篇为《“桐工作”辨析》,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本文为第二篇:第三篇为《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四篇为《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见《中国文化》第22期;第五篇为《抗战期间日华秘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期;第六篇为《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待刊)。
    [1]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第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1]《外交评论·发刊词》(1932年一卷一期),第1、2页。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4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3]可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清末教案》(第一、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4]刘育民:《中国废约史》,第169-1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1月。
    [5]关于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历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可参见刘育民:《中国废约史》,第204-21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1月。
    [1]参见廖敏淑:《清末到巴黎和会时期的国民外交》,载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第244-27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亦可参见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第71-73页,北京:人民外交出版社,2001年12月。
    [2]国本条约包括《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两个正约及换文十三件。通称《民四条约》。由于中国人民反日呼声极高,所以,在最后签订的条约中,没有包括由日本提出的第五号七条,而由中国政府另行声明日后协商:“二十一条”第四号的内容也未被列入,而由袁世凯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声明。
    [3]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196-2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4]凡尔赛和约关于中国山东问题条款主要在156、157、158条中,将德国在战前(德国与中国在1898年3月6日签订的《胶澳租界条约》)在中翟山东享有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见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47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另,关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山东问题的交涉情况亦可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巴黎和会》,大公报出版部1934年版。
    [5]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2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1]见《大公报》1918年12月17日的《本报特告》及《大公报》1919年5月17-18日载的巴黎特约通信:胡政之:《外交人物之写真》。
    [2]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2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3]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47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4]可参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中的相关的各团体致政府及巴黎和会代表团电。泰东图书馆,1919年8月(科学出版社再版)。
    [5]可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的《巴黎和会》章,大公报出版部1934年版。廖敏淑:《顾维钧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52-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6]华盛顿会议(1921-11-12—1922-2)是美国倡议召开的讨论限制军备、太平洋及远东问题的会议。由于中国依条约力争,美英联合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迫使日本在会外与中国单独谈判中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另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第一条规定:“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华盛顿会议关于在中国之外国军队议决案》表示:未经条约许可的驻扎在中国的军队,需撤出。褚德新 梁德:《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495-51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7]《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224-2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1]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与苏俄在北京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褚德新、梁德:《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515-519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2]吴颂皋:《十年来的中国外交》,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第51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上海书店影印]。
    [3]伍朝枢(1887-1934),字梯云,广东新会人,为中国国民党内著名的外交家与法学家。清末著名的外交家与法学家伍廷芳之子。据学者研究,他是孙中山晚年与广州国民政府初期所实行的温和型“革命外交”的设计者与执行者。虽然在执行上受到许多局限,真正成就不大,而他也并未以“革命外交”相标榜,与他同时代的陈友人之标榜民族理想的强烈型的“革命外交”相当不同。在国民党内他属于中间右派。1927年4月——1927年12月,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于1927年8月13日、11月3日两次以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己届期满的条约,自当废除;1927年11月24日,为响应北京政府顾维钧依照废弃中比条约的前例,再以同样的理由废弃中国与西班牙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64年签订的中西商约),为我国南北政府协力废弃不平等条约之举,创一先例。1928——1930年间则从事中美中英废弃领事裁判权的谈判工作。1931年6月,中英双方草签了一份中英新约,与美的谈判亦达成共识。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而中断。李恩涵:《伍朝枢的外交事业》,载《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6月。
    [4]吴颂皋:《十年来的中国外交》,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第32-33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上海书店影印]。
    [1]《王正廷谈外交方针》,《大公报》(第三版),1928年6月21日。
    [2]《修约宣言全文》,《大公报》(第二版),1928年7月9日。
    [3]关于此次国民政府与列强的修约交涉及日本的从中阻挠情况,王建郎研究后认为:“日本政府应对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的政策实在过于短视”。他是将政府的这种废约政策认定为“革命外交”,同时,他还提到:有关“革命外交”的研究,当以李恩涵著的《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最为深入,但关于中日关税问题的交涉也只有千余字。作者认为,“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发动了一场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见王建朗《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的交涉考察》,载《历史研究》2002年04期。王建朗在其《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的第四章第五节讨论了大革命发展之时,英美于1926年底、1927年初分别以备忘录和国务卿声明的形式提出对华新政策,表明一旦中国出现有权威的统一政府将准备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的立场。故英美对中国关税自主的问题取合作态度,日本的阻挠行动未获英美支持。但英美对华政策并未彻底改观,中国希望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要求便遭到英美比较顽强的抵抗。
    [4]《撤废领判权将行过渡办法》,《大公报》(第三版),1929年12月19日。
    [1]梁启超:《李鸿章传》,第2-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
    [2]梁启超:《李鸿章传》,第2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
    [,3]梁启超:《李鸿章传·序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
    [4]梁启超:《李鸿章传》,第67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
    [1]梁启超:《李鸿章传》,第4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
    [2]粱启超:《李鸿章传》,第4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
    [3]刘彦:留日学生,归国后曾担任国会议员,在1922年11月的国会上领导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公开宣示废止了中日有关二十一条的协约与换文。
    [4]据《中国近时外交史》《三版序》(1921年商务印书馆版本)中提及此书的版次及增补情况:“本史初版,成于前清宣统三年六月,凡十四章。次版成于民国三年8月,增补民国成立后之外交二章,即十五、十六两章是也。自民国三年至九年,此七年间,为欧洲战争时期。……(除中日关系之外的其他史料或中外关系归于本书)编为本史三版之增加品。”有学者评价刘彦之书谓,“多取材于日本人的著作,辗转抄译而传之以我国民族主义的观点,杂揉而成,他自己并未对此等外交事件作何深入而综括性的个案研究,所以,他的著作虽能一时独擅史林,尚难称之为外交史的真正著作。”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研究》,载《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6月。
    [5]邓亦武、叶海波在《“废约”态度:北京政府、南方政府及中共之间的互动——以南方政府(1917-1927)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南北政府对峙,各派政治力量在诸多领域频繁互动。受中共废约主张与北京政府废约外交的影响,南方政府及时转变了对列强及不平等条约的态度,积极充当民众反帝运动的领导者,使自身在废约运动中取得了较大成功。同时,也对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北京政府的废约态度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牵制、相互促进,从根本上推动着当时中国反帝废约运动的发展。”《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8年4期)这一论点表明,当时中国的各政治力量在外交的观念上均以“废约”为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方法。
    [1]参见王建朗:《北京政府修约运动简论》,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132-1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2]曾友豪的《中国外交史》,是作者在上国立自治学院上课的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在1926年出版。后被列入民国丛书[(24)]影印再版。
    [3]武堉干撰述的《鸦片战争史》,据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此书实际写成于1928年。后被列入民国丛书[5(67)]以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影印再版。
    [4]工钟麒选述的《中日战争》,成书于1929年,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后被列入民国丛书[5(67)]以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影印再版。
    [5]对于中华民族历经艰苦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做法,有人嗤之为是缺乏“现代条约意识”的“愚蠢”行径,这种做法是一种狭隘的“受害情结”,只是感情“宣泄”而淡化了“理性色彩”。李文海予以严厉批驳。他认为,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他引用漆树芬先生在1926年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的《自序》所言:“帝国主义与军阀之狼狈为奸,加重我内乱,掠夺我金钱,屠戮我民命,已成不可掩之事实。而为彼等最便于勾结,最利于进攻之工具,犹当数一部不平等条约。”“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上海光华书局出版,1928年第四版,《自序》)。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这样说:“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李文海先生据此指出:这两位先生,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也迥然有别,但在不平等条约给予中华民族的灾难性后果上,却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见李文海先生为刘育民的《中国废约史》所写的《序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1月。
    [1]姚薇元著《鸦片战争史事考》的成书年代,从蒋廷敲写的序来看,当成书于1933年6月前,从其自序看当成书于1931年,[民国丛书5(67)]是据文通书局1942年版影印。
    [2]李平心(1907-1966),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治学范围颇广,涉及哲政治学、社会学、书目文献学、国际政治等。其小传及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及理论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影响、其研究关注时代脉搏与走向的情况。见胡逢祥:《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4期:胡逢祥:《不屈的史魂——李平心传》,载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4月。
    [1]胡逢祥:《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4期。
    [2]姚薇元著《鸦片战争史事考》的蒋廷黻序的第3页,1933年6月30日写于清华园。此外在蒋序中还对道光时代知识阶层对西方的认识从史学的角度进行了评论:“道光咸丰时代中国士大夫著书论当时的外交者共有四人:《圣武记》、《海国图志》的著者魏源,《夷氛闻记》及《粤海关志》的著者梁廷枬,《中西记事》的著者夏燮及《朔方备乘》的著者何秋涛。四人之中,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最高者要算魏源:[因其与林则徐关系密切,故写出的史实较详细。]是故他这《圣武记》里面的《道光洋艘征服记》自然值得我们注意。”“所以,从学术和经验上看,魏默深实有作鸦片战争的史家的资格。他的这篇《道光洋艘征服记》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魏默深也是时代的产物。道光时代的大学者关于西洋的知识是很模糊的,虽然默深编了一部《海国图志》。他们的历史哲学仍旧是千余年前的传统见解;‘褒贬善恶'、‘资治借鉴'。”因此,默深的《道光洋艘征服记》里面屡屡说明‘洋事转机',而史实的叙述却有许多很可笑的错误。这是蒋廷黻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讨论该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问题,是对当时学者治史目的或日历史哲学的评价,同时他也提出了研究外交历史,必须参阅中国的官方记载、西方的有关此事的历史记载,才能了解历史的真相,否则只能是片面的、可笑的。研究外交史必须要了解中国的及世界上其他相关国家的对此事件的记录、观点,这样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以确定我们的政策及相关的处理方式。另在此书的郭廷以《序》中,他还对研究外交史的人利用中外档案材料进行了肯定并对之前研究外交史的中外学者没有这样的条件而导致的研究缺陷表示了遗憾并对姚薇元利用中外材料研究中国的近代对外关系的重大事件予以赞扬:因为“这完全是受时代环境事实的限制。中国学者固然不能利用西洋的材料,且不得多见自己的文献”;“西洋的学者比较上虽易于看到他们的档案,然而无法参证中国的典籍。中国学者有中国的传统成见,西洋学者又何尝没有他们的偏执立场。”“近十年以来(1925-1935年),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历史学者,差不多已能补救这种缺陷,最少是在史料的运用方面。不过在这种新趋势中又包含着一种新危机,有时难免过重洋货,轻视国产。以外来的偏执立场,代替固有的传统成见。例如林则徐琦善同为鸦片战争的中心人物,前人评议大都同情于林,对于琦善则极力斥责诋毁,绝少恕词。西洋史家的论调恰好相反。若干的新史学受了这种暗示,于是发生林琦外交优劣论,来作翻案文章。”“姚薇元先生根据新发现的中国资料,及第一流的西洋著作,将魏记逐句为之考覆订正,翔实公允。不唯没有我们前述的缺点,同时又可纠正过去中国一般的错误观念:不唯告诉大家以明确史事,而且指示有志斯学者以方法途径。这种工作,真是嘉惠后学不浅”,是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公允正确的论述之书。
    [1]陈恭禄(1900-1966),历史学家。江苏丹徒人。192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任金陵大学俄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历史性教授,专于中国近代史。著有《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百年史》、《日本全史》、《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其中,《日本全史》、《印度通史大纲》两本书填补了当时高等教育教学教科书的空白。[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特别网站]
    [2]在此书的自序中作者叙述了此书完成于1932年多次再版的情况。由于写作的严谨,被收入“大学丛书”。
    [3]这是作者针对当时一部分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的著作中存在的为宣传反帝侵略、激起民众爱国心,在某种程度上片面看待史实现象的批评。强调史学家写历史应实事求是。
    [1]此书上卷据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影印,中卷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影印[民国丛书2(27)]。
    [2]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35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3]他在序言中提出若想建立真正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学科,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就中国外交史现在的学术状况而言,前途的努力当从两方面下手。甲午以前,我们当特别注重中国方面的资料。因为中日战争以前,外国方面的史料已经过相当的研究;又因为彼时中国的外交尚保存相当的自主:我们若切实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上用一番功夫,定能对学术有所贡献。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安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往往不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加之近数年来西洋各国政府及政界要人对于欧战前二十余年之外交,多有新材料的贡献。内中有关中国而未经过学者的研究的颇不少。这种工作正待余人的努力。”“因以上各种原故,我编了这部书。上中二卷,专论中、口之战以前的历史;材料专采自中国方面。下卷论下关条约以后的历史;材料中外兼收。”此外,他还谈到了搜集资料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及注意事项:本书选择材料的表准有三。(一)择其信。但“但读者应该记得,原料亦非尽可信。用文字来粉饰事实是中国人的特长,尤其是官吏的特长。关于这点,本书各节的引论略有说明。”(虽‘择其信',但又表示出对材料的怀疑精神,强调辨别史料的真伪、或日‘可信度'。在每节中所搜集的材料前,均由说明。有考释的性质存在。这也是蒋氏所搜集材料不同于他人的特点之一,不是简单的材料汇编,而有考异的工作在其中。是作者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的体现)(二)择其要。(三)择其新。许多外交公案久为人所共知,且其要旨已经编入通常书籍,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下关条约等。此类材料无须重刊。本书偏重原料之有新知识的贡献者。
    [1]蒋廷黻编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自序》。
    [2]这是蒋廷黻以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的历史,也是以中外比较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他的这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可概括为“冲击——反应”。另外,这一部分,也体现了作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的观点:他认为,同治光绪时期才是中国近代历史初期,是“应付大变局”,方案是以‘自强'为目标的现代化——洋务。但结果是失败,是近代化的失败。反观日本,以甲午战争为验证的机会,则证明了日本以‘自强'为目标的现代化的成功。
    [1]张忠绂:毕业于清华学堂,后官费留美,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重点在欧美与远东的国际关系。归国后,1931年担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在留学及归国后写了多部关于国际关系的著作,《中华民国外交史》初版于1936年。抗战爆发后,进入国民政府从政,最初与胡适等一同赴美欧等进行抗日的宣传工作,后任外交部美洲司司长,后转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后驻美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以后被任为联合图官员之一。可参见张忠绂的回忆录《迷惘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6月。
    [2]关于此书的写作原因、内容的取舍及出版情况、再版情况,作者在1942年的再版《自序》中有有一说明:“作者于抗战军兴前,在北京大学教读时,原有一比较远大计划,拟以十数年或数十年之时间完成中国近代外交史全部。在当时(1936年时),蒋廷黻先生正从事于清季外交之研究,故作者为避免工作重复并顾及读者之需要计,特先致力于辛亥革命以后之外交。”“民国25年春(1936年),《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完成,由北大出版部印行,于秋季起始发售。该书内容叙述自1911年至1922年之中国外交。民国26年7月,抗战军兴,北京大学南迁,其所印行之《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除一小部分售出者外,均在平遗失。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作者因故赴美。返国后,作者因环境关系竟暂时脱离教读生活,以至无暇顾及本书之再版问题。近数年来,各大学中教授中国外交史之友人,常有以此书相询者,盖因坊间已无法购得。作者因此遂思及.或有将本书从速再版之必要;遂即由正中书局收印,实则本书初版销售未久即遭遇七七事变,以致在平遗失,故此次再版应与初版无大区别。……在他日抗战胜利结束以后,作者自希望能继续完成中国外交史全部。”另关于此书的出版及写作情况,在其回忆录《迷惘集》中也有交代。
    [3]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一),第30页,大公报出版部,1932年。
    [4]钱亦石(1889.12.21-1938.1.29)湖北咸宁人。原名钱城,字介磐,笔名啸秋、史庐、谷荪、白沙、石颠、巨涛、楚囚等。著名政治学家进步社会科学家。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常委兼宣传部长,主办党务干部学校。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从事理论研究。1928年转赴苏 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1931年12月回国,先后任上海法政学院,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事务工作繁重,抱病工作,终因病情恶化,治疗无效;不幸于1938年1月29日逝世,时年49岁。[本介绍转自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网页]
    [1]从目录的编辑、安排看:除第一章绪论外,从第二章至第四章,似乎是考虑或研究以资本主义对华的入侵为中外双边或多边关系得主动方,而中国只是被动地反映、盲目地采取应对措施:从第五章至第八章看,似乎是在表明此后中国的外交主动意识的觉醒:在争取主动外交、争取权利,不再屈服或听从帝国主义的安排或高压政策,开始有了中国自己的外交主张。
    [2]张仲实1938年9月1日在汉口为《中国外交史》写的《序言》第2页。
    [3]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1-2页
    [4]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2-3页。
    [5]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3-4页。
    [6]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4-6页。
    [1]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6-7页。
    [2]此观点、见解不同于一般学者或国民,非常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这一说法是反传统的、反习惯的,逆向思维的方法,从另一侧面考虑中国的弱田地位的形成与外交的关系。
    [3]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9-11页。
    [1]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3页。
    [.2]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8页。
    [3]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12页。
    [.4]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22页。
    [5]据宫明的粗略统计,从民国初至1949年的三十多年间,这类的列强侵华史、外患史、国难史、外祸史、近代外交史、中外双边关系史、近代革命史之类的著作,约130部之多、文章约300篇。《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选》,第1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1]见蒋廷黻著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的《序言》及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的《第十九篇》、王芸生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的《序言》、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的《序言》。他们都特别强调了中国的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不能感情用事、不能被民族主义情绪左右,要进行纯学术的研究。
    [2]从1929年起,故宫博物院陆续影印了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的外交文件,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后又有私人王彦威、王亮父子所编的《清季外交史料》(从光绪至宣统清亡为止)的刊布。中国公布的外交档案,提高了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层次,可以说“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蒋廷黻:《<清季外交史料>序》。
    [3]蒋廷敲:《蒋廷黻回忆录》,第135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9月。
    [1]关于学人介入政治活动的情况,近年来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现代学人的学术活动及其介入公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问题。认为,学者从政现象,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衍生的“精英意识”,筑起了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从而导致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这些年,学术思想界努力在发掘守望学术理想的读书人。平心而论,那个年代确难找出几个真正与政治无涉的读书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报刊或团体有某些联系。”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载《历史研究》2002年04期。
    [2]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学者进入中国外交界对中国外交事务的影响力问题。参见章清:《“学人外交”:从幕后到前台——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此文认为,“胡适作为学人介入到外交事务中,由于打破了以往的平衡,相应的也使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值得关注的是,从职业外交官的要求来说,胡适当然不具备担任驻美大使的重任,但胡适算是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使命,无疑表明影响中国外交事务的,还有其他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胡适最后在卷入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后不得不黯然退出外交舞台,则更深刻说明影响中国外交事务的,是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演进过程中逐渐抬升的‘党文化'。”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358-3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3]本文在结构的安排上将胡适置于蒋廷黻之前,是基于如下的考虑:本文研究的断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这段时期内胡适、蒋廷黻都担任过国民政府的驻外大使,蒋廷黻担任的是驻苏大使(1936.1938),胡适担任的是驻美大使(1938-1942):若从时间的先后来考虑安排,则蒋廷徽应在先;但若从任职事件长短及在整个的抗战时期政府对美、苏的重视与依赖程度看,则在结构的安排上将胡适部分内容置于蒋廷黻之前考虑是比较恰当的。谨此。
    [4]“九一八事变”后,北京高校的部分教授,决定办一份杂志,以刊登自己的关于内政、外交、文化等建设方面的主张。在《独立评论》的引言中明确表示了编者的态度与用心:几个朋友“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个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刊物叫《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以《独立评论》为中心刊发文章的人,学界一般将他们成为“独立评论派”。其实,以“独立的精神”标榜自己办刊物、发表言论精神的不只是《独立评论》,早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出版时,就在《本社同人之志趣》中标榜《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为“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目的是“应绝 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这与《独立评论》所标榜的“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的精神是一致的。
    [1]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载《胡适传记三种》,第16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
    [2]吴相湘:《民国百人传》《自序》,第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再版。
    [1]《胡适传记三种》,第1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
    [2]胡适的生平,具体可参见《胡适传记三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三种传记的作者胡不归、毛子水、吴相湘,均是胡适的学生;胡适生前对他们三人各有评价)
    [3]据薛念文在《<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民国档案》2007年3期)中提及,关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的责任问题,蒋介石的日记也提供了一些一手资料,在事变的当天,蒋介石并不知道消息,所以也就无从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另在此文中还提到随着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公开,明确了当时的“不抵抗令”下达者是张学良本人。冯筱才的《“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2期)、徐畅的《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史学月刊》2003年8期)认为:张学良对于不抵抗应该负主要责任。
    [4]《中央对日已有决心》,《民国日报》,1931年9月23日。
    [5]《国府告全国国民书》,《民国日报》,1931年9月24日。
    [1]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5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2]梁碧莹:《书生大使·序》,第1页。莫高义著:《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
    [3]据学者研究,太平洋国际学会是成立于1925年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民族等。主要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后期。会员主要来自学术界、教育界:还有部分商界、新闻出版界、社团、法律界等。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从第二届会议起,将学会的关注点放在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国外交问题,特别是中日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界会议时,对中国外交关系的讨论已经占了会议日程的一半。后来,太平洋国际学会被作为国民外交机构引介到中国。应中国分会之邀,第四届会议于1931年10月在中国举行。1931年夏天,胡适的朋友徐新六代行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职务。1932年,胡适被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徐新六为副委员长。抗战爆发后,从1939年起,官方势力深刻地介入了中国分会的活动。政府为加强国际宣传与联络,拨款支付中国代表出席会议费用,并指导其言行、同时派官方代表出席会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太平洋国际学会也邀请各国政府代表参加学会会议,使会议带上了一定的官方外交的色彩。参见张静:《国民外交与学术研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基本活动及其工作重心的转移(1925-1933)》,载《一九三○年代的中国》(下卷),第771-78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另据《大公报》驻美记者报告的第八次太平洋学会(1942年12月4日——14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情况,证实了各国官方对此会的介入:这次“各国都有政府方面的人员参加,他们是以个人资格出席,并非代表政府。这一次会场里发现不少位和各国外交部有关的人员,如同徐(淑希)博士,他是我国外交部的顾问兼亚西司司长,其他如洪贝君是美国外交部的顾问,哈米尔顿君是美国外交部的远东司司长,其他各国亦有以私人资格出席的官员。”此次会议讨论的与我国有关的是“各国对于我国在联合国作战上的地位问题都表重视。……英美必须彻底与我国合作。各国代表对此颇为感动,提议立刻召集联合国会议,讨论作战方略和战后问题。又提议请英美代表向各该国建议,予我国在现有的国际机关上有充分发言的权利。”同时,参与此会的各国代表也一致的赞同取消不平等条约,而此时各报已经刊登了英美与中国订立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有关特权条约的消息。严仁颖:《旅美鳞爪》,第36-37页,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
    [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69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美]余英时著:《重寻胡适历程》,第3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梁锡华选注:《罗文干致胡适》《胡适秘藏书信选》,第57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3]关于胡适的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其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他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言论更是学界研讨的热门话题。此类成果甚多,恕不在此罗列。
    [4]《中国亟宜宣布对日整个方针》,《大公报》《社评》,1931年12月6日。
    [5]梁锡华选注:《唐有壬致胡适、陶孟和》,《胡适秘藏书信选》,第47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1]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独立评论》(5号),1932年6月19日。
    [2]梁锡华选注:《胡适致罗文干》,《胡适秘藏书信选》,第54-55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罗文干当时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外交部长)。[从罗文干回复胡适的信看,胡适是多次向政府的有关人员提出与日本直接交涉的问题。罗文干也认为此办法是对的,但认为时机已过。见《罗文干致胡适》,《胡适秘藏书信选》第56页]。
    [1]胡适:《我们可以再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44号),1933年4月2日。
    [2]徐炳昶:《西安通信》,《独立评论》(46号),1933年4月16日。
    [3]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46号),1933年4月16日。
    [4]董时进:《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大公报》,1933年4月3日-4日。
    [5]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46号),1933年4月11日。
    [6]胡适:《解决中、日的“任何悬案?”》,《独立评论》(102号),1934年5月27日。
    [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531-53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8]梁锡华选注:《胡适致翁文灏》,《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25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1]对于胡适所提出的对日和谈,以“有代价的让步”为条件的问题,杨天石有专门的研究。杨天石以台湾“蒋介石档案”中的有关胡适、陶希圣的至蒋介石书及二人的关于《中日外交意见书》及在1935年6月致王世杰函、《民国档案》1996年1期所刊登的《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记录》等材料研究后认为,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对于胡适建议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法,作者认为“作为学者的陶希圣、胡适糊涂,而蒋介石却比较清醒”。因为蒋介石确信“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可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但胡适执迷不误”,在致函罗隆基时告知致王世杰信中的内容。但在胡适得知蒋介石决心抗战后,便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见杨天石:《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6期。
    [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69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70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70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70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70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7]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四),第1612-1613页,台北:联经。(胡适晚年无意中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说:“我记得当时曾对蒋先生说过,如果决定全面抗战了,我们不怕失败,不怕牺牲,只要能够支持到三四年之久,才能引起国际的变化,我们的民族才有翻身的机会。”)。
    [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71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梁锡华选注:《胡适致蒋廷黻》,《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48-149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1]梁锡华选注:《汪精卫致胡适》,《胡适秘藏书信选》,第70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2]粱锡华选注:《汪精卫致胡适》,《胡适秘藏书信选》,第75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四),第1173页,台北:联经,1984年。
    [4]梁锡华选注:《胡适致汪精卫》,《胡适秘藏书信选》,第78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1]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78号),1933年11月26日。
    [2]梁锡华选注:《胡适致汪精卫》,《胡适秘藏书信选》,第79、77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1]胡适:《国联大会的两件事》,《独立评论》(120号),1934年9月13日。
    [2]关于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问题,可参见张力的《顾维钧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国联的技术合作》-文,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胡适:《“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独立评论》(98号),1934年4月29日。
    [4]胡适:《述一个英国学者的预言》,《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年4月29日。
    [1]胡适:《今日的危机》,《独立评论》(99号),1934.年5月6日。
    [2]“广田三原则”:A、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B、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C、中国北边一带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须共商有效办法。对此,中国外交部在1936年1月22日公布并正式声明不予承认。但4月5日同盟社东京电,又有“中日外交之调整仍按三原则办理”的话。
    [3]胡适:《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独立评论》(197号),1936年4月19日。[胡适的这篇文章引起极大的反应,故在《独立评论》(200号),1936年5月10日,发文解释]。
    [4]胡适:《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独立评论》(200号),1936年5月4日。
    [5]《大公报》,1935年1月23日。
    [1]《大公报》,1935年2月21日。
    [2]《大公报》,1935年6月11日。
    [,3]胡适:《无不纳闷,都有些伤心》,《独立评论》(154号),1935年6月9日。
    [4]胡适:《中日提携,答客问》,《独立评论》(143号),1935年3月25日。
    [5]胡适:《警告日本国民》,《独立评论》(178),1935年11月24日。
    [1]粱锡华选注:《胡适致汪精卫》,《胡适秘藏书信选》,第79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78号),1933年11月26日。
    [2]胡适:《国际危机的逼近》(J),《独立评论》(132号),1934年12月23日。
    [1]胡适:《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独立评论》(230号),1937年4月18日。[胡适的这种观点在1936年秋访美期间到处宣讲。主要是谈日本在东亚的武力扩张及其对太平洋地区形势的影响。后成文《太平洋的新均势》一文刊于纽约的《外交季刊》1937年1号。后增减改写刊登于《独立评论》]。
    [2]旭生:《和与战》,《独立评论》(52-53合刊),1933年6月4日。
    [3]梁锡华选注:《胡适致罗文干》,《胡适秘藏书信选》,第54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4]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四)《编者按》,第1160页,台北,联经1984年。
    [5]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52-53合刊),1933年6月4日。
    [1]《北方时局》,《大公报》《社评》,1935年12月27日。
    [2]胡适:《我们要求外交公开》,《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2月29日。[《独立评论》(184号)转载,1935年12月27日]
    [1]胡适:《再论外交文件的公开》,《独立评论》(187号),1936年2月9日。
    [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50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509-51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2]张忠绂著:《迷惘集》,第117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
    [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51-15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45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2]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76页,台北:联经,1984年。
    [3]参见:《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独立评论》(230号),1937年4月18日。[胡适此次演讲的内容后成文《太平洋的新均势》刊于纽约的《外交季刊》1937年1号。]
    [1]可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七)中的《第四次出国日记》,第599-62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关于中国的抗战战略,1938年11月11日蒋介石的日记有明确的记载:“我之对倭,在以我之毅力与信心坚持到底,有此坚忍不拔之志,必能取得最后胜利。对外则望英美联合,激起国际干涉,使敌独霸东亚与征服中国之野心丧失是也。”但由于当时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盛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官方的及民间的渠道说服美国政府取消《中立法》而对中国的抗战以援助,并对日本予以制裁。所以,从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了国际宣传工作。其中对美的国民外交工作,国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精力。参见:[日]土田哲夫:《抗战初期中国的对美“国民外交工作”》,载《一九三○年代的中国》(下卷),第473-4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陈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第八章战时国际宣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70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四),第1614页,台北:联经,1984年。
    [4]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1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张忠绂著:《迷惘集》,第11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
    [2]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1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3]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1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4]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2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7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1937年10月1日,在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发表的演讲,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17-1620页,台北:联经,1984年。
    [2]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24页,台北:联经,1984年。
    [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25页,台北:联经,1984年。
    [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3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7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2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7]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2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77-7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24页,台北:联经,1984年。
    [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4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4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4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4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6]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1934-1949)》(中),第7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7]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3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11-2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2]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3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7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8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张季鸾:《胡大使抵美》.《季鸾文存》(下),第89-90,天津:天津大公报社,1947年。
    [2]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3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3]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3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4]《胡适言论集》(乙编),1952年12月28日在《台东县文化座谈会上答问》纪录;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1页,台北:联经,1984年。
    [1]张忠绂:《迷惘集》,第11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
    [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8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7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4]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3页,台北:联经,1984年。
    [5]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3页,台北:联经,1984年。
    [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20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207-21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24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美国政府的外交官对华政策是有分歧的。有学者分析认为,美国初期对中国的抗战同情多于援助。直至1939年初,日本占领南沙群岛,逼近美国属地菲律宾,才使美国的外交官们意识到,日本的盲目扩张将会有损于美国的利权。这样美国务院达成共识“若中国崩溃,美国将更辛苦”。这样才通过废止1911年所签订的美日商约的决定,并于次年生效;随后又冻结日本在美的资产。这是美国间接援华的表现。学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状态,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的高层中缺乏中国通、日本通,这导致他们在判断中日之间的战争性质及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时发生错误。见王纲领:《抗战前期美国外交官对华政策的分歧》,载《一九三○年代的中国》(下卷),第461-47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
    [2]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49-1750页,台北:联经,1984年。
    [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19页,第1745页,台北:联经,1984年。[我们从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得知,此一年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谈判纯属战略性的,只为争取时间。因为美国已经破译日本电报密码,决定发动战争]。
    [1]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21页,台北:联经,1984年。
    [2]李青来:《罗家伦讲“当国家艰危时的胡适先生”》,《中央日报》,1962年3月2日。转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第1746页,台北:联经,1984年。
    [3]李青来:《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中央日报》,1962年3月1日。转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46-1747页,台北:联经,1984年。
    [4]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57页,台北:联经,1984年。
    [1]陈之迈:《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第一手资料》,载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第47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中国抗战的展望》,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79页,台北:联经,1984年。
    [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85页,台北:联经,1984年。
    [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290-30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30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2]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09页,台北:联经,1984年。
    [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77页,台北:联经,1984年。
    [1][美]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第5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417-41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蒋委员长告国民书》,《大公报》,1938年11月1日。
    [2]对于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后对日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杨天石研究后认为:淞沪抗战后,蒋介石决定调整战略战术。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详见杨天石:《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学术探索》,2005年3期。
    [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2页,台北:联经,1984年。
    [4]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6页,台北:联经,1984年。
    [5]胡松平先生后来提到此次借款速成的原因说:是由于渗透到美国内政、外交、财政各部门的俄国间谍的帮助。在武汉会战时,俄国怕我们不继续打下去,日本的力量转过去对付他,所以苏俄全力支持我们。到1950年时胡适才明白当年怀特帮忙的真正原因。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6-1658页的编者附记,台北:联经,1984年。据记载,从1940年夏天起,关于向美国寻求贷款事宜由蒋介石的个人代表(特使)宋子文(1894-1971)担任。胡适以大使身份负责办理借款事宜的使命完成。
    [1]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5页,台北:联经,1984年。
    [2]关于《中立法》的制定及对美国二战前期对外政策的影响、《中立法》所反应的美国对美国本土以外的战争的态度及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的关系等问题,可参见如下的文章:(1)赵文莉:《孤立主义势力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6年4期;(2)易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中立法述评》,《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1期;(3)凌晓华:《论二战前夕美国“中立法”的修订》,《甘肃高师学报》,2000年1期;(4)李广民:《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研究》,《山西师大学报》,2003年1期;(5)王中文:《从“中立法”到“租借法”——二战时期美国军火贸易政策探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4年4期。
    [3]周质平编译:《不思量 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4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4]1939年8月10日在密歇根州安纳伯远东事务研究院演讲《中国抗战的展望》,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73页,台北:联经,1984年。
    [5]1939年12月5日在纽约市政协会演讲《中国目前的情势》,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95页,台北:联经,1984年。
    [1]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45页,台北:联经,1984年。美国已破译日本密码,决定发动战争。参谋长马歇尔认为签署协议只为争取时间
    [2]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45页,台北:联经,1984年。
    [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45-1756页,台北:联经,1984年。
    [4]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48页,台北:联经,1984年,罗斯福语。
    [5]罗家伦:《当国家艰危时的胡适先生》五十一年三月二日《中央日报》;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48页,台北:联经,1984年。
    [6]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76-1777页,台北:联经,1984年。
    [7]周质平编译:《不思量 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5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另:在同一天与韦莲司的信中,胡适还提到一件事,就是对于胡适的去职,一些人感到遗憾:“让我惊讶的是许多好意的社论和私人的信函都对我的去职表示真挚的遗憾。这让我觉得,此时正是我去职最好的时机”。这一私人的信函当指郭泰祺1942年10月28日请人带给他的信件。“兄持节四年,誉满寰瀛,公在国家,一旦去职,中外同深惋惜。其难进易退有古人风,尤足为士林矜式。而弟于惋惜之余,颇有吾道不孤之感。……友好中谓此次之事‘其戏剧性不减于去年十二月之事'。(指郭泰祺的外交部长忽然被免职)。弟意二者固不可相提并论,国人之骇异可见一斑矣。近阅报载言美各大学纷纷请兄留美讲学。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请,似较‘即作归计'为愈。因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七)第482-383页。另据王芝琛在《一代报人王芸生》中披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在12月20日通过了一个《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借题发挥,写了一篇《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发表在12月22日的《大公报》上,其中提到整顿吏治的问题。说“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现当国家如此艰难之时,他的衙门还是箕距办公,而个人如此排场享受,于心怎安?另闻此君于私行上尚有不检之事,不堪揭举。”文中“某部长”,当指外交部长郭泰祺。当时正值五届九中全会,蒋介石当即提议将郭泰祺撤职,而以宋子文继任外交部长。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91-9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1]梁锡华选注:《胡适致罗文干》,《胡适秘藏书信选》,第54-55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2]梁锡华选注:《胡适致汪精卫》,《胡适秘藏书信选》,第79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另参见本书的《汪精卫致胡适信》,第70页-72页)。
    [3]梁锡华选注:《胡适致蒋廷黻》,《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48-149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509-51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36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69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2][美]余英时著:《重寻胡适历程》,第3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416-41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940年10月31日日记,所保存的《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使节之旅引起东京怒火》:此报道主要是转述《日本时报》指责美国国务院在幕后支持胡适大使巡回演讲是可以激起群众对日本的仇恨,胡适正在把美国引向战争]
    [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20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2][美]余英时著:《重寻胡适的历程》,第5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42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1]转引自傅安明:《略谈胡适使美的成就》,载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第27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可参见:莫高义著:《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美]余英时:《重寻胡适的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耿云志:《学者大使》,《民国要人剪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史翼:《胡适出使中国驻美大使》,周乾等主编:《涉外史事》,第21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胡明:《胡适驻美大使任上的工作实绩及其评价》,《齐鲁学刊》1996年5期;高全来:《胡适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思想及其活动》,《人文杂志》1996年3月;史义根:《再评胡适使美》,《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2002年5月:胡明:《抗战前夕胡适反日思想探微》,《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3期;万华、张国华:《学者大使胡适》,《21世纪》,1997年5期;史义根:《胡适使美评价研究综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2002年3期:刘凯:《备受美国朝野敬重的外交家》,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二十八期;陈之迈:《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第一手资料》,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二期;傅安明:《略谈胡适使美的成就》,载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77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2]学者研究认为:“外交方面,他主张对日妥协的同时,积极主张对苏复交。其内政、外交主张得到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赏识,因而受到重用,投身政治”。见任骏:《抗战前蒋廷黻的内政外交主张简述》,《民国档案》,2004年4期。
    [3]对于蒋廷黻的这一学术取向,吴相湘评论说:蒋廷黻先生自幼受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问政从政,只缘学以致用”,他是“书生报国”的典型。是将“学问”“事功”融合为一的人。见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一册),第257、25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陈之迈评价他说:蒋廷黻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投身政治,他甚至批评知识分子鄙视政治之不当。他为人天真,“绝不是热中于高官厚禄的人”,“他的态度不属于中国文人传统的类型,既不自鸣清高,也不热中仕进。但是政府既然征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见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第8、150、15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
    [1]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29-130、133-138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9月。其中邵循正所写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史系时的毕业论文,研究院印为单行本内部发行。论文是遵循导师蒋廷黻的主张:研究中外关系史要尽可能地利用中国自己的档案、资料,在结合参照外国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邵循正的这篇是作得最成功的一篇。此文后被河北教育出版社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出版,由张寄谦撰写《叙录》。《叙录》称:此书至今还是“研究中、法、越关系和中法战争的重要学术著作之一,也是邵循正毕生耗费心力最多的著作。”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第39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34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3]蒋廷黻:《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独立评论》(第59号),1933年7月16日。
    [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小序》、《总论》第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5]蔡乐苏、金富军:《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页,2005年第1期。
    [6]关于其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的形成问题,可参见:蔡乐苏、金富军:《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16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9月。
    [2]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16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9月。
    [3]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17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9月。
    [4]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17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9月。
    [5]20世纪50年代,蒋廷黻在台湾《中央日报》印行他刊发在《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1932年12月北平)上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文的“小引”中说:“二十五年前,我曾试对外交当局贡献意见。我说过:‘东北问题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之下,而其困难反有过而无不及。我们应该早为预备。'我那时在南开大学教书,不但未入政界,并且没有意思参加政治。我的建议不过根据我的研究,提出来以供当局参考。”见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大纲》,第9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6]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17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1]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22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2]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21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3]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23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4]蒋廷黻:《参加国难会议的回顾》,《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5]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42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6]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42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7]蒋廷黻:《九一八的责任问题》,《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1]蒋廷黻:《九一八的责任问题》,《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2]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41-142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3]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42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4]蒋廷黻:《蒋廷敲回忆录》,第143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5]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42-143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6]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42-143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另可参见蒋廷黻:《外加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
    [7]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44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1]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52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2]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42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3]蒋廷黻:《外交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
    [1]蒋廷黻:《外交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
    [2]蒋廷黻:《外交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
    [3]蒋廷黻:《外交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
    [4]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直接指出谁在利用舆情搞党派活动,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反感利用舆情搞党派活动的。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不仅明确指出这样的人就是汪精卫一类,而且对利用群众的爱国心搞党派活动的行为再次进行了谴责。他回忆了汪精卫在野与在朝时期对群众爱国行动的不同态度:“他任行政院长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发动过学生要求对日作战,以增加政府的困难。政客们为了争权会做出许多奇怪的事,但是用和战问题当手段,我认为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汪为了他个人的理由也不愿对日作战。但是他在野时拼命煽动战争,一旦掌权时又要大家维持和平,似乎是缺乏爱国心和对国家的真诚。”见《蒋廷黻回忆录》,第153-154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岳谦厚在其著作中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危险的外交境遇及其与党派政治与斗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和危害程度有一定的论述。见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第69-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5]蒋廷黻:《外交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
    [6]蒋廷黻:《外交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
    [1]汤中:《论文化外交》,《外交评论》第二卷八期(1933年)。
    [2]蒋廷黻:《东京的警告》,《独立评论》(第61号),1933年7月30日。
    [1]蒋廷黻:《亚洲的门罗主义》,《独立评论》(第56号),1933年6月25日。
    [2]蒋廷黻:《东京的警告》,《独立评论》(第61号),1933年7月30日。
    [3]蒋廷黻:《东京的警告》,《独立评论》(第61号),1933年7月30日。
    [4]蒋廷黻:《东京的警告》,《独立评论》(第61号),1933年7月30日。
    [1]蒋廷黻:《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独立评论》(第59号),1933年7月16日。
    [2]战后的国际秩序是以两个国际条约为准则建立的。一个是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一个是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公约》,蒋廷黻认为:前一个条约列强分派了西洋的权利,后一个条约列强分派了东洋的权利。这种分派的方法大致是维持订约时候的实状——有利于战胜的国家,或列强中先进的国家。见蒋廷黻:《国际现势的分析》,《独立评论》(第87号),1934年1月28日。
    [3]蒋廷黻:《国际现势的分析》,《独立评论》(第88号),1934年2月4日。
    [4]蒋廷黻:《国际现势的分析》,《独立评论》(第88号),1934年2月4日。
    [5]蒋廷黻:《东西两大冲突将化为一么?》,《独立评论》(第74号),1933年10月29日。
    [1]蒋廷黻:《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独立评论》(第59号)。1933年7月16日。
    [2]蒋廷献:《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独立评论》(第59号),1933年7月16日。
    [3]蒋廷黻:《热河失守以后》,《独立评论》(第43号),1933年3月26日。
    [4]蒋廷黻:《中俄复交》,《独立评论》(第32号),1932年12月25日。
    [1]蒋廷黻:《热河失守以后》,《独立评论》(第43号),1933年3月26日。
    [2]蒋廷黻:《热河失守以后》,《独立评论》(第43号),1933年3月26日。
    [1]蒋廷黻:《论“日本和平”》,《独立评论》(第100号),1934年5月13日。
    [2]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上主张“征韩”,当1875年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日本有了征韩的借口。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岩仓等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地贪图向外发展。但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主动。于是他们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舰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当时高丽是中国的属国。中国在朝鲜有宗主权。在光绪初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极高。所以清政府没有在意日本与高丽所订立的条约中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条文。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并避免中国的阻抗”,他们成功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51-5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第1、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4]蒋廷黻:《中国近代化的问题》[A],《蒋廷黻选集》(第四册),第63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
    [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第1-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1]国联调查团《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第九章解决之原则及条件》的条件中的第九条:奖励中日间之经济协调。为达到此目的,中日两国宜订立新通商条约。此项条约之目的,须为两国间之商业关系置于公平基础之上,并使其与两国间业经改善之政治关系相适合。第十条:以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建设。现实中国政局之不稳,既为中日友好之障碍,并为其他各国所关怀,因远东和平之维持,为国际间所关怀之事情:……故其圆满解决之最终要件,厥惟依据孙中山博士之建议,以暂时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内部建设。见《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册)《附录》,第7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
    [2]蒋廷黻:《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独立评论》(第22号),1932年10月16日。
    [3]蒋廷黻:《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与国际》,《独立评论》(第45号),1933年4月9日。
    [4]胡适:《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45号),1933年4月9日。
    [1]参见王宪明:《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学术影响源探析》,载《河北学刊》2004年4期,此文认为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受美国汉学家马士的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对近代史的分析框架及某些重要的论断上。但不是简单地承袭,而是在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并在档案的使用等方面补正了马士的缺陷,为此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沈渭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4期,此文认为:“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少数几位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框架与通史体系”。欧阳军喜:《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二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1年2期,此文认为“蒋廷黻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由此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建构他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刘耀:《蒋廷黻的文化史观与中国近代史》[J],《人文杂志》,1983年6期,此文认为:“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史与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有半数以上都是因袭了蒋廷黻的史学观点。”蔡乐苏、金富军:《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页,2005年第1期。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5、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1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2]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1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1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3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2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4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1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2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6]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46-4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7]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6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8]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6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5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第44-4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1]刘文沛在《从<中国近代史>看蒋廷黻的史学思想》(《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期)一文中认为,蒋廷黻写作此书是为蒋介石欲与日本和谈寻找历史的根据。
    [2]曾景忠在详细地研究了“七七”事交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及行动后认为:直至近年,仍有人认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仍处于“动摇、妥协、退让”之中,甚至将冀察当局对日方的退让、妥协归罪于蒋氏。历史真相是: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定抗战决心,确定“不求战,必应战”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动员应战措施,督导冀察当局,警惕日方缓兵之计,积极对日应战。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有未下定抗战决心》,《民国档案》,2008年1期。
    [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四),台北:联经,1984年,第1612-1613页。(胡适晚年无意中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说:“我记得当时曾对蒋先生说过,如果决定全面抗战了,我们不怕失败,不怕牺牲,只要能够支持到三四年之久,才能引起国际的变化,我们的民族才有翻身的机会。”)。在1937年9月8日的日记中,胡适提到“和”、“战”的关系,他对战充满了信心:一个多月的抗战“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Z](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0页。
    [4]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载《一九三○年代的中国》(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5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2]《蒋廷黻回忆录》,第15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3]《蒋廷黻回忆录》,第161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4]张玉龙:《关于抗战前蒋廷黻秘密访苏的探讨》,《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3期。
    [5]《蒋廷敲回忆录》,第20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6]张玉龙:《蒋廷黻与南京国民政府联苏制日外交》,《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5年1期。
    [7]本部分的写作主要依据《驻苏大使蒋廷黻与苏联外交官员会谈纪录》(第二历史档案馆蒋廷黻个人全宗),载《民国档案》,1989年4期:《蒋廷黻关于苏联概况、外交政策及中苏关系问题致外交部报告》,载《民国档案》,1989年1期。这两份档案材料所反应的蒋廷黻与苏谈判交涉的情况及对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分析与《蒋廷黻回亿录》所载内容没有出入。
    [1]《蒋廷黻回忆录》,第20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2]《蒋廷黻回忆录》,第207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3]《蒋廷黻回忆录》,第20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4]《蒋廷黻回忆录》,第207-20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5]《蒋廷黻关于苏联概况、外交政策及中苏关系问题致外交部报告》(1937年4月),《民国档案》,1989年1期。
    [1]《蒋廷黻回忆录》,第21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2]对于苏联的这种外交政策,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大纲》中,也有同样的叙述。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第5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3]蒋廷黻:《中俄复交》,《独立评论》(第32号),1932年12月25日。见本章的蒋廷黻的外交思想(四)。
    [4]《蒋廷黻回忆录》,第20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1]《蒋廷黻回忆录》,第210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2]《蒋廷黻回忆录》,第216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3]任骏:《蒋廷黻与七七事变前后的中苏关系》,《近代史研究》,1990年4期。
    [1]方汉奇在《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中对《大公报》关注中国外交事务有这样的叙述:“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唯一一名来自中国的记者,中苏建交后第一个奉派到苏采访苏联建设情况的中国记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一个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报道有关情况的内地记者,都是《大公报》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始至终派有记者长驻欧洲报道各方面情况的中国报纸,只有《大公报》一家。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载《方汉奇文集》,第290页,广州: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95-197页;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史》,第48-50页;[民国丛书第2编49号,上海书店,1990年]。关于报界对国际事务的报道欠缺之事,蒋廷黻在1933年刊于《独立评论》第70号上的《外交与舆论》中指出,国内的日报没有“常用驻外访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对于报道、传播真实可靠的国际知识是非常不利的,他建议各报联合成立国际通信社。
    [3]抗战时期《大公报》派出了驻美的记者,这是“中国报纸派遣驻美的第一个记者”。见严仁颖《旅美鳞爪》的《篇前》(此书当出版于1947年),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
    [4]西安事变时,人们猜测是苏俄背后策动,主张提出抗议;张季鸾曾主张运用某方即苏俄的力量解决问题。但陈布雷不同意。因为请求他国过问一国的内政是引狼入世,损害国家主权与独立的事。但张季鸾采纳了陈布雷要其在报上拥护中央讨伐立场,从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角度,在《大公报》连发四篇评论:12月14日《西安事变之善后》、12月16日《再论西安事变》、12月18曰《给西安军政界的公开信》、12月26日的《国民良知的大胜利》。参见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第143-148页、245页,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1月。
    [5]杨奎松在《九一八事变后中间派知识分子救亡主张的异同与变化》文章中认为:随着九一八之后日本日益加剧对中国武装侵略,人们几乎不能不日益感觉到全国上下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极端重要性。中间派知识分子思想中,实现中国统一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第一位的。他们渴望维护统一的愿望与维护南京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一起。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亦因此统一到蒋介石的政权之下。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不支持蒋介石的独裁,不足以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见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ngkuisong.net。
    [1]《大公报》确实成功了,1941年,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41年度的密苏里荣誉奖章。在奖状中有这样这样一段话颇能表示此报的特色:“该报能在防空洞继续出版,在长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殊地位。”转引自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7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2]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第247页,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1月。
    [3]傅斯年在1934年12月17日致胡适的信中说:《大公报》来信问明年的星期论文。……日下想来,做此星期论文不有意思,然《大公报》之销路极大,文章之效力甚值得注意;故不能决。未知先生明年如何,此事即请先生代我一决。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
    [4]据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最神秘人物王芃生的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的研究文章多刊发在《大公报》。王艽生(1893-1946):在日本官私书刊中被称为中国的“日本通”之一,民国初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就注意研究日本及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努力搜求资料,发掘事件真相,揭穿日本侵略口实,以中华民族的卫士与律师自任。抗战发生后,主持国际问题研究所,运用其二十余年对日本的深刻认识,与同盟国交换情报,研判日本动态,被外人称为“中国神秘人物之一”。“珍珠港事变前,王即呈报蒋委员长《日军必向美启募》。事实上,民国三十年一月以后,王曾四次撰文刊载《大公报》,根据日本国内种种迹象指出日军企图发动”对美战争已如箭在弦。呼吁英美不要上日本的当,不要为日本国内弥漫的南进、北进的论调所迷惑。无论是南进还是北进,都是死路,再西进攻中国更是绝对的死路。参见:《<日本通>王芃生》,载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二册),第281-29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15日再版。王芃生的文章所以刊载在《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所确立的要树立《大公报》的舆论中心的地位密切相关。
    [5]关于《大公报》等民国报刊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外交问题的报道的价值取向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认为:“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由于受到1927年中苏关系因革命问题而破裂的影响,《大公报》等报刊均站在政府一边,把政治意识视为中苏关系的决定因素,把反赤等同于反苏。‘九一八'以后,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中苏在国际关系中的共同利益日渐显现,舆论逐步放弃政治意识中心观,转为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处理中苏关系的根本原则。”“提出了众多维护国家根本权益的主张”,报纸也出现了亲苏的倾向。对此,作者评论说:舆论或中国社会“对苏联及中苏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政治意识中心到国家权益中心的重大转变”。“无论是仇还是亲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由于这_观念的存在,极易于把国内政治意识的分歧与斗争推到国际关系的处理中去,干扰对国际格局及在此格局中国家利益的清醒认识,导致处理国家关系政策的摇摆不定。这一因素的长期存在给中国的对外关系事务带来了及其深远的影响。”见陈廷湘:《1928——1937年<大公报>等报刊对中苏关系认识的演变》,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6]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94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1]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前言》,第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2]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第264、270、27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3]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编例一》,《大公报》出版部1932年.
    [1]曹谷冰在1947年《季鸾文存》四版序言中说:“季鸾先生毕生从事新闻事业,以时期计,自辛亥以迄民国三十年病逝,正三十载;以文章计,自最初服务之民立报以至主持言论十有五年之大公报,先后殆不下三千篇。其为文如昌黎,如新会,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然先生其于文字绝不自珍,除散见南北各报及国闻周报外,从未自存一稿。”
    [2]王润泽:《揭密张季鸾的秘使身份》(《国际新闻界》,2006年4期。认为:抗战时期因张季鸾言论爱国而倍受尊重,其丰富的日本知识和全面的对日见解,成为蒋介石对日外交的布衣顾问。1940年,担任蒋介石对日和谈秘使,是抗战中蒋介石唯一一次主动对日“媾和”的全权代表。
    [3]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4]关于《季鸾文存》的编纂情况,胡霖在1944年11月10日的《季鸾文存》《序》中提到:“自民国十五年九月大公报续刊以迄三十年彼之不起,这一期间,他的主要文章皆在大公报。”但选编起来也有两点困难:“抗战期间大公报连失津沪汉港四馆,辗转播迁,文物荡然,现所得之大公报始自民国二十一年,……所以选自大公报的文章也非全豹。二、大公报社评向探不署名制,执笔非一人,若干重要文章且多系大家商讨后而由一人执笔,久之则难辨认究属谁之手笔。”“文存的内容,以大公报社评为主,依时编次,其他杂文为辅,附录卷后,故体例甚简。”
    [1]《新中国历史之第一页》(1932年2月18日),《季鸾文存》(上),第72-73页。
    [2]《警告政府国民反省》(1932年4月17日)。《季鸾文存》(上),第89-91页。
    [3]《行政院对外宣言》(1932年6月18日),《季鸾文存》(上),第94页。
    [4]《中日关系之现阶段》(1934年3月17日),《季鸾文存》(上),第141-144页。
    [1]《再论对日问题》(1934年3月19日),《季鸾文存》(上),第145-147页。
    [2]《今后之大公报》(1936年4月1日),《季鸾文存》(上),第191页。
    [3]《中日交涉之过去现在未来》(1936-年2月7日),《季鸾文存》(上),第215-217页。
    [1]《今后的对日问题》(1937年2月26日),《季鸾文存》(上),第244-246页。
    [2]《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季鸾文存》(上),第47-48页。
    [3]《对日须为整个的行动》(1932年1月13日),《季鸾文存》(上),第68-70页。
    [1]《行政院对外宣言》(1932年6月18日),《季鸾文存》(上),第95-96页。
    [2]《自卫之策》(1932年6月26日),《季鸾文存》(上),第98页。
    [3]《中国最小限度之立场》(1934年4月21日),《季鸾文存》(上),第152页。
    [1]《外交与内政》(1935年8月19日);《季鸾文存》(上),第167-168页。
    [2]《九一八四周年》(1935年9月18日),《季鸾文存》(上),第173-174页。
    [3]《再论日本大陆政策》(1931年7月12日),《季鸾文存》(上),第41页。
    [1]《备战中之日本外交》(1934年1月25日),《季鸾文存》(上),第137-139页。
    [2]对于日本的外交声明,国民政府在4月19日发表声明予以驳斥,但态度不明朗。此后,国民政府内部亲日派活跃,政府内部亦进行了人事调整。
    [3]关于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问题,可参见张力的《顾维钧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国联的技术合作》一文,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Z],第220-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日本外务省之声明》(1934年4月20日),《季鸾文存》(上),第147-149页。
    [2]《中日问题之趋势》(1935年5月3日);《季鸾文存》(上),第164-165页。
    [1]参见《斥有田声明》,《大公报》(社评),1940年7月3日。
    [2]《驳有田声明》(1940年7月1日),《季鸾文存》(下),第160页。
    [3]《国策基准》(1936年8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2]《中日问题之根本讨论》(1933年2月15日),《季鸾文存》(上),第114-116页。
    [1]《备战中之日本外交》(1934年1月25日),《季鸾文存》(上),第138-140页。
    [2]参见本文《胡适的外交思想》(二)。
    [3]《国策基准》(1936年8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34-1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1]据1937年6月9日《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称:“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若我武力不许,则以不动声色的静观态度来对付中国,“直到我国防完全充实之时为止,慢慢等待中国方面重新考虑”。“南京政权,对于日本所希望的调整邦交一事,丝毫没有作出反应的意思,如我方对它进而要求亲善,从他的民族性来看,反而会增长其排日侮日的态度。”由此可见,日本是决定对中国一战,但在准备好之前,是以“亲善”的姿态迷惑中国的视听。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2]《中日国交之前途》(1937年6月29日),《季鸾文存》(上),第266-269页。
    [3]今井武夫:《不可思议的预告》,《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32-2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4]《清水节郎笔记》,《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33-2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5]《驳有田声明》(1940年7月1日),《季鸾文存》(下),第160页。
    [1]《野村使美与赫尔谈话》(1940年11月28日),《季鸾文存》(下),第168-171页。
    [1]《抗战与报人》(香港大公报社评)(1939年5月5日),《季鸾文存》(下),第151、153页。
    [2]《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1937年9月18日);《季鸾文存》(下)第2、3、4页。
    [3]《对战事前途应有的认识》(1937年10月6日):《季鸾文存》(下),第19、20页。
    [1]《恭读国府宣言》(1937年11月21日),《季鸾文存》(下),第33-35页。
    [2]《置之死地而后生》(1937年12月11日),《季鸾文存》(下),第39页、40页。
    [3]《英苏协定与远东》(1939年5月27日);《季鸾文存》(下),154-155、157页。
    [1]《政府声明——虽国良政府,亦不拒绝》(1938年11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76-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2]《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1938年11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3]《第三次近卫声明》(1938年12月22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4]在日本对华的政策改变之后,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汪精卫等开始迅速响应,并派代表与日本多次秘密或公开的接洽,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宣告成立汪伪国民政府。
    [5]对于美日之间在此时谈判的的情况及中国政府的态度立场,可参见胡松平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部分内容,因其中涉及到美日谈判的情况、胡适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抗议及美国与日谈判的真正动机。后因美国不肯放弃自己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美间的谈判以国务卿赫尔提出的《赫尔备忘录》为标志而宣告破裂。
    [1]抗战时期中日的秘密谈判,纷纭复杂,一直是抗日战争研究的热门话题。杨天石利用台北“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将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研究清楚,使我们了解了谈判的全局,也了解了蒋介石主持的对日谈判的真实意图。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载《一九三○年代的中国》(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2期。另据王建朗研究:研究战时秘密接触谈判的学者,常常苦于中方最高决策层核心资料的欠缺。1940年的张季鸾活动,虽胎死腹中,但为此而准备的若干文件中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能够反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真实想法的最系统的文件。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蒋介石的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以等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见王建朗:《尘封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2期。
    [1]《几点基本认识》(1940年7月27日);《季鸾文存》(下),第165-168页。
    [2]周雨的《张季鸾传略》有这样记载:“关于张季鸾参加秘密外交活动的传闻不少,逝世前几度去香港,名为探亲,实则负有使命。1937年,上海沦陷后,日寇兵临南京城市。德国驻华大使馆陶德曼奉希特勒政府 之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王芸生、曹谷冰合写的<1926——1949年的旧大公报>中说:‘在蒋介石与陶德曼会晤之际,蒋介石特邀张季鸾到南京参与了这一幕秘密外交。'‘张季鸾是否直接参与了蒋介石与陶德曼之间的谈判,不可知,至少蒋介石与张季鸾商议了此事'。”载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287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据杨天石对抗日战争期间中日关系的研究证实,从1938年1月起,张季鸾受蒋介石的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敌运动”,后来又参加蒋介石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成为蒋介石的高级智囊,直至1940年10月回到重庆。后来,又受蒋介石委托,再次赴港,就中日和谈问题与日人沟通。这期间,为准备对日谈判,张季鸾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并不时地与蒋介石、陈布雷、张群等多次接触,及函电往来。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载《一九三○年代的中国》(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关于张季鸾成为蒋介石的高级智囊及奉蒋介石之命参与与日沟通的情况在田斌的文章中也有提到。见田斌:《张季鸾与蒋介石的恩怨》,《炎黄春秋》,2004年4期。
    [1]《抗战新阶段之开始》(1940年12月2日):《季鸾文存》(下),第171-173页。
    [2]张季鸾:《归乡记》(1934年12月25日),载《国闻周报》。见《季鸾文存》(上)《附录》,第6-14页。
    [1]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第26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2]《大公报》(第二版),1941年9月7日。
    [3]文三毛:《报人模范,国士精神——张季鸾公祭时挽联举萃》,《对联》(民间对联故事),2007年9月,第13页。
    [4]胡霖:《季鸾文存》(上)一版《序》,《大公报》社出版,1944年。
    [5]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第27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6]陈纪莹:《报人张季鸾》,第17页,台北:重光出版社,1971年。转引自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第2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1]“张先生同我两人,在报界都是科班出身,我们当过翻译、编辑、采访、撰述,一直没有离开过岗位。所以认识的国外同业,尤其是日本同业最多。因为我们都曾在日本读过书,对于日本事情,平常相当知道,为了职业的关系,同日本报界有二十年以上的接触,所以对于日本政治军事情形也不十分隔膜。在‘九一八'前后,关于日本问题,我们发言最多。日本人认为颇能抓到他的痒处,因此,对我们报特别重视。”胡政之:《社庆日追念张季鸾先生》,原载《大公报》上海版1946年9月1日。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254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
    [1]《芸生文存·自序》(上),《大公报》社出版,1937年。
    [2]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3]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1]参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3-2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所载内容,后由《大公报》出版部将其辑录成书,共七卷。1934年5月4日第七卷出书。在第一卷出版时由《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作序。在《张序》中,阐明鉴于近代以来彼盛我衰的趋势,而国人忧不知振奋,直至“九一八”事变以来,“始认识国难之袭来,半载以还,张皇应付,朝野束手,除呼吁国联外无外交,除坐待来攻外无战法”,“而今政府社会之所以自娱者,仍只为世界公论有利于我之一端耳”。作为报人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感觉更焦虑。“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吸取历史教训,“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故“愿全国各界,人各一编.常加浏览,以耻以奋。”“愿立于兴亡歧路之国民深念之也”。1957年,周恩来第一次见到王芸生,嘱其修改,王芸生遂着手修改工作。后由于“文革”的爆发而中断。“文革”结束后,王芸生继续修改,在其去世前的1980年3月,终于看到了修订后的新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第一卷的样书。1982年4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出版。2005年7月三联书店依据80年代的三联书店版本重印刊行。写作目的是为中国国民“知耻知愤”。
    [2]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载《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刊(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6月。
    [3]参见王之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31-33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由统一到抗战》(《芸生文存》第二集)中的《赣行杂记》,大公报1937年版。
    [1]《芸生文存·自序》,第7-8页。
    [2]《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1931年12月23日),《芸生文存》,第36-37页。
    [1]《芸生文存》,第176-182页。
    [2]《中国的外交病》(1933年11月7日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演),《芸生文存》,第18页。
    [1]《这两年!》(1933年),《芸生文存》,第69、70、72、73、74、75页。大公报1937年版。
    [1]在国联建立之时,一些国家体认到世界和平与秩序的有效维持,更应奠基于国际间的相互认识、相互了解与合作,故而国际联盟强调国际合作的精神,也不时透过技术合作的方式,号召会员国援助他国。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最初是由国联提出。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李顿调查报告书中曾提到以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建设的问题。见《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附录一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第九章及第十章全文》,第698-715页之7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政府开始寻求将与国联的技术合作加以扩大。参见张力:《顾维钧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国联的技术合作》,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220-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2]《国民党与中日外交》(1933年9月21日),《芸生文存》,第111、112、114页。
    [3]《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1933年3月27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17-219页,上海人民出版杜,1975年3月。
    [1]《情报部长关于对中国的国际援助问题发表的非正式谈话》(1934年4月17-26日),载《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57、158、1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2]《天羽声明》(1934年4月23日),《芸生文存》,第128-131页。
    [1]《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认识与感想》(1936年1月5日),《芸生文存》,第234、235页。
    [2]《广田演说外交策》,《大公报》,1935年1月23日。
    [3]《汪报告中日关系》,《大公报》,1935年2月21日。
    [4]《日军条件全部承认》,《大公报》,1935年6月11日。
    [5]《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感想》(1935年4月2日),《芸生文存》,第203页。
    [1]《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感想》(1935年4月2日),《芸生文存》,第204-205页。
    [2]《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感想》(1935年4月2日),《芸生文存》,第206页。
    [3]关于《何梅协定》的签订问题,蒋介石的解释是没有签订什么秘密协定,只是一般的书信往来。可参见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597-59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4]《炎天杂感——写于所谓‘何梅协定'之后》(1935年8月18日),《芸生文存》(第一集),第211、213-214页。
    [1]《蒋介石对外关系演词》(1935年11月19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四十六期,1935年11月25日出版。
    [2]《献岁杂感》(1935年12月24日),《芸生文存》,第224-231页。
    [3]《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1936年1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1]《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感想》(1935年4月2口),《芸生文存》,第208页。
    [1]“对华三原则”又称“广田三原则”:A、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B、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C、中国北边一带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须共商有效办法。广田弘毅在1936年1月21日所谓演说对对华三原则再次解释。见《广田外务大臣在第六十八次议会上的演说》,载《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93-1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对此,中国外交部在1936年1月22日公布并正式声明不予承认。但4月5日同盟社东京电,又有“中日外交之调整仍按三原则办理”的话。
    [2]《一段历史的回忆》(1936年11月2日),《芸生文存》,第274-276页。
    [1]《邦交上一点常识》(1936年12月4日),《芸生文存》,第277、278、279页。
    [2]《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认识与感想》(1936年1月5日),《芸生文存》,第246页。
    [3]《日本今日通告废约》,《大公报》1934年12月29日,第四版。《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第二十三条规定,该条约有效期截至1936年12月31日,任何缔约国要终止该条约,需在这之前两年书面通知美国政府。日本通告废约全文见《大公报》1934年12月30日第三版的《日本通告废弃海约》。
    [1]《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2]《日本通告废弃海约》(1934年12月27日),《芸生文存》,第139、140页。
    [1]《日本外交之历史观》(1934年1月30日),《芸生文存》,第20、21、26、27-28、29页。
    [1]《日本外交之历史观》(1934年1月30日),《芸生文存》,第29、30、32页。
    [2]《处理华北纲要》(1936年1月13日)、《帝国的外交方针》(1936年8月7日)、《对中国实施的策略》(1936年8月11日)、《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1936年8月11日)、《西安事变对策纲要》(1936年12月14日)、《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1937年2月20日)、《对中国实施的策略》(1937年4月16日)、《指导华北的方针》(1937年4月16日)、《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1937年6月9日)、《不可思议的预告》、《清水节郎笔记》等,从这些文件与材料看,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明确的,若国民政府在内政与外交上完全听从日本的安排,配合其内政与外交的策略,则日本就与国民政府合作,否则就发动战争,予以彻底的打击。至1937年时日本已经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同时鉴于中国国内民众及政府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反感看,日本在《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1937年6月9日)中,已经暴露出了要发动战争的意图。这些文件均载《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91-2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2]此外,在《日本外交之历史观》一文中,他还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将当时的国际局势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现在的国际大势,不仅是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斗争,同时还有一个更根本的文化斗争。在德谟克拉西文化没落期中,迸发了两个思想主潮:一个是极左的布尔希维克主义:一个是极右的法西斯主义。日本人的血液天然含有法西斯蒂的元素。日本脱退国际联盟之后,德国继之,意国也在倡议修改盟约,改造国联,一切皆如日本军部的意愿。……同时苏俄则西亲法,东联美,正在布置一个对垒的阵营。从这个分野来观察日本的外交,虽被包围,但并不完全孤立。”将来德日问题必将影响整个世界的局势。
    [1]《日本与世界和平》(1933年11月7日),《芸生文存》,第116、118页。
    [2]《日本与世界和平》(1933年11月7日),《芸生文存》,第119.120页。
    [1]《朴茨茅斯条约》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为争夺控制中国东北的权利而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城谈判所达成。条约的成立标志俄国独霸东北局面的的结束和日俄分踞东北的开始。第二条规定: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国于韩国之政治军事经济上均有卓绝之利益,如指导保护监理等事,日本政府视为必要者即可措置,不得阻碍干涉;第三条规定:日俄两国互相约定各事如下:一、除辽东半岛租借权所及之地域不计外,所有在满洲之兵,当按本条约附约第一款所定,由两国同时全数撤退:二、除前记之地域外,现被日俄两国军队占领及管理之满洲全部,交还中国接受,施行政务;俄国政府声明在满洲之领土上利益,或优先的让与,或专属的让与,有侵害中国主权及有违机会均等等无义者,一概无之。见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370-37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2]《今日之美俄日》(1933年11月16日),《芸生文存》,第124页。
    [1]《帝国的外交方针》(1936年8月7日),载《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97-2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1]《如何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1937年5月8日),《由统一到抗战》(芸生文存第二集),第157-158、159、160、161页。大公报1937年版。
    [1]陈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第八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2]《战时外交》(1937年8月28日),《由统一到抗战》(芸生文存第二集),第251-252页。
    [1]关于苏联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援华的情况可参见《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之协定》的具体内容及他们的简释。见褚德新、粱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606-61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2]关于对日的宣战与否的问题,当时在国民政府内部与外加人员之间是有争论的,但鉴于形势的发展,最终讨论的结果趋于一致,认为不宣战对中国争取国际的援助尤其是美国的援助来抗战更有利。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随英美之后对日宣战。
    [3]《我们的外交方针》(1937年10月14日),《由统一到抗战》(芸生文存第二集),第331-335页。
    [4]“苦撑待变”是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一直坚持并促其实施的外交战略,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在坚持“苦撑”。
    [1]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54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2]条约的具体内容详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105-1106、1115-1121、1135-1149页,北京:三联书店,1882年8月第2次印刷。
    [3]《苏日中立条约》全文及《共同宣言》全文,见《大公报》(第二版)1941年4月15日。条约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尊守中立。第三条,现行条约自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为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即自动再行延长五年。《共同宣言》全文主要内容:遵照苏日于1941年4月13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主权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4]《苏联与日妥协》,《大公报》(第二版),1941年4月14日。
    [5]《苏日宣言妨我主权》,《大公报》(第二版),1941年4月15日。
    [6]这一社评,在1949年后,被某些评论家当作《大公报》“反苏”的罪状。见王芝琛著:《一代报人王芸生》,第74-76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1]第四条规定:“缔约两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国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见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515-51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2]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见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606-60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1]唐德刚:《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2]此书为顾维均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1912年在纽约出版,1925年外交部图书处以中文出版。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第2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
    [3]石源华:《重评民国时期的职业外交家群体》,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385-3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4]关于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关系问题的研究已经展开,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发表,尚有《顾维钧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及外交思想及顾维钧与中国抗战之关系的研究专著出版。鉴于顾维钧与中国近代外交关系之密切及围绕与顾维钧相关的中国近代外交问题的展开,2000年9月15日——16日在复旦大学举办了《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此次会议的论文集《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2004年8月27日——28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在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看,论文集的名称中虽然没有出现顾维钧的名字,但论文集中的论文的内容中却有不少的篇幅与顾维钧参与的外交事件有关(见此次会议的论文集: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复原或重建了顾维钧参与中国外交活动的历史过程及细节,为本文研究顾维钧外交思想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背景材料及框架,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顾维钧外交思想的提出的原因及其提出的外交思想被政府采纳的程度。
    [1]顾维钧身份确认、归属,已经在导言中详细说明,在此不赘。
    [2]《顾维钧回忆录·附言》(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1]《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2]《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3]《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4]《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1]参见金光耀:《顾维钧传》,第204-21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的相关内容。
    [2]《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8,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3]详见岳谦厚:《顾维钧与抗日外交》,第127-14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
    [4]《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5]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第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6]西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73-17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1]袁道丰:《与顾少川大使谈外交》,(原文载《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五期(1968年11月)),载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6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2]《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3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月。
    [3]《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1]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9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2]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9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3]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0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4]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0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5]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0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6]张玮、岳谦厚在《三十年代顾维钧“国联外交”考察》一文中,对顾维钧的国联外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其国联外加思想之发生、发展及具体运作与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走势密切相关”。载《山西师大学报》,2003年1月。
    [1]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67-16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顾维钧的这种外交思想贯穿于他一生的外交活动中,尤其二战后任驻美大使期间,就充分发挥了这一外交原则。见金光耀:《顾维钧传》,第245-25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2]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7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3]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7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1]金光耀:《顾维钧传》,第30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另在2000年9月15-1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关于“弱国无外交”的问题也是会议讨论的热点。金光耀教授在会议的论文集《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的《前言》中在总结了与会者对顾维钧办外交成功事例对“弱国无外交”的挑战后,对此有同样的表述。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2]《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1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
    [3]《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1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
    [1]《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2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
    [2]《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245-2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
    [1]《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2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
    [2]《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6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
    [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0月10日,英美自动声明放弃他们在华的不平等条约特权。这一年正是清政府与列强签署不平等条约一百年。1943年1月11日,中英在重庆签署《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美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毕治外法权及其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随后相关各国也陆续与中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1943年1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美中英平等新约告成告全国军民书》。见《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下),第117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1月。这显示中国自二十世纪初年以来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列强处以平等的国际地位的外交目标实现。
    [2]王宠惠:《五十年来的外交》,载潘公展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58、60页,正中书局等,1945年5月5日初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对日、德、意的宣战及废除与他们相关的文告见:《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选集》(下),第103、105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1月。
    [3]1944年美国取消排华律更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标志。《大公报》驻美记者严仁颖对于美国取消了排华律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这一次排华律的取消。不能不说是我们抗战以来增高了国际地位的结果,而美国移民法的修改,更是一种例外。这是使我们感到快慰的。”“是我国际地位增高的表现。只要我们继续本着六年半来的精神,向前奋斗,那么相信美国对于我们移民的待遇,定可日趋改善。”严仁颖:《美国取消排华律以后》,载《旅美鳞爪》,第94页。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
    [4]他说,“我是中国政府中第一个敦促国家关注此问题的人,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报告,建议成立某种世界组织来维持国际和平。我说,参加这样一个世界组织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由于缺乏一个以国际法准则为指导、能够阻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国际组织,中国过去在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吃尽了苦头。国际联盟瓦解后,我依旧非常关心成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国际组织这一问题。事实上,我自己曾草拟过一个计划,并经常加以修改”。《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3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月。
    [5]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张忠绂在其回忆录中记载:敦巴顿会议名为拟定联合国章程草案,而事实上,则在决定战后国际关系的原则。此类原则势将影响战后和平条款,以及各交战国的权益。所以,我于1942年建议政府及早准各我国所应提出的原则与条款,即考虑到这些。张忠绂:《迷惘集》,第16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6月。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于战后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确保国际安全与和平一直予以积极的关注。1943年10月底,莫斯科《普遍安全宣言》签署后,国际组织的筹建提上大国交往的议程。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就是这样的一次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召开的时间是1944年8月21日-10月7日。我们从《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记载及金光耀教授的研究中得知,这次会议是二战后期讨论战后世界安排、决定成立联合国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故国民政府及参加会议的顾维钧均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参见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298、2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1]旧金山会议是“联合国有关国际组织会议”之通称,它在1945年4月召开,目的是为即将成的联合国制定组织章程。联合国的成立将取代国际联盟的地位,其对此后的国际关系或日确定各参战国在世界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民政府和参加此会的中国代表均非常重视此会的重要性,会前进行了重要的准备。但据学者研究,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的影响力有限;这次会议成为美苏“冷战”的场所;由于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具体的利益,中国成为美苏两国拉拢的对象。参见:李朝津:《顾维钧与旧金山会议》,载在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302-3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2]《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391-422、3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月。
    [3]学者研究:1943年10月,美苏英中四国在莫斯科发表宣言,确定了将成立的新国际组织原则,1944年:将召开敦巴顿会议,顾维钧受蒋介石之命,报告个人关于“我国应取之立场及注意事项”,顾维钧回复2000字的长文。在权衡各国的矛盾后,他主张“我当避免提出与任何一国正面冲突之主张,而多事居问调和,折中三国方案,俾增加我参与此次会议之贡献为上策。”金光擢:《顾维钧与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民国春秋》,2000年4期。另可参见:《参加国际和平安全机构会议代表团报告书》(斯坦福大学胡福档案馆所藏宋子文文件 Schedule A,Box34),转引自旧1西村成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2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4]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391-4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月。在本书的第437页,作者提到为什么要劝蒋介石处理好与美国关系的原因说:我们不仅需要美国帮助我们赢得抗战的胜利,战后还需要它帮助我们建设,我们必须首先赢得胜利。若两国的领袖关系继续恶化,会直接影响两国的关系。一方面会使罗斯福认为根本不能依靠中国的力量去击败日本,因而就会去劝说苏联在对日战争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战争在中国没有起重要作用的情况下获胜,那么中国就难以享有世界第四大国这一地位。
    [5]金光耀在《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一文中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筹建活动,外交决策层就联合国的组织架构、运作机制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提出了多个方案,而将确保中国的大国地位作为参与筹建联合国的首要目标,为实现这以目标,国民政府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采取务实的方针。至旧金山会议中国的大国地位已基本确立时,中国代表团才更多地关注联合国的组织和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6期。对会议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绝不争执,以表明中国的爱好和平和友邦互助、合作的精神、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正义的立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讨论并拟定联合国章程草案,苏联以尚未对日宣战为由,不与中国同席会议(开罗会议亦如此),所以会议分两段:苏美英先开会、然后美英中再开会。中国政府同意这样的会议模式。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为促进会议的成功,遇有异议而不争议的处置方式,张忠绂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会议以美苏英草案作底本,若中方不满,则美英代表必说,苏方代表既不在场,希望中国不必坚持。质询结果‘则见树而不见林'”。“联合国组织的宗旨,原在联合国以维持世界公正、正义与和平。中国的意见多被否决。”“否决权本有利于强国,而无益于弱小。中国号称五强之一,而实力则相去悬殊。战后中国的大患为苏联,在当时为尽人皆知的事实。”我“当时亦明知我国决无力推翻成议,但主张我代表团应声明反对立场,一则可以为日后留地步,二则也可以争取四强以外国家的好感。然而代表团感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终投票赞成,未表示丝毫反对。”总之,“中国在敦巴顿橡园会议一幕,……始终不出敷衍二字。”“代表团只求使命的顺利完成,不问使命内容的成败得失。”张忠绂:《迷惘集》,第165、166、16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6月。
    [6]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在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298、2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7]《祝望中美英三国会议》,《大公报》(社评),1944年9月30日:另可参加10月9号的《和平机构会议 圆满结束》,此文对薪的国际组织的计划纲要给予了详细的报道。
    [1][日]西村成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2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2]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6月。
    [3]李朝津:《顾维钧与旧金山会议》,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3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4]《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3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月。
    [5]西顾维钧在签订联合国组织宪章时的演词,《顾维钧文件》,第83盒。转引自金光耀著《顾维钧传》,第227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1]陶文钊:《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期。
    [2]陶文钊:《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期。
    [3]对于学者批评国民党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对日问题上无政策、无外交、被动应付一点,近年有学者依据蒋介石的日记,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蒋介石力图以和平作为推迟战争的手段。他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同时又取中国古代的“欲取先予”、“以柔克刚”等策略以争取时间。同时广结盟国,调整政策,安定内部,“经营西南,准备抗战”。这一时期的若干举措,为后来的抗战的胜利打下基础。见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2期。李云汉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中正先生的对日政策》一文中就持此观点。他认为,蒋介石对日本最为了解,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忍耐并默默积极地从事御侮雪耻的准备工作。作者认为:“九一八以后 的局面,已形成日本独霸东亚之势,他在民国二十三年,即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于三年之内爆发”,国人应利用这宝贵时间,“开拓出一条生路”。中国六年的奋斗,走上复兴自强之路,有这六年的建设,才奠定了我们八年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强固基础。载《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1月。
    [1]这与国民政府在战时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陶文钊在《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期)中指出:抗战期间,尤其是前期,中国政府制定并贯彻了务实的外交政策,谨慎地处理与各国的关系,力求多寻与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使国际环境于中国有利。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救国纲领》规定的五大外交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多求友、少树敌。见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6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2]吴颂皋在《十年来的中国外交》一文中提到关于内政与外交之关系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外交与内政是一环之两端,互为表里。国家的统一,与国民对于政府的信任与外交更有密切的关系,细查近十年来,每当国家多故,内战发生之时,列强对我的态度,往往傲慢,一切交涉难收功效。我们试把民国二十五年中日交涉与二十五年以前的情形相比较,就可相信国家进步一分,国力增加一分,对外发言的力量便加多一分。古人说得好:‘国必自伐而人伐之',‘国必自侮而人侮之',时至今日,惟有保持政治的统一,始能尽力建设,充实国力,亦惟有如此努力苦干,才能抵御外侮,根本制止外力的侵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第51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上海书店影印]。王宠惠在抗战胜利前夕总结近五十年中国的外交情况时说:“外交与内政密切相关,欲求外交之胜利,必须先谋内政之修明。总裁尝谓:内政和外交,名称上最然是不同的的两种问题,而实际上完全是整个连带的一件事情。就事实来说,无所谓外交与内政之分,可以说外交问题就是内政问题,如果内政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国家不能完成真正的统一,奠定坚固的基础,简直没有外交可言。”……在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国际平等地位已经取得的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修明内政,充实国力,“使我强国地位名符其实,俾对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能有更大之贡献也。”
    [3]王宠惠:《五十年来的外交》:载《五十年来的中国》,第61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正中书局等,影印1945年5月初版。
    [4]王建朗:《抗战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及角色转变》,《史学月刊》,2005年9期。
    [1]鹿锡俊以日本所藏的档案材料证明了“当年的日本,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根本路线上,无论是军部还是包括外务省在内的政府,并无原则性的对立。且在很多场合文职官员冲到了军人的前面。”《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近代史研究》2007年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8年3期)。
    [2]《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3]这些人员关于国民外交利弊问题的不一致意见,是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不同观点的一个缩影。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鉴于国民对中外交涉对国家前途的重要性,国民外交参与到政府的外交活动中的利弊问题,及其显示出的威力,是当时政学两界及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岳谦厚引述了尹衍钧著的《全面抗战与国民外交》(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1937年11月)、《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颜惠庆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9月)、《大公报》等对“九一八事变”后一段时间内民众介入外交事务的记录及评价。从其中可见,当时人们对民众介入外交问题的观点就不甚一致。参见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第7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4]抗战前期中国知识界在外交观念上主张向外求助、合作以早日结束中日冲突的思想,是与国民政府在此时的外交观念一致的。这可从杨奎松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他认为: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备受争议,从陶德曼调停到高宗武秘密使命、到孔祥熙与日本的秘密往来;“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值得讨论者,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中,企盼早日结柬中日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影响有关,当不为过。”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谈判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4期。不只是抗战早期,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从没有停止过向世界各国寻求合作共同击败日本侵略者的外交策略。
    [1]李朝津认为:“旧金山会议是近代中国首次以一个强国身份处理国际事务,在一个欧洲秩序完全崩溃的世界中,反帝国主义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如何重建一个理想的战后世界。当时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孙中山所倡导的“世界大同”,所以联合国的概念出现后,中国对国际组织之热忱是超乎想像的,虽然限于当时的国力及现实的环境,中国对联合国产生的影响力有限,但若以此为作为展望21世纪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李朝津:《顾维钧与旧金山会议》,载在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302-3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有学者从国际组织的制度层面对中国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前的四强或五强之说,如果说尚为一种可以提出疑义的表述的话,那么,中国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则是一个制度化的认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将要承担起它被赋予的巨大责任及权利。这一责任,全世界只有五国享有。不管中国的实际国力如何,这一地位是五国之外的任何一国所不能企及的。至此,中国在新的国际组织体系中拥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席位,这一体制性的安排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中国于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产生了长久的重大影响。”(王建朗:《抗战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及角色转变》,《史学月刊》,2005年9期。)
    [2]陶文钊:《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期。
    [1]抗战后期,关于战后中国外交,是各党派、团体关注的焦点性问题。在第八次太平洋学会上,中国代表向大会提出了中国对战后问题的态度:“即愿与各国开诚合作,维持和平机构时,得与各大国站在平等的地位,于国内建设方面,受先进各国技术和财政的援助。我国代表指明世界一部分的繁荣或衰落,与整个世界有关。援助中国,即所以援助各国本身,各国代表皆极了解。”“关于对日……大会的态度可说是一致的。大多数代表都主张根本击败日本,根本把它解除武装,同时禁止其军阀参政,及禁止其政府鼓吹侵略。他们亦赞成东北和台湾归还中国,朝鲜独立,战事犯治罪,军费和损失相当的赔偿。”(严仁颖:《关于第八次太平洋学会》,载《旅美鳞爪》,第37页,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由此观之,国人对战后世界和平组织构想的基本精神是: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各民族间互相尊重、各国以平等的地位合作、接受各国对中国的技术、财政援助以进行战后的经济重建工作。1942年底,《大公报》驻美记者采访罗斯福总统夫人时,曾就战后的国际和平组织问题提问,对于罗斯福夫人的回答记者深表赞同。1942年10月20日,《大公报》记者在纽约访问罗斯福夫人时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战后的世界和平组织有什么意见,她的意见记者认为十分正确。她说:在这次大战后的世界新的秩序里,有两件不容忽视的事情。第一,是要有公平而合理的国际新组织,这种国际的新组织是要建筑在一种新的精神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要相互尊敬,互相了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国际组织。如果我们不能放大眼光,从未来的人类真幸福着想,那么任何的国际组织是不会发生优好的效能的。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大民族的握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是经济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的困苦可想而知。我们必须设法解决各民族的饥馑。我们必须使各国的人民,都能有充量的食物。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仍然看见各国有失业或灾荒的现象,那么就是未来的不幸了。美国工人福利管理委员会的救济失业工人的办法,是可供各国仿效的,在亚洲也是一样。”(严仁颖:《访问罗斯福夫人》,载《旅美鳞爪》,第33页。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抗战后期,《大公报》没有提出具体战后外交的构想,但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及旧金山会议所确立的一些国际关系原则表示了热诚的赞扬及欢迎。旧金山会议后,1945年大公报馆编辑出版了《旧金山会议实录》,详细介绍了顿巴顿会议各国的提案情况;对旧金山会议的情况逐日介绍,包括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联合国章程、国际法院组织法等。见石源华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第2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战后外交的基本原则:“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的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与各国在作战、通商、投资等方面合作。“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对于各国主动放弃不平等条约表示欢迎,但是“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实际上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努力之方法就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85-987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这显示不同集团、阶层的中国人在经历大战的洗礼后,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及在外交观念上已经趋于一致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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