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皖南诗歌研究
摘要
北宋是我国封建时代地域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皖南即是其时长江中下游较为典型的地域文化系统之一。宣州、歙州、池州、太平州和广德军所辖范围与现代意义上的“皖南”大体一致。从行政区划、自然地理和经济面貌来看,北宋时期的皖南能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文化地理区域。随着地域格局的逐步奠定、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自然生态价值的渐次挖掘,皖南的文化也迎来了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涌现出了许多不同层次的本土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本文试图在北宋大文化背景下去探讨皖南诗坛的总体状况,冥搜钩沉,掇摭裒辑,并就本地区的某些诗学现象和每一时期的代表诗人及其作品展开个案分析,以期努力呈现北宋皖南本土诗歌的发展史纲。并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挖掘北宋皖南籍诗人在创作路数上的相通之处,着力追寻皖南文人笔下的皖南山水风貌和人文景观,以及他们诗歌创作的主题趋向,从而初步建构诗学传承中的皖南诗坛,把握北宋皖南诗人的创作成就和历史贡献。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period when regional cultures developed in all-round way in feudal era and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became one of the typical regional culture system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se River. Today’s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is almost equivalent to the areas including Xuanzhou, Shezhou, Chizhou, Taipingzhou and places under the control of Guangde Army.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an constitute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intact cultural and geographic region in term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natural geography and finance. With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regional structure, the unceasing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progressive discovery of natural ecology value, cultures in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also got bi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so that many different levels of poets emerged who created substantial literary works especially poetry.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poetic circles in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against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strives to collect some literary materials and analyses some local poetic phenomena and typical poets in each period and their works so as to presen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utline of local poetry of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will further discover the similarities of writing methods of poets from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focus on finding nature and human landscape in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described by local poets and the thematic trend of their poetic creation so as to deconstruct and construct poetic circles inheriting poetics in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and grasp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poets from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period when regional cultures developed in all-round way in feudal era and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became one of the typical regional culture system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se River. Today’s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is almost equivalent to the areas including Xuanzhou, Shezhou, Chizhou, Taipingzhou and places under the control of Guangde Army.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an constitute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intact cultural and geographic region in term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natural geography and finance. With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regional structure, the unceasing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progressive discovery of natural ecology value, cultures in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also got bi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so that many different levels of poets emerged who created substantial literary works especially poetry.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poetic circles in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against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strives to collect some literary materials and analyses some local poetic phenomena and typical poets in each period and their works so as to presen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utline of local poetry of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will further discover the similarities of writing methods of poets from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focus on finding nature and human landscape in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described by local poets and the thematic trend of their poetic creation so as to deconstruct and construct poetic circles inheriting poetics in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and grasp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poets from the southern Anhui Provinc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引文
①程千帆《先唐文学渊源论略》,《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
②胡建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地域诗学研究综述》,《中州学刊》2009年第5期。
③王祥《宋代文学地域性研究述评》,《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④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见《国立编译馆馆刊》1卷4期,又收入其《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
①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②文化重心的转移与经济重心的变迁是紧密相连的,二者互为表里,互相促进。我们古代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在北宋后期逐渐完成。进入南宋后,东南地区的文化和经济重心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参看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之向南发展》,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③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④张邦炜《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载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后收入其《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⑤在这一过程中,北宋中期范仲淹和王安石对学校和科举内容的改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此,林继中在《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第五章“嬗变中的文化构型”部分有详述。
⑥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4页。
⑦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97页。
②在宋代的文学史上,诗歌无疑是当时最为盛行的文体样式之一,并不逊色于词,也远远高于话本戏曲的创作。见沈松勤《“宋词一代之盛说”释疑》(《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和欧阳俊《词为宋代“一代之文学”说质疑》(《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4期)等文。
③缪钺曾言:“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缪钺《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④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⑤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75页。
⑥正因为科举对北宋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探讨文学演变轨迹的同时,就必须着手整理其时贡举取士的文史资料,这就是本文在研究北宋皖南诗歌过程中集中展示皖南士子应举情况的原因。本文末还附有“北宋皖南历朝进士题名表”。
⑦对于唐前的地域文学的发展,李浩曾说:“由于文学的地域传统及各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唐代文学仍具浓郁的地方色彩,文学的统一与合流永远只是一种理想,是一种趋势,大唐之音,和而不同。”(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页)然而,实际情况是,北宋并没有沿着这种“合流”方向前进。而是在唐代地域文学发展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开步。
①钱穆《再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士》,见《宋代理学三书随劄》附录部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6页。
②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③钱穆《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士》,见《宋代理学三书随劄》附录部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7页。
④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
⑤张仲谋《宋诗: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①张毅在《创作个性、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想》一文中曾说道:“在宋代作家里,创作个性得到充分发挥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创作个性为基础的“各种文学流派的形成和代变,构成了宋代文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许总亦认为:“文学史上文人群体聚合乃至标榜门庭的现象起始甚早,但自觉的宗派意识直至宋代才真正形成。”故而王夫之《姜斋诗话》:“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沿及宋人,始争疆垒”。宋人的这种宗派意识参合着极为明确的地域意识,仅就江西诗派而言,据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考,其“源流皆出豫章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至于后来出现的“人非皆江西也”(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当是人员扩容所致,另当别论。参看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结束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9、332页)、许总《论宋诗的宗派意识》(《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和吴承学在《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等文。
②柳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6页。
③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331页。
④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页。
⑤王水照先生将此次文人盛会称之为“洛阳文人集团”,参看其《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和《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载于《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等文。
⑥覃兆刿《磨勘转官与照刷磨勘文卷制度》,《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
⑦包伟民、魏峰《宋人籍贯观念述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①王祥《从宋代地方志看宋代文学与地域之关系》,载张廷杰主编《第三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3页。
②王祥《宋代文学地域性研究述评》,《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③王祥《试论地域、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
①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文集》之十(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78页。
②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
③皖南“徽学”研究正呈逐步升温之势,成为现代中国“三代地域显学”之一。但对皖南总体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依然是不够的。
④王祥《试论地域、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
⑤北宋宣和三年,方腊起义被平,宋朝改歙州为徽州,徽州得名始此。但本文所论主要是北宋时期,故而常以“歙州”称之。
⑥北宋时,歙州的县邑婺源现已划归江西,广德军所属部分区域现已划归浙江。
①关于“山越”的形成、发展和消亡,可以参阅唐长孺的《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三联书店1955年版)和陈可畏的《东越、山越的来源和发展》(《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等文。
①长江为我国第一大河流、亚洲第一大川、世界第四大川,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天然之坑堑,限隔南北,时日积久,也会影响到民情风俗,从而促成了南北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面貌。
②“江南”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历史概念,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江南”的地理范围各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沈学民、李伯重和周振鹤等学者对此也曾先后有专文论列。参阅沈学民《江南考说》(手刻油印稿,约80年代初);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等文。徐茂明在《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一书中的“绪论”部分,又从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四个方面对“江南”的历史涵义作了深层全面的阐释。
③古时,“江东”、“江左”、“江右”、“江表”等词纷纷出现于史料载籍之中,频繁混用,鱼豕亥目,如不甄别辨释,无以拨正视听。因此,景遐东在其专著《江南文化和唐代文学研究》的第一章第一节的“‘江南’的概念”中对“江东”、“江左”、“江外”和“江表”等词语义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可以参看景遐东《江南文化和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1页。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7、918页。
②皆引自乾隆《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55页。注:孔凡礼在续补《宋诗纪事》时就曾有感于长期以来“方志标名无定式”的问题,确立了新的标准:“宋、元方志,书名号上限包括其成书年号之文字,如《嘉定赤城志》、《景定建康志》等。明、清及民国方志,书名号不包括其成书年号之文字,如洪武《苏州府志》、同治《铅山县志》等。”(孔凡礼《宋诗纪事续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此文亦采用这个标准,特作说明。
③道光《徽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8),第134—135页。
④康熙《太平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6页。
⑤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71页。
①光绪《广德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2),第58页。
②胡三省所谓:“山越本为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见司马光编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817页。
③陈可畏《东越、山越的来源和发展》,《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
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6、287页。
⑤宋灭后蜀不过65天,灭南汉半年,灭北汉三个月,而与一水之隔的南唐的战斗打了一年多,虽然最终也是后主献城投降。
⑥刘昫等《旧唐书·宪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4页。
⑦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79页。
⑧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67页。
①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第八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24页。
②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另可见其《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江汉论坛》1983年第9期)和《六至十世纪中国都城东渐的经济考察》(《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等文。关于唐代皖南经济的发展,另可参看王赛时《唐代宣歙区经济初探》(选自《古代长江下游经济开发》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和韩国磐《唐代宣歙之雄富》(《江海学刊》1992年第3期)等文。
③谭其骧《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①何剑明《南唐时期安徽区域经济发展论要》,《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②林駉《源流至论》别集卷三《东南财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时,朝廷对皖南(特别是徽州地区)加大“贡赋”、施行“重税”,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此地经济实力的增强,参看吴树国《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
③张剑光、邹国慰《唐五代时期江南农业生产商品化及其影响》,《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
④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时期:宋辽金元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⑤表中系列数据来源分别是:“距离京师”来源《元丰九域志》,A指《太平寰宇记》,B指《元丰九域志》,C指《宋史·地理志》。
①据载,宣州和太平州与京师距离均为1700里,但从地域伸展范围来看,太平州到达京师的距离显然近于宣州。
②此处“﹥”均为“优于”之意。
③五者户口的顺序在三个统计数据中,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唯一变动的是歙州由太平兴国五年(980)的第一降到元丰元年(1078)的第三,崇宁元年(1102)亦复如此。
④皆转引自嘉靖《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55页。
①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三“依杖寄”,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07页。
②道光《徽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8),第163页。
③转引自民国《歙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1),第41页。
④周紫芝《竹坡诗话》,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⑤吕本中《紫微诗话》,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6页。
⑥同上,第376页。
①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如蜀人刘泾,以书画与苏轼、米芾交,以文名显,仕宦不偶,即著有《宣城集》三卷,虽不明以此名集缘于何故,但至少透露了诗人刘泾对皖南的热爱赞美之意。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5页。
②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1页。
③胡朴安《中华全国民俗志·安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①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其实,歙州亦有道院的记载,见朱熹《新安道院记》。
②许承尧《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930页。
③嘉靖《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58页。
④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第八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04页。
⑤康熙《太平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86页。
⑥光绪《广德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2),第354页。
⑦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34页。
⑧嘉靖《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58页。
⑨同上,第57、59页。
⑩道光《徽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8),第159页。
11吕和叔《博陵崔某状》,转引自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之“江南东路徽州”,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885页。
①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②杜佑《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69页。
③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36页。
④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5页。
①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04页。
②转引自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35页。
③转引自嘉靖《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869页。
④张雨青《安徽书院考》,《安徽史学》1985年第5期。
⑤赵华富、谢申生《再论徽州文化之根在中原》,陈义初主编《河洛文化与殷商文明》,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225页。李琳琦《徽州书院论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年第2期。胡成业《绩溪书院考略》,周绍泉、赵华富主编《19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5—639页。
①对于北宋书院的发展,传统观点认为:宋初时书院的发展,欣欣向荣;而到了庆历之后,特别是经历了三次兴学(指范仲淹、王安石和蔡京领导的兴学改革,大力发展官学)之后,书院便开始衰落。而事实是在庆历之后,书院文化并没有走向下坡路,形成了“书院与官学并存的局面”,参看李国均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7—60页。
①叶梦得《避暑录话》,明津逮秘书本。
②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36页。
③别且不论,单就印刷业与科举考试的关系而言,即可见出一斑,林岩在《宋代科举考试与印刷术关系考论》一文中指出:“宋代既是科举考试具有广泛影响的时代,也是雕版印刷术广泛运用的时代,两者都深深地植根于宋代社会生活当中。这种巧合最终使科举考试与印刷业发生密切的联系。广大举子对于科举考试用书的需求导致印刷业介入到这一有利可图的行当中来。保守地估计,至迟在北宋真宗、仁宗统治的时代,雕版印刷术以及对科举考试发生影响,并且为举子获得科举考试书籍提供了便利。”见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之“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285页。
④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页。
⑤庄华峰:“宋时进入了雕版印刷的大盛期,而所谓大盛,又以长江流域为最。其显著标志是,宋时长江流域的雕版印刷形成了杭州、成都、建宁三大印刷中心。”见庄华峰《宋代长江流域的雕版印刷业》,《光明日报》2000年4月14日。
⑥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纸墨之佳”条,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35、136页。
⑦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65、666页。
①对于宋前皖南诗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代,如杜荀鹤、费冠卿和“九华四俊”等人,学位论文有李春的《唐代皖南诗歌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和方胜的《晚唐皖南本土文学与旅寓文学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等。
①张海鹏主编《安徽文化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838页。
①王祥《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②吴承学在《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一文中即认为:“唐宋以后,诗人们喜欢漫游生活”,其时的“文学批评逐步重视社会阅历对创作的巨大作用。”《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③钱穆《再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士》,见《宋代理学三书随劄》附录部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6页。
④葛立方《韵语阳秋》,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6页。
⑤赵翼在《陔余丛考》卷十八,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283页。
⑥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
⑦对于唐代诗人的籍贯问题,陈尚君在《唐诗人占籍考》中说:“一是唐人喜标门第,称郡望,于实际占籍何地则常疏于记载。二是文献整理为难,不仅涉及头绪众多,且难断是非。”选自《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①包伟民、魏峰《宋人籍贯观念述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②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二二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页。
②王祥《从宋代地理志看宋代文学与地域之关系》,张廷杰主编《第三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3页。
③对于舒雅的里籍出现过一段争议,《宋史》卷四四一未作明示。《南唐书》卷二二和《十国春秋》卷三一皆称其“世为宣城人”,这一看法为《唐人轶事汇编》(卷三十六)所继承。但据《新安志》载:“舒雅,歙县人”,从编者及编选时间上看,应《新安志》为准,清代厉鹗选编《宋诗纪事》一向以“博稽深订”著称,亦将舒
①秦寰明《梅尧臣著述杂考》,《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
①括号内为诗人所在《全宋诗》中的册数与起始页码。
②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③杨端如《程待制节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961页。
④弘治《徽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版,第18、19、23页。
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8页。
①周郡推《青溪汪先生革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884、1885页。
②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40页。
③曾燠輯《江西诗徵》,清嘉庆九年刻本。
④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何绍基撰,清光绪四年刻本。
⑤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96页。
⑥杨端如《程待制节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962页。
⑦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⑧作为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不只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明清之际史等方面留下许多经典性的论
著,在宋史方面也有不少独到的创获,见王水照《陈寅恪的宋代观》,《中国文化》第十七、十八期。
⑨张邦炜《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转引自《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400页。
①张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425页。
②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4页。
①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页。
②罗愿《王提刑汝舟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四,第2029、2031页。
③康熙《太平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下”,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468页。
④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105、106页。
①汪藻《朝散郎致仕胡君咸墓志铭》,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251页。
②同上,第1528页。
③王得臣《尘史》,转引自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之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④曾大兴在分析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曾指出:“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与开放之域,正是关系到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狭义的)和地理四大要素。”(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就此言之,北宋时期皖南的区位劣势是不言而喻的。
⑤就北宋文化史而言,北人多习经学,南人喜诵诗赋,因而在北宋的科场(特别是在熙宁科举改革以前,以诗赋取士,且诗赋、策、论三场采取逐场去留的制度)占尽优势。针对这种形势,司马光、柳材等人奏请“逐路取人”,而欧阳修则上《论逐路取人之劄子》,以驳司马光和柳材之请。熙宁二年,范纯仁上《奏设特举之科分路考校取人》,以折中两派之说。见祝尚书《两宋时期南北文学不同论》,莫砺锋主编《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①丁俊屏《北宋时期“南人”与“北人”地位的转化》,《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②徐松《宋会要辑稿》(五),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351页。
③苏轼《徐州上皇帝书》,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八六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④特别是北宋中期以来盛行的禅悦风气,更是大大促进了儒释的调合互融。周裕锴认为:“当禅僧博究书史、该洽经典,士人耽于禅悦、留心内典之时,儒学与禅学的交流和融合也就成为必然之势。”在此情形下逐渐诞生了“文字禅”。就狭义而言,“文字禅”即是指“一切禅僧所创作忘情或未忘情的诗歌以及士大夫所作含带佛理禅机的诗歌。”文字禅的兴起,“突破了佛教绮语口业戒律的束缚,促进了宋代诗文僧文学创作的发展。”参看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2、243页。
①据肖建新所考,《新安志》的编纂,从乾道九年(1173)到淳熙二年(1175),前后历时三年完成。见肖建新《<新安志>的编纂历程考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8年第1期(总443期)。
②表中材料除标注外,均转引自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及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等。
①北宋安徽的诗僧,虽不能与两浙、江西和四川等地相比,却也高于湖广和河南等地。据高慎涛统计,北宋时期安徽的诗僧有15人(可能有所遗漏),而皖南则占据了大部分,这也是其他地方所望尘莫及的。
②此处“区域”,涵及本籍诗僧及驻锡诗僧。
③王水照《情理·源流·对外关系——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再研究》,转引自《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页。
①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
②同上,第310页。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84页。
④同上,第9985页。
⑤同上。
⑥宋朝沿袭唐制,置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合一,皆在崇文院。元丰改革官制,废崇文院为秘书省,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据王云海所述,北宋所谓馆职,有(大)学士、直官、校理、检讨和校勘,以及后来的秘书(少)监、秘书丞、著作(佐)郎、秘书郎、秘书省正字和校书郎等,还包括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以及诸殿学士和诸阁(新帝即位,皆为纪念前朝皇帝而置阁)的学士、直学士、待制和直馆等职。参看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7页。
⑦成明明曾集中研究北宋文人的馆阁生活,他认为:“物质的困顿与精神的丰富,构成北宋馆阁文人生活对照鲜明的两个方面。虽然馆俸薄少,但这并不影响文人推崇馆职的热情,因为一经此职,遂践清途,跻身名流。馆阁的诱惑———蓬山藏室、育才之府、文人渊薮,使得文人士夫在学问、仕途上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成明明《北宋馆阁文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论略》,《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①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②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一〇〇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③对于北宋的馆阁制度与文学(特别是诗歌)关系的研究,陆续有不少成果问世,如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和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北宋馆阁制度与文学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复杂的,不在本部分论述范围之内。本部分所要着重揭示的是北宋皖南诗人中荣任馆阁的总体概况。
①周叔虎《宋谏议谢公泌墓记》,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874页。
②鲍新山、张其凡《北宋名臣谢泌生平及思想述评》,《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
③诸葛忆兵《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①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3页。
②对于许元的籍贯,诸书记载不一,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选举》:“皇祐二年:许元,绩溪人。”同书卷七《人物》:“许元,字子春,祁门人,司封逖之子。”欧阳修《尚书工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许公墓志铭并序》:“公讳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也。许氏世以孝谨称乡里。”以此考之,欧阳修距其年代较近,当以其说为是。后来脱脱著《宋史》亦采其说,“许元,字字春,宣州宣城人。”孔凡礼《宋诗纪事续补》卷四“许元”条:“元字字春,宣州宣城人。”胡可先《两宋徽籍诗人考》(《徽学研究》2000年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定其为绩溪人,恐误。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44页。
④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
⑤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⑥同上。
⑦汪藻《朝散郎致仕胡君咸墓志铭》,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251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029页。
②同上,第11036页。
③转引自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01页。
④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2页
①《宋史·胡舜陟》载胡舜陟在任广西经略使时,“以知邕州俞儋有脏,为运副吕源所按,事连舜陟,提举太平观。先是,舜陟与源有隙,舜陟因讨郴贼,劾源沮军事,源以书抵秦桧,讼舜陟受金盗马,非讪朝政。桧素恶舜陟,入其说,奏遣大理寺官袁柟、燕仰之往推劾，居两旬，辞不服，死狱中?蓖淹选端问贰罚谢?局1977年版,第11670页。
②程伯茂《程公迈家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037页。
③同上,第2039页。
①陈傅良《温州淹补学田记》,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二六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
②关于学人之诗,可以参看祝尚书《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③蒋元卿《皖人书录》,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743页。
④载记,属于史书体裁之一,记载不属于正统王朝的割据政权的事迹。班固《汉书》最早列此目,后《晋书》、《四库全书》等沿用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六·史部二十二〇载记类:“五马南浮,中原云扰。偏方割据,各设史官。其事迹亦不容泯灭,故阮孝绪作《七录》,‘伪史’立焉。《隋志》改称‘霸史’,《文献通考》则兼用二名。然年祀绵邈,文籍散佚,当时僣撰,久已无存。存于今者,大抵后人追记而已。曰‘霸’曰‘伪’,皆非其实也。案《后汉书·班固传》,称撰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为《载记》。《史通》亦称平林、下江诸人,《东观》列为《载记》。又《晋书》附叙十六国,亦云《载记》。是实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参看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8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7页。
②朱东润《梅尧臣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2页。
③当然,对于《唐载记》撰写的确切时间,我们无从稽考。于敏中曾在《天禄琳琅书目》中“吕夏卿《唐书直笔新例》”中按云:“盖是时,《新书》(《新唐书》)初成,文学之士争谈史事,各自成书,版行于世耳。”(于敏中、彭元瑞等著《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由此可以看出,吕夏卿所著《唐书直笔新例》是其参修《新唐书》之副产品,这与梅尧臣的《唐载记》有所不同。梅尧臣嘉祐三年六月进唐书局,五年四月逝世,是时《新唐书》尚未上奏(嘉祐五年六月,欧阳修等上《新唐书》)。那么,可以初步确定梅尧臣撰写《唐载记》当是在《新唐书》编修之前甚至更早。因此,梅尧臣能够参加《新唐书》的编修,不只依赖欧阳修的汲引之力,也需要一定的史学积累,这与同时的编修官刘羲叟非常相似,史载刘羲叟“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及修唐史,令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见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838页。
④朱东润《梅尧臣诗的评价》,《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⑤脱脱《宋史》卷二百九十五《尹洙传》:“赵元昊反,大将葛怀敏辟为经略判官。洙虽用怀敏辟,尤为韩琦所深知。顷之,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以夏竦为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副之,复以洙为判官。”见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34页。
①这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孙子兵法的研究著述之一,对后世影响较大,现部分保存在《十一家注孙子》。
②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三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③巩本栋《“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④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⑤据朱彝尊《经义考》所言,梅尧臣所撰《毛诗小传》二十卷,已佚,因此我们已无从蠡窥其概貌。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四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据刘毓庆所考,有宋一代,梅尧臣之前现存的诗经学著述尚有胡旦的《毛诗演圣论十卷》(佚)、许洞的《诗考五卷》(未见)和《诗地理考五卷》(未见)、周式的《毛诗笺传辨误二十卷》(佚)、宋咸的《毛诗正纪三卷》(佚)和《毛诗外义二卷》(佚)、周尧卿的《诗说三十卷》(佚)、鲁有开的《诗集十卷》(佚)、黄君俞的《毛诗关言二十三卷》(佚)、刘敞的《诗经小传》(存)以及欧阳修的《诗本义十六卷》(存)、《诗谱补阙一卷》(存)和《诗解统一卷》(存)等13部,梅尧臣之前诗经学著述有289部,且大多已轶。见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9—142页。
①巩本栋在《北宋党争与梅尧臣的诗歌创作》亦有提及,见王水照主编《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三集部别集类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61页。
③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宋诗钞》之卷八梅尧臣《宛陵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7页。
④朱东润《梅尧臣诗编年校注·附录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3页。
⑤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3页。
⑥曾季狸《艇斋诗话》,转引自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5页。
⑦关于梅尧臣在诗歌中学习《诗经》的艺术创作经验,可以参看吴大顺《论宛陵师法众长对其诗风形成之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①朱少山、余恕诚《论梅尧臣的唐诗观》,《宁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②转引自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④关于诗话的起源,主要有源自钟嵘《诗品》说和源自孟棨《本事诗》说两种?从钟醒д咛岢觯问袄?觞于魏晋人物品评、文人雅谈,皆见张海明《魏晋人物品评与诗话之滥觞》,《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⑤王德明《宋代诗话“以资闲谈”的创作目的及其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⑥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9—72页。
⑦钱仲联《宋代诗话鸟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
⑧曹颖《论周紫芝的<竹坡诗话>》,《合肥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①易军《周紫芝其人其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12页。
②朱熹《奉使直秘阁朱公弁行状》,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4页。
③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51页。
④关于朱弁《风月堂诗话》的诗学思想,耿文婷在《论朱弁的诗学思想》一文中即从“‘自然’与‘体物’:朱弁的诗歌创作论”和“雄奇与浑成:朱弁的诗歌风格论”作出详细论述,在此毋庸赘述。见《北方论丛》1999年第6期。
⑤朱熹《奉使直秘阁朱公弁行状》,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9页。
⑥胡应麟《诗薮·杂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33页。
⑦胡传志《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及其文学意义》,《求是学刊》2007年第3期。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二五九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②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4页。
③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5页。
④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⑤苏轼《谢范舍人书》,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八七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
①王毅《论宋代文学家庭》,《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②张剑、吕肖奂《宋代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③张剑、吕肖奂即指出:“对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作实际考察,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的社会单元和历史因素,来审视宋代文学的若干层面,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宋代文学的认识,也必将深化对宋代家庭文化的理解。”见张剑、吕肖奂《宋代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④关于这点,可以参看张剑、吕肖奂《宋代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4期)和《两宋党争与家族文学》(《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冬之卷)等;王毅《论宋代文学家庭》(《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以及宋代的政治、经济、出版、家训、文祸与家族文学的研究;闵定庆的博士学位论文《宋代文学家族形态研究》,中山大学,2006年。其他有关研究某一姓氏的家族文学的专著也纷纷涌现。
⑤光绪《宣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5),第65页。
⑥张师愚《宛陵群英集序》,《皕宋楼藏书志》卷一百十六集部,清光绪万卷楼藏本。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5页。
⑦梅鼎祚等《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⑧同上,第1页。
①同上,第10页。
②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③转引自梅鼎祚等《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④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84页。
①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7页。
②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③脱脱《宋史·梅尧臣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1页。
①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②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③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④刘克庄《李贾县尉诗卷》,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二九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⑤李咸用,唐末人,族望陇西,尝应举不第。咸通十三年任宣州刺史李璋属下推官,遂定居于宣州西玉山。《全唐诗》录其诗三卷一百七十余首。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76页。
②汪藻《朝散郎胡君咸墓志铭》,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251、2252页。
③其弟胡伸、胡伋绍圣四年登进士第，胡侃也于崇宁二年登进士第。
④胡伟著《胡伟宫词》一卷,今存《十家宫词本》,参看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69页。
⑤转引自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
⑥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⑦王安石创作了大量的集句诗,其中古诗、律绝大约五十首,《胡笳十八拍》一首。而胡伟的《宫词集句》达二百首,见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11、612页。
⑧吴承学曾著文称:“南宋以后,受社会现实的影响,集句创作的题材有所扩展,内容也转向严肃,甚至深沉。”(《论集句》,《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
⑨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二七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336页。
①历来学者对此多有探讨,钱钟书、缪钺皆有精辟独到的论述。吴小如在《宋诗导论》一文中亦指出:“在唐诗以后,能在中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的,只有宋诗;能有资格与唐诗相颉颃,基本上可以分庭抗礼的,也只有宋诗;对于后世,除了唐诗,能给予后世以重大影响的,还是只有宋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82页。
②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前言》(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页)。对于宋人别集的编纂盛况,可以参看巩本栋新著《宋集传播考论》中的“宋人别集编纂的概况”一节。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
③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84页。
④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①胡念贻《宋诗的流传》,见其《中国古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267页。
②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89页。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76页。
④在北宋前期,科举考试行诗赋、策、论三场采取逐场去留的制度,“自今后不问新旧人,并须文章典雅,经学精通,当考试之时,有纰缪不合格者,并逐场去留。”(《宋会要·选举》十四之十七)由此可见,诗赋在北宋前期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应试举子的诗赋才能显然是不容质疑的。虽然“科文”是被动写作,是“为文而造情”,但其作品并非全无价值,特别是在赵宋一朝文人志在当世的参与意识和民胞物与的淑世精神得以进一步强化的文化背景下,举子们的诗赋更有一定的思想内容。从观照一代文学史总貌的角度考虑,这些诗赋作品也有关注的必要。
①马令《南唐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157页。
②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页。
③脱脱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8页。
④转引自《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⑤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01页。
⑥叶梦得《石林诗话》,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页。
⑦郑獬《鄖溪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王明清《挥麈录》,四部丛刊本。
①马令《南唐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7页。
②孔凡礼《应该正确地评价郭祥正》,见《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47页。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
②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对汪藻的诗歌创作略有评述,可参看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③《全宋诗》卷一四七八“石懋”条按:“《丛话》前集卷五三‘汪彦章’条,收有石懋《橘林文》断句六联,并指出与汪藻《浮溪集》相犯。今这六联已入汪藻诗,故不再收入。”《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85页。
④王祥《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①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
②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0—249页。
①罗愿《新安志》,转引自《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24页。
②转引自乾隆《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55页。
③同上,第58页。
④光绪《广德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2),第354页。
⑤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安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⑥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明津逮秘书本。
①何远《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7页。
②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7页。
①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4、155页。
②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2页。
③袁陟曾任当涂县宰,遇功父,爱其才,荐之于梅尧臣,梅尧臣一见,赞道:“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此后,梅尧臣以诗坛前辈的身份大力提携郭祥正,二人诗歌往还甚多。郭祥正铭感备至,“数载汲引,梅二丈之力也;蒿埋三尺,不敢忘其赐”之言(关于此句,历来有两种不同记载,《潘子真诗话》将“梅二丈”作“袁二丈”;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引为“梅二丈”;《宋诗纪事》中“潘兴嗣”和“袁陟”条又分别作“梅二丈”和“袁二丈”)。
④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4页。
⑤梅鼎祚等《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②同上,第55、56页。
③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④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⑤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一六二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⑥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⑦李圣华《冷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①对于宋诗发展阶段的全面梳理的研究历史,可以参看张远林《历来宋诗分期研究述评》一文,载于刘扬忠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
②陈植锷《宋诗的分期及其标准》,《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
③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④欧阳修《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梅公墓志铭》,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290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85页。
②孔凡礼《应该正确地评价郭祥正》,载《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③莫砺锋《郭祥正——元祐诗坛的落伍者》,《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六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④王祥《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①该统计数据,除去南唐入宋的诗人,并按照北宋的行政区划作出分类。
②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③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4页。
④当然,舒雅的名显于时,不仅仅是自己出众的才学,还得益于韩熙载的知遇之恩。据《南唐书·舒雅传》:“舒雅世为宣城人,姿容秀发,以才思自命。因随计金陵,以所学献于吏部侍郎韩熙载。熙载一见如畴昔,馆给之。雅性巧黠,应答如流,熙载待之为忘年之交,出入卧内,曾无间然。熙载性懒,不拘礼法,常与雅易服燕戏,猱杂侍婢,入末念酸,以为笑乐。或云:韩载所著格言,半雅之辞。迨数年,会熙载知贡举,以雅为第一,朝野无间者,以雅之才为当也。”据史载,韩熙载为逃避南唐李后主的猜疑而有意纵情声色,每遇宴席,舒雅随从,《宋诗纪事》卷六引《缃素杂记》:“韩熙载弊衣履,作瞽者,持烛弦琴,俾舒雅执板挽之,随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见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71页。
②同上,第13041页。
③脱脱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41页。
④此二诗,其时名贤皆有同题之作。“送僧归护国寺”:真宗年间,朝廷士人纷纷为天台山某僧自京城归护国寺作诗送行,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载有《送僧归护国寺》27人同题诗作,《送僧归护国》6人同题诗作,涉及诗歌达近40首。其中,包括丁谓、钱惟演、刘筠、李维、晏殊和舒雅等人。《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据《舆地纪胜》卷二十六《江南西路·隆兴府·古迹》:“华林读书堂,淳化中,朝之名士皆有诗。”王禹偁《诸朝贤寄题洪州义门胡氏华林书斋序》所言,其时作诗者“自旧相、司空而下,作者三十有几人。……时淳化五年十月十五日。”
①严羽《沧浪诗话》云:“有律诗止三韵者”,“唐人有六句五言律”。注引李益“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当今圣天子,不战四夷平”诗证之(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2页)。六句律起源于南朝时期,其时声律的逐步完善,促使古诗进一步向近体律诗转化,六句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诗体,具有过渡性的意义。到了唐宋时期,五七言律诗虽然占据了诗坛的主导地位,但六句律的创作仍受到诗坛健将的欢迎,唐代的白居易、韩愈、孟郊和北宋时的苏轼、黄庭坚等人均有不同数量的六句律传世。特别是白居易的六句律,即深得赵翼的激赏(《瓯北诗话》卷四:“香山于古诗律诗中,又多创体,自成一格……至如六句成七律一首,青莲集中已有之。香山最多,而其体又不一。”)对此,可以参看拙作《试论古诗中的六句律——兼论李白的六句律创作》,《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②与四句二韵的绝句及八句四韵的律诗有所不同,此体是六句三韵,具有每联相对稳定对称、全篇又不完全稳定对称的齐中有变、错落有致的结构特征。赵翼在评白居易六句律时曾概括出四种体式,即“前后单行,中间成对”、“前四句作两联,末二句不对”、“前二句作对,后四句不对也”和“通首不对”。见赵翼《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9、40页。
③黄永年《释〈西昆酬唱集〉作者人数及篇章数》,见杨亿编,(清)周桢、王图炜注《西昆酬唱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页。
①杨亿编,王仲荦注《西昆酬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7页。
②罗愿《新安志》,转引自《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713页。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96页。
①叶帮义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昆体”研究》,载刘扬忠、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2—2003),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210页。
②吴小如《“西昆体”平议》,《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
③张鸣《从“白体”到“西昆体”——兼考杨亿倡导西昆体诗风的动机》,《国学研究》第三卷,第205—233页。
④欧阳修《六一诗话》,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0、266页。
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93、5594页。
②杨朝云《淡泊与宁静:宋初隐逸文化的特质》,《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③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
④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①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②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74页。
③陈焯《宋元诗会》卷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⑤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0页。
⑥晚唐体,是宋初诗坛三大诗派之一,由九僧、著名隐士林逋、魏野、潘阆和宰相寇准等组成,涉及到僧侣、处士和士大夫等三个阶层。
⑦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18页。
⑧汤华泉《新辑徽州文献中的宋佚诗》,《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⑨方回在其所编《瀛奎律髓序》中言,该书专选唐宋两代的五、七言律诗,“律者何,五七之近体也;髓者何,非得皮得骨之谓也……学者求之髓,由是可得也。”据此言之,曹汝弼能以五首入选,可见方氏对其珍视备至。根据方回的编排体例,除《喜友人过隐居》属“闲适类”、《中秋月》属“月类”外,余四首皆归入“释梵类”,这就从整体上指出了曹诗的题材和主题倾向。
①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29页。
②纪昀云:“首尾四句似过友人隐居,而非友人过隐居,或题有误,再校。”见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76页。
③同上。
④同上,第1701页。
⑤李定广《论“晚唐体”》,《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
⑥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18页。
①同上,第1701页。
②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③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页。
④李以申《曹屯田矩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74页。
⑤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2页。
⑥转引自梅鼎祚等《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①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②汪泽民、张师愚编《宛陵群英集》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转引自梅鼎祚等《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④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463页。
①李含章在诗歌中所集中展示了的荒寒意境,也代表了宋人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陶文鹏言:“宋诗中营造了荒寒之境的作品,包蕴着丰富复杂、细腻深微的情思意蕴,有政治性现实感强烈的,但更多是远离现实超尘绝俗的,都是诗人心灵的写真。这一首首意境荒寒的诗,乃是两宋诗人的时代境遇、生活状态、人生命运、人格个性及其审美情趣所折射出的动人风景。”见其《论宋诗的荒寒意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②缪钺《论宋诗》,见其《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1页。
①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真隐士”和“假隐士”,可以参看楚人《真隐士与假隐士》,《书屋》2003年第5期。
①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87页。
②郑方坤《五代诗话》,清粤雅堂丛书本。
③马令《南唐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7页。
④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868页。
①同上。
②李调元《全五代诗》卷三十九,清函海本。
③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869页。
④蔡钧辑《诗法指南》卷六,清乾隆刻本。
①马令《南唐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157页。
②周腊生《南唐贡举考略》,《文献》2001年第2期。
③建隆三年,南唐给事中乔舜知贡举,进士及第者五人,即邱旭、乐史、王则、程渥和陈皋。后人常据上述《南唐书》等相关史书所载,将邱旭定为该科状元。殊不知,邱旭所作《德厚载物赋》而得第一,仅为其中一场,由此也不能确认邱旭的状元身份,更俟后考。详见周腊生《关于乐史状元地位的确认》,《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④方回《桐江集》卷七,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⑤范德机《木天禁语》为元代著名的诗学理论著作,多有“伪撰”之嫌,参见张伯伟《元代诗学伪书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⑥转引自何文焕《历代诗话》(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1页。
⑦梅询,是北宋前期皖南籍的重要诗人,前已论及,毋庸赘述。
①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
③祝穆《方舆胜览》,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354页。
④我国古代的文字题壁,由来已久,到了唐宋时期,日趋兴盛。据王兆鹏所述,“题壁,是宋代流行的一种文化现象。题壁和观看题壁,是宋代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见其《宋代的“互联网”——从题壁诗词看宋代题壁传播的特点》,《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页。
②萧涤非《杜甫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31—134页。
③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
④鱼玄机,为唐代著名的女诗人,《直斋书录解题》录《鱼玄机集》一卷,今人陈文华校注《唐女诗人集三种》中收鱼玄机诗50首。其诗思深意苦,字斟句酌,尤工韵调,情致繁缛,特别是七律,属句工稳而遣词艳秀。现存七言排律两首,即《春情寄子安》(“山路欹斜石磴危,不愁行苦苦相思。冰销远涧怜清韵,雪远寒峰想玉姿。莫听凡歌春病酒,休招闲客夜贪棋。如松匪石盟长在,比翼连襟会肯迟。虽恨独行冬尽日,终期相见月圆时。别君何物堪持赠,泪落晴光一首诗。”)和《左名场自泽州至京使人传语》(“闲居作赋几年愁,王屋山前是旧游。诗咏东西千嶂乱,马随南北一泉流。曾陪雨夜同欢席,别后花时独上楼。忽喜扣门传语至,为怜邻巷小房幽。相如琴罢朱弦断,双燕巢分白露秋。莫倦蓬门时一访,每春忙在曲江头。”)以七言排律这种特别的诗歌体式抒写幽情,婉约流转,情深意长。
⑤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9年版,第1423页。
⑥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卷二百四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2页。
②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5页。
①马东瑶《论北宋庆历诗风的形成》,《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
②方回《孙后近诗跋》,《桐江集》卷二,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③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②这势必会影响到短期内孙氏家族文学声望的提高,而这也代表了其时歙州特别是黟县大多数文学之家的现实状况,从而极大限制了黟县文士阶层的发展,“歙之为州,在山岭涧谷崎岖之中。自去五代之乱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贤士之所罕至。”
③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94页。
④同上。
⑤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⑥同上。
⑦今人寿涌从孙抗阶官的升迁经历进行考证,认为:“故碑文中的‘皇祐’或为‘嘉祐’之误,孙抗的卒年应该是嘉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待考。见其《<临川先生文集>年月与阶官疑误十一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2期。
①据王安石《广西转运使孙君墓碑》载,孙抗曾于天圣五年(1027)年以同学究出身补滁州来安县主簿。同学究出身,为皇帝特赐(非正奏名进士),因此士子要想获得公认度较高的进士题名,就需要正式应举。孙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宝元元年(1038)应举及第的,《新安志》卷八“叙进士题名”:“宝元元年吕吕溱榜:孙抗,黟,甲科,工部郎中,广西转运使。”
②蔡襄《端明集》卷第十二,清雍正刻本。
③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④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95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②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五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③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④同上,第105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二七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②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7页。
③莫修符《桂林风土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页。
①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9页。
②同上,第3631页。
③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二七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二七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②同上。
③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591页。
④罗愿《新安志》,转引自《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726页。
⑤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8页。
①《渊圣皇帝要录》,全称《孝慈渊圣皇帝要录》,又名《靖康要录》。该书专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目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现存述钦宗一朝史事之古籍,以此书为最详,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②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290页。
①吴承学《论谣谶与诗谶》,《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②邹志勇《宋代诗谶的思想渊源及诗学阐释背景》,《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3期。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诗文评”类总论,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2页。
④邹志勇《宋人诗谶的类型划分及心态解析》,《晋阳学刊》2006年第4期。
⑤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9页。
⑥《宋史》的《艺文志》,历来学者訾议颇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目录类“《崇文总目》”条中言:“《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十三即对《宋史·艺文志》进行过精细的考订校勘,其中就有“有一书而两三见者”,如本文所及“丘濬《霸国环周立成历》一卷”,既入“蓍龟类”,又入“历算类”。
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591页。
②宋朝实施右文政策,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一般情况下,士子一登第即释褐为官。如太平兴国二年,状元吕蒙正以下四人得将作监丞,余皆大理评事,并通判诸州,即便是第二第三等进士(即“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亦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自此而后,进士初仕授官,极为优渥。另外,宋代也注重官员的考核,实行“磨勘”制度,规定文官三年一磨勘,但这些大多流于形式,在任官员只要挨够年资,不出过错,到时便可升迁。如此言之,丘濬在登进士第近十年之后,依然是句容县令之职,甚为不顺。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09、3610页。
②《观时感事诗》全篇已佚。据张山长《丘殿丞濬传》引《宋朝事实》:“康定中,(丘濬)尝上《观时感事诗》一百篇,往往讥刺权贵。嘲宰相张士逊诗曰:‘中书坏了朝纲后,方始辞荣学退居。’又嘲张耆诗曰:‘西鄙用兵闲处坐,可能羞见碧油幢。’又嘲执政曰:‘密院中书多出入,不论功绩便高迁。金银一似佛世界,动便三千与大千。’执政怒,且以其诗多及朝廷休咎,于是言于上,请诛之。……其诗今略载于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592、2593页。
③仁宗此举甚得明人何孟春的赞赏,何氏在《余冬诗话》卷下云:“此仁宗之为仁宗歟!仁宗在御,号有道之君。濬言也如此,德谢于皇祐者世事可胜恨哉!”见何孟春《余冬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
④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
①《宋朝事实》,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第2592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65、4166页。
③张山长《丘殿丞濬传》引《宋朝事实》,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592页。
①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页。
②王莹《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③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467页。
④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9页。
①陈应行《吟窗杂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63页。
②李攸《宋朝事实》中所收丘濬佚诗,今本《宋朝事实》(中华书局1983年版)不载。今据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所转引的内容予以辑录,见本书第2592—2593页。
①陈应行《吟窗杂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63、1264页。
①张山长《丘殿丞濬传》引《宋朝事实》,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591页。
②刘克庄《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③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95页。
④脱脱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1页。
①方回《桐江集》卷一,清嘉靖宛委别藏本。
②方回著,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70页。
③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转引自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4页。
④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532页。
⑤姜奇方《宛陵先生集后序》,转引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8页。
⑥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95页。
①欧阳修《六一诗话》,转引自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②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三十二，转引自转引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4、235页。
③许学夷《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1页。
②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2页。
③陈俊《重刻宛陵集后序》,转引自转引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7页。
④欧阳修《六一诗话》,转引自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8页。
①王国维《文学小言》,转引自《王国维文集·遗书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②欧阳修《归田录》,转引自《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028页。
③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
④葛立方《韵语阳秋》,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8页。
⑤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86页。
①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35页。
②同上,第1285页。
③梅枝凤《重刻先都官诗集纪略》,转引自转引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1页。
①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转引自丁福保《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27页。
②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23页。
③同上。
④王明清《挥麈录》,四部丛刊本。
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5页。
②前文为孔凡礼点校的《郭祥正集》前《自序》(黄山书社1995年版),后文原载安徽《古籍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今全收入《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中,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63页。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23页。
④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12页。
①高克勤编选、曹明纲等注评《宋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②蔡正孙《诗林广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7页。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1页。
④王直方《王直方诗话》,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⑤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1页。
⑥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10页。
⑦曹庭栋《宋百家诗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陆游《陆游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22页。
①释惠洪等著《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16页。
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③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页。
④同上,第213、57页。
⑤陈文新《明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⑥莫砺锋《郭祥正——元祐诗坛的落伍者》,《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六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后收入其专著《唐宋诗歌论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432页。
⑦朱珪《知足斋集》卷二十,清嘉庆刻增修本。
⑧孔凡礼《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⑨较之郭祥正,当涂同时代的名人李之仪的集子却迟迟未能刊刻问世,吴芾《姑溪集序》:“乾道丁亥假守当涂,因访古来文士,居此邦而卓然有声于世者,惟李太白、郭功父、与端叔三人。郡旧有太白功父集,而端叔独缺然。”见吴芾《湖山集》卷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0—11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908页。
①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029—2030页。
②同上。
①陆心源《宋诗纪事小传补正》,清光绪刻本。
②蔡绦《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③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下),中华书局第495页。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页。
①缪钺《论宋诗》,选自《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②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199、11200页
③同上。
④同上。
①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8页。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43、6644页。
②阳虎“勇猛过人,智谋百出”,也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之所以历来遭到封建文人的抵制,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由,参看陈仁华《阳虎的恶名》,《书屋》2005年第2期。
③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9页。
①宗白华《文艺的空灵与充实》,见其《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①王明清《挥麈录》,四部丛刊本。
②当然,现今也有学者提出疑义,如萧瑞峰、刘成国著文称:“从创作群体、作品数量及艺术质量等方面来考察,‘诗盛元枯’说难以成立。”可以参看萧瑞峰、刘成国《“诗盛元祐”说考辨》,《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③刘克庄《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页。
④萧瑞峰、刘成国在《“诗盛元祐”说考辨》一文中称:“在整个元佑年间,独擅诗坛风骚的主要便是以苏轼兄弟为首的苏门诗人群体。他们凭借着元佑更化的东风,相互荐引,彼此推抱,在元枯期间群聚汴京。其中包括陈师道、黄庭坚、苏轼、苏辙、晃补之、张来、李清臣、范纯仁、秦观、苏轼、李鹿、清江三孔等。”萧瑞峰、刘成国《“诗盛元祐”说考辨》,《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⑤张仲谋《论“元祐体”》,《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①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75—181页。
②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88、4089页。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29、9930页
④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七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⑤祝尚书《论宋代文化中的“眉山现象”》,《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①康熙《太平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03页。
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十八,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5页。
③《民国芜湖县志·雍正建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8),第250页。
④吕陶《中大夫致仕石公(洵直)墓志铭》,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七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⑤嘉庆《芜湖县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879—880页。
①黄畇《山谷年谱》卷二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同上。
①康熙《太平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下”,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468页。
②佚名《氏族大全》卷二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一般认为,李之仪与石懋于宣和年间(1119—1125)相识于太平州,参任群《李之仪卒年质疑》,《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2页。
②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③吴聿的《观林诗话》深得后人好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集部四十八认为该书许多是道前人未道,具有发覆之功,“皆足以资考证,在宋人诗话之中,亦可谓之佳本矣。”因此,它的评价很具代表性,其影响不容低估。参看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82页。
④转引自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页。
⑤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八“豕渡寄”,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628页。
①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②转引自周维德辑校《全明诗话》(一),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42页。
①况周颐、王国维《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08、209页。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7页。
①胡仔:“王周士《和人诗》云:‘人情千里白头浪,世事几番黄叶风。’宋大观《题严子陵祠堂》云:‘英姿凛凛都如在,盛夏钓台风月寒。’石敏若《新蝉》云:‘满身美荫抱高柳,问汝适从何处来。’《初寮集》载其父《投壶》云:‘势如高捧金徒箭,声似连铿玉殿签。’皆善造语,亦可喜也。”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第三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②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36页。
③祁志祥《“真幻”说: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真实观》,《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①北宋时的太平州芜湖县,今主要指安徽省芜湖市。
②王水照先生认为:南宋的文学成就与整体繁荣可与北宋比肩,“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文学历史,是在文学现象、文学形态、文学性质上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与重要历史地位的一部断代文学史。”见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③黄榦《宋故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35页。
④关于朱熹的诗歌创作,莫砺锋、王利民和侯长生等人都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关于朱松的诗歌创作,也有王利民的《朱松和他的诗歌》一文,对朱松的生平履历和诗歌特色也有较为详尽的阐释,见《孔孟月刊》39卷第4期。
①周必大《宋史馆吏部赠通议大夫朱公松神道碑》,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34页。
②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9年版,第20761页。
③朱松《先君森行状》,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28页。
④朱松《韦斋集》后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3册,第558页。
⑤朱松《先君森行状》:“胸中冲澹,视世之荣利泊然,若不足以干其心者……其笃于道义而鄙外浮荣,盖天资云。”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28—1529页。
⑥可以说,此时朱家的生计多赖朱松俸禄得以维持,而此时朱松仕途蹭蹬,且无仕进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生计的维持。周必大《宋史馆吏部赠通议大夫朱公松神道碑》:“在尤溪,闻靖康北狩,大恸几绝。自是奔走卑冗,无仕进意。”朱熹《皇考行状》:“公在尤溪,方与同僚燕集,忽有以北狩之问来捻者。公闻震骇,投袂而起,大恸几绝……而公抱负环奇,尤耻自售以求闻达,以是困于尘埃,卑辱锋镝扰攘之中,逃寄假摄,以养其亲十有余年,以至下从算商之役,·於岭海鱼鰕无人之境,则已无复有当世意矣。”均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31、1654页。
①朱松《韦斋集》(傅增湘校清雍正六年刻本)卷首《韦斋公年谱》,转引自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四十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763页。
②朱松《韦斋集》后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3册,第558页。
③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九〇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④朱槔晚年曾《自作挽歌辞》,开头云:“忧幽坐南轩,万壑取我囚。”虽然不知该作是否确为其临终绝笔,但至少可以肯定,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朱槔依然寓居在郑氏之南轩。
①朱松《韦斋集》后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3册,第558页。
②苏东坡也曾多次以此来表达自己与苏辙的友爱之情,兹不赘举。
③脱脱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641页。
④古人抒发追悼之怀,常用“季札挂剑”事,如杜甫《别房太尉墓》:“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
①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0页。
②《左传·昭公廿四年》:“嫠不恤其纬。而忧宋国之陨,为将及焉。”寡妇不怕纬纱少,,织不成布,只怕亡国,祸及于己。后用“嫠不恤纬”、“嫠纬之忧”来比喻忧国而忘家。
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66页。
①方回选评、李庆甲汇评《瀛奎律髓汇评》(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7页。
②王兆鹏《宋代的“互联网”——从题壁诗词看宋代题壁传播的特点》,《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③在总数只有八十四首(涉及各种题材)的诗集中,咏梅诗就占了六首,应该引起注意。
①癯仙,本指隐居山泽的术士、骨姿清瘦的仙人,后代指梅花,如陆游《射的山观梅》诗之二:“凌厉冰霜节愈坚,人间那有此癯仙”;(宋)王柏《和无适四时赋雪梅》:“蕙歇兰消菊已乾,横枝疎影到癯仙”;(宋)卫宗武《又和咏梅》:“几因渴杨此癯仙,谁为招邀倏在前。明艳弗为诸垢染,孤标独出众芳先”等。
②唐人甚重玉蕊,唐昌观、集贤院及翰林院均有栽植。特别是唐昌观之玉蕊(《太平广记》中有玉蕊女仙的记载),名闻天下,历来题咏甚多,唐时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张籍、王建均有赋咏唐昌观玉蕊的诗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引《高斋诗话》云:“唐人题唐昌观玉蕊花诗云:‘一树珑松玉刻成,飘廊点地色轻轻,女冠夜觅香来处,唯见阶前碎月明。’今玚花即玉蕊花,王介甫以比玚,谓当用此玚字。盖玚玉名,取其白耳。鲁直又更其名为山矾,谓可以染也……”又引黄庭坚语:“江南野中有一种小白花木,高数尺,春开极香,野人谓之郑花。王荆公尝欲作诗而陋其名,予请名曰山矾,野人采郑花以染黄,不借矾而成色,故名山矾。海岸孤绝处,补陀山译者以谓小白花,予疑即此花尔,不然,何以观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诗曰:‘北岭山矾取次开,清风正用此时来,平生习气难料理,爱着幽香未拟回。’又咏水仙花,有‘山矾是弟梅是兄’之句。”据此可知,玉蕊又名山矾,且与梅花相媲美。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1—322页。
③杨万里《诚斋诗话》:“白乐天《女道士》诗云:‘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此以花比美妇人也。东坡《海棠》诗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此以美妇人比花也。”
①程杰《牡丹、梅花与唐、宋两个时代———关于国花问题的借鉴与思考》,《阴山学刊》2003年第2期。
②由唐至宋,文人士大夫对花卉的审美接受逐渐由“牡丹”转向“梅花”。在这种情况下,梅花更是成为诗苑中的新宠。
③王莹《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①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4—1225页。
②钱保塘《历代名人生卒录》,民国海宁钱氏清风室刊本。
③王庆生据《曲洧旧闻》卷七所载政和间朱弁在太学时事,“以本传‘既冠入太学’为据,设其时二十二岁,则生于哲宗元祐五年(1090)。”依据推测皆无取信之处。
④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4页。
⑤同上,第1528页。
①同上,第1584页。
②同上。
③张剑《晁说之年谱》,《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④王明清《挥麈录》,四部丛刊本。
⑤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4页。
⑥朱弁《曲洧旧闻》,转引自朱易安、傅璇琮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之第七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⑦同上,第28页。
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5页。
②转引自史旺成《朱弁出使金国考》,《晋阳学刊》1983年第1期。
③史旺成《朱弁出使金国考》称,朱弁出使金国的具体时间就是建炎二年戊申(1128),有误。
④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6页。
⑤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6页。
⑥同上,第1585页。
①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875页。
②该书为朱弁与洪皓、张邵在由金遣归南宋途中往还唱和所集的诗歌,张邵为之序,惜已佚。
③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3—1225页。
④在诗论上,朱弁著有《风月堂诗话》,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张晶的《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天府新论》1999年第6期)、耿文婷的《论朱弁的诗学思想》(《北方论丛》1999年第6期)和《朱弁对苏黄的评价及其在金代的影响》(《晋阳学刊》2009年第2期)对此有较详细的探讨。
⑤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0页。
⑥同上,1581页。
①同上。
②可迁《黄龙灵汤院》:“禅庭谁化石龙头,龙口温泉沸不休。直待众生总无垢,我方清净混常流。”《过温泉》:“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
①闵麟嗣《黄山志定本》,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页。
①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9年版,第18803页。
①吴曾《能改斋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9页。
②倪宗连《名垂青史的倪涛》,《今日玉环》报纸2006年6月6日。
①刘勰著、黄霖汇评《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②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5页。
①同上,第154、155页。
②刘方蔼《宛雅序》,转引自梅鼎祚等编《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③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71页。
①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25页。
②皇祐元年(1049)正月一日,梅尧臣父梅让卒于宣城,梅尧臣在陈州镇安军判官任上闻讣奔丧,还宣城守制,皇祐三年服除。
①李士琪《宛雅序》,转引自梅鼎祚等编《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②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③同上,第171页。
①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①同上,第169页。
②同上,第175页。
③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0页。
①转引自嘉靖《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869页。
②汤华泉《<全宋诗>补辑:池州地方文献中的宋佚诗》,《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③章贲,字元明,青阳(今属安徽)人。宣和六年进士,遭时离乱,栖隐九华。高宗时授主簿,再转为丞,授武威军节度判官,终奉议郎。
①朱东润《梅尧臣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页。
②朱东润《梅尧臣诗的评价》,转引自《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①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2页。
②嘉庆《太平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01页。
①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①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9年版,第9048页。
①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2页。
②同上。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77页。
①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095页。
②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463页。
③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39、3040页。
④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41页。
①转引自梅鼎祚等编《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①与前代诸如牛李党争有所不同的是,北宋党争虽然也夹带有一些个人私利的成分,但它总的出发点已不是各自的集团利益,而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围绕着改革与否所进行的一场断断续续的历史争论。对此,可以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和沈松勤《北宋党争与文学》等著述中的相关阐述。
②《宋史》卷三百三:“(魏瓘)自主客郎中迁太常少卿,知广州。筑州城环五里,疏东江门,凿东西澳为水闸,以时启闭焉。……侬智高寇广东、西,独广州城坚守不能下。于是论筑城功,迁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复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给禁卒五千,听以便宜从事。属狄青已破贼,召还,纠察在京刑狱。”脱脱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036页。
③转引自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之第六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①吴处厚《青箱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页。
②胡应麟《诗薮·杂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
③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5—266页。
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653、1654页。
①同上,第1654页。
②王利民《朱松和他的诗歌》,台湾《孔孟月刊》(39卷)2001年第4期。
①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②关于“盘隐”之后,宋代歙州还有另一则故事,汪子相《程武魁鸣凤传》:“(程鸣凤)主管建昌军仙都观以归,治亭榭于山谷间,扁曰:‘盘隐’,若将终身焉。……三年解组而归,终于盘隐焉。”(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480页)此处匾额“盘隐”与程介自号“盘隐”的用意大致趋同。
③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十,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23页。
④吕好问(1064年—1131年),寿州人,后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字舜徒,吕公著之孙,吕希哲之子,南宋初封东莱郡侯,是两宋之交重要的政治人物,与杨时并为道学家,有“南有杨中立,北有吕舜徒”之称。长子吕本中,孙吕祖谦。
⑤周紫芝《送詹伯尹之大梁序》,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一六二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①转引自周义敢、周雷《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5页。
②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6页。
③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04页。
④王安石《广西转运使孙君墓志铭》,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⑤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6页。
①梅鼎祚等《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②参看拙作《李白功业理想的阶段性——以李白题赞谢安的诗歌为中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
③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250、2251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②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27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②张师曾《宛陵先生年谱》(后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1页。
①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82页。
②转引自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③朱东润《梅尧臣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页。
④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0页。
①赵执信、翁方纲《谈龙录·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②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转引自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27页。
③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25页。
④同上,第325页。
①朱东润《梅尧臣诗的评价》,转引自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①赵执信、翁方纲《谈龙录·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②钱钟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32、433页。
③转引自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5页。
④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47页。
⑤朱东润《梅尧臣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页。
①钱穆在《再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士》中即说:“则因中国士传统,即从孔子说起,两千五百年来,已抱一世界生活即天下生活之观念……中国传统之士,每以天下为家,流动性极大,断无有固定于乡土者。”见钱穆《再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士》,见《宋代理学三书随劄》附录部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6页。
①许定国《“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李白与谢朓创作特色比较研究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①李士琪《宛雅序》,转引自梅鼎祚《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②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0页。
③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转引自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4页。
①转引自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集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7页。
②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关于韩愈在宣城的为学和交游生活,可以参看景遐东《韩愈避乱江南经历考辨——兼论其江南文友圈》,《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①转引自周义、周雷《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1页。
②纪昀在点评梅氏《次韵范景仁舍人对雪》即说:“(梅诗)意欲摹仿昌黎而才力不足,不能熔铸,遂成浅拙。”转引自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64页。
③方胜《晚唐皖南本土文学与流寓文学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2—68页。
①朱少山、余恕诚《论梅尧臣的唐诗观》,《宁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1页。
②陈俊《刻宛陵集后序》,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7页。
③葛立方《韵语阳秋》,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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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先《两宋徽籍诗人考》,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研究》2000年集。
汤华泉《新辑徽州文献中的宋佚诗》,《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汤华泉《<全宋诗>补辑:池州地方文献中的宋佚诗》,《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李定广《论“晚唐体”》,《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
陶文鹏《论宋诗的荒寒意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楚人《真隐士与假隐士》,《书屋》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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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腊生《南唐贡举考略》,《文献》2001年第2期。
周腊生《关于乐史状元地位的确认》,《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张伯伟《元代诗学伪书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王兆鹏《宋代的“互联网”——从题壁诗词看宋代题壁传播的特点》,《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马东瑶《论北宋庆历诗风的形成》,《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
寿涌《<临川先生文集>年月与阶官疑误十一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2期。
吴承学《论谣谶与诗谶》,《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邹志勇《宋代诗谶的思想渊源及诗学阐释背景》,《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3期。
邹志勇《宋人诗谶的类型划分及心态解析》,《晋阳学刊》2006年第4期。
王莹《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程杰《牡丹、梅花与唐、宋两个时代———关于国花问题的借鉴与思考》,《阴山学刊》2003年第2期。
萧瑞峰、刘成国《“诗盛元祐”说考辨》,《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任群《李之仪卒年质疑》,《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
祁志祥《“真幻”说: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真实观》,《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王利民《朱松和他的诗歌》,《孔孟月刊》39卷第4期。
张剑《晁说之年谱》,《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史旺成《朱弁出使金国考》,《晋阳学刊》1983年第1期。
覃兆刿《磨勘转官与照刷磨勘文卷制度》,《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
庄华峰《宋代长江流域的雕版印刷业》,《光明日报》2000年4月14日。
许定国《“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李白与谢朓创作特色比较研究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景遐东《韩愈避乱江南经历考辨——兼论其江南文友圈》,《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李春:《唐代皖南诗歌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
方胜:《晚唐皖南本土文学与旅寓文学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09年。
易军:《周紫芝其人其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
②胡建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地域诗学研究综述》,《中州学刊》2009年第5期。
③王祥《宋代文学地域性研究述评》,《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④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见《国立编译馆馆刊》1卷4期,又收入其《汉唐史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版。
①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②文化重心的转移与经济重心的变迁是紧密相连的,二者互为表里,互相促进。我们古代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在北宋后期逐渐完成。进入南宋后,东南地区的文化和经济重心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参看杨远《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文化之向南发展》,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③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④张邦炜《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载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后收入其《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⑤在这一过程中,北宋中期范仲淹和王安石对学校和科举内容的改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此,林继中在《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第五章“嬗变中的文化构型”部分有详述。
⑥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4页。
⑦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997页。
②在宋代的文学史上,诗歌无疑是当时最为盛行的文体样式之一,并不逊色于词,也远远高于话本戏曲的创作。见沈松勤《“宋词一代之盛说”释疑》(《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和欧阳俊《词为宋代“一代之文学”说质疑》(《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4期)等文。
③缪钺曾言:“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缪钺《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④林继中《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⑤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75页。
⑥正因为科举对北宋的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探讨文学演变轨迹的同时,就必须着手整理其时贡举取士的文史资料,这就是本文在研究北宋皖南诗歌过程中集中展示皖南士子应举情况的原因。本文末还附有“北宋皖南历朝进士题名表”。
⑦对于唐前的地域文学的发展,李浩曾说:“由于文学的地域传统及各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唐代文学仍具浓郁的地方色彩,文学的统一与合流永远只是一种理想,是一种趋势,大唐之音,和而不同。”(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页)然而,实际情况是,北宋并没有沿着这种“合流”方向前进。而是在唐代地域文学发展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开步。
①钱穆《再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士》,见《宋代理学三书随劄》附录部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6页。
②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③钱穆《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士》,见《宋代理学三书随劄》附录部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7页。
④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
⑤张仲谋《宋诗: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①张毅在《创作个性、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想》一文中曾说道:“在宋代作家里,创作个性得到充分发挥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创作个性为基础的“各种文学流派的形成和代变,构成了宋代文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许总亦认为:“文学史上文人群体聚合乃至标榜门庭的现象起始甚早,但自觉的宗派意识直至宋代才真正形成。”故而王夫之《姜斋诗话》:“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沿及宋人,始争疆垒”。宋人的这种宗派意识参合着极为明确的地域意识,仅就江西诗派而言,据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考,其“源流皆出豫章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至于后来出现的“人非皆江西也”(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当是人员扩容所致,另当别论。参看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结束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9、332页)、许总《论宋诗的宗派意识》(《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和吴承学在《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等文。
②柳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6页。
③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331页。
④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页。
⑤王水照先生将此次文人盛会称之为“洛阳文人集团”,参看其《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和《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载于《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等文。
⑥覃兆刿《磨勘转官与照刷磨勘文卷制度》,《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
⑦包伟民、魏峰《宋人籍贯观念述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①王祥《从宋代地方志看宋代文学与地域之关系》,载张廷杰主编《第三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3页。
②王祥《宋代文学地域性研究述评》,《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③王祥《试论地域、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
①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文集》之十(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78页。
②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
③皖南“徽学”研究正呈逐步升温之势,成为现代中国“三代地域显学”之一。但对皖南总体文化的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依然是不够的。
④王祥《试论地域、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
⑤北宋宣和三年,方腊起义被平,宋朝改歙州为徽州,徽州得名始此。但本文所论主要是北宋时期,故而常以“歙州”称之。
⑥北宋时,歙州的县邑婺源现已划归江西,广德军所属部分区域现已划归浙江。
①关于“山越”的形成、发展和消亡,可以参阅唐长孺的《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三联书店1955年版)和陈可畏的《东越、山越的来源和发展》(《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等文。
①长江为我国第一大河流、亚洲第一大川、世界第四大川,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天然之坑堑,限隔南北,时日积久,也会影响到民情风俗,从而促成了南北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面貌。
②“江南”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历史概念,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江南”的地理范围各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沈学民、李伯重和周振鹤等学者对此也曾先后有专文论列。参阅沈学民《江南考说》(手刻油印稿,约80年代初);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等文。徐茂明在《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一书中的“绪论”部分,又从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四个方面对“江南”的历史涵义作了深层全面的阐释。
③古时,“江东”、“江左”、“江右”、“江表”等词纷纷出现于史料载籍之中,频繁混用,鱼豕亥目,如不甄别辨释,无以拨正视听。因此,景遐东在其专著《江南文化和唐代文学研究》的第一章第一节的“‘江南’的概念”中对“江东”、“江左”、“江外”和“江表”等词语义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可以参看景遐东《江南文化和唐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1页。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南直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17、918页。
②皆引自乾隆《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55页。注:孔凡礼在续补《宋诗纪事》时就曾有感于长期以来“方志标名无定式”的问题,确立了新的标准:“宋、元方志,书名号上限包括其成书年号之文字,如《嘉定赤城志》、《景定建康志》等。明、清及民国方志,书名号不包括其成书年号之文字,如洪武《苏州府志》、同治《铅山县志》等。”(孔凡礼《宋诗纪事续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此文亦采用这个标准,特作说明。
③道光《徽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8),第134—135页。
④康熙《太平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6页。
⑤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71页。
①光绪《广德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2),第58页。
②胡三省所谓:“山越本为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见司马光编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817页。
③陈可畏《东越、山越的来源和发展》,《历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
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州域形势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6、287页。
⑤宋灭后蜀不过65天,灭南汉半年,灭北汉三个月,而与一水之隔的南唐的战斗打了一年多,虽然最终也是后主献城投降。
⑥刘昫等《旧唐书·宪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4页。
⑦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79页。
⑧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67页。
①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第八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24页。
②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另可见其《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江汉论坛》1983年第9期)和《六至十世纪中国都城东渐的经济考察》(《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等文。关于唐代皖南经济的发展,另可参看王赛时《唐代宣歙区经济初探》(选自《古代长江下游经济开发》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和韩国磐《唐代宣歙之雄富》(《江海学刊》1992年第3期)等文。
③谭其骧《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①何剑明《南唐时期安徽区域经济发展论要》,《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②林駉《源流至论》别集卷三《东南财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时,朝廷对皖南(特别是徽州地区)加大“贡赋”、施行“重税”,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此地经济实力的增强,参看吴树国《唐宋之际徽州重税考》,《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
③张剑光、邹国慰《唐五代时期江南农业生产商品化及其影响》,《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
④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时期:宋辽金元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⑤表中系列数据来源分别是:“距离京师”来源《元丰九域志》,A指《太平寰宇记》,B指《元丰九域志》,C指《宋史·地理志》。
①据载,宣州和太平州与京师距离均为1700里,但从地域伸展范围来看,太平州到达京师的距离显然近于宣州。
②此处“﹥”均为“优于”之意。
③五者户口的顺序在三个统计数据中,总体上没有大的变化,唯一变动的是歙州由太平兴国五年(980)的第一降到元丰元年(1078)的第三,崇宁元年(1102)亦复如此。
④皆转引自嘉靖《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55页。
①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三“依杖寄”,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07页。
②道光《徽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8),第163页。
③转引自民国《歙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1),第41页。
④周紫芝《竹坡诗话》,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⑤吕本中《紫微诗话》,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6页。
⑥同上,第376页。
①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如蜀人刘泾,以书画与苏轼、米芾交,以文名显,仕宦不偶,即著有《宣城集》三卷,虽不明以此名集缘于何故,但至少透露了诗人刘泾对皖南的热爱赞美之意。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55页。
②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1页。
③胡朴安《中华全国民俗志·安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①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其实,歙州亦有道院的记载,见朱熹《新安道院记》。
②许承尧《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930页。
③嘉靖《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58页。
④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第八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04页。
⑤康熙《太平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86页。
⑥光绪《广德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2),第354页。
⑦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34页。
⑧嘉靖《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58页。
⑨同上,第57、59页。
⑩道光《徽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8),第159页。
11吕和叔《博陵崔某状》,转引自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之“江南东路徽州”,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885页。
①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②杜佑《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69页。
③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36页。
④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5页。
①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04页。
②转引自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335页。
③转引自嘉靖《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869页。
④张雨青《安徽书院考》,《安徽史学》1985年第5期。
⑤赵华富、谢申生《再论徽州文化之根在中原》,陈义初主编《河洛文化与殷商文明》,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225页。李琳琦《徽州书院论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9年第2期。胡成业《绩溪书院考略》,周绍泉、赵华富主编《19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5—639页。
①对于北宋书院的发展,传统观点认为:宋初时书院的发展,欣欣向荣;而到了庆历之后,特别是经历了三次兴学(指范仲淹、王安石和蔡京领导的兴学改革,大力发展官学)之后,书院便开始衰落。而事实是在庆历之后,书院文化并没有走向下坡路,形成了“书院与官学并存的局面”,参看李国均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7—60页。
①叶梦得《避暑录话》,明津逮秘书本。
②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36页。
③别且不论,单就印刷业与科举考试的关系而言,即可见出一斑,林岩在《宋代科举考试与印刷术关系考论》一文中指出:“宋代既是科举考试具有广泛影响的时代,也是雕版印刷术广泛运用的时代,两者都深深地植根于宋代社会生活当中。这种巧合最终使科举考试与印刷业发生密切的联系。广大举子对于科举考试用书的需求导致印刷业介入到这一有利可图的行当中来。保守地估计,至迟在北宋真宗、仁宗统治的时代,雕版印刷术以及对科举考试发生影响,并且为举子获得科举考试书籍提供了便利。”见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之“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285页。
④叶德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页。
⑤庄华峰:“宋时进入了雕版印刷的大盛期,而所谓大盛,又以长江流域为最。其显著标志是,宋时长江流域的雕版印刷形成了杭州、成都、建宁三大印刷中心。”见庄华峰《宋代长江流域的雕版印刷业》,《光明日报》2000年4月14日。
⑥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纸墨之佳”条,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35、136页。
⑦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65、666页。
①对于宋前皖南诗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唐代,如杜荀鹤、费冠卿和“九华四俊”等人,学位论文有李春的《唐代皖南诗歌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和方胜的《晚唐皖南本土文学与旅寓文学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等。
①张海鹏主编《安徽文化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838页。
①王祥《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②吴承学在《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一文中即认为:“唐宋以后,诗人们喜欢漫游生活”,其时的“文学批评逐步重视社会阅历对创作的巨大作用。”《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③钱穆《再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士》,见《宋代理学三书随劄》附录部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6页。
④葛立方《韵语阳秋》,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6页。
⑤赵翼在《陔余丛考》卷十八,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283页。
⑥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
⑦对于唐代诗人的籍贯问题,陈尚君在《唐诗人占籍考》中说:“一是唐人喜标门第,称郡望,于实际占籍何地则常疏于记载。二是文献整理为难,不仅涉及头绪众多,且难断是非。”选自《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①包伟民、魏峰《宋人籍贯观念述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②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二二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页。
②王祥《从宋代地理志看宋代文学与地域之关系》,张廷杰主编《第三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3页。
③对于舒雅的里籍出现过一段争议,《宋史》卷四四一未作明示。《南唐书》卷二二和《十国春秋》卷三一皆称其“世为宣城人”,这一看法为《唐人轶事汇编》(卷三十六)所继承。但据《新安志》载:“舒雅,歙县人”,从编者及编选时间上看,应《新安志》为准,清代厉鹗选编《宋诗纪事》一向以“博稽深订”著称,亦将舒
①秦寰明《梅尧臣著述杂考》,《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
①括号内为诗人所在《全宋诗》中的册数与起始页码。
②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③杨端如《程待制节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961页。
④弘治《徽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版,第18、19、23页。
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8页。
①周郡推《青溪汪先生革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884、1885页。
②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40页。
③曾燠輯《江西诗徵》,清嘉庆九年刻本。
④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何绍基撰,清光绪四年刻本。
⑤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96页。
⑥杨端如《程待制节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962页。
⑦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⑧作为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不只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明清之际史等方面留下许多经典性的论
著,在宋史方面也有不少独到的创获,见王水照《陈寅恪的宋代观》,《中国文化》第十七、十八期。
⑨张邦炜《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转引自《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400页。
①张希清《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425页。
②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04页。
①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页。
②罗愿《王提刑汝舟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八十四,第2029、2031页。
③康熙《太平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下”,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468页。
④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105、106页。
①汪藻《朝散郎致仕胡君咸墓志铭》,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251页。
②同上,第1528页。
③王得臣《尘史》,转引自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之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④曾大兴在分析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曾指出:“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与开放之域,正是关系到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狭义的)和地理四大要素。”(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就此言之,北宋时期皖南的区位劣势是不言而喻的。
⑤就北宋文化史而言,北人多习经学,南人喜诵诗赋,因而在北宋的科场(特别是在熙宁科举改革以前,以诗赋取士,且诗赋、策、论三场采取逐场去留的制度)占尽优势。针对这种形势,司马光、柳材等人奏请“逐路取人”,而欧阳修则上《论逐路取人之劄子》,以驳司马光和柳材之请。熙宁二年,范纯仁上《奏设特举之科分路考校取人》,以折中两派之说。见祝尚书《两宋时期南北文学不同论》,莫砺锋主编《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①丁俊屏《北宋时期“南人”与“北人”地位的转化》,《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②徐松《宋会要辑稿》(五),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351页。
③苏轼《徐州上皇帝书》,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八六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④特别是北宋中期以来盛行的禅悦风气,更是大大促进了儒释的调合互融。周裕锴认为:“当禅僧博究书史、该洽经典,士人耽于禅悦、留心内典之时,儒学与禅学的交流和融合也就成为必然之势。”在此情形下逐渐诞生了“文字禅”。就狭义而言,“文字禅”即是指“一切禅僧所创作忘情或未忘情的诗歌以及士大夫所作含带佛理禅机的诗歌。”文字禅的兴起,“突破了佛教绮语口业戒律的束缚,促进了宋代诗文僧文学创作的发展。”参看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2、243页。
①据肖建新所考,《新安志》的编纂,从乾道九年(1173)到淳熙二年(1175),前后历时三年完成。见肖建新《<新安志>的编纂历程考述》,《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8年第1期(总443期)。
②表中材料除标注外,均转引自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及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等。
①北宋安徽的诗僧,虽不能与两浙、江西和四川等地相比,却也高于湖广和河南等地。据高慎涛统计,北宋时期安徽的诗僧有15人(可能有所遗漏),而皖南则占据了大部分,这也是其他地方所望尘莫及的。
②此处“区域”,涵及本籍诗僧及驻锡诗僧。
③王水照《情理·源流·对外关系——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再研究》,转引自《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页。
①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
②同上,第310页。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84页。
④同上,第9985页。
⑤同上。
⑥宋朝沿袭唐制,置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合一,皆在崇文院。元丰改革官制,废崇文院为秘书省,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据王云海所述,北宋所谓馆职,有(大)学士、直官、校理、检讨和校勘,以及后来的秘书(少)监、秘书丞、著作(佐)郎、秘书郎、秘书省正字和校书郎等,还包括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以及诸殿学士和诸阁(新帝即位,皆为纪念前朝皇帝而置阁)的学士、直学士、待制和直馆等职。参看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7页。
⑦成明明曾集中研究北宋文人的馆阁生活,他认为:“物质的困顿与精神的丰富,构成北宋馆阁文人生活对照鲜明的两个方面。虽然馆俸薄少,但这并不影响文人推崇馆职的热情,因为一经此职,遂践清途,跻身名流。馆阁的诱惑———蓬山藏室、育才之府、文人渊薮,使得文人士夫在学问、仕途上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成明明《北宋馆阁文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论略》,《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①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②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一〇〇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③对于北宋的馆阁制度与文学(特别是诗歌)关系的研究,陆续有不少成果问世,如陈元锋《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和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北宋馆阁制度与文学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复杂的,不在本部分论述范围之内。本部分所要着重揭示的是北宋皖南诗人中荣任馆阁的总体概况。
①周叔虎《宋谏议谢公泌墓记》,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874页。
②鲍新山、张其凡《北宋名臣谢泌生平及思想述评》,《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
③诸葛忆兵《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①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3页。
②对于许元的籍贯,诸书记载不一,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选举》:“皇祐二年:许元,绩溪人。”同书卷七《人物》:“许元,字子春,祁门人,司封逖之子。”欧阳修《尚书工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许公墓志铭并序》:“公讳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也。许氏世以孝谨称乡里。”以此考之,欧阳修距其年代较近,当以其说为是。后来脱脱著《宋史》亦采其说,“许元,字字春,宣州宣城人。”孔凡礼《宋诗纪事续补》卷四“许元”条:“元字字春,宣州宣城人。”胡可先《两宋徽籍诗人考》(《徽学研究》2000年集,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定其为绩溪人,恐误。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44页。
④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
⑤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
⑥同上。
⑦汪藻《朝散郎致仕胡君咸墓志铭》,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251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029页。
②同上,第11036页。
③转引自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01页。
④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2页
①《宋史·胡舜陟》载胡舜陟在任广西经略使时,“以知邕州俞儋有脏,为运副吕源所按,事连舜陟,提举太平观。先是,舜陟与源有隙,舜陟因讨郴贼,劾源沮军事,源以书抵秦桧,讼舜陟受金盗马,非讪朝政。桧素恶舜陟,入其说,奏遣大理寺官袁柟、燕仰之往推劾，居两旬，辞不服，死狱中?蓖淹选端问贰罚谢?局1977年版,第11670页。
②程伯茂《程公迈家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037页。
③同上,第2039页。
①陈傅良《温州淹补学田记》,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二六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
②关于学人之诗,可以参看祝尚书《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③蒋元卿《皖人书录》,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743页。
④载记,属于史书体裁之一,记载不属于正统王朝的割据政权的事迹。班固《汉书》最早列此目,后《晋书》、《四库全书》等沿用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六·史部二十二〇载记类:“五马南浮,中原云扰。偏方割据,各设史官。其事迹亦不容泯灭,故阮孝绪作《七录》,‘伪史’立焉。《隋志》改称‘霸史’,《文献通考》则兼用二名。然年祀绵邈,文籍散佚,当时僣撰,久已无存。存于今者,大抵后人追记而已。曰‘霸’曰‘伪’,皆非其实也。案《后汉书·班固传》,称撰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为《载记》。《史通》亦称平林、下江诸人,《东观》列为《载记》。又《晋书》附叙十六国,亦云《载记》。是实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参看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8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7页。
②朱东润《梅尧臣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2页。
③当然,对于《唐载记》撰写的确切时间,我们无从稽考。于敏中曾在《天禄琳琅书目》中“吕夏卿《唐书直笔新例》”中按云:“盖是时,《新书》(《新唐书》)初成,文学之士争谈史事,各自成书,版行于世耳。”(于敏中、彭元瑞等著《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由此可以看出,吕夏卿所著《唐书直笔新例》是其参修《新唐书》之副产品,这与梅尧臣的《唐载记》有所不同。梅尧臣嘉祐三年六月进唐书局,五年四月逝世,是时《新唐书》尚未上奏(嘉祐五年六月,欧阳修等上《新唐书》)。那么,可以初步确定梅尧臣撰写《唐载记》当是在《新唐书》编修之前甚至更早。因此,梅尧臣能够参加《新唐书》的编修,不只依赖欧阳修的汲引之力,也需要一定的史学积累,这与同时的编修官刘羲叟非常相似,史载刘羲叟“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及修唐史,令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见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838页。
④朱东润《梅尧臣诗的评价》,《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⑤脱脱《宋史》卷二百九十五《尹洙传》:“赵元昊反,大将葛怀敏辟为经略判官。洙虽用怀敏辟,尤为韩琦所深知。顷之,刘平、石元孙战败,朝廷以夏竦为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副之,复以洙为判官。”见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34页。
①这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孙子兵法的研究著述之一,对后世影响较大,现部分保存在《十一家注孙子》。
②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三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③巩本栋《“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④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⑤据朱彝尊《经义考》所言,梅尧臣所撰《毛诗小传》二十卷,已佚,因此我们已无从蠡窥其概貌。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四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据刘毓庆所考,有宋一代,梅尧臣之前现存的诗经学著述尚有胡旦的《毛诗演圣论十卷》(佚)、许洞的《诗考五卷》(未见)和《诗地理考五卷》(未见)、周式的《毛诗笺传辨误二十卷》(佚)、宋咸的《毛诗正纪三卷》(佚)和《毛诗外义二卷》(佚)、周尧卿的《诗说三十卷》(佚)、鲁有开的《诗集十卷》(佚)、黄君俞的《毛诗关言二十三卷》(佚)、刘敞的《诗经小传》(存)以及欧阳修的《诗本义十六卷》(存)、《诗谱补阙一卷》(存)和《诗解统一卷》(存)等13部,梅尧臣之前诗经学著述有289部,且大多已轶。见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先秦—元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9—142页。
①巩本栋在《北宋党争与梅尧臣的诗歌创作》亦有提及,见王水照主编《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三集部别集类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61页。
③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宋诗钞》之卷八梅尧臣《宛陵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7页。
④朱东润《梅尧臣诗编年校注·附录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3页。
⑤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3页。
⑥曾季狸《艇斋诗话》,转引自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5页。
⑦关于梅尧臣在诗歌中学习《诗经》的艺术创作经验,可以参看吴大顺《论宛陵师法众长对其诗风形成之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①朱少山、余恕诚《论梅尧臣的唐诗观》,《宁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②转引自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④关于诗话的起源,主要有源自钟嵘《诗品》说和源自孟棨《本事诗》说两种?从钟醒д咛岢觯问袄?觞于魏晋人物品评、文人雅谈,皆见张海明《魏晋人物品评与诗话之滥觞》,《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⑤王德明《宋代诗话“以资闲谈”的创作目的及其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⑥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9—72页。
⑦钱仲联《宋代诗话鸟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页。
⑧曹颖《论周紫芝的<竹坡诗话>》,《合肥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①易军《周紫芝其人其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12页。
②朱熹《奉使直秘阁朱公弁行状》,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4页。
③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51页。
④关于朱弁《风月堂诗话》的诗学思想,耿文婷在《论朱弁的诗学思想》一文中即从“‘自然’与‘体物’:朱弁的诗歌创作论”和“雄奇与浑成:朱弁的诗歌风格论”作出详细论述,在此毋庸赘述。见《北方论丛》1999年第6期。
⑤朱熹《奉使直秘阁朱公弁行状》,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9页。
⑥胡应麟《诗薮·杂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33页。
⑦胡传志《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及其文学意义》,《求是学刊》2007年第3期。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二五九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②郭绍虞《宋诗话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4页。
③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5页。
④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⑤苏轼《谢范舍人书》,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八七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页。
①王毅《论宋代文学家庭》,《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②张剑、吕肖奂《宋代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③张剑、吕肖奂即指出:“对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作实际考察,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的社会单元和历史因素,来审视宋代文学的若干层面,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宋代文学的认识,也必将深化对宋代家庭文化的理解。”见张剑、吕肖奂《宋代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④关于这点,可以参看张剑、吕肖奂《宋代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4期)和《两宋党争与家族文学》(《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冬之卷)等;王毅《论宋代文学家庭》(《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以及宋代的政治、经济、出版、家训、文祸与家族文学的研究;闵定庆的博士学位论文《宋代文学家族形态研究》,中山大学,2006年。其他有关研究某一姓氏的家族文学的专著也纷纷涌现。
⑤光绪《宣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5),第65页。
⑥张师愚《宛陵群英集序》,《皕宋楼藏书志》卷一百十六集部,清光绪万卷楼藏本。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5页。
⑦梅鼎祚等《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⑧同上,第1页。
①同上,第10页。
②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③转引自梅鼎祚等《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④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84页。
①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7页。
②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③脱脱《宋史·梅尧臣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1页。
①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②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③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④刘克庄《李贾县尉诗卷》,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二九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⑤李咸用,唐末人,族望陇西,尝应举不第。咸通十三年任宣州刺史李璋属下推官,遂定居于宣州西玉山。《全唐诗》录其诗三卷一百七十余首。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76页。
②汪藻《朝散郎胡君咸墓志铭》,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251、2252页。
③其弟胡伸、胡伋绍圣四年登进士第，胡侃也于崇宁二年登进士第。
④胡伟著《胡伟宫词》一卷,今存《十家宫词本》,参看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69页。
⑤转引自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
⑥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⑦王安石创作了大量的集句诗,其中古诗、律绝大约五十首,《胡笳十八拍》一首。而胡伟的《宫词集句》达二百首,见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11、612页。
⑧吴承学曾著文称:“南宋以后,受社会现实的影响,集句创作的题材有所扩展,内容也转向严肃,甚至深沉。”(《论集句》,《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
⑨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二七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336页。
①历来学者对此多有探讨,钱钟书、缪钺皆有精辟独到的论述。吴小如在《宋诗导论》一文中亦指出:“在唐诗以后,能在中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的,只有宋诗;能有资格与唐诗相颉颃,基本上可以分庭抗礼的,也只有宋诗;对于后世,除了唐诗,能给予后世以重大影响的,还是只有宋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82页。
②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前言》(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页)。对于宋人别集的编纂盛况,可以参看巩本栋新著《宋集传播考论》中的“宋人别集编纂的概况”一节。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页。
③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84页。
④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①胡念贻《宋诗的流传》,见其《中国古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267页。
②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89页。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76页。
④在北宋前期,科举考试行诗赋、策、论三场采取逐场去留的制度,“自今后不问新旧人,并须文章典雅,经学精通,当考试之时,有纰缪不合格者,并逐场去留。”(《宋会要·选举》十四之十七)由此可见,诗赋在北宋前期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应试举子的诗赋才能显然是不容质疑的。虽然“科文”是被动写作,是“为文而造情”,但其作品并非全无价值,特别是在赵宋一朝文人志在当世的参与意识和民胞物与的淑世精神得以进一步强化的文化背景下,举子们的诗赋更有一定的思想内容。从观照一代文学史总貌的角度考虑,这些诗赋作品也有关注的必要。
①马令《南唐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157页。
②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页。
③脱脱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8页。
④转引自《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⑤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01页。
⑥叶梦得《石林诗话》,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4页。
⑦郑獬《鄖溪集》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王明清《挥麈录》,四部丛刊本。
①马令《南唐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7页。
②孔凡礼《应该正确地评价郭祥正》,见《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47页。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
②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对汪藻的诗歌创作略有评述,可参看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③《全宋诗》卷一四七八“石懋”条按:“《丛话》前集卷五三‘汪彦章’条,收有石懋《橘林文》断句六联,并指出与汪藻《浮溪集》相犯。今这六联已入汪藻诗,故不再收入。”《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85页。
④王祥《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①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
②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0—249页。
①罗愿《新安志》,转引自《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24页。
②转引自乾隆《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55页。
③同上,第58页。
④光绪《广德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2),第354页。
⑤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安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⑥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明津逮秘书本。
①何远《春渚纪闻》,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7页。
②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7页。
①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4、155页。
②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2页。
③袁陟曾任当涂县宰,遇功父,爱其才,荐之于梅尧臣,梅尧臣一见,赞道:“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此后,梅尧臣以诗坛前辈的身份大力提携郭祥正,二人诗歌往还甚多。郭祥正铭感备至,“数载汲引,梅二丈之力也;蒿埋三尺,不敢忘其赐”之言(关于此句,历来有两种不同记载,《潘子真诗话》将“梅二丈”作“袁二丈”;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引为“梅二丈”;《宋诗纪事》中“潘兴嗣”和“袁陟”条又分别作“梅二丈”和“袁二丈”)。
④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4页。
⑤梅鼎祚等《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1页。
②同上,第55、56页。
③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
④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⑤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一六二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⑥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⑦李圣华《冷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①对于宋诗发展阶段的全面梳理的研究历史,可以参看张远林《历来宋诗分期研究述评》一文,载于刘扬忠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
②陈植锷《宋诗的分期及其标准》,《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
③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④欧阳修《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梅公墓志铭》,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290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85页。
②孔凡礼《应该正确地评价郭祥正》,载《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③莫砺锋《郭祥正——元祐诗坛的落伍者》,《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六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④王祥《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①该统计数据,除去南唐入宋的诗人,并按照北宋的行政区划作出分类。
②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③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4页。
④当然,舒雅的名显于时,不仅仅是自己出众的才学,还得益于韩熙载的知遇之恩。据《南唐书·舒雅传》:“舒雅世为宣城人,姿容秀发,以才思自命。因随计金陵,以所学献于吏部侍郎韩熙载。熙载一见如畴昔,馆给之。雅性巧黠,应答如流,熙载待之为忘年之交,出入卧内,曾无间然。熙载性懒,不拘礼法,常与雅易服燕戏,猱杂侍婢,入末念酸,以为笑乐。或云:韩载所著格言,半雅之辞。迨数年,会熙载知贡举,以雅为第一,朝野无间者,以雅之才为当也。”据史载,韩熙载为逃避南唐李后主的猜疑而有意纵情声色,每遇宴席,舒雅随从,《宋诗纪事》卷六引《缃素杂记》:“韩熙载弊衣履,作瞽者,持烛弦琴,俾舒雅执板挽之,随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见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71页。
②同上,第13041页。
③脱脱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41页。
④此二诗,其时名贤皆有同题之作。“送僧归护国寺”:真宗年间,朝廷士人纷纷为天台山某僧自京城归护国寺作诗送行,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载有《送僧归护国寺》27人同题诗作,《送僧归护国》6人同题诗作,涉及诗歌达近40首。其中,包括丁谓、钱惟演、刘筠、李维、晏殊和舒雅等人。《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据《舆地纪胜》卷二十六《江南西路·隆兴府·古迹》:“华林读书堂,淳化中,朝之名士皆有诗。”王禹偁《诸朝贤寄题洪州义门胡氏华林书斋序》所言,其时作诗者“自旧相、司空而下,作者三十有几人。……时淳化五年十月十五日。”
①严羽《沧浪诗话》云:“有律诗止三韵者”,“唐人有六句五言律”。注引李益“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当今圣天子,不战四夷平”诗证之(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2页)。六句律起源于南朝时期,其时声律的逐步完善,促使古诗进一步向近体律诗转化,六句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诗体,具有过渡性的意义。到了唐宋时期,五七言律诗虽然占据了诗坛的主导地位,但六句律的创作仍受到诗坛健将的欢迎,唐代的白居易、韩愈、孟郊和北宋时的苏轼、黄庭坚等人均有不同数量的六句律传世。特别是白居易的六句律,即深得赵翼的激赏(《瓯北诗话》卷四:“香山于古诗律诗中,又多创体,自成一格……至如六句成七律一首,青莲集中已有之。香山最多,而其体又不一。”)对此,可以参看拙作《试论古诗中的六句律——兼论李白的六句律创作》,《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②与四句二韵的绝句及八句四韵的律诗有所不同,此体是六句三韵,具有每联相对稳定对称、全篇又不完全稳定对称的齐中有变、错落有致的结构特征。赵翼在评白居易六句律时曾概括出四种体式,即“前后单行,中间成对”、“前四句作两联,末二句不对”、“前二句作对,后四句不对也”和“通首不对”。见赵翼《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9、40页。
③黄永年《释〈西昆酬唱集〉作者人数及篇章数》,见杨亿编,(清)周桢、王图炜注《西昆酬唱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页。
①杨亿编,王仲荦注《西昆酬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7页。
②罗愿《新安志》,转引自《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713页。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96页。
①叶帮义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昆体”研究》,载刘扬忠、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2—2003),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210页。
②吴小如《“西昆体”平议》,《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
③张鸣《从“白体”到“西昆体”——兼考杨亿倡导西昆体诗风的动机》,《国学研究》第三卷,第205—233页。
④欧阳修《六一诗话》,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0、266页。
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93、5594页。
②杨朝云《淡泊与宁静:宋初隐逸文化的特质》,《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③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
④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①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②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74页。
③陈焯《宋元诗会》卷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⑤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0页。
⑥晚唐体,是宋初诗坛三大诗派之一,由九僧、著名隐士林逋、魏野、潘阆和宰相寇准等组成,涉及到僧侣、处士和士大夫等三个阶层。
⑦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18页。
⑧汤华泉《新辑徽州文献中的宋佚诗》,《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⑨方回在其所编《瀛奎律髓序》中言,该书专选唐宋两代的五、七言律诗,“律者何,五七之近体也;髓者何,非得皮得骨之谓也……学者求之髓,由是可得也。”据此言之,曹汝弼能以五首入选,可见方氏对其珍视备至。根据方回的编排体例,除《喜友人过隐居》属“闲适类”、《中秋月》属“月类”外,余四首皆归入“释梵类”,这就从整体上指出了曹诗的题材和主题倾向。
①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29页。
②纪昀云:“首尾四句似过友人隐居,而非友人过隐居,或题有误,再校。”见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76页。
③同上。
④同上,第1701页。
⑤李定广《论“晚唐体”》,《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
⑥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18页。
①同上,第1701页。
②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③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页。
④李以申《曹屯田矩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74页。
⑤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2页。
⑥转引自梅鼎祚等《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①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②汪泽民、张师愚编《宛陵群英集》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转引自梅鼎祚等《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④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463页。
①李含章在诗歌中所集中展示了的荒寒意境,也代表了宋人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陶文鹏言:“宋诗中营造了荒寒之境的作品,包蕴着丰富复杂、细腻深微的情思意蕴,有政治性现实感强烈的,但更多是远离现实超尘绝俗的,都是诗人心灵的写真。这一首首意境荒寒的诗,乃是两宋诗人的时代境遇、生活状态、人生命运、人格个性及其审美情趣所折射出的动人风景。”见其《论宋诗的荒寒意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②缪钺《论宋诗》,见其《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1页。
①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真隐士”和“假隐士”,可以参看楚人《真隐士与假隐士》,《书屋》2003年第5期。
①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87页。
②郑方坤《五代诗话》,清粤雅堂丛书本。
③马令《南唐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7页。
④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868页。
①同上。
②李调元《全五代诗》卷三十九,清函海本。
③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869页。
④蔡钧辑《诗法指南》卷六,清乾隆刻本。
①马令《南唐书》,中华书局1985年,第157页。
②周腊生《南唐贡举考略》,《文献》2001年第2期。
③建隆三年,南唐给事中乔舜知贡举,进士及第者五人,即邱旭、乐史、王则、程渥和陈皋。后人常据上述《南唐书》等相关史书所载,将邱旭定为该科状元。殊不知,邱旭所作《德厚载物赋》而得第一,仅为其中一场,由此也不能确认邱旭的状元身份,更俟后考。详见周腊生《关于乐史状元地位的确认》,《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④方回《桐江集》卷七,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⑤范德机《木天禁语》为元代著名的诗学理论著作,多有“伪撰”之嫌,参见张伯伟《元代诗学伪书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⑥转引自何文焕《历代诗话》(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1页。
⑦梅询,是北宋前期皖南籍的重要诗人,前已论及,毋庸赘述。
①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
③祝穆《方舆胜览》,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354页。
④我国古代的文字题壁,由来已久,到了唐宋时期,日趋兴盛。据王兆鹏所述,“题壁,是宋代流行的一种文化现象。题壁和观看题壁,是宋代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见其《宋代的“互联网”——从题壁诗词看宋代题壁传播的特点》,《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页。
②萧涤非《杜甫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31—134页。
③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
④鱼玄机,为唐代著名的女诗人,《直斋书录解题》录《鱼玄机集》一卷,今人陈文华校注《唐女诗人集三种》中收鱼玄机诗50首。其诗思深意苦,字斟句酌,尤工韵调,情致繁缛,特别是七律,属句工稳而遣词艳秀。现存七言排律两首,即《春情寄子安》(“山路欹斜石磴危,不愁行苦苦相思。冰销远涧怜清韵,雪远寒峰想玉姿。莫听凡歌春病酒,休招闲客夜贪棋。如松匪石盟长在,比翼连襟会肯迟。虽恨独行冬尽日,终期相见月圆时。别君何物堪持赠,泪落晴光一首诗。”)和《左名场自泽州至京使人传语》(“闲居作赋几年愁,王屋山前是旧游。诗咏东西千嶂乱,马随南北一泉流。曾陪雨夜同欢席,别后花时独上楼。忽喜扣门传语至,为怜邻巷小房幽。相如琴罢朱弦断,双燕巢分白露秋。莫倦蓬门时一访,每春忙在曲江头。”)以七言排律这种特别的诗歌体式抒写幽情,婉约流转,情深意长。
⑤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9年版,第1423页。
⑥陈思编《两宋名贤小集》卷二百四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2页。
②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5页。
①马东瑶《论北宋庆历诗风的形成》,《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
②方回《孙后近诗跋》,《桐江集》卷二,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③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②这势必会影响到短期内孙氏家族文学声望的提高,而这也代表了其时歙州特别是黟县大多数文学之家的现实状况,从而极大限制了黟县文士阶层的发展,“歙之为州,在山岭涧谷崎岖之中。自去五代之乱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贤士之所罕至。”
③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94页。
④同上。
⑤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⑥同上。
⑦今人寿涌从孙抗阶官的升迁经历进行考证,认为:“故碑文中的‘皇祐’或为‘嘉祐’之误,孙抗的卒年应该是嘉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待考。见其《<临川先生文集>年月与阶官疑误十一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2期。
①据王安石《广西转运使孙君墓碑》载,孙抗曾于天圣五年(1027)年以同学究出身补滁州来安县主簿。同学究出身,为皇帝特赐(非正奏名进士),因此士子要想获得公认度较高的进士题名,就需要正式应举。孙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宝元元年(1038)应举及第的,《新安志》卷八“叙进士题名”:“宝元元年吕吕溱榜:孙抗,黟,甲科,工部郎中,广西转运使。”
②蔡襄《端明集》卷第十二,清雍正刻本。
③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④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95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②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五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③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④同上,第105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二七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②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7页。
③莫修符《桂林风土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页。
①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9页。
②同上,第3631页。
③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二七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二七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②同上。
③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591页。
④罗愿《新安志》,转引自《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726页。
⑤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8页。
①《渊圣皇帝要录》,全称《孝慈渊圣皇帝要录》,又名《靖康要录》。该书专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目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现存述钦宗一朝史事之古籍,以此书为最详,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②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290页。
①吴承学《论谣谶与诗谶》,《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②邹志勇《宋代诗谶的思想渊源及诗学阐释背景》,《山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3期。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诗文评”类总论,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62页。
④邹志勇《宋人诗谶的类型划分及心态解析》,《晋阳学刊》2006年第4期。
⑤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9页。
⑥《宋史》的《艺文志》,历来学者訾议颇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目录类“《崇文总目》”条中言:“《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十三即对《宋史·艺文志》进行过精细的考订校勘,其中就有“有一书而两三见者”,如本文所及“丘濬《霸国环周立成历》一卷”,既入“蓍龟类”,又入“历算类”。
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591页。
②宋朝实施右文政策,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一般情况下,士子一登第即释褐为官。如太平兴国二年,状元吕蒙正以下四人得将作监丞,余皆大理评事,并通判诸州,即便是第二第三等进士(即“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亦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自此而后,进士初仕授官,极为优渥。另外,宋代也注重官员的考核,实行“磨勘”制度,规定文官三年一磨勘,但这些大多流于形式,在任官员只要挨够年资,不出过错,到时便可升迁。如此言之,丘濬在登进士第近十年之后,依然是句容县令之职,甚为不顺。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09、3610页。
②《观时感事诗》全篇已佚。据张山长《丘殿丞濬传》引《宋朝事实》:“康定中,(丘濬)尝上《观时感事诗》一百篇,往往讥刺权贵。嘲宰相张士逊诗曰:‘中书坏了朝纲后,方始辞荣学退居。’又嘲张耆诗曰:‘西鄙用兵闲处坐,可能羞见碧油幢。’又嘲执政曰:‘密院中书多出入,不论功绩便高迁。金银一似佛世界,动便三千与大千。’执政怒,且以其诗多及朝廷休咎,于是言于上,请诛之。……其诗今略载于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592、2593页。
③仁宗此举甚得明人何孟春的赞赏,何氏在《余冬诗话》卷下云:“此仁宗之为仁宗歟!仁宗在御,号有道之君。濬言也如此,德谢于皇祐者世事可胜恨哉!”见何孟春《余冬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
④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页。
①《宋朝事实》,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第2592页。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65、4166页。
③张山长《丘殿丞濬传》引《宋朝事实》,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592页。
①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页。
②王莹《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③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467页。
④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9页。
①陈应行《吟窗杂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63页。
②李攸《宋朝事实》中所收丘濬佚诗,今本《宋朝事实》(中华书局1983年版)不载。今据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所转引的内容予以辑录,见本书第2592—2593页。
①陈应行《吟窗杂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63、1264页。
①张山长《丘殿丞濬传》引《宋朝事实》,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591页。
②刘克庄《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页。
③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95页。
④脱脱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1页。
①方回《桐江集》卷一,清嘉靖宛委别藏本。
②方回著,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70页。
③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转引自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4页。
④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532页。
⑤姜奇方《宛陵先生集后序》,转引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8页。
⑥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95页。
①欧阳修《六一诗话》,转引自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②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三十二，转引自转引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4、235页。
③许学夷《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1页。
②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2页。
③陈俊《重刻宛陵集后序》,转引自转引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7页。
④欧阳修《六一诗话》,转引自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8页。
①王国维《文学小言》,转引自《王国维文集·遗书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②欧阳修《归田录》,转引自《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028页。
③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
④葛立方《韵语阳秋》,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8页。
⑤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86页。
①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235页。
②同上,第1285页。
③梅枝凤《重刻先都官诗集纪略》,转引自转引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1页。
①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转引自丁福保《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27页。
②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23页。
③同上。
④王明清《挥麈录》,四部丛刊本。
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5页。
②前文为孔凡礼点校的《郭祥正集》前《自序》(黄山书社1995年版),后文原载安徽《古籍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今全收入《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中,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63页。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23页。
④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12页。
①高克勤编选、曹明纲等注评《宋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②蔡正孙《诗林广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7页。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1页。
④王直方《王直方诗话》,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⑤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1页。
⑥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10页。
⑦曹庭栋《宋百家诗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陆游《陆游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22页。
①释惠洪等著《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16页。
②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③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页。
④同上,第213、57页。
⑤陈文新《明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⑥莫砺锋《郭祥正——元祐诗坛的落伍者》,《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六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后收入其专著《唐宋诗歌论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432页。
⑦朱珪《知足斋集》卷二十,清嘉庆刻增修本。
⑧孔凡礼《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⑨较之郭祥正,当涂同时代的名人李之仪的集子却迟迟未能刊刻问世,吴芾《姑溪集序》:“乾道丁亥假守当涂,因访古来文士,居此邦而卓然有声于世者,惟李太白、郭功父、与端叔三人。郡旧有太白功父集,而端叔独缺然。”见吴芾《湖山集》卷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0—11页。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908页。
①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029—2030页。
②同上。
①陆心源《宋诗纪事小传补正》,清光绪刻本。
②蔡绦《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③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下),中华书局第495页。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8页。
①缪钺《论宋诗》,选自《诗词散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②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199、11200页
③同上。
④同上。
①曾枣庄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8页。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43、6644页。
②阳虎“勇猛过人,智谋百出”,也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之所以历来遭到封建文人的抵制,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由,参看陈仁华《阳虎的恶名》,《书屋》2005年第2期。
③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9页。
①宗白华《文艺的空灵与充实》,见其《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①王明清《挥麈录》,四部丛刊本。
②当然,现今也有学者提出疑义,如萧瑞峰、刘成国著文称:“从创作群体、作品数量及艺术质量等方面来考察,‘诗盛元枯’说难以成立。”可以参看萧瑞峰、刘成国《“诗盛元祐”说考辨》,《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③刘克庄《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页。
④萧瑞峰、刘成国在《“诗盛元祐”说考辨》一文中称:“在整个元佑年间,独擅诗坛风骚的主要便是以苏轼兄弟为首的苏门诗人群体。他们凭借着元佑更化的东风,相互荐引,彼此推抱,在元枯期间群聚汴京。其中包括陈师道、黄庭坚、苏轼、苏辙、晃补之、张来、李清臣、范纯仁、秦观、苏轼、李鹿、清江三孔等。”萧瑞峰、刘成国《“诗盛元祐”说考辨》,《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⑤张仲谋《论“元祐体”》,《西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①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75—181页。
②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88、4089页。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29、9930页
④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七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⑤祝尚书《论宋代文化中的“眉山现象”》,《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①康熙《太平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03页。
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十八,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5页。
③《民国芜湖县志·雍正建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8),第250页。
④吕陶《中大夫致仕石公(洵直)墓志铭》,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七四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⑤嘉庆《芜湖县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879—880页。
①黄畇《山谷年谱》卷二十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同上。
①康熙《太平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下”,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468页。
②佚名《氏族大全》卷二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一般认为,李之仪与石懋于宣和年间(1119—1125)相识于太平州,参任群《李之仪卒年质疑》,《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2页。
②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③吴聿的《观林诗话》深得后人好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五集部四十八认为该书许多是道前人未道,具有发覆之功,“皆足以资考证,在宋人诗话之中,亦可谓之佳本矣。”因此,它的评价很具代表性,其影响不容低估。参看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82页。
④转引自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3页。
⑤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八“豕渡寄”,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628页。
①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页。
②转引自周维德辑校《全明诗话》(一),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42页。
①况周颐、王国维《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08、209页。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7页。
①胡仔:“王周士《和人诗》云:‘人情千里白头浪,世事几番黄叶风。’宋大观《题严子陵祠堂》云:‘英姿凛凛都如在,盛夏钓台风月寒。’石敏若《新蝉》云:‘满身美荫抱高柳,问汝适从何处来。’《初寮集》载其父《投壶》云:‘势如高捧金徒箭,声似连铿玉殿签。’皆善造语,亦可喜也。”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第三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②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36页。
③祁志祥《“真幻”说: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真实观》,《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①北宋时的太平州芜湖县,今主要指安徽省芜湖市。
②王水照先生认为:南宋的文学成就与整体繁荣可与北宋比肩,“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文学历史,是在文学现象、文学形态、文学性质上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与重要历史地位的一部断代文学史。”见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③黄榦《宋故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35页。
④关于朱熹的诗歌创作,莫砺锋、王利民和侯长生等人都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关于朱松的诗歌创作,也有王利民的《朱松和他的诗歌》一文,对朱松的生平履历和诗歌特色也有较为详尽的阐释,见《孔孟月刊》39卷第4期。
①周必大《宋史馆吏部赠通议大夫朱公松神道碑》,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34页。
②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9年版,第20761页。
③朱松《先君森行状》,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28页。
④朱松《韦斋集》后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3册,第558页。
⑤朱松《先君森行状》:“胸中冲澹,视世之荣利泊然,若不足以干其心者……其笃于道义而鄙外浮荣,盖天资云。”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28—1529页。
⑥可以说,此时朱家的生计多赖朱松俸禄得以维持,而此时朱松仕途蹭蹬,且无仕进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生计的维持。周必大《宋史馆吏部赠通议大夫朱公松神道碑》:“在尤溪,闻靖康北狩,大恸几绝。自是奔走卑冗,无仕进意。”朱熹《皇考行状》:“公在尤溪,方与同僚燕集,忽有以北狩之问来捻者。公闻震骇,投袂而起,大恸几绝……而公抱负环奇,尤耻自售以求闻达,以是困于尘埃,卑辱锋镝扰攘之中,逃寄假摄,以养其亲十有余年,以至下从算商之役,·於岭海鱼鰕无人之境,则已无复有当世意矣。”均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31、1654页。
①朱松《韦斋集》(傅增湘校清雍正六年刻本)卷首《韦斋公年谱》,转引自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四十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763页。
②朱松《韦斋集》后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3册,第558页。
③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九〇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④朱槔晚年曾《自作挽歌辞》,开头云:“忧幽坐南轩,万壑取我囚。”虽然不知该作是否确为其临终绝笔,但至少可以肯定,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朱槔依然寓居在郑氏之南轩。
①朱松《韦斋集》后附,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3册,第558页。
②苏东坡也曾多次以此来表达自己与苏辙的友爱之情,兹不赘举。
③脱脱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641页。
④古人抒发追悼之怀,常用“季札挂剑”事,如杜甫《别房太尉墓》:“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唯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
①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0页。
②《左传·昭公廿四年》:“嫠不恤其纬。而忧宋国之陨,为将及焉。”寡妇不怕纬纱少,,织不成布,只怕亡国,祸及于己。后用“嫠不恤纬”、“嫠纬之忧”来比喻忧国而忘家。
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66页。
①方回选评、李庆甲汇评《瀛奎律髓汇评》(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7页。
②王兆鹏《宋代的“互联网”——从题壁诗词看宋代题壁传播的特点》,《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③在总数只有八十四首(涉及各种题材)的诗集中,咏梅诗就占了六首,应该引起注意。
①癯仙,本指隐居山泽的术士、骨姿清瘦的仙人,后代指梅花,如陆游《射的山观梅》诗之二:“凌厉冰霜节愈坚,人间那有此癯仙”;(宋)王柏《和无适四时赋雪梅》:“蕙歇兰消菊已乾,横枝疎影到癯仙”;(宋)卫宗武《又和咏梅》:“几因渴杨此癯仙,谁为招邀倏在前。明艳弗为诸垢染,孤标独出众芳先”等。
②唐人甚重玉蕊,唐昌观、集贤院及翰林院均有栽植。特别是唐昌观之玉蕊(《太平广记》中有玉蕊女仙的记载),名闻天下,历来题咏甚多,唐时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张籍、王建均有赋咏唐昌观玉蕊的诗作。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引《高斋诗话》云:“唐人题唐昌观玉蕊花诗云:‘一树珑松玉刻成,飘廊点地色轻轻,女冠夜觅香来处,唯见阶前碎月明。’今玚花即玉蕊花,王介甫以比玚,谓当用此玚字。盖玚玉名,取其白耳。鲁直又更其名为山矾,谓可以染也……”又引黄庭坚语:“江南野中有一种小白花木,高数尺,春开极香,野人谓之郑花。王荆公尝欲作诗而陋其名,予请名曰山矾,野人采郑花以染黄,不借矾而成色,故名山矾。海岸孤绝处,补陀山译者以谓小白花,予疑即此花尔,不然,何以观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诗曰:‘北岭山矾取次开,清风正用此时来,平生习气难料理,爱着幽香未拟回。’又咏水仙花,有‘山矾是弟梅是兄’之句。”据此可知,玉蕊又名山矾,且与梅花相媲美。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1—322页。
③杨万里《诚斋诗话》:“白乐天《女道士》诗云:‘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此以花比美妇人也。东坡《海棠》诗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此以美妇人比花也。”
①程杰《牡丹、梅花与唐、宋两个时代———关于国花问题的借鉴与思考》,《阴山学刊》2003年第2期。
②由唐至宋,文人士大夫对花卉的审美接受逐渐由“牡丹”转向“梅花”。在这种情况下,梅花更是成为诗苑中的新宠。
③王莹《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①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4—1225页。
②钱保塘《历代名人生卒录》,民国海宁钱氏清风室刊本。
③王庆生据《曲洧旧闻》卷七所载政和间朱弁在太学时事,“以本传‘既冠入太学’为据,设其时二十二岁,则生于哲宗元祐五年(1090)。”依据推测皆无取信之处。
④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4页。
⑤同上,第1528页。
①同上,第1584页。
②同上。
③张剑《晁说之年谱》,《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④王明清《挥麈录》,四部丛刊本。
⑤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4页。
⑥朱弁《曲洧旧闻》,转引自朱易安、傅璇琮主编《全宋笔记》第三编之第七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⑦同上,第28页。
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5页。
②转引自史旺成《朱弁出使金国考》,《晋阳学刊》1983年第1期。
③史旺成《朱弁出使金国考》称,朱弁出使金国的具体时间就是建炎二年戊申(1128),有误。
④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6页。
⑤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6页。
⑥同上,第1585页。
①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875页。
②该书为朱弁与洪皓、张邵在由金遣归南宋途中往还唱和所集的诗歌,张邵为之序,惜已佚。
③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3—1225页。
④在诗论上,朱弁著有《风月堂诗话》,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张晶的《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天府新论》1999年第6期)、耿文婷的《论朱弁的诗学思想》(《北方论丛》1999年第6期)和《朱弁对苏黄的评价及其在金代的影响》(《晋阳学刊》2009年第2期)对此有较详细的探讨。
⑤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580页。
⑥同上,1581页。
①同上。
②可迁《黄龙灵汤院》:“禅庭谁化石龙头,龙口温泉沸不休。直待众生总无垢,我方清净混常流。”《过温泉》:“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
①闵麟嗣《黄山志定本》,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页。
①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9年版,第18803页。
①吴曾《能改斋漫录》,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9页。
②倪宗连《名垂青史的倪涛》,《今日玉环》报纸2006年6月6日。
①刘勰著、黄霖汇评《文心雕龙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②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5页。
①同上,第154、155页。
②刘方蔼《宛雅序》,转引自梅鼎祚等编《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③嘉庆《宁国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71页。
①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25页。
②皇祐元年(1049)正月一日,梅尧臣父梅让卒于宣城,梅尧臣在陈州镇安军判官任上闻讣奔丧,还宣城守制,皇祐三年服除。
①李士琪《宛雅序》,转引自梅鼎祚等编《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②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③同上,第171页。
①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①同上,第169页。
②同上,第175页。
③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0页。
①转引自嘉靖《池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第869页。
②汤华泉《<全宋诗>补辑:池州地方文献中的宋佚诗》,《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③章贲,字元明,青阳(今属安徽)人。宣和六年进士,遭时离乱,栖隐九华。高宗时授主簿,再转为丞,授武威军节度判官,终奉议郎。
①朱东润《梅尧臣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页。
②朱东润《梅尧臣诗的评价》,转引自《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①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2页。
②嘉庆《太平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地方,第501页。
①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①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9年版,第9048页。
①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2页。
②同上。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77页。
①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095页。
②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七,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463页。
③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39、3040页。
④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41页。
①转引自梅鼎祚等编《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①与前代诸如牛李党争有所不同的是,北宋党争虽然也夹带有一些个人私利的成分,但它总的出发点已不是各自的集团利益,而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围绕着改革与否所进行的一场断断续续的历史争论。对此,可以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和沈松勤《北宋党争与文学》等著述中的相关阐述。
②《宋史》卷三百三:“(魏瓘)自主客郎中迁太常少卿,知广州。筑州城环五里,疏东江门,凿东西澳为水闸,以时启闭焉。……侬智高寇广东、西,独广州城坚守不能下。于是论筑城功,迁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复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给禁卒五千,听以便宜从事。属狄青已破贼,召还,纠察在京刑狱。”脱脱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036页。
③转引自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之第六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①吴处厚《青箱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页。
②胡应麟《诗薮·杂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
③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5—266页。
①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653、1654页。
①同上,第1654页。
②王利民《朱松和他的诗歌》,台湾《孔孟月刊》(39卷)2001年第4期。
①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
②关于“盘隐”之后,宋代歙州还有另一则故事,汪子相《程武魁鸣凤传》:“(程鸣凤)主管建昌军仙都观以归,治亭榭于山谷间,扁曰:‘盘隐’,若将终身焉。……三年解组而归,终于盘隐焉。”(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480页)此处匾额“盘隐”与程介自号“盘隐”的用意大致趋同。
③陆心源《宋史翼》卷三十,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23页。
④吕好问(1064年—1131年),寿州人,后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字舜徒,吕公著之孙,吕希哲之子,南宋初封东莱郡侯,是两宋之交重要的政治人物,与杨时并为道学家,有“南有杨中立,北有吕舜徒”之称。长子吕本中,孙吕祖谦。
⑤周紫芝《送詹伯尹之大梁序》,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一六二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①转引自周义敢、周雷《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5页。
②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6页。
③罗愿《新安志》,《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04页。
④王安石《广西转运使孙君墓志铭》,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六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⑤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6页。
①梅鼎祚等《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②参看拙作《李白功业理想的阶段性——以李白题赞谢安的诗歌为中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
③转引自程敏政《新安文献志》,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2250、2251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②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27页。
①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三五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②张师曾《宛陵先生年谱》(后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③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1页。
①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82页。
②转引自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③朱东润《梅尧臣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页。
④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0页。
①赵执信、翁方纲《谈龙录·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②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转引自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27页。
③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25页。
④同上,第325页。
①朱东润《梅尧臣诗的评价》,转引自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①赵执信、翁方纲《谈龙录·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②钱钟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32、433页。
③转引自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5页。
④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47页。
⑤朱东润《梅尧臣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页。
①钱穆在《再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士》中即说:“则因中国士传统,即从孔子说起,两千五百年来,已抱一世界生活即天下生活之观念……中国传统之士,每以天下为家,流动性极大,断无有固定于乡土者。”见钱穆《再论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士》,见《宋代理学三书随劄》附录部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6页。
①许定国《“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李白与谢朓创作特色比较研究初探》,《湘潭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①李士琪《宛雅序》,转引自梅鼎祚《宛雅》,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②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0页。
③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转引自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4页。
①转引自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集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7页。
②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关于韩愈在宣城的为学和交游生活,可以参看景遐东《韩愈避乱江南经历考辨——兼论其江南文友圈》,《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①转引自周义、周雷《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1页。
②纪昀在点评梅氏《次韵范景仁舍人对雪》即说:“(梅诗)意欲摹仿昌黎而才力不足,不能熔铸,遂成浅拙。”转引自方回选评《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64页。
③方胜《晚唐皖南本土文学与流寓文学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2—68页。
①朱少山、余恕诚《论梅尧臣的唐诗观》,《宁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①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91页。
②陈俊《刻宛陵集后序》,转引自周义敢、周雷编《梅尧臣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7页。
③葛立方《韵语阳秋》,转引自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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