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的文翰解读宋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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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亡以后,契丹人所建立的辽一直在北方对中原虎视眈眈,并在“澶渊之盟”以后,取得了与宋在东北亚地区平等的国际地位。由于辽对北宋及高丽的军事威胁,导致北宋与高丽之间不能顺利的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这样的历史客观事实促使北宋与高丽迫切的寻求解决自身困境的方法,欲谋求联合对抗契丹,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苏轼(1037-1101)适逢其时。由于苏轼在其做官的过程中与高丽有过或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并且在其所留下大量诗词文赋之中有较多的涉及到高丽的文翰,这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这些文翰中,除了一部分内容直接反映了他对高丽的态度以外,还有很多内容反映了当时宋丽两国间相互交流的状况。本论文即将通过苏轼有关高丽的文翰的分析,来解读其所体现的宋丽关系。论文将分为以下几部分进行叙述:
     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对苏轼的生平以及苏轼有关高丽的文翰进行概括性的介绍,并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做出大致交代。唐朝灭亡以后,中国呈现了一片割据之势,此时,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契丹建立了辽朝,并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迅猛之势不断向南部扩张。在北宋灭掉了北汉,统一了中原地区以后,宋与辽两军针锋相对。两国之间为了争夺在东亚地区主体地位的冲突直接影响了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形势。在这种国际局势下,北宋与高丽出于各自的目的,不断调整其外交方针,朝贡关系时断时续,直至1071年北宋政府出于“联丽制辽”的目的与高丽恢复朝贡关系后,北宋与高丽的朝贡关系才恢复较为平稳的状态,直至北宋灭亡。
     第三章,宋与高丽之间奉行朝贡外交。北宋政府出于联丽制辽的目的,不仅在经济上给予高丽优渥的回赐,导致高丽贡使乐此不疲地往来于宋丽之间。不仅如此,北宋政府还提高对高丽人使的待遇,甚至满足高丽人使乞买禁书、金箔的要求。苏轼认为对高丽如此的厚赐得不偿失,更担心宋丽间的朝贡有可能成为军事机密泄露的途径,危害国家安全。
     第四章,在北宋与高丽的往来中,民间贸易是除了朝贡关系以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宋丽间交流的重要方式。民间贸易不仅增添了北宋政府在财政上的收入,而且客观上促进了北宋与高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北宋民间贸易的行使者——宋商,更是在宋丽之间由于政治因素断绝往来的时期内,保持着与高丽的往来,使得北宋政府在出于“联丽制辽”的外交方针需要恢复与高丽的关系时,顺利的重建了与高丽的朝贡关系。苏轼文翰中的另一个重点则是记述了相当一部分有关高丽文化的内容。这当中包括了宋对高丽书籍的输出,苏轼对高丽输入北宋贡物以及高丽僧人的接触。对这些人事物的接触除了增加了苏轼对高丽的感官认识之外,从苏轼对这些人事物的记载中也可以侧面看出当时宋丽间文化交流的情况。
     第五章,对苏轼高丽观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苏轼高丽观的形成是与当时的宋丽关系和当时的国际局势是分不开的,也与苏轼本人的世界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对苏轼的高丽观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第六章,结论部分对本文的论述作了综合性地总结。
After the death of Tang Dynasty, Liao Dynasty which was built up by Khitan coveted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uffered from domestic sorrows and foreign aggression. After Chan Yuan Zhi Meng, Liao Dynasty obtained the equal stage to the Song Dynasty. The military threat of Liao, leading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Korea can not be smoothly carried out betwee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ese objective facts to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Korea made them eager to seek the solution of the trouble and they wish to seek a joint fight against Khitan, but this haven't been materialized for various reasons at last. Sushi (1037-1101), famous litterateur, calligrapher, artist and politician, lived in troubled Northern Song Dynasty. Amount of literary compositions of Koryo were written by Sushi. Based on these literary composition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Dynasty and Koryo at that time with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n Chapter 1, the object, meaning, study situation, innovative points and study methods of this topic are mainly introduced.
     In Chapter 2, the author will make a general introduce of Sushi, his literary compositions of Koryo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fter the demis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Chinese have shown a tendency to separatism, this time, the Chinese minority in northern Liao Dynasty was established, and its powerful military strength and potential of continuing the rapid expansion to the south. In this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Koryo constantly adjust its foreign policy, for their own purpose. The tributary relations between Song and Kdryo is omplex and changeable.
     In Chapter 3 , in order to fight back Khitan the song government had to ally itself with Koryo .The Song government not only gave a lot of largess to Koryo but also allow the emissaries of Koryo buy the things that used to be sold forbidden. In Sushi's opinion, this kind of actions can disclosure of military secrets and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In Chapter 4, in the exchange of Song and Koryo, Non-governmental trade is an important communicative means. It makes the Song government became richer and accelerat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Song and Koryo. The merchants of So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Song and Koryo. Other points in the literary compositions written by Sushi including the contact with monk in Koryo, some culture of Koryo and soon, reflect the intercommunion between Song and Koryo.
     In Chapter 5, the author will evaluate Sushi's concept of Koryo. As a famous minister in Song Dynasty, Sushi concerned a lot about the lives of the country and people. He treated Kpryo based on the profit of the public and the dynasty. Although his conservative diplomatic attitude didn't improve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Song Dynasty and Koryo, he showed great interest in Koryo culture His actions didn't bring actual chang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Dynasty and Koryo. The friendly communication between Song Dynasty and Koryo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stablished a sound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China and countries on Korea peninsula.
引文
[1]魏志江:《辽金与高丽关系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11页。
    [1]朱靖华:《苏轼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2]刘素琴:《试论苏轼的高丽观》,韩国学论文集,1998年,第7期,282-288页。
    [3]王水照:《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4]鲍志成:《苏东坡与高丽》,中韩人文科学研究,1996年。
    [5]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1]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9页。
    [2]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3]魏志江:《辽金与高丽关系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
    [4]魏志江:《辽金与高丽关系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64页。
    [5]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6]杨昭全,何彤梅:《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7]蒋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8](韩)曹永禄:《苏东坡与杭州高丽寺-东坡高丽批判》,东国大学校。
    [9](韩)申采湜:《苏轼(东坡)的高丽观》,中国学报,1987年。
    [1](韩)卢启铉:《高丽外交史》,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
    [2](韩)金庠基:《东方文化交流史论丛韩国》乙酉文化社,1948年。
    [3](韩)朴宗基:《高丽中期对外政策的变化研究--以宣宗代为中心》,韩国学论丛(16),1993年。
    [4](日)青山公亮:《高丽朝的事大关系一考察》,《骏台史学》,1956(7)
    [5](日)森克几:《日本·高丽来航的宋商人》,《朝鲜学报》,1956(9)
    [6](日)森克几:《宋元时代日本·中国·朝鲜的关系》,诚文堂,1957(9)
    [7](日)森克几:《日宋与高丽间的私献贸易》,《朝鲜学报》,1959(14)
    [8](日)丸龟金:《高丽与宋的交通问题》,《朝鲜学报》,1960(17-18)
    [9](日)李成市:《东亚的王权与交易》,青木书店,1997年。
    [1]《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
    [2]《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
    [3]《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
    [1]《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
    [2]《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
    [1](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战》。
    [2]蒋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57-160页。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七。
    [2]“澶渊之盟”全文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
    [4]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27页。
    [1](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一,太祖二十五年。
    [2](高丽)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二。
    [3](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三,成宗四年条。
    [4]李春虎、王明星等:《朝鲜通史》第二卷,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2页。
    [5](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三,成宗十二年条。
    [6](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三,成宗十二年条。
    [7](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三,成宗十二年条。
    [1](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三,成宗十三年条。
    [2](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三,成宗十三年条。
    [3](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三,穆宗元年条。
    [4]李春虎、王明星等:《朝鲜通史》第二卷,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5](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四,显宗元年条。
    [6](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四,显宗元年条。
    [7]李春虎、王明星等:《朝鲜通史》第二卷,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8]李春虎、王明星等:《朝鲜通史》第二卷,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1](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四,显宗十一年条。
    [2](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四,显宗十二年条。
    [3]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170-171页。
    [4]李春虎、王明星等:《朝鲜通史》第二卷,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5](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七,文宗八年条。
    [6](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七,文宗九年条。
    [7](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九,文宗二十九年条。
    [1](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光宗十三年条。
    [2](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二,光宗十四年条。
    [3](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三,成宗十三年条。
    [4](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三,穆宗二年条。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五。
    [6](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五十四。转引自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7](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四,显宗五年条。
    [8](宋)孪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三。
    [1](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四,显宗六年条。
    [2](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四,显宗七年条。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七。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此事《高丽史》中并无记载。
    [5](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八,文宗二十二年条。
    [6]《宋史》卷四百八十七《高丽传》。
    [1](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八,文宗二十五年条。
    [2](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八,文宗三十四年条。
    [3]据杨渭生在《宋丽关系史研究》中做出的有关宋丽贡使往来的不完全统计,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190-217页。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2](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论高丽进奉状》。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二。
    [4]《宋史》卷四百八十七《高丽传》。
    [1](宋)苏轼:《苏轼诗集》卷十五。
    [2](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二。
    [4](宋)苏辙:《栾城集》卷四十六《乞裁损高丽事件札子》。
    [5](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九十三,《崔承老列传》。
    [6](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7](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8](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论高丽进奉状》。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
    [2](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二)》。
    [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三)》。
    [5](宋)苏轼著,刘文忠评注:《东坡志林》,中华书局,2007年,第145页。
    [6](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论高丽进奉状》。
    [7](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论高丽进奉状》。
    [2](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论高丽进奉状》。
    [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三)》。
    [5](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论高丽进奉状》。
    [6](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2](韩)全海宗:《韩中关系史研究》,汉城,一潮阁,第46页。
    [3]黄枝莲:《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4页。
    [4]黄枝莲:《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2](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5]参考刘素琴:《试论苏轼的高丽观》,韩国学论文集,1998年,第7期,282-288页。
    [6](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1]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4页。
    [2]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卅I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5页。
    [3]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269-275页。
    [1]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8页。
    [2]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9。
    [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二),1992年版,第596页。
    [4]《宋史》卷一百八十六《互市舶法》。
    [5](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八,文宗二十五年条。
    [6]雷钧:《宋代贩运商人的贸易及历史作用》,唐都学刊,1990年,第1期,32-36页。
    [7](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十七《客馆》。
    [8](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七,文宗九年条。
    [9]朴真爽:《十一--十二世纪宋与商丽的贸易往来》,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02期。
    [1]李梅花:《10-13世纪宋丽日文化交流研究》,华龄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2](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四,显宗十八年条。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2](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2](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论高丽进奉状》。
    [5](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一《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6](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论高丽进奉状》。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2](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宣宗四年条。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
    [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5](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6](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2](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4]北宋四大部书之一,史学类书。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由于该书征引繁富,也成为后世文人学士,运用典故,引据考证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
    [5]此书是北宋前期官修。四大书”之一。宋太宗命李昉等14人编辑,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成于八年(983)。初名《太平总类》,太宗按日阅览,改题此名。全书1000卷,分55部,每部之下又分若干予目,共4558类。以引证广博见称。
    [6](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2](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二)》。
    [1]即《太平圣惠方》,中国宋代官修方书。简称《圣惠方》。100卷。刊于淳化三年(992)。系北宋翰林医官院王怀隐等人在广泛收集民间效方的基础上,吸收了北宋以前的各种方书的有关内容集体编写而成。全书共1670门,方16834首。包括脉法、处方用药、五脏病证、内、外、骨伤、金创、胎产、妇、儿、丹药、食治、补益、针灸等,每一病证,冠以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有关论述。
    [2](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三)》。
    [3](宋)苏轼:《苏轼诗集》卷二十一。
    [1](宋)苏轼:《苏轼诗集》卷十六。
    [2]张宋是苏轼的朋友,曾作诗《谢钱穆父惠高丽扇》。诗云:“三韩使者文章公,东夷守臣亲扫宫。清严不受橐中献,万里归来两松扇。六月长安汗如洗,岂意落我怀袖里。中州翦就霜雪纨,千年淳风古箕子。”
    [3](宋)苏轼:《苏轼诗集》卷十五。
    [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论高丽进奉第二状》。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
    [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2](宋)苏轼:《苏轼文集》卷三十五《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3]《四部丛刊初编》,景印乾道刊本,19页四下。
    [1]陆深是明朝人,本诗所在网址为:baike.baidu.com/view/2372489.htm
    [2]《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林子中》。
    [3]《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林子中》。
    [1]王水照:《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
    [2](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
    [1](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57页。
    [2](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宣宗六年条。
    [3](高丽)郑麟趾:《高丽史》卷十,宣宗七年条。
    [1](宋)苏辙:《栾城集》卷四十六。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二。
    [3]《宋史》卷四百八十七《高丽传》。
    [4]蒋菲菲、王小甫:《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
    [5](韩)金渭显:《丽宋关系与其航路考》,《关东大论文集》第六辑,1978年。
    [6](朝鲜)朴趾源:《热和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
    [1]四部丛刊初编.景印乾道刊本
    [2](宋)苏辙.栾城集.商务印书馆,1936
    [3](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商务印书馆,1937
    [4](高丽)郑麟趾.高丽史.亚细亚文化社,1972
    [5](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
    [6](宋)苏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79
    [7]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
    [8](宋)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9
    [9](高丽)金宗瑞.高丽史节要.明文堂,1991
    [10]宋史.中华书局,1992
    [11](元)脱脱.辽史.中华书局,1992
    [1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二),1992
    [13](朝鲜)朴趾源.热和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1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15](宋)苏轼.东坡志林.中华书局,2007
    [16](韩)金庠基,东方文化交流史论丛.韩国:乙酉文化社,1948
    [17](韩)全海宗,韩中关系史研究.汉城:一潮阁,1950
    [18]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19]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论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20]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1]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2]鲍志成,高丽寺与高丽王子.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23]吉林社会科学院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中朝关系通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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