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策略》“结日本”问题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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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日本"是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为朝鲜开具的救时良策,前承"亲中国",后续"联美国",达致"图自强",形成一个完整的外交构想。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在《朝鲜策略》的研究上成果颇丰,评价甚高,但对"结日本"问题的研究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事实上,《朝鲜策略》所提"结日本"问题,明显是与清政府此期的对朝政策相抵触的。这与何如璋、黄遵宪对朝策略的整体构想、清政府外交官选派机制的缺陷、总理衙门的权威性不强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朝鲜策略》的历史地位必须重新评判。
A complete diplomatic concept came into existence when"bonding with Japan" strategy was proposed by He Ruzhang and Huang Zunxian for Korea in the 1880 s, together with "propping China" before and "ally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Up to now, the academia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Korean Strategy and highly appraised it, but there are serious deficiencies in the research of "bonding with Japan". In fact, the issue of "bonding with Japan" mentioned in the Korean Strategy was obviously in conflict with the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 towards Korea in this period.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verall conception on Korean strategy of He Ruzhang and Huang Zunxian, the defect of the Qing Governmental mechanism of appointing diplomats, and the lack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Zongli Yamen.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Korean Strategy must be re-evaluated.
A complete diplomatic concept came into existence when"bonding with Japan" strategy was proposed by He Ruzhang and Huang Zunxian for Korea in the 1880 s, together with "propping China" before and "ally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Up to now, the academia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Korean Strategy and highly appraised it, but there are serious deficiencies in the research of "bonding with Japan". In fact, the issue of "bonding with Japan" mentioned in the Korean Strategy was obviously in conflict with the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 towards Korea in this period.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verall conception on Korean strategy of He Ruzhang and Huang Zunxian, the defect of the Qing Governmental mechanism of appointing diplomats, and the lack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Zongli Yamen.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Korean Strategy must be re-evaluated.
引文
①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10页。此外,史学界冈本隆司、星野良吉、增子喜一郎、刘雨珍、原田环、姜范锡、姜东局、薄培林、平野健一郎等都有大量成果问世。《朝鲜策略》是清政府对朝政策改变的标志为日本学界的主要观点,校对《朝鲜策略》的不同版本是日本学界的学术贡献之一。
②夏衍:《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世界知识》1979年第4期。此外,中国史学界的相关标志性成果主要有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黄升任:《黄遵宪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魏明枢:《论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33页。
(2)《密劝朝鲜通商西国折》(光绪五年七月十四日),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卷,《奏议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34页。
(3)《出使大臣何如璋等函》(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438页。
(4)《出使大臣何如璋等函》(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
(5)《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3-405页;《日本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6-411页;《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五月初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11-412页;《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12-414页。
(6)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日记》第2卷,汉城:探求堂,1971年,第181页。
(7)《出使大臣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光绪七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
(8)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9页。
(9)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日记》第2卷,第173页。
(10)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第393-404页。
(11)《与总署总办论球事书》,吴振清等编校整理:《何如璋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12)《论朝鲜事及日本国情书》,吴振清等编校整理:《何如璋集》,第103页。
(13)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第395页。
(14)张礼恒:《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9页。
(15)《复何子峨》(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36页。
(16)《致总署密论何子峨》(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8页。
(17)《致总署寄呈杨副将来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8页。
(18)《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五年八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80-481页。
(19)《复曾劼刚星使》(光绪五年九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87页。
(20)《附译美前首领另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5页。
(21)《附译美前首领来信》(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1879年9月7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4页。
(22)《附美国副将杨越翰来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5-476页。
(23)《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五年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47-448页。
(24)《附译美前首领来信》(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1879年9月7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4页。
(25)《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五年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47-448页。
(26)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27)金昌熙:《东庙迎接录》,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28)薄培林:《晩清中國官僚的中日韓聯合論——〈朝鮮策略〉中的“結日本”策》,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 編:《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5),2010年,第468頁。
(2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本,第10页。
(30)《出使大臣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
②夏衍:《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世界知识》1979年第4期。此外,中国史学界的相关标志性成果主要有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黄升任:《黄遵宪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魏明枢:《论黄遵宪的〈朝鲜策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33页。
(2)《密劝朝鲜通商西国折》(光绪五年七月十四日),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8卷,《奏议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34页。
(3)《出使大臣何如璋等函》(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438页。
(4)《出使大臣何如璋等函》(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
(5)《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四月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3-405页;《日本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06-411页;《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五月初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11-412页;《出使大臣何如璋函》(光绪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12-414页。
(6)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日记》第2卷,汉城:探求堂,1971年,第181页。
(7)《出使大臣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光绪七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
(8)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9页。
(9)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日记》第2卷,第173页。
(10)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第393-404页。
(11)《与总署总办论球事书》,吴振清等编校整理:《何如璋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12)《论朝鲜事及日本国情书》,吴振清等编校整理:《何如璋集》,第103页。
(13)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第395页。
(14)张礼恒:《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9页。
(15)《复何子峨》(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36页。
(16)《致总署密论何子峨》(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8页。
(17)《致总署寄呈杨副将来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8页。
(18)《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五年八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80-481页。
(19)《复曾劼刚星使》(光绪五年九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87页。
(20)《附译美前首领另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5页。
(21)《附译美前首领来信》(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1879年9月7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4页。
(22)《附美国副将杨越翰来函)(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5-476页。
(23)《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五年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47-448页。
(24)《附译美前首领来信》(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1879年9月7日到),《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74页。
(25)《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五年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信函四》,第447-448页。
(26)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27)金昌熙:《东庙迎接录》,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28)薄培林:《晩清中國官僚的中日韓聯合論——〈朝鮮策略〉中的“結日本”策》,関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センター 編:《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5),2010年,第468頁。
(2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本,第10页。
(30)《出使大臣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光绪六年十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