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重构与中国现代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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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化转变的重要内容是国族国家的重构。历史学与社会认同关系至深,在中华国族建构及随之而来的抗日保国时代成为显学。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既是历史的研究者,也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出者。然而中国学术界在概念层面不甚区分"民族"与"国族",晚近将二义归并用"民族"表示,带来历史学话语中的一系列纠缠,颇有碍于讨论中华统一性与多民族并存的历史事实叙述等问题。"民族"当指在历史经历中自然形成的具有独自语言、文化习俗、社会认同的人群,"国族"当指基于共同生活历史经验和逐渐增强的文化认同而组成为国民共同体的人群。民族古已有之,整合并强化国族则为现代化转变过程的突出主题。国族虽经现代建构,但并非没有社会历史基础。国族意识为历史研究者带来一定主观性但又不能完全阙如。因而,历史研究者需尽量坚持实证、客观原则,并把握使国族主义不被作为唯一统摄性的观念原点。
Since the Late Qing period,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Because of its importance to social identification,history as a scholarship in this era raised up to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knowledge in the following century. In this sense,the historians who were active in this century are both actors and judges of the history. However,Chinese scholars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thnic group and nation. These two terms have been often presented in one Chinese word,namely,minzu.This practice leads to some difficulty and confusions in the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 unity and multi-ethnic group experienc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inzu,ethnic group,should be taken as a term referring a social community with particular language,culture,and sense of self identification,which have long been there in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Guozu,nation,should be taken as a term referring a body of people with common history and identification united under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ith sovereignty and defined territory. Nation is commonly viewed as a result of modern construction,it is not,however,a body without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Concern of one's national identify usually brings in certain subjectivity to a historian but it is not always avoidable. What historians can do with it is do their best to respect evidences and avoid to be dominated by nationalist mentality.
Since the Late Qing period,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Because of its importance to social identification,history as a scholarship in this era raised up to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knowledge in the following century. In this sense,the historians who were active in this century are both actors and judges of the history. However,Chinese scholars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thnic group and nation. These two terms have been often presented in one Chinese word,namely,minzu.This practice leads to some difficulty and confusions in the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 unity and multi-ethnic group experienc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inzu,ethnic group,should be taken as a term referring a social community with particular language,culture,and sense of self identification,which have long been there in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Guozu,nation,should be taken as a term referring a body of people with common history and identification united under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ith sovereignty and defined territory. Nation is commonly viewed as a result of modern construction,it is not,however,a body without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Concern of one's national identify usually brings in certain subjectivity to a historian but it is not always avoidable. What historians can do with it is do their best to respect evidences and avoid to be dominated by nationalist mentality.
引文
(1)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本文在引用该书中译本中文字时,不做改动,请读者注意引文中的“民族国家”意为“国族国家”。
(2)(4)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7、60页。
(3)(59)(60)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导论第6-7、4-5、12页。
(5)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此类看法经安德森、杜赞奇等人论说之后,晚近中国学者颇多将之视为当然者。说如“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已经揭示,‘民族’是一个建构与再建构(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的过程,它并非如民族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自古而然,而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制造物。在民族制造的过程中,历史论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参见林磊《“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命运---以抗战时期的傅斯年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冬之卷。
(6)参见缪昌武、陆勇《〈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7)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297页。
(8)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三民主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188页。
(9)陈建樾:《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10)(11)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73、474页。
(12)参见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4-25页。
(13)如陈独秀在1904年讲到国家的含义时就提出:“……一国的人民,一定要是同种类,同历史,同风俗,同言语的民族,断断没有好几种民族,夹七夹八的住在一国,可以相安的道理。所以现在西洋各国,都是一种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受他种人的辖治,这就叫做‘民族国家主义’。若单讲国家主义,不讲民族国家主义,这国家到是谁的国家呢?原来因为民族不同,才分建国家。”见陈独秀《说国家》,载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页。
(14)孙中山:《三民主义》,北新书局1927年版,第1-7页。按引文中的“哪逊”,当为nation的音译。
(15)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八集,《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3页。
(16)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17)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载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495页。按李大钊在此文首段中说到:“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此语显示“国族重构”为当时有识者明确见识。参同上书第493页。
(18)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页。
(19)(20)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10、35页。
(21)梁启超:《新民说》,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4页。
(22)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
(23)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6页。
(24)据黄兴涛研究,“中华民族”一词之使用也可能是从梁启超开始的,初指汉族,后指汉族为主的中华多民族共同体。参见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25)(26)梁启超:《新史学》,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4、7页。
(27)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9-10页。
(28)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3页。
(29)梁启超:《东籍月旦》,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9页。
(30)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2-3页。
(31)梁启超:《自由书·答客难》,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9页。
(32)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炳麟《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334页。按章太炎该文作于1907年,是笔者所见近代思想家较早自觉使用“国族”概念之例。夏引业有文称:“从1924年孙中山首次提出‘国族’概念到现在,近代意义的‘国族’一词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见夏引业《“国族”概念辨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该说有待斟酌。又黄兴涛将汉语“国族”词源追溯到更早。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3-89页。
(33)章太炎:《答铁铮》,载章炳麟《章太炎全集》(四),第371页。
(34)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载章炳麟:《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35)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
(36)(37)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自序第1、2页。
(38)(39)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161页。
(40)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修订本,第3页。
(41)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著:《傅斯年全集》第一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29页。
(42)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1页。并请参见赵轶峰《现代日本历史编纂学的几种伴生观念》,《安徽史学》2018年第2期。
(43)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原载《独立评论》1935年12月15日(第181号),见《傅斯年全集》第四册,第125页。
(44)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原载《教与学》1935年10月1日号(第一卷第四期),见《傅斯年全集》第五册,第61页。
(45)顾颉刚:《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载《顾颉刚全集》卷五,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78-379页。
(46)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7-39页。
(47)各文皆可见于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48)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原载《中苏文化》第6卷第1期(1940年4月5日),见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139-149页。按斯大林曾在1913年讲到:“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把上述种种特征中任何一种特征单独拿来,都不能作出一个民族的定义。”“民族并不是个简单的历史范畴,而是在一定时代,即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形成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参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11、18页。
(49)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新华书店1949年版。
(50)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51)(52)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读书》1993年第11期。
(53)吴文藻:《民族与国家》,载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按此文最初于1926年发表于《留美学生季刊》第11卷第3号。
(54)吴文藻:《民族与国家》,载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35页。
(55)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导论第1页。
(56)时殷弘:《中国历史之中的连续和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民族主义》,《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
(57)涂怡超:《后冷战时期东北亚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地区安全》,《兰州学刊》2007年第7期。
(58)参见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关于近代史研究中的话语、主题转变,参见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
(2)(4)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7、60页。
(3)(59)(60)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导论第6-7、4-5、12页。
(5)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此类看法经安德森、杜赞奇等人论说之后,晚近中国学者颇多将之视为当然者。说如“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已经揭示,‘民族’是一个建构与再建构(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的过程,它并非如民族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自古而然,而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制造物。在民族制造的过程中,历史论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参见林磊《“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命运---以抗战时期的傅斯年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冬之卷。
(6)参见缪昌武、陆勇《〈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7)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297页。
(8)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三民主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188页。
(9)陈建樾:《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10)(11)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73、474页。
(12)参见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4-25页。
(13)如陈独秀在1904年讲到国家的含义时就提出:“……一国的人民,一定要是同种类,同历史,同风俗,同言语的民族,断断没有好几种民族,夹七夹八的住在一国,可以相安的道理。所以现在西洋各国,都是一种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受他种人的辖治,这就叫做‘民族国家主义’。若单讲国家主义,不讲民族国家主义,这国家到是谁的国家呢?原来因为民族不同,才分建国家。”见陈独秀《说国家》,载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页。
(14)孙中山:《三民主义》,北新书局1927年版,第1-7页。按引文中的“哪逊”,当为nation的音译。
(15)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八集,《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3页。
(16)杨度:《金铁主义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17)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载朱文通等整理编辑《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495页。按李大钊在此文首段中说到:“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余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此语显示“国族重构”为当时有识者明确见识。参同上书第493页。
(18)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页。
(19)(20)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10、35页。
(21)梁启超:《新民说》,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4页。
(22)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5-76页。
(23)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6页。
(24)据黄兴涛研究,“中华民族”一词之使用也可能是从梁启超开始的,初指汉族,后指汉族为主的中华多民族共同体。参见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25)(26)梁启超:《新史学》,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4、7页。
(27)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9-10页。
(28)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3页。
(29)梁启超:《东籍月旦》,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9页。
(30)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2-3页。
(31)梁启超:《自由书·答客难》,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9页。
(32)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炳麟《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334页。按章太炎该文作于1907年,是笔者所见近代思想家较早自觉使用“国族”概念之例。夏引业有文称:“从1924年孙中山首次提出‘国族’概念到现在,近代意义的‘国族’一词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见夏引业《“国族”概念辨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该说有待斟酌。又黄兴涛将汉语“国族”词源追溯到更早。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3-89页。
(33)章太炎:《答铁铮》,载章炳麟《章太炎全集》(四),第371页。
(34)章太炎:《中国通史略例》,载章炳麟:《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35)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
(36)(37)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自序第1、2页。
(38)(39)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161页。
(40)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修订本,第3页。
(41)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著:《傅斯年全集》第一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29页。
(42)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1页。并请参见赵轶峰《现代日本历史编纂学的几种伴生观念》,《安徽史学》2018年第2期。
(43)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原载《独立评论》1935年12月15日(第181号),见《傅斯年全集》第四册,第125页。
(44)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原载《教与学》1935年10月1日号(第一卷第四期),见《傅斯年全集》第五册,第61页。
(45)顾颉刚:《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载《顾颉刚全集》卷五,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78-379页。
(46)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载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7-39页。
(47)各文皆可见于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48)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原载《中苏文化》第6卷第1期(1940年4月5日),见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第139-149页。按斯大林曾在1913年讲到:“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把上述种种特征中任何一种特征单独拿来,都不能作出一个民族的定义。”“民族并不是个简单的历史范畴,而是在一定时代,即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形成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参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11、18页。
(49)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新华书店1949年版。
(50)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51)(52)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读书》1993年第11期。
(53)吴文藻:《民族与国家》,载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按此文最初于1926年发表于《留美学生季刊》第11卷第3号。
(54)吴文藻:《民族与国家》,载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35页。
(55)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修订本),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导论第1页。
(56)时殷弘:《中国历史之中的连续和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民族主义》,《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
(57)涂怡超:《后冷战时期东北亚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地区安全》,《兰州学刊》2007年第7期。
(58)参见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关于近代史研究中的话语、主题转变,参见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