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制度与为什么好制度不可得:布坎南与诺思的思想比较——兼论中国现代化语境下的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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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布坎南和诺思都关注制度及其对于福利和绩效的影响,但二者的概念框架存在显著区别。在中国建设全面现代化的背景下,布坎南的规范分析应得到更多重视,而诺思的实证分析也值得更加关注。完善的制度分析需要同时结合规范和实证两种理论视角,前者提供了关于制度改革目标的基准参照系,后者则阐释了实现目标时的阻碍因素。中国的改革说明,能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制度模式并不唯一。于是,在改革中仅仅关注制度在理论上的最优模式是不充分的,好的制度需要与特定国情相适应。无法有效实施的好制度将只具有逻辑可能而无现实可能。
引文
(1)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2)诺思只是作为当时众多产权经济学的贡献者之一而被提及。
(1)在1984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中,诺思认为寻租理论是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提出的研究制度的重要方法之一,另外两种是诺思本人的交易费用范式和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分利集团(distributional coalition)方法。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研究的三种方法》,[美]大卫·柯兰德:《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寻租和DUP行动理论》,马春文、宋春艳译,长春出版社,2005年。
(2)“可通约性”是个科学哲学概念。仅当科学家们可以用共享的术语讨论这些理论,从而决定哪一项理论更加健全和有用的时候,科学理论之间是可通约的。反过来说,“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则意味着理论包含着极为对立的概念框架,这类框架在语言上不存在充分的交叠,故科学家们无法直接进行理论比较,也无法引用经验证据来支持任一理论。
(3)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4)[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5)布坎南与科斯的关系完全符合科学社会学中的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布坎南1957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托马斯·杰弗逊中心,并于1958年将科斯延请到该中心工作。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都是他们在该中心工作期间完成的。科斯于1964年赴芝加哥大学,布坎南则于1969年离开该中心。
(1)(2)[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7页、97页脚注。
(3)James Buchanan,“The Relevance of Pareto Optimalit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6,no.4,1962,pp.341~354.
(4)《同意的计算》中的表达是认为“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共同决定了采取集体行动所需要的最低赞同人数。其中,“外部成本”是指某人甲“由于其他人的行动而要承受的成本”(参见[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7页)。从经济学的原理来说,成本就是负的收益,故我们可以把集体行动时消除了“负外部性”(或曰“外部成本”)等价于增加了“外部收益”。
(1)[美]詹姆斯·布坎南:《成本与选择》,刘志铭、李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按照诺思的自述: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认识了科斯,之后他来到西雅图。张五常在交易费用理论上有一些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强调,度量财货、劳务或代理商绩效的多元面向时,所耗费的测量成本乃是交易费用的重要来源(因为不完全的测量将会导致财产权界定不完整)”。参见[美]伯烈特·史宾斯:《诺贝尔之路:十三位经济学奖得主的故事》,黄进发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8页。
(3)Douglass North,1994,“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no.3,1994,pp.359~368.
(4)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
(5)[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52页。
(1)(2)[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0、26页。
(3)James Buchanan,“Positive Economics,Welfare Economics,and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1959,pp.124~138.
(4)James Buchanan,“The Relevance of Pareto Optimalit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6,no.4,1962,pp.341~354.
(5)[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44页。
(6)[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7)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49,no.4,1989,pp.803~832.
(1)虽然使用了非常类似的分析性设置(“不确定性之幕”和“无知之幕”),但是布坎南与罗尔斯对于理想化的好制度的认知方式是有显著差异的。罗尔斯的推理获得了明确的结果---符合两个正义原则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布坎南则强调在程序上的一致同意原则。在布坎南看来,只要通过了一致同意的选择程序(从而达到了程序正义),什么是好制度的结果是开放性的、非唯一的。
(1)格雷夫是诺思的亲传弟子。
(1)[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3页。
(2)[美]肯尼斯·阿罗:《关于政治学的思考》,[美]詹姆斯·艾尔特、[美]玛格丽特·莱维、[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竞争与合作: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万鹏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0页。
(3)(4)(5)[美]道格拉斯·诺思:《期待着政治学和经济理论的联姻》,[美]詹姆斯·艾尔特、[美]玛格丽特·莱维、[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竞争与合作: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万鹏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0、341、342页。
(1)[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52页。
(2)[美]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钟政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页。
(3)[美]道格拉斯·诺思、[美]约翰·瓦利斯、[美]巴里·温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王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4)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
(2)诺思只是作为当时众多产权经济学的贡献者之一而被提及。
(1)在1984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中,诺思认为寻租理论是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提出的研究制度的重要方法之一,另外两种是诺思本人的交易费用范式和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分利集团(distributional coalition)方法。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研究的三种方法》,[美]大卫·柯兰德:《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寻租和DUP行动理论》,马春文、宋春艳译,长春出版社,2005年。
(2)“可通约性”是个科学哲学概念。仅当科学家们可以用共享的术语讨论这些理论,从而决定哪一项理论更加健全和有用的时候,科学理论之间是可通约的。反过来说,“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则意味着理论包含着极为对立的概念框架,这类框架在语言上不存在充分的交叠,故科学家们无法直接进行理论比较,也无法引用经验证据来支持任一理论。
(3)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4)[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5)布坎南与科斯的关系完全符合科学社会学中的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布坎南1957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建立了托马斯·杰弗逊中心,并于1958年将科斯延请到该中心工作。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都是他们在该中心工作期间完成的。科斯于1964年赴芝加哥大学,布坎南则于1969年离开该中心。
(1)(2)[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7页、97页脚注。
(3)James Buchanan,“The Relevance of Pareto Optimalit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6,no.4,1962,pp.341~354.
(4)《同意的计算》中的表达是认为“决策成本”与“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s)共同决定了采取集体行动所需要的最低赞同人数。其中,“外部成本”是指某人甲“由于其他人的行动而要承受的成本”(参见[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7页)。从经济学的原理来说,成本就是负的收益,故我们可以把集体行动时消除了“负外部性”(或曰“外部成本”)等价于增加了“外部收益”。
(1)[美]詹姆斯·布坎南:《成本与选择》,刘志铭、李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按照诺思的自述: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认识了科斯,之后他来到西雅图。张五常在交易费用理论上有一些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强调,度量财货、劳务或代理商绩效的多元面向时,所耗费的测量成本乃是交易费用的重要来源(因为不完全的测量将会导致财产权界定不完整)”。参见[美]伯烈特·史宾斯:《诺贝尔之路:十三位经济学奖得主的故事》,黄进发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8页。
(3)Douglass North,1994,“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no.3,1994,pp.359~368.
(4)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
(5)[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52页。
(1)(2)[美]詹姆斯·布坎南、[美]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0、26页。
(3)James Buchanan,“Positive Economics,Welfare Economics,and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1959,pp.124~138.
(4)James Buchanan,“The Relevance of Pareto Optimalit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6,no.4,1962,pp.341~354.
(5)[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44页。
(6)[美]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7)Douglas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49,no.4,1989,pp.803~832.
(1)虽然使用了非常类似的分析性设置(“不确定性之幕”和“无知之幕”),但是布坎南与罗尔斯对于理想化的好制度的认知方式是有显著差异的。罗尔斯的推理获得了明确的结果---符合两个正义原则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布坎南则强调在程序上的一致同意原则。在布坎南看来,只要通过了一致同意的选择程序(从而达到了程序正义),什么是好制度的结果是开放性的、非唯一的。
(1)格雷夫是诺思的亲传弟子。
(1)[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3页。
(2)[美]肯尼斯·阿罗:《关于政治学的思考》,[美]詹姆斯·艾尔特、[美]玛格丽特·莱维、[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竞争与合作: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万鹏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0页。
(3)(4)(5)[美]道格拉斯·诺思:《期待着政治学和经济理论的联姻》,[美]詹姆斯·艾尔特、[美]玛格丽特·莱维、[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竞争与合作:与诺贝尔经济学家谈经济学和政治学》,万鹏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0、341、342页。
(1)[美]詹姆斯·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52页。
(2)[美]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钟政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3页。
(3)[美]道格拉斯·诺思、[美]约翰·瓦利斯、[美]巴里·温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王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4)高小勇、汪丁丁:《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朝华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