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生活垃圾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多,从"政府动员"到"政社互动",进而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能够有效破解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难题。上海市作为全国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形成了"松江模式"等经验,也存在垃圾分类标准更迭频繁、公众参与能力不足、奖惩机制滞后等现实梗阻。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培植社会资本、形成政社互动的协同机制,可以补齐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相关短板,为实现农村生态宜居保驾护航。
引文
[1] 鲁圣鹏、杜欢政、李雪芹.从碎片化到协同:中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之路[J].世界农业,2018,(9):226-231.
[2] 申振东、姚恩雪.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政策演变、实施现状及完善路径[J].贵州社会科学,2018,(9):85-91.
[3] 张艳纯、陈安琪.公众参与和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城市问题,2018,(1):74-80.
[4] 赵天航.“三农”政策执行弹性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52个“三农”政策文本的分析[J].长白学刊,2019,(2):73-81.
[5] 张国磊、张新文.基层政府购买农村环境治理服务的对策[J].现代经济探讨,2017,(4):43-47.
[6] 曾云敏、赵细康.环境保护政策执行中的分权和公众参与:以广东农村垃圾治理为例[J].广东社会科学,2018,(3):209-218.
[7] 陈秋红、黄鑫.农村环境管理中的政府角色——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1):54-61+91.
[8] 田华文.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演变及未来走向[J].城市问题,2015,(8):82-89.
[9] 陈思勤、楼紫阳.生活垃圾源头的分类减量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上海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2016,25(1):33-38.
[10] 徐志平.构建上海特色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新机制[J].城市管理与科技,2015,17(3):15-17.
[11] 魏建、姚红光、陆文华.上海生活垃圾减量化机制问题研究[J].科学发展,2012,(6):82-95.
[12] 王晓红.上海农村垃圾源头分类的可行性研究[J].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2017,10(2):26-32.
[13]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现状调查报告(摘编)[J].上海质量,2018,(8):40-47.
[14]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J].社会,2014,34(6):1-38.
[15] 蔡新华.上海垃圾分类标准五次“变脸”[N].中国环境报,2014-03-04(012).
[16] 王丽琼、李子蓉、张云峰.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环境协同治理关键因素识别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2019,27(2):227-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