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供地策略与产业结构服务化——来自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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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土地出让活动在中国上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系统分析了地方政府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服务化影响的内在逻辑关系,并采用2000-2014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全国而言,供地策略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服务化,这表明地方政府的"二手"供地策略的确是导致中国服务业低水平稳态发展的"逆服务化"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供地策略显著阻碍制造业由中低端向高端的演进,进而形成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刚性,抑制了产业结构服务化。此外,地方政府的供地策略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但抑制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
Land supply strategy in China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last round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paper,we establish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strategy of the land supply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rtiarization. And then using the system GMM estimation method,we analyze the data of 35 large and medium cities in China.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land supply strategy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rtiarization,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behavior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land supply strategy driven by promotion pressu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hinde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rtiarization.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land supply strateg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triggered the manufacturing evolution from the low-end to high-end. And thu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rigidity led by formation of industry is formed so as to inhibi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rtiarization. In addition,the impact of the land supply strateg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rtiarization exists a significant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t significantly promot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rtiarization of the eastern region,bu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tertiar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Land supply strategy in China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last round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paper,we establish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strategy of the land supply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rtiarization. And then using the system GMM estimation method,we analyze the data of 35 large and medium cities in China.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land supply strategy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rtiarization,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behavior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land supply strategy driven by promotion pressu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hinder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rtiarization.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land supply strateg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has triggered the manufacturing evolution from the low-end to high-end. And thu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rigidity led by formation of industry is formed so as to inhibi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rtiarization. In addition,the impact of the land supply strateg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rtiarization exists a significant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t significantly promot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ertiarization of the eastern region,bu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tertiar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引文
[1]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2]Tsui K Y,Wang Y.“Between separate stoves and a single menu: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China Quarterly,2004,177(177).
[3]邵朝对、苏丹妮、邓宏图:《房价、土地财政与城市集聚特征:中国式城市发展道路》,载《管理世界》2016年第2期。
[4]刘守英:《以地谋发展模式的风险与改革》,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5]高波:《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逻辑》,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6]李勇刚、王猛:《土地财政与产业结构服务化——一个解释产业结构服务化“中国悖论”的新视角》,载《财经研究》2015年第9期。
[7]BAUMOL W J.“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3):415-426.
[8]程大中:《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特点、原因及影响——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其经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9]张月友、刘志彪:《替代弹性、劳动力流动与我国服务业“天花板效应”——基于非均衡增长模型的分析》,载《财贸经济》2012年第3期。
[10]L0 C P,Liu B J.“Why India is mainly engaged in offshore service activities while China is disproportionately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20(2).
[11]张斌、何帆:《货币升值的后果——基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5期。
[12]吕政、刘勇、王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产业互动的研究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8期。
[13]江静、刘志彪:《世界工厂的定位能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吗》,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3期。
[14]江小涓:《服务业增长:真实含义、多重影响和发展趋势》,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15]张平、余宇新:《出口贸易影响了中国服务业占比吗》,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16]张捷、张媛媛、莫扬:《对外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向服务业演进的影响——基于制造—服务国际分工形态的视角》,载《财经研究》2013年第6期。
[17]许宪春:《中国服务业核算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
[18]高传胜、李善同:《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与中国推进服务经济的战略选择》,载《经济经纬》2007年第4期。
[19]汪德华、张再金、白重恩:《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
[20]刘培林、宋湛:《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绩效比较》,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21]李勇坚、夏杰长:《我国经济服务化的演变与判断——基于相关国际经验的分析》,载《财贸经济》2009年第11期。
[22]谭洪波、郑江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滞后并存之谜——基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9期。
[23]邵骏、张捷:《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中的制度因素研究——基于全球2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载《产经评论》2014年第2期。
[24]谭洪波:《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存在工业偏向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载《管理世界》2015年第12期。
[25]刘守英:《直面中国土地问题》,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版。
[26]丘海雄、付光伟、张宇翔:《土地财政的差异性研究——兼论土地财政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启示》,载《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
[27]曹广忠、袁飞、陶然:《土地财政、产业结构演变与税收超常规增长——中国“税收增长之谜”的一个分析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12期。
[28]雷潇雨、龚六堂:《基于土地出让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载《管理世界》2014年第9期。
[29]范剑勇、莫家伟:《地方债务、土地市场与地区工业增长》,载《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
[30]王贤彬、张莉、徐现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载《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7期。
[31]邵挺、范剑勇:《房价水平与制造业的区位分布——基于长三角的实证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0期。
[32]郑思齐、孙伟增、吴璟:《“以地生财,以财养地”——中国特色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
[33]纪志宏、周黎安、王鹏、赵鹰妍:《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银行信贷——来自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载《金融研究》2014年第1期。
[34]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35]陶然、袁飞、曹广忠:《区域竞争、土地出让与地方财政效应:基于1999~2003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载《世界经济》2007年第10期。
[36]黄少安、陈斌开、刘姿彤:《“租税替代”、财政收入与政府的房地产政策》,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8期。
[37]高波、陈健、邹琳华:《区域房价差异、劳动力流动与产业升级》,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38]王珺、万陆、杨本建:《城市地价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载《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
[39]曹春方、马连福、沈小秀:《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载《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4期。
[40]Ma J.“Off budget activities of china Governments since economic reform”,Association for Budge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2000.
[41]毛丰付、潘加顺:《资本深化、产业结构与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0期。
[42]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43]朱英姿、许丹:《官员晋升压力、金融市场化与房价增长》,载《金融研究》2013年第1期。
(1)35个大中城市包括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大连、上海、济南、南京、杭州、福州、厦门、广州、深圳和海口等16个城市,中西部地区的太原、南昌、合肥、长沙、武汉、郑州、哈尔滨、长春、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南宁、乌鲁木齐和呼和浩特等19个城市。由于数据缺失问题,没有将拉萨包括进来。
(1)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生活性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Tsui K Y,Wang Y.“Between separate stoves and a single menu: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China Quarterly,2004,177(177).
[3]邵朝对、苏丹妮、邓宏图:《房价、土地财政与城市集聚特征:中国式城市发展道路》,载《管理世界》2016年第2期。
[4]刘守英:《以地谋发展模式的风险与改革》,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
[5]高波:《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逻辑》,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6]李勇刚、王猛:《土地财政与产业结构服务化——一个解释产业结构服务化“中国悖论”的新视角》,载《财经研究》2015年第9期。
[7]BAUMOL W J.“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3):415-426.
[8]程大中:《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特点、原因及影响——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其经验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9]张月友、刘志彪:《替代弹性、劳动力流动与我国服务业“天花板效应”——基于非均衡增长模型的分析》,载《财贸经济》2012年第3期。
[10]L0 C P,Liu B J.“Why India is mainly engaged in offshore service activities while China is disproportionately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China Economic Review,2009,20(2).
[11]张斌、何帆:《货币升值的后果——基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5期。
[12]吕政、刘勇、王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产业互动的研究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06年第8期。
[13]江静、刘志彪:《世界工厂的定位能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吗》,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3期。
[14]江小涓:《服务业增长:真实含义、多重影响和发展趋势》,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15]张平、余宇新:《出口贸易影响了中国服务业占比吗》,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16]张捷、张媛媛、莫扬:《对外贸易对中国产业结构向服务业演进的影响——基于制造—服务国际分工形态的视角》,载《财经研究》2013年第6期。
[17]许宪春:《中国服务业核算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
[18]高传胜、李善同:《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与中国推进服务经济的战略选择》,载《经济经纬》2007年第4期。
[19]汪德华、张再金、白重恩:《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
[20]刘培林、宋湛:《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法人绩效比较》,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21]李勇坚、夏杰长:《我国经济服务化的演变与判断——基于相关国际经验的分析》,载《财贸经济》2009年第11期。
[22]谭洪波、郑江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滞后并存之谜——基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9期。
[23]邵骏、张捷:《产业结构服务化进程中的制度因素研究——基于全球2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载《产经评论》2014年第2期。
[24]谭洪波:《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存在工业偏向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载《管理世界》2015年第12期。
[25]刘守英:《直面中国土地问题》,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版。
[26]丘海雄、付光伟、张宇翔:《土地财政的差异性研究——兼论土地财政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启示》,载《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
[27]曹广忠、袁飞、陶然:《土地财政、产业结构演变与税收超常规增长——中国“税收增长之谜”的一个分析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12期。
[28]雷潇雨、龚六堂:《基于土地出让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载《管理世界》2014年第9期。
[29]范剑勇、莫家伟:《地方债务、土地市场与地区工业增长》,载《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
[30]王贤彬、张莉、徐现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载《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7期。
[31]邵挺、范剑勇:《房价水平与制造业的区位分布——基于长三角的实证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0期。
[32]郑思齐、孙伟增、吴璟:《“以地生财,以财养地”——中国特色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
[33]纪志宏、周黎安、王鹏、赵鹰妍:《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银行信贷——来自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载《金融研究》2014年第1期。
[34]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载《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35]陶然、袁飞、曹广忠:《区域竞争、土地出让与地方财政效应:基于1999~2003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载《世界经济》2007年第10期。
[36]黄少安、陈斌开、刘姿彤:《“租税替代”、财政收入与政府的房地产政策》,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8期。
[37]高波、陈健、邹琳华:《区域房价差异、劳动力流动与产业升级》,载《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38]王珺、万陆、杨本建:《城市地价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载《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
[39]曹春方、马连福、沈小秀:《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载《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4期。
[40]Ma J.“Off budget activities of china Governments since economic reform”,Association for Budge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2000.
[41]毛丰付、潘加顺:《资本深化、产业结构与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0期。
[42]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43]朱英姿、许丹:《官员晋升压力、金融市场化与房价增长》,载《金融研究》2013年第1期。
(1)35个大中城市包括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石家庄、沈阳、大连、上海、济南、南京、杭州、福州、厦门、广州、深圳和海口等16个城市,中西部地区的太原、南昌、合肥、长沙、武汉、郑州、哈尔滨、长春、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南宁、乌鲁木齐和呼和浩特等19个城市。由于数据缺失问题,没有将拉萨包括进来。
(1)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生活性服务业包括批发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