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关系新探
|
摘要
探寻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学科体系、立法理念、制度建构与实践路径等方面均具有现实意义。法发生学逻辑寓示两法产生时便独立,两法不尽相同的理念和价值令尝试寻找它们互相包含的理论路径陷于困境。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财产权化的努力与环境容量准物权构造的配套设计令两法的价值取向得以互渗,并以同为生态法益保障基础的形式融入生态整体主义语境下的生态法体系。在此意义上,保持两法独立性并将其理念与功能统一于生态法项下,以促成其制度与价值的有机融合,便成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顶层立法布局与预制生态法典体系基础的理想选择。
引文
[1]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教育部网站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4/201005/xxgk_88437.html,2018年6月20日访问。
[2]环境法、自然资源法都曾多次流转于不同的法学二级学科项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将环境法和自然资源法归入行政法,该法律体系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参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2011年),http://www.scio.gov.cn/ztk/dtzt/62/3/Document/1035422/1035422_2.htm,2018年6月20日访问。
[3]natural resources-defini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English,Oxford Dictionaries,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us/natural_resources,Retrieved 2018-06-22.
[4]德国资源经济学家Erich Walter Zimmermann在其著作《World Resources and Industries:A Functional Appraisal of the Availability of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Resources》中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将“自然资源”定义为只有环境中为人类服务的部分才是自然资源,认为自然资源具有满足人类需求的功能,强调了自然资源的被利用属性。参见Westermann and Andrea,Geology and World Politics:Mineral Resource Appraisals as Tools of Geopolitical calculation,1919-1939,40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 2,2015,at 151-173。
[5]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6]“环境法学的危机与出路:从浅层环境法学到深层环境法学”研讨会纪要,《清华法治论衡》2014年第3期,第56-80页。
[7]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RI)按年度发布的《世界资源报告》(World Resources Report,WRR)显示国际学术界对自然资源的研究已从上世纪80年代仅关注资源本身,已经大幅扩展到对资源、人口、环境、生态系统的整体互动研究。因此,我国环境法域的制度整合已经需求迫在眉睫。参见http://www.wri.org/our-work/project/world-resources-report/publications,2018年6月30日访问。
[8]张梓太:《自然资源法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9]邓晓敏:《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关系:从政府机构设置及其职责的视角》,中国环境生态网2006年11月18日,http://www.eedu.org.cn/Article/academia/papers/sumpapers/200611/10760.html,2018年6月20日访问。
[10]“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http://www.gov.cn/zhengce/2017-12/17/content_5247952.htm,2018年6月29日访问。
[11]关于全球范围的资源、环境危机表现可参见[美]德内拉·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李涛、王智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48-117页。
[12]就国外部分国家而言,除中世纪前西欧的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雏形出现时间基本一致外,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都是先出现资源立法,在进入都市化或工业化之后环境法才逐渐兴起。同前注[5],汪劲书,第44页。
[13]吕忠梅:《环境法学概要》,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54-59页。
[14]邓海峰:《海洋环境容量的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政法论坛》2013年第2期,第131-137页。
[15]Grechen C.Daily,et al,The Valu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Value,289 SCIENCE 5478,2000,at 395-396.
[16]“麦克斯韦妖”是一个假想物,是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诘难,即一个假想物可以控制两个气室之间的小门,当单个气体分子靠近门时,假想物迅速打开并关闭小门,从而快速分子进入了另一个气室,而慢分子留在原气室。由于快速分子更热,假想物的行为导致了原气室冷却,另一个气室升温,封闭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总熵降低,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当然,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为了抽象论证的需要,我们假设人类生态系统和环境资源生态系统是两个封闭的独立气室,尽管这两者本就无法区分(难以完全区分生态系统各因素之间的直接联系恰恰导致环境资源问题需要经过多年的积累才被逐渐发现)。蔡运龙:《自然资源学原理》,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6-139页。
[17]耗散结构是指一种非均衡状态下的新的有序结构,该理论也被称为系统自组织理论,自组织过程中会有一些随机的所谓涨落,它使系统表现出自我调节能力。当小涨落扩大到巨涨落时,系统的旧有序状态就被破坏,系统因此会进化或者退化,在新层面形成新的稳定结构。这与现实生活中人类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耗)、开发利用的后果(散)基本一致。同上,蔡运龙书,第137页。
[18]生态系统的健康(Ecosystem Health)是用来描述生态系统的一种状态,包括生态系统多样性、良好的进化进程、人类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等。Grumbine,R.Edward,What Is Ecosystem Management?,8 CONSERVATIONBIOLOGY 1,1994,at 27-38.
[19]OPA 1990,33 U.S.Code 2702,Sec.1001(b)(2)(A).有关公共信托原则的重要判例包括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Co.v.Illinois,146 U.S.387,452-453(1892).Arnold v.Mundy,6 N.J.L.12(1821);Martin v.Waddel,41U.S.367,410-411(1842);Barney v.Keokuk,94 U.S 324,338(1876),这些案件代表着各州先于联邦法院对此原则的认可。陈仪:《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公权性质研究》,苏州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第66-68页。
[20]OPA 1990,33 U.S.Code 2701,Sec.1001(20).
[21]OPA 1990,33 U.S.Code 2706,Sec.1006(e)(1).
[22]黄秀蓉:《美国〈1990年油污法〉及其损害赔偿机制分析》,中国海洋网,http://www.hellosea.net/teyue/2016-12-14/35182.html,2018年6月25日访问。
[23]Tony Penn,A Summary of 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 Regulation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Oil Pollution Art,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legal/liability/pdf/tp_enveco.pdf,Retrieved 2018-06-15.NRDA在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BP)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事故发生之前都是成功的。由于该事件造成的原油泄漏数量远超过瓦尔迪兹号事故,而《1990年油污法》对海上钻井平台事故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任上限仅设置为7500万美元(虽然没有限制清除石油的成本责任),出现了与实际经济损失大不相符的情况,因此奥巴马政府于2012年颁布了《恢复法案》(Restore Act)用以推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恢复项目。可见,法律无法预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损失程度,生态环境的“无价”使其经济价值的评估受限于社会和法律发展程度。Adam Vann and Robert Meltz,The 2010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 Under the Oil Pollution Act,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3);Glicksman,Robert L.,REGULATORY BLOWOUT:HOW REGULATORY FAILURESMADE THE BP DISASTER POSSIBLE,AND HOW THE SYSTEM CAN BE FIXED TO AVOID A RECURRENCE,GW Law Faculty Publications&Other Works,Paper608,htp://scholarship.law.gwu.edu/faculty_publications/608.
[24][美]汤姆·蒂坦伯格、[美]琳恩·刘易斯:《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王晓霞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5页。
[25]邓海峰:《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第59-66页。
[26]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2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27]比如北京的雾霾天气通常仅在一定区域之内散溢,一般不会影响到长江以南地区,因此环境问题的区域性特征也是环境容量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重要表征。
[28]李天杰:《土壤环境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1-64页;曲格平:《环境科学基础知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9-41页;张永良、刘培哲:《水环境容量综合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8-139页。
[29]吕忠梅:《论环境物权》,《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第1期,第165-172页。
[30]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1980年《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等国际文件都以此为据将环境和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马骧聪:《关于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和国土法的思考》,《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第82-86页。
[31]杜群:《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融合》,《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第119-128页。
[32]关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网站http://www.cn.undp.org/content/china/zh/hom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html,2018年6月21日访问。
[33]2007年“生态文明”首次在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出现,参见2007年11月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6499114.html,2018年6月28日访问。
[34]王灿发:《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第34-53页。
[35]陈志荣:《论生态法的界定---环境法从广义向狭义的回归》,《东南学术》2016年第4期,第145-153页。
[36]钟凰元:《公平与效率: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中的博弈》,2014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议论文集,第286-289页。
[37]“生态法”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环境立法与环境行政的新方向,例如,法国环境部名称已变更为“法国生态和可持续发展部”;墨西哥于1988年制定了《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普通法》;俄罗斯自1976年科尔巴索夫在其著作《生态学:政策与法》一书中提出“生态法”的概念后已经有了许多相关的研究。参见蔡守秋、吴贤静:《从环境法到生态法:修改〈环境保护法〉的新视角---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的考虑》,2007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议论文集,第16-23页;刘洪岩:《俄罗斯生态立法的价值选择及制度重构》,《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6期,第28-34页;曹明徳:《生态法的理论基础》,《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第98-107页。
[38]Adam Vann and Robert Meltz,The 2010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 Under the Oil Pollution Act,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3);Glicksman,Robert L.,REGULATORY BLOWOUT:HOW REGULATORY FAILURES MADE THE BP DISASTER POSSIBLE,AND HOW THE SYSTEM CAN BE FIXED TO AVOID ARECURRENCE,GW Law Faculty Publications&Other Works,Paper 608,htp://scholarship.law.gwu.edu/faculty_publications/608.
[39]邓海峰:《生态法治的整体主义自新进路》,《清华法学》2014年第4期,第169-176页。
[40]低估价值和过度使用导致浪费和外部性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参见[美]约瑟夫·P.托梅因、理查德·D.卡达希:《能源法精要》,万少廷、张利宾、顾伟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41]黄锡生、史玉成:《中国环境法律体系的架构与完善》,《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120-128页。
[42]王明远、金峰:《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正义:基于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125-142页。
[43]生态领域的问题,大多是“公地的悲剧”和“搭便车”的印证。参见Garre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162 SCIENCE 3859(1968).Nordhaus,William,Climate Clubs:Overcoming Free Riding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The 10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2015。
[44]我们借鉴宪法与行政法研究范畴内的比例原则,考虑在生态利益受到侵害时,根据比例原则派生的适当性、必要性和相当性等标准进行审查和衡量并根据不同的事件和案件情况选择适用的标准。参见许宗力:《从大法官解释论比例原则与违宪审查》,(台湾地区)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暨研究所2001年,第4-10页。
[45]“发展权”的主体、内涵、地位、保护方式和途径已经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http://www.xinhuanet.com/2016-12/01/c_1120029430.htm;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11:Sustainability and Equity:A Better Future for All.http://hdr.undp.org.Retrieved 2018-06-25。
[46]参见2018年3月17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http://www.gov.cn/xinwen/2018-03/17/content_5275116.htm,2018年6月30日访问。
[47]LawrenceI,Kiern,Liability,Compensation,and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Oil Polution Act of 1990:AReview of the Second Decade,36 TULANE MARITIME LAW JOURNAL 1.
[48]Dworkin,Ronald,JUSTICE FOR HEDGEHOG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at 419-420.
[49]从目前的清洁生产、全过程污染控制等制度中可以看到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在制度层面的诸多融合。
[50]《“绿色原则”纳入基本原则适应现实需求》,新华网2017年4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7-04/20/c_129552999.htm,2018年6月30日访问。
[2]环境法、自然资源法都曾多次流转于不同的法学二级学科项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将环境法和自然资源法归入行政法,该法律体系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参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2011年),http://www.scio.gov.cn/ztk/dtzt/62/3/Document/1035422/1035422_2.htm,2018年6月20日访问。
[3]natural resources-defini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English,Oxford Dictionaries,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us/natural_resources,Retrieved 2018-06-22.
[4]德国资源经济学家Erich Walter Zimmermann在其著作《World Resources and Industries:A Functional Appraisal of the Availability of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Resources》中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将“自然资源”定义为只有环境中为人类服务的部分才是自然资源,认为自然资源具有满足人类需求的功能,强调了自然资源的被利用属性。参见Westermann and Andrea,Geology and World Politics:Mineral Resource Appraisals as Tools of Geopolitical calculation,1919-1939,40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 2,2015,at 151-173。
[5]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6]“环境法学的危机与出路:从浅层环境法学到深层环境法学”研讨会纪要,《清华法治论衡》2014年第3期,第56-80页。
[7]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RI)按年度发布的《世界资源报告》(World Resources Report,WRR)显示国际学术界对自然资源的研究已从上世纪80年代仅关注资源本身,已经大幅扩展到对资源、人口、环境、生态系统的整体互动研究。因此,我国环境法域的制度整合已经需求迫在眉睫。参见http://www.wri.org/our-work/project/world-resources-report/publications,2018年6月30日访问。
[8]张梓太:《自然资源法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9]邓晓敏:《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关系:从政府机构设置及其职责的视角》,中国环境生态网2006年11月18日,http://www.eedu.org.cn/Article/academia/papers/sumpapers/200611/10760.html,2018年6月20日访问。
[10]“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http://www.gov.cn/zhengce/2017-12/17/content_5247952.htm,2018年6月29日访问。
[11]关于全球范围的资源、环境危机表现可参见[美]德内拉·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李涛、王智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48-117页。
[12]就国外部分国家而言,除中世纪前西欧的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雏形出现时间基本一致外,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都是先出现资源立法,在进入都市化或工业化之后环境法才逐渐兴起。同前注[5],汪劲书,第44页。
[13]吕忠梅:《环境法学概要》,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54-59页。
[14]邓海峰:《海洋环境容量的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政法论坛》2013年第2期,第131-137页。
[15]Grechen C.Daily,et al,The Valu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Value,289 SCIENCE 5478,2000,at 395-396.
[16]“麦克斯韦妖”是一个假想物,是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诘难,即一个假想物可以控制两个气室之间的小门,当单个气体分子靠近门时,假想物迅速打开并关闭小门,从而快速分子进入了另一个气室,而慢分子留在原气室。由于快速分子更热,假想物的行为导致了原气室冷却,另一个气室升温,封闭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总熵降低,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当然,生态系统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为了抽象论证的需要,我们假设人类生态系统和环境资源生态系统是两个封闭的独立气室,尽管这两者本就无法区分(难以完全区分生态系统各因素之间的直接联系恰恰导致环境资源问题需要经过多年的积累才被逐渐发现)。蔡运龙:《自然资源学原理》,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6-139页。
[17]耗散结构是指一种非均衡状态下的新的有序结构,该理论也被称为系统自组织理论,自组织过程中会有一些随机的所谓涨落,它使系统表现出自我调节能力。当小涨落扩大到巨涨落时,系统的旧有序状态就被破坏,系统因此会进化或者退化,在新层面形成新的稳定结构。这与现实生活中人类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耗)、开发利用的后果(散)基本一致。同上,蔡运龙书,第137页。
[18]生态系统的健康(Ecosystem Health)是用来描述生态系统的一种状态,包括生态系统多样性、良好的进化进程、人类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等。Grumbine,R.Edward,What Is Ecosystem Management?,8 CONSERVATIONBIOLOGY 1,1994,at 27-38.
[19]OPA 1990,33 U.S.Code 2702,Sec.1001(b)(2)(A).有关公共信托原则的重要判例包括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Co.v.Illinois,146 U.S.387,452-453(1892).Arnold v.Mundy,6 N.J.L.12(1821);Martin v.Waddel,41U.S.367,410-411(1842);Barney v.Keokuk,94 U.S 324,338(1876),这些案件代表着各州先于联邦法院对此原则的认可。陈仪:《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公权性质研究》,苏州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第66-68页。
[20]OPA 1990,33 U.S.Code 2701,Sec.1001(20).
[21]OPA 1990,33 U.S.Code 2706,Sec.1006(e)(1).
[22]黄秀蓉:《美国〈1990年油污法〉及其损害赔偿机制分析》,中国海洋网,http://www.hellosea.net/teyue/2016-12-14/35182.html,2018年6月25日访问。
[23]Tony Penn,A Summary of 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 Regulation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Oil Pollution Art,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legal/liability/pdf/tp_enveco.pdf,Retrieved 2018-06-15.NRDA在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BP)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事故发生之前都是成功的。由于该事件造成的原油泄漏数量远超过瓦尔迪兹号事故,而《1990年油污法》对海上钻井平台事故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任上限仅设置为7500万美元(虽然没有限制清除石油的成本责任),出现了与实际经济损失大不相符的情况,因此奥巴马政府于2012年颁布了《恢复法案》(Restore Act)用以推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恢复项目。可见,法律无法预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损失程度,生态环境的“无价”使其经济价值的评估受限于社会和法律发展程度。Adam Vann and Robert Meltz,The 2010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 Under the Oil Pollution Act,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3);Glicksman,Robert L.,REGULATORY BLOWOUT:HOW REGULATORY FAILURESMADE THE BP DISASTER POSSIBLE,AND HOW THE SYSTEM CAN BE FIXED TO AVOID A RECURRENCE,GW Law Faculty Publications&Other Works,Paper608,htp://scholarship.law.gwu.edu/faculty_publications/608.
[24][美]汤姆·蒂坦伯格、[美]琳恩·刘易斯:《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王晓霞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5页。
[25]邓海峰:《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第59-66页。
[26]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2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27]比如北京的雾霾天气通常仅在一定区域之内散溢,一般不会影响到长江以南地区,因此环境问题的区域性特征也是环境容量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重要表征。
[28]李天杰:《土壤环境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1-64页;曲格平:《环境科学基础知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9-41页;张永良、刘培哲:《水环境容量综合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8-139页。
[29]吕忠梅:《论环境物权》,《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第1期,第165-172页。
[30]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1980年《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等国际文件都以此为据将环境和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马骧聪:《关于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和国土法的思考》,《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第82-86页。
[31]杜群:《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融合》,《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第119-128页。
[32]关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参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网站http://www.cn.undp.org/content/china/zh/hom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html,2018年6月21日访问。
[33]2007年“生态文明”首次在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出现,参见2007年11月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6499114.html,2018年6月28日访问。
[34]王灿发:《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第34-53页。
[35]陈志荣:《论生态法的界定---环境法从广义向狭义的回归》,《东南学术》2016年第4期,第145-153页。
[36]钟凰元:《公平与效率: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中的博弈》,2014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议论文集,第286-289页。
[37]“生态法”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环境立法与环境行政的新方向,例如,法国环境部名称已变更为“法国生态和可持续发展部”;墨西哥于1988年制定了《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普通法》;俄罗斯自1976年科尔巴索夫在其著作《生态学:政策与法》一书中提出“生态法”的概念后已经有了许多相关的研究。参见蔡守秋、吴贤静:《从环境法到生态法:修改〈环境保护法〉的新视角---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的考虑》,2007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议论文集,第16-23页;刘洪岩:《俄罗斯生态立法的价值选择及制度重构》,《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6期,第28-34页;曹明徳:《生态法的理论基础》,《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第98-107页。
[38]Adam Vann and Robert Meltz,The 2010 Deepwater Horizon Oil Spill: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 Under the Oil Pollution Act,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3);Glicksman,Robert L.,REGULATORY BLOWOUT:HOW REGULATORY FAILURES MADE THE BP DISASTER POSSIBLE,AND HOW THE SYSTEM CAN BE FIXED TO AVOID ARECURRENCE,GW Law Faculty Publications&Other Works,Paper 608,htp://scholarship.law.gwu.edu/faculty_publications/608.
[39]邓海峰:《生态法治的整体主义自新进路》,《清华法学》2014年第4期,第169-176页。
[40]低估价值和过度使用导致浪费和外部性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参见[美]约瑟夫·P.托梅因、理查德·D.卡达希:《能源法精要》,万少廷、张利宾、顾伟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41]黄锡生、史玉成:《中国环境法律体系的架构与完善》,《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第120-128页。
[42]王明远、金峰:《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环境正义:基于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第125-142页。
[43]生态领域的问题,大多是“公地的悲剧”和“搭便车”的印证。参见Garre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162 SCIENCE 3859(1968).Nordhaus,William,Climate Clubs:Overcoming Free Riding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The 10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2015。
[44]我们借鉴宪法与行政法研究范畴内的比例原则,考虑在生态利益受到侵害时,根据比例原则派生的适当性、必要性和相当性等标准进行审查和衡量并根据不同的事件和案件情况选择适用的标准。参见许宗力:《从大法官解释论比例原则与违宪审查》,(台湾地区)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暨研究所2001年,第4-10页。
[45]“发展权”的主体、内涵、地位、保护方式和途径已经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http://www.xinhuanet.com/2016-12/01/c_1120029430.htm;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11:Sustainability and Equity:A Better Future for All.http://hdr.undp.org.Retrieved 2018-06-25。
[46]参见2018年3月17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http://www.gov.cn/xinwen/2018-03/17/content_5275116.htm,2018年6月30日访问。
[47]LawrenceI,Kiern,Liability,Compensation,and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Oil Polution Act of 1990:AReview of the Second Decade,36 TULANE MARITIME LAW JOURNAL 1.
[48]Dworkin,Ronald,JUSTICE FOR HEDGEHOG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at 419-420.
[49]从目前的清洁生产、全过程污染控制等制度中可以看到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在制度层面的诸多融合。
[50]《“绿色原则”纳入基本原则适应现实需求》,新华网2017年4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7-04/20/c_129552999.htm,2018年6月30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