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的透视:傅高义与当代中国研究
摘要
关注当代广东的发展进程及趋向,是傅高义对当代中国研究的重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傅高义先后著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改革中的广东》《邓小平时代》等,其中《邓小平时代》充分体现其对广东改革开放研究视角的转变和研究场域的创新。这些著作系统地向西方展示了当代广东,匡正了中国印象,有利于西方认知中国,有助于中国融入世界。因此,重新梳理傅高义对当代广东,乃至于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缘起、过程及其境遇,不仅可以了解傅氏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思想,亦可一窥冷战及后冷战背景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演变轨迹。鉴于时下学界对于《邓小平时代》评析较多,本文侧重讨论其早期的两部著作。
引文
(1)“局外人”是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中的自我定位,参见该书的序言部分;目前学术界使用的“中国当代史”概念指的是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本文采用这一概念,当代广东指1949年后的广东历史。参见朱佳木:《对中国当代史定义、分期、主线问题的再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2)[美]傅高义著,高申鹏译:《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傅高义著,凌可丰、丁安华译:《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版。这三部著作的英文版分别于1969年、1989年和2011年出版。目前学界关于傅高义早年中国研究的关注较少,只有张丽丽对这一时期傅高义的研究方法、路径进行过梳理和评析。参见张丽丽:《傅高义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研究评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
(3)2011年9月,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被誉为西方学者有关邓小平生平最权威的著作。有学者认为,此书不仅是一部领袖传记,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史,是一本涵盖面极广的史书兼传记。2013年1月,该书的大陆版发行,取名《邓小平时代》,3月,傅高义因此书荣获“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参见乔君、陈鹤、翟亚柳:《二〇一一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9期。
(4)傅高义曾在1973年和1995年两度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任中心主任,第一次任期从1973年到1975年;第二次任期从1995年到1999年。参见[美]薛龙著,路克利译:《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1955—2005)》,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55、132页。
(1)20世纪50年代初,费正清凭借着独特的学术眼光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决定以“办教育”的方式反对麦卡锡主义,试图使美国早日摆脱“麦卡锡阴影”。在卡内基公司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1955年费正清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参见[美]费正清著,黎鸣、贾玉文等译:《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
(2)1963年,在白鲁恂(Lucian Pye)等一批美国学者的努力下,香港“大学服务中心”成立,该中心专门从事搜集与整理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资料,并为学者了解中国提供便利。参见Ezra F. Vogel,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The China Journal,No.53,January 2005。
(3)陈仲文本来是在香港长大,1949年作为一名爱国青年离港赴穗,做了一个小干部。由于被划为右派,后来便回到香港与父母同住。1966年他受邀前往美国,担任傅高义研究助手。陈仲文的特殊经历能够帮助傅高义理解官方报道背后的故事。参见《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序言。
(4)Merle Fainsod,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1918-1939),Purges Crime,1959。Merle Fainsod是美国著名的苏联研究学者。1939年,纳粹德国攻占了斯摩棱斯克,缴获了一批政府机关的文件资料,这批资料随着德军的败退被带到了德国,二战结束后为美国所占有。20世纪50年代,Merle Fainsod通过分析研究这批材料写成该书,重构了苏联社会主义秩序在斯摩棱斯克的建立过程。
(5)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
(1)据笔者统计,全文共有1165个引文,其中的854个引自华南分局(1955年7月之后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占总引文的73.3%,如果算上《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上游》和《红卫兵小册子》等报刊,所占比例将超过90%。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3)1949年9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为解决两广问题召开赣州会议,会前中共中央要求华南分局要处理好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21日,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在会议上作了《广东情况介绍》的报告,强调广东的这一问题与其他省份并无二样。参见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件汇集(1949.4—1949.12)》,1989年编印,第207~224页。
(4)方方:《关于广东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南方日报》1950年11月6日。
(5)Ezra F. Vogel,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1953: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Volume38,June1969,pp31.
(1)《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摘要)》(1950年2月28日),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上册,1999年编印,第2页。
(2)《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10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0页。
(3)《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剿匪和土改报告的批语》(1950年11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80页。
(4)Ezra F. Vogel,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1953: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Volume38,June1969,pp39.
(5)以潮汕地区为例,到1951年9月,区党委第一书记改由大军干部王伟光担任,除揭阳县第一书记仍由陈彬担任外,其下辖县份第一书记皆由大军干部担任,原来的书记改为第二书记。这一比例与傅高义的判断基本符合。参见潮汕区党委:《潮汕区党、政、群、团系统组织机构及科股以上干部配备系统表及各县县委委员名单》(1951年9月1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04-2-64-191。
(6)《揭阳县1951年份清除党员统计表》(1952年1月),揭阳市档案馆藏,档号:X004-17-5-47。
(7)[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94页。20世纪50年代末,莫里斯·弗里德曼曾在东南亚华侨社区进行调查,之后著有《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组织》(1958),凑巧的是,莫里斯·弗里德曼写作该书时也没有到过中国大陆。
(8)广东先后发生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分别发生于土地改革运动和反右派运动期间,第一次于1994年平反,第二次于1983年平反。参见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2007年印,第309、327页。
(1)zra F. Vogel,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1953: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Volume38,June1969,pp59-62.
(2)[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276页。
(3)[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9页。
(4)[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327~329页。
(5)相关的研究参见张江明选编:《广东历史问题研究广东“地方主义”平反研究资料》,学术研究杂志社2000年版。
(6)傅高义写作《邓小平时代》得到许多研究助理的协助,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任意和窦新元,任意的祖父是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窦新元是广东省经贸委的工作人员。参见《傅高义:我如何积累中共高层人脉》,共识网,2015年5月17日,http://www.21com.net/articles/china/gqmq/20150517124781.html。
(1)窦新元:《重提“先行一步”意味着什么?——访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傅高义教授》,《南方经济》2003年第4期。
(2)[美]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第401页。
(3)[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412页。
(4)周晓虹主编:《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1)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
(2)[美]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第46页。
(3)[美]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第89、138页。
(4)鲁开垠:《超越国界的改革效应——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开放时代》1992年第3期。
(5)[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399页。
(6)庄建:《傅高义:哈佛大学的“中国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1月24日。
(7)[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411页。
(8)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第303页。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页。
(2)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3)[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
(4)张丽丽:《傅高义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研究评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
(2)[美]傅高义著,高申鹏译:《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傅高义著,凌可丰、丁安华译:《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2013年版。这三部著作的英文版分别于1969年、1989年和2011年出版。目前学界关于傅高义早年中国研究的关注较少,只有张丽丽对这一时期傅高义的研究方法、路径进行过梳理和评析。参见张丽丽:《傅高义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研究评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
(3)2011年9月,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被誉为西方学者有关邓小平生平最权威的著作。有学者认为,此书不仅是一部领袖传记,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史,是一本涵盖面极广的史书兼传记。2013年1月,该书的大陆版发行,取名《邓小平时代》,3月,傅高义因此书荣获“世界中国学贡献奖”。参见乔君、陈鹤、翟亚柳:《二〇一一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9期。
(4)傅高义曾在1973年和1995年两度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任中心主任,第一次任期从1973年到1975年;第二次任期从1995年到1999年。参见[美]薛龙著,路克利译:《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1955—2005)》,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55、132页。
(1)20世纪50年代初,费正清凭借着独特的学术眼光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决定以“办教育”的方式反对麦卡锡主义,试图使美国早日摆脱“麦卡锡阴影”。在卡内基公司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1955年费正清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参见[美]费正清著,黎鸣、贾玉文等译:《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
(2)1963年,在白鲁恂(Lucian Pye)等一批美国学者的努力下,香港“大学服务中心”成立,该中心专门从事搜集与整理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资料,并为学者了解中国提供便利。参见Ezra F. Vogel,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The China Journal,No.53,January 2005。
(3)陈仲文本来是在香港长大,1949年作为一名爱国青年离港赴穗,做了一个小干部。由于被划为右派,后来便回到香港与父母同住。1966年他受邀前往美国,担任傅高义研究助手。陈仲文的特殊经历能够帮助傅高义理解官方报道背后的故事。参见《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序言。
(4)Merle Fainsod,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1918-1939),Purges Crime,1959。Merle Fainsod是美国著名的苏联研究学者。1939年,纳粹德国攻占了斯摩棱斯克,缴获了一批政府机关的文件资料,这批资料随着德军的败退被带到了德国,二战结束后为美国所占有。20世纪50年代,Merle Fainsod通过分析研究这批材料写成该书,重构了苏联社会主义秩序在斯摩棱斯克的建立过程。
(5)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
(1)据笔者统计,全文共有1165个引文,其中的854个引自华南分局(1955年7月之后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占总引文的73.3%,如果算上《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上游》和《红卫兵小册子》等报刊,所占比例将超过90%。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3)1949年9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为解决两广问题召开赣州会议,会前中共中央要求华南分局要处理好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21日,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在会议上作了《广东情况介绍》的报告,强调广东的这一问题与其他省份并无二样。参见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件汇集(1949.4—1949.12)》,1989年编印,第207~224页。
(4)方方:《关于广东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南方日报》1950年11月6日。
(5)Ezra F. Vogel,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1953: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Volume38,June1969,pp31.
(1)《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摘要)》(1950年2月28日),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上册,1999年编印,第2页。
(2)《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10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0页。
(3)《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剿匪和土改报告的批语》(1950年11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80页。
(4)Ezra F. Vogel,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1953: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Volume38,June1969,pp39.
(5)以潮汕地区为例,到1951年9月,区党委第一书记改由大军干部王伟光担任,除揭阳县第一书记仍由陈彬担任外,其下辖县份第一书记皆由大军干部担任,原来的书记改为第二书记。这一比例与傅高义的判断基本符合。参见潮汕区党委:《潮汕区党、政、群、团系统组织机构及科股以上干部配备系统表及各县县委委员名单》(1951年9月1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号:204-2-64-191。
(6)《揭阳县1951年份清除党员统计表》(1952年1月),揭阳市档案馆藏,档号:X004-17-5-47。
(7)[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94页。20世纪50年代末,莫里斯·弗里德曼曾在东南亚华侨社区进行调查,之后著有《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组织》(1958),凑巧的是,莫里斯·弗里德曼写作该书时也没有到过中国大陆。
(8)广东先后发生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分别发生于土地改革运动和反右派运动期间,第一次于1994年平反,第二次于1983年平反。参见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2007年印,第309、327页。
(1)zra F. Vogel,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1953: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Volume38,June1969,pp59-62.
(2)[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276页。
(3)[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9页。
(4)[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第327~329页。
(5)相关的研究参见张江明选编:《广东历史问题研究广东“地方主义”平反研究资料》,学术研究杂志社2000年版。
(6)傅高义写作《邓小平时代》得到许多研究助理的协助,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任意和窦新元,任意的祖父是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窦新元是广东省经贸委的工作人员。参见《傅高义:我如何积累中共高层人脉》,共识网,2015年5月17日,http://www.21com.net/articles/china/gqmq/20150517124781.html。
(1)窦新元:《重提“先行一步”意味着什么?——访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傅高义教授》,《南方经济》2003年第4期。
(2)[美]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第401页。
(3)[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412页。
(4)周晓虹主编:《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1)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
(2)[美]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第46页。
(3)[美]傅高义:《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第89、138页。
(4)鲁开垠:《超越国界的改革效应——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开放时代》1992年第3期。
(5)[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399页。
(6)庄建:《傅高义:哈佛大学的“中国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1月24日。
(7)[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411页。
(8)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第303页。
(1)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页。
(2)梁怡、李向前主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3)[美]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
(4)张丽丽:《傅高义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研究评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