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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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University Unrest in Post-revolution Atmosphere: on the Expelling of University Principal in Datong University
  • 作者:严海建
  • 英文作者:YAN Hai-jian;
  • 关键词:大同大学 ; 打倒学阀 ; 国民党 ; 党政关系 ; 教育独立
  • 中文刊名:LWBI
  • 英文刊名:Historical Review
  • 机构: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 出版日期:2016-02-20
  • 出版单位:史林
  • 年:2016
  • 期:No.158
  • 基金:江苏省重点学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语种:中文;
  • 页:LWBI201601016
  • 页数:13
  • CN:01
  • ISSN:31-1105/K
  • 分类号:142-153+225
摘要
1927年,大同大学发生驱逐校长胡敦复的风潮。风潮是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动的"打倒反动学阀"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带有明显的国民党基层党部在革命后进行政治清算的色彩。但风潮迁延不决,结果也未能如党部的初愿,其中固然有大同大学办学者团体坚固的因素在起作用,其背后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对于党部诉求的抑制也是至关重要的。国民党建政之后,试图通过打倒教育界的既有权威以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但囿于自身条件,在其党化教育的过程中,大学仍保有相当的独立性。在此意义上,1927年的政权更易,对于大学的影响呈现出断裂与延续并存的特点。
        The university principal Hu Dunfu of Datong University was expelled in the political unrest in 1927. The KMT government attempted to break the established authority of the education world to enforce their control over the university. However,due to their own condition,universities kept considerate independence.In this sense,the change of political power had an influence of both breakup and continuation.
引文
(1)相关研究可参见John Israel(易社强),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p.10-47;吕芳上:《“腐化恶化”抑或“兔死狗烹”---取消青年运动案的提出》,《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395-417页;Jianli Huang,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Guomind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1927-1949,Bern,Peter Lang AG,1996(中文版为黄坚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严海建:《南京建政初期国民党青年运动政策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郁少华:《大同大学校史》,王仁中等编《爱国办学的范例:立达学社与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史料实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2)《大同学生会紧急大会记》,《申报》1927年5月7日,第10版。
    (3)《大同拒胡复课运动会宣言》,《申报》1927年5月23日,第7版。
    (4)大同校方一向反对学生成立任何团体,曾在大同求学的恽逸群曾提到,1921年10月底,一个姓杨的同学贴出一张通知,发起成立一个学生团体,以联络感情,砥砺学业,通知贴出的第二天,学校就出布告,要他立即退学,该生当天就收拾行李离校。见恽逸群:《自传》,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恽逸群文集》编选组编《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1页。
    (5)王槐昌:《大同学院、大同大学附中、附中一院学生运动简史》,王仁中等编《爱国办学的范例:立达学社与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史料实录》,第253-254页。
    (6)王槐昌:《学生政治运动》,上海市大同中学编《上海市大同中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7)详情可参见蒋宝麟:《五卅运动与大同大学“停办”风波》,盛雅萍、马学强主编《沪上名校---百年大同研究(1912-2012)》,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152页。
    (1)《大同大学招考》,《申报》1925年8月2日,第4版。
    (2)王仁中等编《爱国办学的范例:立达学社与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史料实录》,第187页。
    (3)上海学生联合会:《五卅后之上海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18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1页。
    (4)胡敦复:《胡敦复致〈甲寅周刊〉函》,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5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5)如章士钊所言,“不许学生废学出位救国,此语不图于今日闻之。愚尝谓敦复之大同学院,成绩为公私诸校冠,即此一语,亦更无余校有力言之”。参见孤桐:《大同大学---答胡敦复》,《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161页。
    (6)吴宓就曾言及胡敦复退职事件与个性之关联:“缘胡先生为人才学极富,且就任以来办事亦极有条理,但诸种举动皆嫌过于专制,自拿主意,不与众商量,所以同那些美国教员很不和睦,而且性气高傲。”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1910-191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7页。
    (7)胡敦复:《胡敦复致〈甲寅周刊〉函》,《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162页。
    (8)子贞:《郭秉文与胡敦复》,《中国学生》第16期,1926年1月23日,第39页。
    (9)《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之使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3册,1957年内部发行版,第139页。
    (1)胡敦复与章士钊之关系密切,并不见得胡敦复即认同于北京政府,或在政治上持反对国民党之立场,很可能是出于私人关系和意见认同。章士钊与胡敦复早年就有交谊,同为南京陆师学堂罢课学生,同在爱国学社学习,加之对教育界的整理问题上意见相似,所以引为同类。
    (2)鲁迅:《“公理”的把戏》,《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3)此判断详见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版,第230页。
    (4)《大同大学学生会之复活》,《申报》1927年4月7日,第10版。
    (5)《学联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申报》1927年5月4日,第13版。
    (6)《五月革命运动会筹备会第八次会记》,《申报》1927年5月4日,第13版。
    (7)《五四学生运动纪念大会记》,《申报》1927年5月5日,第13版。
    (8)《大同学生会紧急大会记》,《申报》1927年5月7日,第10版。
    (1)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二区五分部成立于1923年12月30日,属于学校区分部,所在地即大同大学。参见《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区党部及区分部组织概况表》,转引自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第267页。
    (2)《特别市党部消息》,《申报》1927年5月17日,第10版。
    (3)《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布告第十号》,《申报》1927年5月12日,第2版。
    (4)《大同大学学生会紧急启事》,《申报》1927年5月12日,第1版。
    (5)《大同大学学生启事》,《申报》1927年5月18日,第2版。
    (6)《大同大学复课促进会之宣言》,《申报》1927年5月18日,第8版。
    (7)《政治分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记》,《申报》1927年5月24日,第9版。
    (8)《大同大学全体学生同志紧要启事》,《申报》1927年5月18日,第3版。
    (9)《大同复课促进会宣言之反响》,《申报》1927年5月19日,第7版。
    (10)据立达学社统计,“大同学生,本学期共二百三十人,因事病请假离校者数十人,日来具名登报申明者反胡派共五六十人,非反胡派有一百十余人”。参见《大同大学学潮续讯》,《申报》1927年5月21日,第8版。
    (11)《大同大学教职员启事》,《申报》1927年5月20日,第3版。
    (1)《大同大学学潮续讯》,《申报》1927年5月21日,第8版
    (2)《大同大学教职员启事》,《申报》1927年5月20日,第3版。
    (3)《上海学联会昨开执委会记》,《申报》1927年5月21日,第8版。
    (4)《大同拒胡复课运动会宣言》,《申报》1927年5月23日,第7版。
    (5)《学联会第六次代表大会记》,《申报》1927年5月23日,第7版。
    (6)《市党学联派员改组大同学生会》,《申报》1927年5月25日,第8版。
    (7)《大同校友会致驱长同学书》,《申报》1927年5月24日,第7版。
    (8)《大同学潮昨闻》,《申报》1927年5月28日,第7版。
    (9)吴稚晖与胡敦复是无锡堰桥的同乡,且早年在南洋公学及爱国学社即有交谊,胡敦复1925年任东南大学校长就有杨杏佛、吴稚晖等人在其背后运作。且吴稚晖向来注重理工科教育,对于胡敦复所办学校甚表赞许。
    (1)《吴稚晖为胡敦复辩护,致函陈德徵申述大同学潮》,《申报》1927年5月25日,第8版。
    (2)曾在大同附中就读的傅雷就曾提及,“北伐那年,参与驱逐学阀胡敦复运动,写大字报与护校派对抗。后闻吴稚晖(大同校董之一)说我是共产党,要抓我,母亲又从乡间赶来抓回”。参见傅雷:《傅雷自述》,傅敏编《傅雷全集》(17),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3)《特别市党部消息》,《申报》1927年5月26日,第10版。
    (4)《陈德征为大同学潮复吴稚晖》,《申报》1927年5月26日,第8版。
    (5)《吴稚晖再致陈德征书》,《申报》1927年5月29日,第7版。
    (6)《陈德征再复吴稚晖函》,《申报》1927年5月30日,第12版。
    (7)1927年4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成立后,即将上海临时政治会议改名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
    (8)《临时政治委员会昨日成立》,《申报》1927年4月9日,第13版。
    (9)《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4月12日,第2张第2版。
    (10)《上海教育委员会已推定蔡元培等十一人》,《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4月16日,第3张,第4版。
    (1)《上海教育委员会昨日成立》,《申报》1927年4月24日,第10版。
    (2)《上海教育委员会组织大纲》,《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5月6日,第3张,第4版。
    (3)关于上海教育委员会成立背景及其职权的论述,可参见安东强:《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与北伐政局初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4)《政治分会昨开十九次会议》,《申报》1927年5月12日,第13版。
    (5)《政治分会布告维持各校现状》,《申报》1927年5月12日,第16版。
    (6)《上海教育委员会两会议》,《申报》1927年5月15日,第8版。
    (7)《政治分会昨开第十三次会议》,《申报》1927年5月4日,第13版。
    (8)《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申报》1927年5月7日,第13版。
    (9)《上海教育委员会之组织大纲》,《申报》1927年5月5日,第7版。
    (1)《市党部党化教育委员会章程》,《申报》1927年4月24日,第10版。
    (2)《政治分会十六次会议记》,《申报》1927年5月8日,第13版。
    (3)《政治分会昨开十九次会议》,《申报》1927年5月12日,第13版。
    (4)《政治分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记》,《申报》1927年5月26日,第9版。
    (5)《上海教育委员会之决议案》,《申报》1927年5月20日,第7版。
    (6)《教委会取缔教育界反动分子》,《申报》1927年6月10日,第7版。
    (7)《二届中央第101-115次常会记录》(1927年6月24日),会议记录档,2.3/122,台北党史馆藏。
    (8)《吴稚晖再致陈德征书》,《申报》1927年5月29日,第7版。
    (9)《褫夺学阀公权》,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2日,第3张,第2版。另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中国国民党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三十八次会议记录》油印原件,转引自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第326页。
    (1)《大同校友会致驱长同学书》,《申报》1927年5月24日,第7版。
    (2)《学联会第六次代表大会记》,《申报》1927年5月23日,第7版。
    (3)《学联会请政治分会撤销十号通告》,《申报》1927年6月2日,第7版。
    (4)《大同拒胡运动之行政机关复函》,《申报》1927年6月2日,第7版。
    (5)《陈群对大同风潮之表示》,《申报》1927年6月4日,第10版。
    (6)《大同大学全体教授复课启事》,《申报》1927年6月6日,第2版。
    (7)《高级教育机关对大同学潮批示》《申报》1927年6月12日,第10版。
    (8)《立达学社会议记录选登》,王仁中等编《爱国办学的范例:立达学社与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史料实录》,第72页。
    (9)《大同大学校董会组织大纲》,《立达学社会议记录》,大同大学档案,Q241-1-2,上海市档案馆藏。
    (1)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同大学治理机制转换的相关论述,可参见蒋宝麟:《学人社团、校董会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治理机制---以上海大同大学为中心(1912-1949)》,《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此种借革命名义改变原有权势结构的现象在“后革命”时代非常普遍,相关研究可参见杨奎松:《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运动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沙青青:《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3)关于国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2-122页。
    (4)关于国民党学生运动政策的变化,详见黄坚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
    (5)参见王奇生:《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6)叔永:《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第13页。
    (1)《私立学校条例(十七年二月六日大学院公布)》,《大学院公报》第1年第3期,1928年3月,第8页。
    (2)关于国民党侵夺上海教育领导权的叙述,可参见谢鸣九:《CC在上海夺取和把持教育领导权的情况》,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教科文卫》(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戴鹏天:《CC的文化特务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3)关于学运与学潮区分的论述,可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第1-2页。
    (4)对于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大学的办学风格及校园文化的研究,可参见Wen-hsin Yen(叶文心),The Alienated Acad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Cambridge,Mess:Council on East Asian,Harvard University,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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