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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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根据康有为弟子在《知新报》《时务报》上的言说,查证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再次确认了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及其传播范围。"大同三世说"有其革命性的理想,说的是未来,也有其阶段性的规定,说的是当下,中间有着很大的差距。康有为一派为此设计了"自上""自下"两套变法方案。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所行的是"自下"之策,康有为在北京所走的是"自上"之路。当北京的"自上"之路突遇光明后,康有为也调整其政治策略。
This study reexplorates Kang Youwei's political and academic thoughts during the Reform of 1898 in Chinese history by using the publications from Zhixin News and Shiwu News composed by Kang's disciples,based on which this paper reconfirms Kang's theory of "Datong Sanshi Shuo"and the scope of its dissemination. Of the three parts in this theory,the revolutionary ideals refer to the future world,the designs of different stages refer to the current world,and a big gap exists between the two parts. The Kang's party thus designed two approaches to engaging the reform,i. e. the top-down and the bottom-up. Liang Qichao took the latter approach at Hunan Shiwu Institute,while Kang adopted the former one in Beijing. Kang modified his political strategies when his approach shed light in Beijing.
This study reexplorates Kang Youwei's political and academic thoughts during the Reform of 1898 in Chinese history by using the publications from Zhixin News and Shiwu News composed by Kang's disciples,based on which this paper reconfirms Kang's theory of "Datong Sanshi Shuo"and the scope of its dissemination. Of the three parts in this theory,the revolutionary ideals refer to the future world,the designs of different stages refer to the current world,and a big gap exists between the two parts. The Kang's party thus designed two approaches to engaging the reform,i. e. the top-down and the bottom-up. Liang Qichao took the latter approach at Hunan Shiwu Institute,while Kang adopted the former one in Beijing. Kang modified his political strategies when his approach shed light in Beijing.
引文
(1)《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刻本,原书署“光绪戊戌刊于长沙”,是梁启超等人所辑学生答问与札语,并录教习梁启超、韩文举、叶湘南的批语,另有梁的《学约》《界说》,共4卷。1922年,熊希龄主持刊印的《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是该书的重新排印本。2017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影印《湖南时务学堂遗编》是一个比较方便使用的版本。本文引用仍是原刻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
(1)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起,康有为先后旅居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离开。在此两年多中,他遍注群经——《〈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等,由此完成其“大同三世说”的著述。康有为的以上著作,虽然曾在刊物上发表过序言或部分章节,但全书的刊印一直到民国年间。《〈礼运〉注》刊于1913年,《〈孟子〉微》刊于1916年,《〈中庸〉注》刊于1916年,《〈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刊于1917年,《〈论语〉注》刊于1917年,《〈大学〉注》今仅存序文。由此而论,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思想阶段,虽不能肯定其发生的最初时间(按照梁启超获知这一思想的时间,应是光绪十七年),也不能明确康放弃之时,但以上著作刊行的时间应是康仍然持守之时。《大同书》与“大同三世说”的最大区别,是不再说由孔子原创,不再引用公羊、董仲舒、何休等一系列的证明过程,且对未来的大同世界进行了无拘束、充分理想化的描述。
(2)以上的论点,可参见茅海建:《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上,《中国文化》2017年第45期;茅海建:《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下,《中国文化》2017年第46期;茅海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茅海建:《再论康有为与进化论》,《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2期。
(3)本文主体部分大体写毕,又读到吴义雄《古老的理想与维新的意义:试论19世纪后期的大同思想》(《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是最早对《知新报》《时务报》这批材料进行释读的论文,可参见该文第三部分。
(1)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6-68页。“居一年”指梁启超入学后1年,应是光绪十七年(1891)。按照“大同三世说”,清朝属“升平世”。梁此处却称康“谓今方为‘据乱’之世”。为何如此分类,笔者还不能说详,可能是梁之误笔。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此之前的回忆: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发表《南海康先生传》,明确说明康在戊戌时期有“大同三世说”的思想,称其著有《大同三世议》《大同学说》。参见《清议报》第100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6313-6314页。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撰《三十自述》,称言:“辛卯(光绪十七年),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通甫”,陈千秋。
(2)这里的篇数是指全篇而言,有些文章分成多次连载,亦算成一篇。作者的排名顺序,按照其在《知新报》上发表文章的前后排列,并不代表他们在“康党”团体中的地位。此外,梁启超(6篇)、康广仁(2篇)、康同薇(2篇)未统计在内。
(3)《时务报》最后一篇康、梁派的文章发表于第55册,即梁启超的《经世文新编序》。实际上,从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起,康、梁一派已退出《时务报》。
(4)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24页;沈成飞:《徐勤早年活动评述》,《广东史志》2003年第3期。
(5)康有为在《我史》中称:“……冬迁草堂于府学宫仰高祠,赁之十年,为久计,徐君勉、梁卓如之力也。君勉急朋友之难,常供养朋友之才贤者,以及刻书、移草堂之资皆任焉,几以任恤破其家矣。”又称:“……吾以十二月母寿,须归,先调君勉、易一来办事,急须开报。以用孔子纪年,及刊上谕事,江宁震动。适有京师劾案,遂藉此停止。”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5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2、87页。“易一”,何树龄。康有为堂兄康有仪致山本宪信中称:“徐勤……曾游学舍弟之门五六年。此人志趣颇佳,尚气节,好学,爱才,能倾家养士(富人也)。前曾在上海强学会勴办撰述,会为御史杨崇伊奏劾,电闻,为之吐血。是时弟子寄居会内,所目击也。举此一端可见其为人。”吕顺长:《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102页。字与标点,引者稍有变易。
(1)参见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载《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页;梁启超:《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47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3187-3188页。又,日本学者中西牛郎在康有为亡命日本后,与康访谈,著文《论康有为氏之理想及事业》,称言:“……门下实称济济多士。如梁启超、徐勤二氏,尤为铮铮者,号称康门颜、曾。盖梁氏以颜渊之明敏兼子路之勇,徐氏以曾参之笃实加子贡之才也。是故康以梁氏为大同译书局总理,以徐氏为大同学校校长。”中西牛郎:《论康有为氏之理想及事业》,吉辰译,《太阳》1898年第4卷第23号,第14页。“颜渊”,颜回,子渊;“子路”,仲由;“曾参”,子舆;“子贡”,端木赐。皆孔子门下大弟子。康有为弟子,互以孔门大弟子戏称,见下文所言梁启超、麦孟华相关内容。
(2)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特保新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特保新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3)《〈春秋存中国说〉序》〉(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11册。该文称:孔子著《春秋》,意在保存中国,若“人人以存中国为心,而明《春秋》之大义,则中国可为也”。又称:“《春秋存中国说》,凡二卷,序其首而系之辞曰……”但未称作者之名,很可能是徐勤的著作。该书今未见存。《〈二十四朝儒教会党考〉序、例》(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0册。该文所称的“会党”既是学术组织,也是政治组织,徐勤企图用历史的“会党”来证明当下建立此类组织的正当性。该文又称“卷分二十,类别为三”,可见是一部很大的著作。该书今未见存。《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4、25册。该文所言的“商务公司”是介于政府和商会之间的组织,总办以“公举”产生,所办之事为“创商报”“开商会”“立商学堂”“立工艺院”“开博物院”(类似展览会或展销会)、“立功牌”(类似奖状)、“设轮船”“办团练”“修街道”。其经费来源为“募捐”“集股”“例捐”“劢捐”,而后两种“捐”,很容易流变为摊派。该文开首之言也值得重视:“合群之义有三,言政则议院,言学则学会,言商则公司,之斯三者而已。然学校不兴,科举不变,民智未开,国是未定,则议院末由开也……”徐强调了议院的意义及其开设的条件。《〈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刊于《知新报》第24册。《列国岁计政要》英文原名为The Stateman's Year Book,是年鉴式手册,英国驻华公使提供该书同治十三年(1874)版,由林乐知等译述,光绪三年(1878)在江南制造局出版。《知新报》从第24册开始连载由周逢源翻译的新版,徐勤为之序。《复友人论铁路书》(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3、34期。该文叙述了建设铁路的8项好处:“广人才”“饬吏治”“通商务”“便行旅”“利调兵”“改漕运”“防灾荒”“兴屯垦”。《中国除害义》(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一日、十一月初一、二十一日)连续刊于《时务报》第42、44、46、48册。该文所论兴学校、废科举、立孔教,是一篇未完成的大文章。徐勤该文的起首称:“凡今中国之大害,无学为害,无教为害,忘国为害,忘君为害,蔽塞为害,古老为害,愚瞽为害,束缚为害,虚骄为害,狭小为害,倾诈为害,险薄为害,流荡为害。”共计有13 “大害”。然其第一篇未列副题,以“何以无学之害也”讲起,第二篇列副题为“除不学之害二”,第三篇为“继前稿无学之害三”,第四篇为“续前稿无教之害四”,以此而论,仅写了两“大害”。然从文章内容来看,从“忘国”到“流荡”,还有11 “大害”,虽不能说完全未涉及,也不知徐勤的写作计划,但其主要部分未写完是可以确定的。
(4)《总论亚洲》谈到人类文明仅4000年,从“地顶”(昆仑山)发源,以4条河流入俄罗斯、波斯、印度、中国。亚洲古国若能“维新”“自强”、发挥“旧教”之义,当可“富强”。《中国盛衰关于地球全局》提到了英俄互争是有利的国际局势,而中国能“兴学校”“开议院”“改官制”诸项可以自立。《论俄国不能混一亚东》称俄国虽有诸强项,但其“霸道虐民,威权无限,议院弗立,私利其国”,不可能称霸亚洲。《论日本自强之故》强调了日本明治维新变学术、变学校、变科举。(日本自强一文似未完。)
(1)徐勤:《地球大势公论·总序》(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载《知新报》第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0页。“巴立门”,parliament,英国议会。
(2)徐勤:《地球大势公论·总论亚洲》(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六日),载《知新报》第4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5页。相同的言论,又见于梁启超给徐勤所作《春秋中国夷狄辨》一书的序言,后将述及。“书”,书经,《尚书》。“合众”,指联邦制度。
(3)徐勤:《〈孟子大义述〉自序》(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21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70-171页。又,“大同三世说”中尧、舜的地位与意义,后将详叙。
(1)徐勤:《〈春秋中国夷狄辨〉序》(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载《时务报》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2418-2420页。又,根据大同译书局的广告(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春秋中国夷狄辨》已刊刻,定价两角,可见该书的大体规格。参见《时务报》第5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3522页。
(2)徐勤在《知新报》上发表《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学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提出了“立志”“读书”“合群”“尊教”“保国”的要求,仍有着“康学”的许多色彩。
(3)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24页。
(4)《论暹王出游》(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9册。该文表彰暹罗国王将出行欧洲,比之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中国宜开商会以兴商务》(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刊于《知新报》第16册。该文提出开赛会(博览会),并论证其有利之处。《论中国守旧党不如日本》(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1、22册。该文称赞了日本攘夷派“能尊王、能保国”,要求中国士人能奋起担当。其中提到变科举、开学会、设议院:“若夫变科举,此自强之本原也,而以为碍于成法;开学会,诸学之植基也,而以为大干例禁;设议院,上下之相通也,而以为侵于君权。”按此说法,“议院”的功能是“通上下”,且有可能不侵君权。《论今日西学当知急务》(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1册。该文强调了西学中的政治诸学说,也说明了中西学互通。《富强始于卫生论》(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9册。该文主要倡导环境卫生,并提倡体育与营养。《复仇说》(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0册。该文要求国人在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激烈振起,思雪大耻”。《恭读上谕开经济特科书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5期。该文以力学中的吸力以延伸,赞扬开特科,称“我君相其知以热力行吸力之术”。该文还介绍了西方的专利制度。《论西学与西教无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9册。该文谈了西教与西学的差别,并延伸到西学与中学的关系。《论变科目宜并变考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9册。该文谈到此时清朝科举改制后教官将成问题,提议两条:以学堂代科举、以保举的方法产生新的考官。《译书局末议》(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63册。该文谈到梁启超编书、译书之难,并提议各省设立分局。《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序》(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8册。《顺德逢简乡拟设公书会公启、章程》(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60册。“公书会”,图书馆。
(5)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1897年4月4日),梁启超(时在上海)写信给康有为(时在桂林):“……顷长驻澳中者,君勉、实孝二人而已,其余皆若即若离之。二人者勤劳已甚,安得复有暇日致力于此。草堂诸人,多不顾大局,不听调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8页。“君勉”,徐勤。“实孝”,孝实之误,刘桢麟。由此可见,该报创办之初,以徐、刘为主力。
(6)刘桢麟:《论德人寻衅于中国》(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17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30页。该文认为,德国会利用“三国干涉还辽”对清朝有所予求,并称其已“操心审虑,决于一逞”。是年十月十九日(11月13日),德国借口巨野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今青岛)。
(1)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十月十六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六月十五日、七月初四日),载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70、722页;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57、926、940页。皮锡瑞在日记中敬称刘桢麟为“刘桢卿”。
(2)康有为的言说,参见《万木草堂口说》,载《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5-100页。《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南海师承记》《万木草堂讲义》也有相应的内容,比较分散,可参见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2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124、209-263、279-303页。又,康有为早期著作有《康子内外篇》,今存不全,共15篇,其中《地势篇》《肇域篇》亦有与之相接近的内容,可参见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9-110页。梁启超著文《中国之将强》(《时务报》第3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2079-2080页)阐发此理。徐勤著文《地球大势公论》,亦阐发此理,见其《总序》与《亚洲总论》,见本文前节所叙。此外,还须注意的是,列名为康有为弟子的香山举人张寿波(玉涛),曾在《时务报》上发表《欧亚气运转机论》(《时务报》第17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124-1126页;《时务报》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195-1198页),其论点与康门弟子有较大的不同,主要谈航海与铁路。
(3)刘桢麟:《地运趋于亚东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载《知新报》第7、8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49-50、57-58页。“夏道不亡,殷道不作……”一句,见之于刘向《说苑·君道》,文字稍有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曾引用之。参见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载《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7页。在《孔子改制考》中亦引用之。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3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1)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嬴政、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拿破仑皆是武力征服者,但先知穆罕默德非为君王,且以传教立国。刘桢麟对此写道:“今夫亚喇伯(阿拉伯)野悍之番族,摩哈默出,创回回之教,著可墨之经,隶属者十余国,皈依者数百万人,遂赫然为千年之教主矣。”“摩哈默窃摩西之绪余,诱无知之愚贱,从之者生,不从者死,以战死为天堂,以溅血为功德,是愚民之术悍而诬。”这是刘的历史观,未必属实。
(2)刘桢麟:《〈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9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65-66页;刘桢麟:《〈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载《知新报》第10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73-74页。“疾始火攻,疾始灭国”,皆出自于《公羊传》。《春秋》桓公七年记:“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羊传》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何休《解诂》称:“征伐之道,不过用兵,服则可以退,不服则可以进。火之盛炎,水之盛冲,虽欲服罪,不可复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传》不托始者,前此未有,无所托也。”《春秋》隐公二年记:“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记:“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何休《解诂》称:“《春秋》托王者始,起所当诛也。言疾始灭者,诸灭复见不复贬,皆从此取法,所以省文也。”又,刘桢麟在文中还称:“虑战祸之害民也,则设万国太平之会以弭之。虑两国之构争也,则立凭公调处之约以和之。”讲的是西方的“弭兵会”,不知其根据为何。
(1)刘桢麟:《〈公羊初学问答〉自叙》(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4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509页。“三科九旨”,徐彦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揔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14年,第5页。徐彦又谈到宋氏的解读。
(2)刘桢麟:《实事始于空言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知新报》第66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898-899页。“定、哀”,指鲁定公、鲁哀公,按照何休的说法,属“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
(3)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6-39页。王觉任曾任《孔子改制考》总校,《春秋董氏学》复校。
(4)《开储才馆议》(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0册。该文提议在军机处之下设“储才馆”,汇聚精英,随时上书。所言内容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中的“议郎”有相似之处。与后来“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局”亦有相似之处,但权力没有“制度局”大。《增广同文馆章程议》(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5、36册。该文要求京师同文馆大规模地增加西学的内容,并设立图书馆、博物院、译书处、译报处。所言内容与康有为所拟《上海强学会章程》有相似之处。
(1)王觉任:《论列国息争之公理》(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载《知新报》第19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45-146页。王觉任此文用典甚多,校于下:(1)“伐者为主,伐者为客”,出自于《公羊传》。《春秋》庄公二十八年记:“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公羊传》记:“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战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故使卫主之也。曷为使卫主之?卫未有罪尔。败者称师,卫何以不称师?未得乎师也。”何休《解诂》称:“用兵之道,当先至竟侵责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曰以起其暴也。”又称:“未得成列为师也。诈战不言战,言战者,卫未有罪,方欲使卫主齐,见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国也。”(2)“疾始取邑,疾始灭国,疾始火攻”,亦出自《公羊传》。《春秋》隐公四年记:“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公羊传》记:“牟娄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何休《解诂》称:“外小恶不书,以外见疾始,著取邑以自广大,比于贪利差为重,故先治之也。内取邑常书,外但疾始不常书者,义与上逆女同。不传托始者,前此有灭,不嫌无取邑,当托始明。故省文也。”“疾始灭国,疾始火攻”两条,见前节注。(3)“禁攻寝兵”是战国人宋鈃、尹文的学说,见之于《庄子·天下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4)“离会”指两国意见不合,各执己见。《春秋》桓公二年记:“蔡侯、郑伯会于邓。”《公羊传》记:“离不言会,此其言会何?盖邓与会尔。”何休《诂》称:“二国会曰离,二人议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决事,定是非,立善恶,不足采取,故谓之离会。”又称:“时因邓都得与邓会,自三国以上言会者,重其少从多也,能决事,定是非,立善恶。《尚书》曰:‘三人议,则从二人之言’。盖取诸此。”《春秋》桓公五年又记:“夏,齐侯、郑伯如纪。”《公羊传》记:“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离不言会。”何休《解诂》称:“时纪不与会,故略言如也。《春秋》始录内小恶,书内离会;略外小恶,不书外离会。至所闻之世,著治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乃书外离会。嫌外离会常书,故变文见意,以别嫌明疑。”(5)“三占从二”,典出于《尚书·洪范》:“三人占,从二人之言”。“占”,占卜之意。前引何休《解诂》将“占”改为“议”。(6)“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一段,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其结论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7)“有分土无分民”见之于何休说。《春秋》昭公十五年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乐卒事。”《公羊传》记:“其言去乐卒事何?礼也。君有事于庙,闻大夫之丧,去乐,卒事。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何休《解诂》称:“臣闻君之丧,义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摄行主事而往。不废祭者,古礼也。古有分土无分民,大夫不世,己父未必为今君臣也。《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上将王觉任之文与所引经典一一对照,可明其文的立论基础与思想方法,《公羊传》与何休的学说是他最主要的读经之途,亦可窥“康学”之结构。此外,康党非常重视“弭兵会”,该文亦有涉及,称言:“世之通士,心知此义者众矣。故东方则有太平会焉,西土则有弭兵会焉,虽然心则有余,术犹未至。英美海内之雄国也,今季始订立条约,将共恪守,化争为让,转祸为福。”王觉任此言,不知其根据为何。
(1)王觉任:《寝兵说》(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27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67-268页。“夷狄进爵”一句,出自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大同之世”一句,出自《礼记·礼运篇》。“无彼(此)疆尔界”一句,出自《诗经·周颂·思文》。该文又称:“夫西方之国,诸雄错处,密其防圉……于是群议息兵,纠为公会,交涉之道,约之公法。强勿躏弱,众勿暴寡,衅之兆也,公断于局外之国,法荷属地之龉,英美捕鱼之衅,以此释纷,固已数数……此固人道之公理,先圣古王之公言,而非泰西之私义也。”此处的“公会”“公法”讲的还是弭兵会之事,不知王的根据为何。
(2)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陈汉才称其名为“砚诒”,字“祖健”,然黎祖健在《知新报》上刊文皆署名“祖健”,似为“祖健”为名,“砚诒”为字或号。康有为的重要著作《万木草堂口说》现存两个版本,其一存广州中山图书馆,另一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楼宇烈称:“广州中山图书馆藏本,分装两册,封面中题《南海康先生口说》,右上有‘孔子降生后二千四百四十七年’字一行,左方有‘光绪丙申(1896)恭录’字一行。有朱钤四枚:一为细长形,刻‘万木草堂学徒’六字,一为方形,刻‘黎祖健印’四字,一为方形,刻‘砚贻’二字,一为长方形,刻‘砚贻私印’四字。页后有附白一则:‘诸君借抄借读,切不可转手交与别人,恐有遗失,尤不可涂污摺绉,以昭珍重。砚盦谨白’。下有‘祖健’朱钤一方。正文首页有大方朱钤一枚,刻‘番禺黎祖健印’。由此可见,此抄本原系黎祖健所录存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分装为三册,字体较中山图书馆藏本为大,全书前后无任何附文,仅在每册封面右侧署有‘丁酉(1897)七月’四字,估计即为抄录之年月。由此可见,中山图书馆藏本早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一年。就内容和篇幅说,丙申本比丁酉本多出约四分之一,在题目节次的分合上,两本也有所不同。”参见楼宇烈:《〈万木草堂口说〉整理杂谈》,《古籍整理与研究》1986年第1期;楼宇烈:《点校说明》,载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8页。
(3)《知新报》第1至10册皆开列“撰述”名单,共有8位,未列入黎祖健。第11册起不再开列“撰述”名单,不知黎祖健何时被聘为“撰述”。
(4)《说任篇》(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七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5、26册。该文以“羽琌龚子”(龚自珍)的《尊任》一文为论题,设“青萝子”“智芒子”之辩难,主张起而任之,勇于任事。《弱为六极之一说》(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6、47册。前一篇有副标题为“总论”,说“《洪范》言六极,而以弱殿之”,要求发奋而以弱而变强。黎祖健在该文中称“今中国不特国势孱弱而已,以言乎教则弱也,以言乎种则弱也,以言乎士气则弱也,以言乎兵则弱也,以言乎农则弱也,以言乎工则弱也,以言乎商则弱也。弱固不可以敌强,此孟子所谓天理者。”由此而论,他似乎要作一篇大文章。后一篇有副标题“教弱种弱”,说“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又说胎教养生医学诸项。《论各国当以仁心维持大局》(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0册。该文称列强争霸使“大局沦危”,其主张与王觉任《论列国息争之公理》《寝兵说》大体相同,并称:“是欧西诸国,自以为仁心仁闻,进于文明者,皆见绝于孔、孟,宜伏上刑之诛者也。”这又与欧榘甲《〈春秋公法〉自序》的说法相同。
(1)黎祖健:《驳龚自珍〈论私〉》(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26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50-251页;黎祖健:《驳龚自珍〈论私〉》(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27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66-267页。黎祖健此文引经典较多,其中亦有小误,校于下:(1)“《白虎通》言通正为公”,此中的公,是公侯之意:“所以名之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意。侯者,候也。候逆顺也。”陈立:《白虎通疏证》上册,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8页。(2)称“孟子所殊其徽号”一段,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齐宣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3)引《易》“见群龙”一句,见《易·乾卦》。引“民为贵”一句,见《孟子·尽心章句下》。(4)引墨子“选天下贤者”一句,见《墨子·尚同》,文字稍有异。墨子两次提到“立天子”,称“天下贤可者”“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并称:“国君者,国之仁人也。”(5)引庄子“臣妾不中以相治”一句,见《庄子·齐物论》,文字稍有异。其原文下一句为“其有真君存焉?”(6)引《左传》“天生民”一句,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悼公之言,文字稍有异。(7)引《白虎通义》之语,见该书卷一《爵》之首:“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陈立:《白虎通疏证》上册,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2页。
(8)引“天下归往谓之王,能群天下谓之君”一句,董仲舒《春秋繁露·灭国上第七》:“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这一条是周明昭告诉我的。又《荀子·正论》称“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韩婴《韩诗外传》卷五称:“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群也。为天下万物而除其害者,谓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谓之王。”又称:“往之谓之王,去之谓之亡。故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7-198页。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对此叙述较多,指称“王”即孔子。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载《康有为全集》第3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105、107、218、235页。
(1)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8、106页。
(2)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载《康有为全集》第3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7、149 -150页。
(1)黎祖健:《说通篇》(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50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637-638页;黎祖健:《说通篇》(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载《知新报》第58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766-767页。黎祖健此文引经典较多,亦有小误,除去康有为、梁启超已征引者外,补校于下:(1)“先民有言”一句,见《诗·大雅·板》。(2)“太史采诗”一句,见于《礼记·王制》,文字稍有异。“命大史陈诗,以观民风”。(3)引“大询于众庶”一句,出处有误,非为“司徒”之职,而是“乡大夫”之职。(4)太王(古公亶父)迁岐,“属耆老而告之”,典出自《孟子·梁惠王章句下》。(5)“晋人听舆人之诵”,典出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6)引管仲之语,见《管子》大匡第十八。黎翔凤:《管子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8-369页。另,《礼记·坊记》《易·咸卦》引文皆不误。
(2)参见茅海建:《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上,《中国文化》2017年第45期;茅海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
(3)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6、141页。以处前一引文据“丁酉本”。
(4)参见唐才常:《各国政教公理总论》,载《唐才常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9页。
(1)欧榘甲的身世,可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7-51页;宋德华、刘雪琴:《辛亥前期欧榘甲革命自立主张探析:以〈新广东〉为中心》,《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11年第5期;刘雪琴:《欧榘甲思想演变之研究——兼与康有为及康门弟子之比较》,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王占宁:《欧榘甲思想研究》,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罗更晓、李青海:《家国之光耀百年:记近代教育启蒙者、光祖中学首任校长欧榘甲》,《未来教育家》2013年第5期;夏晓虹:《〈新广东〉:从政治到文学》,《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其中关于欧的生卒年记载不同,此处采用刘雪琴硕士论文的说法,称其查到族谱。
(2)由于康有为与汪康年《时务报》之争,汪将之改为《昌言报》,并在其第1册刊出汪所作的“跋语”:“谨案:康年于丙申之春,倡设《时务报》,惟时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先后延请梁卓如、麦孺博、章枚叔、徐君勉、欧云樵诸君为主笔……”参见《昌言报》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4页。“欧云樵”,欧榘甲。然《时务报》仅刊出欧榘甲一文,其是否到上海任职,未详。
(3)当时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为梁启超,分教习为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有梁启超批语(最多)、韩文举批语(次多)和叶湘南批语,但不见欧榘甲批语,原因不详。亦有可能欧榘甲到达较晚,时务学堂已放年假。
(4)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新保特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新保特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5)《变法自上自下议》,后文将评述。《论中国变法必自发明经学为始》(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8册。该文所言皆是“孔子改制说”,此时《孔子改制考》尚在刊刻之中。《〈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书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8册,该文所言多是立孔教之事,后将叙及。《〈南海先生五上书记〉序》(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61册。该文是称颂康有为之作。《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刊于《时务报》第50册。该文体现的是民本思想,但该文未完,无续作,其最后的思想还不能确定。
(1)欧榘甲:《〈春秋公法〉自序》(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38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444-445页。“率土地食人肉”一句,见《孟子·离娄章句上》;“残贼谓之一夫”,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辟土地充府库”一句,见《孟子·告子章句下》。欧榘甲所言《春秋》公法诸义,因引言过于细碎,无法一一核校。但可以大体看出,有出自《春秋》《公羊》和何休《解诂》者,亦有出自《礼记》和《论语》者。
(2)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中称:“颛门学条目有三:一曰公法学(宪法、民法、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又称:“《春秋公羊传》(先阅学校报中《读〈春秋〉界说》,其余按学校报中《〈春秋〉公法学》求之)。”又称:“公法诸书(《春秋》一书,皆言内公法、外公法之义。故读《春秋》时,必须窥公法之书,乃易通也)。”又称:“公法便览(凡治公法学者,皆当随时取与《春秋》相印证)。”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4、27页。由此而见,似有《春秋公法学》一书。《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录梁启超在戴修礼的《札记》之四条批语,皆涉及公法学(后将叙之)。
(1)欧榘甲:《〈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叙》(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载《时务报》第50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3389-3992页。
(2)麦孟华的身世,可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14页;郭卫东:《丁未政潮中康梁派活动考略》,《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张锡勤:《麦孟华思想简论》,《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曾光光:《麦孟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冯自由称:“麦孟华号驾孟”。参见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载《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孟”,孟子。又,麦孟华之弟麦仲华,也是康有为弟子,娶康有为之长女康同薇。麦孟华之妹嫁给康有为弟子罗普。
(3)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5页。
(4)《榷关议〈内地机器制造货物征税章程〉书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刊于《时务报》第20册。该文反对总税务司对内地使用西洋机器制造货物征收税款的做法。《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两篇,本文后将叙评。《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刊于《时务报》第40册。该文主张使用日本明治维新的方法(上策)或俄国彼得改革的方法(中策),来安置各类会匪(“哥老会、袍哥会、理教会、小刀会、三合会、三点会、兴中会……”)。麦孟华将“兴中会”列入会匪,但如何具体安置会匪并没有细说。
(5)麦孟华:《尊侠篇》(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32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2141-2148页。麦孟华在该文中盛赞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所记朱家、郭解两人之精神。
(1)此语见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41册,1991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771-2777页。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学生李泽云的札记上批曰:“文明与野番争,至今日犹此世界。如二十年时西班牙与亚齐、去年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是也。要之,世界尚有野番而不能不有争,轨道并行而不相悖。有竖三世,有横三世。竖三世者,日日所言者是也。横三世者,如今阿州方为据乱世、而欧洲已升平、美洲已近太平是也。故人与禽兽争之世界,今且未息。印度于光绪六年一年中为虎所伤者二百余人是也。”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札记卷3,刻本,第52页。“二十年”,指光绪二十年。“阿州”,指非洲。
(2)麦孟华:《民义》(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26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730-1737页;麦孟华:《民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载《时务报》第28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865-1872页;麦孟华:《民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第30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2001-2008页;麦孟华:《民义》(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载《时务报》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2277-2283页。“洋庄”,即进出口贸易行。其引用经典,校于下:(1)“天下有道”一句,见《论语·季氏》。(2)“民可使由之”一句,见《论语·泰伯》。(3)“一人一义”一句,见《墨子·尚同》,其结论是“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4)“天生民而立之君”一句,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悼公之言,文字稍有异。
(1)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4-31页。冯自由称:“韩文举号乘参。”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载《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参”,曾参,子舆。
(2)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5页。
(3)《万国公政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一、十六日)刊于《知新报》第5、6册。该文以“仁”为议题,主张“地球仁”“亿万世仁”,提议编一部《万国古今善政录》,记录其善政与秕政,由此来约束各国的行为,颇有孟子所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意(《滕文公章句下》)。在该文中,韩文举还提到了“今之西人,弭兵有会,其心不可谓不仁也,而法仍未行”,不知其根据如何。《国朝六大可惜论》(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刊于《知新报》第6册。该文称清朝在顺治帝、康熙帝、恭亲王奕?、曾国藩、同光之际和甲午战后共有6次变法机会,未行改革,为“六大可惜”。《治始于乡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刊于《知新报》第8册。该文力主乡治,——“治天下莫如治国,治国莫如治乡”。其方法是设乡师——士师、农师、工师、商师,并设立士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以培养乡师。《推广中西义学说》(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15册。该文主张大规模地设立义学,学习中学与西学知识,并提出了5种集资方式。其中一段涉及政治设计:“今者书籍无藏,箝其思也;翻书无局,蔀其目也;新闻乏馆,囿其识也;讲学无会,塞其智也;议院不设,靳其权也。缚之于科举,奔之于官宦,趋之于酬酢。”这实际上提出了图书馆、译书局、报馆、学会、议会的要求。《童蒙艺塾说》(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3册。该文主张在儿童期间实行“艺学”(西方的声光化电知识和工程制造技艺)的培养、训练。
(4)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6页;张荣华编:《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6页。又,康有为《我史》光绪九年记:“何易一来,馆之于家,易一聪明过人,能深思妙悟,至是皆馆于我。”据此,何易一为康有为的第一个学生。梁启超作《康烈士广仁传》中称:“三水何树龄易一者,南海门下之奇才也。好学而深思,奇警精辟,纵横中外,出入天人,十年馆于南海家。君与何树龄为兄弟之交,同居十年,抵掌对足。”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7册《哀烈录》卷1,台北:宏业书局,1976年,第9页。
(5)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56-160、846页。
(6)宫崎滔天称,他通过陈白(陈少白)而认识何树龄,又通过何找到区凤墀,再通过区得知孙中山的消息。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改译、注释,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112-117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896年1月26日),康有为致信何树龄、徐勤:“今彼既推汪穰卿来,此人与卓如、孺博至交,意见亦同(能刻何启书三千部送人,可想是专持民主者,与易一必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6-237页。“汪穰卿”,汪康年。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896年7月6日),梁启超致汪康年信称:“康先生书又极言何易一之叛教,盖其丧心之故,亦由去年不得意有以激之也,然已令人发指。昨遇燕生,今复闻此,愤气填膺,势将欧血,奈何奈何!”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36-1837页。“燕生”,宋恕。由此推之,梁称何“叛教”一事,可能与孙中山一派有联系。
(7)《爱同类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7册。该文以“春秋之意,诛灭国,疾火攻”为立意,要求人类相爱戒杀。《论实学》(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刊于《知新报》第14册。该文称:“曰礼节,曰仪文,曰名分,曰习俗,皆人事之制作也,虚也。曰理势,曰象数,曰仁智,曰忠信,皆天道之自然也,实也。”何树龄由此要求改科举、译西书等项,以转移世风。
(1)何树龄:《论今之时局与战国大异》(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六日),载《知新报》第1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90-91页。“亚历山德第二”,指被暗杀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梯能欹邻尔”,很可能指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1775-1847),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先驱者。“息兵之会”,指康党传说中的“弭兵会”。“子舆”,此处指孟子。
(2)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录4,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25-26页。何树龄在信中还称:“武子(孙武子,指孙中山)果然在日本处曾见伊藤博文云。窥其行径,大约有联英、日以拒俄之说动日政府。中朝托俄为腹心,正犯英、日之大忌。彼在英国,大约亦见尼希利党人,与之同病相怜矣。”“武子”之读,采自赵立人之解(后将述及)。“尼希利党”,指俄国虚无党。
(3)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0-141页。并可参见孔昭焱在康有为《我史》手稿上的跋语,载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70页。
(4)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录4,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22-23页。
(5)《论中国变法之害》(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13册。该文称清朝先前的变法在于西式战具、同文馆、买办通事、西国报馆、专属于总税务司的寄信局、西式轮船、洋元洋钞、西式服饰、西式房舍等15项,即“由前之说,其变如此,战具也,学堂也,文言也,报馆也,邮政也,舟舶也,银币也,衣服也,庐屋也,饮食也,利用也,玩好也,风尚也,仪饰也,术智也”,皆未带来利,反带来了害处。此处孔昭焱颇作戏谑言词,正话反说。康党认为,过去的变法只变了器物,没有变制度,孔文正是此意,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正确的变法之途。《改官制莫先于翰林院始》(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3册。该文认为若要改科举,须先得改变翰林院的官制,设教习大臣、掌院学士、小教习等职;“弃汉人破碎之学,割爱六朝隋唐绮华浮藻之词,破除宋学末流束身自私之习”;所习者为“先圣经术,本朝掌故,歴代掌故,郡国利病,中外大势,富强之本”。
(6)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9-140页。
(1)《论粤人不知变之失计》(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9册。该文称广东士人在变法精神上不如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广西、湖南等地,如能做到“合大群”诸项,“吾粤之兴,正未可量”。《论自强军逃亡》(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1册。该文称张之洞在甲午战争期间在南京所练自强军,“计初时训习者,已亡去十之八九”,并分析逃亡的五项原因。《前明科举说》(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7册。该文评明太祖朱元墇开科举为“愚民”。《军机处会同兵部〈议复武备特科折〉书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3册。该文认为“不当以科第成人才”,建议京师设武备大学堂、各省设武备学堂。《论中国拘迂之儒不足以言守旧》(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4册。该文大谈西学中源论:议院、预算、陪审、工部工厂、弭兵、学校、驻使等等,以“吾中国之旧,而为今日之善政”。该文称:“春秋之义,疾始灭,疾火攻,疾取邑,墨子有《非攻》之篇,宋钘倡寝兵之说,此即西人弭兵之会也。”再次谈到西方的“弭兵会”。《说丕但》(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6册。“丕但”,patent,专利。该文倡导实行专利制度。《整顿刑狱私议》(光绪二十四的七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64册。该文主张用西法来改善清朝的司法制度。但该文未完,政变发生,其主旨还不能完全说清楚。《南海九十六乡倡办不缠足会叙》(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6册。《忧教说》《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善》《〈保教末议〉自叙》《伸民权即以尊国体说》《中国不可开议会说》5篇,本文后将叙评。
(2)陈继俨:《论德人据胶州湾》(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44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541-542页。“九世之仇”,见《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尊[救]中国而攘夷狄”,见《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该文又称:“夫教士者,非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推其道以仁天下之人者乎?是故未兵以前,则联万国息兵会以调息之,而杀人之徒不能逞也;既兵以后,则立红十字会以补捄之,而杀人之事犹少戢也。”“万国息兵会”,即康党所传的“弭兵会”,陈继俨称是“教士”所为,不知其根据之所在。
(1)梁鼎芬「康有为事实」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1卷、第1册、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4、730頁。
(2)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录4,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19页。“旧教”“婆罗门旧教”,指早期印度教。写信时间的判断,据“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开耳”,当指《时务报》。
(1)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录4,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19-20页。“君勉”,徐勤。写信时间的判断,据“去年在都几成无赖”,光绪二十一年(1895)梁启超参加会试,试后在京居住了一段时间。
(2)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1970年,第1-54页。本文对所有研究者皆直呼其名,非为不敬,以为省文。
(3)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600-605页。
(1)狄葆贤:《任公先生事略》,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88页。
(2)该信最后称:“又各国进化,皆有等级。法国越级,则大乱八十余年……欧西各大国所不能之事,而以初胎之中国,极深之旧蔽,乃欲一超,险于欧洲,而直入美国之地。此其无理,犹超大海跳危崖,唯有堕落而已。非徒大乱涂炭吾民,徒使他国收渔人之利,而国种将沦。”这是明显地反对革命。由此而推论,赵必振等人很可能有鼓吹革命之意。此外,该信中孙家鼐与光绪帝的对话,其事极为可疑。又称康到上海若死难而光绪帝将被弑,其理亦不能成立。
(3)2005年10月,笔者与黄彰健初会于中国台北,黄向笔者说明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现康有为及其党人“保中国不保大清”,笔者当时没有说话。2009年,黄收到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一书,于8月13日写信给笔者:“康、梁于政变后,对外宣传保皇,故康《自编年谱》及梁《戊戌政变记》均否认康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阴谋,对丁酉九月底、十月初康党聚议事,亦隐讳不提。(谭嗣同言,丁酉‘秋末始遂瞻依之愿’。)此一聚议事,佐证昭然,尊著《我史鉴注》怎可对此亦只字不提。故读尊著仅可使读者明了康党政治活动可以公开的部分,而对康党秘密活动的一部分一无所知。如了解康党的秘密活动,则对康公开活动的解释亦将不同。此正为研究戊戌变法史困难处,请参见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自序。康党上海聚议的共识,现在看来,即康《上光绪第五书》的上策与下策,同时分途进行,而康党的主力,梁、谭与康弟子则入湘,进行自立民权革命活动。谭在《湘报》上即盛赞康‘第五书’为国朝260余年所未有,而梁、谭在湘亦推行康学。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辨康《戊戌奏稿》之伪,承尊著赞誉,而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实为拙著重点所在。”“秋末始遂瞻依之愿”一句,见《壮飞楼治事十篇·湘粤》,载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5页。黄彰健去世已过8年,今在此与之相商,寄托着对这位优秀学者的长思之意。
(4)桑兵:《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该文后编入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5)赵立人:《戊戌变法时期兴中会和维新派的合作与分歧:兼论康有为早期之反清活动》,载上海中山学社编:《近代中国》第16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该文收入赵立人:《粤海史事新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赵立人:《康有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赵立人去世倏忽近4年,亦在此寄以哀思。
(6)《宗方小太郎日记》上册,甘慧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4页。“麦某”,麦孟华。宴聚地点在上海。
(1)苏舆编:《翼教丛编》,陈同、宋钻友、承载标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6-147页;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录4,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30页。此中称“民贼”,又称“公法”,颇有“大同三世说”之意味。
(2)梁启超:《三先生传》(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载《知新报》第34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380-381页。该文称:“夫自忧其身也,是之谓仁,是之谓人。忧其亲者,谓之孝子;忧其君者,谓之忠臣;忧其国者,谓之义士;忧天下者,谓之天民,墨子谓之任士,佛谓之菩萨行。无所为而为之者,谓之安仁;有所为而为之者,谓之利仁;学而能者,谓之强仁。天下古今,所谓孝子、忠臣、义士者,亦数数见。大率则利仁、强仁,十八九焉。夫既亦仁矣,利焉、强焉何害?独惜论世之士,往往于利焉、强焉者,则津津道之;于安焉者,则莫或知之;卽闻其名与其行事,亦若以为无足轻重,置之而已。以吾闻三先生者,其行,孔、墨之行也,其心,佛、菩萨之心也,岂尝有所丝毫求于天下?但率其不忍人之心,乃忘其身之困顿危死,黾焉仡焉以赴之,倘所谓安仁者邪?三先生皆不识一字,其以视读书万卷、著作等身者何如矣?”这段话中的“天民”、“安仁”,似以“大同三世说”来立意。“忠臣、义士”说,又可见前引梁鼎芬的评说。
(3)梁启超:《烈宦寇连材传》(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载《清议报》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59-461页。此后编辑的《饮冰室合集》,《三先生传》中列入了寇连材传。关于寇连材的研究,可参见马忠文:《寇连材之死与“烈宦”的诞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4)宗方小太郎于1897年2月28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日记称:他“至(上海)广东路新利洋行,与名士李盛铎、罗诚伯二人议兴亚大事。李乃江西名家,榜眼出身,翰林之名流也。容貌颇伟,品学兼优,有天下之志。”“李、罗诸人曰:清政府依赖俄国,非副国民之舆望,实出自庙堂一二权臣之妄为,即奉承皇太后之意者也。天子与皇太后不和,确实无疑。现清国在上者尽皆腐铄,居下者无知蠢愚,不足道,只中间士子真能做事,他日动天下者必此种族也。”《宗方小太郎日记》上册,甘慧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4页。唐才常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三日(1899年11月15日)致信康有为称:“而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且敢明目张胆上书那拉,以膺权贵之锋。(其人金梁,满洲生员,年二十余,慷慨有大节。昨常亲至杭州,径造其庐,与谈半日。闻渠日砺一剑,为杀荣、刚之用。又孔子生日亲率满人设主大祭,而以去秋殉难六君子配之。见者愕然。)由此观之,海内士夫之议论黑白渐著……”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870-871页。“荣、刚”,荣禄、刚毅,时任军机大臣。
(5)梁鼎芬撰《康有为事实》,以此为第一条,称之为“谋逆”。梁鼎芬「康有为事实」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1卷、第1册、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4、729-730頁。
(1)汪康年在《时务报》第4册上发表《中国自强策》(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第9册上发表《中国参见民权之利益》(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皆有兴民权的言论。汪康年与孙中山在日本见面之事,可见于今日史家之著作:李吉奎:《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5-436页;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2页。两书作者因立意不同,强调之点亦有别。宗方小太郎日记对此期汪的政治设计有更多的披露。1897年12月3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七时时务报馆汪康年进士来访。与予同乘马车,上四马路某酒楼吃洋馔,盛论当世时务。此人有意于支那内另外创立新国,与予所见略同。快谈至十时半散。”1898年4月9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午后汪康年来访,前日从湖南归来云。共谈立国之要务。予问曰: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二氏乃天下之重望,我辈宜说之以大义,使其为我所用,于做事之时,将甚多便宜,足下有此意否?汪曰:陈、张二氏,眼前虽不为我用,然当时机来临之日,或可联镳并驰,共同致力中原,云云。四时与汪氏访福本日南,小谈归。”4月11日(三月二十一日),“往至时务报叩汪康年,交付清国时事话片十二则……交汪之话片大要在于:窥时机举义兵,占据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及广东之一部,使其连成一片,以建立一国。并列举有关之方法手段。”《宗方小太郎日记》上册,甘慧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5-406页;《宗方小太郎日记》中册,甘慧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6-417页。
(2)其中最为明显的事例是,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是科举制度的批判者,也是百日维新期间科举改制的推动者,但他们已中举人,一次不缺地赴京参加会试。康在万木草堂讲学中,亦有科举的内容,并称:“八股亦不必废,作者能上下古今,何尝不佳。”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5页。
(3)此据梁启超“三世六别说”,参见《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4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771-2777页。
(4)梁启超在李炳寰札记上的批语。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2册《札记》卷1,刻本,第3页。梁在答郑宝坤问时又称:“必越千数百年后,地球五洲皆合为一,然后‘大一统’局乃成,此谓之‘大三世’。”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1册《答问》,刻本,第56页。可见梁的预计并无一定。
(5)梁启超在郑宝坤札记上的批语。郑宝坤称:“窃以为他日地球合而为一,至太平极盛之世,则人人皆有一性法存于心中,而不必借公法以绳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也亦然,专立小康之义,所以治万世民贼也。然而他日地球合而为一,以至于太平者,必《春秋》为之起点也。”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4册《札记》卷3,刻本,第26页。
(6)梁启超信中称:“甫之子谭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侫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录4,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18页。“甫”,敬甫,谭继洵。“服生”,复生。“伯里玺”,伯里玺天德之简称,president,总统。从梁上引文字而言,应当视为戏语。梁鼎芬在《康有为事实》中称:“轶赐,即梁启超”。梁鼎芬「康有为事实」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1卷、第1册、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4、731頁。冯自由称:“梁启超号轶赐”。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载《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赐,端木赐,字子贡。
(1)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1899年2月16日)。该报告称:“康有为、谭嗣同的最终目的,乃是想变该国的国体为纯粹的共和政体。假如事成,则以谭嗣同为大总统,而以康有为为教主。到后来,此种企图被发现,像张总督这样的正直之士,闻共和二字,对康党之态度骤然冷却,俄而转为敌对。”参见郑匡民、茅海建编选、翻译:《日本政府关于戊戌变法的外交档案选译》2,载《近代史资料》总113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5页;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它》,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21-122页。两者译文有所不同。从濑川的报告可见,当时从康有为家中抄出的信件,已录副本传到武昌,“谭为大总统”即是梁启超信中所言。“康为教王”,参见梁鼎芬《康有为事实》第一、二条。这些应视为张之洞一派向日本进行的宣传。
(2)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1898年6月22日),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并呈〈孔子改制考〉折》,其第一项即是设立孔教会,并以孔教会与西方教会进行交涉。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56-261页。
(1)欧榘甲:《变法自上自下议》(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载《知新报》第28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82-283页;欧榘甲:《变法自上自下议》(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知新报》第29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98-300页。“首出庶物”一句,见《易·乾卦·彖》。“周虽旧邦”一句,见《诗经·大雅·文王》。“天下有道”一句,见《论语·季氏》。“辟四门”“国人交”,见前注。
(2)欧榘甲:《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50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3385-3389页。
(3)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载《时务报》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387-1390页。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3册录此文,误称引自《昌言报》。
(1)麦孟华:《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载《时务报》第22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455-1461页;麦孟华:《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载《时务报》第24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593-1601页。
(2)参见茅海建:《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阅读报告》,《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3)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提出的第二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第三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也有点“自下”的味道。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06-114页。
(4)陈继俨:《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善》(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41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491-492页;陈继俨:《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善》(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4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508-509页。
(1)梁启超:《复陕西刘古愚山长书》(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载《知新报》第22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86-187页。
(2)参见茅海建:《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上,《中国文化》2017年第45期。又,梁鼎芬《康有为事实》第二条指出:“康有为羡慕泰西罗马教王之尊贵,意欲自为教王,因创立一教,谓合孔教、佛教、耶苏、希腊教、回教而为一,自命为创教之圣人,其徒皆以圣人称之。其徒党有能推衍其说者,则许为通天人之故,闻者齿冷。康所著书内有《孔子为改制之王考》一卷(上海有刻本),称孔子为教王,讽其徒谓康学直接孔子,康即今之教王也。”梁鼎芬「康有为事实」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1卷、第1册、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4、730頁。“希腊教”,东正教。“回教”,汤志钧校本作“四教”,即“合……四教而为一”。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4页。此处梁鼎芬称合各教,似非指教义,而指合各教之组织形式。
(3)欧榘甲《〈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一文称:“今大明吾孔子之经义,准各省各州县各市镇各村落,遍立孔子教堂,遍立孔子教会……悬孔子及诸贤之像,于庚子拜经之日,衣冠瞻拜,行孔子之礼,歌孔子之乐,发扬孔子之大道,各以传孔子圣教自誓。其有善堂、医院、囚狱,皆令讲生入其中,日诵圣经以教之,以生其善心,使知天下之大、万民之众,无一不受孔子之泽,无教不受孔子之范围。不传孔教,即自绝于天,不知圣泽,即自忘其本。其有高深义理,则作为浅近俗话之书以明之,遍送山农野老妇人孺子,则人人知饮食衣服、宫室伦理、知觉运动,莫不出于生民未有之孔子。”又称:“夫广立教会,大明吾教,使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之仁治大法,施于中国,达于天下。”欧榘甲:《〈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48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605-607页。该文又称:“彼教士倡太平之会,倡弭兵之会,其心天下共见之。”称“弭兵会”是教士所为,未说其根据。此外,梁启超《复友人论保教书》(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28册)、陈继俨《忧教说》(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37册)和《〈保教末议〉自叙》(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43册)、刘桢麟:《论西学与西教无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49册),皆有立教传教之说。
(4)当时在湖南的思想对抗中,被视作旧派的王闿运认为《时务报》“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下手谕令岳麓书院诸生公阅,并与城南书院、求忠书院共同订阅。《岳麓院长王益悟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时务报》18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194-1195页。王闿运主公羊学,其弟子廖平发扬之。同被视作旧派的王先谦、叶德辉亦非保守,有着许多“新派”的言论,且王先谦的弟子苏舆又作《春秋繁露义证》,亦主董仲舒之学。相关的研究可参见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笔者以为,他们与梁启超等人的对抗,主要是针对“康学”而发。
(1)参见茅海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
(1)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3册《札记》卷2,刻本,第52-53页。“大王去邠”一句,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外朝询国危”一句,见《周礼·秋官·小司寇》,“灾眚”,指代“国迁”。戴修礼引用《左传》亦多有误(亦有可能是刊刻之误),校后用括号注明之。“晋赂秦以河东五城”为僖公十五年之事,“秦卒反之晋”是僖公十七年之事。“亚略巴古”,Areopagus,雅典一小山,是该城市议事会开会之处,后亦作议事会的代称。“亚耳根”,Archon,执政官。“校[梭]革拉底”,今多译为苏格拉底。戴修礼、梁启超此时的希腊知识,源自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所译、英国人法伊夫(C. A. Fyffe)著《希腊志略》(光绪十二年刊印)。又,梁启超对戴修礼其他札记涉及“公法”者,亦有批语:“是此条丁韪良所著《中国古世公法》即引之。”“此条吾采入公法学。”“极细心,极有得。此条吾采入公法学。”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3册《札记》卷2,刻本,第45、59、62页。再又,梁启超相当肯定《左传》的史学地位:“吾固言《左氏》乃一古史,非解经之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耳,未尝谓当废之也……盖《春秋》自《春秋》,《左氏》自《左氏》,两书皆为极好之书。自作伪者合而为一,于是《春秋》与《左氏》皆乱,是作伪者非特为《春秋》之罪人,抑亦《左氏》之罪人也……《左氏》当史读不当经读,亦可与三代古书并行不悖,又何恶焉?吾所恶者,非恶《左氏》也,恶作伪而羼入解经之说于《左氏》者也。故读《左氏》,将解经之语删去,则善矣。”梁启超在李炳寰札记上的批语,参见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2册《札记》卷1,刻本,第8-9页。
(2)“新保特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
(3)参见茅海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
(1)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1册《问答》,刻本,第2-3页。李炳寰所引孟子言论,分见于《尽心》《离娄》《公孙丑》《梁惠王》诸篇章。“哀莫过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一句,见《庄子·田子方》:“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农务兴,则食不乏……”一句,见之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5页。梁启超在《时务报》第35册刊出《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对此亦有论说。
(2)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4册《札记》卷3,刻本,第33-34页。“纪女履緰之母”之事,见《春秋公羊传》隐公二年。“不恤纬而忧宗周之陨”,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1)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4册《札记》卷3,刻本,第55-56页。“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一句,见《礼记·中庸》。“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见《春秋繁露·玉英》。“五始”,徐彦称:“案《文谥例》下文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14年,第6页。
(2)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遗编》,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17年,第1页。该序文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时,改题为《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饮冰室合集》第4册文集之37,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
(1)《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1898年7月13日)刊出时署“某君来稿”,六月初四日《国闻报》刊出“制度局传闻”,称言:“再者,二十日所登之答人论议院书,系友人抄得,顷查此书即康工部答友人之书,合并声明。”“二十日”,原文如此,当为“二十八日”。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孔祥吉:《关于康有为的一件重要佚文》,载《戊戌维新运动新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2-62页。
(2)吕顺长:《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6-278页。“王荆公”,王安石。“云台”,韩昙首,康有为弟子,时在神户《东亚报》任撰述。参见吕顺长:《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2页;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7-148页。
(3)相关的研究可参见蔣海波「『東亜報』に関する初步的研究:近代日中『思想連鎖の先陣として』」日本中国現代史研究会編『現代中國研究』No. 32,2013,19-38頁;薛海波:《上海大同译书局与神户〈东亚报〉初探》,“康有为与近代中国——第七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佛山,2018年。
(4)吕顺长称:《知新报》第21册刊出徐勤《〈孟子大义述〉自序》一文,有明显的“民权”的表述,当为精准。吕顺长:《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8页。然查《知新报》,言及“议院”“民权”的文章还有一些,如徐勤《地球大势公论》、刘桢麟《〈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黎祖健《驳龚自珍〈论私〉》、陈继俨《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善》等。
(1)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到达日本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9年1月2日)在《清议报》第2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续变法通议外编一·续第一册》,起首即言:“圣哉!我皇上也。康南海之奏对,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又称:“夫以公天下之大义言之,则凡属国民,皆当有爱国忧国之职分焉,不容有满汉、君民之界也。即以家天下之理势言之,则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尤不能有满汉、君民之界也。”《清议报》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67-68页。这是康党在满汉问题上的公开表态。
(2)梁启超给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札记所作之批语,见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2册《札记》卷1,刻本,第3页。“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见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
(3)陈继俨:《伸民权即以尊国体说》(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载《知新报》第61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817-818页。
(1)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6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833-835页。
(1)中西牛郎:《论康有为氏之理想与事业》,吉辰译,《太阳》1898年第4卷第23号,第10-11页。康有为亡命日本后,对日本学者和记者的这两篇谈话,笔者得知于斋藤泰治的论文《康有为在东京》(“康有为与近代中国:第七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诗会”论文,佛山,2018年),在此致谢!又,斋藤泰治称:“中西牛郎是写过一本《支那文明论》(1896年)的宗教思想家。”
(1)不二行者:《康有为氏的大同大平论》,吉辰译,《太阳》1898年第4卷第25号,第218-221页。引文属康有为的自述部分。又,不二行者在该文引康有为弟子的话来说明“大同三世说”:“康先生之宗旨,专以混一地球,平天下之争为主,其意与佛氏之圣海、耶稣之天堂相同,即一切众生皆欲至太平之世界。今日列国纷争,支那危弱,发此平等大同之说,似为迂腐。然佛氏、耶氏何尝不由乱世而来,故虽举世喧哗,康先生守之弥笃。凡开新学之人,必受天下之谤,日本之亲鸾、日耳曼之路德皆是也。康先生尝教曰:我辈之立志,当以仁爱立心,以大同之义为宗,以存支那为起点,以混一地球为全量,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云云。”“究竟”,佛教用语“最高境界”之意。再又,康有为对不二行者称:他来日本求救援,仅是“一国之人”,“亦未及专救各国、各民、各物类”。“现时之行所,将来之行所,固不相同。区区一国,何以舍身而救之者,则以大道无尽,行身有限,即能救全地球,不能救它地,一国亦同耳。故其行仁也,因其所接之境而行之。”
(1)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起,康有为先后旅居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离开。在此两年多中,他遍注群经——《〈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大学〉注》等,由此完成其“大同三世说”的著述。康有为的以上著作,虽然曾在刊物上发表过序言或部分章节,但全书的刊印一直到民国年间。《〈礼运〉注》刊于1913年,《〈孟子〉微》刊于1916年,《〈中庸〉注》刊于1916年,《〈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刊于1917年,《〈论语〉注》刊于1917年,《〈大学〉注》今仅存序文。由此而论,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思想阶段,虽不能肯定其发生的最初时间(按照梁启超获知这一思想的时间,应是光绪十七年),也不能明确康放弃之时,但以上著作刊行的时间应是康仍然持守之时。《大同书》与“大同三世说”的最大区别,是不再说由孔子原创,不再引用公羊、董仲舒、何休等一系列的证明过程,且对未来的大同世界进行了无拘束、充分理想化的描述。
(2)以上的论点,可参见茅海建:《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上,《中国文化》2017年第45期;茅海建:《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下,《中国文化》2017年第46期;茅海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茅海建:《再论康有为与进化论》,《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2期。
(3)本文主体部分大体写毕,又读到吴义雄《古老的理想与维新的意义:试论19世纪后期的大同思想》(《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是最早对《知新报》《时务报》这批材料进行释读的论文,可参见该文第三部分。
(1)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6-68页。“居一年”指梁启超入学后1年,应是光绪十七年(1891)。按照“大同三世说”,清朝属“升平世”。梁此处却称康“谓今方为‘据乱’之世”。为何如此分类,笔者还不能说详,可能是梁之误笔。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此之前的回忆: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发表《南海康先生传》,明确说明康在戊戌时期有“大同三世说”的思想,称其著有《大同三世议》《大同学说》。参见《清议报》第100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6313-6314页。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撰《三十自述》,称言:“辛卯(光绪十七年),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通甫”,陈千秋。
(2)这里的篇数是指全篇而言,有些文章分成多次连载,亦算成一篇。作者的排名顺序,按照其在《知新报》上发表文章的前后排列,并不代表他们在“康党”团体中的地位。此外,梁启超(6篇)、康广仁(2篇)、康同薇(2篇)未统计在内。
(3)《时务报》最后一篇康、梁派的文章发表于第55册,即梁启超的《经世文新编序》。实际上,从第51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起,康、梁一派已退出《时务报》。
(4)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24页;沈成飞:《徐勤早年活动评述》,《广东史志》2003年第3期。
(5)康有为在《我史》中称:“……冬迁草堂于府学宫仰高祠,赁之十年,为久计,徐君勉、梁卓如之力也。君勉急朋友之难,常供养朋友之才贤者,以及刻书、移草堂之资皆任焉,几以任恤破其家矣。”又称:“……吾以十二月母寿,须归,先调君勉、易一来办事,急须开报。以用孔子纪年,及刊上谕事,江宁震动。适有京师劾案,遂藉此停止。”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5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2、87页。“易一”,何树龄。康有为堂兄康有仪致山本宪信中称:“徐勤……曾游学舍弟之门五六年。此人志趣颇佳,尚气节,好学,爱才,能倾家养士(富人也)。前曾在上海强学会勴办撰述,会为御史杨崇伊奏劾,电闻,为之吐血。是时弟子寄居会内,所目击也。举此一端可见其为人。”吕顺长:《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102页。字与标点,引者稍有变易。
(1)参见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载《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页;梁启超:《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47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3187-3188页。又,日本学者中西牛郎在康有为亡命日本后,与康访谈,著文《论康有为氏之理想及事业》,称言:“……门下实称济济多士。如梁启超、徐勤二氏,尤为铮铮者,号称康门颜、曾。盖梁氏以颜渊之明敏兼子路之勇,徐氏以曾参之笃实加子贡之才也。是故康以梁氏为大同译书局总理,以徐氏为大同学校校长。”中西牛郎:《论康有为氏之理想及事业》,吉辰译,《太阳》1898年第4卷第23号,第14页。“颜渊”,颜回,子渊;“子路”,仲由;“曾参”,子舆;“子贡”,端木赐。皆孔子门下大弟子。康有为弟子,互以孔门大弟子戏称,见下文所言梁启超、麦孟华相关内容。
(2)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特保新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特保新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3)《〈春秋存中国说〉序》〉(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11册。该文称:孔子著《春秋》,意在保存中国,若“人人以存中国为心,而明《春秋》之大义,则中国可为也”。又称:“《春秋存中国说》,凡二卷,序其首而系之辞曰……”但未称作者之名,很可能是徐勤的著作。该书今未见存。《〈二十四朝儒教会党考〉序、例》(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0册。该文所称的“会党”既是学术组织,也是政治组织,徐勤企图用历史的“会党”来证明当下建立此类组织的正当性。该文又称“卷分二十,类别为三”,可见是一部很大的著作。该书今未见存。《拟粤东商务公司所宜行各事》(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4、25册。该文所言的“商务公司”是介于政府和商会之间的组织,总办以“公举”产生,所办之事为“创商报”“开商会”“立商学堂”“立工艺院”“开博物院”(类似展览会或展销会)、“立功牌”(类似奖状)、“设轮船”“办团练”“修街道”。其经费来源为“募捐”“集股”“例捐”“劢捐”,而后两种“捐”,很容易流变为摊派。该文开首之言也值得重视:“合群之义有三,言政则议院,言学则学会,言商则公司,之斯三者而已。然学校不兴,科举不变,民智未开,国是未定,则议院末由开也……”徐强调了议院的意义及其开设的条件。《〈丁酉列国岁计政要〉序》刊于《知新报》第24册。《列国岁计政要》英文原名为The Stateman's Year Book,是年鉴式手册,英国驻华公使提供该书同治十三年(1874)版,由林乐知等译述,光绪三年(1878)在江南制造局出版。《知新报》从第24册开始连载由周逢源翻译的新版,徐勤为之序。《复友人论铁路书》(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3、34期。该文叙述了建设铁路的8项好处:“广人才”“饬吏治”“通商务”“便行旅”“利调兵”“改漕运”“防灾荒”“兴屯垦”。《中国除害义》(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一日、十一月初一、二十一日)连续刊于《时务报》第42、44、46、48册。该文所论兴学校、废科举、立孔教,是一篇未完成的大文章。徐勤该文的起首称:“凡今中国之大害,无学为害,无教为害,忘国为害,忘君为害,蔽塞为害,古老为害,愚瞽为害,束缚为害,虚骄为害,狭小为害,倾诈为害,险薄为害,流荡为害。”共计有13 “大害”。然其第一篇未列副题,以“何以无学之害也”讲起,第二篇列副题为“除不学之害二”,第三篇为“继前稿无学之害三”,第四篇为“续前稿无教之害四”,以此而论,仅写了两“大害”。然从文章内容来看,从“忘国”到“流荡”,还有11 “大害”,虽不能说完全未涉及,也不知徐勤的写作计划,但其主要部分未写完是可以确定的。
(4)《总论亚洲》谈到人类文明仅4000年,从“地顶”(昆仑山)发源,以4条河流入俄罗斯、波斯、印度、中国。亚洲古国若能“维新”“自强”、发挥“旧教”之义,当可“富强”。《中国盛衰关于地球全局》提到了英俄互争是有利的国际局势,而中国能“兴学校”“开议院”“改官制”诸项可以自立。《论俄国不能混一亚东》称俄国虽有诸强项,但其“霸道虐民,威权无限,议院弗立,私利其国”,不可能称霸亚洲。《论日本自强之故》强调了日本明治维新变学术、变学校、变科举。(日本自强一文似未完。)
(1)徐勤:《地球大势公论·总序》(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载《知新报》第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0页。“巴立门”,parliament,英国议会。
(2)徐勤:《地球大势公论·总论亚洲》(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六日),载《知新报》第4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5页。相同的言论,又见于梁启超给徐勤所作《春秋中国夷狄辨》一书的序言,后将述及。“书”,书经,《尚书》。“合众”,指联邦制度。
(3)徐勤:《〈孟子大义述〉自序》(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21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70-171页。又,“大同三世说”中尧、舜的地位与意义,后将详叙。
(1)徐勤:《〈春秋中国夷狄辨〉序》(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载《时务报》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2418-2420页。又,根据大同译书局的广告(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春秋中国夷狄辨》已刊刻,定价两角,可见该书的大体规格。参见《时务报》第5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3522页。
(2)徐勤在《知新报》上发表《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学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提出了“立志”“读书”“合群”“尊教”“保国”的要求,仍有着“康学”的许多色彩。
(3)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8-24页。
(4)《论暹王出游》(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9册。该文表彰暹罗国王将出行欧洲,比之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中国宜开商会以兴商务》(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刊于《知新报》第16册。该文提出开赛会(博览会),并论证其有利之处。《论中国守旧党不如日本》(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1、22册。该文称赞了日本攘夷派“能尊王、能保国”,要求中国士人能奋起担当。其中提到变科举、开学会、设议院:“若夫变科举,此自强之本原也,而以为碍于成法;开学会,诸学之植基也,而以为大干例禁;设议院,上下之相通也,而以为侵于君权。”按此说法,“议院”的功能是“通上下”,且有可能不侵君权。《论今日西学当知急务》(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1册。该文强调了西学中的政治诸学说,也说明了中西学互通。《富强始于卫生论》(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9册。该文主要倡导环境卫生,并提倡体育与营养。《复仇说》(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0册。该文要求国人在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激烈振起,思雪大耻”。《恭读上谕开经济特科书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5期。该文以力学中的吸力以延伸,赞扬开特科,称“我君相其知以热力行吸力之术”。该文还介绍了西方的专利制度。《论西学与西教无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9册。该文谈了西教与西学的差别,并延伸到西学与中学的关系。《论变科目宜并变考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9册。该文谈到此时清朝科举改制后教官将成问题,提议两条:以学堂代科举、以保举的方法产生新的考官。《译书局末议》(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63册。该文谈到梁启超编书、译书之难,并提议各省设立分局。《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序》(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8册。《顺德逢简乡拟设公书会公启、章程》(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60册。“公书会”,图书馆。
(5)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1897年4月4日),梁启超(时在上海)写信给康有为(时在桂林):“……顷长驻澳中者,君勉、实孝二人而已,其余皆若即若离之。二人者勤劳已甚,安得复有暇日致力于此。草堂诸人,多不顾大局,不听调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8页。“君勉”,徐勤。“实孝”,孝实之误,刘桢麟。由此可见,该报创办之初,以徐、刘为主力。
(6)刘桢麟:《论德人寻衅于中国》(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17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30页。该文认为,德国会利用“三国干涉还辽”对清朝有所予求,并称其已“操心审虑,决于一逞”。是年十月十九日(11月13日),德国借口巨野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今青岛)。
(1)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十月十六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六月十五日、七月初四日),载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70、722页;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57、926、940页。皮锡瑞在日记中敬称刘桢麟为“刘桢卿”。
(2)康有为的言说,参见《万木草堂口说》,载《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5-100页。《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南海师承记》《万木草堂讲义》也有相应的内容,比较分散,可参见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2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124、209-263、279-303页。又,康有为早期著作有《康子内外篇》,今存不全,共15篇,其中《地势篇》《肇域篇》亦有与之相接近的内容,可参见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9-110页。梁启超著文《中国之将强》(《时务报》第3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2079-2080页)阐发此理。徐勤著文《地球大势公论》,亦阐发此理,见其《总序》与《亚洲总论》,见本文前节所叙。此外,还须注意的是,列名为康有为弟子的香山举人张寿波(玉涛),曾在《时务报》上发表《欧亚气运转机论》(《时务报》第17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124-1126页;《时务报》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195-1198页),其论点与康门弟子有较大的不同,主要谈航海与铁路。
(3)刘桢麟:《地运趋于亚东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载《知新报》第7、8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49-50、57-58页。“夏道不亡,殷道不作……”一句,见之于刘向《说苑·君道》,文字稍有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曾引用之。参见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载《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7页。在《孔子改制考》中亦引用之。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3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1)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嬴政、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拿破仑皆是武力征服者,但先知穆罕默德非为君王,且以传教立国。刘桢麟对此写道:“今夫亚喇伯(阿拉伯)野悍之番族,摩哈默出,创回回之教,著可墨之经,隶属者十余国,皈依者数百万人,遂赫然为千年之教主矣。”“摩哈默窃摩西之绪余,诱无知之愚贱,从之者生,不从者死,以战死为天堂,以溅血为功德,是愚民之术悍而诬。”这是刘的历史观,未必属实。
(2)刘桢麟:《〈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9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65-66页;刘桢麟:《〈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载《知新报》第10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73-74页。“疾始火攻,疾始灭国”,皆出自于《公羊传》。《春秋》桓公七年记:“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羊传》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何休《解诂》称:“征伐之道,不过用兵,服则可以退,不服则可以进。火之盛炎,水之盛冲,虽欲服罪,不可复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传》不托始者,前此未有,无所托也。”《春秋》隐公二年记:“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记:“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何休《解诂》称:“《春秋》托王者始,起所当诛也。言疾始灭者,诸灭复见不复贬,皆从此取法,所以省文也。”又,刘桢麟在文中还称:“虑战祸之害民也,则设万国太平之会以弭之。虑两国之构争也,则立凭公调处之约以和之。”讲的是西方的“弭兵会”,不知其根据为何。
(1)刘桢麟:《〈公羊初学问答〉自叙》(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4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509页。“三科九旨”,徐彦称:“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揔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故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14年,第5页。徐彦又谈到宋氏的解读。
(2)刘桢麟:《实事始于空言说》(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知新报》第66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898-899页。“定、哀”,指鲁定公、鲁哀公,按照何休的说法,属“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
(3)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6-39页。王觉任曾任《孔子改制考》总校,《春秋董氏学》复校。
(4)《开储才馆议》(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0册。该文提议在军机处之下设“储才馆”,汇聚精英,随时上书。所言内容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中的“议郎”有相似之处。与后来“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局”亦有相似之处,但权力没有“制度局”大。《增广同文馆章程议》(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5、36册。该文要求京师同文馆大规模地增加西学的内容,并设立图书馆、博物院、译书处、译报处。所言内容与康有为所拟《上海强学会章程》有相似之处。
(1)王觉任:《论列国息争之公理》(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载《知新报》第19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45-146页。王觉任此文用典甚多,校于下:(1)“伐者为主,伐者为客”,出自于《公羊传》。《春秋》庄公二十八年记:“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公羊传》记:“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战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故使卫主之也。曷为使卫主之?卫未有罪尔。败者称师,卫何以不称师?未得乎师也。”何休《解诂》称:“用兵之道,当先至竟侵责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曰以起其暴也。”又称:“未得成列为师也。诈战不言战,言战者,卫未有罪,方欲使卫主齐,见直文也。不地者,因都主国也。”(2)“疾始取邑,疾始灭国,疾始火攻”,亦出自《公羊传》。《春秋》隐公四年记:“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公羊传》记:“牟娄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何休《解诂》称:“外小恶不书,以外见疾始,著取邑以自广大,比于贪利差为重,故先治之也。内取邑常书,外但疾始不常书者,义与上逆女同。不传托始者,前此有灭,不嫌无取邑,当托始明。故省文也。”“疾始灭国,疾始火攻”两条,见前节注。(3)“禁攻寝兵”是战国人宋鈃、尹文的学说,见之于《庄子·天下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4)“离会”指两国意见不合,各执己见。《春秋》桓公二年记:“蔡侯、郑伯会于邓。”《公羊传》记:“离不言会,此其言会何?盖邓与会尔。”何休《诂》称:“二国会曰离,二人议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决事,定是非,立善恶,不足采取,故谓之离会。”又称:“时因邓都得与邓会,自三国以上言会者,重其少从多也,能决事,定是非,立善恶。《尚书》曰:‘三人议,则从二人之言’。盖取诸此。”《春秋》桓公五年又记:“夏,齐侯、郑伯如纪。”《公羊传》记:“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离不言会。”何休《解诂》称:“时纪不与会,故略言如也。《春秋》始录内小恶,书内离会;略外小恶,不书外离会。至所闻之世,著治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乃书外离会。嫌外离会常书,故变文见意,以别嫌明疑。”(5)“三占从二”,典出于《尚书·洪范》:“三人占,从二人之言”。“占”,占卜之意。前引何休《解诂》将“占”改为“议”。(6)“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一段,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其结论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7)“有分土无分民”见之于何休说。《春秋》昭公十五年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乐卒事。”《公羊传》记:“其言去乐卒事何?礼也。君有事于庙,闻大夫之丧,去乐,卒事。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何休《解诂》称:“臣闻君之丧,义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摄行主事而往。不废祭者,古礼也。古有分土无分民,大夫不世,己父未必为今君臣也。《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上将王觉任之文与所引经典一一对照,可明其文的立论基础与思想方法,《公羊传》与何休的学说是他最主要的读经之途,亦可窥“康学”之结构。此外,康党非常重视“弭兵会”,该文亦有涉及,称言:“世之通士,心知此义者众矣。故东方则有太平会焉,西土则有弭兵会焉,虽然心则有余,术犹未至。英美海内之雄国也,今季始订立条约,将共恪守,化争为让,转祸为福。”王觉任此言,不知其根据为何。
(1)王觉任:《寝兵说》(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27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67-268页。“夷狄进爵”一句,出自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大同之世”一句,出自《礼记·礼运篇》。“无彼(此)疆尔界”一句,出自《诗经·周颂·思文》。该文又称:“夫西方之国,诸雄错处,密其防圉……于是群议息兵,纠为公会,交涉之道,约之公法。强勿躏弱,众勿暴寡,衅之兆也,公断于局外之国,法荷属地之龉,英美捕鱼之衅,以此释纷,固已数数……此固人道之公理,先圣古王之公言,而非泰西之私义也。”此处的“公会”“公法”讲的还是弭兵会之事,不知王的根据为何。
(2)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陈汉才称其名为“砚诒”,字“祖健”,然黎祖健在《知新报》上刊文皆署名“祖健”,似为“祖健”为名,“砚诒”为字或号。康有为的重要著作《万木草堂口说》现存两个版本,其一存广州中山图书馆,另一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楼宇烈称:“广州中山图书馆藏本,分装两册,封面中题《南海康先生口说》,右上有‘孔子降生后二千四百四十七年’字一行,左方有‘光绪丙申(1896)恭录’字一行。有朱钤四枚:一为细长形,刻‘万木草堂学徒’六字,一为方形,刻‘黎祖健印’四字,一为方形,刻‘砚贻’二字,一为长方形,刻‘砚贻私印’四字。页后有附白一则:‘诸君借抄借读,切不可转手交与别人,恐有遗失,尤不可涂污摺绉,以昭珍重。砚盦谨白’。下有‘祖健’朱钤一方。正文首页有大方朱钤一枚,刻‘番禺黎祖健印’。由此可见,此抄本原系黎祖健所录存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分装为三册,字体较中山图书馆藏本为大,全书前后无任何附文,仅在每册封面右侧署有‘丁酉(1897)七月’四字,估计即为抄录之年月。由此可见,中山图书馆藏本早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一年。就内容和篇幅说,丙申本比丁酉本多出约四分之一,在题目节次的分合上,两本也有所不同。”参见楼宇烈:《〈万木草堂口说〉整理杂谈》,《古籍整理与研究》1986年第1期;楼宇烈:《点校说明》,载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8页。
(3)《知新报》第1至10册皆开列“撰述”名单,共有8位,未列入黎祖健。第11册起不再开列“撰述”名单,不知黎祖健何时被聘为“撰述”。
(4)《说任篇》(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七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5、26册。该文以“羽琌龚子”(龚自珍)的《尊任》一文为论题,设“青萝子”“智芒子”之辩难,主张起而任之,勇于任事。《弱为六极之一说》(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6、47册。前一篇有副标题为“总论”,说“《洪范》言六极,而以弱殿之”,要求发奋而以弱而变强。黎祖健在该文中称“今中国不特国势孱弱而已,以言乎教则弱也,以言乎种则弱也,以言乎士气则弱也,以言乎兵则弱也,以言乎农则弱也,以言乎工则弱也,以言乎商则弱也。弱固不可以敌强,此孟子所谓天理者。”由此而论,他似乎要作一篇大文章。后一篇有副标题“教弱种弱”,说“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又说胎教养生医学诸项。《论各国当以仁心维持大局》(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0册。该文称列强争霸使“大局沦危”,其主张与王觉任《论列国息争之公理》《寝兵说》大体相同,并称:“是欧西诸国,自以为仁心仁闻,进于文明者,皆见绝于孔、孟,宜伏上刑之诛者也。”这又与欧榘甲《〈春秋公法〉自序》的说法相同。
(1)黎祖健:《驳龚自珍〈论私〉》(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26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50-251页;黎祖健:《驳龚自珍〈论私〉》(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27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66-267页。黎祖健此文引经典较多,其中亦有小误,校于下:(1)“《白虎通》言通正为公”,此中的公,是公侯之意:“所以名之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意。侯者,候也。候逆顺也。”陈立:《白虎通疏证》上册,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8页。(2)称“孟子所殊其徽号”一段,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齐宣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3)引《易》“见群龙”一句,见《易·乾卦》。引“民为贵”一句,见《孟子·尽心章句下》。(4)引墨子“选天下贤者”一句,见《墨子·尚同》,文字稍有异。墨子两次提到“立天子”,称“天下贤可者”“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并称:“国君者,国之仁人也。”(5)引庄子“臣妾不中以相治”一句,见《庄子·齐物论》,文字稍有异。其原文下一句为“其有真君存焉?”(6)引《左传》“天生民”一句,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悼公之言,文字稍有异。(7)引《白虎通义》之语,见该书卷一《爵》之首:“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陈立:《白虎通疏证》上册,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2页。
(8)引“天下归往谓之王,能群天下谓之君”一句,董仲舒《春秋繁露·灭国上第七》:“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这一条是周明昭告诉我的。又《荀子·正论》称“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韩婴《韩诗外传》卷五称:“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群也。为天下万物而除其害者,谓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谓之王。”又称:“往之谓之王,去之谓之亡。故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7-198页。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对此叙述较多,指称“王”即孔子。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载《康有为全集》第3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105、107、218、235页。
(1)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8、106页。
(2)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载《康有为全集》第3集,姜义华等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7、149 -150页。
(1)黎祖健:《说通篇》(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50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637-638页;黎祖健:《说通篇》(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载《知新报》第58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766-767页。黎祖健此文引经典较多,亦有小误,除去康有为、梁启超已征引者外,补校于下:(1)“先民有言”一句,见《诗·大雅·板》。(2)“太史采诗”一句,见于《礼记·王制》,文字稍有异。“命大史陈诗,以观民风”。(3)引“大询于众庶”一句,出处有误,非为“司徒”之职,而是“乡大夫”之职。(4)太王(古公亶父)迁岐,“属耆老而告之”,典出自《孟子·梁惠王章句下》。(5)“晋人听舆人之诵”,典出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6)引管仲之语,见《管子》大匡第十八。黎翔凤:《管子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8-369页。另,《礼记·坊记》《易·咸卦》引文皆不误。
(2)参见茅海建:《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上,《中国文化》2017年第45期;茅海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
(3)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6、141页。以处前一引文据“丁酉本”。
(4)参见唐才常:《各国政教公理总论》,载《唐才常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9页。
(1)欧榘甲的身世,可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7-51页;宋德华、刘雪琴:《辛亥前期欧榘甲革命自立主张探析:以〈新广东〉为中心》,《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11年第5期;刘雪琴:《欧榘甲思想演变之研究——兼与康有为及康门弟子之比较》,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王占宁:《欧榘甲思想研究》,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罗更晓、李青海:《家国之光耀百年:记近代教育启蒙者、光祖中学首任校长欧榘甲》,《未来教育家》2013年第5期;夏晓虹:《〈新广东〉:从政治到文学》,《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其中关于欧的生卒年记载不同,此处采用刘雪琴硕士论文的说法,称其查到族谱。
(2)由于康有为与汪康年《时务报》之争,汪将之改为《昌言报》,并在其第1册刊出汪所作的“跋语”:“谨案:康年于丙申之春,倡设《时务报》,惟时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先后延请梁卓如、麦孺博、章枚叔、徐君勉、欧云樵诸君为主笔……”参见《昌言报》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4页。“欧云樵”,欧榘甲。然《时务报》仅刊出欧榘甲一文,其是否到上海任职,未详。
(3)当时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为梁启超,分教习为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中有梁启超批语(最多)、韩文举批语(次多)和叶湘南批语,但不见欧榘甲批语,原因不详。亦有可能欧榘甲到达较晚,时务学堂已放年假。
(4)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新保特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新保特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5)《变法自上自下议》,后文将评述。《论中国变法必自发明经学为始》(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8册。该文所言皆是“孔子改制说”,此时《孔子改制考》尚在刊刻之中。《〈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书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48册,该文所言多是立孔教之事,后将叙及。《〈南海先生五上书记〉序》(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61册。该文是称颂康有为之作。《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刊于《时务报》第50册。该文体现的是民本思想,但该文未完,无续作,其最后的思想还不能确定。
(1)欧榘甲:《〈春秋公法〉自序》(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38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444-445页。“率土地食人肉”一句,见《孟子·离娄章句上》;“残贼谓之一夫”,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辟土地充府库”一句,见《孟子·告子章句下》。欧榘甲所言《春秋》公法诸义,因引言过于细碎,无法一一核校。但可以大体看出,有出自《春秋》《公羊》和何休《解诂》者,亦有出自《礼记》和《论语》者。
(2)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中称:“颛门学条目有三:一曰公法学(宪法、民法、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又称:“《春秋公羊传》(先阅学校报中《读〈春秋〉界说》,其余按学校报中《〈春秋〉公法学》求之)。”又称:“公法诸书(《春秋》一书,皆言内公法、外公法之义。故读《春秋》时,必须窥公法之书,乃易通也)。”又称:“公法便览(凡治公法学者,皆当随时取与《春秋》相印证)。”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4、27页。由此而见,似有《春秋公法学》一书。《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录梁启超在戴修礼的《札记》之四条批语,皆涉及公法学(后将叙之)。
(1)欧榘甲:《〈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章程〉叙》(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载《时务报》第50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3389-3992页。
(2)麦孟华的身世,可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14页;郭卫东:《丁未政潮中康梁派活动考略》,《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张锡勤:《麦孟华思想简论》,《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曾光光:《麦孟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冯自由称:“麦孟华号驾孟”。参见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载《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孟”,孟子。又,麦孟华之弟麦仲华,也是康有为弟子,娶康有为之长女康同薇。麦孟华之妹嫁给康有为弟子罗普。
(3)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5页。
(4)《榷关议〈内地机器制造货物征税章程〉书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刊于《时务报》第20册。该文反对总税务司对内地使用西洋机器制造货物征收税款的做法。《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两篇,本文后将叙评。《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刊于《时务报》第40册。该文主张使用日本明治维新的方法(上策)或俄国彼得改革的方法(中策),来安置各类会匪(“哥老会、袍哥会、理教会、小刀会、三合会、三点会、兴中会……”)。麦孟华将“兴中会”列入会匪,但如何具体安置会匪并没有细说。
(5)麦孟华:《尊侠篇》(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32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2141-2148页。麦孟华在该文中盛赞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所记朱家、郭解两人之精神。
(1)此语见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41册,1991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771-2777页。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学生李泽云的札记上批曰:“文明与野番争,至今日犹此世界。如二十年时西班牙与亚齐、去年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是也。要之,世界尚有野番而不能不有争,轨道并行而不相悖。有竖三世,有横三世。竖三世者,日日所言者是也。横三世者,如今阿州方为据乱世、而欧洲已升平、美洲已近太平是也。故人与禽兽争之世界,今且未息。印度于光绪六年一年中为虎所伤者二百余人是也。”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札记卷3,刻本,第52页。“二十年”,指光绪二十年。“阿州”,指非洲。
(2)麦孟华:《民义》(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26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730-1737页;麦孟华:《民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载《时务报》第28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865-1872页;麦孟华:《民义》(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第30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2001-2008页;麦孟华:《民义》(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载《时务报》第34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2277-2283页。“洋庄”,即进出口贸易行。其引用经典,校于下:(1)“天下有道”一句,见《论语·季氏》。(2)“民可使由之”一句,见《论语·泰伯》。(3)“一人一义”一句,见《墨子·尚同》,其结论是“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4)“天生民而立之君”一句,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悼公之言,文字稍有异。
(1)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4-31页。冯自由称:“韩文举号乘参。”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载《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参”,曾参,子舆。
(2)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5页。
(3)《万国公政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一、十六日)刊于《知新报》第5、6册。该文以“仁”为议题,主张“地球仁”“亿万世仁”,提议编一部《万国古今善政录》,记录其善政与秕政,由此来约束各国的行为,颇有孟子所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意(《滕文公章句下》)。在该文中,韩文举还提到了“今之西人,弭兵有会,其心不可谓不仁也,而法仍未行”,不知其根据如何。《国朝六大可惜论》(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刊于《知新报》第6册。该文称清朝在顺治帝、康熙帝、恭亲王奕?、曾国藩、同光之际和甲午战后共有6次变法机会,未行改革,为“六大可惜”。《治始于乡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刊于《知新报》第8册。该文力主乡治,——“治天下莫如治国,治国莫如治乡”。其方法是设乡师——士师、农师、工师、商师,并设立士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以培养乡师。《推广中西义学说》(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15册。该文主张大规模地设立义学,学习中学与西学知识,并提出了5种集资方式。其中一段涉及政治设计:“今者书籍无藏,箝其思也;翻书无局,蔀其目也;新闻乏馆,囿其识也;讲学无会,塞其智也;议院不设,靳其权也。缚之于科举,奔之于官宦,趋之于酬酢。”这实际上提出了图书馆、译书局、报馆、学会、议会的要求。《童蒙艺塾说》(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3册。该文主张在儿童期间实行“艺学”(西方的声光化电知识和工程制造技艺)的培养、训练。
(4)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6页;张荣华编:《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6页。又,康有为《我史》光绪九年记:“何易一来,馆之于家,易一聪明过人,能深思妙悟,至是皆馆于我。”据此,何易一为康有为的第一个学生。梁启超作《康烈士广仁传》中称:“三水何树龄易一者,南海门下之奇才也。好学而深思,奇警精辟,纵横中外,出入天人,十年馆于南海家。君与何树龄为兄弟之交,同居十年,抵掌对足。”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7册《哀烈录》卷1,台北:宏业书局,1976年,第9页。
(5)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56-160、846页。
(6)宫崎滔天称,他通过陈白(陈少白)而认识何树龄,又通过何找到区凤墀,再通过区得知孙中山的消息。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改译、注释,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112-117页。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896年1月26日),康有为致信何树龄、徐勤:“今彼既推汪穰卿来,此人与卓如、孺博至交,意见亦同(能刻何启书三千部送人,可想是专持民主者,与易一必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6-237页。“汪穰卿”,汪康年。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896年7月6日),梁启超致汪康年信称:“康先生书又极言何易一之叛教,盖其丧心之故,亦由去年不得意有以激之也,然已令人发指。昨遇燕生,今复闻此,愤气填膺,势将欧血,奈何奈何!”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36-1837页。“燕生”,宋恕。由此推之,梁称何“叛教”一事,可能与孙中山一派有联系。
(7)《爱同类说》(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7册。该文以“春秋之意,诛灭国,疾火攻”为立意,要求人类相爱戒杀。《论实学》(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刊于《知新报》第14册。该文称:“曰礼节,曰仪文,曰名分,曰习俗,皆人事之制作也,虚也。曰理势,曰象数,曰仁智,曰忠信,皆天道之自然也,实也。”何树龄由此要求改科举、译西书等项,以转移世风。
(1)何树龄:《论今之时局与战国大异》(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六日),载《知新报》第1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90-91页。“亚历山德第二”,指被暗杀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梯能欹邻尔”,很可能指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1775-1847),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先驱者。“息兵之会”,指康党传说中的“弭兵会”。“子舆”,此处指孟子。
(2)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录4,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25-26页。何树龄在信中还称:“武子(孙武子,指孙中山)果然在日本处曾见伊藤博文云。窥其行径,大约有联英、日以拒俄之说动日政府。中朝托俄为腹心,正犯英、日之大忌。彼在英国,大约亦见尼希利党人,与之同病相怜矣。”“武子”之读,采自赵立人之解(后将述及)。“尼希利党”,指俄国虚无党。
(3)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0-141页。并可参见孔昭焱在康有为《我史》手稿上的跋语,载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70页。
(4)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录4,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22-23页。
(5)《论中国变法之害》(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13册。该文称清朝先前的变法在于西式战具、同文馆、买办通事、西国报馆、专属于总税务司的寄信局、西式轮船、洋元洋钞、西式服饰、西式房舍等15项,即“由前之说,其变如此,战具也,学堂也,文言也,报馆也,邮政也,舟舶也,银币也,衣服也,庐屋也,饮食也,利用也,玩好也,风尚也,仪饰也,术智也”,皆未带来利,反带来了害处。此处孔昭焱颇作戏谑言词,正话反说。康党认为,过去的变法只变了器物,没有变制度,孔文正是此意,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正确的变法之途。《改官制莫先于翰林院始》(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3册。该文认为若要改科举,须先得改变翰林院的官制,设教习大臣、掌院学士、小教习等职;“弃汉人破碎之学,割爱六朝隋唐绮华浮藻之词,破除宋学末流束身自私之习”;所习者为“先圣经术,本朝掌故,歴代掌故,郡国利病,中外大势,富强之本”。
(6)参见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9-140页。
(1)《论粤人不知变之失计》(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29册。该文称广东士人在变法精神上不如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广西、湖南等地,如能做到“合大群”诸项,“吾粤之兴,正未可量”。《论自强军逃亡》(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1册。该文称张之洞在甲午战争期间在南京所练自强军,“计初时训习者,已亡去十之八九”,并分析逃亡的五项原因。《前明科举说》(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7册。该文评明太祖朱元墇开科举为“愚民”。《军机处会同兵部〈议复武备特科折〉书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3册。该文认为“不当以科第成人才”,建议京师设武备大学堂、各省设武备学堂。《论中国拘迂之儒不足以言守旧》(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4册。该文大谈西学中源论:议院、预算、陪审、工部工厂、弭兵、学校、驻使等等,以“吾中国之旧,而为今日之善政”。该文称:“春秋之义,疾始灭,疾火攻,疾取邑,墨子有《非攻》之篇,宋钘倡寝兵之说,此即西人弭兵之会也。”再次谈到西方的“弭兵会”。《说丕但》(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刊于《知新报》第56册。“丕但”,patent,专利。该文倡导实行专利制度。《整顿刑狱私议》(光绪二十四的七月二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64册。该文主张用西法来改善清朝的司法制度。但该文未完,政变发生,其主旨还不能完全说清楚。《南海九十六乡倡办不缠足会叙》(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刊于《知新报》第36册。《忧教说》《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善》《〈保教末议〉自叙》《伸民权即以尊国体说》《中国不可开议会说》5篇,本文后将叙评。
(2)陈继俨:《论德人据胶州湾》(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44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541-542页。“九世之仇”,见《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尊[救]中国而攘夷狄”,见《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该文又称:“夫教士者,非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推其道以仁天下之人者乎?是故未兵以前,则联万国息兵会以调息之,而杀人之徒不能逞也;既兵以后,则立红十字会以补捄之,而杀人之事犹少戢也。”“万国息兵会”,即康党所传的“弭兵会”,陈继俨称是“教士”所为,不知其根据之所在。
(1)梁鼎芬「康有为事实」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1卷、第1册、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4、730頁。
(2)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录4,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19页。“旧教”“婆罗门旧教”,指早期印度教。写信时间的判断,据“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开耳”,当指《时务报》。
(1)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录4,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19-20页。“君勉”,徐勤。写信时间的判断,据“去年在都几成无赖”,光绪二十一年(1895)梁启超参加会试,试后在京居住了一段时间。
(2)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1970年,第1-54页。本文对所有研究者皆直呼其名,非为不敬,以为省文。
(3)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600-605页。
(1)狄葆贤:《任公先生事略》,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88页。
(2)该信最后称:“又各国进化,皆有等级。法国越级,则大乱八十余年……欧西各大国所不能之事,而以初胎之中国,极深之旧蔽,乃欲一超,险于欧洲,而直入美国之地。此其无理,犹超大海跳危崖,唯有堕落而已。非徒大乱涂炭吾民,徒使他国收渔人之利,而国种将沦。”这是明显地反对革命。由此而推论,赵必振等人很可能有鼓吹革命之意。此外,该信中孙家鼐与光绪帝的对话,其事极为可疑。又称康到上海若死难而光绪帝将被弑,其理亦不能成立。
(3)2005年10月,笔者与黄彰健初会于中国台北,黄向笔者说明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现康有为及其党人“保中国不保大清”,笔者当时没有说话。2009年,黄收到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一书,于8月13日写信给笔者:“康、梁于政变后,对外宣传保皇,故康《自编年谱》及梁《戊戌政变记》均否认康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阴谋,对丁酉九月底、十月初康党聚议事,亦隐讳不提。(谭嗣同言,丁酉‘秋末始遂瞻依之愿’。)此一聚议事,佐证昭然,尊著《我史鉴注》怎可对此亦只字不提。故读尊著仅可使读者明了康党政治活动可以公开的部分,而对康党秘密活动的一部分一无所知。如了解康党的秘密活动,则对康公开活动的解释亦将不同。此正为研究戊戌变法史困难处,请参见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自序。康党上海聚议的共识,现在看来,即康《上光绪第五书》的上策与下策,同时分途进行,而康党的主力,梁、谭与康弟子则入湘,进行自立民权革命活动。谭在《湘报》上即盛赞康‘第五书’为国朝260余年所未有,而梁、谭在湘亦推行康学。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辨康《戊戌奏稿》之伪,承尊著赞誉,而康党‘保中国不保大清’,实为拙著重点所在。”“秋末始遂瞻依之愿”一句,见《壮飞楼治事十篇·湘粤》,载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45页。黄彰健去世已过8年,今在此与之相商,寄托着对这位优秀学者的长思之意。
(4)桑兵:《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该文后编入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5)赵立人:《戊戌变法时期兴中会和维新派的合作与分歧:兼论康有为早期之反清活动》,载上海中山学社编:《近代中国》第16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该文收入赵立人:《粤海史事新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赵立人:《康有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赵立人去世倏忽近4年,亦在此寄以哀思。
(6)《宗方小太郎日记》上册,甘慧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4页。“麦某”,麦孟华。宴聚地点在上海。
(1)苏舆编:《翼教丛编》,陈同、宋钻友、承载标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46-147页;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录4,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30页。此中称“民贼”,又称“公法”,颇有“大同三世说”之意味。
(2)梁启超:《三先生传》(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载《知新报》第34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380-381页。该文称:“夫自忧其身也,是之谓仁,是之谓人。忧其亲者,谓之孝子;忧其君者,谓之忠臣;忧其国者,谓之义士;忧天下者,谓之天民,墨子谓之任士,佛谓之菩萨行。无所为而为之者,谓之安仁;有所为而为之者,谓之利仁;学而能者,谓之强仁。天下古今,所谓孝子、忠臣、义士者,亦数数见。大率则利仁、强仁,十八九焉。夫既亦仁矣,利焉、强焉何害?独惜论世之士,往往于利焉、强焉者,则津津道之;于安焉者,则莫或知之;卽闻其名与其行事,亦若以为无足轻重,置之而已。以吾闻三先生者,其行,孔、墨之行也,其心,佛、菩萨之心也,岂尝有所丝毫求于天下?但率其不忍人之心,乃忘其身之困顿危死,黾焉仡焉以赴之,倘所谓安仁者邪?三先生皆不识一字,其以视读书万卷、著作等身者何如矣?”这段话中的“天民”、“安仁”,似以“大同三世说”来立意。“忠臣、义士”说,又可见前引梁鼎芬的评说。
(3)梁启超:《烈宦寇连材传》(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载《清议报》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59-461页。此后编辑的《饮冰室合集》,《三先生传》中列入了寇连材传。关于寇连材的研究,可参见马忠文:《寇连材之死与“烈宦”的诞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4)宗方小太郎于1897年2月28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日记称:他“至(上海)广东路新利洋行,与名士李盛铎、罗诚伯二人议兴亚大事。李乃江西名家,榜眼出身,翰林之名流也。容貌颇伟,品学兼优,有天下之志。”“李、罗诸人曰:清政府依赖俄国,非副国民之舆望,实出自庙堂一二权臣之妄为,即奉承皇太后之意者也。天子与皇太后不和,确实无疑。现清国在上者尽皆腐铄,居下者无知蠢愚,不足道,只中间士子真能做事,他日动天下者必此种族也。”《宗方小太郎日记》上册,甘慧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4页。唐才常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三日(1899年11月15日)致信康有为称:“而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且敢明目张胆上书那拉,以膺权贵之锋。(其人金梁,满洲生员,年二十余,慷慨有大节。昨常亲至杭州,径造其庐,与谈半日。闻渠日砺一剑,为杀荣、刚之用。又孔子生日亲率满人设主大祭,而以去秋殉难六君子配之。见者愕然。)由此观之,海内士夫之议论黑白渐著……”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870-871页。“荣、刚”,荣禄、刚毅,时任军机大臣。
(5)梁鼎芬撰《康有为事实》,以此为第一条,称之为“谋逆”。梁鼎芬「康有为事实」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1卷、第1册、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4、729-730頁。
(1)汪康年在《时务报》第4册上发表《中国自强策》(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第9册上发表《中国参见民权之利益》(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皆有兴民权的言论。汪康年与孙中山在日本见面之事,可见于今日史家之著作:李吉奎:《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5-436页;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2页。两书作者因立意不同,强调之点亦有别。宗方小太郎日记对此期汪的政治设计有更多的披露。1897年12月3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七时时务报馆汪康年进士来访。与予同乘马车,上四马路某酒楼吃洋馔,盛论当世时务。此人有意于支那内另外创立新国,与予所见略同。快谈至十时半散。”1898年4月9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午后汪康年来访,前日从湖南归来云。共谈立国之要务。予问曰: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二氏乃天下之重望,我辈宜说之以大义,使其为我所用,于做事之时,将甚多便宜,足下有此意否?汪曰:陈、张二氏,眼前虽不为我用,然当时机来临之日,或可联镳并驰,共同致力中原,云云。四时与汪氏访福本日南,小谈归。”4月11日(三月二十一日),“往至时务报叩汪康年,交付清国时事话片十二则……交汪之话片大要在于:窥时机举义兵,占据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及广东之一部,使其连成一片,以建立一国。并列举有关之方法手段。”《宗方小太郎日记》上册,甘慧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5-406页;《宗方小太郎日记》中册,甘慧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16-417页。
(2)其中最为明显的事例是,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是科举制度的批判者,也是百日维新期间科举改制的推动者,但他们已中举人,一次不缺地赴京参加会试。康在万木草堂讲学中,亦有科举的内容,并称:“八股亦不必废,作者能上下古今,何尝不佳。”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35页。
(3)此据梁启超“三世六别说”,参见《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4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771-2777页。
(4)梁启超在李炳寰札记上的批语。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2册《札记》卷1,刻本,第3页。梁在答郑宝坤问时又称:“必越千数百年后,地球五洲皆合为一,然后‘大一统’局乃成,此谓之‘大三世’。”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1册《答问》,刻本,第56页。可见梁的预计并无一定。
(5)梁启超在郑宝坤札记上的批语。郑宝坤称:“窃以为他日地球合而为一,至太平极盛之世,则人人皆有一性法存于心中,而不必借公法以绳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也亦然,专立小康之义,所以治万世民贼也。然而他日地球合而为一,以至于太平者,必《春秋》为之起点也。”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4册《札记》卷3,刻本,第26页。
(6)梁启超信中称:“甫之子谭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侫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录4,清光绪三十一年刻本,第18页。“甫”,敬甫,谭继洵。“服生”,复生。“伯里玺”,伯里玺天德之简称,president,总统。从梁上引文字而言,应当视为戏语。梁鼎芬在《康有为事实》中称:“轶赐,即梁启超”。梁鼎芬「康有为事实」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1卷、第1册、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4、731頁。冯自由称:“梁启超号轶赐”。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两派之关系》,载《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页。赐,端木赐,字子贡。
(1)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1899年2月16日)。该报告称:“康有为、谭嗣同的最终目的,乃是想变该国的国体为纯粹的共和政体。假如事成,则以谭嗣同为大总统,而以康有为为教主。到后来,此种企图被发现,像张总督这样的正直之士,闻共和二字,对康党之态度骤然冷却,俄而转为敌对。”参见郑匡民、茅海建编选、翻译:《日本政府关于戊戌变法的外交档案选译》2,载《近代史资料》总113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5页;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它》,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21-122页。两者译文有所不同。从濑川的报告可见,当时从康有为家中抄出的信件,已录副本传到武昌,“谭为大总统”即是梁启超信中所言。“康为教王”,参见梁鼎芬《康有为事实》第一、二条。这些应视为张之洞一派向日本进行的宣传。
(2)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1898年6月22日),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并呈〈孔子改制考〉折》,其第一项即是设立孔教会,并以孔教会与西方教会进行交涉。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56-261页。
(1)欧榘甲:《变法自上自下议》(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载《知新报》第28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82-283页;欧榘甲:《变法自上自下议》(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知新报》第29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298-300页。“首出庶物”一句,见《易·乾卦·彖》。“周虽旧邦”一句,见《诗经·大雅·文王》。“天下有道”一句,见《论语·季氏》。“辟四门”“国人交”,见前注。
(2)欧榘甲:《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载《时务报》第50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3385-3389页。
(3)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载《时务报》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387-1390页。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3册录此文,误称引自《昌言报》。
(1)麦孟华:《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载《时务报》第22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455-1461页;麦孟华:《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载《时务报》第24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593-1601页。
(2)参见茅海建:《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阅读报告》,《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6期。
(3)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提出的第二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第三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也有点“自下”的味道。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06-114页。
(4)陈继俨:《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善》(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41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491-492页;陈继俨:《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善》(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4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508-509页。
(1)梁启超:《复陕西刘古愚山长书》(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载《知新报》第22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186-187页。
(2)参见茅海建:《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上,《中国文化》2017年第45期。又,梁鼎芬《康有为事实》第二条指出:“康有为羡慕泰西罗马教王之尊贵,意欲自为教王,因创立一教,谓合孔教、佛教、耶苏、希腊教、回教而为一,自命为创教之圣人,其徒皆以圣人称之。其徒党有能推衍其说者,则许为通天人之故,闻者齿冷。康所著书内有《孔子为改制之王考》一卷(上海有刻本),称孔子为教王,讽其徒谓康学直接孔子,康即今之教王也。”梁鼎芬「康有为事实」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1卷、第1册、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4、730頁。“希腊教”,东正教。“回教”,汤志钧校本作“四教”,即“合……四教而为一”。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4页。此处梁鼎芬称合各教,似非指教义,而指合各教之组织形式。
(3)欧榘甲《〈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一文称:“今大明吾孔子之经义,准各省各州县各市镇各村落,遍立孔子教堂,遍立孔子教会……悬孔子及诸贤之像,于庚子拜经之日,衣冠瞻拜,行孔子之礼,歌孔子之乐,发扬孔子之大道,各以传孔子圣教自誓。其有善堂、医院、囚狱,皆令讲生入其中,日诵圣经以教之,以生其善心,使知天下之大、万民之众,无一不受孔子之泽,无教不受孔子之范围。不传孔教,即自绝于天,不知圣泽,即自忘其本。其有高深义理,则作为浅近俗话之书以明之,遍送山农野老妇人孺子,则人人知饮食衣服、宫室伦理、知觉运动,莫不出于生民未有之孔子。”又称:“夫广立教会,大明吾教,使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之仁治大法,施于中国,达于天下。”欧榘甲:《〈泰晤士报〉论德据胶州事书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载《知新报》第48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605-607页。该文又称:“彼教士倡太平之会,倡弭兵之会,其心天下共见之。”称“弭兵会”是教士所为,未说其根据。此外,梁启超《复友人论保教书》(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28册)、陈继俨《忧教说》(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37册)和《〈保教末议〉自叙》(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43册)、刘桢麟:《论西学与西教无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49册),皆有立教传教之说。
(4)当时在湖南的思想对抗中,被视作旧派的王闿运认为《时务报》“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下手谕令岳麓书院诸生公阅,并与城南书院、求忠书院共同订阅。《岳麓院长王益悟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时务报》18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194-1195页。王闿运主公羊学,其弟子廖平发扬之。同被视作旧派的王先谦、叶德辉亦非保守,有着许多“新派”的言论,且王先谦的弟子苏舆又作《春秋繁露义证》,亦主董仲舒之学。相关的研究可参见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笔者以为,他们与梁启超等人的对抗,主要是针对“康学”而发。
(1)参见茅海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
(1)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3册《札记》卷2,刻本,第52-53页。“大王去邠”一句,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外朝询国危”一句,见《周礼·秋官·小司寇》,“灾眚”,指代“国迁”。戴修礼引用《左传》亦多有误(亦有可能是刊刻之误),校后用括号注明之。“晋赂秦以河东五城”为僖公十五年之事,“秦卒反之晋”是僖公十七年之事。“亚略巴古”,Areopagus,雅典一小山,是该城市议事会开会之处,后亦作议事会的代称。“亚耳根”,Archon,执政官。“校[梭]革拉底”,今多译为苏格拉底。戴修礼、梁启超此时的希腊知识,源自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所译、英国人法伊夫(C. A. Fyffe)著《希腊志略》(光绪十二年刊印)。又,梁启超对戴修礼其他札记涉及“公法”者,亦有批语:“是此条丁韪良所著《中国古世公法》即引之。”“此条吾采入公法学。”“极细心,极有得。此条吾采入公法学。”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3册《札记》卷2,刻本,第45、59、62页。再又,梁启超相当肯定《左传》的史学地位:“吾固言《左氏》乃一古史,非解经之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耳,未尝谓当废之也……盖《春秋》自《春秋》,《左氏》自《左氏》,两书皆为极好之书。自作伪者合而为一,于是《春秋》与《左氏》皆乱,是作伪者非特为《春秋》之罪人,抑亦《左氏》之罪人也……《左氏》当史读不当经读,亦可与三代古书并行不悖,又何恶焉?吾所恶者,非恶《左氏》也,恶作伪而羼入解经之说于《左氏》者也。故读《左氏》,将解经之语删去,则善矣。”梁启超在李炳寰札记上的批语,参见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2册《札记》卷1,刻本,第8-9页。
(2)“新保特科名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45页。
(3)参见茅海建:《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
(1)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1册《问答》,刻本,第2-3页。李炳寰所引孟子言论,分见于《尽心》《离娄》《公孙丑》《梁惠王》诸篇章。“哀莫过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一句,见《庄子·田子方》:“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农务兴,则食不乏……”一句,见之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5页。梁启超在《时务报》第35册刊出《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对此亦有论说。
(2)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4册《札记》卷3,刻本,第33-34页。“纪女履緰之母”之事,见《春秋公羊传》隐公二年。“不恤纬而忧宗周之陨”,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1)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4册《札记》卷3,刻本,第55-56页。“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一句,见《礼记·中庸》。“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见《春秋繁露·玉英》。“五始”,徐彦称:“案《文谥例》下文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14年,第6页。
(2)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遗编》,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17年,第1页。该序文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时,改题为《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饮冰室合集》第4册文集之37,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
(1)《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1898年7月13日)刊出时署“某君来稿”,六月初四日《国闻报》刊出“制度局传闻”,称言:“再者,二十日所登之答人论议院书,系友人抄得,顷查此书即康工部答友人之书,合并声明。”“二十日”,原文如此,当为“二十八日”。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孔祥吉:《关于康有为的一件重要佚文》,载《戊戌维新运动新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2-62页。
(2)吕顺长:《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6-278页。“王荆公”,王安石。“云台”,韩昙首,康有为弟子,时在神户《东亚报》任撰述。参见吕顺长:《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2页;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7-148页。
(3)相关的研究可参见蔣海波「『東亜報』に関する初步的研究:近代日中『思想連鎖の先陣として』」日本中国現代史研究会編『現代中國研究』No. 32,2013,19-38頁;薛海波:《上海大同译书局与神户〈东亚报〉初探》,“康有为与近代中国——第七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佛山,2018年。
(4)吕顺长称:《知新报》第21册刊出徐勤《〈孟子大义述〉自序》一文,有明显的“民权”的表述,当为精准。吕顺长:《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8页。然查《知新报》,言及“议院”“民权”的文章还有一些,如徐勤《地球大势公论》、刘桢麟《〈地球六大罪案考〉总序》、黎祖健《驳龚自珍〈论私〉》、陈继俨《论中国今日联欧亚各国不如联美国之善》等。
(1)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到达日本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9年1月2日)在《清议报》第2册《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续变法通议外编一·续第一册》,起首即言:“圣哉!我皇上也。康南海之奏对,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又称:“夫以公天下之大义言之,则凡属国民,皆当有爱国忧国之职分焉,不容有满汉、君民之界也。即以家天下之理势言之,则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尤不能有满汉、君民之界也。”《清议报》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67-68页。这是康党在满汉问题上的公开表态。
(2)梁启超给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札记所作之批语,见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2册《札记》卷1,刻本,第3页。“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见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
(3)陈继俨:《伸民权即以尊国体说》(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载《知新报》第61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817-818页。
(1)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载《知新报》第6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影印本,1996年,第833-835页。
(1)中西牛郎:《论康有为氏之理想与事业》,吉辰译,《太阳》1898年第4卷第23号,第10-11页。康有为亡命日本后,对日本学者和记者的这两篇谈话,笔者得知于斋藤泰治的论文《康有为在东京》(“康有为与近代中国:第七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诗会”论文,佛山,2018年),在此致谢!又,斋藤泰治称:“中西牛郎是写过一本《支那文明论》(1896年)的宗教思想家。”
(1)不二行者:《康有为氏的大同大平论》,吉辰译,《太阳》1898年第4卷第25号,第218-221页。引文属康有为的自述部分。又,不二行者在该文引康有为弟子的话来说明“大同三世说”:“康先生之宗旨,专以混一地球,平天下之争为主,其意与佛氏之圣海、耶稣之天堂相同,即一切众生皆欲至太平之世界。今日列国纷争,支那危弱,发此平等大同之说,似为迂腐。然佛氏、耶氏何尝不由乱世而来,故虽举世喧哗,康先生守之弥笃。凡开新学之人,必受天下之谤,日本之亲鸾、日耳曼之路德皆是也。康先生尝教曰:我辈之立志,当以仁爱立心,以大同之义为宗,以存支那为起点,以混一地球为全量,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云云。”“究竟”,佛教用语“最高境界”之意。再又,康有为对不二行者称:他来日本求救援,仅是“一国之人”,“亦未及专救各国、各民、各物类”。“现时之行所,将来之行所,固不相同。区区一国,何以舍身而救之者,则以大道无尽,行身有限,即能救全地球,不能救它地,一国亦同耳。故其行仁也,因其所接之境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