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祭与“说”体
|
摘要
"说"祭是一种以论说的方式说服神灵满足祭祷者诉求的言语行为,"说"祭祝辞因其特定的情境、内涵与形态而固定为格套,具有鲜明的文体属性,经过祝史的书面化处理与篇章化撰作,便生成祭祷性说体。诸子论说本质上跟祝史"说"祭一样,都是"陈论其事"的言语行为,以犀利的言辞陈述并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诸子论说在方法与策略、思维与逻辑等方面受祭祷性说体的影响,于是形成议论性说体。诸子论辩时先简要表明观点,再详细加以阐述,于是形成经说体。晚周时期,诸子称自家学说为"经说"而贬斥他家学说为"小说"。两汉后,目录学家借用"小说"一词,泛指所有不本于经典的论著,于是又形成了传统的小说体。
The interpretation of sacrifice is a speech act which persuades the gods to satisfy the prayers' demands in the way of argumentation, contributing to the fixed pattern and distinct stylistic attributes of its prayers with the specific situation, connotation and form. After the prayers wrote them down with articles,there generates the prayer stylistic of shuo("说"). Actually, the pre-Qin scholars and the prayers shared the same essence of argument with their speech acts of presenting affairs and the purposes of persuading others with incisive discourses. Therefore, the pre-Qin scholars gained their inspirations of methods and strategies,the ways of thinking and logic from the prayer stylistic of shuo, thus shaping the argumentative stylistic of shuo. In their debates, the pre-Qin scholars started with brief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views, and then elaborated them in detail, thus forming the stylistic of jingshuo(" 经 说 "). In the late Zhou Dynasty, the scholars named their own doctrine with jingshuo and denounced others as xiaoshuo("小说"). After the Han Dynasty, bibliographers borrowed the term xiaoshuo to refer to all works that were not based on classics,hence, the traditional stylistic of xiaoshuo came into be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sacrifice is a speech act which persuades the gods to satisfy the prayers' demands in the way of argumentation, contributing to the fixed pattern and distinct stylistic attributes of its prayers with the specific situation, connotation and form. After the prayers wrote them down with articles,there generates the prayer stylistic of shuo("说"). Actually, the pre-Qin scholars and the prayers shared the same essence of argument with their speech acts of presenting affairs and the purposes of persuading others with incisive discourses. Therefore, the pre-Qin scholars gained their inspirations of methods and strategies,the ways of thinking and logic from the prayer stylistic of shuo, thus shaping the argumentative stylistic of shuo. In their debates, the pre-Qin scholars started with brief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views, and then elaborated them in detail, thus forming the stylistic of jingshuo(" 经 说 "). In the late Zhou Dynasty, the scholars named their own doctrine with jingshuo and denounced others as xiaoshuo("小说"). After the Han Dynasty, bibliographers borrowed the term xiaoshuo to refer to all works that were not based on classics,hence, the traditional stylistic of xiaoshuo came into being.
引文
(1)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26页。
(2)张华:《博物志》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页。
(1)孙诒让:《周礼正义》卷49,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86-1987页。
(2)《周礼正义》卷49,第1987页。
(3)《周礼正义》卷49,第1985页。
(4)简文及释文参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2页。为行文方便,迻录简文时用通行字,下同。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8-73页。
(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蔡葛陵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94、205页。
(3)晏昌贵:《秦家嘴“卜筮祭祷”简释文辑校》,《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4)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3-178页。简文释读参李学勤《试释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文物》2006年第9期。
(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9页。
(6)简文引自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7)《周礼正义》卷49,第1990-1991页。
(8)李学勤:《竹简卜辞与商周甲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9)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卷32,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75-2276页。
(1)董仲舒撰,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精华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5页。
(2)刘熙撰,王先谦集撰:《释名疏证补》“释言语第十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72页。
(3)《广雅》“释诂卷第二”,“小学汇函”第3,钱塘胡氏“格致丛书”本。
(4)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卷10,第211页。
(5)《博物志》卷5,第32页。
(6)彭浩先生认为,“‘说’是为了解除忧患而进行的祭祷,是有关各种祭祀的统称,并不是专指某一种祭祀。‘说’既有举行祭祷之意,同时还含有祈求鬼神、祖先之意。”(《包山二号楚墓卜筮与祭祷类竹简的初步研究》,《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60页)工藤元男先生也认为,“说是针对第一次占卜中占断的忧患,为移除忧患而拟议举行的祭祀的总称。”(工藤元男:《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简”的构造与系统》,《人文论丛》2001年卷,陈伟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7)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8)祭祷祝辞,《文心雕龙》称之为祝体。然因功能、场合、仪程等不同,祭祷活动本身又可细分为不同类型,相应地会产生不同祝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便将祝文分为告、修、祈、报、辟、谒六类。又,先秦时期不仅对神明的祝告祈祷之辞称为祝,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祝颂之辞也称为祝,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便将祝文分为“飨神之词”(祝神)与“颂祷之词”(祝人)。从文体起源来看,颂祷之词源于《周礼》“六辞”之“祷”,飨神之词源于《周礼》“六祈”之“说”。其实,刘勰论祝体时举伊耆氏之祝与商汤之祝为例,而商汤之祝,《墨子》已命名为说体;伊耆氏之祝,刘师培也认为属说体(《文章学史序》:“又考《礼》所载‘土反其宅’四语即古代之说文”。)为了与其他祝体相区分,我们把因“说”祭而产生的祝辞命名为“说”体。
(1)孙诒让:《墨子间诂》“兼爱下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76-77页。
(2)《周礼正义》卷50,第2061页。
(3)吴承学:《论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
(4)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29-131页。
(5)《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212、288页。
(6)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3,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164页。
(1)王引之撰,孙经世补编:《经传释词》(附补及再补)卷5:“皋,发语之长声也。”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27页。
(2)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93-501页。这篇祭祷记录又见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篇,二者内容一致,部分词句略有差异,论者或曰此即古本《尚书·金縢》。
(1)关于铭文的考释,参见李零:《秦骃祷病玉版的研究》(《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5-547页)、李家浩《秦骃玉版铭文研究》(《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二,2000年,第99-128页)、曾宪通等《秦骃玉版文字初探》(《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周凤五《〈秦惠文王祷祠华山玉版〉新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1册,2001年,第217-232页)等,本文所引释文参李学勤《秦玉牍索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学界大多认为秦骃即秦惠文王。
(2)篇题与文体的关系,参见吴承学:《命篇与命体-兼论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3)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7页。
(4)吕不韦著,陈其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66页。
(5)陆机撰,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85页。
(6)《后汉书·冯衍传下》:“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肃宗甚重其文。”(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03页)
(1)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论说第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真德秀撰:《真西山全集》,康熙年间刻、同治年间重修本。
(3)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四库全书本。
(4)姚鼐编,世界书局编辑部注:《古文辞类纂注》上,台北:世界书局,2009年。
(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1页。
(6)刘勰撰,刘永济校释:《文心雕龙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0页。
(7)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669页。
(8)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69页。
(9)刘熙撰,王先谦集撰:《释名疏证补》“释言语第十二”,第168页。
(10)许慎撰,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67页。
(11)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9页。
(12)吕不韦著,陈其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198-199页。
(13)杨树达:《释“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8-60页。
(1)高亨:《诸子新笺》“吕氏春秋新笺·劝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46页。
(2)昭明太子撰,李善并五臣注:《六臣注文选》卷第十七,“论文·文赋”,四部丛刊本,第622页。
(3)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719页。
(4)前引周家台秦简简326-328“已龋方”记载,祭祷者以“头虫”冒充“骊牛”作为祭品。连神灵都敢欺骗,可见祭祷之说也“谲诳”。
(5)吴师道撰:《战国策注》“说秦王曰章”,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9-60页。
(6)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第617页。
(7)吕不韦著,陈其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567-568页。
(8)孙诒让:《墨子间诂》“耕柱第四十六”,第255页;“鲁问第四十九”,第289页。
(9)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6页。
(1)吕不韦著,陈其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1236页。
(2)高步瀛:《文章源流》,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464页。
(3)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卷47,第3252页。
(4)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于北山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5)汉儒注经,也形成一种说体,如前文所言注《论语》的《齐说》,注《孝经》的《长孔氏说》。高步瀛云:“孔子作《易传》,有《说卦》一篇,则说者传之流也。《礼古记》百三十一篇,而《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附之,则说者又记之属也。是知说者略与传、记相同,而不必如章句之附经已。”(高步瀛《文章源流》,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第1378页)本文重在论述周秦时期的议论性说体,故此种说体存而不论。
(6)孙诒让:《墨子间诂》“经上第四十”,第190页。
(7)孙诒让:《墨子间诂》“经说上第四十二”,第202页。
(8)孙诒让:《墨子间诂》“经上第四十”,第193页。
(9)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第562页。
(1)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第570-572页。
(2)周勋初:《历历如贯珠的一种新文体-储说》,《周勋初文集》卷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0-387页。
(3)夏德靠:《论〈说苑〉〈新序〉的编撰及其文体特征》,《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5期。
(4)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5)孙诒让:《墨子间诂》“经上第四十”,第193页。
(6)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5页。
(7)汪荣宝:《法言义疏》1,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页。
(8)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第960页。
(9)孔安国撰:《尚书注疏》“伊训第四·商书”,四部备要本。
(10)《法言义疏》4,第74页。
(11)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1)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第1页。
(2)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6-167页。
(3)《国故论衡·原经》,第60页。
(4)参见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5)参见董芬芬:《〈墨子〉“说”体与先秦小说》,《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0期。
(6)简文参见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释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70页。
(7)周勋初:《战国策与韩非子》,《周勋初文集》卷1,第323-330页。
(8)翟灏:《通俗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4页。
(2)张华:《博物志》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页。
(1)孙诒让:《周礼正义》卷49,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86-1987页。
(2)《周礼正义》卷49,第1987页。
(3)《周礼正义》卷49,第1985页。
(4)简文及释文参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2页。为行文方便,迻录简文时用通行字,下同。
(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8-73页。
(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蔡葛陵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94、205页。
(3)晏昌贵:《秦家嘴“卜筮祭祷”简释文辑校》,《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4)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3-178页。简文释读参李学勤《试释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文物》2006年第9期。
(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9页。
(6)简文引自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7)《周礼正义》卷49,第1990-1991页。
(8)李学勤:《竹简卜辞与商周甲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9)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卷32,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75-2276页。
(1)董仲舒撰,苏舆校证:《春秋繁露义证》“精华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85页。
(2)刘熙撰,王先谦集撰:《释名疏证补》“释言语第十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72页。
(3)《广雅》“释诂卷第二”,“小学汇函”第3,钱塘胡氏“格致丛书”本。
(4)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卷10,第211页。
(5)《博物志》卷5,第32页。
(6)彭浩先生认为,“‘说’是为了解除忧患而进行的祭祷,是有关各种祭祀的统称,并不是专指某一种祭祀。‘说’既有举行祭祷之意,同时还含有祈求鬼神、祖先之意。”(《包山二号楚墓卜筮与祭祷类竹简的初步研究》,《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60页)工藤元男先生也认为,“说是针对第一次占卜中占断的忧患,为移除忧患而拟议举行的祭祀的总称。”(工藤元男:《包山楚简“卜筮祭祷简”的构造与系统》,《人文论丛》2001年卷,陈伟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0页)
(7)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8)祭祷祝辞,《文心雕龙》称之为祝体。然因功能、场合、仪程等不同,祭祷活动本身又可细分为不同类型,相应地会产生不同祝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便将祝文分为告、修、祈、报、辟、谒六类。又,先秦时期不仅对神明的祝告祈祷之辞称为祝,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祝颂之辞也称为祝,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便将祝文分为“飨神之词”(祝神)与“颂祷之词”(祝人)。从文体起源来看,颂祷之词源于《周礼》“六辞”之“祷”,飨神之词源于《周礼》“六祈”之“说”。其实,刘勰论祝体时举伊耆氏之祝与商汤之祝为例,而商汤之祝,《墨子》已命名为说体;伊耆氏之祝,刘师培也认为属说体(《文章学史序》:“又考《礼》所载‘土反其宅’四语即古代之说文”。)为了与其他祝体相区分,我们把因“说”祭而产生的祝辞命名为“说”体。
(1)孙诒让:《墨子间诂》“兼爱下第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76-77页。
(2)《周礼正义》卷50,第2061页。
(3)吴承学:《论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
(4)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29-131页。
(5)《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212、288页。
(6)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3,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164页。
(1)王引之撰,孙经世补编:《经传释词》(附补及再补)卷5:“皋,发语之长声也。”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27页。
(2)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93-501页。这篇祭祷记录又见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篇,二者内容一致,部分词句略有差异,论者或曰此即古本《尚书·金縢》。
(1)关于铭文的考释,参见李零:《秦骃祷病玉版的研究》(《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5-547页)、李家浩《秦骃玉版铭文研究》(《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二,2000年,第99-128页)、曾宪通等《秦骃玉版文字初探》(《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周凤五《〈秦惠文王祷祠华山玉版〉新探》(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1册,2001年,第217-232页)等,本文所引释文参李学勤《秦玉牍索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学界大多认为秦骃即秦惠文王。
(2)篇题与文体的关系,参见吴承学:《命篇与命体-兼论古代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3)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57页。
(4)吕不韦著,陈其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66页。
(5)陆机撰,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85页。
(6)《后汉书·冯衍传下》:“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肃宗甚重其文。”(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03页)
(1)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论说第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真德秀撰:《真西山全集》,康熙年间刻、同治年间重修本。
(3)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四库全书本。
(4)姚鼐编,世界书局编辑部注:《古文辞类纂注》上,台北:世界书局,2009年。
(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1页。
(6)刘勰撰,刘永济校释:《文心雕龙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80页。
(7)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669页。
(8)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69页。
(9)刘熙撰,王先谦集撰:《释名疏证补》“释言语第十二”,第168页。
(10)许慎撰,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67页。
(11)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9页。
(12)吕不韦著,陈其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198-199页。
(13)杨树达:《释“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8-60页。
(1)高亨:《诸子新笺》“吕氏春秋新笺·劝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46页。
(2)昭明太子撰,李善并五臣注:《六臣注文选》卷第十七,“论文·文赋”,四部丛刊本,第622页。
(3)刘勰著,詹瑛义证:《文心雕龙义证》,第719页。
(4)前引周家台秦简简326-328“已龋方”记载,祭祷者以“头虫”冒充“骊牛”作为祭品。连神灵都敢欺骗,可见祭祷之说也“谲诳”。
(5)吴师道撰:《战国策注》“说秦王曰章”,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9-60页。
(6)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第617页。
(7)吕不韦著,陈其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567-568页。
(8)孙诒让:《墨子间诂》“耕柱第四十六”,第255页;“鲁问第四十九”,第289页。
(9)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6页。
(1)吕不韦著,陈其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1236页。
(2)高步瀛:《文章源流》,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464页。
(3)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传注疏》卷47,第3252页。
(4)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于北山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5)汉儒注经,也形成一种说体,如前文所言注《论语》的《齐说》,注《孝经》的《长孔氏说》。高步瀛云:“孔子作《易传》,有《说卦》一篇,则说者传之流也。《礼古记》百三十一篇,而《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附之,则说者又记之属也。是知说者略与传、记相同,而不必如章句之附经已。”(高步瀛《文章源流》,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第1378页)本文重在论述周秦时期的议论性说体,故此种说体存而不论。
(6)孙诒让:《墨子间诂》“经上第四十”,第190页。
(7)孙诒让:《墨子间诂》“经说上第四十二”,第202页。
(8)孙诒让:《墨子间诂》“经上第四十”,第193页。
(9)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第562页。
(1)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第570-572页。
(2)周勋初:《历历如贯珠的一种新文体-储说》,《周勋初文集》卷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0-387页。
(3)夏德靠:《论〈说苑〉〈新序〉的编撰及其文体特征》,《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5期。
(4)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5)孙诒让:《墨子间诂》“经上第四十”,第193页。
(6)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5页。
(7)汪荣宝:《法言义疏》1,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页。
(8)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第960页。
(9)孔安国撰:《尚书注疏》“伊训第四·商书”,四部备要本。
(10)《法言义疏》4,第74页。
(11)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1)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第1页。
(2)班固编撰、顾实讲疏:《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6-167页。
(3)《国故论衡·原经》,第60页。
(4)参见廖群:《“说”、“传”、“语”:先秦“说体”考索》,《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5)参见董芬芬:《〈墨子〉“说”体与先秦小说》,《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0期。
(6)简文参见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释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70页。
(7)周勋初:《战国策与韩非子》,《周勋初文集》卷1,第323-330页。
(8)翟灏:《通俗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