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的“民族形成”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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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英文篇名:The Discussions of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before 1949
  • 作者:贾益
  • 英文作者:JIA Yi;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关键词:民族形成 ;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现代中国 ; “民族”话语
  • 英文关键词:formation of nation;;Marxist national theory;;modern China;;the discourse of nation
  • 中文刊名:ZYMD
  • 英文刊名: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出版日期:2018-05-15
  • 出版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年:2018
  • 期:v.45;No.238
  • 语种:中文;
  • 页:ZYMD201803003
  • 页数:14
  • CN:03
  • ISSN:11-3530/C
  • 分类号:32-45
摘要
20世纪初民族观念传入中国以来,到20年代,逐渐生发出一套关于中国民族形成,尤其是"汉族"形成的历史叙述和理论话语,其中包括民族在一定文化基础上形成,民族的"蜕化"观,以及"天然力"造成民族等观念。在这一背景下,20年代末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和民族形成的理论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其中民族形成、发展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观点,为不少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根据各自的需要将其与对中国历史的解说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中国民族问题理论,更是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的崇高地位而深受其影响。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形成问题的探索并未受到禁锢,而是在斯大林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民族形成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到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民族史的叙述中,无论是翦伯赞等人的氏族-种族-民族三段论,还是范文澜等发展出来的秦汉中央集权国家下的民族论,都累积了相当的理论与知识基础。
        From the early 20 th century when national idea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o the 1920 s,a set of historical narrations and theoretical discourses about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especially about the formation of Han nationality gradually came into being,including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 on the basis of a certain culture,the concept of degeneration of a nation,and the creation of a nation by natural force. Under this background,in the late 1920 s,after Stalin's theory about the definition and formation of nation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it exerted a huge impact and influence in China,and especially,his idea tha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 are in adaptation to social development stages was accepted by 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who at the same time,must combine Stalin's theory with Chinese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needs. The theory of Chinese ethnic problems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Stalin for his lofty status i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evertheless,Chinese Marxists were never constrained in their exploration into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instead,they mad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issue based on both Stalin's theory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the 1940 s,they established basic theories and accumulated knowledge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including Jian Bozan's clan-race-nation theory and Fan Wenlan's ethnic theory under the centralized state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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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学者注意到“种族性”的民族概念在20世纪初的流行和后来的巨大影响,认为“其原因也许可以说成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的华夷大防及‘有教无类’(《论语》)的华夷一统这两个犹如一刀两面的思想为基础并对其进行吸收的结果”[7]。但细思起来,尽管当时的“民族”概念和“种族”观念关系十分密切,“华夷”观念的影响却像是在导向另一个方向。其实,在1901年之前,梁启超已经注意到“种族”的区分与他所持的“华夷”之辨有所不同。1897年,梁启超在《〈春秋中国彝狄辨〉序》中曾讲到:“且《春秋》之号彝狄也,与后世特异。后世之号彝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彝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8]
    (2)“历史民族”和“非历史民族”的区分在18世纪末之后的西欧思想界有巨大影响,后来,黑格尔将其体系化为世界史的民族和非世界史的民族。其传入中国,可能也是与20世纪初新史学和民族观念同时的。梁启超曾在1902年的《新史学》中特别阐述过“历史的人种”和“非历史的人种”,认为“能自结者为历史的(人种),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人种)”。[9](P.20)梁启超采用这一名词,可能受到日本世界文明史相关论著启发。[10](P.24-25)。
    (1)王桐龄1912-1920年左右在北京高师讲授中国通史和中国民族史等课程,并在讲义基础上写成《中国民族史》等书。这些书虽出版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其代表的,应该是民国成立最初十年王桐龄关于中国民族史叙述的观点。
    (2)打破“民族出于一元”最为激烈的观点,是“古史辩”派的顾颉刚提出的,虽然在当时甚至遭到官方的批评,但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7](P.99)[4](P.146-147)
    (3)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华民族”或者“中华族”,是与“蒙回藏诸民族”一起构成“中华国民”的民族,也即当时习称之“汉族”。
    (1)关于《现代社会学》的成书,李达在三版例言中说,此书是1923年11月担任湘大法科教授时所编著讲稿,1926夏应现代丛书社要求刊行,1929年的三版“将原书略加修改”交由昆仑书店发行。但原文言行文未改,且自“觉是书结构松懈,但未暇修改”。[22]可见是书代表的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观点。《现代社会学》1926年成书后,到1933年13次重版,影响过包括吕振羽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23](P.61-63)
    (2)在1929年之前,中国共产主义者所翻译的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著,也主要关注其对列宁主义的阐释。[24]
    (3)这与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要求收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资料,中间是否存在关联,还无法得知。暂时存疑。[26](P.388)
    (1)郭真将Broido拼写成了Broid,应该是受日语“ブロイド”的影响;而萨孟武的“普垒特”,则像是将日语的清浊音弄混了而拼写出来的。
    (1)比较李达等人著作中的相关内容,与高桥实所译勃罗依多著作类同之处不止于此。勃罗依多论著日文翻译与俄文原著,以及汉语译文的详细比较,可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案例,做专门研究。[33]此处仅将与本题相关者略加提示。
    (2)接受和传播这一理论的还包括后来成为复兴社成员的刘炳藜等人。[34](P.58-67)甚至在针对中学生的“党义”教学中,民族由氏族、“种族”演化而来,且此种演化由经济决定的观点也得到了传播。[35](P.3-4)
    (3)关于民族的“现代性”,传入中国的不止斯大林的观点,例如1928年国民党桂系陈邵先在上海所办《先导》月刊,便发表文章,引用英国历史学者和自由党(liberal party)人士Ramsay Muier之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等书内容,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三个阶段,种族社会、阶级社会和民族社会,据此来分析中国民族问题。[36](P.1-8)但此种观点似乎影响不大。
    (4)这种困扰,甚至延续到当代,在一本研究“新生命派”的专著中,作者评论萨孟武、陶希圣等人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时写道:“从上述认识出发,中华民族易于被虚无……这样看起来似乎比较荒唐。”[37](P.70)
    (5)李达的《民族问题》一书中并无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分析,实际上避免了对此做出回应。郭真的《现代民族问题》有“中华民族的发生”一节[29](P.102-109),但其内容基本抄自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相关章节,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同化史”,并未用该书之前提到的民族理论对其分析。
    (1)关于斯大林民族理论成为“唯一正确”的过程分析,参见[40],第108页。
    (1)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期间,《新中华》杂志1933年第18期和23期,署名刘梦飞的作者发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现阶段---任曙、严灵峰先生的理论批判》,《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商榷》,刘梦飞是否就是刘梦云(张闻天),现在无法查证,但上述两篇文章同刘梦云相关文章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参见[42],第61页。
    (2)不过这一构建理路在后来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那里却有所体现,详见下文。
    (1)李维汉回忆西北工委民族问题研究室展开工作时,曾借阅毛泽东的有关藏书。参见[49],第453页。
    (1)参见[61]。1950年荣孟源谈1949年《中国通史简编》的“订正本”与初版的区别时曾特别提及:“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初版标题是‘种族间的斗争’,订正本改为‘民族间的斗争’;显然经过订正的标题,比较科学的。”(参见[62])其实这一标题的改动在1948年版本中就已经完成了。而荣孟源关于“民族”使用科学性的说明,则可以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最晚到1949年,将“民族”一词用于先秦时代的历史,对范文澜、荣孟源等历史研究者而言,完全有了足够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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