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侦查政策的本体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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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会转型时期侦查政策有必要纳入侦查学的研究视野,其中本体性研究是基础。侦查政策源于犯罪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与侦查政策的关联性,在本质上侦查政策是对侦查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侦查政策具有价值理念上的引导功能、侦查资源的分配功能和具体措施的校正功能。侦查政策可以分为侦查规范化建设、侦查模式的设计以及犯罪抗制利益协调这三个类型。侦查政策的有效运行需要以合理的侦查政策体系、科学合理的决策过程以及侦查组织的科层理性作为前提条件。
As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investigative research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vestigative policy belonged in the field of investigative subject should be discussed, particularly, focus on the ontology of Investigative Policies in this category. The nature of investigative policies should be a rational authority distribution of investigative values, which is on the basis of economy, politics, jurisprudence and criminology, so on. There are some values of guiding idea function, distributive function of investigative resources, and correct function of specific conditions in the practice of investigative policies.
As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investigative research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vestigative policy belonged in the field of investigative subject should be discussed, particularly, focus on the ontology of Investigative Policies in this category. The nature of investigative policies should be a rational authority distribution of investigative values, which is on the basis of economy, politics, jurisprudence and criminology, so on. There are some values of guiding idea function, distributive function of investigative resources, and correct function of specific conditions in the practice of investigative policies.
引文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77.
[2]陈屹立.犯罪治理中的策略配合:基于实证文献的分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9):102.
[3]韩晓峰,谢锡美.重刑主义的蜕变[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73.
[4]杰瑞·莱特克里菲.情报主导警务[M].崔嵩,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50-55.
[5][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Law&Econ,1960(3):13.
[7]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3.
[8]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7.
[9]徐文新.警政革新与警察裁量权之规范[D].中国政法大学,2007:82.
[10]吴涛.公共政策的宪政解释——基于公共政策发展趋势的研究[C]//上海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青年文集.2006.
[11]杨立云,徐惠.论侦查目的、价值与功能及其关系[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8(5):70.
[12]任惠华.侦查学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54.
[13]刘为军.论侦查制度、政策构建的基本路径[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2):92.
[14][俄]博斯霍洛夫.刑事政策的基础[M].刘向文,译.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27.
[15]陈春良.刑罚威慑与犯罪治理:基于我国1979-1999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C]//2010年度中国法经济学论坛文集.2010.
[16]杨宗辉,王均平.侦查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635.
[17]李明.论警察的刑事裁量权[J].政治与法律,2009(8):147—149.
[18]杨郁娟.侦查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19]蒋勇.论侦查合成战[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3(2):70.
[20]龚海燕.非警务活动现状梳理与探究[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29.
[21]汤敏轩.公共政策失灵——政策分析的一个新领域[J].中国行政管理,2004(12):82.
[22]王国红.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规避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04:71.
[23]卢荣春.韦伯理性科层制的组织特征及其对我国行政组织发展的借鉴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6):192.
[24]马静华.侦查到案制度:从理想到现实——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J].现代法学,2007(2):123-125.
[25]薛亮,汤乐毅.公共政策传递过程中科层损耗的博弈分析及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09(8):197.
[26]叶海卡·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M].王满传,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45.
1理性的无知是指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侦查中理性的无知意在表明侦查的目的并非查明事件的所有细节,侦查中的决策也并非追求客观最优,在成本与效益的束缚下,对侦查中的信息流进行控制,就是一种理性的无知。
1无责漫谈相对于话语霸权而言,是指不承担身份责任的、去中心化的、不以共识为目的的话语述说形式,无责漫谈代表的是对合法性话语的疏离,例如常见的网络谣言,事件内幕等。
1 国家管治场域是相对于社会场域而言,在总体性社会结构下,国家全面替代社会,国家管治代替了社会自治,日常生活方式完全受国家政策、制度、意识形态的支配。
2 在一些经济纠纷中,由于牵涉到相关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刑事犯罪与民事违法行为并不是泾渭分明,此时在法律性质不明的情形下,依照刑法谦抑性的原理,侦查权也应当保持一定克制,特别是不易采取强制措施。
3 这里的回应型权力与侦查模式中的回应型侦查不同,后者与主动型侦查相对,是指在有明确的控告和报案之后才启动侦查程序的模式。本文所指回应型权力乃是基于侦查与犯罪是刑事警务的一对基本矛盾,侦查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抗制犯罪,因此侦查权相对于犯罪行为而言是一种回应型权力。
1侦查比例原则是指侦查措施的类型、实施方式及程度应与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和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侦查措施的选用和实施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而对侦查行为相对人的财产、自由等方面的权利造成非合理性侵犯和非必要性利益损害。
7警察犯又称行政犯,相对于自然犯而言,实际上是行政不法化的刑事不法,它具有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双重属性。在一些政府公共事务中(诸如拆迁、上访等),警察的不当介入,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妨碍警察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而对这些行为一律科以行政犯的刑事处罚则更容易引发涉警群体性事件。
1 如英国在《1984警察与刑事证据法》颁布之前,警察盘查权是一个以“特别法(adhoc)”形式存在和发展的,不是一项全国性的警察权力,警察盘查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完全由警政长官判断,在颇为动荡的20世纪70至80年代,针对黑人社区的警察盘查权的滥用引起了英国社会的严重不满,并引发了骚乱。后来,英国皇家警察委员会委托斯卡尔曼勋爵对警察盘查行为进行了专门的合法性审查,并最终在《1984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引入了合理怀疑和盘查记录制度。自此,警察盘查如果仅为治安秩序维护之目的,则其所获证据将不能用于起诉犯罪嫌疑人。同时,若警察盘查却无合理怀疑的依据,则被盘查人有拒绝盘查之权利。
2 从哲学上看,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一直是认识论上的难题,前述三种决策范式正是在两者之间的取舍和平衡。全整理性是一种基于理想的全面信息收集和分析基础上的合目的性决策范式;有限理性是基于不完全信息收集和决策偏好基础上的合规律性决策范式;循证决策则试图综合信息收集分析、决策偏好、决策效果等形成“决策证据”,依“证据”而决策。
1 政策反馈虽然也属于政策执行的范畴,但反馈的目的在于制定和更正侦查政策,因此可以归类于决策过程。
2 内卷化的核心要义是指一种社会或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发展到某个阶段形成一定的形式后就停滞不前,只是在内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无法向新的、更高级的形式变迁的状态。控制主体封闭化是指侦查权的控制主体仍然以内部控制为主,侦查行为公开性不够;控制对象个体化是指侦查权的控制并非以组织行为作为控制对象,而是过分强调侦查人员个人的守法行为,忽略侦查控制中的组织文化与组织机制障碍。规范文本过密化是指关于侦查权运行的规范性文件虽然较多,但总体上并没有改变侦查权控制的整体格局,反而加深侦查权的内部控制程度。控制压力基层化是指基层侦查机关既要依法办案,又要在一定程度上涉及非警务活动,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冲突在基层侦查机关体现的较为明显。
[2]陈屹立.犯罪治理中的策略配合:基于实证文献的分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9):102.
[3]韩晓峰,谢锡美.重刑主义的蜕变[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73.
[4]杰瑞·莱特克里菲.情报主导警务[M].崔嵩,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50-55.
[5][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Law&Econ,1960(3):13.
[7]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3.
[8]王海洲.合法性的争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7.
[9]徐文新.警政革新与警察裁量权之规范[D].中国政法大学,2007:82.
[10]吴涛.公共政策的宪政解释——基于公共政策发展趋势的研究[C]//上海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青年文集.2006.
[11]杨立云,徐惠.论侦查目的、价值与功能及其关系[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8(5):70.
[12]任惠华.侦查学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54.
[13]刘为军.论侦查制度、政策构建的基本路径[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2):92.
[14][俄]博斯霍洛夫.刑事政策的基础[M].刘向文,译.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27.
[15]陈春良.刑罚威慑与犯罪治理:基于我国1979-1999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C]//2010年度中国法经济学论坛文集.2010.
[16]杨宗辉,王均平.侦查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635.
[17]李明.论警察的刑事裁量权[J].政治与法律,2009(8):147—149.
[18]杨郁娟.侦查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19]蒋勇.论侦查合成战[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3(2):70.
[20]龚海燕.非警务活动现状梳理与探究[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29.
[21]汤敏轩.公共政策失灵——政策分析的一个新领域[J].中国行政管理,2004(12):82.
[22]王国红.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规避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04:71.
[23]卢荣春.韦伯理性科层制的组织特征及其对我国行政组织发展的借鉴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6):192.
[24]马静华.侦查到案制度:从理想到现实——一个实证角度的研究[J].现代法学,2007(2):123-125.
[25]薛亮,汤乐毅.公共政策传递过程中科层损耗的博弈分析及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09(8):197.
[26]叶海卡·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M].王满传,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45.
1理性的无知是指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侦查中理性的无知意在表明侦查的目的并非查明事件的所有细节,侦查中的决策也并非追求客观最优,在成本与效益的束缚下,对侦查中的信息流进行控制,就是一种理性的无知。
1无责漫谈相对于话语霸权而言,是指不承担身份责任的、去中心化的、不以共识为目的的话语述说形式,无责漫谈代表的是对合法性话语的疏离,例如常见的网络谣言,事件内幕等。
1 国家管治场域是相对于社会场域而言,在总体性社会结构下,国家全面替代社会,国家管治代替了社会自治,日常生活方式完全受国家政策、制度、意识形态的支配。
2 在一些经济纠纷中,由于牵涉到相关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刑事犯罪与民事违法行为并不是泾渭分明,此时在法律性质不明的情形下,依照刑法谦抑性的原理,侦查权也应当保持一定克制,特别是不易采取强制措施。
3 这里的回应型权力与侦查模式中的回应型侦查不同,后者与主动型侦查相对,是指在有明确的控告和报案之后才启动侦查程序的模式。本文所指回应型权力乃是基于侦查与犯罪是刑事警务的一对基本矛盾,侦查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抗制犯罪,因此侦查权相对于犯罪行为而言是一种回应型权力。
1侦查比例原则是指侦查措施的类型、实施方式及程度应与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和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侦查措施的选用和实施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而对侦查行为相对人的财产、自由等方面的权利造成非合理性侵犯和非必要性利益损害。
7警察犯又称行政犯,相对于自然犯而言,实际上是行政不法化的刑事不法,它具有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双重属性。在一些政府公共事务中(诸如拆迁、上访等),警察的不当介入,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妨碍警察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而对这些行为一律科以行政犯的刑事处罚则更容易引发涉警群体性事件。
1 如英国在《1984警察与刑事证据法》颁布之前,警察盘查权是一个以“特别法(adhoc)”形式存在和发展的,不是一项全国性的警察权力,警察盘查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完全由警政长官判断,在颇为动荡的20世纪70至80年代,针对黑人社区的警察盘查权的滥用引起了英国社会的严重不满,并引发了骚乱。后来,英国皇家警察委员会委托斯卡尔曼勋爵对警察盘查行为进行了专门的合法性审查,并最终在《1984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引入了合理怀疑和盘查记录制度。自此,警察盘查如果仅为治安秩序维护之目的,则其所获证据将不能用于起诉犯罪嫌疑人。同时,若警察盘查却无合理怀疑的依据,则被盘查人有拒绝盘查之权利。
2 从哲学上看,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一直是认识论上的难题,前述三种决策范式正是在两者之间的取舍和平衡。全整理性是一种基于理想的全面信息收集和分析基础上的合目的性决策范式;有限理性是基于不完全信息收集和决策偏好基础上的合规律性决策范式;循证决策则试图综合信息收集分析、决策偏好、决策效果等形成“决策证据”,依“证据”而决策。
1 政策反馈虽然也属于政策执行的范畴,但反馈的目的在于制定和更正侦查政策,因此可以归类于决策过程。
2 内卷化的核心要义是指一种社会或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发展到某个阶段形成一定的形式后就停滞不前,只是在内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无法向新的、更高级的形式变迁的状态。控制主体封闭化是指侦查权的控制主体仍然以内部控制为主,侦查行为公开性不够;控制对象个体化是指侦查权的控制并非以组织行为作为控制对象,而是过分强调侦查人员个人的守法行为,忽略侦查控制中的组织文化与组织机制障碍。规范文本过密化是指关于侦查权运行的规范性文件虽然较多,但总体上并没有改变侦查权控制的整体格局,反而加深侦查权的内部控制程度。控制压力基层化是指基层侦查机关既要依法办案,又要在一定程度上涉及非警务活动,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冲突在基层侦查机关体现的较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