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明清民国时期的全真教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主要使用碑刻、方志等新出资料以及《道藏》《藏外道书》等教内资料和保存于各地各级档案中的档案资料,而较少涉及到文学资料。事实上,明清民国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以王重阳度化全真七子为主题的小说、宝卷和善书等,如《七真因果传》《七真祖师列仙传》《七真天仙宝传》《七真宝卷》《金莲仙史》和《重阳七真演义传》等6种不下于40个版本的文学作品。作为现存于上海市图书馆的惟一一个版本,《重阳七真演义传》一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即以神话的方式讲述了王重阳度化七子之事,其中不乏情节错乱、时空颠倒等谬误之处,另一方面又坚定地排除了其他仙传对于七真事迹的抹黑,如妓院修真、房中采战等事。总之,《重阳七真演义传》表明了以养真子为代表的一批全真居士在清末民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全真教的形象重塑和身份护持所做出的努力,而此书曲折的刊刻历史,也体现了全真教与民间宗教之间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
引文
(1)参见张广保著:《明代初期全真教南北宗风研究》,香港:青松出版社,2010年;尹志华著:《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
(2)依笔者愚见,华中师范大学付海晏以民国时期北京白云观为个案所作的系列研究极为精彩,参见付海晏:《安世霖与1940年代北京白云观的宫观改革---以〈白云观全真道范〉为中心的探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22-137页;《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的住持危机》,《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93-108页;《安世霖的悲剧:1946年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第62辑,第43-90页。
(3)Vincent Goossaet:The Taoists of Peking,1800-1949: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Counting the monks:The 1736-1739 Census of The Chinese Clergy”,Late Imperial China,Vol.21(2),2000,pp.40-85;“The Quanzhen Clergy,1700-1950”,in John Lagerwey,ed.,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Vol.II:Taoism and Local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and Paris:cole dExtrême-Orient,2004,pp.699-771;Paul Katz:Images of the Immortal:The Cult of LüDongbin at the Palace of Eternal Jo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
(4)Vincent Goossaert:“Quanzhen,What Quanzhen?Late Imperial Daoist Clerical Identities in Lay Perspective”,in Xun Liu and Vincent Goossaert eds.,Quanzhen Daois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1500-2010,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2013,pp.19-43;Monica Esposito:“The Invention of a Quanzhen Canon:The Wondrous Fate of the Daozang jiyao”,in Xun Liu and Vincent Goossaert eds.,Quanzhen Daois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1500-2010,pp.44-77.
(5)Vincent Goossaet:“The Invention of an Order:Collective Identity in Thirteenth-Century Quanzhen Taoism”,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Vol.29,2001,pp.111-138.
(6)倪俊明:《郑观应研究综述》,《文史哲》2003年第1期,第159-166页。
(7)相关研究,可参见王煜:《郑观应的道教思想》,《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24-25页;邓景滨:《郑观应道号及学道始年考》,《学术研究》1996年第5期,第71-72页;张秀莉:《论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经世实务之关系》,《史林》2007年第6期,第76-85页;欧德良:《郑观应宗教思想刍议》,《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第129-132页;卢伟:《郑观应道教思想研究》,安徽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吴国富:《郑观应学道经历探幽》,《中国道教》2012年第3期,第48-52页。
(8)(9)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78、87页。
(10)[清]高仁峒编:《龙门秘旨》,萧天石主编:《道藏精华》,台北:自由出版社,1976年,第2集第3册,第51页。
(11)同注(8),第1411、1556页。
(12)孔令宏、韩松涛著:《民国杭州道教》,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年,第179页。
(13)韩松涛:《江南全真领袖李理山道长年谱研究》,尹信慧编:《茅山乾元观与江南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8-267页。
(14)Vincent Durand-Dastès:“A Late Qing Blossoming of the Seven Lotus:Hagiographic Novels about the Qizhen”,in Xun Liu and Vincent Goossaert,eds.,Quanzhen Daois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1500-2010,pp.78-112.
(15)赵卫东著:《全真道“五祖”“七真”的形成过程》,香港:青松出版社,2009年,第41、44、46页。
(16)[元]李道谦编:《甘水仙源录》,《道藏》第19册第738页。
(17)(19)(21)(25)(28)(30)[元]赵道一纂:《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道藏》第5册第488、488、488、488、488、488页。
(18)[元]赵道一纂:《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道藏》第5册第415页。
(20)(24)(29)(31)(33)[金]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道藏》第3册第354、364、364、353-354、356页。
(22)[金]王重阳:《重阳全真集》,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43页;《分梨十化集》卷下作:“在家只是二婆呼,出得家缘没火炉。若会修行成锻炼,教人永永唤仙姑。”见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第271页。
(23)[金]马丹阳:《洞玄金玉集》,赵卫东辑校:《马钰集》,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99页。
(26)(34)同注(22),第247、262页。
(27)叶怡菁著:《全真女冠孙不二及〈孙不二元君法语〉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5页。
(32)王昭旭纂:《民国牟平县志》,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卷10,第44页。
(35)关于《七真祖师列仙传》的内容,参见林世天编校:《全真七子传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齐守成、张颖、陈速校点:《全真七子全书》,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
(36)在《灵学丛志》第1卷第8期中,我们找到了王重阳的画像以及王重阳、马丹阳、谭长真、刘长生、丘长春、王玉阳6人的诗,参见上海灵学会:《灵学丛志》,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第1卷第8期。
(37)黄克武著:《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1-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