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南”“北”之分的可能性与论说限度
|
摘要
南方与北方,是自然地理空间,也是人文地理空间,同时与文学创作具有密切关系。1905年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讨论到唐代存在"北方之诗"与"南方之诗"的现象,值得进一步回应。其实这是讨论唐代文学地理学值得关注的切入点,也可作为研究唐代诗歌史的重要课题。唐代"北方之诗"与"南方之诗"无论看作一种理论性的抽象,或者看作一种现象叙述,都应从地理物质层面、社会学层面和观念意识层面进行综合分析,既注意唐诗中"北方之诗""南方之诗"存在之可能性,又注意两者之间的纠缠与互涵,进行辩证的、有限度的论说。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are both physical geographical spaces and human geographical spaces with a close bearing on literary creations. In 1905,Liu Shipei explicated in his writing,On the Differences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Literature,about the phenomena of "the northern poetry"and "the southern poetry",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and it is actually a breakthrough point for exploring the literary geography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to the poetic history in Tang Dynasty. Viewed either as a theoretic abstraction or as a phenomenal description,both the"northern poetry"and"northern poetry"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geographical material,sociology and mentality with attention paid to both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northern poetry"and the"southern poetry"and the entanglement and mutual inclusion between them so as to conduct dialectical and measured argumentatio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are both physical geographical spaces and human geographical spaces with a close bearing on literary creations. In 1905,Liu Shipei explicated in his writing,On the Differences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Literature,about the phenomena of "the northern poetry"and "the southern poetry",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and it is actually a breakthrough point for exploring the literary geography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to the poetic history in Tang Dynasty. Viewed either as a theoretic abstraction or as a phenomenal description,both the"northern poetry"and"northern poetry"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geographical material,sociology and mentality with attention paid to both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northern poetry"and the"southern poetry"and the entanglement and mutual inclusion between them so as to conduct dialectical and measured argumentation.
引文
[1]梁启超.中国史叙论[M]//饮冰室文集(六).中华书局,1989.
[2]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M]//国学发微(外五种).扬州:广陵书社,2013.
[3]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M]//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4]梁启超.近代学术之地理的分布[M]//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张九龄.大唐赠使持泾州诸军事泾州剌史牛公碑铭[M]//曲江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7]李筌.太白阴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文征明.文征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方澍.濡须诗选[M].民国14年(1925)木活字本.
[11]黄宗羲.明文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孔尚任.湖海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13]张伟然,周鹏.唐代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及相关问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2).
[14]柯林武德.历史的理念.历史的想象[M].陈明福,译.台北:台北桂冠出版社,1982.
[15]马一浮.老子注[M].虞万里,点校.武汉:崇文书局,2016.
[16]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7]严羽.沧浪诗话[M]//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
[18]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程大昌.雍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0]王维.王右丞集笺注[M].赵殿成,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2]中庸译注[M].李春尧,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6.
[23]陆应阳.广舆记[M].清康熙刻本.
[24]王逸.楚辞章句·九歌[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25]袁康,吴平.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6]王禹偁.小畜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7]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8]皎然.诗式[M]//李壮鹰.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9]尚永亮.唐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0]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林语堂《吾国吾民》一书中有《南方与北方》文,言及南北人文差异,可资参考。见万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5-20页。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南北文风的交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龚鹏程《中国文学史·南北文风的分合》(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等在相关论著中对刘师培论述南北朝的南北文风问题有相当深入的分析。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中辟出专节讨论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地域性和作家分布问题,吴承学《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等对南北地域文学的特点亦多有讨论。专论刘师培该文的论文有王晖、曾小月《试论刘师培<试论南北文学不同论>》(雷雪峰主编《世界文学评论》第3辑,世界图书广东出版公司2014年版)、谭敏《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简论》(《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吴键《“文质”与“南北”: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探析》(《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等。需要提及的是,南北问题,在西方史学、哲学、文学、地理学、生态文艺理论中有较多的讨论,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张伯伟《中华文化通志·诗词曲志》第五章《唐诗的发展·南北文风的交融和唐诗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一系列《唐代文学史》都讨论了唐代南北文风交融问题,有重要启示。
(1)按,1938年钱基博著《近百年湖南学风》,在其《导言》中对人地之文学关系、湖湘人文地理有更深入的论述,见《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页。
(2)参见曹诗图、王衍用:《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载《地理科学》1996年第1期。
(1)先秦以来,关于南北地域文化差异的论说很多,兹不赘述。参见刘红红、张玉春:《从<诗经>、“楚辞”看先秦时代南北文化的差异》,载《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2)按:其“中”“晚”,应是四唐分期说的“盛”“中”“晚”。
(3)按,张伟然等在论文中所称“中唐”,应是按照“四唐”分期,与刘师培按照“三唐”分期的“中唐”概念不同。
(1)睿宗景云二年(711)朝廷派遣巡察的使臣回奏,认为山南道控带江山,疆界辽阔,于是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分置十五道时,山南两道的划分得到延续,山南东道治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山南西道治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市)。参见史念海:《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见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0页。
(1)谢元鲁《唐代官吏的贬谪流放与赦免》(见郑学檬主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5-108页)。其中关于“陇右道不是官吏左降的地点”的看法不准确。李方在《唐代西域的贬谪官吏》一文中已经指出:“事实上,唐代陇右道的西州和庭州都有贬谪官吏,我们在史书和传世墓志中看到,裴行俭和袁公瑜就是贬谪到西州的官员,而来济则是贬谪到庭州的官员。”(《新疆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2]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M]//国学发微(外五种).扬州:广陵书社,2013.
[3]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M]//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4]梁启超.近代学术之地理的分布[M]//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张九龄.大唐赠使持泾州诸军事泾州剌史牛公碑铭[M]//曲江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7]李筌.太白阴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文征明.文征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方澍.濡须诗选[M].民国14年(1925)木活字本.
[11]黄宗羲.明文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孔尚任.湖海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13]张伟然,周鹏.唐代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及相关问题[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2).
[14]柯林武德.历史的理念.历史的想象[M].陈明福,译.台北:台北桂冠出版社,1982.
[15]马一浮.老子注[M].虞万里,点校.武汉:崇文书局,2016.
[16]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7]严羽.沧浪诗话[M]//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
[18]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程大昌.雍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0]王维.王右丞集笺注[M].赵殿成,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2]中庸译注[M].李春尧,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6.
[23]陆应阳.广舆记[M].清康熙刻本.
[24]王逸.楚辞章句·九歌[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25]袁康,吴平.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6]王禹偁.小畜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7]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8]皎然.诗式[M]//李壮鹰.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9]尚永亮.唐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0]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林语堂《吾国吾民》一书中有《南方与北方》文,言及南北人文差异,可资参考。见万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5-20页。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南北文风的交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龚鹏程《中国文学史·南北文风的分合》(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等在相关论著中对刘师培论述南北朝的南北文风问题有相当深入的分析。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中辟出专节讨论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地域性和作家分布问题,吴承学《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等对南北地域文学的特点亦多有讨论。专论刘师培该文的论文有王晖、曾小月《试论刘师培<试论南北文学不同论>》(雷雪峰主编《世界文学评论》第3辑,世界图书广东出版公司2014年版)、谭敏《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简论》(《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吴键《“文质”与“南北”: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探析》(《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等。需要提及的是,南北问题,在西方史学、哲学、文学、地理学、生态文艺理论中有较多的讨论,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张伯伟《中华文化通志·诗词曲志》第五章《唐诗的发展·南北文风的交融和唐诗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一系列《唐代文学史》都讨论了唐代南北文风交融问题,有重要启示。
(1)按,1938年钱基博著《近百年湖南学风》,在其《导言》中对人地之文学关系、湖湘人文地理有更深入的论述,见《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页。
(2)参见曹诗图、王衍用:《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载《地理科学》1996年第1期。
(1)先秦以来,关于南北地域文化差异的论说很多,兹不赘述。参见刘红红、张玉春:《从<诗经>、“楚辞”看先秦时代南北文化的差异》,载《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2)按:其“中”“晚”,应是四唐分期说的“盛”“中”“晚”。
(3)按,张伟然等在论文中所称“中唐”,应是按照“四唐”分期,与刘师培按照“三唐”分期的“中唐”概念不同。
(1)睿宗景云二年(711)朝廷派遣巡察的使臣回奏,认为山南道控带江山,疆界辽阔,于是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分置十五道时,山南两道的划分得到延续,山南东道治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山南西道治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市)。参见史念海:《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见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0页。
(1)谢元鲁《唐代官吏的贬谪流放与赦免》(见郑学檬主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5-108页)。其中关于“陇右道不是官吏左降的地点”的看法不准确。李方在《唐代西域的贬谪官吏》一文中已经指出:“事实上,唐代陇右道的西州和庭州都有贬谪官吏,我们在史书和传世墓志中看到,裴行俭和袁公瑜就是贬谪到西州的官员,而来济则是贬谪到庭州的官员。”(《新疆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