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刘贺墓墓园遗迹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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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昏侯刘贺墓的发现和发掘,是汉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主要体现在其完整性上。不过,目前这些信息源提供的海昏侯刘贺墓的资料,远不能满足我们认识上面提到的该墓地多方面"完整性"的需求。地下遗存从已公布的材料来看,其完整性尚没展现,还难以对墓室结构、棺椁形制、从器组合、器物类型等问题进行探讨。相比较而言,地面遗迹所展现的完整性信息稍微充分。因此,本文主要针对海昏侯刘贺墓地上墓园及其相关问题做些初步的分析。
Discovering and excavating the mausoleum of Haihun Marquis LIU He is an important harvest of archaeology of the Han Dynasty,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its completeness. However,the existing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se sources on the mausoleum of Haihun Marquis LIU He can 't meet our "integrity"requirements on the mausoleum mentioned in the cognitive aspect. Judging from the published materials,we think that the integrity of the underground remains has not unfolded yet,and it is difficult to discuss the structure of the mausoleum,the coffin shape,the combination of the device,the type of utensil,etc. Comparatively speaking,the integrity of the ground remains is slightly fuller. This article is to conduct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mausoleum of Haihun Marquis LIU He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Discovering and excavating the mausoleum of Haihun Marquis LIU He is an important harvest of archaeology of the Han Dynasty,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its completeness. However,the existing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se sources on the mausoleum of Haihun Marquis LIU He can 't meet our "integrity"requirements on the mausoleum mentioned in the cognitive aspect. Judging from the published materials,we think that the integrity of the underground remains has not unfolded yet,and it is difficult to discuss the structure of the mausoleum,the coffin shape,the combination of the device,the type of utensil,etc. Comparatively speaking,the integrity of the ground remains is slightly fuller. This article is to conduct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mausoleum of Haihun Marquis LIU He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引文
[1]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取得重要发现[N].中国文物报,2015-11-06.
[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晨报》编著.发现海昏侯[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
[3]孙慰祖.马王堆三号墓墓主之争与利豨封泥的复原[J].上海文博,2002,(2);陈松长.马王堆三号墓主的再认识[J].文物,2003,(8);孙慰祖.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与封泥之再研究[J].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4,(1).
[4]曹婉如,郑锡煌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至元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5]董珊.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居葬图》[C].长沙马王堆简帛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4.
[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J].考古与文物,2009,(5).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1,(8).
[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J].文博,1999,(6).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M].北京:重庆出版社,2002;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J].考古,2007,(11).
[10]张丽萍,王星.古周原找到一座城[N].宝鸡日报,2013-08-23;赵建兰.陕西周原遗址又有新发现[N].中国文化报,2014-02-11.
[11]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J].考古学报,1998,(3).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县文管会.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
[1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J].文物,2001,(8).
[14]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5]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J].南方文物,2016,(3).
[16]刘瑞.海混侯刘贺墓墓园制度初探[J].南方文物,2016,(3).
[17]杨富斗,王金平,田建文.新绛柳泉墓地调查、发掘报告[C].晋都新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1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1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墓(第一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20]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J].考古学报,1982,(1).
[21]白云翔.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J].南方文物,2016,(3).
[22]张仲立,刘慧中.海昏侯刘贺墓逾制几论[J].南方文物,2016,(3).
[23]胡斌.从西安凤栖园西汉家族墓地来看西汉列侯墓地的几个问题[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白云翔指出:“诸侯王墓和列侯墓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等级,而海昏侯刘贺卒时只是一个列侯,将刘贺墓与诸侯王墓进行比较本来是不适宜的。但是,考虑到刘贺曾经长期为昌邑王以及刘贺墓的复杂性,将其置于西汉王侯陵墓考古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和思考,又是必要的。”参看白云翔:《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1)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7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第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翔县博物馆:《雍城十四号秦公陵园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雍城一、六号秦公陵园第三次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下文所引雍城陵区的考古资料,凡出自上述论文的不再注明。
(2)中山王厝墓《兆域图》只画有两重陵园,里层园墙标注“内宫垣”的文字,外层园墙标注“中宫垣”的文字,在中山王错陵园外,或许还有与其他中山王陵园共用的“外宫垣”,即第三层陵园的园墙。参看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1期。
(1)《后汉书·孝和孝疡帝纪》:“十一月癸卯,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诏曰:‘高祖功臣萧、曹为首,有传世不绝之义。曹相国后容城侯无嗣。朕望长陵东门,见二臣之垅,循其远节,每有感焉!'。”李贤注引《东观记》曰:“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又引《庙记》云:“曹参累在长陵旁,道北,近萧何家。”
(2)当然,汉代列侯墓园的主墓都居于墓园区的右侧,次墓居于墓园区的左侧,因而墓园的正对主墓墓道的大门,自然也会偏向其中一侧,不会位于正中。
(1)《汉书·文帝纪》:“未央宫东阙罘罳灾。”颜师古注:“罘罳,谓连阙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汉西京罘罳,合板为之,亦筑土为之,每门阙殿舍皆有焉。”
(2)陈规《守城机要》:“城身,旧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务攻角,以其易为力也。城角上皆有敌楼、战棚,盖是先为堤备。苟不改更,攻城者终是得利。且以城之东南角言之,若直是东南角攻,则无足畏。炮石力小,则为敌楼、战棚所隔;炮石力大,则必过入城里。若攻城人于城东立炮,则城上东西数十步,人必不能立;又于城南添一炮,则城上南北数十步,人亦不能立,便可进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旧制也。须是将城角少缩向里。”
(3)《汉书·五行志上》:“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五年夏四月)乙丑,恭陵东阙火。”《汉书·五行志上》:“(永始元年正月)戊午,戾后园南阙灾。”《汉书·五行志上》:“鸿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庙北阙灾。”
(4)根据汉景帝阳陵的勘探结果,阳陵的帝陵“陵园平面为正方形,……四边有夯土围墙,……四墙中部均有三出阙门”,其中南门阙已经进行了发掘,可知系一主二副的三出门阙无疑;其余三面是否都是有阙之门,如果都有阙门,那就是四出均有阙门,这就是门阙的最高形式了。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文博》1999年第6期。
(1)《史记·高祖本纪》卷八:“高祖萧丞相营作未央宫,前殿、武库、太仓。”
(2)《史记·武帝本纪》:“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索隐》:“《三辅黄图》云:‘武帝营建章,起凤阙,高三十五丈。…'…《三辅故事》云:‘北有圜阙,高二十丈,上有铜凤皇,故曰凤阙也。'”
(3)《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语。
(4)《史记·高祖本纪》正义语。张守节认为,“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
(5)所谓“甲”字形墓系墓室宽于墓道,墓室加墓道的平面形态近似汉字的“甲”字,因而得名。实际上,有些“甲”字形墓葬的墓室与墓道后端等宽,平面已经有点不像“甲”字,也因其墓室与墓道有明显的分界(如深度不同等),也都归属于“甲”字形墓的范畴。
(1)《汉书·昌邑哀王髆传》卷六三:“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于有鼻,死不为置后,以为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陛下圣仁,于贺甚厚,虽舜于象无以加也。宜以礼绝贺,以奉天意。愿下有司议。'议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元帝即位,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至孙,今见为侯。”
(2)此文即将刊印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8年1月29日登载了袁慧晶、屈婷《海昏侯墓园五号墓墓主身份公布:为刘贺长子刘充国》的报道。在海昏侯五号墓棺的实验室考古阶段,考古学家在棺内墓主腰部左侧清理出龟钮金属印章一枚,印文为“刘充国印”。新的资料证实五号墓的墓主是海昏侯之子而非姬妾的推断,但墓主应是先袭位的刘充国而非其弟刘奉亲。因此,海昏侯墓园子嗣墓位的排列应该不是简单地自西向东,而是从正对刘贺墓的北侧中央开始,再按先西后东的方位排列。
(1)从现有诸侯王陵的墓葬封土形态来看,河北定县八角廓中山怀王刘修墓的封土为圆基穹庐形,如果原报道所附平面图是准确的话,诸侯王陵的封土也不尽是方基覆斗形。参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图三。
(2)杨家湾四、五号墓,原简报推测是有可能是绛侯周勃、条侯周亚夫父子之墓,可备一说。见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3)长沙401号汉墓出土有姓名为“刘骄”的银质印章,墓葬位置在长沙王后墓的东北20米处,原报告称“刘骄与长沙王后当系同一家属……墓主人系王族亦属可能”。既然刘骄是埋葬在长沙王陵内的与长沙王同姓的男性,应该是长沙王之子嗣,与侯的身份相近。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发掘报告》,第95~9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4)徐州韩山1、2号墓距离楚王墓约0.5千米,墓上皆有高大的圆形封土,其中1号墓从随葬器物看为女性,墓内出土有丝缕玉衣残片,“刘縡”、“妾縡”的玉印,原简报判断其身份“其为楚王近属的可能性较大”,有可能是楚王之女,其身份相当于列侯夫人。见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第2期。
(1)《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何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也。”可知秦献公、孝公墓有封土。
(2)《后汉纪·孝章皇帝纪上》卷第十一:“上即位,太后诏三辅:诸马婚亲有嘱托郡县干乱吏治者,以法闻。防等治母丧,起坟逾制度,太后以为言,即时削减。”元胡三省曰:“汉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有差。”
[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晨报》编著.发现海昏侯[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
[3]孙慰祖.马王堆三号墓墓主之争与利豨封泥的复原[J].上海文博,2002,(2);陈松长.马王堆三号墓主的再认识[J].文物,2003,(8);孙慰祖.马王堆汉墓出土印章与封泥之再研究[J].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4,(1).
[4]曹婉如,郑锡煌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至元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5]董珊.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居葬图》[C].长沙马王堆简帛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4.
[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J].考古与文物,2009,(5).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1,(8).
[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J].文博,1999,(6).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M].北京:重庆出版社,2002;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J].考古,2007,(11).
[10]张丽萍,王星.古周原找到一座城[N].宝鸡日报,2013-08-23;赵建兰.陕西周原遗址又有新发现[N].中国文化报,2014-02-11.
[11]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J].考古学报,1998,(3).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地区文物组,曲阜县文管会.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
[1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J].文物,2001,(8).
[14]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5]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J].南方文物,2016,(3).
[16]刘瑞.海混侯刘贺墓墓园制度初探[J].南方文物,2016,(3).
[17]杨富斗,王金平,田建文.新绛柳泉墓地调查、发掘报告[C].晋都新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1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1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墓(第一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20]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J].考古学报,1982,(1).
[21]白云翔.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J].南方文物,2016,(3).
[22]张仲立,刘慧中.海昏侯刘贺墓逾制几论[J].南方文物,2016,(3).
[23]胡斌.从西安凤栖园西汉家族墓地来看西汉列侯墓地的几个问题[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白云翔指出:“诸侯王墓和列侯墓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等级,而海昏侯刘贺卒时只是一个列侯,将刘贺墓与诸侯王墓进行比较本来是不适宜的。但是,考虑到刘贺曾经长期为昌邑王以及刘贺墓的复杂性,将其置于西汉王侯陵墓考古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和思考,又是必要的。”参看白云翔:《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1)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7期;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第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翔县博物馆:《雍城十四号秦公陵园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雍城一、六号秦公陵园第三次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下文所引雍城陵区的考古资料,凡出自上述论文的不再注明。
(2)中山王厝墓《兆域图》只画有两重陵园,里层园墙标注“内宫垣”的文字,外层园墙标注“中宫垣”的文字,在中山王错陵园外,或许还有与其他中山王陵园共用的“外宫垣”,即第三层陵园的园墙。参看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1期。
(1)《后汉书·孝和孝疡帝纪》:“十一月癸卯,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诏曰:‘高祖功臣萧、曹为首,有传世不绝之义。曹相国后容城侯无嗣。朕望长陵东门,见二臣之垅,循其远节,每有感焉!'。”李贤注引《东观记》曰:“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又引《庙记》云:“曹参累在长陵旁,道北,近萧何家。”
(2)当然,汉代列侯墓园的主墓都居于墓园区的右侧,次墓居于墓园区的左侧,因而墓园的正对主墓墓道的大门,自然也会偏向其中一侧,不会位于正中。
(1)《汉书·文帝纪》:“未央宫东阙罘罳灾。”颜师古注:“罘罳,谓连阙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崔豹《古今注》:“汉西京罘罳,合板为之,亦筑土为之,每门阙殿舍皆有焉。”
(2)陈规《守城机要》:“城身,旧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务攻角,以其易为力也。城角上皆有敌楼、战棚,盖是先为堤备。苟不改更,攻城者终是得利。且以城之东南角言之,若直是东南角攻,则无足畏。炮石力小,则为敌楼、战棚所隔;炮石力大,则必过入城里。若攻城人于城东立炮,则城上东西数十步,人必不能立;又于城南添一炮,则城上南北数十步,人亦不能立,便可进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旧制也。须是将城角少缩向里。”
(3)《汉书·五行志上》:“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五年夏四月)乙丑,恭陵东阙火。”《汉书·五行志上》:“(永始元年正月)戊午,戾后园南阙灾。”《汉书·五行志上》:“鸿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庙北阙灾。”
(4)根据汉景帝阳陵的勘探结果,阳陵的帝陵“陵园平面为正方形,……四边有夯土围墙,……四墙中部均有三出阙门”,其中南门阙已经进行了发掘,可知系一主二副的三出门阙无疑;其余三面是否都是有阙之门,如果都有阙门,那就是四出均有阙门,这就是门阙的最高形式了。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文博》1999年第6期。
(1)《史记·高祖本纪》卷八:“高祖萧丞相营作未央宫,前殿、武库、太仓。”
(2)《史记·武帝本纪》:“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索隐》:“《三辅黄图》云:‘武帝营建章,起凤阙,高三十五丈。…'…《三辅故事》云:‘北有圜阙,高二十丈,上有铜凤皇,故曰凤阙也。'”
(3)《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语。
(4)《史记·高祖本纪》正义语。张守节认为,“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
(5)所谓“甲”字形墓系墓室宽于墓道,墓室加墓道的平面形态近似汉字的“甲”字,因而得名。实际上,有些“甲”字形墓葬的墓室与墓道后端等宽,平面已经有点不像“甲”字,也因其墓室与墓道有明显的分界(如深度不同等),也都归属于“甲”字形墓的范畴。
(1)《汉书·昌邑哀王髆传》卷六三:“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于有鼻,死不为置后,以为暴乱之人不宜为太祖。海昏侯贺死,上当为后者子充国;充国死,复上弟奉亲;奉亲复死,是天绝之也。陛下圣仁,于贺甚厚,虽舜于象无以加也。宜以礼绝贺,以奉天意。愿下有司议。'议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元帝即位,复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至孙,今见为侯。”
(2)此文即将刊印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8年1月29日登载了袁慧晶、屈婷《海昏侯墓园五号墓墓主身份公布:为刘贺长子刘充国》的报道。在海昏侯五号墓棺的实验室考古阶段,考古学家在棺内墓主腰部左侧清理出龟钮金属印章一枚,印文为“刘充国印”。新的资料证实五号墓的墓主是海昏侯之子而非姬妾的推断,但墓主应是先袭位的刘充国而非其弟刘奉亲。因此,海昏侯墓园子嗣墓位的排列应该不是简单地自西向东,而是从正对刘贺墓的北侧中央开始,再按先西后东的方位排列。
(1)从现有诸侯王陵的墓葬封土形态来看,河北定县八角廓中山怀王刘修墓的封土为圆基穹庐形,如果原报道所附平面图是准确的话,诸侯王陵的封土也不尽是方基覆斗形。参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图三。
(2)杨家湾四、五号墓,原简报推测是有可能是绛侯周勃、条侯周亚夫父子之墓,可备一说。见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3)长沙401号汉墓出土有姓名为“刘骄”的银质印章,墓葬位置在长沙王后墓的东北20米处,原报告称“刘骄与长沙王后当系同一家属……墓主人系王族亦属可能”。既然刘骄是埋葬在长沙王陵内的与长沙王同姓的男性,应该是长沙王之子嗣,与侯的身份相近。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发掘报告》,第95~97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4)徐州韩山1、2号墓距离楚王墓约0.5千米,墓上皆有高大的圆形封土,其中1号墓从随葬器物看为女性,墓内出土有丝缕玉衣残片,“刘縡”、“妾縡”的玉印,原简报判断其身份“其为楚王近属的可能性较大”,有可能是楚王之女,其身份相当于列侯夫人。见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年第2期。
(1)《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何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也。”可知秦献公、孝公墓有封土。
(2)《后汉纪·孝章皇帝纪上》卷第十一:“上即位,太后诏三辅:诸马婚亲有嘱托郡县干乱吏治者,以法闻。防等治母丧,起坟逾制度,太后以为言,即时削减。”元胡三省曰:“汉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