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黔北地区广泛分布着宋代石室墓,与川渝地区保持着一致性。"四神"雕刻普遍流行,是川渝黔地区宋墓中的主要装饰题材之一。北宋墓因发现数量较少,其四神情况不明晰。黔北地区宋墓"四神"雕刻似乎有一个由侧壁龛底、顶(藻井)往侧壁中间发展,摆放的方向从横向往竖向演变的过程,而朱雀、玄武,一般置于墓顶藻井壁和横梁上。"四神"在宋墓里,除具装饰作用外,均与道教信仰的兴盛有关。而到南宋中期,以杨粲墓为代表的圆雕龙虎柱的表现形式,更多表达的是杨氏家族作为地方土司首领的身份、地位,彰显其势力之强大,蕴含了更为丰富的意义。随着南宋晚期川渝地区造像之风的衰退,宋墓石刻装饰大幅衰减,而贵州黔北的土司墓葬"四神"的表达,逐渐隐藏于棺床下的腰坑里,与道教堪舆的兴盛密切关联。
引文
[1]张定福、万光云:《遵义桃溪寺宋墓》,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第371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2](元)袁桷:《播州安抚使杨忠宣公神道碑铭》,《清容居士集》卷二六,第45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3]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遵义地区文化局编:《遵义地区文物志》(内部出版物),第68页,1984年。
[4]《贵州省文物地图集》(草稿)。
[5]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6]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遵义地区文化局编:《遵义地区文物志》(内部出版物),第70页。
[7]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遵义地区文化局编:《遵义地区文物志》(内部出版物),第66页。
[8]四川省博物馆、广元县文管所:《四川广元石刻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第6期。
[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资中县文物管理所:《四川资中县大包山宋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1期。
[10]四川省博物馆、荣昌县文化馆:《四川荣昌县沙坝子宋墓》,《文物》1984年第7期。
[11]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叙永天池宋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10年第2期。
[12]宋先世:《遵义狮子山宋石刻墓》,《贵州文博》1993年第1、2期。
[13]政协遵义县宣教文卫委员会等编:《遵义县文物志》第1集(内部出版物),第20页,2003年。
[14]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遵义地区文化局编:《遵义地区文物志》(内部出版物),第69页。
[1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华蓥安丙墓》,第94、130~13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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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翁泽坤:《两岔河宋墓考古发掘保护报告》(内部资料)。
[18]翁泽坤:《仁怀名酒工业园区工程建设文物考古考古调查报告》(内部资料)。
[19]周必素:《正安新州官田宋墓清理简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贵州田野考古报告集(1993~2013)》,第282~285页,科学出版社,2014年。
[20]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彭山县文化馆:《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2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叙永天池宋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10年第2期。
[22]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贵州桐梓宋明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2期。
[23]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遵义地区文化局编:《遵义地区文物志》(内部出版物),第61页。
[24]贵州省博物馆:《遵义杨粲墓发掘报告(初稿)》,1965年。
[25]早年考古发掘资料,墓葬雕刻现存于桐梓县文物管理所。
[26]贵州省博物馆发掘组:《贵州桐梓宋墓的清理》,《考古》1958年第2期。
[27]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遵义地区文化局编:《遵义地区文物志》(内部出版物),第51页。
[2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华蓥安丙墓》,第27、28、52~55页。
[2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泸县宋墓》,第9、40页。
[30]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安顺旧州松林村一号墓清理简报》,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第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