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傅斯年与蒋介石关系研究(1945—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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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蒋介石、傅斯年在抗战时期累积的良好关系在战后得以延续、加深。蒋、傅在"一二·一"惨案善后中有密切互动,但他们在处置方式上有明显分歧。傅采取一切办法促使学潮早日结束,令蒋满意。基于共同的反共立场,傅斯年希望蒋介石能实行真正的改革,以维系国民党政权并有效反共,为达此目的,傅坚持不加入政府,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对蒋犯颜直谏。国共战局逆转后,傅之反共立场益加坚定,傅之"反共"始终与"抗俄"紧密联系。因政治上的良好合作,傅、蒋私谊亦日渐加深。
The good relations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Fu Ssu-nien formed in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were continued and deepened.Chiang Kai-shek and Fu Ssu-nien had close interaction in dealing with the "December 1 st" Massacre.But their opinions on how to deal with it were quite different.Fu Ssu-nien took all actions to make the student strike end earlier,which Chiang Kai-shek was quite satisfied with.On the same base of anti-communist,Fu Ssu-nien hoped that Chiang Kai-shek could carry out the real reforms to uphold the Kuomin Tang regime and crack down communist effectively.In order to realize this purpose,Fu Ssu-nien insisted in not joining in the government,and criticized Chiang Kai-shek sincerely with the identity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After the war situation between Kuomin Tang and Communist Party became worse,the position of the anti-communist of Fu Ssu-nien was firmer,and Fu Ssu-nien's anti-communist was quite close with anti-Russian.The private friendship between Fu Ssu-nien and Chiang Kai-shek was closer and closer because of the good political cooperation.
The good relations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Fu Ssu-nien formed in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were continued and deepened.Chiang Kai-shek and Fu Ssu-nien had close interaction in dealing with the "December 1 st" Massacre.But their opinions on how to deal with it were quite different.Fu Ssu-nien took all actions to make the student strike end earlier,which Chiang Kai-shek was quite satisfied with.On the same base of anti-communist,Fu Ssu-nien hoped that Chiang Kai-shek could carry out the real reforms to uphold the Kuomin Tang regime and crack down communist effectively.In order to realize this purpose,Fu Ssu-nien insisted in not joining in the government,and criticized Chiang Kai-shek sincerely with the identity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After the war situation between Kuomin Tang and Communist Party became worse,the position of the anti-communist of Fu Ssu-nien was firmer,and Fu Ssu-nien's anti-communist was quite close with anti-Russian.The private friendship between Fu Ssu-nien and Chiang Kai-shek was closer and closer because of the good political cooperation.
引文
(1)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7—227页;马亮宽:《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玉法:《傅斯年的政治理念》,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199页。
(2)按,笔者2016年从台北“国史馆”查到有关这方面大量电报。
(3)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10200-00175-043-001。
(4)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77页。
(5)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9—21页。
(6)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军政当局制造的屠杀西南联大等校学生4人、打伤多人的惨案。
(7)代表性成果有: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闻黎明:《傅斯年与“一二·一”惨案的善后》,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6—85页。
(8)⑩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版,第128—129、182页。
(9)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1640页。
(10)按,蒋介石不仅在诸如宴请毛泽东等这类重要活动中邀傅出席,还经常有气氛轻松的会见、餐叙。而傅对蒋亦评价颇好,认为蒋“比以前现实”,有“大进步”。参阅《新华日报》1945年9月3日;《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38、1648页。
(11)仅有王汎森、杨奎松两位学者略有道及。王指出:蒋邀傅来解决这一事件。(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202页);杨指出:傅赴昆,“系蒋介石授意请来协助善后”。(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
(12)据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582-004。
(13)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1937—1946》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页。
(14)《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60页。李宗黄其人及其罪过一节,已研究的颇详明。可参考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
(15)⑤(11)《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65、1658,1656,1658页。
(16)⑩(12)“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5、28页。
(17)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10300-00057-065。
(18)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10300-00057-066。
(19)按,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据友人抄自斯坦福大学之原件,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2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4册,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57页。
(21)《蒋中正日记》,1945年12月8日之《上星期反省录》。
(22)《蒋中正日记》,1945年12月15日之《上星期反省录》。
(23)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582-004;又参考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60页。
(24)据蒋介石12月7日《日记》,知朱经农赴昆,系蒋之所派。杨奎松在《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中说朱家骅派朱经农赴昆,不确。
(25)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016-087-002。
(26)④⑤⑥《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58、1659、1660—1661、1661页。
(27)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55—556、407—408,557—558页。
(28)《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31页。
(29)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30)《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62页。按,自12月2日至22日的历次教授会议中,几乎都有要求政府惩凶的要求。22日教授会又决议:将17日教授会议请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改为“以两个月”为“最大限度”,否则教授全体辞职。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52—563页。
(31)按,12月15日以后蒋介石不再提“解散大学、学生军训”。18日,蒋电令朱家骅;将操纵学潮的“少数反动学生”一律开除学籍。这与解散大学相比,已大有让步,但手段仍然是强硬的。
(32)闻黎明:《傅斯年与“一二·一”惨案的善后》,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第75—86页。
(33)《蒋中正日记》,1946年6月1日。
(34)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07页。
(35)《胡适研究通讯》2015年第4期(总32期),第30页。
(36)④⑤⑥⑦⑧(14)(16)《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719—1720、1738、1554、1735、1735—1737、1686、1673、1673页。
(37)⑨⑩(11)(12)(13)(18)(19)(20)《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499—500、503、498、506、502、502、498—499、500、502页。
(3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56—57页。
(39)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2-080200-00622-029-001、002-080200-00622-029-002。
(40)《申报》1946年7月6日。
(41)《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502页。
(42)《世纪评论》第7期,1947年2月15日。
(43)《蒋中正日记》,1947年2月21日。
(44)《申报》1947年9月13日。
(45)⑦《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73、1666页。
(46)《人民日报》1947年1月10日。
(47)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400-00009-102-001。
(48)⑩《申报》1947年6月28日。
(49)(13)《申报》1947年7月16日。
(50)《申报》1947年9月1日。
(51)②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07、146—148页。
(52)《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771页。
(53)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3-00005-352-001、002-090103-00005-352-002。
(54)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1062000009065a、001062000009066a。
(55)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1062000009075a。
(56)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1062000009075a、001062000009076a。
(57)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1062000009077a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38页。
(58)⑥(13)(15)(20)(21)《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06、1675、1851、1851、1841—1846、1853页。
(59)⑤⑦⑧⑨⑩(11)(12)(14)(1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09、109、113、143—146、109、131、129、1、151、153页。
(60)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43-168-001、002-080200-00543-168-002。
(61)台北“国史馆”藏档,全宗号“国民政府”,卷名“蒋中正当选首任总统庆贺电文”,档号:001011410004137。
(62)胡适1948年9月29日《日记》,《胡适的日记》第16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原书无页码。
(63)《夏鼐日记》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
(64)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400-00028-056-001。
(65)(12)《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861—1862、1734页。
(66)《雷震全集》第31册,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74页。
(67)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4-00001-325-001。
(68)《自由中国》第2卷第8期,1950年4月16日。
(69)《“国立台湾大学”校刊》第76期,1950年7月15日。
(70)《“中央日报”》1950年2月16日。
(71)《大公报》1946年2月25日。
(72)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2-080200-00622-029-001、002-080200-00622-029-002。
(73)《自由中国》第2卷第4期,1950年2月16日。
(74)可参考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179—180页。
(75)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档号:Ⅲ990。
(76)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档号:Ⅲ993。
(77)《申报》1948年8月21日;傅斯年:《我们为什么要抗俄反共?》。
(78)《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847—1852页。
(2)按,笔者2016年从台北“国史馆”查到有关这方面大量电报。
(3)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10200-00175-043-001。
(4)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77页。
(5)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9—21页。
(6)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军政当局制造的屠杀西南联大等校学生4人、打伤多人的惨案。
(7)代表性成果有: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闻黎明:《傅斯年与“一二·一”惨案的善后》,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6—85页。
(8)⑩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版,第128—129、182页。
(9)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1640页。
(10)按,蒋介石不仅在诸如宴请毛泽东等这类重要活动中邀傅出席,还经常有气氛轻松的会见、餐叙。而傅对蒋亦评价颇好,认为蒋“比以前现实”,有“大进步”。参阅《新华日报》1945年9月3日;《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38、1648页。
(11)仅有王汎森、杨奎松两位学者略有道及。王指出:蒋邀傅来解决这一事件。(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202页);杨指出:傅赴昆,“系蒋介石授意请来协助善后”。(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
(12)据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582-004。
(13)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1937—1946》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页。
(14)《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60页。李宗黄其人及其罪过一节,已研究的颇详明。可参考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
(15)⑤(11)《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65、1658,1656,1658页。
(16)⑩(12)“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5、28页。
(17)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10300-00057-065。
(18)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10300-00057-066。
(19)按,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据友人抄自斯坦福大学之原件,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2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4册,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57页。
(21)《蒋中正日记》,1945年12月8日之《上星期反省录》。
(22)《蒋中正日记》,1945年12月15日之《上星期反省录》。
(23)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80200-00582-004;又参考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560页。
(24)据蒋介石12月7日《日记》,知朱经农赴昆,系蒋之所派。杨奎松在《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中说朱家骅派朱经农赴昆,不确。
(25)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300-00016-087-002。
(26)④⑤⑥《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58、1659、1660—1661、1661页。
(27)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55—556、407—408,557—558页。
(28)《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31页。
(29)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30)《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62页。按,自12月2日至22日的历次教授会议中,几乎都有要求政府惩凶的要求。22日教授会又决议:将17日教授会议请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改为“以两个月”为“最大限度”,否则教授全体辞职。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2卷,第552—563页。
(31)按,12月15日以后蒋介石不再提“解散大学、学生军训”。18日,蒋电令朱家骅;将操纵学潮的“少数反动学生”一律开除学籍。这与解散大学相比,已大有让步,但手段仍然是强硬的。
(32)闻黎明:《傅斯年与“一二·一”惨案的善后》,王志刚、马亮宽主编:《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论文集》,第75—86页。
(33)《蒋中正日记》,1946年6月1日。
(34)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07页。
(35)《胡适研究通讯》2015年第4期(总32期),第30页。
(36)④⑤⑥⑦⑧(14)(16)《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719—1720、1738、1554、1735、1735—1737、1686、1673、1673页。
(37)⑨⑩(11)(12)(13)(18)(19)(20)《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499—500、503、498、506、502、502、498—499、500、502页。
(3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56—57页。
(39)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2-080200-00622-029-001、002-080200-00622-029-002。
(40)《申报》1946年7月6日。
(41)《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第502页。
(42)《世纪评论》第7期,1947年2月15日。
(43)《蒋中正日记》,1947年2月21日。
(44)《申报》1947年9月13日。
(45)⑦《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73、1666页。
(46)《人民日报》1947年1月10日。
(47)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400-00009-102-001。
(48)⑩《申报》1947年6月28日。
(49)(13)《申报》1947年7月16日。
(50)《申报》1947年9月1日。
(51)②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07、146—148页。
(52)《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771页。
(53)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3-00005-352-001、002-090103-00005-352-002。
(54)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1062000009065a、001062000009066a。
(55)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1062000009075a。
(56)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1062000009075a、001062000009076a。
(57)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1062000009077a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38页。
(58)⑥(13)(15)(20)(21)《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606、1675、1851、1851、1841—1846、1853页。
(59)⑤⑦⑧⑨⑩(11)(12)(14)(18)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朱家骅档案”,档号:301-01-23-784,第109、109、113、143—146、109、131、129、1、151、153页。
(60)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543-168-001、002-080200-00543-168-002。
(61)台北“国史馆”藏档,全宗号“国民政府”,卷名“蒋中正当选首任总统庆贺电文”,档号:001011410004137。
(62)胡适1948年9月29日《日记》,《胡适的日记》第16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原书无页码。
(63)《夏鼐日记》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
(64)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400-00028-056-001。
(65)(12)《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861—1862、1734页。
(66)《雷震全集》第31册,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74页。
(67)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90104-00001-325-001。
(68)《自由中国》第2卷第8期,1950年4月16日。
(69)《“国立台湾大学”校刊》第76期,1950年7月15日。
(70)《“中央日报”》1950年2月16日。
(71)《大公报》1946年2月25日。
(72)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2-080200-00622-029-001、002-080200-00622-029-002。
(73)《自由中国》第2卷第4期,1950年2月16日。
(74)可参考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179—180页。
(75)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档号:Ⅲ990。
(76)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档号:Ⅲ993。
(77)《申报》1948年8月21日;傅斯年:《我们为什么要抗俄反共?》。
(78)《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847—18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