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战后期,由于战后重建的需要,中国政府经济部门和中国经济学界受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借鉴西方国民收入研究理论与方法开始研究中国的国民收入问题。其中,研究成就最突出的是留美经济学博士刘大中和巫宝三,他们以1933年为中心,估算了1931～1936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并对中美国民收入状况作了比较研究。由于处在战时经济状态下,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当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它丰富了民国经济思想的内容,是中国经济学走向近代化的新步幅。
引文
[1]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外一种:国民所得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方显廷.中国之国民所得与工业化前途之展望[J].新经济,1945,12(4).
[3]陈光照.巫宝三:国民所得概论[J].中农月刊,1945,6(10).
[4]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J].中央银行月报,1946(6).
[5]雍文远.中国的国民所得(一九三一—三六年)[J].经济评论,1947,1(1).
[6]邢慕寰.我国国民所得数字的商榷[J].资本市场,1948,1(5).
[7]方锦.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J].经济评论,1948,2(21).
[8]刘佛丁,王玉茹.关于中国近代国民收入研究的状况和展望[J].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3):8-12.
[9]关永强.浅议近代中国GDP核算中调查资料的使用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4):61-68.
[10]倪玉平,徐毅,范鲁文·巴斯.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估值研究——以GDP的测算为中心[J].中国社会科学,2015(5):187-202.
[11]关永强.1933年中国国民所得再考察——浅析巫宝三与刘大中估算的差异[J].财经问题研究,2017(3):19-27.
[12]宋丽智.刘大中经济思想研究——以《美国经济评论》的5篇论文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56-166.
[13]高桥秀臣.支那之富力(本部十八省):中华民国兴隆策之基础[J].国民杂志,1913(5).
[14]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J].经济学报,1944,1(1).
[15]陈振汉.各国经济进步状况考[J].图书季刊,1943(1-2).
[16]Ta-Chung Liu.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36:an exploratory study[D].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46.
[17]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K-P[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236.
[18]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巫宝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9]Pao San Ou.Capital formation and consumers’outlay in China[D].Harvard University,1948.
[20]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M]章建刚,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48.
[21]方显廷.中国之国民所得[J].财政评论,1946,15(4).
(1)Bowley即英国经济统计学家阿瑟·莱昂·鲍利(Arthur Lyon Bowley,1869-1957)。
(2)Stamp即英国经济统计学家乔赛亚·查尔斯·斯坦普(Josiah Charles Stamp,1880-1941)。
(3)当时的“国民收入”一般译为“国民所得”。这一概念从19世纪20年代就引入中国,1924年《中外经济周刊》刊载了《美国国民所得之调查》一文。这一概念的运用当时存在分歧,有的学者将其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GDP)概念。如丁鹄指出:“国民所得是某一时期内一国货物与劳役生产净额的总和。”参见丁鹄:《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中央银行月报》,1946年第6期,后被收录于《丁鹄经济金融理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有的学者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国民所得概念,如巫宝三认为:“国民所得可以看做一个国家里面所生产的全部所得,或是一个国家里面居民所收到的全部所得。前一种国民所得是国内各生产原素在生产活动中的所得,不包括国外所得的收进与国内所得的付出。后一种国民所得要按照前一种国民所得加上在国外投资所收到的所得,同时减去外国人在本国取出的所得。”参见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估计方法论稿》(《经济学报》,1944年第1卷第1期),巫宝三这里所说的前一种国民所得就是GDP,后一种国民所得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
(4)目前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当代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较少关注刘大中1946年出版的英文学术著作《1931-1936年中国国民收入:一个探索性的研究》(China’s National Income 1931-36:An Exploratory Study)和巫宝三1948年在哈佛大学完成的英文博士论文《中国的资本构成和消费支出》(Capital Formation and Consumers’Outlay in China)这两部英文文献。
(5)克林·克拉克(Colin Clark,1905-1989),研究国民生产总值的先驱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出生于英国,先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工作,曾担任澳大利亚政府统计师、工业局局长和昆士兰财政部财务顾问及莫纳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著有《国民收入,1924-31》(The National Income,1924-31)、《国民收入与支出》(National Income and Outlay)、《经济进步之条件》(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等。
(6)该机构是适应抗战时期抗战救国、实施政治经济计划的需要于1940年10月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中央设计局总裁。其职能是主持全国政治经济建设之设计与审核,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编制政治经济计划、审核政府各部门的计划和编制特种计划。1947年中央设计局改隶国民政府。
(7)该所1936年1月成立于上海,抗战爆发后迁往重庆。工作分研究、调查与设计三个方面。前期主要致力于战时经济问题研究,后期则是战时经济问题与战后经济复兴特别是战后工业化问题研究并举。
(8)该文正文后有三个附录:附录一:《一九三三年职业人口总数的一个粗略估计》(A Rough Calculation of Total Working Population in 1933);附录二:《巫宝三刘大中二氏对于农作物总产值估计之比较》(Comparison of P.S.Ou’s and T.C.Liu’s Estimates of Gross Value Product of Agricultural Crops);附录三:《巫宝三消费估计的两个测验》(Two Tests of Mr.Ou’s Estimates of Consumption)。参见方锦:《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经济评论》,1948年第2卷第21期)。
(9)方显廷1945年在《新经济》第12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之国民所得与工业化前途之展望》一文,讨论中国国民所得现状与中国工业化的关系。1946年他在《财政评论》第15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之国民所得》一文,比评了刘大中、巫宝三有关中国国民收入研究的成果。
(10)丁鹄1946年在《中央银行月报》1946年第6期上发表《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一文,对当时有关中国国民所得研究的五种主要成果作了评论。
(11)贝友林加入了巫宝三主持的国民收入问题的研究,1948年他在《实业金融》第1卷第1期上发表《中国国民所得消费与投资》一文,内容包括中央研究院对于中国国民所得的估计方法和结果、库兹涅茨对中央研究院估计方法及结果的修正意见及对库兹涅茨修正意见的批判三个方面。
(12)邢慕寰1948年在《资本市场》第1卷第5期上发表《我国国民所得数字的商榷》一文,对刘大中、巫宝三有关中国国民收入的研究成果及库兹涅茨对刘、巫二人研究的评论作了介绍。
(13)汪馥荪又名汪敬虞,他参加了巫宝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的研究,负责工业部分的国民收入的估算。他发表了《政府储蓄在国民所得中之处理问题》(《经济评论》,1948年第3卷第17期)、《政府收支在计算国民所得中之处理问题》(《实业金融》,1948年第1卷第2期)、《侨民汇款在计算国民所得中之处理问题》(《实业金融》,1948年第1卷第3期)等论文。
(14)哈罗德·G·默尔顿(Harold G·Moulton,1883-1965),出生于密歇根州,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长期在布鲁金斯学会从事研究工作,担任过布鲁金斯学会会长。著有《商业银行和资本形成》(Commercial Banking and Capital Formation,1918)、《社会财政组织》(The Financial Organization of Society,1921)、《战争债务与世界繁荣》(War Debts and World Prosperity,1932)、《美国的交通运输问题》(The American Transportation Problem,1933)、《资本形成》(The Formation of Capital,1935)、《收入与经济进步》(Income and Economic Progress,1935)、《没有经济革命的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 without Economic Revolution,1935)、《资本形成和不平等》(Capital Formation and Inequality,1937)、《经济发展的控制因素》(Controlling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1949)、《美国的财富:近百年来及下一步》(America’s Wealth,The Last Hundred Years and the Next,1952),等等。
(15)参见刘大中为该书英文版所作的《作者致谢》。
(16)现行价格下,1931~1936年间中国历年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69.3%、66.6%、63.5%、61.3%、62.2%、60.5%。参见Ta-Chung Liu: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36:An Exploratory Study(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46:11)。
(17)库兹涅茨1946年受邀来中国,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顾问,在华期间他游历了中国的大中城市和农村,走访了许多银行、企业、公司、钱庄及交易所,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考察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渗透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及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带来的影响,直到1948年底才回到美国。
(18)该文刊发于《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第9卷第8期。
(19)该文刊发于《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第9卷第2期。
(20)原文如此。法币产生于1935年,此处有误,应为1933年币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