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被写入《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立法者亟需关注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的矛盾样态。之所以出现被害人难以参与认罪认罚案件的现象,浅层致因是"影响效率说",即被害人的介入会损害案件办理效率。深层致因是"理念冲突说",即合作性司法理念与恢复性司法理念之间的张力关系。为了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程序的顺畅衔接,立法者应当遵循以下完善思路:第一,把握认罪认罚与和解在成立要件层面的"概念交叉"关系,肯定二者均具有独立的量刑意义,但须避免重复评价;第二,审慎界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刑事和解程序中被害人地位的差异性,赋予被害人有效参与的特定权利,并妥善处理被害人提出不当诉求的难题;第三,在具体规则领域,还需要提升不同诉讼程序类型的层级性,区分认罪认罚与和解在自愿性、合法性方面的审查标准,以及设计层级化的量刑从宽规则。
Now that the system of leniency based on admission of guilt and acceptance of punishment has been written into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legislator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dmission of guilt and acceptance of punishment and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There are shallow and deep causes of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victim in participating in leniency cases: the shallow cause is the "damage of efficiency", that is, the victim's intervention will affect the efficiency of the handling of the case, and the deep cause is "judicial concept conflict", that is, there is some inner tension between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ve justice and the concept of restorative justice. To ensure the smooth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eniency system and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procedure, legislators should adhere to the following line of thinking: 1)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ceptual overl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o recognize that both have independent sentencing significance, and to avoid repetitive evaluation of penalty; 2) to defi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ictim's status in the leniency system and that in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procedure, establish the specific right of the victim to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litigation, and appropriately handle the inappropriate claims made by the victim; 3) to maintain a hierarchy of different types of litigation procedures in specific areas, set separate review standards on voluntariness and legality for the leniency system and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procedure, and design reasonable hierarchical lenient sentencing rules for different sentence circumstances.
引文
(1)需要说明以下两点:第一,刑事和解程序的核心是被追诉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其不仅是诉讼活动,而且是一种刑罚从宽情节,为了便捷论证,本文将“对于当事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情节统一表述为“和解”;第二,虽然公诉案件的和解与自诉案件的和解都具有“和解”要素,但二者存在立法与实践层面的不同,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特点,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论述的“和解”仅指公诉案件的和解。
(2)参见刘少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3期,第131-132页。
(3)参见李本森:《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研究报告——基于18个试点城市的调查问卷分析》,《法学家》2018年第1期,第167-168页。
(4)参见赵恒:《认罪及其自愿性审查:内涵辨析、规范评价与制度保障》,《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44-45页。
(5)参见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58-59页。
(6)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协商制度新论》,琚明亮译,《研究生法学》2016年第4期,第143页。
(7)参见Jonathan Doak,Victims’ Rights in Criminal Trials:Prospects for Participation,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Vol.32,No.2,2005,p.297。
(8)参见许福生:《犯罪被害人保护政策之回顾与展望》,《月旦法学杂志》2010年第3期,第6-8页。
(9)参见王平:《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发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71-72页。
(10)参见唐力:《论协商性司法的理论基础》,《现代法学》2008年第6期,第112-113页。
(11)参见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基础理论十四讲》,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74-75页。
(12)参见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7-494页。
(13)葛琳著:《刑事和解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15页。
(14)参见熊秋红:《认罪认罚从宽的理论审视与制度完善》,《法学》2016年第10期,第100页。
(15)参见施静春、孙本雄:《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及表现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142-143页。
(16)参见刘少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3期,第137-139页。
(17)需要注意的是,《刑事诉讼法》一审稿第15条的表述是“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二审稿则修改为“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
(18)参见赵恒:《认罪及其自愿性审查:内涵辨析、规范评价与制度保障》,《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43-47页。
(19)参见闵春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程序简化》,《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52页。
(20)参见邵劭:《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31页。
(21)参见张智辉:《认罪认罚与案件分流》,《法学杂志》2017年第6期,第12-13页。
(22)参见李卫红:《刑事和解的实体性与程序性》,《政法论坛》2017年第2期,第170-178页。
(23)参见孙谦:《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刑事公诉》,《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5-16页。
(24)参见卢建平:《刑事政策视野中的认罪认罚从宽》,《中外法学》2017年第4期,第1006页。
(25)吴小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反思与路径完善——基于北京试点的观察》,《法律适用》2018年第15期,第81页。
(26)秦宗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疑难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3期,第112页。
(27)参见钱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检视与完善》,《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2期,第159页。
(28)屈学武主编:《刑法改革的进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9页。
(29)参见李少平等主编:《公检法办案标准与适用》(第1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页。
(30)陈庆安、潘庸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期间的问题与应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52-53页。
(31)参见刘方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设路径——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经验的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3期,第100页。
(32)参见秦宗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疑难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3期,第117-121页。
(33)参见魏晓娜:《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84页。
(34)参见陈庆安、潘庸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期间的问题与应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57页。
(35)参见王飞:《论认罪认罚协商机制的构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中的问题的检讨与反思》,《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9期,第160-161页。
(36)参见李本森:《我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研究——与美、德刑事案件快速审理程序之比较》,《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第123页。
(37)参见陈卫东:《澳大利亚检察系统专设证人服务部门》,《检察日报》2014年11月11日第3版。
(38)参见孙谦:《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刑事公诉》,《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3-15页。
(39)参见周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类型体系化探究——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为切入点》,《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4-115页。
(40)参见樊崇义:《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地位与保障机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116页。
(41)参见陈海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程序性问题探析》,《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4期,第149-151页。
(42)参见赵恒:《论从宽的理论基础与体系类型》,《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79页。
(43)参见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89条。
(44)参见李洪杰:《认罪自愿性的实证考察》,《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109-110页。
(45)参见李本森:《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的本地化差异》,《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第525-527页。
(46)参见赵恒:《论量刑从宽——围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分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4期,第74-75页。
(47)参见赵恒:《论从宽的正当性基础》,《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1期,第135、139-140页。
(48)参见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第8页。
(49)参见高通:《德国刑事协商制度的新发展及其启示》,《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第170页。
(50)参见史立梅:《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潜在风险及其防范》,《当代法学》2017年第5期,第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