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国元年(1911),寓居海上的缪荃孙根据自身早年的访书见闻,继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之后,撰写了叙述同治、光绪年间北京琉璃厂书业状况的《琉璃厂书肆后记》。本文就书籍史的研究维度,贯穿以相关史实,诠解缪氏《后记》,以期揭示其社会文化史意义。
引文
(1)这只需参看张之洞《书目答问》卷二《史部·谱录第十二》“书目”门和卷五《丛书目》,即可想见其空前的盛况。
(1)孙殿起《琉璃厂书肆三记》收录于氏著《琉璃厂小志》;雷梦水《琉璃厂书肆四记》刊于《文物》1963年第5期。此外,如王钟翰《北京书肆记》、王冶秋《琉璃厂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等皆属同类著作。
(2)刘国宣:《书籍史视阈下的〈琉璃厂书肆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0期。
(3)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收入《艺风堂文集漫存·乙丁稿》卷三。本文所据,系民国十四年(1925)海宁陈氏慎初堂铅活字本,此下不复出注。
(4)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5)柳诒徵:《劬堂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6)孙殿起承续了缪氏的疏误,称“李氏在京之日,正值四库开馆,举天下之书群集京师”,无形中误导了后世研究者对琉璃厂书业的分析。孙殿起《琉璃厂小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81页。
(1)王钟翰:《北京书肆记》,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第380页。结合王《记》对光绪初琉璃厂书肆的统计,似作者对缪氏《后记》未曾寓目。王先生精熟清代文献掌故,不应有此,但这为我们考察缪荃孙《后记》的流传与接受,提供了一个堪可取证的侧面。
(1)沈垚:《与孙愈愚》,《落帆楼文集》,清咸丰八年(1858)吴兴刘氏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卷八。
(2)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条),民国二十五年(1936)商务印书馆影印稿本(第十册),53A。
(3)震钧:《天咫偶闻》(卷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3页。
(4)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朝士嗜好”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2-33页。缪荃孙编撰的《云自在龛随笔》六卷,以“掌故”“论史”“书籍”“金石”“书画”作诸卷篇题,对当时的学术生态确也有所关照。
(5)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89页。
(6)洪亮吉:《北江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
(1)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南涧文集》,清光绪《功顺堂丛书》本,卷上。
(2)(3)(6)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189页,第147页,第198页。
(4)(5)王冶秋:《琉璃厂史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41页,第28页。
(7)雷梦水《琉璃厂书肆四记》述及精擅鉴别版本的翰文斋主韩林蔚,1932年继承父业,从韩心源传至韩林蔚,翰文斋已经四世相传。
(8)叶德辉:《书林清话》,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214页。
(9)夏孙桐:《艺风老人行状》,《艺风老人年谱》(附录),民国丙子年(1936)文禄堂印本。
(1)缪荃孙:《朱修伯大理结一庐文集序》,《艺风堂文续集》,民国二年(1913)影印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卷五。
(2)缪荃孙:《积学斋藏书志序》,《艺风堂文集漫存》(乙丁稿),民国缪氏艺风堂家刻本,卷二。
(3)缪荃孙著,黄明等标点:《艺风藏书记》(缘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4)夏孙桐:《艺风老人年谱》,民国丙子年(1936)文禄堂印本。
(5)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书籍聚散”),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6)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1页。
(1)夏孙桐:《艺风老人行状》,《艺风老人年谱》(附录),民国丙子年(1936)文禄堂印本。
(2)(3)孙殿起:《琉璃厂小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页,第38页,第120页。
(4)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第六章“日本书商来京搜书情形”,第269页。关于我国地方志文献在近代大量流入日本,详参巴兆祥《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5)详参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外集《日本访书记》。
(6)陈寅恪:《陈寅恪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72页。